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

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第1篇

双流区金桥小学 王雨晴

阅读唐诗，我们“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而一说到唐诗，李白的诗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他以仙风道骨的风格被人尊为“诗仙”，这位大诗人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无疑是颗最耀眼的明星。

李白在作诗上有很高的成就，有对于现实的不满，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李白的诗作以乐府诗、歌行体、七绝为主。这些类的体裁相对自由，一般不要求对仗，流转自然、音节格律比较自由，不受约束。他被称为“天才”，让人钦慕。

李白生活在盛唐年代，关于这个年代，作为“诗圣”的杜甫是只有羡慕的，写下《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这个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气象，文学方面，开始摆脱了六朝的轻靡之风，呈现出健康明朗的特色，但是繁华的之后，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李白一生的后期，处于唐由极盛趋向衰落的时期，他的大部分诗歌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在蜀中时期，这一时期的隐居生活与道教教徒交往，培养了李白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性格。逐渐形成了浪漫主义的诗风。期间创作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夜宿山寺》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等诗歌，都以绝句为主。在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时期，李白创作了很多极具浪漫色彩的优秀诗歌，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李白想落天外的特点，大大发展了庄子寓言，屈原初次的浪漫精神和表现手法，也融汇了道教的神仙意象，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代“诗仙”的赞誉。

在长安时期，李白希望来到皇帝身边得到朝廷重用，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但是却经受了无数挫折，无数白眼，无数讪笑，但是远大的抱负理想使他坚信“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终会实现。开元盛世以后，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在玄宗面前极力展露自己的才华“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但奉紫霄顾，非邀青史名。庄周空说剑，墨翟耻论兵。”可见，李白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此时的玄宗已经不再是励精图治的开明圣主了。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他个性突出，直接且深刻的揭露出了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在本身自由个性的影响下，对封建腐败的批判更加明显。他的诗作不太倾向于人民大众，是站在较高层面，具有艺术性和批判性的创作。

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第2篇

一、 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 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 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

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

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第3篇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

1 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比较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

2 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终身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李白 杜甫 精神财富 现实意义

唐代诗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而李白和杜甫两人的作品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要研究唐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在历史之外，两人的诗歌也是研究时所必须参考的、无法忽略的重要依据。没有研究过两人的诗歌，那么对唐代历史的研究可能就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也很有可能是片面的。 一 李白、杜甫简介

李白(七零一年 七六二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之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著有《李太白集》。

杜甫(公元七一二 七七零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 [1] 见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1]

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2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2]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有《杜工部集》。二 李白和杜甫诗歌对比

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著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 [2] 见韩愈.《调张籍》。

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三 时代的不同是影响李、杜诗歌风格和个人思想的最重要因素

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个人价值和重骨气传统，诗歌中充满了对人生的依恋和对祖国大河山川的无限赞美与热爱。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描写反而退而居其次。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代，当时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人民生活富足，这对李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李白没有意识到隐藏在巨大的繁荣背后的陷阱。“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乃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事物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走向衰落死亡的开始。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从公元710年到762年盛唐其实已经开始从繁华走向衰落，李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是注意到了繁华的一面而忽略了她的趋势，没有把诗歌的重点放在关注国家、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上，只是以自己为中心，写的也以自己对山川大河的感悟和对人生的热恋最为居多。因此，研究李白的诗歌，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对个人的激励以及对祖国河山的感情，而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从诗歌中反而得不到太多的信息。

因此，我们说李白的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比较巨大的，因为他能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依恋，教会人们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以及平凡的山川景色中看到不平凡，激发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永不服输的斗志，影响人们去改变生活中丑陋的东西，当人们遇到残酷的现实时，也能够进行最激烈的抗争。也就是说，李白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教会人们永远抱着希望，“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应该是李白的诗歌中透露的最能给人以启迪的东西。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三十五岁以前，从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期间，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十八至五十八岁之间，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早期的作品也是以自己的感受和祖国山川描写为主，但是从三十五岁开始，他的诗歌中心已经转到现实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以及国家社稷的安危上来。他的诗歌随着社会的衰落，每个时期都有很多反应人民疾苦以及社会动荡混乱的诗篇，从而是他的诗歌有了很大的研究价值。如果想了解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杜甫的诗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因此，我们说杜甫的诗歌在其现实的意义上要远远大于李白，它不仅让人们了解了一个朝代，更多后人影响深远，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诗词人都深受其影响，对杜甫的诗歌推崇备至。另外，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以及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对人们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杜甫的诗歌被称为“国学宝典”。

其实，无论李白还是杜甫，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给我们留下的都不仅仅是诗歌，更多的是从他们的诗歌中折射出来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管是不畏强权、热爱生命，还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非一两句话可以言明。对李杜两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相信以后还要继续不停的研究下去。而两人诗歌中的精神，也必将照耀千古，永世长存!

参考文献：

[1]《李白和杜甫》.《李白》.《杜甫》.《李白概况》.中国青年网. [2] 黄诚.《李白杜甫诗歌的艺术比较》.(2006-04-20).[2008-06-13].[EB/0Z].中国论文网.

李白和杜甫诗歌的现实意义对比

罗 涛

李白和杜甫诗风的比较范文第5篇

摘 要： 在李白留存下来的一千多首诗歌中，有一百多首与道教文化相关。随着李白诗歌的外译，道教文化也在海外得到传播。本文通过分析不同译者英译道教影响下的李白诗歌语言、典故和想象的策略，探讨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之下，中国道教文化借助李白诗歌实现海外正向传播的可行性。

关键词：李白 诗歌 道教 英译

一、引言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具有明显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李白留存下的一千多首诗歌中，有一百多首与道教相关。司马承祯赞其有“仙风道骨”；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到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赞誉李白之人总是将李白与道教中的“仙”联系起来，“诗仙李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集体记忆。李白不像大多数儒家学者那样，沿着寻常的科举道路寻求功名，而是游历天下，在湖光山色中一路访仙、一路吟诗。他的诗歌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奇异的夸张，情感奔放自由，语言华美瑰丽、行文跌宕多姿。无论是他特立独行的性格，还是自由不羁的诗风，无不与其受到了道教影响相关。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不少译者都翻译过李白诗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小畑熏良（Shigeyoshi Obata）、杨宪益、许渊冲和赵彦春等中外译者都对李白诗歌英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通过挖掘道教对李白诗歌语言、典故和想象的影响，本文发现，译者对于李白诗歌中的道教影响彰显得还不够充分。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当代译者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向西方世界介绍道教思想对李白诗歌的重要影响。

二、道教影响下的李白诗歌典故及其翻译

李白善于用典，极具引辞征事之巧。由于深受道教影响，李白对于道教典故自是谙熟于心，运用起来得心应手。道教典故的运用不仅展示了李白的高超才识和敏捷思维，还使得其诗歌内涵更为丰富，风格更显俊逸飘举。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八》篇幅不长却通篇用典：

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

一体变更易，万事良悠悠。

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水流。

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

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

该诗首句便用到了《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一典。李白借用“庄周梦蝶”这一耳熟能详的典故引出道教所倡导的物我同一思想。接着，又用《神仙传》里麻姑的浪漫传说告诉世人连蓬莱仙境的海水都难保一成不变，所以秦朝的东陵侯在汉初沦为种瓜人也就见怪不惊。通过用典，李白水到渠成地传播了淡泊名利、出世无为的道教思想。在译诗中，日本译者小畑熏良和英国译者韦利都保留了“庄周”（Chuang Chou） 这一道教名人的名字。小畑熏良还特意加上了脚注，为西方读者介绍庄子其人。而韦利则道出典故出自《庄子》，并细致地讲述了庄周梦蝶的故事。然而，接下来在翻译“一体变更易，万事良悠悠”时，韦利的译句是“If single creatures can thus suffer change/Surely the whole world must be in flux？”韦利把“一体”翻译成“单个的生物”（single creatures），这样的译文容易误导西方读者以为李白在讨论西方的进化论而不是庄子的“万物齐一”理念。显然，韦利的译文把道教的主张简化或者误读了。而小畑熏良的翻译则是：“Which was the real—the butterfly or the man？ / Who can tell the end of the endless changes of things？”他以“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蝴蝶还是庄周？”和“谁能说清楚不停变化的万物最终会变成怎样呢？”两个问句来翻译了原文中的“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变更易，万事良悠悠”。这看似不忠实于原诗的连续提问为庄周梦蝶的典故提供了详细的解读：庄周以为自己在睡梦中变成蝴蝶，可谁又能肯定不是蝴蝶在梦中以为自己是庄周呢？诗句“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水流”中隐藏了“麻姑”的典故。麻姑是道教神话中的仙女，从得道后曾三次见证东海变桑田。她在巡视蓬莱时发现海水变浅一半，又有了变为陆地的征兆。韦利在给出译诗之前就先向读者解释了这一典故：“仙女麻姑自述从她到仙境（蓬莱）后，周围的海水变浅了”（ The fairy Maku said that since she came to Fairyland〔Penglai〕 the sea that surrounded it had become much shallower），然后順理成章地在诗句中保留了“蓬莱”这一代表仙境的道教符号。而小畑则直接舍弃了道教神话背景，把“乃知”一句处理成了“流向遥远大海深处的水，不久又要变成浅浅的清溪了”。原诗借以说理的典故在他的译句中成了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写。最后一行诗句点题，“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营营”语出《庄子》“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指追求奔逐。因为没有出现主语，不同的读者可以选取不同的视角。既可以理解为李白自劝：“富贵如浮云易逝，自然是没有必要为其累及自身了。”也可以视作是李白以道教理念劝诫世人不必追名逐利。这种隐去“我”的观物感物方式正是道教“简单空无，任物自然”的言说方式。然而在翻译之后，译入语文化却讲求主谓齐全、逻辑顺畅。于是，韦利在译文中补全了主语“我们”，改原句为条件句：“如果财富和名誉的确如此无常，我们这么辛苦追求的是什么呢？”（ If wealth and honour indeed be flighty as this/ By our toiling and moiling what is it that we seek？） 小畑熏良则更加直接地补充了李白劝诫的对象——“你”。译文为“地位和财富必然消失。你是知道的，却还一求再求——所为何来？”（ So must rank and riches vanish. / You know it，still you toil and toil，— what for？）

道教典故是李白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明显体现。虽说海外译者对李白诗歌道教典故的翻译还有不足，但他们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都保留下了李白诗歌原文所透露出的深刻的道教思想。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使命招呼之下，新时代的译者要尽量避免小畑熏良和韦利的省译和误读，但前者直译加注和后者提前插入典故背景的译介方式却仍然值得借鉴。

三、道教影响下的李白诗歌语言及其翻译

唐朝是道教最为盛行的时代，李白的故乡四川江油的道教氛围尤其浓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道教中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出世独立、功成身退等思想在李白诗歌中俯仰皆是。除此之外，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仙人”“大鹏”“真人”“紫云”等明显的具有道教意味的词汇。在道教影响之下，李白诗歌所描绘出的诗意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在文学跨文明传播中，由于“文化过滤”的必然性，如何能最大化地保留其诗歌中因为道教语言而呈现的独特魅力？这将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之下，中国道教文化借助李白诗歌实现海外正向传播所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李白诗歌中经常会用到一些与道教文化相关的语言。比如，在上文所分析的《古风五十九首·其八》中，他写道：“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水流。”众所周知，“蓬莱”是道教信仰中的神仙胜地。但是，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在不了解中国道教文化的前提下，他们很难理解李白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和这首诗的韵味与意境。在对这首诗的众多翻译版本中，韦利将其译为：“The fairly Maku said that since the came to Fairland（ Penglai） /the sea that surrounded it had become much shallower.”在他的译文中，韦利虽然为原文补充了“知”的主语——The fairly Maku（女仙麻姑），还为读者解释了“蓬莱”这个地名的内涵——Fairland（仙境），但他却没有明确指出女仙麻姑和蓬莱仙境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因此，尽管他忠实地保留了“蓬莱”这一具有深厚道教内涵的文化负载词，甚至补充了“麻姑”这一主语，但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们还是难以深入理解道教对李白诗歌的重要影响。在小畑熏良的译文中，这两句诗被译为：“The water that flows into the depth of the distant sea. /Returns anon to the shallows of a transparent stream.”他直接舍弃了道教文化负载词“蓬莱”，使其变成了普通的描述景色的句子（流向遥远大海深处的水，不久又要变成浅浅的清溪了），原诗中的道教韵味更是被过滤殆尽。

又如，在《古风五十九首·其五》中，李白还写到：“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赵彦春将之译为：“On my knees I ask for the knack./ From this immortal I have met.”译文中的“真人”被译为“immortal”，意为长生的神人。而在道教信仰中，修真就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长视久听。“immortal”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诗中的道教内涵。然而，此诗中的“安识紫霞客，瑶台鸣素琴”一句则被赵彦春译为：“Don’t you know the sagacious man，/ who by Jade Pool the lute did play？”事实上，与“真人”一样，原诗中的“紫霞客”也明显地体现了李白的道教信仰，因为紫霞本指紫色的云霞，是一种祥瑞，而道教仙人往往乘着紫色的云霄来去，因此，此处的“紫霞客”就是道教神仙之意。然而，从上文的翻译来看，译文显然消解了原句的道教内涵，因为“sagacious man”指的是睿智聪慧的人，与原诗中“紫霞客”这样的道教仙人形象并不相符。

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中，“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中的“紫云”和“道风”也明显地展现了李白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赵彦春将之译为：“On Mt. Purple clouds you dwelt on， /The love for the Word not yet gone.”“紫云”被简单地直译为“Purple clouds”，其道教意味并未得到彰显；“道风”被意译为“The love for the Word”（对圣言的热爱），宗教内涵也有变异。英文版《约翰福音》中的“Word”一词往往被看作是《道德经》中“道”的文化对应物，因此译者将原诗中的“道风”以归化的翻译方法译为“对上帝之言的热爱”，这样的翻译虽然因为适应了西方读者的文化模式而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但是，李白原诗中的道教意味却变异为基督教意味了。

由于李白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他诗歌中的语言处处体现着道教特色或饱含道教情怀，但是，比起典故而言，道教影响下的诗歌语言是更隐性的存在，因此，要在异质文化中再现李白诗歌语言所受到的道教影响比起再现李白诗歌典故中的道教内涵难度更大。从赵彦春对李白诗歌的翻譯来看，他的译文是以“归化”的方式，使李白诗歌适应西方的文化模式，故而李白诗歌语言所受到的道教影响在译文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

四、道教影响下的李白诗歌想象及其翻译

李白诗歌里的艺术想象也处处体现着他受到的道教影响。李白的故乡在四川江油，而四川大邑的鹤鸣山、都江堰的青城山、新津的老君山都是全国闻名的道教名山。李白耳濡目染，道教信仰更是从小就根植在其思想里。道教通过虚构和想象为信徒描绘出一个虚拟但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为李白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赋予李白诗歌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和艺术蕴含。

李白在《蜀道难》中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地展现了蜀道的艰险。通过诗意联想到蚕丛鱼凫、黄鹤之飞、六龙回日等神话故事，李白将蜀道的壮丽奇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除此之外，“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一句还蕴含了“五丁开山”的神话故事，讲述了蜀道的崎岖峥嵘和光辉来历。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B.Tayler）的译文为：“But not until brave men had perished in the great landslide/ Were bridges hooked together in the air/And a path hacked through the rocks.”译者用到“hook”“hack”“turn back”等几个押尾韵的动词来表达蜀道的高险和还原原诗的韵律美，但诗句中提到的五个蜀国壮士却被直接译为“brave men”，“五丁开山”所引发的丰富想象已经荡然无存。

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也展现了他源于道教神话的奇妙想象。通过描绘梦中游历天姥山的情景，李白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慨之情。在诗中第一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中，“瀛洲”是道教神话中的东海仙山，是一个虚构的仙境。传说海上本有岱屿、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座仙山，后来岱屿和员峤两山飘去无踪，只剩下方壶、瀛洲、蓬莱三座仙山，山上住着神仙，还有同酒一般香醇的泉水，令人神往。许渊冲的译文为：“Of fairy isles seafarers speak/Mid dimming mist and surging waves， so hard to seek.”译文将瀛洲译为“fairy isles”（仙岛），虽然能让西方读者了解李白诗歌的表层含义，但其道教神话所引发的瑰丽想象却无从体现。而在下文“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中，“金银台”“云之君”“仙之人”等都描绘的是道教仙境中神仙聚会的华美和盛大场景。许渊冲将“金银台”译为“gold and silver terraces”，而“云之君”和“仙之人”则被分别译为“The Lords of Clouds”和“immortals”。译文在表层意义上与原诗达成一致，但就意境而言，并没有体现出李白诗歌中运用夸张和想象创造出的热烈盛大、流光溢彩的道教仙境场景。

比起道教影响下的典故和语言，道教影响下的李白诗歌想象更加缥缈难以捉摸。因此，在杨宪益和许渊冲的翻译实践中，他们多是从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出发，要么省译，要么异译了李白诗歌中源于道教的神话想象。总体而言，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以“归化”为主的。然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要在国际社会彰显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求，翻译李白诗歌的目的不仅是让译入语读者了解李白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成就，还应该以李白诗歌为载体，更全面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在借鉴前人英譯李白诗歌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新时代的译者可以考虑适当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更多地保留李白诗歌中蕴含的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让世界读懂中国。

五 、结语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诗仙”，道教文化深沉而静默地影响着李白的诗歌创作。李白诗歌的典故、语言和想象都因受到道教影响而提升了品格，增添了韵味，达到了更好的表达效果和突显了李白卓尔不群的诗风。然而，李白诗歌中的道教文化因素给李白诗歌的英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的翻译使命召唤之下，译者在英译李白诗歌时不妨更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更多地保留李白原诗中蕴含的道教文化特点，传达出原诗的美感以及丰富的意境，在助推李白诗歌的国际传播时兼顾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国际传播。

（指导老师：卢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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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是2020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基于李白诗歌的中国道教文化海外传播”（LB20-B05）和2020年全国大学创新创业项目“基于李白诗歌英译的巴蜀文化外宣研究”（S202010621040）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王淼、王梓涵、云茗竹、孙丽丽、 李娇娇，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176班学生；卢婕，文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