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供给能力范文

服务供给能力范文（精选9篇）

服务供给能力 第1篇

“社会公共需要是政府存在的原因, 决定着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1]服务社会大众, 向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社会治理模式日益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性模式转变时,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打造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

1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 责任政府研究在中国渐渐兴起, 特别是在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举措后, 各级政府都提出了建设责任政府的施政目标。概而言之, 所谓责任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等理念的指导下, 以维护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方便社会大众生活为施政目标, 并在施政过程中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其核心是要求政府把维护和实现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满足公民的正当利益作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2]在责任政府视角下, 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 切实做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是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和施政目标。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会极大地丰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 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社会需求, 会进一步巩固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 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 政府千方百计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建设, 会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增长, 也是对责任政府理念的贯彻。总之, 提高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是贯彻责任政府内在价值内涵的基本要求。

2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进步意义

“建设责任政府是国际竞争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形势下, 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成为竞争中的重要筹码。”[3]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能够极大地提高公共服务的产出能力和服务质量, 丰富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同时, 通过政府主导而建立起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也会树立政府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负责任形象。

2.1 贯彻责任行政的要求

责任政府的基本价值内涵是指各级政府要树立责任行政理念, 切实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政府, 要认识到向社会大众提供优质、丰富的公共服务, 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是政府的应有责任。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多方参与来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可以极大地丰富社会的公共服务资源、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同时可以进一步在政府治理实践中贯彻责任行政的理念, 做到政府的一切治理活动向社会大众负责。可以说, 通过建立起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责任政府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2.2 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履行政府责任

长期以来, 我国都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社会资源较为匮乏, 政府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 无法向社会提供较多的公共服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 我国社会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是, 由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边缘化等原因, 导致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增长,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远落后于社会需求。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有限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协调处理好不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冲突和实现公共服务的项目化等, 可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满足社会大众的各种公共需要。

2.3 树立责任行政的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向导, 树立责任行政理念就是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切实树立起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施政理念。“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 政府对人民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4]政府在社会治理活动中, 要意识到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 政府是人民权力的委托者。政府要做到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都能够对人民负责, 把责任意识深入贯彻到社会治理活动中去。通过建立起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向广大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丰富的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大众的公共需求, 既可以在广大社会大众心中树立起责任政府的形象, 同时也可以培育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意识, 对提高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2.4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协调责任

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同时, 政府在责任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必然会关注民生、加大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建设力度。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政府必然会在涉及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上给予政策扶持。同时, 加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上的公共财政投入, 在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让广大农村地区切实分享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果, 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进而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 政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公共服务协调责任。

3 当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

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资源的支持, 丰富的资源才能保证社会大众从公共服务供给中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资源不断丰富的社会环境下, 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本应有很大的提高。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上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具体而言, 现阶段在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3.1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边缘化,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一直强调一切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党和政府的政策大多是围绕着发展经济来出台的。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 都把发展经济列入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相对应, 政府的资源大都投入到了生产领域中, 很少投入到公共服务项目上去。在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中, 公共服务供给职能被人为地边缘化了, 各级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关注民生。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没能很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没有及时地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可以说, 政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是失职的, 没有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 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失衡。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使得社会大众无法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极容易使得社会大众产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疏离感。

3.2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化, 难以提供优质、丰富的公共服务

现阶段, 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上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提供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着的。即使有一些公共服务是由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 但是这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资金和政策上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样, 造成了事实上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单一化, 即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 由于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的压力、政府内部公共服务绩效难以客观评估等原因, 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种类单一而难以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的需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责任意识的缺失等诸多弊端。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 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很难满足社会大众的多样化社会需求。

3.3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责任追究制

很长时期内, 政府人为地将公共服务职能边缘化了, 没有认识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自己的应有职责, 而把提供公共服务看作是政府对社会大众的特殊关怀、甚至看作是对社会大众的“恩赏”。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没有树立起责任和服务意识, 自然不会主动承担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各种责任。即使是追究相关者的责任, 也多是有政府内部做出的象征性责任追究, 特别是在共公共服务供给相关决策活动中, 由于政府决策环境的封闭性, 社会无法知晓相关信息, 政府自然也就息事宁人的做法。概而言之,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 在遇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等情况时没有经历有效的问责机制, 自然很难对政府问责。

3.4 政府未制定出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 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供给的两极分化、不同地区公共财政资源多寡、国家在不同地区的政策倾斜程度不一等原因, 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个统一、通用的公共服务标准。这样, 既不能保证绝大部分的社会大众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也造成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的加剧。同时, 由于缺乏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标准, 导致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绩效也难以界定。这样, 社会大众就难以依照公共服务标准要求政府提供合理的公共服务, 只能是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就接受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现在的普遍情况是, 社会大众对政府主导下公共服务供给很不满意, 政府等供给主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是品种少、质量次, 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缺少可选择性等。总之,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加上缺乏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标准, 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普遍不高。

3.5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协调责任缺失, 导致公共服务不均等化在加剧

“公共供给必须适应公共需求的规律, 或者说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的规律, 是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5]即政府应不断地整合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供给资源, 协调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供给建设步伐, 保证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社会公众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 政府应该向所有地区、阶层的社会大众提供最低底线的公共服务。政府在未能协调好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供给建设步伐, 加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社会大众所处群体社会地位的不同、城乡居民的身份区别等原因, 现阶段的我国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在加剧, 特别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在不断地拉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市地区已经普遍的享受到了基本的公共服务, 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关注民生的领域公共服务的差距更为明显 (见表1、表2) 。

资料来源:赵泽洪, 朱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及对策研究[J].学术论坛, 2009 (2) :114

4 责任政府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构的对策

在责任政府的框架内构筑提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树立责任行政的理念是先导, 制度建设是关键, 政府的贯彻执行是保障。因此, 在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过程中, 应从树立责任行政的理念、制度保障和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等角度来进行。

资料来源:赵泽洪, 朱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及对策研究[J].学术论坛, 2009 (2) :114

4.1 树立责任政府理念, 切实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政府施政只有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 才可能不会偏离政府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因此, 在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前, 政府要树立起责任行政理念, 切实把向全社会提供标准统一的优质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要肩负的重要责任之一。同时,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不要人为地弱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要把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摆在政府施政的重要地位, 努力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向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特别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领域要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 最重要的是从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提供稳定的公共服务资源保障、确保政府高效执行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4.2 政府要负责任地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有限市场竞争

缺乏有效的竞争, 会致使得在无竞争环境下的公共管理活动趋于在低效率状态下运行。在公共服务供给中, 由于政府在供给上的独占性, 导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没有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 进而导致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缺乏积极性、由于官僚机构的封闭性而无法满足迅速变化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缺少外部监督等现象的存在。在公共服务供给上, 应该有计划地打破政府供给的垄断性, 引入有限的市场竞争, 引导更多的供给主体加入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中来, 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发挥社会多元供给主体的合力作用。但是, 引入市场竞争要把握好尺度, 即合理吸收市场机制的优势但不能将公共服务彻底地推向市场, 逐步地建立一种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社会多元供给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4.3 政府要肩负起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协调责任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在提升社会公共服务供能力的同时, 也必然会使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在争取公共服务供给资格等相关问题上产生利益冲突。在政府对由社会其它供给主体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有限时, 争夺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资格就必然会造成供给主体间的冲突。同时, 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必然要求相互之间进行很好地协调, 以发挥不同供给主体的优势, 合力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地公共服务。因此, 政府应该建立起公共服务供给的专门协调机构, 并配备专业人员, 引导不同的供给主体有序地提供公共服务以便相互之间密切地展开合作、及时化解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冲突, 以谋求不同供给主体间通力合作, 在共同合作、形成合力的基础上向全社会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

4.4 做到公共服务项目化, 落实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

长期以来, 政府都未能真正地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在提供服务时多是分散性, 是点状分布的。公共服务供给力量的分散布局要求政府对这些公共服务点上要进行及时的监督, 以保证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共服务都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完成。但是, 政府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力量有限等原因, 缺乏对公共服务的应有的监管, 也无法将公共服务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因此, 应该将公共服务项目化, 将每一个公共服务工程视作一个完整的项目来组织实施, 运用市场化运作的一些成熟、合理的做法, 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同时, 在公共服务项目化的同时, 要明确指定各个公共服务项目的负责人, 合理授权让项目负责人处理好公共服务项目的运作, 并对整个公共服务项目负责。这样, 就能落实公共服务的具体责任, 也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追究打下了制度基础。

4.5 政府应肩负起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 加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建设力度

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状况是, 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已基本赶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居民已享受到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 中西部地区还不能提供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 由于国家一直以来都将精力放在城市的发展上, 导致的是城市的普遍繁华, 农村地区则是普遍落后, 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因此, 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建设上的财政投入。同时, 加快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财富转移力度, 并采取多渠道募集公共服务供给建设资金。总之, 做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来加快实现国家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孙彩红.中国责任政府建构与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43.

[3]沈鑫.论责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J].经济管理者, 2008 (15) :41.

供给侧改革不能忽视服务业 第2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习近平主席在G20会议上表示，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用3到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措施最实，说到就会做到”。这意味着，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没商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何处入手？绝大多数理解都集中在实体产品的生产上，如从生产端入手，重点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具体而言，供给侧改革要优先解决消费品供给质量不足的问题，如牛奶、大豆等农产品，还有奢侈品和大量的日常消费品，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到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让习主席感慨的是，正是因为这些消费品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不过，从消费品看供给侧改革只是一个方面。在安邦智库（ANBOUND）看来，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将不断加大。201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增长非常明显，北京市的服务业占比接近8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3个百分点；上海市的服务业占比也提高到了67.8%，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超过60%。在向消费和服务业拉动型经济转型方面，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增长较快，广州、深圳和杭州等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服务业占比已超过60%。

对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显然不能忽视。实际上，中央对供给侧改革的分析中，就包括了服务业的内容，如习近平主席就曾表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中国的“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极大，不管是生产性服务还是生活型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旅游、金融、信息、养老、娱乐、休闲等多个服务业领域，都有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与商品制造不同，由于服务业很难变成标准产品，而且大多数服务业与体验相关，因此，服务业的产业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往往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随着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有质量的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的缺口。中国千万不能忽视服务业的供给，当前中国大量出现的对外移民、资本外流，在相当程度上就与国内服务业供给质量不够有关。

以教育为例，中国每年有大量学生出国留学，2015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比2014年增加6.39万人，增长13.9%，其中国家公派2.59万人，单位公派1.60万人，自费留学48.18万人。自费留学人数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教育服务不足的现状。在香港，有为数不少的内地学生在港读书，而且年龄日趋变小，一些身家千万的内地家长甚至放弃事业在香港陪读，成为现代“孟母”。这是有质量的教育供给不足的结果。

再以医疗为例，在迅速增长的高端医疗需求之下，中国每年海外医疗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当国内医疗保健服务无法满足所有患者需求时，一些具备支付能力的人开始选择出国寻求服务。据了解，目前中国人赴海外医疗的主要一些“重症医疗”，但现在早期病人也越来越多。赴海外医疗的中国人增长很快。以美国的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为例，2012年该医院接收的中国病患约为40例，到2013年增加到约100例。在距离中国更近的区域，2012年赴韩医疗游的中国游客达到32503人，人数首次超越美国位列第一；2013年，访韩医疗旅游总人数超过21万，其中中国人占了四分之一。2013年共有31758名外国人赴韩整形，其中中国人占比达70%。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国内医疗服务领域提升的空间极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这些逐渐加大外流的服务业消费，反衬出国内服务业供给不足的问题。未来，在中国的城市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服务业的提质升级变得十分迫切。随着中国的需求向消费社会转型，在产业上向服务业转型，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甚至成为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安邦智库（ANBOUND）过去提过，抓住消费就是抓住未来，抓住服务业同样也是抓住未来。（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G20杭州峰会开出的药方效果尚待检验】

G20杭州峰会5日闭幕，在20位各国元首言笑晏晏的团体大合照背后，全球经济面临的复苏难题有增无减，加上各国利益盘算南辕北辙，本届G20开出的药方究竟是特效药、或仅有温补之效，仍待时间检验。G20开幕之初，英国首相梅就曾说，全球化的发展不均，让许多人有被抛弃的感觉，并未感受国际贸易的好处。这种所谓被抛弃论，正是源于全球经济低迷和需求萎缩使得产能过剩加剧，进而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如此造成的恶性循环，对贸易和劳工带来不良影响。中国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他在3日G20工商峰会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会导致双输局面。面对世界经济成长欲振乏力，习近平提出以创新经济增长，并且建构开放型经济，这才是未来长远发展的解决之道。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夏指出，习近平推销的创新药方内容中，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管理、商业模式、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就连公报草稿中多次出现创新经济增长，都被视为本届东道主积极将自身想法烙印在G20中的野心。《华尔街日报》不讳言，此次G20公报涉及移民、恐怖主义、能源甚至在全球蔓延的寨卡病毒等广泛议题，即便中国有自己的想法，但从篇幅甚长的公报内容中，也真实反映出G20成员国之间利益分歧之大。根据多伦多大学G20研究小组统计，G20成员国完成了去年在土耳其峰会上承诺目标的77%，并打出了C+评分，这已是2008年以来的第3佳成绩。承载全球经济总量85%、贸易额80%的G20，在全球发展与自身利益间将如何权衡取舍，以尽可能达成承诺目标，才是本届会议是否真正成功的关键。（B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务院强调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适当扩大内需，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关键要通过加大补短板工作力度，既带动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又增加有效供给。要抓住当前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等有利时机，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聚焦脱贫攻坚、灾后重建和中小水利治理加固、重大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新产业新动能培育等重点领域。一要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重大工程项目，围绕着力补短板、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等，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形成项目储备机制和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同时积极化解过剩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二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更好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抓紧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除跨地区、跨流域、跨境项目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能放给市场和地方的一律下放。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限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对民办与公办机构在市场准入、职称评聘、社保定点等方面同等对待。出台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措施。三要创新融资方式，统筹盘活沉淀资金。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按照市场化运作和可持续的要求，以易地扶贫搬迁等为重点科学合理使用专项建设基金，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水利薄弱环节、城市防涝设施建设等投入。注重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再向社会集中推介一批有现金流、有稳定回报预期的项目。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健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评审制度，对各类市场主体在中长期贷款投放、市场利率等方面一视同仁。支持企业通过债券、股权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四要制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外资的措施，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试点新经验，出台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五要建立补短板项目推进奖惩机制。以真抓实干推动补短板取得更大成效。（L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官员对英国叫停欣克利核电站感到沮

丧】

日前，在杭州G20峰会期间，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首次会晤。会晤中，习近平表示，他将耐心期待梅在造价180亿英镑的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项目上作出决定。该项目由法国电力（EDF）牵头，而根据协议，中法双方在英国更为广泛的合作还包括在塞兹韦尔和布拉德维尔建设核电站。本周传出的消息称，梅正在就是否允许中国企业对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投资60亿英镑征求安全建议。对于梅觉得有必要在应不应该允许北京方面投资于英国核电项目的问题上咨询安全部门负责人，一位中国核电官员表达了沮丧感。这位官员称；“这真的令人烦恼和不专业，中国允许引进法国和美国的核电技术，用这些技术建造了很多反应堆，我们从来没有说那将制造一个安全问题。”就中国的核电战略提供建议的另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他对于英国方面提出安全顾虑觉得“很奇怪”：“如果梅出于经济上的理由进行重审，那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撕毁保证电价。中国企业仍有兴趣，但没有保证电价不行。本来我们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事情。这是他们之间的双边协议。那么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我们觉得这一点不寻常。”英国一直善于在经贸方面平衡各方力量，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次习近平与梅会面时的表态及中方官员的态度也表明，中国正在敦促府英方进一步明确对涉及“安全问题”的中方投资的态度，以便使未来中英贸易投资策略调整获得指引。（NSXW）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电解铝将成为继钢、煤之后新的去产能重点】

电解铝产能过剩进入高层视野，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美双方在G20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全球电解铝产能过剩。《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双方认识到，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增加，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应对全球电解铝产能过剩问题。美方欢迎中方推进以去产能为目标之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方也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中美双方还承诺，将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有关挑战，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中国是一个铜少铝多的国家，电解铝产能存在过剩，全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产能利用率一直在70%左右。过去几年，从增长情况来看，全球电解铝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中国，全球其他地区的电解铝产量过去基本稳定在2400万吨左右。化解电解铝产能过剩，有利于提高电解铝行业的景气度，通过供给端持续有效退出，改善铝行业的供需关系，支撑铝价上行。另外，电解铝产能过度扩张不仅威胁企业的生存，还间接造成铝土矿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威胁着整个中国铝工业健康发展，有效加快化解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刻不容缓。（RLE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海绵城市盈利难反映国内城市基建PPP落

地困境】

近年来，我国诸多大中城市频繁发生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暴露出国内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缺陷。但这一问题有望推动国内“海绵城市”建设的加速。根据国务院部署，到2030年，全国658个城市建成区的80%要达到就地消纳和利用70%降水的目标。但是，海绵城市建设却面临资金来源的尴尬。按当前国家海绵城市的建设规划，有人估算，至2020年，全国每年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4000亿元；到2030年，需要资金约1.6万亿元。海绵城市的建设显然不能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为此，中央一直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不过，由于收益回报模式尚不清晰，目前大部分的社会资本对这一领域仍持观望态度。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表示，“海绵城市相当于在建一个生态绿地系统。这部分的服务怎么计算是一个难点；目前还没有特别成功和完善的模式，PPP模式应用在海绵城市建设还有一定困难。”海绵城市建设需求与回报模式间的矛盾，体现了国内城市基础建设中PPP项目推行的困难。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9285个项目入库，投资总额10.6万亿元，其中，落地项目有619个，项目总投资额1万亿元。从对应数量上看，项目落地率约7%；从对应投资额上看，项目落地率不足10%。其中大多数因为权责不清、运营风险、回报周期长等问题无法落地，像海绵城市这样收益回报模式尚不清晰的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将更加困难。（ASXW）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防交通法将增强中国军队全球行动能力】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国防交通法，该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国防交通法共9章60条，明确了国防交通管理体制及职责分工，规范了国防交通规则、交通工程设施、民用运载工具、国防运输和交通保障等方面制度。交通战备工作涉及地方政府、部队、企事业单位和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通信等多个系统，点多线长面广，交通战备系统一盘棋的格局亟待完善。为了健全国防交通管理体制，国防交通法进一步明确了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等。法律规定：国家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规划、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国的国防交通工作。国家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的设置和工作职责，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称，体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精神是国防交通法的重要宗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参谋、国家交通战备办公室副主任黄伟业认为，该法对推进我国综合交通领域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军民融合，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关于海外军事行动的交通保障问题，法律首次作出规定：国家驻外机构和我国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企业及其境外机构，应当为我国实施国际救援、海上护航和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的船舶、飞机、车辆和人员的补给、修整提供协助。法律还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企业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协助所需的人员和运输工具、货物等出境入境提供相关便利。（RT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微型卫星使全球卫星图片市场呼之欲出】

大宗商品期货前几年炒到疯狂时，有美资投行开始通过人造卫星拍摄大量地貌图片，以几乎实时的方式掌握资源开采、农作为生产以及特定经济活动的信息，希望在千亿美元的商品期货市场早着先机。但唯一的弊端就是这种收集情报的方法成本太贵。不过，随着微型甚至纳米卫星登场，拍摄一张地貌图片的成本大幅下降，小投资者也可以接受。微型卫星一般重量不足100公斤，大小只有家用冰箱大小，而近年出现的“纳米”卫星，重量更在10公斤以下，体积象鞋盒大小。虽然这类卫星的运行周期及覆盖面远远不及传统的人造卫星，但具有易于发射、成本低的特点，可轻易建构起遥感监测群。最重要的是，传统人造卫星的重量达数百公斤甚至超过1000公斤。最近三年，发射可监测地貌的卫星的成本急降至原来的万分之一，使低成本“空拍”服务不再是国际大投行的专用投资工具。以美国太空总署（NASA）前科研人员为首的团队成立的Planet公司为例，由2010年成立至今已经通过55颗微型卫星建立起遥感监测群，向外界提供商用卫星影像数据。有美国卫星资讯公司在今年二月，就将卫星照片价格大幅下调，以每平方公里计算，辨析度在100厘米的卫星照片收费只需要1美元，相同辨析度但按特定要求拍摄的服务收费为2美元；至于辨析度达50厘米的照片，则以3美元起计算。清晰度不同的照片，应用价值有明显不同。辨析度为100厘米的照片，只会用于地貌观察与规划分析；而辨析度50厘米的照片，则足以用作统计车辆或集装箱流量。如果是辨析度30厘米的照片，则可以分辨建筑物通风口或街上的消防龙头，结合分析技术更可以分辨农作物种类或储油设施情况。由此可以看到，随着微型卫星的大量应用，卫星拍摄成本急剧降低，一个应用广泛的卫星图片市场已经呼之欲出。对于近年在航天事业上急起直追的中国来说，不应该缺席这个庞大的民用市场。（B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违规扩散转基因农作物可能“入刑”】

针对此前新疆阿勒泰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一事，农业部官员表示此事是研发单位有意为之，种子是从国外偷窃而来，农业部正与有关部门研究将转基因违法经营纳入《刑法》。今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区种子管理站查出该地区福海县2000亩玉米制种田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但种植企业新疆鼎盛丰和农业投资公司及育种农户李永军却均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委托种植的玉米种子来自通辽市厚德种业公司。而厚德种业股东、负责公司科研的陈洪化表示，该事件是因为育种单位私自加了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进去，和厚德种业没有关系。对于此事，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与知识产权处处长林祥明9月5日表示，新疆违规种植一事是研发单位为追求个人商业利益有意为之，种子是从国外偷来的。以目前国内种子公司的研发实力，除了几个大公司，其他都有较大差距，因此主要依靠从相关研发单位偷取转基因种子。目前农业部正在盯几家企业，但农业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只能对产品采取措施，处理起来很困难。为此，农业部正在和相关部门研究，将转基因违法经营行为列入《刑法》里的非法经营罪，争取用《刑法》打击扩散转基因违规操作。（RHT）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多家微信公号因误报“上海楼市新政”被查

处】

近期上海楼市火爆，但报道“上海楼市火爆”则有风险。据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称，因为转载未经证实的“上海楼市新政”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华尔街见闻微信公众号自9月6日起至10月5日依法暂停服务，进行全面整改。9月6日，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根据网民举报并向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直击上海楼市”等18个微信公众号散布谣言，传播所谓“上海9月1日将出台房产新政”等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网信部门要求相关网站依法对13个违规微信公众号暂停更新30日，关闭5个违规微信公众号。上海市网信办负责人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公众号运营者要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严守“七条底线”，始终遵循“九个不准”，依法合规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上海市网信办将加大互联网传播秩序整治力度，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被关闭的包括“直击上海楼市”、“中国地产金融菁英汇”等5个微信公众号；被暂停更新30日的有“上海新浪乐居”、“上海房天下”、“搜狐焦点上海”、“国际金融报”、“华尔街见闻”、“凤凰房产上海”、“21世纪不动产上海”等13个微信公众号。（L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未来可能面对更多台风威

胁】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报导，《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杂志5日发布最新研究，警告气候变化将使海洋表面水温逐年升高，并导致袭击中国东岸、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台风威力越来越强。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教授伊曼纽尔（Kerry Emanuel）说：“海岸水域温度升高，这意味着台风在登陆前有机会累积额外的能量，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温暖海水的热量会提供台风更多的能量，并因此增强台风的威力，伊曼纽尔教授说：“当强风吹过温暖的海洋时，会将海洋的热量转换成能量，并使其威力增强。”研究人员分析两组数据，计算1977年迄今的热带风暴的强度，这两组数据分别来自美国海军及空军管理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JTWC），以及日本气象厅（JMA）。分析结果发现，这段期间侵袭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强度增长12%到14%。另外，每年发生第四级和第五级的超强台风（时速在130英里到157英里或以上）的次数也增加，由1970年代末期的每年低于5次，增加到每年大约7次。研究人员同时分析1977年和2013年间西北太平洋海洋水温的变化，发现在东亚和东南亚外海的海域水温升高，而这个区域的台风也变得更强大。在开放的海洋海域，水温并没有明显升高，台风的强度也没有显著改变。这个结果意味着海洋水温升高极有可能是导致台风威力增强的原因。伊曼纽尔教授说：“这是第一次针对特定区域，具体探讨变化趋势，但这个研究并未告诉我们，造成台风越来越强的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或是自然形成的温度上升？由于只有参考40年的数据，因此很难判断真正的原因。”日本气象厅在1977年以前没有测量台风的风力，而1970年代还没有很多的卫星测量。虽然无法确定沿岸海水温度上升是否来自人为的气候变化，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海岸和东南亚地区沿岸的海水温度将逐年升高，这代表未来的台风威力只增不减，将对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命财产威胁。（LZJ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提高新能源发电消纳能力可有效破解弃风弃

光难题】

服务供给能力 第3篇

社会公共服务是社会公共部门通过权力介入或资源整合为满足公民的共性需求而提供的补益性服务, 它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政府、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公共企业 (public enterprise) 、合约公司 (contract company) 等政治与非政治性组织都可以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一般而言, 在完善的市民社会中, NGO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然而中国社会长期政社一体的格局使共青团不但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而且与NGO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一)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建团之日起, 就开始在社会公共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履行着不可或缺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共青团的工作中心进一步明确的由政治革命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的社会公共服务, 进而确立了共青团在社会职能领域中的出发点与立足点。30多年来, 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是其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比较典型的如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服务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长期的社会公共服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表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 激发了全社会青年的服务热情, 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几十年的社会实践, 为共青团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奠定了现实基础。党的十七大关于“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指示精神从国家政策的高度为共青团组织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保障。

(二)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先天优势

长期以来, 理论界对共青团的角色一直存在“双重定位”问题, 即“共青团政治化”和“共青团NGO化”;也恰恰是这种“双重定位”为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创造了先天的优势。

1、共青团是一个政治性组织。

政治性是共青团区别于一般NGO的重要特征, 表现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共青团是实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织等三个方面。共青团的政治地位使它能够有效依靠国家政治资源, 整合社会力量, 提供一般社会组织无法提供的特殊公共服务;共青团的政治性也赋予了共青团有效协调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

2、共青团是一个社会性组织。

其一, 共青团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共青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 它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共青团不能进行利润的分配与再分配;共青团不能将组织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

其二, 共青团是相对自主的自治组织。共青团通过自身的横向网络联系以及坚实的青年基础来动员社会资源, 而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法定权力;共青团采用竞争性手段来提供竞争性的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 而不是依靠官僚体系的权威;共青团赋予社会更多的选择权, 而不是向社会提供无选择弹性的公共服务。这些特点决定了共青团与党、政府这些具有垄断性的政治性组织有一定的区别。

其三, 共青团组织具有志愿公益性。志愿者和社会捐赠是共青团的重要社会资源;共青团的经费使用、公共物品提供及其开展的各项活动都要公开、透明, 并接受社会监督。

辩证的来看, 关于共青团“双重定位”的理论争论在现实面前是没有必要的。共青团既不是纯粹的国家政治组织, 也不是纯粹的NGO;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 共青团既是一个政治组织, 又是一个NGO。正是这种亦政亦民的双重性, 为共青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创造了先天的优势。

(三)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员能力

共青团组织天然具备的政治优势使其在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时能够有效排除噪音, 避免受到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制约;并且共青团组织可以利用其在体制内的影响争取到更多的体制外的资源。共青团组织网络健全, 其范围覆盖乡镇、农村、机关、学校、个体私营企业等, 健全的组织网络是其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有力保障。共青团作为唯一合法的全国性青年组织, 其良好的公信力也使它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二、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及其困境

(一)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特殊模式

共青团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既不同于政府的垄断性供给, 又有别于NGO的自发性供给, 它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供给模式, 即政府“掌舵”, 共青团竞争性“划桨”。

判断一种服务供给模式是否具有公共性, 关键在于提供方以及它所使用的权力与资源的性质。也就是说, 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 国家权力介入和公共资源投入是两个必备条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凡是公共服务, 必须是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公共资源的全力投入呢?E.S.萨瓦斯关于“生产≠提供”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

E.S.萨瓦斯认为, 服务提供 (者) 或安排 (者) 与服务生产 (者) 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服务生产 (者) 直接组织生产, 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提供 (者) 或安排 (者) 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 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 或选择服务的生产者。[1]“当安排者和生产者二者合一时, 官僚成本就产生了, 即维持和管理层级系统的成本, 但安排者和生产者不同时, 又产生了交易成本, 即聘用和管理独立生产者的成本。两种成本的相对值决定了安排者和生产者功能分开是否值得。[2]即当前一种成本小于后一种成本时,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由政府负责, 反之, 这种生产性的职能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由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来提供。

由此可见, 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公共资源的全力投入为基础的政府直接供给;一种是以国家权力的部分介入和公共资源的部分投入为基础的社会供给。两种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官僚成本与交易成本的高低。

依据萨瓦斯的理论, 共青团组织完全可以获得自己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供给角色, 即政府宏观指导, 共青团直接供给。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大量的非政治性NGO正在生成与发展, 其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 共青团与大量的社会性NGO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竞争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不应该成为政府主导模式, 应该是政府“掌舵”, 共青团与其他NGO在竞争中共同合作“划桨”。

(二) 共青团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困境

共青团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上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供给能力的不足。一方面, 政府掌舵的“度”难以衡量, 由于政府与共青团都是政治性组织, 并且共青团在日常的运作规则上归执政的共产党领导, 所以团与党、团与政在实际的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就容易混淆界限, 党与政府的“掌舵”容易滑向直接“划桨”的轨道。即使在形式上“掌舵”与“划桨”可以明确的区分, 但在实质上共青团仍然难以摆脱党与政府的指导性方针与暗示。另一方面, 共青团在财政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 这就使共青团的有效活动能力更容易局限于政府的意志。共青团固然希望更加主动、积极的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但没有政府的预算, 一切活动都只能止于一个蓝图。

另一方面, 共青团作为全国青年的政治组织, 形式上具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强大号召力, 但由于团组织的机构相对松散, 所以它在整合社会人力资源方面往往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 各种志愿团体中团员的比例较少、服务周期相对较短。在“竞争性”划桨的过程中, 相当多的志愿者更愿意参与没有太多政治压力、服务更加灵活的NGO。可见, 共青团的供给模式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竞争中并非占据绝对优势。

三、提高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一) 提高共青团的社会动员能力

共青团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中去, 高效的动员能力是共青团相对于其他NGO的显著特点。在实践中, 一方面要提高共青团的代表性, 增强其凝聚力, 丰富工作内涵, 扩大团员青年的参与面, 在不断完善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品牌 (如青年志愿者) 的同时, 探寻符合社会需要的新形式。另一方面, 要创新工作方式, 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互联网在组织动员工作中是一种更容易贴近青年, 更容易为青年接受的组织动员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青年一代有望成为基于互联网的志愿行动者。

(二) 提高共青团的资源整合能力

资源相对匮乏是共青团与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共同特征, 也成为制约团组织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共青团要掌握更多的服务性资源, 就必须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争取、整合、配置资源, 为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保障。

首先, 共青团应当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 主动争取党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党团的历史渊源与政治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共青团在政治资源的整合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青团要选好公共服务供给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就是党、政、团三者的切点而非交点, 即选择党政关注的问题但又不侵犯党政的职能范围。其次, 共青团应当利用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 主动从市场主体中获取财力、物力、人力、舆论等支持, 走出一条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之路。

(三) 提高共青团的公平竞争能力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取向是当代各国社会公共服务的必然选择, 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要求共青团参与市场竞争, 在竞争中体现自身优势。所以, 共青团必须改变传统的供给机制, 主动适应市场规则, 提高竞争能力。

一方面, 共青团要在巩固原有服务品牌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提供NGO所不能提供、不敢提供或难以有效提供的社会公共物品, 拓展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空间。另一方面, 要以学习型组织理念指导自身建设, 掌握并顺应市场竞争规则, 以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竞争, 严格贯彻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的基本思路, 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提高竞争能力, 赢得市场的认可。此外, 还要提升谈判、互动与对话能力, 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发言权。

(四) 提高共青团协作互助能力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加快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协作共建的新格局已经成为未来社会管理的指导模式。在这个新模式中, 不仅共青团自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而且应当大力提高共青团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作互助能力, 实现与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形成一个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力。

首先, 共青团要加强内部协作, 形成共青团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的全国性统一战略, 提高团内各个层级、部门、战线、项目、品牌之间的协作水平, 坚持持续性的相互交流与学习, 以同一形象、同一声音形成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合力。其次, 共青团要加强党政协作, 主动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形成党政委托、共青团承办、服务相对自主的协作机制。再次, 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动员企业通过资助、投资、捐赠、志愿行动等各种途径提供非营利性公共服务, 承担起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最后, 共青团要加强与其他NGO的合作, 共青团与NGO在参与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具有共同的出发点, 这构成了合作的现实基础, 二者所共有的非营利性使合作进一步成为必然。实践证明, 共青团与各类NGO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疾病防御等方面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为共青团和NGO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释放了大量的空间。与NGO相比, 共青团参与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在实践基础、双重定位、时代契机与动员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长期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实践使共青团形成了“政府掌舵, 团组织竞争性划桨”这种独特的供给模式, 同时也隐存着诸如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 共青团需要进一步提高动员能力、整合能力、服务能力、竞争能力和协作能力。

关键词：共青团,NGO,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陈干全:《公共服务民营化及其政府管理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丁元竹:《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状况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版

[4]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理论、方式与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5]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6]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7]吴东民、董西明:《非营利组织管理》,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8]陈必昌:《共青团参与社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载《中国青年研究》, 2008 (8)

服务供给能力 第4篇

一、强化软环境监管，不断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力

卷烟上水平，环境是基础。优质烟叶有效供给既需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更离不开思想、技术、管理等要素保障的软环境。改变自然环境人类无能为力，改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软环境，纪检监察却大有可为。

（一）加强宣传监督，凝聚主动提质的发展共识。“卷烟上水平”是官方的主张，而“种植出效益”则是烟农的目标。在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引导烟农向质量要效益，就须要各级烟草机构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凝聚烟农主动提质的生产共识。在宣传发动这一最易务虚的环节，烟草纪检监察机构要主动介入，做到“三查三问”：一要查宣传人员工作情况。问烟农是否有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宣传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二要查宣传要求落实情况。问烟农召开群众会、告烟农通知书、张贴告示等规定的宣传动作是否逐一实施；三要查宣传工作收效情况。问烟农是否知晓优化烟叶结构的政策和消化处理不适用鲜烟叶的补贴政策、是否愿意自觉自愿按政策消化处理不适用鲜烟叶。通过监督把宣传发动工作做实，使舆论的导向作用、政策的激励作用充分发挥,把广大烟农“要我提质”的认识化作“我要提质”的共识，为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二）加强培训监督，增强科技提质的生产能力。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强大支柱。优质烟叶生产也是如此，其涉及面广、环节多、要求高的特性，更离不开先进生产技术作支撑。因此，烟草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技术培训监督，防止培训走过场，为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培育一批业务过得硬、技术上水平的技术员和一大批真懂技术、善抓生产的烟农。一要参与师资考察。要协调烟叶处等培训牵头部门，共同筛选那些既有深厚理论又有实战经验、既懂田间生产又懂教育教学的专家“操刀”培训，以烟草技术培训师资的过得硬来确保师高弟子强，确保“烟农受益”。二要参与培训考勤。不论是引导培训、技能培训还是专题培训、重点培训，同级烟草纪检监察机构都要参与培训考勤，即要进行日常性的考勤，又要不定期抽学员的出勤情况，充分保证学员“真学习”，保证学员学到真知识。三要参与结业考核。每期培训班的结业考试和考核，纪检人员都要到场，即要监督考试考核的严肃性，又要考察培训的实际效果，尤其要注重技术人员培训班的结业考核，确保培育具有较高技术的生产业务骨干。

（三）加强廉政监督，营造以廉提质的管理氛围。“公生明，廉生威”。风清气正的行业之风是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的强大推手。只有加强烟草人员队伍廉政监督，提高自律能力，才能营造清正廉洁的管理氛围。一要落实“教育”。教育虽不能决定人的选择，但教育能影响人的选择。要通过教育让烟草行业的领导干部在其内心深处培养趋善避恶的道德意向和情感，形成思想上的强大约束力，从而择善而为，不断抵制和消除各种诱惑的侵蚀。二要落实“慎独”。树立烟草行业党员干部的“慎独”精神，使其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照“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的要求行事，不因没有外在监督而肆意妄行。三要落实“自觉”。养成良好的廉政操守、增强自身的克制力重在自觉、贵在坚持，要引导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利用各种机会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自觉情况，提升反腐倡廉的自律能力，从而使烟草行业人心思干、人心思变、人心思进，为“卷烟上水平”提供清廉的管理环境。

二、强化产供销监管，不断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力 卷烟上水平，烟叶是核心。目前全国烟叶库存中低次烟、上部烟等不适用烟叶依然占有很大比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生产、收购、销售环节上把关不严、执行标准走样。各级烟草纪检监察机构要有针对性的严肃执纪、履行职能，确保优质烟叶有效供给。

服务供给能力 第5篇

1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概述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指,“体育”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是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而实现的概念界定。依据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概念进行分层解构,可以依据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差异进行分类,一类分为樊炳有(2009)[3]提出,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为群众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与制度的总和。而另一类则是肖林鹏(2008)[4]为代表,将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扩大至社会“公共组织”,为了满足大众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社会“公共组织”面向全民而提出的体育公共服务;第三类如曹可强(2010)[5]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扩大至“公共”或“准公共”组织,指出体育公共服务是由以上组织部门所提供的,以满足大众体育需求为基础的体育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在本次研究中,以考量我国政府部门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与服务能力水平为主的研究,因而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设定为政府机关。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通常取决于政府资源的配置与服务供给效率,现阶段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呈现出“城乡体育设施与财政资金配置的非均衡”;“城乡二元制背景下的权益失衡”。农村转移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城镇居民相比所获得的公共体育服务的资源占有、服务能力及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农村转移人口的体育权益及公共体育服务享有的权益严重失衡。

2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现状分析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农村“劳动资本溢出”的产物,进一步加速社会现代化发展,优化劳动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农村转移人口”增多为社会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资源供给带来巨大压力。农村转移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盲区”,其公共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苏南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吸纳优质的劳动资源,因而,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为苏南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关注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2.1 研究样本

苏南位于我国江苏省南部,是“长三角”经济带的中心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南主要包括:南京、无锡、常州、镇江、苏州五个城市。此次研究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法,从苏南五市抽取300 名“农村转移人口”进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调研,详见表1,通过调研样本分层分析得出苏南地区移动人口分布人口学特征:(1)年龄以“20~30 岁”、“31~40 岁”两个年龄区间为主,这说明农村移动人口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体,这是由于苏南城市依旧以劳动力转移为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参与城市的发展与建设。(2)学历以“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两个区间为主,这说明苏南农村移动人口文化素养水平相对较低,在转移居住地至城市后多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3)收入以“1500~3000 元”、“3001~4500 元”的中低水平为主,高收入人群相对较少。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此次针对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体育服务能力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法与数据分析法。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问卷调研法,获取原始的资料与信息,实现对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体育服务能力指标量化,其次通过运用数据分析法将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与加工,本次研究的主要数据分析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与“DEA分析”。本次研究中调研问卷与统计软件为主要研究工具。在《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调研问卷》拟定过程中依据张丽娜(2014)编制的《山西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与张文(2014)《上海流动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6]在问卷中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分为“体育设施服务”、“体育活动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指导服务”、“体育信息服务”、“体制检测服务”六个维度,将其细化如表2。问卷共计12 题,每题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赋值0~4 分。

在调研实施前抽取80 名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进行问卷信效度检验,通过信效度检验得出:

KMO值为0.859 (P<0.01),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适于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调研。同时,通过克隆巴赫系数法进行问卷信度分析,得出:问卷各项指标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9 以上,总问卷克隆巴赫系数为0.983,因而各指标均具有较高信度,适于此次研究。

2.3 数据分析与讨论

通过统计分析,体育设施服务均值为3.19±1.09;体育活动服务均值为3.27±1.07;体育组织服务均值为3.33±1.05;体育指导服务均值为3.30±1.03;体育信息服务均值为3.26±1.03;体制监测服务3.28±1.04,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整体处于“较好”水平,各项指标均值处于“3~4”分,原因分析:苏南位于我国长三角核心经济带,该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民众的文娱生活也得到极大的改善。

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的供给是体育公共服务核心,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是推进“大众健身”的基础硬件条件,成为衡量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体育公共服务项目与产品也呈现出盈利与非盈利特征,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经济能力差、文化程度低,成为其选择非盈利性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南京、苏州、无锡各地以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辐射范围广的社区体育中心,可以基本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因而南京、苏州、无锡体育设施服务水平较高,而镇江、常州的健身场地数量与配置水平较低,且缺乏有效的设施管理,因而分值仅为2.92±1.18、2.97±1.19。体育组织服务指标值为“3.30±1.05”;其中苏州、无锡、南京指标均值分别为3.56±0.69、3.41±0.98、3.63±0.90,指标水平相对较高。体育组织服务是体育公共服务的纽带,在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体育社团、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都是体育组织的构成成分。他们有自发组成的,有由官方牵头组建的,也有企业内部成立的。近些年,苏南多地政府加强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关注,牵头成立农村转移人口相关的组织机构。

3基于DEA的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

DEA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E.Rhodes与A.Charnes,W.W.Cooper[7]于1978 年提出,该分析法主要用于决策单位间相对有效性评价。DEA分析法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率先提出的CCR模型,是基于生产函数视角进行分析,适于研究多个输入与输出的“生产单位”同时为“技术有效”、“规模有效”的决策研究。本次研究中运用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将综合技术效率进行深入分解,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变动。

在指标带入中将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6 项目指标作为“投入”;并依据我国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体育工作意见》中所提出“全民健身”行为与意近的推进,具体指:苏南农村转移人口体育活动参与率;苏南农村转移人口“终身体育”意识形成。

通过进行DEA- VRS分析,继而得出: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综合技术效率为0.98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99;规模效率为0.987;在指标数据中南京与常州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结果为最优,DEA指标效率结果排序为:南京、常州、无锡、镇江、苏州,其中无锡纯技术效率值成为限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趋势;镇江纯技术效率值成为拉低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而苏州规模效率值较低成为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

通过“SUMMARY OF OUTPUT TARGETS”分析得出苏南5市的体育供给指标期望值,南京与常州处于理想状态,而镇江“体育设施服务”、“体育活动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指导服务”、“体育检测服务”实际值均低于期望值,因而5 项指标均有待提高;无锡市“体育组织服务”、“体质监测服务”实际值低于期望值,2 项指标有待提升;苏州市“体育活动服务”、“体育信息服务”有待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张丽娜.山西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与对策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江苏流动人口特征、服务管理现状及差异——基于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3(2).

[3]樊炳有.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及实践路径选择探讨[J].体育与科学,2009(2).

[4]肖林鹏.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10).

[5]曹可强.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J].体育学刊,2010(10).

[6]张文.上海流动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D].华东大学,2013.

基层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研究 第6篇

与旺盛的基层文化需求相比, 基础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系统就显的有些捉襟见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的内容还不够丰富, 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比较少, 质量还不够好, 不能真正适应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不相对称的问题。如何重点提升基层文化服务产品供给能力,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大资金投入, 强化管理, 提升基础文化服务产品的承载能力

首先, 构建财力支持保障机制。由市 (区) 、镇、村三级财政联动, 同时挖掘现有的资源优势、特色文化优势, 因镇制宜, 因村制宜, 搞好规划, 将专项资金用于适宜地方公共文化长期发展的软硬件建设上。

其次, 构建文艺作品创作激励制度。鼓励基层文艺骨干创作出优秀的各门类艺术作品, 而后对其进行表彰奖励, 并进行推广宣传。

再次,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服务标准, 完善服务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流程。指导下属文化服务机构对已建或在建的公共文化设施制定合理而细化的管理办法, 责任具体落实到人, 同时防止公益性文化设施被随意变卖、转让、出租或改变其设施服务性质等情况的发生。

二、加强基层文化服务阵地设施建设, 健全服务场地网点, 释放文化服务产品的广阔空间

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 在使用这种产品时, 与之配套的场地设施也至关重要。目前有许多村落甚至是镇级文化都存在脏、乱、差的现象, 有的甚至已经废弃多时无法实用;更有偏远地区, 经济较为落后的村镇根本就没有文化服务阵地, 加强阵地建设迫在眉睫。对新建的小区, 政府要把公共文化配套设施建设规划纳入其中, 避免需求与供给失衡;对原有陈旧的公共文化设施、场地进行修整, 对条件适合的场地进行改造, 使其具备开展文化活动的功能。对已经废弃的文化场地, 因究其原因并结合实际, 适当改变项目和用途, 也可引进新的群众喜好的潮流设施, 如网络阅览室等。还可与辖区内机关、学校、企业、非公益性文化培训等部门、机构进行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现有文化服务设施的功能, 优化服务, 提高效能。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提倡与时俱进, 使基层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多元化

基层群众最需要的文化产品是什么?如何来实现他们的文化利益?笔者在2009年曾经历鄞州区“它山庙会”踩街道活动, 凌晨5——9点, 鄞江镇庙会踩街行走的街道路线上, 真是人山人海、壮观之极。原本我以为在当今这样一个“时尚”文化引领的年代里, 庙会这样如此浓烈乡土气息的传统习俗是不会受到大多百姓欢迎的。以为它只是迎合政府号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我亲身感受“行会”对于基层群众的喜爱, 我发现这实际上就真实的反映出了一种来自最基层的文化诉求。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不是摒弃时尚前沿的文化理念, 相反当提倡与时代接轨, 与时俱进使基层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多元化。只有真正了解群众所需, 多元化挖掘, 不断丰富文化产品的内容, 加强生产供需对接的服务产品。

1. 文化产业发展两手抓。一手抓生产,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将发展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向文化产业领域流动, 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断生产出群众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一手抓文化市场管理。文化市场是否规范、繁荣, 将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

2. 广大文化工作者要面向基层、服务大众, 坚持正确导向, 创作出记录时代变化、反映时代进步、弘扬时代精神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并把这些文化精品带到基层, 让文艺成果全民普享。

3. 政府文化部门要把优秀的演出、培训、辅导、讲座、展览、电影等文化服务产品列成“菜单”, 送到村镇、学校、社区、机关、企业, 并进行双向选择, 即“我推荐、你选择”“你选择、我推荐”。只有这样, 才能量体裁衣把百姓的精神文化食粮送到位、送到家。

四、挖掘人才, 加强基层文化服务队伍建设

基层文化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 他们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而文艺爱好者尤其是优秀的文艺人才则是文化队伍建设的领头羊。现在很多优秀的艺术人才下不了基层, 大部分进入教育系统、专业的剧团、艺术公司等, 而来自基层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则是小打小闹, 局部的自娱自乐, 摸着石头过河, 概括起来是“无组织、无规模、无次序”。

面对这样的基层文化现状, 首先用人机制建设是保障。政府相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 强对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和规范引导, 制定配套政策, 深化文化队伍育人、选人、用人机制改革, 支持民间文化人才、文化能人施展才华, 使他们更好地扎根基层、传承文化、服务群众;要重视提高基层文化队伍待遇保障水平, 充分调动基层文化队伍的积极性, 不断促使文化服务队伍组织结构科学化、合理化

其次文化部门在建好硬件的同时, 要加强对基层文化队伍的建设, 出台有利于文化艺术人才成长的相关政策, 逐步建立起引得进、留得住、站得牢、有创新的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竞争激励机制;同时, 应建立镇文体站与村、社区文体室人才资源共享机制, 全面提高基层文化服务水平, 促进基层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应抓紧制定文化人才奖励实施办法, 建立人才引进制度,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引进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共文化服务的队伍中, 重点引进和培养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策划人才、专业艺术人才、文化科技人才和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项目继承人。

五、开展主题鲜明的特色文化, 打造适宜基层群众广泛参与的品牌活动

鄞州地灵人杰, 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有启蒙教育文化《三字经》民间爱情“梁祝文化”古水利工程文化“它山堰”等, 这些地方特色文化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资源, 烙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文化, 且老少皆知, 受欢迎度高, 宜于打造基层群众广泛参与的品牌活动。如2009年在鄞州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梁祝爱情节, 它以“盛世中华, 爱情启航”为主题, 来自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地及少数民族代表等共60对新人, 与2000多名民间文艺大巡游的队伍一起, 接受600万甬城人民的美好祝福。

美英休闲服务供给状况及其启示 第7篇

一、美国休闲服务供给格局的演变

二战后,美国经济进入快速且稳定的发展阶段,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足,美国人的休闲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人们广泛参与到各类户外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运动中。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美国各级政府在休闲设施和休闲项目的供给方面均给予了极大支持。

在联邦政府层面,有超过90个的联邦机构和委员会提供公园和休闲服务。此类机构的基本功能包括:保存和保护自然资源;直接管理户外休闲资源;资助游憩和公园发展项目;直接管理和供给休闲项目;为国家休闲政策和计划提供建议;从经济功能上促销提升休闲,即主要在旅游目的地促销上努力吸引国际游客;支持对户外活动的系列调查研究,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提供咨询和帮助;立法和制定标准,立法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且特别关注对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保护,并对各类休闲设施制定国家标准,保障使用者的安全和权益。联邦政府机构投入公园和休闲项目的资金来源,一是美国国会的拨款,二是休闲项目或服务本身的收益。

州政府在休闲服务供给上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立法保障,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发挥协调作用。通过相关法令、法案赋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财产所有权、监督管理权、雇用员工权、获得税收支持权等,从而使其能够有效实施和提供休闲服务。通过制定休闲服务领域内的相关标准,规范休闲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商业组织的经营行为。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调上,州政府须确保有限的联邦政府资金在当地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帮助地方政府改进休闲服务供给,提供各类技术支持,帮助地方政府调查和评价其管辖区域内的休闲需求,帮助解决财政预算,制定长期休闲项目计划和休闲政策等。

地方政府负责为当地居民提供休闲场所和服务,其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专项资助、当地税收、所提供设施和服务的租赁费、使用费以及社会捐款等。在机构权力上,有不同的法律保障、赋予当地政府在公园和休闲服务方面的权限,包括监督、管理、控制、制定标准以及机构设置的自主权等。地方政府管理、规划和建设的休闲场所主要有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公共运动场馆、休闲广场、博物馆、图书馆等,以保证本地区居民有足够的公共开放空间和设施用于各种休闲活动。除了规划合理的休闲空间,地方政府在休闲服务供给中的作用还包括组织各种节事、展览、比赛、志愿者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健身设备并负责维护更新,提供公共文化休闲场地,印制发放介绍本地区有关公园和休闲信息的宣传材料,提供各类咨询,指导、帮助社区开展各类休闲活动,提升公众的休闲价值观念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受到经济“滞胀”的影响,联邦政府开始减少其在休闲服务领域的投入和预算。为解决财政投入不足问题,政府众多的休闲服务机构开始寻求与私人部门展开合作,通过转签合同或者合作经营来完成那些凭政府机构自身难以在经济和效率上实现的功能。公众休闲机构逐渐以企业化、市场化的规则来运行,从确定潜在的目标人群到规划项目的价格、渠道、参与方式等,都要充分考虑市场因素,让参与者满意。到了90年代,休闲服务的供给更加多元化,从以往政府公共机构为主转向由政府、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商业组织等共同提供,彼此之间还互相合作,进入创新性领域,休闲服务部门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休闲服务渗透到各个行业,休闲服务企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态势,不但满足而且引领着公众休闲需求,成为最具活力的休闲服务主体。

从美国休闲服务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休闲服务供给主体的演变和完善,从最初的政府主导、非营利组织辅助进而转向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共同提供,尤其以休闲服务企业的繁荣为主要特征,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先进性,同时配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供给支持,也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成熟性和民众的自主性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这一过程充分印证了休闲服务供给主体随着发展阶段的演变必然出现并存格局的基本规律。

二、英国公共休闲服务供给概况

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公共休闲服务的供给方式。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得政府对休闲服务项目、设施、服务供给的介入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都是休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即使是在商业休闲充分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依然负责大量的休闲服务设施,如公园、游戏场地、游泳池、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等。英国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的各种公共休闲设施和服务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特别是市级政府在公共休闲服务供给方面主要扮演以下角色:一是直接提供者。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利用公共资金建立并维护公共休闲设施,经营休闲项目,提供相关休闲服务。二是延伸提供者。政府在常设机构之外,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由政府提供资金、确定主要负责人。三是协调者。由政府部门确定能够提供休闲服务的各类组织,并帮助他们协调资源和活动。四是支持者。政府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支持已经存在的机构继续提供更加良好的休闲服务,这类机构可能是非营利组织,也可能是企业。五是立法者和规制者。通过立法和建立规范管理休闲服务的提供机构,同时也规范人们的休闲行为。

三、对我国的启示

从美国与英国的休闲服务供给格局来看,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休闲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同时承担着休闲政策、规范的制定和对其他休闲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职责;既是运动员,也担当着裁判员的角色。

从休闲服务供给的整体结构而言,美英已从最初的政府主导型演变成政府、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并存,且商业组织作为主要供给主体其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格局。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阶段性特征。一个完善、协调、能够满足公众多样化休闲需求的休闲服务供给体系成功构建和运行需要以下条件: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足够的可支配收人和闲暇时间,休闲需求达到一定规模,足以支撑起一个休闲产业,提供休闲服务的企业才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得以发展,而休闲服务企业的逐步繁荣又将进一步推动休闲需求的增长,不断丰富人们的休闲选择。政府提供休闲服务的角色会有所退化,一直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将更多地依靠自身面向市场运作,通过私有化或者与社会组织、私人企业合作解决资金问题和生存问题。但政府提供休闲服务的功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是在商业组织主导的格局中,政府不仅作为维护社会公允的使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作为公共休闲政策的制定者,有责任为休闲服务的整体供给提供必要的软环境。

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收人水平较低,收人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等因素还制约着休闲产业的发展,休闲的商业化行为还不能成为大众的普遍选择,休闲经济的高度发展短期内还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服务主要供给者的政府,理应在休闲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基本的公共休闲环境、空间、设施等,政府应提供足够的保障,同时要加强对其他休闲服务提供组织的监督管理以维护公众的休闲权益。

摘要：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休闲服务供给格局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并存且商业组织成为主要供给主体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休闲产业尚处于成长中,因此,政府更应在休闲服务特别是在公共休闲服务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

服务供给能力 第8篇

一、服务型政府概念分析

服务型政府主要是针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 政府大包大揽和以计划指令、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管制型政府模式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最基本性的宗旨, 在这一理念下,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服务供给者与服务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政府行使相关权力的最根本目的并非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组织, 更多是通过现代公共管理的方式, 为服务的消费者所负责, 对公共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优化提升,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大众合理, 合法的需求。

二、服务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公共服务投入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2003年,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单位, 2007年, 人均GDP提升至2600美元, 近年来的GDP仍有持续提升的趋势。结合该数据与国际经验来看, 在人均GDP处于1000~8000美元的阶段范围内, 属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当中, 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协调, 快速发展。但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虽然财政投入在不断增加, 但真正意义上作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仍然存在严重滞后性, 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 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不均衡

我国当前公共财政转型工作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受到体制因素的影响, 导致公共资源的配置无法完全实现均衡性的目标。同时, 在当前的财政体制模式下, 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式仍然比较单一, 真正意义上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实现的资源配置比例还比较低。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导致经济总量以及增长速度的高低与地区性税收返还之间呈正比例关系,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增大。

3. 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性成本较高

首先, 以我国1994年所推行的分税制为例, 虽然财政制度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 但由于中央财政方面没有形成一套与之相对应的规范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故而导致其规范性大打折扣, 无法实现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目的;其次, 事业单位作为我国当前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主要机构, 内部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布局方面也有问题, 同时事业单位还存在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 或是受到营利化倾向的影响, 造成组织属性的偏差, 最终增大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性成本。

三、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策略分析

对于已经形成了建立在政府主导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在对服务性型政府进行建设改革的过程当中, 工作的中心多在于通过引入市场运行机制的方式, 促进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而对于正处于转轨阶段的国家而言, 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导向性的基础之上, 对传统意义上政府包干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重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工作的重心则在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 动员各方力量, 促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 经济发展水平有非常可观的增长,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重构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部门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 严格落实财政责任, 通过对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对社会力量的动员, 应用, 促进公共服务供给范围的扩展, 达到提高服务供给效率的目的, 由此建设真正意义上适宜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服务型政府。根据这一基本思路,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需要进一步加快政府转型,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在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 需要工作人员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发挥各自无法发挥的功能与优势, 以此种方式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 和谐共处。在政府转型的过程当中, 转变政府职能是重中之重。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对市场以及政府边界的合理界定, 以此为基础, 形成建立在公共服务主体性地位基础之上的政府职能。结合当前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特点来看, 政府财政支出有向公共服务领域支出倾斜的趋势。财政转型目标正处于逐步达成的关键阶段中, 核心在于民生, 发挥宏观调控对于经济运行的保障而言意义深远。

2. 需要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十八大中, 明确指出:需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思想, 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对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工作, 通过对公共财政体系进行完善与优化的方式, 使政府相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能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领域当中, 着眼于对民生问题的解决, 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 还需要对公共资源的配置进行合理优化, 将发展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向不发达地区, 基层地区, 以及农村地区倾斜, 使公共服务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惠及全体。

3. 需要对地方与中央关系进行架构, 促进财政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首先, 需要促进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发展。在这一过程当中, 需要工作人员有重点, 全反我给的推动县级, 乡镇级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工作重点在于促进基层财政保障能力的加强, 对县级, 乡镇级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处理。同时, 还需要结合地区性情况, 积极探索省管县这一特殊财政管理体制的落实效果, 通过试点的方式, 直接建立起省级财政部门与县级财政部门之间的对应关系, 弱化两者之间财政关系的层级现象, 从而使省级政府对地方财力分配的责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有助于形成一种纵横向分布均等, 合理且科学的财政格局, 最终达到提高基层政府对公共服务财政的保障能力;其次, 需要进一步规范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服务型社会构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 一致性发展, 同时对转移支付的基本结构进行合理优化。中央财政部门所新增财力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作用于转移支付, 重点帮扶中西部贫困地区解决财政缺口方面的问题。

4.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参与机制, 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

在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 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制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主导性职能意外, 还需要通过引入市场运行机制的方式, 激发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事业的积极性, 从而达到促进公共服务效率全面提升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 就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需要对政府, 市场, 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分工进行进一步细化。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上来说, 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以此为基础, 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 政府, 市场, 社会的比较优势, 对分工做进一步合理的划分;其次, 需要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 构建政府与社会民间组织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尝试服务购买, 税费减免, 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 积极引导民间组织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当中, 同时也可将具有一定社会性特色的基本供给服务职能转移给符合条件的民间组织, 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范围的拓展与深化。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最基本角色。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但是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会导致“政府失灵”现象。针对存在的问题,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围绕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中心思想, 研究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关键策略与实施方式。本文着眼于这一背景, 展开分析, 希望以上研究能够引起各方人员的关注与重视。

摘要：文章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入手, 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分析与探讨, 首先, 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分析, 然后以公共服务供给为视角, 研究了当前服务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缺失, 最后就完善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几点有效策略展开了分析与探讨, 望能够引起各方人员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服务型政府,问题,策略

参考文献

[1]薄贵利.论研究制定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规划[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5) :12-16.

[2]吴玉宗.服务型政府建设欲行还难——服务型政府建设阻力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07 (4) :8-14.

服务供给能力 第9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财政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政策工具、保障手段和制度基础, 在此过程中如何履行职责, 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作为向农民提供教育、知识和休闲娱乐的重要载体, 对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多年来,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明确界定农村公共文化事业, 以政府为主导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 推进我国农村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 促进农民素质乃至全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研究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及其财政投入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对进一步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 促进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 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应当从管理方式的创新入手,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从而使广大农民受益。公共财政建设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因此界定社会公共需要范围是明确财政责任的逻辑起点。具体到农村文化领域, 研究其中的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履行好自身职责的首要问题。相对于城市, 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文化建设现状等因素, 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公共需要有其特殊性。满足农村文化建设中涉及文化选择导向上的社会公共需要任务更加艰巨。

一、关于我国农村文化服务的研究综述

鉴于我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没有成熟权威的理论成果, 因而对其涵义的界定尚未明确化。但国内学术界、政府或相关部门在阐述公共文化服务时, 都将之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国家文化事业建设联系在一起, 置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讨之下, 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生产或提供的, 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需要为目的, 着眼于提供全体公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 既给公众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享受, 也维持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能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

自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 关于我国农村文化服务的研究也逐步受到学者的重视。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为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两个方面。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实现路径, 摆正位置, 明确责任。针对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在此主要综述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和研究结果。一些学者提出,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建设财政投入的意义和作用。目前, 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农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 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也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大农村文化建设财政投入力度, 既是财政服务政治, 也是公共财政为社会共同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 还是引导农村消费,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培植新兴财源的重要举措。

所以, 呼吁各级财政部门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明确责任, 调整支出存量结构, 适当安排增量, 提高文化事业费支出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建立农村文化发展经费保障机制。尹长云 (2008) 认为, 农村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农村文化服务方式单一, 其主要根源在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市场发育程度不成熟, 体制不顺、机制不活, 投入不够, 基础设施落后。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 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扩大服务项目, 改变服务方式。

另外, 国内众多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方式的市场化的必要性进行了研究。其中, 熊巍、胡洪曙 (2002) 提出, 由于农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非全面显示偏好和我国农民的非理性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前提假设, 所以, 公共文化产品最优供给理论不能被完全运用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来。疏仁华 (2007) 提出, 在坚持文化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引进民间投资, 使得农村的公共文化供给市场化, 在政府的公共文化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 不断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李长龙 (2006) 等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农村民办机制并驾齐驱, 农村公共文化供给配置帕累托最优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民办文化上。陈坚良 (2007) 认为, 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逐步形成农村文化市场主体, 调动各方力量的积极性, 参与农村公共文化的供给, 吸引各界投资农村文化产业, 造就有影响的农村文化品牌。考虑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如消费者的地域集中性、局限性以及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 由市场供给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可能更有效率。而在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 加强市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 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

公共产品供给部分市场化, 有利于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多样化需求, 大大扩展农民公共产品消费的选择集合。因此, 在市场因素不断渗入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需要市场机制的介入。借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经验, 以机制设计为先导, 确定一定时间段的政策目标、资金规模、人均最低经费投入标准和具体落实的时间表, 分阶段分步骤地加大投入规模。同时, 将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情况作为上级政府对下奖惩机制的重要参考因素, 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科学有序、稳定增长。

二、我国农村文化服务的现状

在农村, 农民除了看电视、听广播以外, 少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 有的地方也仅局限于在重大节日时搞些文化娱乐活动。“早上听鸡叫, 白天听鸟叫, 晚上听狗叫”, 是许多贫困地区农村文化的真实写照。近几年来在国家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下,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一些农村配套修起了图书室、娱乐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 但大部分时间却门庭冷落、形同虚设。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业余文艺演出队, 由于缺乏科学筹划和专业指导, 更缺乏经费保障, 无法生存发展, 只能勉强支撑。

农村文化服务主体单一, 服务绩效低下从现实来看, 我国农村的文化服务基本上是由政府供给, 企业及非赢利性组织很少参与到这一服务中来。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仅靠政府的单方面投资导致了农村文化服务经费投入相对其他公益性事业严重偏少, 农村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匮乏, 文化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欠佳等现象。而且, 过去有限的农村文化服务也主要是通过设立乡镇文化站并由它来提供的, 虽然各级政府财政也投入了一定的农村文化事业经费, 但仅有的一点经费也主要是用于供养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 极少用于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 因此, 农村文化服务的绩效很低, 得不到农民群众的认可。建立量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 从投入、产出、效果等三个层面设立评价指标, 将农民在文化活动选择上的满足程度、具体活动的参与人数、具体活动在农村的覆盖面等数据作为参考因素, 纳入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三、对存在问题的改进

针对我国农村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补充和完善。

1. 要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

坚持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 逐步加大政府用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比重, 形成财政支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力度;可以采取财政补助、信贷贴息、参股经营、融资担保等方式,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向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 注重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奖惩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建立量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 从投入、产出、效果等三个层面设立评价指标, 将农民在文化活动选择上的满足程度、具体活动的参与人数、具体活动在农村的覆盖面等数据作为参考因素, 纳入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评价、监督、考核机制, 参考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经验, 实行经费安排使用的定期报告制度, 提高上级政府奖励资金在转移支付中的比重。财政部门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手段, 逐步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 优化服务供给内容和程序, 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摘要：农村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当前, 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财政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政策工具、保障手段和制度基础, 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如何履行职责, 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建设新农村文化的重要环节。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状出发, 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税政策, 进一步阐述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可行性、供给对象均等化的必要性, 以加快提高我国农村文化服务供给的水平。要根据政府事权划分, 整合现有财政资源,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奖惩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要通过细化事权, 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责任, 优化服务供给框架, 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借鉴“文化例外”的原则, 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思路, 建立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农村文化服务,多元化,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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