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精选12篇）

20世纪60年代 第1篇

一

1960年8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此后,苏联不断破坏中苏边界现状,包括引诱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干涉中国边民的正常生活和通行、甚至殴打、绑架中国边民,干扰中国军队正常的边防巡逻等等,中苏边界进入了多事之秋。

1962年4月8日,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引发了新疆伊犁、塔城20多个县的六七万边民越境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为了防止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事件的再次发生,1962年4月23—29日,新疆边防部门同苏联边防部门、伊犁外事分处同苏联驻伊领事馆就我边民逃苏事会晤七次[1]。

由于苏联在新疆制造了严重的武装叛乱事件,中国做好了军事平叛的准备。1962年4月30日,新疆军区要求:“对当前未发生武装叛乱的地区,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从政治上争取群众,协助当地部门宣传,尽力劝阻群众不要外逃,保护好领导机关、国家仓库不受损失,维持社会秩序;对一旦出现武装叛乱的地区,应毫不犹豫、果断地、坚决用军事进剿平息、保卫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安全。”[2]中国还加强了中苏边境的军事措施。1962年6月,“新疆地区:中苏边境、生产建设兵团的值班部队已派出310人,布置在霍城至吉木乃一线的边境前沿,执行封锁边境的任务……为了从长远着眼,加强边防建设,新疆武警总队经与军区商量,并请示自治区党委同意,拟在中苏、中蒙边境第一线共设57个站(其中原有的8个站,中蒙边境新设16个站,中苏边境新设33个站),另在第二线设10个总站(中蒙边境3个,中苏边境7个),分段领导各边境站;边防力量增至2200人(原定增至2000人,后自治区党委又确定再增200人)。”[3]

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增大,中国开始注意防止苏联的侵略。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指出,要密切注意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新疆边疆的反修斗争。要警惕苏联的军事入侵[4]175。

同一时期,中国与苏联相邻的东部边境的安全也受到苏联威胁。1962年6月,“黑龙江计划在原有的24个边境站(473人)之外,再设30个边境站,并将3个专区支队的边防科改为3个总站,另设1个分总站;边防力量增至1700人。吉林计划在250公里的中苏边境设3个边境站、1个总站共140人。”[3]1962年9月20日,黑龙江省委决定加强边防建设和边境管理:“增加武装力量2000名,增建边境工作站15至20个,使武装总数达到3500名至4000名,边境工作站达到70个左右,实现全面控制,重点封锁的要求。同时把边防的交通、通讯、防御设施策逐步地建设和健全起来。……在中苏边境我方20华里内划为边防区,对在边防区内居住的居民实行居民证制度;并对居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边防法规的教育,组织边防民兵协助边防机关维护边境秩序。在嫩黑公路、滨馁铁路、松花江下游及其他通往边境的要道、站口逐步建立一定数量的二线检查站,堵截越境分子。”[5]

二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1960年8—9月,中国就已经先后两次向苏联提出建议举行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2—8月,中苏两国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中国指出,尽管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签订新的条约,而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中方对此当然不能同意。苏联对中苏边界问题的顽固态度,引发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这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6]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苏联在中苏问题上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中苏两党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中苏边界冲突也进一步升级。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做了设想,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说:“西安是后方,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是第一线。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7]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苏联)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8]826

1966年1月,苏蒙两国签订《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根据条约,蒙古军队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权力都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在此之前,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到1968年底,驻蒙古的苏联军队的部署基本完成。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苏军在蒙古部署大体完成以后,经常举行演习,多半是设想中国军队向蒙古发动进攻的演习,他们预定一周内打到北京[9]91-92。这样,苏联对于中国构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苏联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1968年1月5日,苏联军队登上七里沁岛,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多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七里沁岛事件后,中国军队对苏联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1968年1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做好军事斗争的必要准备:“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人员可以开枪予以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10]391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日报》随后发表文章评论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并给苏联冠以社会帝国主义的称号。对此,中国对苏联的担心与日俱增,中国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要集中力量做好准备对付苏联的入侵。

1969年3月2日,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毛泽东评论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11]312-3134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发言:“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九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10]397珍宝岛战役,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迫使苏联采取措施结束中苏边界冲突的局面。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恢复中苏边界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冲突。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希望避免中苏军事冲突的升级,力争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时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12]125-126

但是,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急剧增加到近100万人,其中包括:50多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13]130。苏联还继续在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1969年6月—8月,苏联先后在新疆裕民县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黑龙江省抚远县八岔岛地区、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挑起边界冲突。

在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下,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特别是新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9月25-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召开,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等“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14]402。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征兵百万的命令,决定1969年冬季征兵109万人,补充兵员[15]2736。

为了防止苏联利用中苏边界谈判之际发动对中国的突袭,10月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号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在19日、20日要特别注意[14]403。根据号令,空军、海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解放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4100余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16]353-354。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再次开始。尽管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已经达成了某些谅解,但事后,当周恩来把这些谅解以书面形式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时,柯西金并没有确认。谈判中,中国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五点主张:(1)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被沙俄割去的中国领土;(3)违反这些条约侵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但双方可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条约,勘界立标;(5)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撤出一切争议地区并脱离接触等。苏联对中国的5点主张拒不接受。由于苏联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不承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17]122。从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中苏双方共进行了15轮谈判,由于苏联坚持顽固的立场,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自1978年7月以后,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这次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9年,虽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苏边界冲突有所缓和,中苏两国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了。

三、结论

回顾20世纪60年代,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自卫反击战、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等措施,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局势,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准备尽快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全面讨论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央领导人认为,中苏边界是最长的,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也要争取解决[18]。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上,谋求平等协商、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中国领导人反复说明不是为了改变领土现状、夺回因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领土,而是为了达到合理的边界条约。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采取攻势,讲些空话,说沙皇政府割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把外蒙古割去了。……我们是不是要回这些地方呢?我们不想要,只讲些空话。目的是使它紧张一下,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7]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是苏联力图迫使中国服从其战略意图,武力解决争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被迫将战略防御重点转到对付苏联入侵上。正如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294-295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所以,中苏边界问题很难达成共识,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2004年10月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才全线确定了中俄两国边界的走向,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应对之策。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准备应对苏联发动的战争;另一方面,创造机会,准备再次进行中苏边界谈判。对于苏联对中国边境的挑衅,中国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政策:“若苏军越境挑衅,应明确指出他们是破坏中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和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令其立即退出,但不要开枪。若其不听甚至动武,我也暂不还击,但应将情况立即上报,听候处理。”[20]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号召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又加强同苏联的沟通,谨慎地处理中苏之间的问题。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形势紧张,但中国并未在中苏边境地区增加军事力量。8月15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1969年8月14日期间,中国军队的战斗人员、部署和行动特点与苏联及蒙古毗连的地区没有本质上的变化。”[21]401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崔庸健时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22]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宣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中苏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为边界问题而打仗”。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再次开始,尽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迫使中国领导人认真考虑改善中国安全环境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必须使中国摆脱同时与美苏处于敌对的不利局面,“两害相较取其轻”,他最终做出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抉择,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当时的安全环境。

摘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界冲突开始增多。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自卫反击战、举行边界谈判等多种措施,维护了边境的稳定局势。

20世纪60年代 第2篇

《红旗谱》（1960年凌子风）《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年谢晋）《春雷》（1961年凌子风）《红色娘子军》（1961年谢晋）《草原雄鹰》（1964年凌子风）《舞台姐妹》（1965年谢晋）《暴风骤雨》（谢铁骊）《野猪林》（1962年崔嵬）《早春二月》（谢铁骊）《小兵张嘎》(1963年崔嵬)《千万不要忘记》（谢铁骊）《北大荒人》（1962年崔嵬）《51号兵站》（刘琼）《杨门女将》（1960年崔嵬）《阿诗玛》（刘琼）《穆桂英大战洪州》（1963年崔嵬）《停战以后》（1962年成荫）《天山上的红花》（1964年崔嵬）《浪涛滚滚》（1965年成荫）《枯木逢春》（1961年郑君里）《女飞行员》（1966年成荫）《李善子》（1964年郑君里）《农奴》（1963年李俊）《哥俩好》（1962年严寄洲）

《分水岭》（1964年李俊）《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严寄洲）《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王家乙）《独立大队》（1964年王炎）《达吉和她的父亲》（王家乙）《洪湖赤卫队》（谢添）《景颇姑娘》（王家乙）《锦上添花》（1962年谢添）《冰雪金达莱》（1963年王家乙）《红日》（1963年汤晓丹）《怒潮》（1963年史文帜）《英雄儿女》(1964年武兆提)《烈火中永生》（1965年水华）《七十二家房客》（1963年王为一）《革命家庭》（1960年水华）《南海潮》（1962年王为一和蔡楚生）《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王苹）《地道战》（1965年任晓东）《东方红》（1965年王苹）《地雷战》（1962年唐英奇和徐达）《白求恩大夫》（1964年张俊祥）《李双双》（1962年鲁韧）《刘三姐》（1960年苏里）

50年代电影发展概况（1950——1959）

《白毛女》（1950年王滨）

《六号门》（1952年吕班）《神秘的旅伴》（林农和朱文顺）

《英雄司机》（1952年吕班）《边塞风火》（1954年林农）

《高歌猛进》（1950年王家乙）《党的儿女》（1954年林农）

《鬼话》（1951年王家乙）《甲午风云》（1954年林农）

《葡萄熟了的时候》（1952年王家乙）

《兵临城下》（1954年林农）

《风筝》（1957年王家乙）《寂静的山林》（1957年林文顺）

《金玉姬》（1958年王家乙）《古刹钟声》（1958年林文顺）

《芦笙恋歌》（1957年王家乙）《徐秋影案件》（1958年于彦夫）

《边塞风火》（1957年王家乙）《平原游击队》（1955年苏里与武兆提）

《林家铺子》（1959年水华）《董存瑞》（1955年郭维）

《土地》（1954年水华）

《智取威虎山》（1953年郭维）

《在前进的道路上》（1954年成荫）《花好月圆》（1958年郭维）

《上海姑娘》（1958年成荫）《上甘岭》（1956年沙蒙）

《万水千山》（1959年成荫）《战火中的青春》（1959年王炎）

《青春之歌》（1952年崔嵬）《光荣人家》（1950年凌子风）

《无名岛》（1959年谢铁骊）《陕北牧歌》（1951年凌子风）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金山）《金银滩》（1953年凌子风）

《风暴》（1959年金山）

《春风吹到诺敏河》（1954年凌子风）

《渡江侦察记》（1954年汤晓丹）《母亲》（1956年凌子风）

《不夜城》（1957年汤晓丹）《深山里的菊花》（1958年凌子风）

《新英雄儿女传》（1951年史东山）《我们夫妻之间》（1951年郑君里）

《李时珍》（1956年沈浮）《宋景诗》（1954年郑君里）

《老兵新传》（1959年沈浮）《林则徐》（1959年郑君里）

《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桑弧）《聂耳》（1959年郑君里）

《天山配》（1955年桑弧）《翠岗红旗》（1951年张俊祥）

《宋士杰》（1956年桑弧）《女驸马》（1956年刘琼）

《猛河的黎明》（1955年鲁韧）《乔老爷上轿》（1956年刘琼）

《洞箫横吹》（1957年鲁韧）《蓝桥会》（1954年谢晋）

《今天我休息》（1959年鲁韧）《一场**》（1954年谢晋和林农）

《五更寒》（1957年严寄洲）《柳堡的故事》（1957年王苹）

《英雄虎胆》（1958年严寄洲）《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王苹）

《海鹰》（1959年严寄洲）《友谊》（1959年李俊）

《赤峰号》（1959年严寄洲）《回民支队》（1959年李俊和冯一夫）《战上海》（1959年王冰）《火凤凰》（1950年王为一）

《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年王为一）《椰林曲》（1957年王为一）《铁窗烈火》（1958年王为一）

40年代电影发展概况（1940——1949年）

《忠义之家》（1946年中电二厂）《遥远的爱》（1947年中电二厂）《天堂春梦》（1947年中电二厂汤晓丹）《乘龙快婿》（1948年中电二厂张俊祥）《三人行》（1948年中电二厂陈铿然）《喜迎春》（1949年中电二厂）《青山翠谷》（1949年中电二厂岳枫）《还乡日记》（1947年中电一厂张俊祥）《街头巷尾》（1948年中电一厂）《松花江上》（1947年长制公司金山）《哈尔滨之夜》（1949年长制公司）《圣城记》（1946年中电三厂沈浮）《碧血千秋》（1948年中电三厂梅阡）《郎才女貌》（1948年中电三厂陈铿然）《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昆仑公司史东山）《新闺怨》（1948年昆仑公司史东山）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昆仑公司蔡楚生和郑君里）《万家灯火》（1948年昆仑公司阳翰笙和沈浮）《关不住的春光》（1948年昆仑公司欧阳予倩）《丽人行》（1949年昆仑公司陈鲤庭）《希望在人间》（1949年昆仑公司沈浮）《三毛流浪记》（1949年昆仑公司阳翰笙）

《乌鸦和麻雀》（1949年昆仑公司郑君里，沈浮，赵丹，徐滔和王林谷）《夜店》（1947年文华公司佐临）《艳阳天》（1948年文华公司佐临）《表》（1949年文华公司佐临）

《假凤虚凰》（1947年文华公司佐临和桑弧）《不了情》（1947年文华公司桑弧）《太太万岁》（1947年文华公司桑弧）《哀乐中年》（1949年文华公司桑弧）《小城之春》（1948年文华公司费穆）《生死很》（1948年华艺公司费穆）《无名氏》（1947年国泰公司）《忆江南》（1947年国泰公司）《梨园英烈》（1949年国泰公司）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1948年国泰公司）《鸡鸣早看天》（1948年启明公司）《祥林嫂》（1948年启明公司）《国魂》（1948年永华公司）《清宫秘史》（1948年永华公司）《春雷》（1949年永华公司李萍倩）《大凉山恩仇记》（1949年永华公司）《火葬》（1948年永华公司）《春城花落》（1948年永华公司）《海誓》（1949年永华公司）

《山河泪》（1948年永华公司）《桥》（周彦）

《春风秋雨》（1949年永华公司）《吉人天相》（何通）《野火春风》（1948年欧阳予倩）《蝴蝶梦》（舒适）《恋爱之道》（1949年欧阳予倩）《何处不相逢》（李英）《满江红》（1949年启联公司）

屠光启：《月黑风高》《天魔劫》《血溅姊妹花》《龙凤花烛》《女贼》《十三号女贼》

《玩火的女人》《处处闻啼鸟》《芳魂归来》

裴冲：《铁骨冰心》《夜来风雨声》《子夜歌》《晴天劫》《浮生六记》 毛羽：《大地回春》《马路英雄》 唐韶华：《珠光宝气》《再生年华》 刘国权：《花落流水红》《粉墨筝琶》 韩兰：《从军梦》《海上英雄》《年年如意》

30年代电影发展概况（1930——1939年）

《火烧红莲寺》（1930年张石川）

《狂流》（1933年程步高）《强盗孝子》（1930年张石川）

《春蚕》（1933年程步高）《歌女红牡丹》（1931年张石川）

《夜来香》（1935年程步高）《生死夫妻》（1931年张石川）

《新旧上海》（1937年程步高）《铁血青年》（1931年张石川）《桃花湖》（1930年郑正秋）《旧时京华》（1931年张石川）《红泪影》（1931年郑正秋）《银星幸运》（1931年张石川）《玉人永别》（1931年郑正秋）《如此天堂》（1931年张石川）《自由之花》（1932年郑正秋）《慈母》（1932年张石川）《春水情波》（1933年郑正秋）《国魂的复活》（1932年张石川）《姊妹花》（1933年郑正秋）《战地历险记》（1932年张石川）《夫妻之间》（1931年李萍倩）《啼笑因缘》（1932年张石川）《旧恨新愁》（1932年李萍倩）《失恋》（1932年张石川）《芭蕉叶上诗》（1932年李萍倩）《脂粉市场》（1933年张石川）《东北二女子》（1932年李萍倩）《前程》（1933年张石川）《琵琶春怨》（1933年李萍倩）《残春》（1933年张石川）《时代儿女》（1933年李萍倩）《泰山鸿毛》（1933年张石川）《现代一女性》（1933年李萍倩）《二对一》（1933年张石川）《丰年》（1933年李萍倩）《麦夫人》（1934年张石川）《女儿经》（1934年李萍倩）《女儿经》（1934年张石川）《三姊妹》（1934年李萍倩）《空谷兰》（1934年张石川）《人伦》（1935年李萍倩）《热血忠魂》（1935年张石川）《夜会》（1936年李萍倩）《大家庭》（1935年张石川）《花开花落》（1937年李萍倩）《劫后桃花》（1935年张石川）《凤求凰》（1938年李萍倩）《海棠红》（1936年张石川）《费贞娥刺虎》（1939年李萍倩）

《女权》（1936年张石川）

《少奶奶的扇子》（1939年李萍倩）《压岁钱》（1937年张石川）《女性的呐喊》（1933年沈西苓）《社会之花》（1937年张石川）《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年沈西苓）《古塔奇案》（1937年张石川）《女儿经》（1934年沈西苓）《母亲的秘密》（1937年张石川）《乡愁》（1934年沈西苓）《歌儿救母记》（1938年张石川）《船家女》（1935年沈西苓）《风流冤魂》（1938年张石川）《十字街头》（1937年沈西苓）《红花瓶》（1939年张石川）《马路天使》（1936年袁牧之）《李三娘》（1939年张石川）《都市风光》（1935年袁牧之）《小侠女》（1939年张石川）《桃李劫》（1934年应云卫）《杨乃武》（1939年张石川）《生死同心》（1934年应云卫）《七重天》（1939年张石川）《时势英雄》（1934年应云卫）《李阿毛与唐小姐》（1939年张石川）《无愁君子》（1933年沈浮）《董小宛》（1939年张石川）《天作之合》（1933年沈浮）

《三个摩登女性》（1932年吴永刚）《自由天地》（1933年沈浮）《母性之光》（1932年吴永刚）《冷月狼烟录》（1936年沈浮）

《神女》（1934年吴永刚）

《歌女恨》（1931年卜万苍）《壮志凌云》（1936年吴永刚）

《一剪梅》（1931年卜万苍）《林冲雪夜歼仇记》（1938年吴永刚）

《恋爱与义务》（1931年卜万苍）《麒麟乐府－－斩经堂》(1937费穆)《人道》（1932年卜万苍）

《镀金的城》(1937费穆)

《三个摩登女性》（1932年卜万苍）《梦断春闺 》(1937费穆)《续故都春梦》（1932年卜万苍）《狼山喋血记》(1936费穆)《母性之光》（1933年卜万苍）《香雪海 》(1934费穆)《黄金时代》（1934年卜万苍）《人生 》(1934费穆)《凯歌》（1935年卜万苍）《城市之夜》(1933费穆)《新人道》（1937年卜万苍）

《归来》（1934朱石麟）

《木兰从军》（1939年卜万苍）《青春》（1934朱石麟）

《孤岛天堂》（1939年蔡楚生）《征婚》（1935朱石麟）

《春潮》（1933年蔡楚生）《联华交响曲·鬼》（1937朱石麟）

《南国之春》（1932年蔡楚生）《慈母曲》（1937朱石麟）

《渔光曲》（1934年蔡楚生）《人海遗珠》（1937朱石麟）

《生死同心》（1934年阳翰笙编剧）《新旧时代》（1937朱石麟）

《中国海的怒潮》（1933阳翰笙）《文素臣》（1939朱石麟）

20年代电影发展概况（1920——1929）

《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年张石川）《富人之女》（1926年张石川）《劳工之爱情》（1922年张石川）《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1926年张石川）《大闹怪剧场》（1922年张石川）《爱情与黄金》（1926年张石川）《张欣生》（1923年张石川）《二八佳人》（1927年张石川）《孝妇羹》（1923年张石川）《血泪碑》（1927年张石川）

《孤儿救助记》（1923年张石川）《挂名的夫妻》（1927年张石川）《玉梨魂》（1924年张石川）

《卫女士的职业》（1927年张石川）

《苦儿弱女》（1924年张石川）《少奶奶的扇子》（1928年张石川）《好哥哥》（1924年张石川）《同学之爱》（1928年张石川）《诱婚》（1924年张石川）《碎琴楼》（1929年张石川）

《最后之良心》（1925年张石川）

《镜花湖》（1929年张石川）《上海一妇人》（1925年张石川）《红泪影》（1929年张石川）《盲孤女》（1925年张石川）《爸爸爱妈妈》（1929年张石川）《新人的家庭》（1925年张石川）《小情人》（1926郑正秋）《可怜的闺女》（1925年张石川）《一个小工人》（1926郑正秋）《空谷兰》（1925年张石川）《血泪碑》（1927郑正秋）《冯大少爷》（1925年张石川）《杨小真》（1927郑正秋）《早生贵子》（1925年张石川）《侠女救夫人》（1928郑正秋）

《小情人》（1926年张石川）

《刀下美人》（1929郑正秋）《一个小工人》（1926年张石川）《呆运》（1927年蔡楚生）《她的痛苦》（1926年张石川）《海外奇缘》（1928年蔡楚生）《多情的女伶》（1926年张石川）《无敌英雄》（1929年蔡楚生）《好男儿》（1926年张石川）《热血男儿》（1929年蔡楚生）《得头彩》(1921年任彭年)《海誓》（1922年但杜宇）

《呆婿祝寿》(1921年任彭年)《古井重波记》（1923年但杜宇）《憨大捉贼》(1921年任彭年)《弃儿》（1923年但杜宇）《柴房女》(1921年任彭年)《弟弟》（1924年但杜宇）《阎瑞生》(1921年任彭年)《重返故乡》（1925但杜宇）《清虚梦》（1922年任彭年）《传家宝》（1926但杜宇）《车中盗》（1922年任彭年）《还金记》（1926但杜宇）《好兄弟》（1922年任彭年）《杨贵妃》（1927但杜宇）

《女侠李飞飞 》（1925年邵醉翁）《西游记之盘丝洞》（1927但杜宇）《立地成佛》（1925年邵醉翁）《万丈魔》（1928但杜宇）《梁祝痛史》（1926年邵醉翁）《金钢钻》（1928但杜宇）《白蛇传上下集》（1926年邵醉翁）《卢鬓花》（1928但杜宇）《电影女明星》（1926年邵醉翁）《续盘丝洞》（1929但杜宇）《忠孝节义 》（1926年邵醉翁）《弃妇》（1922年侯曜）《孟姜女》（1926年邵醉翁）《摘星之女》（1925年侯曜）《夫妻之秘密》（1926年邵醉翁）《一串珍珠》（1925年侯曜）《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6年邵醉翁）《伪君子》（1926年侯曜）《唐伯虎点秋香》（1926年邵醉翁）《和平之神》（1926年侯曜）《刘关张大破黄巾》（1927年邵醉翁）

《海角诗人》（1927年侯曜）《铁扇公主》（1927年邵醉翁）《西厢记》（1927年侯曜）《宏碧缘》（1927年邵醉翁）《木兰从军》（1928年侯曜）

《寻父遇仙记》（1928年邵醉翁）

《玉洁冰清》（1926年欧阳予倩）《夜光珠》（1928年邵醉翁）《三年以后》（1926年欧阳予倩）《拳大王》（1928年邵醉翁）《天涯歌女》（1927年欧阳予倩）《双珠凤前后集》（1928年邵醉翁）《江洋大盗》（1929年邵醉翁）

《乾隆游江南》（1929年邵醉翁）《乾隆游江南》（1929年邵醉翁）《无敌英雄》（1929年邵醉翁）

20年代——60年代导演风格解析： 1.凌子风：他的影片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他总是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使他人的故事在他的目光中获得灵气。他惯用特写镜头，但这种特写又不是依靠摄影机的运动，也不是依靠光学技巧的频繁分切，而是象一个人用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去观察对方一样。

2.谢铁骊：谢铁骊是一个视野广阔、涵养丰富、手法多样的艺术家。他既能再现剧烈的社会变动，展示历史重大的变迁，又能逼近人物，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刻变化，对人情世态作准确而精致的描绘。谢铁骊的导演艺术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融会在一起。

3.郑正秋：郑正秋有明确的艺术见地与追求，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剧。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提倡“有主义”之影片。从艺术追求上说，郑正秋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

4.张石川：较多地偏重于商业利益，以娱乐片为主。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动画特技，突显了电影的特性。所以，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

5.蔡楚生：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使中国电影首次享誉国际影坛。蔡楚生导演的影片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入微，从多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

6.郑君里：不仅是著名的导演，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导演作品《林则徐》、《聂耳》则达到了当时传记片艺术创作的高峰。

7.费穆：擅长以生动的细节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并调动电影的各种元素为塑造人物服务。代表作《小城之春》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和电影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被海外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之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8.汤晓丹：他的商业片能抓住观众的心理，制造出好的喜剧效果。他的影片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故事性强，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观。2004年，他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生成就奖。

9.吴永刚：吴永刚一生治学严谨，素以“艺贵真实”律己。在导演艺术上讲求质朴、真实，形成了独特的素描风格，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10.谢晋：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电影人，其创作的反思电影，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提出了反思命题。在提出了反思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电影语言变革的命。谢晋不但有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更具有社会责任感，致力于创作出真正具有精神价值、人文关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11.崔嵬：他在传统的戏剧程式化表演中，融入对角色的体验因素，大大增加了原戏的感染力。代表作《小兵张嘎》，特点是长镜头的运用。影像风格鲜明，大量的剪影和逆光拍摄充满了艺术感染力，运动镜头颇有新意。

12.成荫：以拍摄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著称。着力于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把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13．水华：他的成名作是《白毛女》，别具匠心的银幕显现，使原剧固有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生动。清雅素朴、婉约含蓄是水华的一贯风格。水华总是在自己的电影中摒弃华丽虚空的外在形式，努力寻找到一种极为凝练朴实的表现形态。14.王苹：她的作品突破了以往表现战争题材只是描写战斗的框框，像一首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显示了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

15.王家乙：代表作《五朵金花》，该片于1960年获埃及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导演银鹰奖。

16.严寄洲：严寄洲有“三严”：选演员严；艺术创作要求严；对自己严。严寄洲对艺术创作严格要求则体现在影片《再生之地》中。

17.鲁韧：他的影片自然清新，活泼明快，使观众在会心的笑声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教益。

18.李俊：李俊的导演风格浓烈，极具个性化，运镜方式大胆粗犷，具有极强的情感冲击力，善于用充满电影视觉特点的镜头语言来表达主题思想。19：林农：林农擅长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作为演员出身的林农，认为演员的表演是实现导演构思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他很注意培养演员，努力发掘他们的潜质。

20.张俊祥：格外注重电影理论的研究，在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中，阐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表现手法，对电影剧作创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21.王为一：自然、朴素、流畅。他认为创作人员都应集中力量去表现影片中所反映的生活，而不应离开情节的需要，离开生活的真实去炫耀自己的技巧。他认为，这样创作出来的影片，才能自然、流畅、真实，没有人为的痕迹；观众在看影片时，才能入戏，进到影片所反映的生活当中去，受到感染，引起共鸣。王为一导演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22.桑弧：在艺术创作中，桑弧忠实地传达了自己对于世界的感受和情感体验，成为个人所属阶级的表现者和批判者。

23.沈浮：《狼山喋血记》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国防电影反对侵略者的主题。24.李萍倩：在创作上承袭和发挥了“神州派”注重“潜移默化”的艺术主张。25.欧阳予倩：他的剧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具有与时代脉搏相通的进步倾向。26.程步高：以革命现实主义作为编导的指导思想拍摄影片。

27.邵醉翁：前期专拍以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为兰本的古装本。后期首先运用特技宣传影片。

28.阳翰笙：较早以文艺样式提出了反内战、反投降的问题。他的剧作以历史剧为主，革命政治倾向的鲜明性而引人注目，是一位恪守现实主义方法的剧作家。29.侯曜：侯曜所著《影戏剧本作法》一书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剧作专著。30.沈西苓：其一，叙事视角的大众女性化策略，其影片都是以普通的大众的视角来构成的故事，而又多以普通的女性为创作题材。其二，视听语言的左翼化倾向，沈西苓通过对比蒙太奇和极有冲击力的剪辑等手法带来一种左翼思想的表达。31.应云卫：导演了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桃李劫》。该片也是我国第一部把声音作为有机的艺术元素运用电影拍摄的影片。

20世纪60年代 第3篇

一、当时的社会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这种建设的高潮，同样也影响到了美术界。

费新我苏州之春

63.5cm×45cm纸本设色费新我艺术馆藏钤印：费新我（朱）苏州之春（朱）

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辞，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此后，美术界掀起了图绘劳动模范的热潮。接下来，中国画创作受政治条件的影响，提出了“新国画”必须“内容新”“形式新”，“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画风景的必须到野外写生的新要求”（艾青《谈中国画》，见《文艺报》1953年第15期）。在新时期创作思想和观念的引导下，内陆的各个省份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画家们积极投身于这股洪流中去，用炽热的笔端去讴歌那个伟大的时代。以北京为例，1953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就多次组织画家到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去写生。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为帮助国画家深入现实生活、创作表现祖国新面貌的新作品”（《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召开画家黄山写生座谈会》，见《美术》1954年第7期），组织了北京的山水画家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等人到安徽黄山和浙江富春山一带去写生旅行，开时代写生风气之先河。其后李可染、张仃、罗铭又赴西湖、太湖、黄山、富春山等地写生，并于9月19日在北海公园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同年，中国画研究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会，共展出280件作品（事见195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这次展览中，电线杆、火车、写实风格的房屋、穿干部服的人物等都被写进了画中，新时期中国画的这种创变引发了对中国画题材中“传统与艺术是否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与“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这是1949年以来关于中国画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讨论，《美术》杂志前后共发表了10篇文章（陈履生《建设新中国 —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中的建设主题》，见关山月美术馆编《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文艺思想界与创作界也存在着多样性，延安革命的文艺传统、苏俄现实主义的教学体系以及绘画上“洋务派”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山水画形成了一种集通俗、写实、教化于一身的新的正统模式，注重艺术与社会政治的结合，注重山水画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提倡以写生描绘祖国新貌（张新英《潮起潮落 —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中国画概说》，见关山月美术馆编《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还是从无主题向有主题的一个过渡过程，那么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中国画则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以积极的正面歌颂为主，在手法上带有部分夸张的特点，如张安治在1960年创作的《人民自有裁云手》、王定尧1964年创作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张新英《潮起潮落 —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中国画概说》）。

深入到建设和生活一线中去写生，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画家的响应，他们将建设工地、地质勘探、森林伐木、农田劳作以及毛泽东诗意、革命圣地等都纳入了山水画的表现领域，使其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李可染在《谈中国画的改造》中讲到：“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一个基本

条件，只有从深入生活里才能产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新的内容，才能产生新的形式。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见孔令伟《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诞生了一大批以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为题材，反映新中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者精神面貌的作品，在中国画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

二、江苏省国画院创作概况

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成立。首任院长傅抱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紧紧抓住当时新中国建设的情况，让文艺服务于政治，而这一创作思想的引领，使得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们在写生、创作上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傅抱石认为中国绘画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艺术的统一，为现实服务，为主题服务上。傅抱石站在时代发展的浪潮前，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先后提出了：

我们的艺术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作品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现实的内容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傅抱石《在更新的道路上前进》，见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大家都在变”，这是好几省的观摩、座谈会上都听到过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在党的教育下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初步接触了伟大的现实生活的结果。亚明画的《华山》《三峡夜航》和其他几位的有关人民公社的题材而作为山水来处理的《食堂》和《菜地》等几幅，对此行来讲，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 —谈谈江苏国画工作团旅行写生的山水画》，见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学习政治，自觉地要求改造，纷纷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和年青同志们一道，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或者到伟大美丽的大自然中去，体验体验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新人新事，把它们一一收之画本。（傅抱石《笔墨当随时代 —看“贺天健个人画展”有感》，见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费新我松鼠

81.5cm×38cm纸本设色费新我艺术馆藏款识：一九五六年夏，新我学画。钤印：费新我（朱）

费新我草原日富饶

121cm×64cm纸本设色费新我艺术馆藏款识：添子又添羔，草原日富饶。一九六三年一月，吴兴费新我写。钤印：吴兴人（白）新我左笔（朱）蒙行之作（白）

同时，傅抱石也清楚地看到了国内中国画创作现状上的不足：

从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形势要求说来，不可讳言，我们的国画事业，还不能与之相适应，尤其是国画创作方面，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人民的需要，应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十年不算太短，还没有产生若干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典范作品；多少新人新事，还没有形之笔墨，加以刻划，介绍给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全民大跃进，工业、农业和各个生产战线上辉煌璀灿的胜利接着胜利……如此富于浪漫色彩、富于诗意的伟大而又幸福的时代，我们的国画家们还没有画将出来。但是，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出色地画将出来。（傅抱石《中国绘画史的新页 —谈谈十年来国画事业的发展》，见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傅抱石还曾提出：

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傅抱石《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答友人的一封信》，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傅抱石带领着江苏国画院的画家们深入生活，以写生带动创作，1960年进行了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这次写生团人数为13人，以傅抱石为团长，亚明为副团长，于1960年9月15日出发，为期三个月，先后访问了郑州、西安、成都、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跨越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省。1961年5月2日至21日，“山河新貌”画展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举行，展出了150幅作品。郭沫若、王昆仑赋诗赞美，叶浅予、郁风、老舍等撰文评论，认为“巧妙地运用了传统的笔墨，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突破了旧笔墨的束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笔墨”（马鸿增《新金陵画派的发展历程、艺术特征

费新我晚归

52.5cm×136.6cm纸本设色费新我艺术馆藏款识：晚归。一九五七年四月，新我于吴门。钤印：新我画记（白）

与文化价值》，见《画学经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从1961年到1966年5月，江苏不断组织画家写生，其间1961年6月至9月底，傅抱石又到东北地区写生，行程四千多里，创作出《天池林海》《镜泊飞泉》等代表作。钱松喦、宋文治、亚明、魏紫煕、费新我等国画院画家在山水画、人物画题材方面的变革出新，受到了美术界的瞩目。此外，钱松喦创作的《芙蓉湖上》《木船革新竞赛》《秋耕突击队》《水上高歌丰获归》《排涝》《军民浚湖积肥》《运料》《罱河泥》等一系列作品，被华君武推崇为“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华君武《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见1964年第5期《文艺报》）。宋文治在1956年《人民画报》上刊出的《桐江放筏》及1960年的《山川巨变》可看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三、20世纪60年代费新我的创作情况

在费新我收藏与使用的印章当中，有一枚印章为“换了人间”，这枚印章在费新我早期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中经常出现。从这枚印章我们可以了解到费新我对新时代的向往和对新中国翻天覆地伟大变化的喜悦之情。从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费新我对艺术变革的一面，他显然要把这一伟大的变化浓缩于自己的绘画之中。

1956年8月，费新我应全国美协的邀请，与顾坤伯及在京的文艺界人士一行九人赴内蒙古体验生活，后来又经哈尔滨独去了小兴安岭，行程70天，一万三千余公里，为了《草原图》的创作，他搜集了近千张素材，积累了百余张草稿，画了二百张左右的大小草图。此图后曾被丰子恺先生誉为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图”。

事实上，费新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题材和人物画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如1953年创作的《欢迎志愿军归来》，1954年12月创作的《花岗石支援中苏大厦》，1956年费新我创作的《刺绣图卷》（此卷堪称人物画的代表作，著名画家于非闇曾撰文，盛赞费新我的《刺绣图卷》是一件反映妇女辛勤劳动极其出色的作品），1958年1月创作的《夜战》，1959年11月的《郊区友联队，畜牧大发展》等。其中1954年创作的《花岗石支援中苏大厦》组图完全建立在写生基础上。费新我亲自赴沪观察中苏友好大厦工地及石库，又两次到金山浜，创作出金山石中国画一套六幅。1955年2月重绘，后更名为《花岗石支援中苏大厦》。此画面由六幅组图构成，具有故事情节上的连贯性，把中苏大厦所用的花岗岩的制作流程，进行了带有情节性的敘述，把每个工人的劳动神态进行了细微的刻画，此图可称为费新我人物画的又一精品力作。

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创作：1960年3月创作的《大浦河节制闸》（草稿），1961年11月的《金山石矿一角》，1962年1月的《农业丰收扇面》，1962年冬创作的《农具供应》，1963年的《点爆竹》《颗粒还家》《老师到处有，活书读不完》《新安江颂》，1964年9月的《赶田头书场》（草稿），1965年的《铺路图》（草稿）和《擂战斗鼓、唱丰收歌》等。其中1962年创作的《农具供应》一图，费新我着重刻画了两大场景：一为农具店的各式农具，样式俱全；二为农具店的两位女性工作人员，一个工作人员在给已购农具的人们开发票，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在为购买者讲解，画面极具亲近感。1963年创作的《老师到处有，活书读不完》一图，以田间地头为场景进行构思，三个小伙子身着工作服，头戴斗笠，在融洽的交谈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费新我早年受教于上海的白鹅画会，陈秋草为当时的主要教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秋草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陈秋草在1951年7月写的《上海新国画研究会概述》中就提出“艺术应为劳动人民服务和一切艺术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费新我在绘画观念上始终受到陈秋草的影响。在人物画技法方面，叶浅予对费新我影响很大，叶浅予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画家，提出必须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来解决笔墨问题。（叶浅予《刮目看山水》，见孔令伟《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

20世纪60年代 第4篇

关键词：婚姻礼仪,婚礼文化,婚礼变迁

1 引言

古时候, 人们以黄昏为吉时。“昏”是男女结亲的美好时辰。“婚”本来写作“昏”, 女子旁是后来加上去的。“姻”本来也没有女子旁的, 女子因之有了丈夫, 父母因子女嫁女, 所以叫因。《礼记》注疏说:“婿曰婚, 女曰姻。婚以昏时来迎, 女则因之而去, 故名‘婚姻’”。

婚礼最能使人动情。因为, 在浪漫色彩的装饰背后, 人们内心最原始和野蛮的情感得到了祝福和合法化。那些驱使情人相互追求的自然欲望, 是他们从遥远的古老时期继承下来的。然而, 社会在这有情人的自发追求面前, 规定了种种戒律, 这便是婚俗。[1]

婚姻从原始时期到现在, 一直便是世界上最美的故事。因为爱就是生活;爱是一个迷, 让人想去探索;爱是再创造的动力, 有时它也会带来恐惧。然而, 从古至今, 星移斗转, 沧海桑田, 婚姻习俗在不断地变化着, 包括婚俗的发展、婚姻模式、结婚的程序及婚姻的礼仪等。婚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因此我们也要了解关于婚姻的一些礼仪。本文主要对鞍山婚姻礼仪的变迁进行探讨。

2 鞍山婚姻礼仪的变迁

2.1 鞍山60年代的婚姻礼仪。

婚姻礼仪是人们规范婚姻关系的重要的手段。由于婚姻是人生的大事, 关系到家庭幸福、种族繁衍和社会的安定, 因此人们很是注重婚姻的礼仪的。

在60年代的时候, 虽然他们可以自由恋爱, 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还是处于比较封建的, 互相喜欢对方也不敢明着表白, 对于爱情他们还是羞涩的。但到了结婚的年龄的时候, 60年代的人们思想处于中国传统的时代了, 他们的婚姻、结婚的对象都是由父母来安排的, 有些人也是经过亲戚或者父母的朋友介绍, 完事由两家父母安排相亲, 一旦发现双方合适, 就会开始仪婚, 这个时候还是男方采取主动。

对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来说, 人们结婚要求门当户对, 但是在60年代, 人们结婚的对象只要父母双方满意, 对方人品较好, 工作稳定等等一系列个人的问题使对方的家里满意, 两个人就可以喜结连理了, 对于对方家庭的条件已经不是很重视。

新郎新娘结婚的当天, 会大摆宴席, 请双方的父母, 亲朋好友等等来到现场, 一起见证他们结婚的当天, 在宴席上也会有证婚人在场宣读但也只是个形式不是很正式。新娘在婚宴的当天穿红色的衣裳, 画着妆挽着新郎的胳膊, 挨个走每个座, 向每个人敬酒和敬烟, 同时在场的人也会为新郎新娘准备红包。

婚宴结束之后, 老老少少还要闹洞房, 直到众人都散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 洞房花烛夜只有新婚夫妻两个人的时候, 婚礼才叫做结束。

2.2 鞍山90年代的婚姻礼仪。

中国的传统婚姻, 其实质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眼的包办, 结婚的当事人根本相互不认识, 没有对自己婚姻的决定权, 不管双方是否有无感情、是否愿意与否, 都要服从父母和媒妁的安排。但是随着文化的变迁, 中国婚礼文化也随之变迁, 开始提倡文明婚礼, “文明婚礼”的名称本身, 便含有对传统婚礼的批判意味, 指责传统婚礼为“不文明”的婚礼。现在的中国婚姻, 提倡自由, 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 而且结婚的前提也是已爱情为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婚礼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

相对于60年代的人们的婚礼, 90年代婚姻的婚礼的形式是各种各样, 例如集体婚礼、联合婚礼等等。也有的年轻人寻求时尚也想简单不想很麻烦, 也会旅游结婚, 种种的形式也突显出90年代的人们个性的张扬, 思想的开放。

90年代起开始流行“花车”, 即在轿车上用绢花、绸带装饰, 近年多用鲜花绸带装饰。车头贴一束鲜花, 车前贴大红囍字。迎亲车队由轿车、面包车组成, 一般6辆左右, 并有逐渐增多之势。而且以车的优劣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把婚车打扮的漂漂亮亮, 喜气洋洋, 每当举行婚礼的时候, 婚车在大街上疾驰而过, 吸引许多路人的眼球, 成为街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迎亲队伍中照相及摄像人员是必不可少的。车队到女方宅前停下, 女方燃放鞭炮。然后, 介绍人引领新郎及新郎的兄弟姐妹 (俗称新客) 入宅。女方在桌上摆放糖茶、花生瓜子、糖果、糕点, 称为“茶水”。迎亲队伍吃罢“茶水”, 即在宅外燃放鞭炮, 称为“催上轿”。现时哭嫁习俗多已消亡。新娘由父母送上轿车, 新娘的兄弟姐妹送嫁, 姑表兄弟姐妹或好友亦可送嫁, 送嫁亦称“做新客”。近年亦有男方邀请女方父母及长辈参加婚宴的, 叫“请老客”。迎亲车队返回男家时, 男方燃放鞭炮以示迎接。“新客”、“老客”由男方迎接入宅, 亦以“茶水”招待。[2]

3 总结

婚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对婚礼很是重视, 而且中国对婚礼的重视程度也极大, 因为一个热闹的、欢乐的婚礼不仅仅意味着从此可以享受酸甜苦辣的家庭生活, 同时还昭示着当事人不能够再一意孤行, 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拿60年代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和我们现在80后、90后的人的婚礼一比, 更加突显出现在人们崇尚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之分。而且, 现在大家也开始对自己的婚礼的安排也崇尚简单朴素、浪漫温馨等等几大特点, 这正表示着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正在进步, 经济不断提高, 也不断向国外吸收好的东西来学习, 我们中国的婚姻礼俗正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鉴踪.中国民间婚恋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第3版第2页

20世纪60年代 第5篇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逐渐消遁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渐渐抬头，一些在“五四”时期曾经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由外表的激进转向了更内在、更理性的思考。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潜流，西化还是文化保守，这西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仍然

作 者：尤小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关键词：

21世纪美国重回“60年代”? 第6篇

我们(美国人)的生活像是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迷惘时期。近20个月以来失业率徘徊在9％左右，且情况在继续恶化，美国民众对经济恢复的信心已大打折扣。最近的调查显示，调查范围内仅有1／7的人认为“孩子们的将来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人们对目前经济的反应是真实的。有学者认为这是21世纪的“60年代”，社会秩序面临巨大考验。

“60年代”这一观念的提出，由于今昔差异大，让人觉得无从谈起。20世纪60年代时经济环境不错，经济增长曾保持106个月之久。据查证1969年的失业率为3.5％，对求职者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就业环境。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者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在1967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回忆到：“当时并不是我找的工作，是工作找到了我。”当时的情况是，工作机会几乎能够提供所有求职者的需要。“60年代”有一个相当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与生活负担沉重的今日相差甚远。

现阶段经济直接作用于更广泛的政治事务和大众心理。人们经历了“次贷危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期待感不强，对经济部门和机构、对政治领导者，都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到处尖锐的质问声音反应了人们的担忧，他们害怕国家被带人灾难性的困境。

尽管经济基础大不相同，但是生活在经济持续发展的60年代的人们也产生了类似现在的意见分歧、无助和紧张感。莱斯大学的历史学家艾伦·马图索(Allen Matusow)对美国社会出现过的“分裂”状态进行过整理，他认为“60年代”的社会分裂状态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的混乱相似，而现阶段又与“60年代”的社会分裂状态相似，平缓社会矛盾已迫在眉睫。

目前美国人口中2／3的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或是更晚，对于60年代发生的事情并不熟悉。60年代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嬉皮士、毒品、反战都是当时的关键词，当时的舆论充满尖酸辛辣的讽刺。矛盾冲突带来的并不都是坏处，60年代初开始的保护人权运动在二战结束后获得巨大胜利，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CivilRights Act)禁止了就业和公共场所的人种歧视。

人们的不满情绪能够上升为运动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弱密切相关。从政治角度划分美国历史所指的“60年代”时间是自1963年11月总统约翰·F·肯尼迪(President John F.Kennedy)开始，至1974年8月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辞职结束，政坛的“60年代”动荡不堪。

没人会料想总统肯尼迪遇袭身亡后，暗杀事件会继续发生，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 King 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前后遭受袭击；没人会料想城市暴乱开始于洛杉矶瓦茨街(Watts)并成为日后频繁发生的社会隐患；没人会料想学生发动的反对越南战争抗议能够上升为主要政治活动；没人会料想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因越战压力退出连任竞选，继任者尼克松又遭弹劾；没人会料想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

“60年代”议会出现一边倒状况。民主党议员人数明显多于共和党，成为政府执政的严重分歧因素。法律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考验，1963年～1973年间凶杀案发生率翻了两番，案发率由4.6上升至9.4(10万人口为单位计算)，并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情绪。社会上，不仅公众意见分裂，家庭中各自成员也持有不同想法。未受过任何来自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孩子，以另一种散漫政治观点和放荡的生活方式反作用于他们的父母。事实上，当时美国积极活动的分子只是占少数，1969年的调查结果里72％的大学学生从未参加反战活动。但是活动积极分子成为分裂社会的导向因素，他们最大化调动了社会情绪，大多数青年明确表现出拒绝平庸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和抨击政客打着爱国的幌子误导大众的行为。

20世纪60年代 第7篇

关键词：20世纪50～60年代,马一浮,中国哲学观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中, 马一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周恩来称他为“现代中国的理学大师”, 熊十力称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 可谓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梁漱溟更是以“千年国粹, 一代宗师”盖棺论之。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与承继多于改造, 而且非常重视学术之间的圆融、会通,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学为本, 会通儒、释、道的学术路向, 其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以其中国哲学观为核心的。

20世纪上半期, 马一浮的“中国哲学”观主要集中在其“六艺论”中。1949年以后, 马一浮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经历了思想上的变迁, 但在表现方式和程度上仍以其“山水犹堪继老庄, 江湖道术犹可望”的隐士心境来面对世事变迁, 这是其一贯的心态与风格。马一浮曾作诗称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在总体上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保持沉默的, 正如刘梦溪所说, “熊终老不停著述, 马晚年只写诗而不著文。两人同为政协委员, 熊对国事颇多建言, 但无一采纳;马则默而不言。”就其自身而言, 马一浮的诗作中除了对新中国建设的认同与赞美, 对人民大众体力劳动的承认, 并未涉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问题。同时, 马一浮对中国哲学的态度,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一对儒学的反思

与20世纪30~40年代公开提出的“六艺论”不同, 马一浮不再公开倡言儒学。1949年除夕夜在其所作《除夕书怀》中他写道:“任物何心叹逝川, 观生无我示观缘。迁流妄计成三世, 常断君知堕二边。稷下迂谈终始误, 山阳按剑古今传。不逢鹤语惊寒久, 又换桃符说过年。”从该诗中可以看出马一浮对世事变迁的感受, 同时也意识到应对自身以往对儒家的态度进行反思。

在马一浮晚年的诗中很少见到其对儒学的理想。20世纪30~40年代, 他用儒家的仁义批评法家的霸道、事功, 主张“复性”, 且以此为其主持的书院命名, 并且将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寄希望于讲学, 现在则有了很大变化。在1951年的《咏古》中他写道:“冲风但见焚巢鸟, 菏泽难逢活水鱼, 休道桓文能定霸, 向来仁义是蘧庐。”庄子在《天运》中曾提到, “仁义, 圣王之蘧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由此可以看出, 马一浮居于道家的立场来看待儒家的仁义, 他认为仁义不再是绝对和普遍的真理, 这与其早年曾提出的“六艺是未来一切人类文化之归宿”有了很大变化。

二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早年的马一浮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 而反对事功和霸道。他曾非常赞成培根文章中贬低财富和工商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后, 其观点发生了变化, “今时异势殊, 自社会主义行, 有国者务革新其生产制度, 培根之言可废矣。”

在1957年和1958年马一浮致沈尹墨的两封信中, 他指出当前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儒学, 而是工业和科学技术。他指出, “儒学方为世所绌”, “今时措之宜, 乃在工业化, 所需者莫先于科学技术, 若为之称道儒术, 不重知识而贵德性, 则闻者掩耳矣。管商进则孔墨退, 尚力与尚德, 不可同日而语。开物成务为亟, 斯穷理尽性为迂”, 尽管如此, 儒学还是有自身的现实价值, 而科学也并非万能, 因此社会不应完全摒弃儒学, 应实现儒学与科学之间的调和, “盖经世之宜, 各有所适。儒学务在修己, 今乃急于治人”, “科学极旨, 谓能尽物之性, 而不知尽己之性”, 理想的方式是“本末兼该, 物我无间而后可臻于大同”。这与其前期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相比, 更为理性与客观。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 马一浮从一开始并未排斥, 在其早年留学期间, 曾《资本论》带回国, 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资本论》。马一浮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 他指出, “窃谓马列之最终目的, 在国家消亡之论。其言甚美, 《礼运》无以过之。儒者所祈向, 在使万物各得其所, 其致一也。果使共产主义社会实现, 则其变至鲁, 鲁变至道。儒术亦何所用之”, “使今之持世者, 用是道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决非虚语。”对于这些认识, 马一浮又强调说:“微来教无以发其狂瞽, 幸勿为不知者道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949年之后的马一浮相对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来说, 变化是最小的, 这与其一贯的学术风格有关, 以上所论述的对儒学态度的变化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的影响而产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马一浮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一贯的热情与情感, 以及对自身以往中国哲学观积极的反思, 将会对其研究以及后人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211

[2]陆宝千编.马一浮先生遗稿续编[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 1998:22

[4]马一浮.马一浮集 (第三册)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717

20世纪60年代 第8篇

20世纪60年代, 从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学课程改革运动的大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961年英国理科女教师协会和理科教师协会共同发表了《科学与教育》的申明。该申明旨在革新文法中学的理科教育。1962年在纳菲尔德财团资助下, 两个协会推出了纳菲尔德普通水平物理、化学和生物课程方案。纳菲尔德普通水平物理课程方案 (The Nuffield O-Level Physics Project) 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以及重视利用科学方法进行训练和探究活动的浓厚色彩”。[1]

纳菲尔德普通水平物理课程方案含理论材料和实践两部分内容, 分五年开设。第一、二年为实践部分, 学生在第一年要学习的知识内容有:密度、油滴实验、观察原子在云室中运动、使用U型管测大气压并估测大气层厚度、讨论能量及其转换;第二年学习的知识内容有:电及相关;第三、四、五年为理论部分学习, 学生在第三年学习的知识内容有:波、光、运动、牛顿第一定律及一些蕴含牛顿第二定律的知识, 学习使用打点计时器对小车运动计时;第四年学习的知识内容有:经典力学、通过小车运动学习整个牛顿定律、利用照相机和频闪仪记录物体运动、原子理论、电子、能量;最后一年学习的内容为:牛顿力学在行星运动和月亮球运动中的应用。

可以看出纳菲尔德普通水平物理课程的主要特点有:第一, 特别重视物理实验操作技能的培养;第二, 物理理论尤其是经典力学理论占的比例较大, 如:牛顿三大定律;第三, 课程中补充了物理科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第四, 能量贯穿整个五年的课程。

1965年英国又开始编制纳菲尔德高级水平物理课程方案 (The Nuffield Advanced Physics Project) 。它是为在中学第六年级学习两年后参加GCE的A-Level考试的16~18岁学生设计的物理课程方案, 它的对象是那些能力较强的前10%的学生。

二、20世纪70年代的综合理科计划

进入20世纪70年代, 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竞争逐渐缓和下来, 而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凸显。于是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主义理科教育论, 开始逐渐被人们否定。相反, 人们提高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人类生存与环境等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鉴于此英国的理科教育协会于1971年发表了《科学与普通教育》, 该文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英国理科教育发展方向。与此同时, 大量综合中学在英国中等教育综合化运动以后涌现出来, 这就要求人们探索适合综合中学的理科课程。在上述两种动力的推动下, 1969年英国学校理事会推出了以13~16岁的学生为对象的综合理科计划 (the School Council Integrated Science Project, 简称SCISP) 。它的目的是开发符合以下要求的综合理科课程:第一, 传授自然科学主要领域的内容;第二, 获得参加普通教育证书考试的资格;第三, 课时占总课时的1/5;第四, 为学习高级水平的物理、化学、生物或同等水平的学习打下基础;第五, 与纳菲尔德综合理科的“5~13岁儿童的理科”相衔接。

学生通过SCISP课程学习以后能在识图、用图、绘图以及对科学的表达、理解等十个方面得到发展。可以说SCISP综合理科计划是一个旨在进行非常协调的理科教育的计划, 它不仅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 还重视培养科学态度和技能。SCISP课程由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和构成要素、能量以及相互作用和变化四部分组成。SCISP课程打破了物理学科原有的知识体系并以专题的形式与其他自然科学知识融合在一起, 从而试图从科学的各个领域来说明自然事物、现象和生活中的问题, 这显然具有生活经验主义色彩。但SCISP课程又不同于重视科学知识实用价值的普通理科课程, 它把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概念通过环境、社会和人类有机地结合, 试图通过自然界的构成要素和能量及其相互作用来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界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SCISP课程力求培养具有综合科学素质并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表达科学思想能力的未来社会公民。

三、20世纪80年代STS教育运动中英国物理课程改革

早在20世纪70年代, 当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综合理科课程改革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时, 英国就已经开始重视科学、社会、人类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STS教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这样, 1984年英国科学教育协会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提出SAT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ciety, 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 课程改革计划。

SATIS课程共7个单元, 每个单元由10个独立专题组成。整个课程共70个专题, 其中与物理相关的有32个, 占近50%。

SATIS课程中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确定、唯一的, 甚至有些问题还有争议。这与传统科学课程中出现的问题答案经常是封闭的、唯一的不同。从建构主义理论看, 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以及赋予这些经验的意义来建构自己的知识。这样每个学生的观点、看问题的角度、价值观等不同, 造成对问题最终解决结果的多样, 而这正是SATIS课程所努力追求的。SATIS课程中的每个专题的学习基本都是通过给学生一些背景材料或信息, 然后让学生相互讨论或进行实践调查, 最后学生提出自己对于问题解决的看法。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固定的方案, 学生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但能充分显示他们对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的思考。在STS教育中, 把物理与技术、社会联系在一起, 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学习物理知识, 这样能让学生感受到物理是一门实用性科学, 体会物理科学的飞速发展。

四、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国家课程中的物理课程改革

1988年英国推出统一的国家课程, 而现行国家课程正是在1988年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订于1999年9月出台, 并从2000年9月起开始实施的。国家课程中义务教育被分为四个阶段:5~7岁为第一阶段 (Key stage 1) , 7~11岁为第二阶段 (Key stage2) , 11~14岁为第三阶段 (Key stage3) , 14~16岁为第四阶段 (Key stage4) 。[2] 其中第三、第四阶段为中学阶段。课程内容主要根据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GCSE) 考试和A-Level考试的标准来确定。在科学课程中, 每一阶段学习计划中的知识、技能和理解力与要学习的科学的四个领域 (科学探究、生命过程和生物、物质及其性质、物理过程) 是关联的。

在第三、四阶段中“物理过程”领域涉及的主要物理知识, 包括电 (磁) 、力与运动、波 (声、光) 、地球及周边、能源及能量转化、放射性五个方面。

英国国家科学课程的“物理过程”领域有这么一些特点:其一, 课程内容设置体现大众科学思想。课程的内容要求相对较低, 科学教育不仅仅造就科技精英, 更重要的是面向所有学生, 全面提高所有学生的科学素养;其二, 课程内容在综合中走向真实生活。学习内容是从生活常识入手的, 以日常生活的相关事物为主题, 而且其中许多内容是跨学科的;其三, 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课程不仅仅要求对知识的掌握, 更强调科学方法和能力的培养;最后, 课程内容更具包容性。课程内容既注意全体学生共同发展, 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如在KS4阶段, 课程分为单一科学课程和双重科学课程两种, 增加学生的选择性。

五、结语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在中学实行综合理科的国家之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中学推行“普通理科”课程。在对传统分科课程进行反思后, 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综合理科课程和科学技术社会课程的改革。直到现今综合课程一直是英国中学的主要课程形式, 而物理知识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英国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STS教育, 这同样也领先于世界。在真实情境中把物理与技术、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使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物理知识的STS教育凸显物理学科的实用性。自1989年英国实施国家课程至今, 无论是中学低年级的国家科学课程中的“物理领域”还是中学高年级的物理分科课程都显现出了大众、开放、灵活、实用等一些新的特点。纵观英国近五十年来中学物理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可以看出:第一, 20世纪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物理分科课程, 在20世纪70、80年代被综合理科课程和STS教育课程冲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培养出的学生综合科学素质得到提高, 但缺乏科技精英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的国家课程在中学低年级推行综合科学课程, 到了中学高年级就开设物理分科课程,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综合理科课程和物理分科课程并存是一种必然结果。第二, 英国的中学物理课程紧扣时代主题发展的同时, 力求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公民来推动时代的变迁。

参考文献

[1]木村仁泰.发达国家中小学理科教育[M].曲程, 等, 译.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85, 88-89.

20世纪60年代 第9篇

一、文艺政治化发生的背景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 中国文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以前创作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 1949年以后创作的文学则统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建国以前, 文艺大都是单纯地反映作家想要表现的内容, 如萧红的《呼兰河传》用一种清新自然的笔调描写自己与祖父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表达了作者对祖父的怀念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通过叙述白流苏因为香港沦陷而留住了花心公子范柳原反讽了现代爱情的功利与苍白, 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沈从文的《边城》, 作者将人世间的真善美倾注在翠翠这一人物身上, 于对湘西生活诗情画意的叙述中表达了作者对湘西淳朴民风的由衷热爱。现代文学的创作是在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作家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较小, 此时期作家创作的作品可谓是“以我手画我心”, 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进行文学创作。然而文学的创作标准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矫正修改, 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六十年代文学也随着时代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新中国的建立, 我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 政府倡导我国的文化相应的应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因此, 1949年7月在北平举行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者代表大会, 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指出建国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 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 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念被明确命名。在第一次文代会主要思想的指导下, 作家转向政府的代言人, 用笔书写国家意志, 所以建国初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

二、文艺政治化的主要实现途径

早在1942年, 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规定了评论文艺应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和文艺应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讲话》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延安文艺界实际情况提出的主张。之后, 周恩来同志建国以来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 主要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和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诸如此类政策, 不胜列举。具体落实上,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 成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大会 (简称文联) , 文联有自己规定的任务:团结全国文艺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 致力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第二, 创办《文艺报》, 宣传阐释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第三, 通过会议与报告来引导文艺的方向, 如郭沫若明确地把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概况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 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斗争的结果表明:“任何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他的努力就毫无结果。”第四,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 被称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第五, 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清算胡适“唯心论”的观点、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此时期文学的特点是使用平民语言, 通俗易懂, 内容集中表现为革命战争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阶级斗争服务, 为广大群众服务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三、文艺政治化时期文学简评

都市文学在1949年后逐渐消失了。新中国建立后, 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党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三大改造, 资产阶级的实力被削弱了。第一次文代会的顺利召开, 确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号召文艺工作者, 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文学中书写无产阶级形象的作品也大量涌现出来, 造成了都市文学的逐渐消失。其次,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此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 其内容紧紧与政治相关, 主要描写了党的英勇战士为革命成功, 人民幸福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通过敌我两方对比刻画出了我军的高大形象, 歌颂了无产阶级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 洒热血的奉献精神。如《红岩》这部书中通过叙述江姐在痛失丈夫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痛哭, 而是想到一个战友离去了, 她更要坚强地替战友把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完成, 成功刻画出了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者牺牲家庭投身到革命事业中的伟大精神。当然, 不可否认, 部分作品中也存在相悖人性的部分。最后, 表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各阶层人物形象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作家切实以创作实践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口号。此时期作品主人公涉及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 大概文学范式是主人公处在不如意的境况, 内心深感迷茫, 最终在党的指导下走出困惑, 对人生有了清楚地认识或是主人公通过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其创作内容必定受到此时期的经济状况影响, 无产阶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急切的社会主义改造, 文学相应的为伟大革命唱赞歌, 为社会主义建设唱赞歌, 歌颂广大劳动人民。虽然此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可取之处, 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文学主题单一。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打上了那个时期深深的烙印, 主题上大多描写农村生活, 表现我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的艰苦与共产党的英勇, 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其次, 作者为了响应政府提出的文学创作的号召, 此时期创作出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 但部分作家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缺乏对农村生活习俗的深入了解, 因此存在创作出的作品不符合农村场景的章节, 如丁玲的《水》尽管作者在视图使语言更加乡村化, 但由于丁玲没有深入扎根农村, 所以作品中农村语言的叙述也显得不真实。再者, 文坛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 建国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存在改造过快、要求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弊端, 反映到文学现象中也存在此弊端, 如报告文学《毛主席到了徐水》中写一只野兔被人发现后逃到麦田后, 由于小麦长的太茂盛, 这只野兔便被麦子困住而无法动弹, 这段文本虽然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硕果累累, 但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弊端。最后, 革命题材的作品中存在着夸大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人民群众的现象, 如曲波的《林海雪原》过分强调少剑波的作战英勇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何家槐认为少剑波的“个人英雄主义”忽略了“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以上是我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存在的弊端。

结语

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中, 大部分作家都遵循着党的领导和号召, 写了大部分以农村题材和革命英雄题材为主的作品, 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 文艺标准第二, 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作家转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的真实情感被掩埋, 文学作品题材显得单一, 这是这一时期文学不可忽略的弊端。然而, 尽管建国初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受到时代制约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总体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对于当时的国情来说, 国内刚刚稳定, 政治经济等百废待兴, 人民需要精神上的安慰, 来增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不得不说, 这一时期的文学, 大力宣传党的领导, 歌颂社会主义, 对于增强社会安定, 加快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立场去衡量昨天, 而是应以一种全面的观点看待此时期的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引自网络资源:http://old.cflac.org.cn/wdh/cflac_wdh-4th_Article-26.html.

[2]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新华日报, 1949年第7期.

20世纪60年代 第10篇

色彩在服饰符号的构成中, 起着参与、决定符号能指和所指意义的作用。作为视觉审美核心的服饰色彩, 具有情感表达、信息传递的功能, 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有着一定的影响。最重要的是, 服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文化现象, 具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赋予服饰色彩不同的所指意义。20世纪60年代, 人类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船成功进入太空, 西方设计师青睐代表着太空时代的银色、白色;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受政治氛围的制约, 服饰色彩多以灰、蓝、军绿色为主。

一、20世纪60年代中外服饰色彩符号的视觉表达

在对服饰色彩进行观察时, 我们的主观的认识与心理感受, 会给服饰色彩的认知带来种种影响。色彩在服饰符号的视觉表达有直观显示和潜在传义两种。直观显示指的是服饰色彩给接收者直接传达视觉信息, 是接收者经视觉中枢对服饰色彩进行判断, 由色彩的物理性刺激直接引起心理体验。以20世纪60年代的服饰色彩为例, 如表1-1所示。色彩的潜在传义指的是色彩符号与接收者的心理相结合, 使人产生视觉上的联想和体验。即服饰色彩符号经由接收者的联想到的意指的事物。同样, 20世纪60年代的服饰色彩符号的潜在传义如表1-1所示。

二、20世纪60年代中外服饰色彩符号的社会文化表达

服饰由最初的遮羞御寒的物质性上升为社会的文化想象, 服饰色彩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封建社会, 社会等级在服饰的色彩上可以明显的分辨出来, 每个阶层都有其固定的服饰色彩, 人们必须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穿衣打扮。因此, 有种说法是“见其服而知贵贱”。服饰色彩符号在社会文化中有着大量的内涵性的语义,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意义编码, 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象征性。

20世纪60年代, 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科技年代:“太空时代”。1961年4月, 苏联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的升入太空, 成为了翱翔宇宙的第一人。1969年7月, 美国的阿姆斯特朗等乘坐宇宙飞船首次成功登月。代表未来风格的服饰色彩应运而生, 白色和银色成为60年代最具代表的服饰色彩, 符合这个“宇宙时代面貌”的社会文化的需求。同时, 60年代也被称为“摇晃的年代”, 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越南战争、美国的民权运动、欧洲的各种激进政治思潮,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给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带来剧烈的冲击。1在中国, 无论男女, 以灰、蓝、军绿色为主色调是服饰的最主要的特点;到了60年代的后期, 中国服饰色彩更是“一望无际”的军绿色, 成为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饰色彩和单纯的政治符号。服饰的色彩反应了当时艰苦朴素的精神、物质匮乏的经济环境。

三、20世纪60年代中外服饰色彩符号的情感表达

服饰色彩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当大脑受到色彩的视觉刺激时, 大脑中关于对这一色彩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激活, 进而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景象。不同环境下的服饰色彩接收者, 因为对色彩的知识和经验不同, 所以会引发对色彩不同的理解和情感表现。人们则利用服饰色彩符号的情感表达功能来进行“无言”的交流。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 年轻人是在丰裕的物质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但是仍然对所提供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感到不满足。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变得动荡不安, “反权威”则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年轻人们急切的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服饰便成为了他们表达自我的一个符号, 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第一套反应未来风格的服饰是由库雷热所设计的, 其推出的太空时装, 以白色的长靴搭配外星人装扮, 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主要以白色、银色为主的服饰, 迅速成为了年轻人争相购买和穿着。代表着与过去脱离、未来感的白色和银色服饰, 为年轻人们表达对父辈价值观反对、自我思维的形成的符号情感表达。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身穿绿色的军装, 头戴绿色军帽, 佩带毛主席像, 腰系军皮带, 斜挎军绿色的五星包, 整个人都被包裹在军绿色之下。军绿色的流行除了政治的制约外, 更主要是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 以身穿一身军绿色的服装为荣。无论男女老少, 或是表达自己对主席的追随:“永远跟着毛主席”, 或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为了祖国”, 或是自我的形象建立等等情感的展现, 纷纷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置办一套军绿色的服饰。

利用符号学对服饰色彩的研究, 为服饰色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符号学视角下的服饰色彩的研究, 对研究服饰色彩的视觉符号作用, 了解服饰色彩的社会文化特征, 分析服饰色彩的情感表达等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作为服饰三要素之的服饰色彩, 在视觉上是最“先声夺人”的。在服饰符号的构建中, 服饰色彩符号因服饰由物质性上升为社会文化的现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 并具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性。服饰色彩符号作为视觉中最“响亮”的语言, 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进行着信息的传递、情感的表达。

关键词：服饰色彩,符号学,60年代,视觉,社会文化,情感表达

参考文献

[1]海军.视觉的诗学:平面设计的符号学向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0世纪50年代的天桥市场 第11篇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封闭妓院、惩办恶霸、取缔奸商，天桥迎来新的一页。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曾计划对天桥市场进行拆迁和改造。西城区档案馆保存有1958年和1959年原宣武区“天桥地区拆迁工作规划”、“改造天桥市场规划第一种形式（草案）、第二种形式（草案）、第二个方案（草案）”、“关于改造与改建天桥、拆迁安置工作初步意见”等档案。

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的人民来到北京，天桥成为必游之地。天桥不仅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有二、三万人游览天桥，节假日高达四五万人。但是天桥的各项设施已远远落后于现实，与首都的发展情况不相适应，比如：房屋条件很差，市场内的建筑基本上是木棚子搭建的，安全性较差；政治情况复杂，天桥市场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藏身和活动场所，有的摊商是解放后及土改时外地逃来的地主、富农、反动军官等；有些文艺和曲艺人员演出水平很低，有不少是低级趣味及黄色内容。因此，天桥市场必须进行彻底改造，重新建设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风貌的、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喜爱的集文化、娱乐、休闲的新天桥。

在“天桥地区拆迁工作规划”中档案中，列举了改造天桥市场的工程项目40多项，有马戏杂技所、影院、歌舞厅、京剧院、梆子剧场、评剧场、地方剧场、茶馆、评书馆、小杂技场、摔跤场、曲艺厅、游艺室、洋片场、木偶剧场、棋艺室、图书馆、展览室、书店、美术品商店、工艺品商店、画店、古玩店、中西药店、百货商业、饭馆、小吃店、冷食店、糖果糕点店、土特产商店、服装店、估旧衣服店、理发店、照相馆、浴室、临时托儿站、职工宿舍、食堂、浴室、办公室、室外工程庭园绿化及旋转木马、风车斗、转飞机等儿童游戏场所。

规划方案既保留了天桥以文化娱乐为中心的特点，又相应地设置其他服务行业，主要内容有：

一是交通方面，在建筑基地周围应有容纳一定数量汽车的停车场和自行车存车处。

二是设计要求，天桥全部建筑应有十万人至十五万人的容纳量；表演场所彼此互不干扰，以保证艺术效果；全部建筑布局应是具有共产主义气魄的民族风格；布局要活泼多样，曲折有趣；必须符合群众游逛天桥的习惯，文娱内容的配置应该是左右逢源，哪里都有，任意选择；应有水池和绿化草地。

三是建设地点，宣武区天桥公平市场东至天桥南大街，西至福长街，北至永安路，南至北纬路。

由于经济等一系列原因，以上规划没有实施。1961年8月1日，天桥等地集市作为“黑市”被取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乐、万盛轩、天桥大剧场及春华园、二友轩、天桥书茶社和公平市场内杂艺场的演出全部终止。自此，天桥市场车马人稀，寂静冷清，渐而消失。

随着文化产业和非遗传承的发展，2011年10月28日，天桥演艺区建设正式启动，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天桥演艺区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演艺集聚区。届时，天桥不但是“中国的天桥”，而且要成为“世界的舞台”。

20世纪60年代 第12篇

一、雷恩一梅德纳模式

20世纪50年代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雷恩和梅德纳提出了雷恩梅德纳模式, 这种模式为瑞典的劳动力政策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下面列举了其主要观点:

达成工资的团结。即通过在不同区域、行业和企业中推行工人的工作量和薪酬必须相同的政策。该政策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把工人的工资水平涨幅与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产业的前景相分隔开来。可以想见, 这种政策不利于经济不景气的企业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改革, 同时会加速优势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扩张。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工资政策的调整, 为劳动力的行业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

提高工人的就业积极性。政府和企业通过广开就业门路, 积极创造就业岗位。通过大力发展对失业工人的服务, 开展失业工人展开培训和二次培训, 对不同行业和地区流动的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 并为其提供工作信息和不同行业的选择, 此项措施的目的是为工人进入发展迅速的企业和朝阳产业的道路提供便利。

建立工资基金制度。通过对工资团结等政策的实施, 企业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的同时工人的收入也得到保障。雷恩和梅德纳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 提出应该把企业所获得的这一部分超额利润重新给创造利润的工人, 这种企业和工人共同占有的形式就是工资基金制度。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瑞典社会民主党 (Swede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简称SAP) , 又称为“工人党社会民主党”或者直接缩略为“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4月23日。是瑞典历史上成立最早的政党。瑞典社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来自于修正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支持高社会福利以及进步税收政策, 社会民主党主张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彻底改造, 从而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 这对长期存在于瑞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 瑞典社会党长期在瑞典执政, 基本上一手造就了瑞典的国家高劳动参与率的达成。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 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宏观调控, 使瑞典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以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走向缓和,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932年凭借在议会的多数支持社民党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许多有利于劳动参与率提高的政策在这次变革中被提了出来:

社民党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且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通过组织而这就行谈判, 于1938年通过协议解决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的问题, 这使得瑞典的劳动力市场得到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环境, 进而为瑞典经济的迅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社民党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和提高税收水平等相关措施以兴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 对参加施工的工人工资参考市场标准来支付, 这项措施为瑞典一半以上的失业者解决了就业问题, 同时建立起了包括养老退休、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儿童补贴、失业与劳动保险、妇女产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

1944年初, 社民党召开代表大会, 讨论战后工人运动的纲领。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批判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压迫、贫困和其它不公平的现象, 说这使得瑞典工人阶级更加意识到其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创造者的历史责任。这种以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独特的混合经济、高就业与高效率结合、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被人誉为“瑞典模式”, 成为人们所说的北欧模式的典范。社会民主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 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宏观调控, 使瑞典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以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走向缓和。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 社民党通过为失业者提供服务、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发放失业安置补贴等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帮助残疾人等积极地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了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瑞典的各产业就业劳动力总数由20世纪40年代的298.8万人提高到60年代的324万人。

三、瑞典公会长期发挥作用

在瑞典, 近70%的瑞典雇员同属一个工会。19世纪中期瑞典的早期工会组织开始出现, 1846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的成立了第一个公会, 瑞典第一个国家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0年。瑞典的工人运动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瑞典的第一批有组织罢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不久之后, 某些特定的行业协会形成了工会, 于是一场浩大的全国性劳工运动诞生了。19世纪末期, 工会开始在某些特定的职业中形成。随着这些团体规模和数量的增加, 它们开始演化成基于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会。1898年, 瑞典工会联合会 (LO) 建立并成为大多数瑞典蓝领工会的全国核心组织。早期的工会组织在确保一些至今仍为雇员所享受的权利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权利包括普选权、养老津贴和禁止雇佣童工。从这些方面及许多其他方面来说, 工会促进了瑞典现代福利国家基础的奠定。

一般情况下, 工会成员依靠工会来维护和改善他们的劳工权利。无论雇员是在考虑一份合同, 还是失业, 或是处于其它情况下时, 工会都可以利用其法律专业知识和谈判特权提高雇员在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谈判地位工会组织可以帮助雇员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工资, 确保平等待遇, 提供附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并广泛促进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样的权利也适用于非工会成员。瑞典劳动市场是以企业、工会和政府间的谈判为基础的, 这已经成为一种悠久的传统, 因此所有相关方都普遍认可基本工作条件。对于许多雇主而言, 为雇员提供好的工作条件也会造成竞争优势。

一直以来, 因为社会民主党在较长时间发挥巨大作用, 劳动人民的团结程度也较高, 所以瑞典工会的作用比其它国家工会作用要大。可以说, 公会力量的强大以及工人参与公会的高比例, 是瑞典20世纪60年代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保证。

四、瑞典的劳动、就业和社保机构历史悠久

瑞典1902年成立了公共就业部门, 而公共就业安置工作则已有近100年历史, 公共就业工作由雇主、工会和劳动行政三方组成;从1902年到1948年, 就业工作以地方性就业安置为主, 1948年成立了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 形成了政府的劳动力市场行政管理, 劳动力市场政策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

劳动力市场管理局由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设在21个省的省劳动力委员会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就业服务办公室 (职业介绍所) 、职业生活服务机构 (如就业能力康复所等) 组成。从国家到地方的劳动力委员会都吸收工会和雇主协会的代表参加。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的职责是:协调和促进各个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提供职业咨询与指导;促成求职者与职位空缺之间的匹配;提供特殊的就业机会;促进职业培训和转业训练;进行失业及其保险金领取的资格认定;帮助残疾人的职业能力测试与康复以及对职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统计与研究等等。可以说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从各个方面对就业工作进行细致的服务, 使得就业问题快速有效的解决。

五、实施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瑞典在50年代开始施行劳动力市场政策, 其基础是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充分就业政策目标。劳动力市场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支持性的社会政策, 它提出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 着重保障个人就业, 把在衰退部门的劳动力向增长的部门转移。瑞典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 同时对一些地区、一些失业者、一些市场中的竞争力较弱者以及一些在总需求上未受影响的人制定的特殊政策。政策要在市场边际上进行, 取得经济平衡, 使经济增长在低通胀率下进行。瑞典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分为“供给型”和“需求型”两种类型。

(一) 供给型劳动力市场政策

1.公共举办的就业服务。瑞典将国内的就业服务部门全部收归国有, 同时禁止私人举办。国有的就业服务部门对国民提供的就业指导和工作咨询是完全免费的。就业咨询服务是依据求职者的意愿, 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咨询, 并负责安置他们就业。

2.公共劳动力市场培训。瑞典的就业培训计划要求政府和企业不能简单的把企业流出的雇员直接纳入失业范围, 而是要通过政府组织、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形式科学合理的成立职业培训所。通过培训技术短缺的失业者、安置困难就业者再就业, 帮助培训工人掌握一技之长以应对社会和企业需要, 同时对破产企业的工人进行在培训, 为他们加入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提供帮助。

3.地区性流动补助。由于瑞典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较低, 所以机械性的人口流动就是弥补劳动力不足的一个好手段。但是与瑞典工人相比, 移民工人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要低得多。这与较低的人口素质、语言差异等有直接关联。实际收入和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 这很挫伤移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 瑞典政府开始通过培训来提高移民的教育和语言水平, 以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在学校中和一些培训机构, 在进行职业培训的同时开展语言和文化的教育。

(二) 需求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1.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指的是在失业率较高的一段时期, 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岗位给失业者, 其使用前提是失业者不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和培训机会。

2.工资补贴。工资补贴是指政府为长期雇佣失业者的企业提供的工资补贴。同时根据集体谈判协议, 为雇佣青年人较多的企业提供相对多的补贴;对雇用5名失业青年以上的企业, 提供60%的工资补贴;对雇用残疾人或其他特困群体6个月以上的企业提供105%的工资补贴。

3.岗位轮替和匹配。岗位轮替, 即瑞典政府实施的带薪休假政策。目的是把休假者在休假期间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失业者, 帮助失业者获得一份短期的工作岗位。岗位匹配强调就业申请和再就业, 帮助失业者及时掌握空缺岗位的相关信息。

通过对瑞典20世纪60年代高劳动参与率产生原因的研究, 我们可以对比当前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情况, 针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不足之处, 吸收借鉴瑞典的发展经验, 在工会建设和劳动政策上做出更大的变革, 从而为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高峰, 时红.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评述与文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2]成新轩.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3]丁建定,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4]Barbara Sianesi.Swedish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in the 1990s:Overalleffectiveness and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J/OL].Februar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