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计的起源

中国审计的起源（精选3篇）

中国审计的起源 第1篇

正本清源, 探史知今。只有对国家审计起源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才能准确理解国家审计的渊源、特点与本质。

一、国家审计起源的不同观点

综合起来, 目前对审计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是审计源于会计, 认为审计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适应会计检查的需要而产生的。其论据有三: (1) 会计是运用一定的记录方法, 对所有的经济业务进行反映, 并且, 以报告的方式, 达到特定的计算目的, 以供分析和解释, 这样, 会计记录和报告是否真实、正确, 就必须由有关人员进行检查。审计的“计”, 一般指的就是会计的“计”, 审计就是审查会计。 (2) 中国历史上曾将审计表述为“听其会计”, 英语的AUDIT和法语的AUDITION, 均源于拉丁语AUDIRE (听) , 这表明古代的审计是由会计人员大声朗读会计记录, 审计人员听取这些记录, 进而判断会计记录是否正确来进行的。在14世纪, 英国的审计工作是通过听取帐户记录 (hearing the account) 来进行的。 (3) 从审计发展过程来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审计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查帐, 就是以会计资料为对象, 以会计和有关财经法规制度为依据。

另一种观点是审计源于财政监督的需要, 认为古代审计就是对国家财政收支进行检查, 是一种财政监督形式。其主要论据是: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 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这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所以, 最高权力者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基础, 都重视财政收支的检查和监督, 这种检查就是国家审计。

最后一种观点是审计源于经济监督的需要。这种观点认为审计从一开始就不是会计的附属品, 二者是不同质的两个概念, 因为会计产生于经济管理的需要, 审计产生于经济监督的需要。

对于审计史上如此重要的课题,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 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哪一种解释能够更准确、更确实地把握国家审计起源的本质内容。

审计史学家理查德布朗 (Richard B r o w n) 在论述审计起源的问题时曾经指出: (Richard Brown:A History o Accounting and Accountants (Edinburgh:T.C.a n d E.C.J a c k, 1905) , p.74.) “审计的起源可追溯到与会计起源相距不远的时代当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需要某人受托管理他人财产的时候, 显然就要求对前者的诚实性进行某种检查。”

他在这里, 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经济责任的问题, 并且明确地论述了它与审计的关系。

这种说法是十分中肯的。我们在分析国家审计的起源问题时, 应以经济责任 (accountability) 作为研究的起点。因为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与经济责任内涵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国家审计因经济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也因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经济责任不仅导致国家审计的产生, 也制约着国家审计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 经济责任乃是国家审计起源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

二、国家审计起源的前提条件

审计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 遵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从历史上来看, 国家审计产生于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 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责任关系的演变而发展变化, 最后, 随着经济责任关系的消亡而消亡。所以, 国家审计起源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没有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 便不可能在人的思维体系上产生现实的冲动和真正的负担, 以及在人的行为体中表现充分的责任诉求;没有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 便不可能有审计行为、审计思想和审计制度的产生。

何谓经济责任呢?

美国审计总署 (GAO) 认为, 经济责任 (governmental accountability) 是指受托管理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的政府和机构有向公众说明它们的全部活动情况的义务。

加拿大审计长公署 (OAG) 认为, 经济责任 (accountability) 是指对授与的某项职责履行义务, 作出回答。它假设至少存在两方:一方授与职责, 另一方接受这一职责, 并承担责任, 对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作出报告。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INTOSAI) 认为, 经济责任 (accountability) 是指授予一个被审计个人或实体的责任, 显示他或它已经根据资金提供的条件对委托给他或它的资金进行了管理或控制。

一般而言, 经济责任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这些定义是现代人作出的, 但是, 如果揭去盖在这些定义上的现代外衣, 究其本质性的东西, 对于探讨国家审计的起源也是适应的。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可以认为经济责任是当财产管理制度的发展出现了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时, 财产所有者将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财产管理者而形成的一种委托和受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财产所有者既有监督和审查受托管理者管理财产收支的情况和结果的权利, 也有解除受托者经济责任者的义务;财产管理者既有要求对其收支行为和结果进行审计, 以解除其责任的权利, 又有忠实地管理受托财产并报告管理结果的义务。所以, 对于财产管理者的经济责任, 财产所有者必然要求通过具有独立性的第三者加以审查, 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解除财产管理者的责任。

三、国家审计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

在原始社会的环境和条件下, 不可能产生上述意义上的经济责任关系。

原始社会初期, 人类尚未从自然界分离出来, 没有自我意识。所以, 最初的原始人群没有内部纷争, 人们共同劳动, 平均分配, 共同消费, 没有私有制, 没有剥削, 也没有阶级, 其状况比动物群高不了多少。在自然面前, 人类处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当时, 没有国家。整个原始社会就是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这样一个有机的序列组织起来的。其中, 氏族和部落是基本的组织形式, 氏族的族长或部落的酋长, 均分别由氏族或部落大会选举产生, 并且可以由大会随时撤换。所有氏族内最重要的事务通常由氏族成员全体会议解决。氏族全体成员, 包括男女都可以参加, 都有发言权, 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

氏族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氏族的权力是靠人们对氏族社会会议和首领的威信来维持的。氏族公社内部依靠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调整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 因而人们都能自觉地遵守, 而不需要用暴力强迫人们遵守。

人与客观自然界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并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 而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 只是当原始人在智力和体力均极为低劣的情况下, 还不能分辨这中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已。但实质上, 这种不能分辨的“直接性”, 本身就包含着在进一步发展中必将得到分辨的“间接性”。因为, 归根结底人类不能脱离客观的自然界而生存, 相反, 人类总是要紧紧依赖对于客观自然界的加工改造而生存。正是在这种生产实践中, 人类的智力和体力得到了提高, 从而能使自身与客观自然界逐渐区分开来。但是, 标志着人类真正进步的, 不仅是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 有了自我意识, 区分了主体和客体, 而且还表现在人群之间也冲破了无纷争的状态。也就是说, 从人把自身与客观自然界区分开来, 到进一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立并进行斗争, 这才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起点。有了差别, 就显现了潜在的矛盾, 有了矛盾, 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互通有无、互相算计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 发现了相互之间的差异, 就可以进行相互比较, 在认识和进行活动时, 就要考虑相互关系, 进而还可以进行互通有无的相互交换。当然, 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 这种比较, 这种相关性, 往往表现为大同小异, 甚至看不出存在什么差别。但是, 大同小异的差别, 毕竟是差别, 它表明人类终于从那种了无自我、不分轩轾、浑浑噩噩的蒙昧境界里走出了第一步。从阶级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它是一大进步。

在原始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上, 如果人们自身缺少必需品, 例如维持生存的食物, 而其他人拥有这种食物, 却不予公平分配, 那么, 饥饿者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生存的欲望必然会驱使他们要么去相互交换, 要么去夺取, 甚至吃掉同类。于是, 原始社会无纷争的状态被打破了。这标志着原始公有制的灭亡和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 也标志着人类由“原始共产主义”进入到需要由种种责任和义务来承担及运行的阶级社会。

无论是互通有无的交换, 还是掠夺对方的东西, 或是将同类吃掉, 均表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 除了勉强维持生存, 人们还没有剩余品。因此, 这时人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 是一种原始的“自由”、“平等”的关系, 是一种维持人类仅仅能够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一种“自由”、“平等”。这时, 人类远没有进入文明的蒙昧时代。在这样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 人与人之间尚未形成一种责任关系, 所以, 也就谈不上经济责任关系。

那种具有经济责任联系的受托委托关系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时候出现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对生产手段和产品分配出现了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私有观念和生产资料“必欲据为已有而后快”的思想开始萌芽。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 特别是出现大量剩余产品, 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以摆脱体力劳动, 专门从事财政管理和监督、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活动时, 必然会引起人们之间关系和观念的震荡和变化。于是, 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这二大因素的刺激下, 人与人之间旧的生产关系, 开始为一种人与人的新关系 (责任关系) 所取代, 社会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也就是说, 在原始社会末期, 部落之间纯消耗的频繁战争, 已经表明原始的公有制和旧的生产关系, 已经无法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环境。为了使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以新的所有制和新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这种新的所有制, 就是私有制;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具有责任联系的、以往原始社会所没有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主奴关系。正是这种私有制和责任关系, 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终结和一种新社会的诞生, 同时, 也正是这种责任关系, 标志着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

如前所述, 氏族组织只能处理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和社会成员互相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出现剥削现象和社会划分为对立阶级以后, 它就无能为力了。新出现的奴隶主和奴隶在阶级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 相互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镇压奴隶的反抗, 需要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 需要使用暴力机构维持他们对奴隶的剥削, 建立一种适应他们要求的社会秩序。这种有组织的暴力机关, 就是国家及为其忠心服务的国家机器。

国家与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它创设了脱离人民而又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在原始公共制度下, 公共权力属于全体氏族成员, 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强制机关。而国家不同, 构成国家权力的包括军队、法庭、监狱和警察等强制机关。与这种特殊权力相适应, 就要求人民缴纳捐税, 同时也就产生了官吏。在这里, 作为所有者的奴隶主统治者是委托者, 作为管理者的代理官是受托者。所有者 (国王奴隶主的集中代表) 和管理者 (各级官吏各种事务的管理者, 受托责任的另一方) 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也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体制中, 国王授权各级官吏管理各项国家事务, 而各级官吏也只向国王一人负责。官吏对国王的责任基本上可分成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四种。为了检查各级官吏是否诚实地履行了经济责任, 国家的各项开支、各项赋税收入是否符合国王的意愿, 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们就会委派另一些兼职或专职的人员代替他们去进行检查工作。这种经济监督行为, 就是最初的国家审计工作。

中国婚礼文化的起源 第2篇

婚礼，在中国原为“昏礼”，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精粹之一，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下吧!

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礼仪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才开始有婚姻关系。

流传於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的一个洪水神话：传说在远古时期洪水泛滥，把世界上几乎所有人、动物都淹死了，只剩下伏羲、女娲兄妹。

太白金星叫他们结婚，生育后代，但他们认为两人是兄妹，便不肯答应。

但是如果不这样人类就会灭绝。

他们提出，如果能将割成许多段的竹子再接起来，就可以结婚。

后来果真把竹子接上了，而且下许多竹节。

两人还是不愿答应，又提出，从两座山上往下滚两盘石磨，如果石磨能滚合到一起，就可以结婚。

但是当石磨又合在一起后，他们仍然不肯答应。

女娲又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伏羲能够追上自己，就可以成婚。

结果，伏羲始终追不上女娲，一只乌龟教伏羲从山的另一面沿著相反的方向追赶。

女娲没有防备，果然一下子被伏羲抱在怀里;两人只好成婚。

由於伏羲、女娲的成婚，才传下了后世的人烟。

唐代杜佑说：「人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於庭; 殷时亲迎於堂;周制，限男女三年，定婚时，六礼之仪始备。」 在伏羲氏时代，人们以渔猎为主，以兽皮为贵，所以在结婚时，男方向女方送两张鹿皮，也就是所谓的「俪皮之礼」，我国古代嫁娶的俪皮为礼，是婚姻礼俗的开端，大戴礼感志篇：「凡yin乱生於男女无别，夫妇无义。

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通鉴外纪：「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春秋公羊庄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

何休注，引纳徵礼而申之曰：「俪皮，鹿皮，所以重古也。」以俪皮作婚姻的结合，是表明俪皮通婚，早以成俗，由圣人采取而制定礼法;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多了「必告父母」之礼;到了夏商，则又多了「亲迎於庭」、「亲迎於堂」的礼;至周代的时候，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称之为六礼。

婚娶之礼。

古时于黄昏举行，取其阴阳交替有渐之义，故称。

古代昏礼有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

在《礼记·昏义》篇对中国古代的昏礼的形式及意义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

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婚礼是汉传统文化精粹之一，大红花轿、浩浩荡荡的迎亲仪仗队、拜天地、掀盖头，身穿“凤冠霞帔、状元服”的`中式婚礼，“追寻文化根源、重视传统民俗”成了现代人的新“时尚”，这就是中式婚礼。

周制婚礼

周制婚礼，承启上古至夏商，集成于礼乐开国的西周，发扬于君子风范的春秋战国，稳定于华夏诸族最终形成汉民族的时候，在漫漫三千年里始终为华夏婚礼之蓝本，最终蔚成灿烂的云霞。

周制婚服

那时候的婚礼还叫做昏礼。

没有奢侈的聘礼，没有铺张的排场，也没有喧闹的筵席。

昏礼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喧闹嘈杂的事。

那时候的昏礼简朴干净，没有后世繁缛的挑盖头、闹洞房这类繁杂的玩意儿，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后携手入洞房。

次日拜见舅姑，三月后告见家庙，从此，新妇正式融入夫家家族。

商周时期的昏服也不是现在人们误解的大红一片，而是端庄的玄色礼服(玄色，黑中扬红的颜色，按照五行思想，是像征著天的、最神圣的色彩)。

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火，在盈盈火光中思念著远去的女儿;夫家也三日不举乐，安慰著思念双亲的新娘，整个仪式宁静安详，但安静细致的仪式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那是纯正、优美而伟大的汉文明，直指人心。

发展型婚礼

指在周制婚礼的基础上逐渐演变的后世中国婚礼。

其中混杂了许多其它来源的婚俗礼仪，有诸多变异，故此称为“发展型”。

婚礼是什么时候慢慢放在白天的已经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汉代以后的战乱，夜晚不安全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感染了胡俗习惯，再加上后来的婚礼排场逐渐变大，时间变长，也就逐渐放在了上午，这样，欢庆的仪式往往持续一天。

与后世婚礼不同，先秦至两汉昏礼，女父迎婿于门外，礼节甚重，更别说刁难女婿的事了，唐《封氏闻见录》6卷五云：“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自从昏礼有了贺客和婚宴开始，婚礼的世俗欢庆气氛就逐渐扩展。

婚礼的欢庆的气氛本是生民常态，同时也来自华夏周边的风俗浸染。

胡俗婚礼多喜庆，后世婚礼的许多杂俗，比如闹洞房，是契丹的婚俗。

跨火盆，则来自满族。

根据周礼，婚礼是没有盖头的，但红盖头却成了世俗婚礼的像征。

仪礼中的婚礼不举乐，无酒筵酬宾的仪节，只在新房中为新郎新娘专设一席。

到后世，宴众宾客会成了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项，闹房也成了保留节目。

也许，我们更加熟悉的婚礼就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

纵观以上两种中国传统婚礼的模式，不难看出：历史的悠久，国土的辽阔，文化基因变异的程度自然不会小，毕竟，没有交流的民族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在婚礼的发展上，华夏民族的婚制婚仪，吸纳了许多外来民族的习俗。

历经多次主动的、被动的民族间交流，经历多次国运纵横起伏，华夏婚礼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流变。

耐人寻味的是，从历代礼书的修订，可以看出古人对这种现像的态度：对周礼婚制的偏好，对世俗婚制的宽容。

于是，理想与世俗便两不相悖各有市场。

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构成 第3篇

中华民族具有５０００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指一定的国家或民族所拥有的语言文字、性格特征、社会心理、传统道德、生活方式、哲学思维模式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等诸种精神与物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及其表现形式。文化是社会的遗传基因，反映社会的本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体现其精神而貌、潜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先导.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关键。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绵延是密切相关的，文化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而且是她的内在“灵魂”。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且，中华民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及血脉数千年不断、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

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断发展的、打上自身烙印的文化。这个文化，根据文化学家关于文化结构的见解，其构成包括物质文化、而。换言之，中国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有机整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间，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反映着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气象所在、精神所在。

中国文化所讲的文化，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因此，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所讲的中国，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地理概念是指中国的版图，文化概念是指整个中华儿女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就性质而言，她是中华民族赖以长期发展、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就结构而言，她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而在内的完整系统;就内容而言，她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并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汉族、藏族、蒙族、维族、回族、苗族、壮族、哈萨克族……)一体(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而言，她是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实体;就学术流派而言，她是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在内的诸子百家分途发展而又相互碰撞交流吸收的结果;就载体而言，她包括经史子集之类的典籍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就时代性而言，她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彰显时代精神的产物;就民族性而言，她是前后相继、不断发展，体现民族智慧的重要载体;就价值取向而言，她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导向，蕴涵团结统一、贵和尚中、守成创新、以人为本的一整套价值理念的整合;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指从古到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的过程.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人类面对生存压迫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那么，伐们考察文化的源头，应该从人类产生那天开始.人使用和制造工具包含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是存在和意识最原初的统一活动。人 的这一活动过程，实际是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文化逐渐生成的过程。中国文化源于中华大地，是由中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的总和。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和人们对来自自然的挑战的回应联系在一起，跟人们的劳动即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工具把人和自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到距今七千年的四川资阳人，这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逐渐生成的过程。我们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去考察文化的起源，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化起源于原始人在应对自然、适应自然、获取生存的过程中对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中华民族的远古租先，是分别在八大区域创造原始文化的。(1)中原氏族文化区:是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域。(2)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山东地区密集地分布看大汉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3)江汉、三峡氏族丈化区。(4)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5)华南氏族文化区。(6)甘、青氏族文化区:其代表性文化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7)东湘氏族文化区。(8)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从我国东北起，经内蒙、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新石珍时代的氏族文化遗存。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华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十分享受它而不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衣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代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其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的特征。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一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向理性的工业文明文化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

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满族土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00 r}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骤变。面对这一骤变，有见识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的道路，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甲午战争清政府败于日本，引起了中国社会很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是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维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卜发展起来的。它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这次文化革新运动是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推动卜发展的，反过来又为这一政治运动服务。康梁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发动了振兴中华、推翻腐败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体现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面临危机时努力探索一条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在此期问涌现出的一些仁人志士，体现出了其爱国的精神。如女革命家、诗人秋瑾的词句“拼将}一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表达了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在民族危机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从技术层面学习看，近代中国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来达到“制夷”、“自强”，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被迫转向了制度层面。从制度层面学习看，中国资产阶级在看到学习西方技术不足以使中国“自强”的现实后，开始探索制度层面的改革。这时，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中国制度的改良，然而戊戌政变宣告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被迫采取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掀起了一场自卜而上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场，促成了清朝的覆灭和民国的成立。但最终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而袁世凯在文化界推行的尊孔复古的逆流，又迫使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转向思想层面。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文化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向理性的工业文明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了被动性的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的连天炮火，惊破了古老中国的封建残梦，迫使其走上了屈辱而艰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此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这个昔日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疆土日削，主权日丧，地位一落千丈。而其维系数千年之久的封建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在西方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大潮的冲击卜，无可避免地日益走向解体。

在这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向来处于独尊地位的传统文化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衰变: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有着更高社会形态背景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给传统文化以猛烈的冲撞，使之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中第一次处于明显的劣势，其发展举步维艰。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但是经历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所出现的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遏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期问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证明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说中国近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挫折，具有曲折性这一特点。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卜，把西方的文化直接移植过来，即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各种物质成果和精神成就作为自身近代化的范本。技术上对西方的模仿，林则徐、魏源等感受到先进的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了模仿西方技术的过程。这种思想后来具体落实到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等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2.制度上对西方的模仿；会进步的陈规陋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率先倡导“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的政治变革主张，在1898年1月上书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提出“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等三条基本国策。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改机构裁绿营、废八股办学堂、设银行倡实业、开报馆通言路，力图仿照英德模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发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活动，试图仿照美法模式建立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这一阶段中国文化改革的目标是以脱胎于西方近代社会的宪政体制取代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政体，实现制度文化层面的改革。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带有模仿西方的色彩

3.思想上向西方学习。固共和国体”,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目标是明确的。他们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科学”和“民主”，举起了这两面大旗，向腐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宏伟的气魄，他们对封建文化所开展的最猛烈的轰击以及产生的广泛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19世纪后40年里，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仅仅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运动之后提出的“全盘西化”，则更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胡适、陈序经等人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特别是陈序经，他对胡适主张“全盘西化”的言论并不尽满意，认为他还不够彻底，“只是一种政策，而骨子里仍是一折衷论调”。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为他的“全盘西化”论辩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其间，产生了多次规模甚大影响甚深的论争。早的如鸦片战争后的中体西用之争，后来有五四时期的中西古今之争，继后有30年代前后关于全盘西化、本位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等问题的论争。改革开放以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如今，跌宕起伏、高潮不断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都是中国社会如何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

综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可以说，“„五四‟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而这些不同思潮都追溯到„五四‟，从„五四‟思想中寻找活水源头，„五四‟也一再显示出它的思想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思想关联着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

当代中国文化异质性高，中性文化气质逐步形成，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一定能构筑出一种新的伦理一道德型文化，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先导。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一代伟人的崛起，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再沉沦，通过不懈的努力，浴血奋战，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邓小平时代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事物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纵观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物质文化发展较快，精神文明稍许滞后，这是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影响的结果。苏联解体以后，资本主义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在这样的低谷中，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复兴中华文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内在潜力的体现。

当前国际社会是处于帝国主义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垄断包括货币垄断、权力垄断、知识垄断、技术垄断等方而。目前，帝国主义是由原来的武装掠夺转变成所谓“文明竞争‟夕，其实质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其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强调自由竞争，问题是自由竞争并不等于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势必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客观上起了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所而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是资本主义劣根性的集中体现。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金自由流动的劣根性(唯利是图)自身难以克服，因为资金的自由流动不一定全而体现资本的真实价值。因此，它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

在新世纪之初的关键时刻，世界局势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当前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建立在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强信念的基础上，以此为标准，建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的伦理一道德型文化内核。和谐型的文化风格，体现在治国方针上要实行礼治和法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需要。西方文化追寻的是个性的自由生存空间，中国文化追寻的是群体生存的时间，这是两种不同时空观的文化体系。在一个膨胀的社会形态中，过分地强调个性的生存空间，势必增加社会负担，其结果是压缩了生存时间。相反，强调群体的生存时间，适当压缩个体的生存空间，使时空得到了统一，从而可以开拓出新的生存空间。中国和谐型的文化风格，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而。和谐型文化风格有利于家庭、社团和国家的稳定，是从事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谐的政治、经济、文化局而一定会出现，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是统一的体现。其目的是达到天和、地和和人和。因此，要把天一地一人作为一个复合系统，研究三者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达到有机选择，合理交换，互助共存，持续发展的目的。这样，人类的生存时空会不断扩大，将拥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弘扬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文明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