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区域范文

全球城市区域范文（精选5篇）

全球城市区域 第1篇

9月7~9日,在由智慧银川、中兴通讯和国际电信论坛TM Forum联合举办的“2016全球(银川)TMF智慧城市峰会”上,来自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106个海外城市的政府要员、商业精英、智慧城市领域资深专家和知名学者,以及国内多个智慧城市优秀试点城市和50多家智慧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厂商总计千余人,围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智慧城市商业模式”、“智慧城市管理模式”、“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与安全规范”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立法的制定与保障”五大议题,结合全球各个智慧城市的最新建设案例,共同探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峰会首日,多个国家的代表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银川市市民大厅、应急指挥中心、智慧城市展廊、智慧社区样板点等“智慧银川”建设成果,亲身体验了智慧城市给政府管理、企业运营、市民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

通过各国代表的热议可以看到,“银川模式”不仅在国内成为焦点,甚至在全球也已成为“智慧城市真正落地”的标杆。

全国首部智慧城市法规先行银川

银川市2013年进入住建部确定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在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等10大重点领域13个模块建设上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

据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介绍,为了解决投资难和运维难的问题,“智慧银川”建设一开始就采用了PPP+资本市场的商业模式,引入了中兴通讯等企业在初期项目中的投资,后续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多元化发展智慧城市项目等方式让参与投资的企业获得良好盈利。

在技术平台上,银川政府与中兴通讯联合实施了“一图一网一云”顶层设计(一图,即三维实景城市地图;一网,即全光8000G骨干网络;一云,即大数据中心云平台),建立了一个当期可支撑、未来可扩展延伸的技术架构。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智慧城市的监管能力,银川将大数据收集、处理、挖掘提升到了比以往更重要的战略地位。

“大数据的运用是智慧城市的关键,数据不仅来自于政府部门,也来自于企业和市民。”郭柏春强调。

为了让大数据的安全、共享、开放、交易等方面更为规范,银川建立了以强有力的领导架构和组织架构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解决了智慧城市中资源共享难题;成立了专职监管机构——智慧城市大数据局,实现数据的共享、开放、交易的标准制定和监管。

“更为关键的是,与其他城市相比,‘银川模式’具备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技术架构、专职监管、地方立法保障五大主要特征。”峰会期间,郭柏春副市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立法保障是银川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的一大特色。9月1日,银川通过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智慧城市法规——《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力图在产业合作、技术创新、生态圈建设的基础上,再通过立法保护,进一步让智慧城市建设持续下去。

未来,该法规将对智慧社区等项目的普及推广起到更大的作用。

中兴通讯VOICE战略助力智慧城市迈向3.0

中兴通讯作为银川智慧城市整体IT系统集成商,为银川提供了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各种城市运行管理所需的技术方案,在此次峰会上,中兴通讯详细解读了以银川为代表的“智慧城市2.0”理念与建设成果。

据介绍,基于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积累的智慧城市建设经验,中兴目前推出的1+3+n智慧城市方案可快速被复制,其为智慧城市提供各种实时信息的城市物联网以及作为智慧城市“大脑”的大数据中心、云平台等,都已被政务部门高度认可。

在峰会上,参会者还体验了中兴Pre5G技术带来的1080p高清视频会议、在线观看VR视频等应用。“智慧银川”展区还演示了具有“黑车”识别系统、用手机就能全面掌握城市交通状态的智慧交通;可网上办理营业执照等多种手续的银川智慧政务;智慧社区具有人脸识别、远程抄表和智能垃圾箱等多种智能化设备,在小区即可享受专家远程会诊等便利服务;这让观众感叹城市生活的便利与智慧。

据中兴通讯首席战略官兼信息官陈杰介绍,中兴通讯近期提出的M-ICT2.0战略中明确了未来五大战略方向,即虚拟(Virtuality)、开放(Openness)、智能(Intelligence)、云化(Cloudification)和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简称为“VOICE”。该战略也对中兴通讯在智慧城市上的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从很多地区的建设中可以看到,智慧城市愿景与实际的差距仍然不小。”陈杰坦言,“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迈过了1.0初期阶段,目前处于如何更好地互通城市各类信息、实现更多资源的协调利用、提高城市运营效率、让企业运作和百姓生活更便利的2.0阶段。未来,基于大数据建立城市生态系统,进一步完善城市各类职能、提升各类体验是智慧城市3.0的目标。”

面向3.0目标,陈杰提出,一是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让政府管理更加有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在完善基础网络和IT架构的同时,根据统一规划实现职能分布,利用云平台构建更好的信息共享系统;三是通过大数据开放实现数据价值,通过智能物联网把更多节点连接在一起,更高效处理数据信息。

针对备受全球关注的“银川模式”,陈杰表示,银川政府与中兴通讯从顶层设计开始,在智慧城市的规模、功能、效率等方面都提前进行了规划,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需要政府有很强的执行力。其次是政府要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圈,从技术到商业,都能让智慧城市高效率地运行起来。

银川政府的理念和执行力,让前来观摩学习的各国政府代表都表示赞叹,也正如陈杰所说:“在项目实施中,最了解城市运作的政府部门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很实际的建议和帮助。目前除了银川还有重庆、沈阳某区域等智慧城市项目也做得很成功,这与政府的开放理念和推进力度密切相关。”

案例1:“城市病”之交通的解决

银川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把解决“城市病”问题作为重要导向之一,智慧交通将空间地理信息系统与即时交通大数据结合,进行流量预判和交通仿真,通过红绿灯实时调控、潮汐车道、绿波带和动态交通诱导等技术,解决了城市拥堵问题。

智慧环保通过定点与动态采集获得居住环境和疑似源头环境数据,利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找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给出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切实打造了“碧水蓝天、明媚银川”。

案例2:“未来城”智慧社区

截至目前,银川已部署智能快递柜、智能垃圾桶、免费Wi-Fi、人脸识别门禁、大气与噪音监测系统、直饮水改造、智慧医疗系统等11项智能化设备配套的小区数量达到20个,预期到今年年底数量将增加到100个以上。

在“未来城”社区,智慧医疗实现了五级诊疗体系,居民在家中利用健康体检仪即可实时监测27项生命体征指数,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家庭签约医生可对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及时的诊疗服务,必要时借助网络医院的辅助诊疗功能对接本地三甲医院,针对疑难杂症对接北上广深等域外医院,真正做到了依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的难易程度以及区域内医疗资源配置进行分级,缓解看病难。

案例3:银川智慧产业园

银川智慧产业园已经吸引了10多家企业入驻,这些都是智慧城市建设衍生出的制造业,如智能垃圾桶、远程抄表系统、智能直饮水系统、智能立体停车场系统等等的相关生产企业。同时,依托大数据中心的医疗+互联网企业“好大夫”和物流+互联网企业“返空汇”这些新业态也开始落户银川。

关于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问题 第2篇

一、背景材料

1．第34届世界经济论坛2004年1月21日在瑞士东北部山城达沃斯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建立繁荣与安全的伙伴关系”。

2．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会上发言指出，人类要真正实现和平，繁荣和安全缺一不可。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各国间必须寻求建立繁荣与安全的伙伴关系。

3．与往届不同，本届论坛不再强调经济全球化问题，而是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美元的持续疲软与欧元的过于坚挺及其影响是本届论坛的一大议题，伊拉克的未来及其重建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重点议题之一。

4．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趋势。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全球的竞争更趋激烈。

5．中国积极参与有关区域合作组织，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目前已经加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曼谷协定、博鳌论坛、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中日韩—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合作对象包括欧洲、北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

二、历史学科知识链接

1．本专题可联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知识分析如下：

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必然会把中国卷入其中，对中国造成深远影响，此类知识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对中国本身而言，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中国政治制度半殖民地化，自然经济受到冲击逐渐解体，传统思想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启动了近代化历程，社会内部发生变革，先后出现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探索和社会实践；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获得一定的发展；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种探索历史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意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⑵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要求，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并且在不断的深化和扩大中，相继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组织等区域性经济集团和全球性经济组织。

2．本专题可联系世界近代现代史知识分析如下：

⑴全球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产生后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近代史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包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三个部分：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关的知识包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深化；二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与之相关的知识有：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及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三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通过各种措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逐渐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将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其附庸强行纳入其经济体系，成为其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⑵全球一体化趋势在现代史上不断得到强化，此类知识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如国联、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建立；区域性集团正在形成和不断完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世界各地各国间的经济往来和交流更加密切，如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即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变相反映，再如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第三世界兴起并加强了交流和合作，如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对这种情况的变相反映，此外第三世界国家还与发达国家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⑶区域集团化是本专题的主题之一，当今世界形成了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由此切入，可以联系的知识有这几大区域经济集团形成的背景、原因、经过、特点和影响等。

①欧洲联盟：1952年，西欧6国（法、德、荷、卢、比、意）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建立了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1967年，三个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三国加入；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加入；1991年底，欧共体12国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联盟”；1993年，欧洲联盟宣告诞生；1995年，瑞典、芬兰、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1997年12月，欧洲联盟首脑会议通过扩大欧盟的决定；从1998年起，同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6国就入盟问题进行谈判，条件成熟后，再批准其他国申请入盟。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会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这将是欧共体成立以来吸收国家最多的一次。2004年5月1日为欧盟正式吸收10个中东欧新成员的日期，扩大后的欧盟将从15个成员国增加到25个。欧洲联合的前途是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自由、民主、高度发达的，整个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政治经济统一的欧洲。

②北美自由贸易区：1987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1月，美加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1992年10月，墨西哥加入该协定；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北美三国将在15年内逐步取消全部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早在1994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就确定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时间表，并商定要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逐步南扩。根据随后逐步达成的协议，各国要在2002年5月前开始关税谈判，2003年上半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扩到中美洲，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扩展到南美洲，最终于2005年1月正式组建涵盖34国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③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一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时提出“汉城倡议”，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议，以讨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经与有关国家磋商，首届部长会议于****年十一月六日至七日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六国的外交、经济部长参加了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它是一个地区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它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亚太经合组织现有21个成员：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中国、智利、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美国、台湾、香港、俄罗斯、越南和秘鲁。

⑷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是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以此切入可考查两者之间的关系，此类知识有三次科技革命：

①工业革命、A．前提条件：

a.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b.海外贸易，殖民掠夺，积聚了丰厚的资本，扩展了海外市场。c.进一步推行圈地运动，获得了大量雇佣劳动力。d.工场手工业，积累了大量的生产技术知识。B．进程：

a.18世纪60年代起，棉纺织业开始发明和使用机器。

b.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后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c.工业生产逐渐由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过渡。

d.1840年前后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C．重要发明：

a.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b.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骡机”。c.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d.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e.1807年，富尔顿发明汽船。

f.1814年，史蒂芬孙发明火车机车。D．工业革命的扩展：

a.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20年代起，工业革命得到较快发展，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b.美国：18世纪晚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得到发展，19世纪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

c.德国：19世纪早期开始工业革命，但分裂的政治局面严重阻碍工业革命的进程。e.俄国、日本等国19世纪中期以后，也陆续开始了工业革命。E．工业革命的影响：

a.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基础。

b.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c.把劳动力从农村引向城市，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d.大大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猛烈冲击了旧思想和旧制度。

e.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积极展开了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②第二次工业革命、A．背景：

a．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b．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B．主要表现：

a．电力的广泛应用：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成为新能源，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b．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还推动了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c．新通讯手段的发明：有线电报、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d．化学工业建立：80年代从煤炭中提取氨、苯等化学产品。1867年诺贝尔发明炸药，80年代制成无烟火药，塑料、人造纤维开始生产。

C．特点：

a．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

b．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其规模更加广泛，发展也比较迅速。

c．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

③第三次科技革命。

A．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a.时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

b.内容：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这次科技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c.第三次科技革命出现的条件：既是由于科学理论出现重大突破，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形成，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各国对高科技迫切需求的结果。

B．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a.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

b.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随着科学实验手段的不断进步，科研探索的领域也不断开阔。

c.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相互渗透。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学科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科学研究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

C．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a.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全球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第3篇

全球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约上升了0.85℃。与1850—1900年相比，2003—2012年这1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8℃。尽管对当代气候变化有不同认识，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现象，但全球性气候变暖的事实在最近几十年来得到广泛认同。也存在足够的气象观测、冰芯、树木年轮学、物候学、雪线上升和植物迁移等方面可以相互验证的证据。太阳辐射与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等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而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是造成目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人类生产、生活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城市化等。当代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与过去自然因素占主导的自然气候变化具有很大差异。然而，全球变化并非全球处处一致的变化，全球变化对不同区域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出于全球环境变化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忧患，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全球变化以及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起，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就开始讨论人类社会如何响应全球变化并采取相应对策：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预防和阻止，80年代提出减缓，直到目前所普遍认同的适应。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是独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或是联合（如欧盟、加勒比海地区国家、非洲联盟）开展本国或本地区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阻止、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但减缓与适应行为的范畴是不同的。阻止或减缓全球变化的行为，所针对的主体是地球系统，目的是在全球变化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前， 通过控制或减缓全球变化的某些关键过程来减轻全球变化的影响。而适应针对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是在承认全球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来规避全球变化带来的风险。

1992 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反映了人类为减缓全球变化而进行的努力，即通过减排温室气体而抑制全球变暖进程， 避免或推迟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类干扰。国际社会10多年减排努力的历史表明，人类减缓气候变化的收效是有限的。在气候变化影响扩大，而减缓行动推进缓慢的形势下，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已成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明智选择。全球变化带来的利弊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部门或地区的适应能力与其系统特点有关， 社会对全球变化影响的敏感程度常因行业和地区而异。因此，不同区域受到的全球变化影响迥异，应采取的适应策略也各不相同。全球变化的4 大科学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 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 都将科学地适应未来环境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因地制宜的适应能够化挑战为机遇。

全球城市区域 第4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区域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模糊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地理边界。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不仅讨论了区域性的产业集群是如何嵌入到全球性生产体系之中，也揭示了集群内部企业是如何跨越集群的地理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搜寻获取知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有效的集群创新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系统。

1 创新理论：从企业到区域创新系统

创新理论最早来自于熊彼特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在1921年《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将创新第一次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但早期的创新理论采用的是“线性”的创新模型，创新活动被视为是某个人或某企业的独自行为，创新绩效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而与外界无关。很明显，这种创新模式无法解释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造成的影响，也无法将产业集群与创新联系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网络创新范式逐步取代了线性创新范式。新的理论强调创新过程是一个与外部学习互动的过程，“干中学”、“用中学”、“交流中学”都是创新的来源和动力(Dosi,1988)。因此，事实上很难将企业创新的内部努力与外部环境影响区别开来。贝尔具体区分了企业创新中5类有意识技术努力：人员培训、人员聘用、内部研发提高、外部搜寻新知识、内部绩效反馈(Bell,1984)，其中多数要求与外部环境互动，并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据此，彻斯伯劳夫提出了一个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模型，指出企业在投入内部研发的同时，还必须学会有效地利用外部的知识和专家队伍等资源(Chesbrough,2003)[1]。劳尔森和萨尔特利用英国2003年全国创新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个理论(Laursen and Salter,2005)[2]，证明了外界互动状况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创新绩效。

当创新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原来单枪匹马的熊彼特式企业家创新就被生产者与用户间密切合作的有组织市场创新所替代(Lundvall,1992)，产销研中的各个环节、外部的大学科研机构、上下游厂商、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客户、政府、中间组织都通过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联系到一起，形成了创新网络(Hakansson,1987)。网络的作用一方面促使知识得以交流扩散，这是通过无意识的溢出机制和有意识的企业外部搜寻实现的。另外，创新网络还能降低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存在两类创新不确定性技术开发过程的不确定和市场的不确定，创新网络中的企业通过任务分工和知识共享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两类不确定性。不但如此，企业间的长期合作还会发展出一套有利于知识共享与创新合作的符号系统，这进一步提高了知识流动与合作的绩效(Kotabe and Martin,et al.,2003)[3]。

在企业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内，以创新网络为基础，当地的知识存量、人力资本水平、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等都影响着企业从外部获得创新资源的能力，相应地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许多文献讨论了企业位于创新系统之中对企业能力提升的好处(Lall,1992;Lundvall,1988 and 1993;Edquist,1997;Freeman,1995;Maskell and Malm-berg,1999;Cassiolata and Lastres,2000)。产业集群就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创新系统，在集群中，中小企业彼此之间既相互学习又相互竞争，创新网络推动了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创新合作，分工降低了创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一批实证性的文献比较了集群内外企业的创新绩效，验证了集群环境中的企业确实更有可能进行创新(Baptisa and Swann,1998;Brenner,2005;Cainelli and Liso,2005;Alessandro,2006)[4,5]。

与集群创新系统概念类似但更被广泛使用的是区域创新系统,这是库克在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库克认为,即便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地理空间由于知识水平、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的差异,创新能力是不同的,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当地的创新网络和行政性制度支撑,也就是当地的区域创新系统。虽然不能说区域创新系统完全等同于集群,但基本上,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可以说是专门为集群创新而提出的理论构建,例如阿歇姆就直接把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由支撑机构环绕的产业集群。

2 封闭的创新系统：集群创新的内部机制

斯密茨在评论全球价值链视角与传统集群研究方法的区别时，认为以往的集群研究只关注集群的内部治理机制，方法论上属于内部视角的研究。以魏江对集群创新系统所下的定义为例：“集群创新系统是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础并结合规制安排而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存储、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魏江，2003)[6]。这种视角虽然没有否认集群中存在外部学习，但实际中是把集群创新系统限定在集群的地理边界上，创新被看成完全是系统内生的，集群与外部间联系对集群创新的影响被忽略了。所以本文将这种完全内生视角下的集群创新系统称之为封闭的创新系统。

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最早从系统的视角来看待集群中的创新活动，他们将集群创新网络界定为不仅包括集群中的所有企业，还包括当地的地方政府、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地方公共机构和中介组织乃至企业家个人，既包括了生产链条上的正式网络，也包括由社会关系连接的非正式网络。这个界定凸显出集群中的创新主体不仅仅限于企业，集群内部的所有组织和个人都是创新主体的一部分。沿着这个思路，阿歇姆把集群创新系统直接定义为集群中创新主体通过创新网络进行的互动，他将创新主体划分为2个层次：第一层是集群中的主导产业企业以及其他相关配套产业;第二层是制度基础结构，例如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技术代理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Asheim and Isaksen,2002;Asheim,2003)[7,8]。类似的，魏江把集群区域创新系统分为核心价值网络、可控支持网络、不可控支持网络3层，企业、公共组织和技术机构、地方政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分别位于不同的层次。

集群创新系统的绩效来自于产业集聚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微观机制，其中两个最重要、也是被深入考察的是“知识溢出与创新合作”以及“政府及公共组织的功能”。知识溢出是集群创新系统的基石。虽然最早对集群知识溢出的观察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严谨的阐述和实证支持。贾菲最早利用专利数据，证实了知识溢出确实存在地理上的本地化现象(Jaffe and Henderson,1993)。其后，菲尔德曼采用基尼系数方法，证明了知识溢出现象导致了美国州级层面上的生产集聚和创新的集聚(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再其后的巴布梯斯塔和斯旺进一步区分了行业内知识溢出和互补性行业的知识溢出，证明了集群中的多种知识溢出效应使得集群企业更有可能创新(Baptisa and Swann,1998)。贝尔则分离了集群中的网络联系溢出效应和地理临近溢出效应，测量了不同溢出途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Bell,2005)。这些定量研究的工作推动对知识溢出的研究进入到主流经济学领域，目前在国际顶级期刊上检索到关于集群创新的文献基本都集中在这个领域。

除了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社会学等分别从各自视角深化了对集群中知识溢出与合作机制的理解。交易成本理论强调集群形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集群内部形成了一个替代了一体化结构的稳定网络组织，有效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王珺，2000;安虎森、朱妍，2003)。创新网络又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组织，正式合作网络主要用于传播可编码知识，而非正式关系能更有效地扩散了非编码知识(盖文启，2002)。社会学者将交易成本的节约归于集群中更深的社会性嵌入，关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文化对集群创新作用的经典之作当属萨克宁森对硅谷和128公路的比较研究。

政府与公共机构是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另一部分创新主体，为集群创新提供了行政制度安排。总结以往的文献，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在集群创新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3条：一是提供创新所需的公共品，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推动集群中的企业开展集体行动;第三，集群中的大学、科研机构是集群中重要的知识生产者。

3 开放的创新系统：全球化与外部学习

如同现实中不存在完全封闭的系统一样，集群一直同时存在着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传统的集群创新系统理论虽然也有关注集群通过外部联系获取新的知识，但它仅仅被视为集群创新系统的补充而不是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当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地区集群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学者们才开始意识到只有开放的、具备对外学习能力的系统才能维持系统的创新能力。梅拉特(Maillat)认为，如果一个区域要避免信息淤塞，其行为主体必须与外部信息源建立起系统性的联系(王缉慈，2004)[9]。另一批学者指出内部溢出机制会导致企业间知识过度同质化，因此集群必须通过外部学习去获取新的异质信息，避免集群锁定在没有竞争能力的技术轨道上(Keeble and Wilkinson,1999;McEvily and Zaheer,1999)[10,11]。总而言之，全球化一方面加大了集群的竞争压力，同时也为集群提供了更紧密的外部网络、更方便的外部知识获取渠道。面对知识在全球的快速流动，集群必须要建立起全球性联系来及时获取新的知识，维持技术竞争能力(Bathelt and Malmberg,et al.,2002)[12]。

一系列对集群创新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现在的集群创新系统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欧洲的技术变革和地区发展”项目调查了维也纳、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三地的都市创新体系。研究者把企业开展创新合作的地理空间划分为本地区、本国、全球3个层次，结果表明在创新的某些阶段、以及那些全球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中，企业是在全球范围寻找创新合作伙伴的(Fischer and Diez,et al.,2001)。这种向集群外寻求知识与合作的趋势正随着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普遍。亨德里等人对英国、美国和德国六大区域光电子产业集群做的研究表明，由于光电子产业创新需要多学科知识，集群对外联系的强度和重要性普遍超过了集群内部网络联系(亨德里K&布朗J,et al.,2005)。

集群外部学习对发展中国家集群能力培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都是低成本型(low-road)，技术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匮乏限制了集群创新能力。因此，斯密茨等人提出，对于内部知识缺乏的集群而言，企业对外学习比集群内部的相互模仿更为重要(Schmitz,1995;Humphery and Schmitz,2002)[13,14]。遍布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案例研究支持了以上的观点，纳达维介绍了巴基斯坦外科手术产业集群是如何通过分包与OEM方式得到欧洲的技术支持(Nadvi,2004;Nadvi and Halder,2005)。文嫮与曾刚详细分析了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外部技术获取情况，发现在不影响其竞争核心的关键技术领域，跨国公司愿意将技术转移给价值链下游的产业集群(文嫮、曾刚，2005)。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当前理论界分析集群创新与外部学习的主要工具。斯密茨提出集群与外部大企业间的价值链存在4种不同的治理机制，依次为“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制”和“层级制”，联系越密切，外部大企业对集群的控制能力就越强(Humphery and Schmitz,2002)。考虑到外部大企业的垄断特质，斯密茨等认为跨国公司会帮助集群进行工艺升级和过程升级，但会抑制集群进行功能升级和跨部门升级。帕萝贝利和拉比萝蒂等通过对拉美产业集群的实证考察，发现在不同行业中，跨国公司对集群技术能力成长和升级的帮助是不同的(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2006)。

以上所有这些研究都说明了集群创新系统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是否具备良好的外部学习能力已经成为判断创新系统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贝尔分析了外部知识在集群中扩散的途径，并将外部学习与内部创新联系起来。贝尔认为，外来的新知识一般是先由集群中的部分优秀企业(gate-keeper)率先掌握并在集群内应用，其后，这些新知识逐渐通过集群内部的创新网络扩散到集群中的全体企业。一旦集群内部原有知识存量不足以支持系统自发创新时，从外部获取知识的能力就成为培育集群创新能力的关键机制(Bell and Albu,1999)[15]。由此，笔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区域集群创新系统是由2个网络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内部创新网络，另一个是通过嵌入外部大企业生产网络形成的外部学习网络(见图1)。虽然从经典的创新理论看来，外部网络由于地理距离较远而影响了知识溢出效果，但全球化时代集群与外部大企业之间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在很大程度弥补这一缺陷。

4 小结

全球绿色城市宣言 第5篇

我们――参加2011年9月26日在西安召开的全球绿色城市高峰论坛的全体代表，一致认为：用绿色的发展理念规划城市未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将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城市，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我们倡议：

1.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立足于当地资源和气候特点，积极倡导绿化、美化，构筑城市的自然美和生态美。

2.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恢复保护河流、湖泊及湿地，积极发展城市森林，完善城市的自然和生态功能，提升城市生态的综合承载能力。

3.重视城市垃圾处理，严格控制污染，倡导节能减排；高效利用资源，发展低碳产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鼓励企业发展绿色经济。

4.发展便捷交通，推行绿色出行，提高运行效率，引导绿色消费。

5.让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共同行动起来，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规律，创建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活和谐共生的绿色城市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