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价值范文

二元价值范文（精选8篇）

二元价值 第1篇

二元对立与系统价值--对索绪尔语言哲学的诠释与思考

本文讨论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哲学思想.索氏理论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传统,诸如对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语言研究与历时语言研究以及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的二元划分,另一方面也阐明了语言符号的.系统价值属性.本文即从这两点入手,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作 者：倪巍 陈亮 作者单位：倪巍(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陈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

刊 名：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二元对立 系统 价值 索绪尔 语言哲学

二元价值 第2篇

道义逻辑是逻辑学研究的新领域,二元道义系统的提出时间更短,因此,国内的逻辑研究者对之较为陌生.为此,本文首先对二元道义系统产生的`一些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接着对主要的道义系统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其优缺点.最后,对现存的二元道义系统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作 者：陈锐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重庆,400031刊 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年，卷(期)：24(2)分类号：B815.9关键词：道义逻辑 道义逻辑标准系统 二元道义系统 道义悖论 齐硕姆悖论

二元价值 第3篇

当今最重要和流行的客户价值理论有两种:客户让渡价值理论 (CDV) 和客户生命周期理论 (CLV) 。客户让渡价值 (CDV,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理论是指, 整体客户价值 (Total Customer Value) 与整体客户成本 (Total Customer Cost) 之间的差额部分。

客户认知价值 (CPV,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理论是指, 预期客户评估一个供应品和认知值得所有价值与所有成本之差。

客户让渡价值理论是美国市场营销理论大师菲利普科特勒于1995年提出, 此理论的假设在于, 顾客让渡价值决定顾客购买行为:理性的顾客能够判断哪些产品将提供最高价值, 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在一定的搜寻成本、有限的知识、灵活性和收入等因素的限定下, 顾客是价值最大化追求者, 他们形成一种价值期望, 并根据它作出行动反应。然后, 他们会了解产品是否符合他们的期望价值, 这将影响他们的满意程度和再购买的可能性。顾客将从那些他们认为提供最高顾客让渡价值的公司购买商品。简单的说就是, 客户只会去买整体客户价值与整体客户成本之差为最大的商品和服务。

按照科特勒的理论, 整体客户价值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 产品价值, 即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时, 可得到的产品所具有的功能、可靠性、耐用性等。它是客户需求的中心内容, 也是客户选购产品的首要因素, 因而在一般情况下, 它是决定客户总价值大小的最主要和关键因素。

(2) 服务价值, 客户可能得到有关使用产品的培训、安装、维修服务等。

(3) 人员价值, 客户通过与企业市场营销人员建立相互帮助的伙伴关系, 或者能及时得到企业市场营销人员的帮助。企业员工直接决定着企业为客户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决定着客户总价值的大小。

(4) 形象价值, 客户通过购买产品和服务, 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素质的客户, 就是说如果企业具有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的话, 客户可能被人羡慕, 或者因购买了产品, 从而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地位等。

客户获得以上的价值, 都不可能是无偿的。客户需要付出成本, 即所谓整体客户成本, 才能取得产品、服务所给予的价值。整体客户成本包括四个部分:

(1) 货币成本, 即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支付的货币, 或者产品不能得到免费维修调试时所需要支付的服务价格。一般情况下, 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时首先要考虑货币成本的大小, 因此, 货币成本是构成客户总成本大小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

(2) 时间成本, 指客户在选择产品、学习使用和等待服务时所花的时间和所需付出的成本或损失。

(3) 体力成本, 指客户在选择、购买产品, 学习使用和等待服务等所花费的体力。

(4) 精力成本, 客户为了学会使用、保养产品, 为了联络市场营销企业的人员精力等。

通过客户让渡价值理论, 我们知道了如下两点:

(1) 客户如何选择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途径。企业以此理论为方向, 不断的提高客户价值并减低客户成本, 比起企业的竞争者能以为客户提供有着更高的客户让渡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企业自然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获得产业中较高的利润。但是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出, 企业实际上受着企业本身固有的资源的限制, 单方面的想没有尽头的去提高客户让渡价值, 在现实当中是可能的, 这也是客户让渡价值理论容易使人进入的误区。

(2) 对于客户让渡价值理论里面各因素进行权重上的划分, 我们就可以得出某一产业市场下所有细分市场。特别是对于“产品价值”, 我们只要对产品价值再进行细分, 配合客户让渡价值理论其他因素。

但是在现实情况下, 这两种理论单独地都很难有效的指导实践, 原因在于这两种理论只是各自阐述了“客户-企业”二元系统里面的其中一方面:前者是从客户角度出发, 对于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客户基于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而识别出的价值;后者是指从企业角度出发, 根据客户消费行为和消费特征等变量所测度出的客户能够为企业创造出的价值, 它是企业进行客户细分的重要标准。这两种价值流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为客户创造、提供优厚的价值, 客户则以长期的更大的利润作为回报。要是把两个相互有联系的理论在运用时割裂开来, 只用其中一个而忽略另外一个, 那依据它们所分析出来的结果肯定存在着片面的地方;只有以产业竞争为背景, 通过它来同时分析这两个理论, 使得企业在利用客户价值的理论具有实际的意义。

2 提高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方式

企业要提高产业内利润份额, 就必须比竞争者提供更高的客户让渡价值;只要比竞争者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要高出一点, 从长远的角度看就能够为企业利润提供足够的杠杆作用。企业的资源运用和运营的目的回归到如何为客户提供更高的让渡价值。企业提高客户让渡价值的方式各样, 技术创新, 运营模式创新, 新产品投放市场等等;但是, 客户让渡价值的提高对于产业发展而言只会出现两种状况, 以产业发展深化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提高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各种方法分为两种方式:

(1) 价值深化。价值深化指对产品和服务已有的客户让渡价值内容进行提高, 从而使得产品的客户让渡价值总值提高。主流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时客户让渡价值的提高只是一种量变。比如, 提高计算机的CPU频率, 使得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变强, 增加了计算机的客户让渡价值。

(2) 价值创新。我们把价值创新定义为客户让渡价值实际内容结构改变, 也即客户让渡价值的内容发生质变。把价值创新推广到整个产业后, 产业的结构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主流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会有质的提高。主流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实际提高使得产业对人们的生活便利的贡献也同样提高。

客户让渡价值的两种基本提高方式实际上就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在已有的总体客户让渡价值水平基础上, 产业只有不断进行着价值深化, 价值创新才能发生;价值创新普及到全产业后, 价值深化在新的总体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上进行。

3 价值实践, 价值认知与价值缺口

我们把价值实践定义成:在产业竞争的环境中, 产业和客户通过不断的互动而使得产品进行着价值深化和价值创新的过程。

在某一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基础上, 企业围绕着客户让渡价值的提高而进行着竞争, 他们把产品和服务出售给客户。客户购买产品和服务并通过自身的使用实践积累着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这些认知的积累是产业进行价值深化乃至价值创新的基础。

企业和客户在此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上都不知道客户让渡价值提高和发展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只有通过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实践, 才能使社会积累着对产品的认知, 企业通过对认知的洞察, 才能准确发现价值缺口。价值认知定义为:在价值实践的过程中客户和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知识积累。

价值缺口定义为:在某此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上, 产业还能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客户让渡增值。

价值缺口的满足自然提高了产业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 只是这个提高的方式可分为价值深化和价值创造。但不论哪种客户让渡价值提高方式, “客户-产业”系统都进行着足够的价值实践使得价值认知在不断积累。客户和产业正是在如此的循环互动当中使得客户让渡价值不断向高水平发展。客户价值的反身性, 正是通过价值实践, 价值认知和价值缺口的关系而实现。客户价值通过其反身性而不断提高通过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不断提高的方式。

4 客户价值的发展路径

从客户让渡价值水平提高的过程, 我们知道“客户-产业”二元系统通过系统内各因素间的不断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不断向客户让渡价值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对某个产业每次重大的价值创新作为发展的其中一个标杆, 把这些标杆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得出此产业在历史当中的发展路径, 清晰看到产业在内部竞争的发展中如何为客户提供越来越高的客户让渡价值。新的价值创新是在已有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上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进一步使得产业向前发展, “站在伟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这在客户让渡价值的发展上也同样适用。

同时, 客户让渡价值水平是伴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我们参照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 来分析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客户让渡价值水平提高的具体路径:

(1) 导入期。在导入期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客户让渡价值的理念刚现实化, 产品和服务只能满足客户的基本需求, 基础客户让渡价值因素即为主流客户让渡价值水平。客户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具体而言有哪些方面, 整个“客户-产业”系统完全在初级低水平阶段。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频繁变化, 产品设计集中于基本功能, 产品种类没有统一标准, 客户和产业都进行初步的实践, 但由于产业内竞争不激烈, 新进入者有足够的资源和潜在市场为企业获得足够利润。

(2) 增长期。产业进入增长期代表产业利润随着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开始广泛被人们接受, 增长期代表着越来越多的潜在市场被挖掘, 同时因为高利润率导致产业内企业快速增多, 竞争激烈程度增大。各个企业根据自身的实践知识积累调整产品战略, 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站在产业的角度就是产业通过向不同方向的实践来摸索提高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方向到底是哪个。所以这阶段的产品具有技术和性能方面的歧异性, 企业之间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实质上是企业之间对于“客户-产业”系统已有认识和理念的竞争。在客户通过尝试这些各种各样的产品, 也在实践当中积累着产品知识, 慢慢引导着“客户-产业”系统向客户的进一步需求前进。

(3) 成熟期。成熟期的明显特点是新进入者的经济利润为零。产业在已有的客户市场当中, 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饱和。通过前两个阶段的竞争和产业的摸索, 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优异的程度, 产品的歧异性不明显, 因为产品已经出现标准化;“客户-产业”通过足够的实践和知识积累已经知道产品能为客户提供高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产品的变化趋于缓慢, 更多的是年型细小的变化主流客户让渡价值水平已经变得不容易提高, 客户和企业对于产品的价值知识的提高都变得缓慢。客户对折价的敏感度变高, 产业产品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提高体现在价格上。

(4) 衰退期。在衰退期, 客户对于该产品是非常精明的买主, 代表客户对于产品有着跟企业相近的知识水平。对于客户让渡价值水平的提高方向, 客户和产业都显得迷茫。最坏的情况是产业会被其替代品完全替代, 产业的生命周期结束。比如打字机产业, 在今天, 打字机的所有功能都已经被电脑替代, 电脑为人们提供着远远高于打字机的客户让渡价值水平。

参考文献

[1]朱爱群.客户关系管理与数据挖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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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新.基于神经网络集成的增量式学习[D].中国科技大学, 2012, 10.

[4]陈明亮.客户生命周期模式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 32 (6) :6672.

[5]赵林捷, 汤书昆, 张道武.基于CPV与CLV二维价值的客户识别模型研究[J].价值工程, 2010, 5 (1) .

[6]Mehmed Kantardzic.数据挖掘:概念、模式、方法和算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直面二元化价值观 第4篇

每一种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都以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假设为后盾，新生代员工知识面广、乐于接受新事物、不墨守陈规，但是他们在CEO张大力这一代管理者的眼里却更多的是“缺点”，如虚荣、盲目攀比、缺乏爱心、不懂得感恩、缺乏责任感、自私、颓废、享乐主义、自理能力差、过于现实、缺乏诚信、浮躁和急功近利，等等。对于新生代员工而言，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斥的是网络的盛行，是信息的爆炸，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要求和知识积累速度的压力空前，国际化和全球化使得他们的思想愈发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及早熟化。新生代员工对新知识的渴求欲望和学习能力已远远超出张大力们的想象和理解，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目前，企业中广泛存在的这种典型的二元化价值观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我们需要在企业管理中认清二元文化的存在，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张大力们所倡导和推而广之的是基于其自身价值观的“老板文化”，是企业上层管理者意志的表现，这种文化与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其次，致力于化解二元文化冲突现象，因势利导以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如在制定激励政策时，要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激励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彼此之间是更多的包容和关爱，而不是抹杀或者诋毁。唯此，才能避免职场代沟引发的人力资源管理冲突。

二元函数的极限 第5篇

(一)教学目的：

掌握二元函数的极限的定义，了解重极限与累次极限的区别与联系．

(二)教学内容：二元函数的极限的定义；累次极限．

基本要求：

(1)掌握二元函数的极限的定义，了解重极限与累次极限的区别与联系，熟悉判别极限存在性的基本方法．

(2)较高要求：掌握重极限与累次极限的区别与联系，能用来处理极限存在性问题．

(三)教学建议：

(1)要求学生弄清一元函数极限与多元函数极限的联系与区别，教会他们求多元函数极

限的方法．

(2)对较好学生讲清重极限与累次极限的区别与联系，通过举例介绍判别极限存在性的较完整的方法．

一二元函数的极限

先回忆一下一元函数的极限： limf(x)A 的“” 定义(c31)：

xx0

0设函数f(x)在x0的某一空心邻域U(x0,1)内由定义，如果对

0,当 xU(x0,)，即 |xx0| 时，都有 |f(x)A|，0,1，则称xx0时，函数f(x)的极限是 A.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定义二元函数的极限如下：

设二元函数f(x,y)为定义在DR2上的二元函数，在点P0(x0,y0)为D的一个聚点，A是一个确定的常数，如果对 0,0，使得当 P(x,y)U(P0,)D 时，0都有 |f(P)A|，则称f在D上当 PP0时，以A为极限。记作

PP0PDlimf(P)A

也可简写为limf(P)A或

PP0(x,y)(x0,y0)

2limf(x,y)A 例1用定义验证

2lim(x,y)(2,1)2(xxyy)7 222证明:|xxyy7||xx6xyxy1|

|x3||x2||xy1||y1|

限制在（2，1）的邻域 {(x,y)||x2|1,|y1|1}

|x3|6,|xy1|6

取 min{1,/6}，则有

|xxyy|

由二元函数极限定义lim

(x,y)(2,1)

(xxyy)7

xy,(x,y)(0,0)xy22

例2 f(x,y)xy，0,(x,y)(0,0)

证明lim

(x,y)(0,0)

f(x,y)0

xyxy

证|f(x,y)||xy

所以

lim

(x,y)(0,0)

||xy|

lim

(x,y)(0,0)

|f(x,y)|lim

(x,y)(0,0)

|xy|0

|f(x,y)|0

对于二元函数的极限的定义，要注意下面一点：

PP0

limf(P)A 是指： P(x,y)以任何方式趋于P0(x0,y0)，包括沿任何直线，沿任

何曲线趋于p0(x0,y0)时，f(x,y)必须趋于同一确定的常数。

对于一元函数，x 仅需沿X轴从x0的左右两个方向趋于x0，但是对于二元函数，P趋于P0的路线有无穷多条，只要有两条路线，P趋于P0时，函数f(x,y)的值趋于不同的常数，二元函数在P0点极限就不存在。

1,0yx2

例1 二元函数f(x,y)

0,rest

请看图像（x62），尽管P(x,y)沿任何直线趋于原点时f(x,y)都趋于零，但也不能说该函数在原点的极限就是零，因为当P(x,y)沿抛物线 ykx,0k1时，f(x,y)的值趋于１而不趋于零，所以极限不存在。

(考虑沿直线ykx的方向极限).x2y,

例2设函数f(x,y)x2y2

0,

(x.,y)(0,0)(x,y)(0,0)

求证limf(x,y)0

x0

y0

证明因为|f(x,y)0|

x|y|xy



x|y|x

|y|

所以，当(x,y)(0,0)时，f(x,y)0。

请看它的图像，不管P(x,y)沿任何方向趋于原点，f(x,y)的值都趋于零。

通常为证明极限limf(P)不存在,可证明沿某个方向的极限不存在 , 或证明沿某两

PP0

个方向的极限不相等, 或证明方向极限与方向有关.但应注意 ,沿任何方向的极限存在且相等  全面极限存在.例3

设函数

(x,y)(0,0)(x,y)(0,0)

xy,22

f(x,y)xy

0,

证明函数 f(x,y)在原点处极限不 存在。

证明尽管 P(x,y)沿 ｘ轴和ｙ轴

趋于原点时(f(x,y)的值都趋于零，但沿直线ymx 趋于原点时

xmxx(mx)

f(x,y)

mx

(1m)x



m1m

沿斜率不同的直线趋于原点时极限不一样，请看它的图象, 例１沿任何路线趋于原点时，极

限都是0，但例２沿不同的路线趋于原点时，函数趋于不同的值，所以其极限不存在。

例4

非正常极限极限

lim

(x,y)(x0,y0)

判别函数f(x,y)

xy11xy

在原点是否存在极限.f(x,y)的定义:

12x3y

例1设函数f(x,y)证明limf(x,y)

x0y0

证|

12x3y

||

13(xy)

|

只要取

16M

|x0|,|y0|时，都有

|

12x3y16

||

13(xy)

|

M

12x3y

请看它的图象，因此是无穷大量。

例2求下列极限: i)

lim

xyxy

;ii)

(x,y)(0,0)(x,y)(3,0)

lim

sinxyy

;

iii)

(x,y)(0,0)

lim

xy11xy

;iV)

(x,y)(0,0)

lim

ln(1xy)

xy

.二.累次极限: 累次极限

前面讲了P(x,y)以任何方式趋于P0(x0,y0)时的极限，我们称它为二重极限，对于两个自变量x,y依一定次序趋于x0,y0时 f(x,y)的极限，称为累次极限。对于二元函数f(x,y)在P0(x0,y0)的累次极限由两个

limlimf(x,y)和limlimf(x,y)

yy0xx0

xx0yy0

例1

f(x,y)

xyxyxyxy

222, 求在点(0 , 0)的两个累次极限.22

例2 f(x,y), 求在点(0 , 0)的两个累次极限.例3 f(x,y)xsin

1y

ysin

1x, 求在点(0 , 0)的两个累次极限.二重极限与累次极限的关系:

（１）两个累次极限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所以计算累次极限时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改变它们的次序。

例函数 f(x,y)

xyxy

xy

22的两个累次极限是 yyyxxx

limlim

xyxy

xyxyxy

xy

y0x0

lim

y0

lim(y1)1

y0

lim(x1)1

x0

limlim

x0y0

lim

x0

（２）两个累次极限即使都存在而且相等，也不能保证二重极限存在 例f(x,y)

xyxy

xyxy，两个累次极限都存在limlim

y0x0

0,limlim

xyxy

x0y0

0

但二重极限却不存在，事实上若点P(x,)沿直线 ykx趋于原点时，kx

f(x,y)

x(kx)



k1k

二重极限存在也不能保证累次极限存在二重极限存在时,两个累次极限可以不存在.例函数 f(x,y)xsin

1yysin

1x

由|f(x,y)|  |x||y|0 ,(x ,y)(0,0).可见二重极限存在 ,但

1x

limsin

x0

和limsin

y0

1y

不存在，从而两个累次极限不存在。

（4）二重极限极限lim

(x,y)(x0,y0)

f(x,y)和累次极限limlimf(x,y)(或另一次序)都存

xx0yy0

在 , 则必相等.(证)

（5）累次极限与二重极限的关系

我国城乡二元 第6篇

“要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着力加强对现代农业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民增收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村建设的支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胡锦涛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交通系统、邮电通信、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城乡之间资源分配不对等；而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等。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主要有：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增收困难，进而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

2.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众多的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通，阻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并使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受到制约。3.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落后也影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消费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发展。

4.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带来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城乡之间众多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而就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5.城乡之间的二元化不仅阻碍了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贫富之间、干群之间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包括许多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其核心差异大致表现为：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劳动力资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实现优化组合。

2.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不平衡。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保障。目前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只要存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补贴”的落差，就会有门槛，将户籍这个大门槛取消了，其他部门仍会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门槛来。有专家指出：“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仍过低，保障能力较为脆弱。其次，农村社保具体制度设计中存在较多主要问题，如新农合的制度设计实行自愿参加，以收定支的原则，而在现实实践中，贫困的农民或者对政府不信任的农民无能力或者不愿加入农村合作医疗，导致这部分农民无法受益。而且，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统筹次基本限制为县（市）一级，统筹层次过低，而税费改革后,原本就处于“吃饭财政”状态的县乡两级财政实力进一步削弱,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情况更为严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对象,因财政下拨资金有限而被挡在五保门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

3.农村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发展仍较为薄弱，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和高水平、高质量提高；农村教育的投入仍然过少，高中段教育普及困难；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帮扶工作开展缓慢，发展不平衡现象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税费改革之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与发展现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适应，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标准不统一，来源不稳定；农民工就业培训没能很好的落实开展等。

城乡二元结构 第7篇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

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何重要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

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

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二元价值 第8篇

中國歷史上的劇場,大致可分爲貴族的劇場和平民的劇場。表演藝術從其目的性角度大致也可分爲兩種,其一是以禮樂制度爲代表,爲陶冶、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爲而進行的,其二是以娱樂爲目的的。禮樂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是藝術爲政治服務的先導,其主導者是社會的上層,通過表演藝術對整個社會進行思想和行爲規範。娱樂則是人類普遍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方面。雖然社會各階層都有享受表演藝術的需求,但娱樂却是社會下層接受的表演藝術的主要類型。對于娱樂需求的廣泛性,催生了娱樂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之成爲下層民衆(藝人)謀生的重要手段,最終體現爲娱樂表演的商業性。

表演藝術的政治性和商業性是存在矛盾的,二者和諧的最高境界是“寓教于樂”即通過娱樂的表演藝術來規範社會行爲。但是,由于二者的目的往往存在差异,下層商業化的娱樂表演藝術常常會衝擊上層制定的社會規範,因而在各個時期都呈此消彼長的關系。作爲表演藝術場所的劇場,也因其所屬的社會階層及其所需求的表演藝術的類型,具有了政治和商業屬性。

政治性和商業性的二元結構矛盾關系包括社會階層(上層與下層)的矛盾和表演藝術類型(教化與娱樂)的矛盾,二者復雜的演變和關聯導致了中國近現代劇場特有的文化特徵和發展脉絡,并最終反映在劇場建築的形式和空間特徵上。

二、清末民初劇場的二元性體現商業性的興起

1. 宫廷劇場的政治性禮樂制度、教化人心

清代宫廷的劇場和演出延續了明代的做法,設立教坊司,負責“樂朝行禮筵宴”,由此可知,“許多宫廷内演劇活動首先是爲了完成一種禮’,而不是爲了娱樂而存在的”(1)。

李澤厚認爲禮、樂本來就是一回事,在他的描述中:“禮”是通過强制性的要求,以外在的力量規範人的社會行爲,而“樂”是通過陶冶性情、塑造情感,從内在規範人的行爲;二者相輔相成,“禮與樂在基本目的上是一致或相通的,都在維護、鞏固群體既定秩序的和諧穩定(2)。”

但是,并不是説宫廷劇場就因此缺乏娱樂性。爲“禮”的演出和爲娱樂的演出的劇場在清朝的宫廷裏并存,具有不同的特徵:場面莊嚴、規模宏大的劇場,用于舉行莊重、氣派的典禮、儀式等活動;氣氛親切、小巧靈活的劇場,用于帝王的娱樂性演出。所以,即使在宫廷,“禮”和娱樂的二元價值觀也影响到了劇場的存在形式(3)。

宫廷之外的社會階層的劇場存在形式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府邸戲臺和堂會,即用于官宦人家蓄養的戲班或外請戲班進行家庭式的堂會演出活動,與宫廷内的禮儀式演出并不相幹,更多是爲了娱樂活動;第二類是會館及飯莊戲臺,前者相當于外省駐京機構的娱樂、社交、服務場所,後者是飯館、酒樓中的演出場所,都具有一定大衆性,并且主要是爲了娱樂活動而存在。第三類是廟宇戲臺和野臺子。前者是民間尤其是農村的社會活動中心,承擔着政治、宗教、經濟、文化、娱樂的多項功能,籠統地説是教化和娱樂的綜合體。後者是民間藝人零時搭臺演出的場所。第四類是商業性劇場,即爲了實現商業利益而進行演出的劇場。爲娱樂而演出是商業性劇場迅速發展的動力。

這四類劇場,反映了劇場的禮樂性和娱樂性、政治性和商業性兼具的復雜色譜。宫廷劇場固然體現了强烈的政治性,民間也固然體現了强烈的商業性,但是,娱樂和教化的目的也都同時存在于這兩種劇場之中,衹是構成的比例和具體的成分不同且復雜。

2. 民間劇場的商業性茶園劇場的興起

基于清末的劇場現實,基本上娱樂和商業主導了民間劇場。

戲劇史的相關研究表明,中國在清代中葉後,地方傳統戲有了很大發展,并逐步走嚮成熟。民間的戲曲活動極大推動了劇場的發展,娱樂的需求嚮各個階層滲透,宫廷、府邸、民間在戲曲的娱樂性上有了一致的需要。其核心動力是民間戲班的謀生盈利,促進了劇場的廣泛商業性,以至于清末,形成了中國比較成熟的劇場建築類型茶園。這種劇場集吃喝、聚會、觀演等多種消費娱樂活動于一身,具有典型的商業目的,劇場與戲劇的娱樂性因此實現了“商業性”價值。

民國初年,商業性劇場得到進一步發展。茶園受到西式劇場的衝擊和影响,經過短暫的改良階段,最終以完全模仿西式劇場而告終。至20世紀30年代,以大舞臺爲特徵的劇場成爲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主要演藝建築類型,其核心推動力完全來自民間爲争取觀衆、吸引觀衆、實現更好的票房價值而不斷營造更好的劇場,體現了商業化主導下的劇場發展。

三、社會變局與中西文化衝突之下的劇場文化二元性

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局以及當時中西文化的劇烈衝突,對劇場二元性構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西式劇場作爲當時先進文化的代表,對傳統劇場建築産生巨大衝擊。劇場現代化超越了技術層面的意義,在政治層面上體現了文明、進步與落後、腐朽思想的决裂,同時,現代化的劇場設施成爲招攬生意的商業性要素,從而實現了劇場商業性與政治性的一次統一。這一現象延續至今:對于劇場現代化的追求,并不是基于表演藝術和劇場功能的需要,而是更多體現了“先進、文明”等政治意義。

當時的劇場建築除了商業性一元的主導作用外,政治性一元也有所發展。但是由于政府控制的乏力,無論是商業性還是政治性,都是由社會大衆階層推動的,如果具體劃分,知識階層更多地推動了政治性一元,戲曲界人士則更多地推動了商業性一元,而且由于經濟方面的影响,商業性劇場占據了主導,而政治性更多停留在争論、實驗的理論層面上。

1. 劇場商業性的實踐推動戲班商人的角色

一方面,在社會失序狀態下,統治階層對社會下層的約束力急劇消减,以“禮”爲核心的宫廷政治性劇場幾乎喪失功能,民間主導的商業性劇場得以興起。

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衝突下,西方的表演藝術和劇場通過不同渠道被引入中國的大城市,由于其文化的强勢地位和劇場技術的顯著優越性,民間很快就發掘出可資利用的商業價值。西式劇場在觀演的空間、燈光、音效、舞臺設備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成爲民間戲班和商人用來吸引觀衆的手段。因此,這一時期商業性主導了劇場的更新發展,傳統劇場逐漸失去往日的輝煌。

2. 劇場政治性的理論推動知識分子的角色

劇場的政治性并没有完全消失。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機使一些有識之士將戲劇演出作爲救亡圖存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工具,戲劇的宣傳作用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劇場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現象就是以知識分子爲代表的階層替代了統治階層,成爲劇場政治性的强力推動者。由于自身的社會、文化、經濟地位,知識分子更多地從理論上而不是從事業上去推動劇場的政治性。身陷救亡圖存、改造國民的困境,一部分知識分子首先繼承了利用表演藝術“勸導民心”的思想,延續了過去統治階級“禮樂”的核心價值,把劇場的改良和發展當作是教育、改造國民的場所,陳獨秀曾説:“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他又主張:“采用西法。戲中有演説,最可長人之見識,或演光學、電學之戲法,則又可練習格致之學。”其實,這些説法反映了教化思想的延續,也成爲劇場政治性日益突出的開端。

1937年後的中國,由于抗日戰争的爆發,民族危機被推至極端,表演藝術的政治性需求因此格外强烈,表演成爲宣傳工具,而劇場也就成爲宣傳陣地,從而在理論上推動了政治性在民間劇場的廣泛延伸。

3. 政治性劇場的初期嘗試政府的角色

民國初期,國民政府對劇場的發展基本上没有實際的有力支持,主要是國力尤其是政府經濟能力所限。劇場的政治性推動實踐主要體現爲幾個重大的議會堂和紀念性會堂(劇場),其中,南京的國民議會堂和廣州的中山紀念堂,根據相關歷史資料可以確定都是按照兼顧演出活動的劇場模式進行設計、建造的會堂建築,是官方層面上第一次將政治性活動與表演藝術活動在空間上實現統一,是劇場政治性的一種特殊表達,也由此形成一種獨特模式,影响了其後的劇場發展。

在民國時期的特殊政治區域延安,劇場的政治性也在實踐中得到很大推動。研究延安時期的表演場所會發現:作爲舉行最高政治會議場所的中共中央大禮堂,以及一大批重要的黨政軍機關會議禮堂,都無一例外地兼做劇場。這顯然不是僅僅用建築的多功能性就能够解釋的。它其實象徵了中國劇場在當時與政治的合流、與政權的結合。新中國建立後,這種現象進一步延續,這是後話。

兩種不同政治勢力在劇場方面的實踐,體現了内在觀念的相似性,即受到劇場的政治性觀念主導。這一切也都可以在歷史上形成的表演藝術的教化觀念和宫廷劇場類型中找到影子。它們之間具有價值觀念的傳承性。

4. 清末民初劇場二元性的矛盾關系及影响

劇場的禮樂與娱樂、政治性和商業性的矛盾依然是存在的。這反映在清朝的統治階層對民間演出活動的矛盾態度:一方面,統治階層認爲表演藝術具有教化百姓的作用,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爲娱樂可能誨淫誨盗、教人墮落,會腐蝕王朝的統治基礎。例如,雖然清朝各代皇帝中喜歡戲曲的不在少數,但是康熙年間曾經禁止在北京内城開設戲館,這正是政治性的價值觀影响劇場建築的一個例證。

總之,以“禮”爲核心的劇場的政治性基本上局限于宫廷的範圍和特定的活動,并没有廣泛延伸到社會其他層面。反而是民間主導的戲曲的娱樂性和劇場商業性有嚮上層滲透的趨嚮。

禮樂演出和娱樂演出因應着不同的社會階層需要,同時也産生了不同的劇場類型與空間分布,體現了當時劇場的政治性和商業性訴求。

反映在城市空間布局上,作爲皇城的北京,由于將漢人全部遷到内城外,形成了正陽門外一帶的商業區,民間的商業性劇場也因而在此區域迅速發展。清朝北京民間的戲館,在空間分布上曾與皇城分離。

教化和娱樂的二元性也依然是主導力量。不過對于民間劇場,娱樂性更爲突出。可以認爲,商業性劇場對應的社會階層是社會大衆,而宫廷劇場對應着統治階層,所以,劇場的商業性和政治性的二元結構對應着社會階層的統治者和大衆的二元結構。清朝末期商業性劇場迅速發展的事實表明,統治階層對于表演藝術的走嚮控制乏力,商業性成爲推動劇場發展的主要動力。

直至民國期間,在作爲劇場發展中心的上海,興建的劇場基本上都是商業性劇場。以娱樂、盈利爲目的劇場建築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商業區,據《中國建築簡史》所述,“解放前,上海西藏路附近即集中了全市三分之一的劇場,天津和平區一帶占有全市演出座位的70%”(圖1～圖3)。這都表明,在商業聚集效應下,劇場建築在城市商業區呈現出扎堆現象。在形式上,商業性劇場建築追求新奇,力求吸引觀衆的關注。

隨着社會各個主要階層的演化,劇場二元性的内在結構關系在政治性和商業性之間達成了階段性平衡,實踐中,民間的商業性劇場占據了主導,理論上知識分子主導的政治性劇場逐漸爲政府(主要政治勢力)所倡導,并有進一步實踐,爲後來劇場的演化埋下了伏筆。

四、新中國的劇場二元性體現政治性的興起

1. 劇場政治性主導下的理論和實踐宣傳教育陣地

劇場和表演藝術的政治性是關聯的。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就明確文藝要爲政治服務,包括表演藝術在内的所有文藝類别,都要服從于政治目的。這種高度强調政治性的思想最終成爲新中國的文藝方針,指導着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新中國成立後,文化藝術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劇場作爲宣傳陣地的作用得到高度重視。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着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前民間的商業性戲班、戲院都徹底改造成爲國營的演出院團,直接歸屬于文化部門管理。從新中國成立伊始直至20世紀90年代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期間,劇場的商業性在相當長的時期内被壓制甚至消失。二元性結構呈現出嚴重的不平衡。

在政治性一元被高度强化的這一時期,政府成爲中國劇場唯一的推動者。由于其强力介入,新中國的劇場在形式和空間布局上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一方面,所屬各個行政企事業單位但實際充當民間劇場的禮堂,分布在各個單位的大院内;官方的文藝院團(劇團和劇場一體,爲學習前蘇聯劇場的産物)按照統一規劃,分布在城市的各個區域。這種空間分布與商業性完全無關。另一方面,重要劇場多與政治中心結合,形式恢宏氣派,與政府的政治性建築趨同。

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規劃設計的中國國家大劇院,一開始就由政府的最高决策層確定選擇建于政治中心人民大會堂的西側。這表明無論在具體的操作層面還是空間的象徵意義上,國家大劇院都表現了政治性一元的主導作用。况且,在國家大劇院建成之前的40多年中,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象徵的人民大會堂,事實上承擔了國家大劇院的功能,無數國内外演出團體争相到人民大會堂演出,正説明了政治性建築與觀演建築(劇場)在現實中的結合。在城市空間層面上,促發了將政府行政中心與文化中心結合的空間模式。

基于劇場的政治性一元强勢,一方面,劇場的設計和各項技術因獲得了强力的體制支持而有了明顯的進步;另一方面,由于商業性的缺失,傳統民間劇場喪失了自下而上的發展動力。劇場完全成爲宣傳和教育的陣地,娱樂性不能被正面提出,從而導致劇場商業性的缺失。劇場的屬性走嚮單一。

2. 改革開放之後的劇場二元性嬗變

政治性主導下的劇場與商業性經營的矛盾,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商品經濟大潮下越來越突出。這個時期,由于文化體制的慣性,政府主導的劇場繼續占據主要地位,同時民間的劇場實踐重新萌芽,表現出劇場的政治性和商業性的關系重構。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劇場熱潮,其根本的推動因素仍然是政治性的。不過與過去“宣傳教育陣地”明顯不同的是,現代化、建設精神文明成爲當時劇場的政治性的新内涵。將劇場作爲宣示政績、規訓民衆精神文明的場所的這一思想,繼承了過去禮樂制度的精神内涵,是劇場政治性的繼續體現。

新時期“劇場熱”的出現有復雜的原因。但是劇場發展由政府而不是民間主導的事實依然如故。在經營城市、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等一系列由政府主導的思路之下,劇場成爲城市建設中的重要角色。劇場熱之下,劇場規模越來越大,投資越來越多,形象越來越炫。與城市政治中心結合的文化中心也幾乎成爲一種普遍的空間模式。以國家大劇院爲代表的劇場模式,被全國各大城市模仿,各地紛紛興建大劇院。而劇場的經營却繼續被政府漠視,爲劇場建成後巨額的維護、運營費用成爲各地政府巨大的經濟負擔。劇場商業性的一面依然處于嚴重的失衡狀態。

與强勢的政府主導的劇場相比,民間劇場的存在處于弱勢,但是最近這些年逐漸出現了均衡發展的苗頭和趨勢。這些劇場的實踐者大都是從目前的體制下派生出來的,這與清末民初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是在滿足觀衆的精神愉悦需求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可以認定的兩種不同的來自民間的劇場探索路綫,都是以表演藝術實踐作爲原始發展動力,一種是以戲劇界知識分子爲代表的帶有藝術探索意味的小劇場實踐,另外一種是以演藝經營界、民間院團爲代表的帶有濃烈娱樂意味的商業劇場實踐。由于經濟實力所限,兩者的劇場實踐活動基本上都是利用、改造、租借相應的建築空間作爲表演場所。由于生存的需要,商業性成爲必然要素,否則劇場不能持續。以北京爲例,目前有小劇場數十家之多,基于各自的定位,滿足不同觀衆群。另外,一些帶有官方色彩的演藝經營單位,已經開始了商業性劇場的經營探索,如上海的戲劇谷、北京的天橋劇場群的規劃設計。這些探索具有明確的商業性,都是將劇場的演藝活動與旅游觀光、休閑等其他活動進行統一經營,實現商業盈利。

這些實踐正從劇場的政治性與商業性失衡狀態重新走嚮平衡的嘗試,是某種程度的回歸。北京的天橋劇場群的規劃很有象徵意義那裏曾經是清末北京民間商業性劇場的繁榮之地,今天,新的劇場群將在那裏重生。經過了近百年的變遷,民間的商業性劇場又回到了最初的發源地。

3. 新時期劇場類型及空間分布之二元性分析

劇場的二元性反映了不同社會階層主導下的劇場發展,其目的、支配社會資源能力的不同,導致了劇場空間分布、類型的差异。簡單歸納目前情况就是,政府有能力新建規模較大的豪華劇場,占據城市的核心位置;民間則主要租借、改建、興建簡陋劇場,區位選址主要依據經營考慮,多在城市商業核心區。

目前,被冠以“大劇院”稱謂的一類劇場,成爲中國各級城市中最重要的文化設施(圖4～圖7)。在政治性一元的主導下,劇場建築的形式愈發宏大、氣派。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劇場熱確切地説是大劇院熱潮重塑了城市中心區的空間模式,作爲文化代表的大劇院建築與作爲政治象徵的政府大樓,在空間上組合成一體,再結合城市中心廣場,形成所謂行政文化區。前文提到,這種模式是歷史形成的,從民國時期少量的政府會堂建築實踐到延安時期的禮堂實踐,都反映了這類空間模式的苗頭。這一劇場類型結合其特有的空間模式,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政治與文化結合、政治主導文化、文化爲政治服務都是劇場政治性的具體體現。

民間的劇場則主要遵循逐利的商業原則。2003年發布的《文化部關于把持和促進文化産業發展的若幹意見》使業内人士意識到恢復劇場商業屬性的重要意義。劇場與表演藝術密切關聯,部分嗅覺靈敏的人士已開始打造表演藝術文化産業(鏈)的實踐嘗試,一些團體將劇場/表演藝術與城市旅游觀光等其他城市文化營銷(活動)結合,形成復合化、規模化的文化産業模式。劇場的類型和空間分布也呈現多樣化的特質:或者依托傳統的老劇場,突出傳統特色,或者依托優質的自然環境打造與風景結合的特色劇場,或者根據特色劇目設計、改造新劇場

民間劇場的活力在于對文化市場的敏鋭把握,因此劇場的規模、類型、空間、區位,都會因爲商業性的介入而因時因地變化。目前民間劇場的建設和發展有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勢:一是重現劇場扎堆現象,將若幹劇場聚集在城市的商業區,是依據商業聚集效應而采取的劇場空間安排的措施;二是以夜總會這類演出場所爲代表的劇場更是結合了其他商業設施,成爲新的劇場類型(但很多官方人士并不認可這一劇場類型);三是前面提到的小劇場實踐,依托特色劇目打造劇場,擁有特定的觀衆群并形成個性化的經營方式,目前這些小劇場多散布在城市的角落,豐富了城市空間。

劇場的商業性和政治性正在走嚮新平衡。

表演藝術存在精神性和娱樂性兩種特性,進而演變成政治屬性和商業屬性;表演藝術與劇場緊密關聯,進而派生出相應的劇場二元性。官、民兩個基本的社會層面由于自身的不同需求,導致了劇場在二元屬性上的差异,并最終演變成爲劇場形式和空間的差异(表1)。

在政治性和商業性二元結構作用下,中國劇場建築的發展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二元性的結構關系并不是持續對等、均衡的,不同時期會有此强彼弱的現象。

二是二元性價值結構影响着劇場的方方面面,從服務對象、服務目的、劇場建築的城市空間分布到劇場建築的形式

三是選擇性的過濾機制。二元性結構决定了學習西方劇場時的選擇性,在19世紀末中國民族危機時刻,西式劇場傳入我國,政治性的選擇逐漸成爲主導。一方面,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成爲不同時期中國劇場效仿的對象,另一方面,劇場的功能性喪失了對劇場建築的主導作用,劇場的功能凸顯其商業性或政治性的二元價值建構,或爲商業性服務或爲政治性服務,應對表演藝術的劇場功能反而弱化。學習西方劇場的過程更多地是從政治的層面來理解劇場的現代化,而非爲了滿足表演藝術活動的發展和需要。在不同時期,選擇的側重點雖有不同,但是都在二元機制的控制之下。

四是在走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商業性因素對劇場建築的影响正在上升,出現商業性和政治性共生的趨勢。表現在建築形式上,出現了所謂“奇觀建築”(如國家大劇院,既宏大又新奇,兼具政治性和商業性符號特徵);表現在功能上,出現了政府議會建築與劇場合一的傾嚮,行政文化中心也是二者在空間上共生的象徵體現。

二元價值結構是影响中國劇場建築發展的深層原因,在其影响下,劇場建築仍將繼續演變發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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