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化经济体制

二元化经济体制（精选11篇）

二元化经济体制 第1篇

中国当前的微观经济体可以分为国企和民企, 这两种性质的企业均面临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两个市场的不同在于, 国内市场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 政府依然把控着过多的资源配置, 包括生产的审批, 经营审批, 税费的减免和收取等等。而国外市场相对而言, 竞争相对公平完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企民企和外企在这国内市场中进行的不仅是市场竞争, 还有政府寻租竞争。其结果是国内市场剩下了国企, 具有官商裙带关系外企和具有官商裙带关系的民企, 国内市场变为了一个具有外部排他性质的寡头垄断市场。我们可以将垄断国企、具有官商裙带外企和具有官商裙带的民企称为中国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

民企主要所在的行业是具有出口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鞋, 衣帽, 打火机等。其面对的主要是海外市场, 竞争相对完全。而既得利益集团所在的行业主要还是国家传统垄断行业和国内服务市场。其利用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垄断着这些行业, 市场竞争状况为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如电信, 电力, 煤炭, 石化, 高速公路, 航空, 铁路, 医药, 金融, 钢铁, 地产等行业。

(一) 既得利益集团

我们可以将垄断国企、具有官商裙带外企和具有官商裙带的民企称为中国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数量少、规模大, 获得了高额的收入, 是我国垄断现象存在的直接受益者。由于与政府的天然联系, 绝对的信息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既得利益集团在与消费者、竞争型民企的利益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特殊地位其利润水平不受平均利润率的制约, 可以在较长时期内获得垄断利润,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提高竞争型民企的运营成本。

(二) 消费者

消费者的构成主要由生产环节的人力资本构成, 而我国大部分的人力资本均有竞争型民企吸收, 而竞争型民企的主要市场是国外市场, 其生存模式是整合中国国内的廉价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 通过成本优势占据国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这决定了我国消费者消费能力不仅与同期国外消费能力成因果关系, 而且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了国内消费者消费能力先天较弱。

(三) 竞争型民企

竞争型民企主要指未参与政府寻租的竞争, 仅在市场竞争的生产企业。所在的行业主要是具有出口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及相关配套产业。他们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体系的原动力, 同时也具有不稳定性。一方面他们止步于国内高昂的寻租成本, 希望通过打破垄断, 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进入国内市场。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国内垄断行业暴利的吸引, 积极寻找通过较低寻租成本将自身变为既得利益集团, 在国内市场赚取垄断暴利的机会。

(四)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作为经济政策的具体制定者和执行者, 拥有最强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往往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 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的管理者, 致力于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调整瓦解, 维护国内市场的竞争性;另一方面, 政府部分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同样要追求短期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公务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追求短期政绩、财税、个人利益目标等方面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其一致性, 形成不同形式的官商裙带关系。通过行政手段将大量资源牢牢控制, 为既得利益集团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行为提供行政保护。

二、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是以竞争型民企的外贸出口作为原动力。通过外贸的收入向国内劳动者支付劳动力报酬来扩大国内的需求。

在国内市场方面, 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垄断国内市场向竞争型民企提供性价比低的商品和服务平台, 获得垄断利润, 造成竞争型民企的运营成本上升, 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垄断国内市场向国内消费者销售性价比低的商品和服务, 获得垄断利润, 造成内需不足。而既得利益集团获得的部分利润也通过寻租的形式进入政府部门和政府公务人员。而后者则向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行为提供行政支持。

三、当前竞争型民企遭遇的生存问题

竞争型民企当前主要遭遇以下几个方面的生存问题:1)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国外市场需求急剧下降。同时, 全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和人民币汇率的相对高位, 对本已疲弱的出口贸易构成雪上加霜的影响。2) 竞争型民企在国内市场的运营成本上升。首先, 在人力资本上, 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政府推出的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计划, 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 人力成本上升。其次, 在原材料方面, 国际上, 由于全球流动性泛滥和中国世界工厂的巨大需求因素,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

四、中国经济危机的解决之路

从长期看,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还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由出口的单一经济引擎变为国内国外市场的双引擎经济。其核心是技术进步, 加强全要素对经济的推动能力。如果我国未来在企业技术创新上没有大的突破,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 就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 我国存在的问题有很多,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有实力, 但创新动力相对不足;民营企业有动力, 但创新实力却相对不足。因此, 从对研发资金渴求的角度讲, 那些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民间投资者更需要资金的持续支持。如果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 或垄断行业在引入民间投资过程中, 能够引入那些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民间投资者, 实际上就是把部分能获得“垄断租金”的资源转让给了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民间投资者, 而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民间投资者如果获得了这些“垄断租金”, 就可以用这些“垄断租金”支持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 加快企业的发展。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即改革现有经济体制, 向国外开放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微观经济体由单一的国企变为国企和民企两种性质的企业。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对市场经济的一步步松绑, 民企作为新兴微观经济体展现了其活力, 渐渐活跃于国内和国际市场。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红利消失, 政府没有进一步进行市场化和相关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清, 政府依然把控着过多的资源配置的权力。这些弊端使得当前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二元化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经济,二元化,既得利益集团,经济体制改革,制度红利,有效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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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根福, 张舒玮, 郑冠群.国有垄断行业引进民资的策略选择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J].当代经济科学, 2012.

中国经济是前所未有二元经济 第2篇

一个意义及其重大的新《劳动合同法》仓促推出，造成双输，又增加了压力，使得二元经济的过冷环节更冷。

宏观调控的错误，又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民营企业。在这个打击之下，会使得二元经济的资金流向由过冷的部门转向过热部门，使过热部门更热，过冷部门更冷，造成宏观调控失败。通货膨胀除了二元经济过热部门通胀以外，过冷部门也一样膨胀，再加上金融超限战，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不再是供求决定，而是国际炒家决定，现在这些物资进口到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扭曲在一起，极难克服。

二元经济过热部门有膨胀，过冷部门，以猪肉为例一样膨胀，再加上今天的国际金融炒家操纵大宗物资的定价权，供求和需求没有用了，所以使得国际金融价格打涨，这几个力量使得通货膨胀严重。国际通货膨胀所显示的意义，使得我们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的时代，而我国的人才是不足的，在这个金融超限战之下，我举例来说，透过建行的改制，他们轻轻松松席卷了1300亿元，同时席卷了每一个支行20%的股权。

为什么我们制造业衰退？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国际产业链是错误的，我们在整个六加一产业里面只做了“一”，而没有做“六”，但是“六”创造了90%的价值，“一”只是创造了10%的价值，而现在我们越生产，美国越富裕，而且是九倍的富裕。我们的制造业怎么办？不能以过去的劳动密集为主要思考，因为整个产业链里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那么你要怎么做？你必须从一进入到六的整合。所以短期之下，你要确保投资风险的降低，确保现金流的上升，中长期之下，要从一走到六，这才是我理解的产业升级，而品牌效应，只是产业链高效整合的必然结果。

今天的企业家难做，不仅进入到金融超限战，同时还有产业链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价值本来就很低，因此就特别经不起风吹草动，我前面讲的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会使得产业链定位错误突然一起的爆发，使得我们出现了躲避百分之二三十的企业。

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二元经济环境，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过热的是对GDP有促进作用的行业、地方政府想极力推动的行业，如楼市。过冷的是民营制造业。

其实我们过去对于我们经济的理解都是错的，中国经济根本不是过热，也不是所说的过冷，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也就是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

我们以大家熟悉的GDP为例，这是非常畸形的GDP，和欧美相比非常奇怪的。我们以日本为例，他们的GDP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为什么以消费为主？我想喝矿泉水就生产矿泉水，我穿衣服你生产衣服，这就很正常，因此他们GDP当中消费的比重是70%，而我们不是，我们的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那么我们的GDP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告诉各位的，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基础建设工程拉动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GDP几乎超过一半都是你们看到的高楼大厦、桥梁高架等等，叫做固定资产投资，而消费只有35%，因此我们是一个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这就使我们浙江的做出口的企业要转内销更困难，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太少。

出口过多，使得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惊人，而日本，他已经够惊人了，他们的比例占到了4.5%，我们更可怕，我们几乎是日本的两倍。大家知不知道造成深入结果？那就是外汇大量的积累，2007年12月突破1.5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过几天可能就达到2万亿，这一切都是流血的出口创造的必定积累的美元外汇。

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配合上面的汇率的上升，进一步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过冷民营企业部门，更不想干了。

但现在的宏观调控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跟随着汇率上升，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以后，宏观调控对于二元经济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宏观调控什么意思？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问题不是这样的。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宏观调控的推出将透过三个管道，使得我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第一管道，那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资金，然后打给过热的部门，比如地方政府，去搞开发去，去修桥铺路。这就是4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信贷规模增长率和广义货币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到18%的水平，而没有因为宏观调控下降。这是第一个管道无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因此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那就是在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江浙、广东的企业家更做不下去了，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也不想干了，把很多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抽出来，从过冷的部门拿出，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这个行为使得过冷的部门更缺资金，过热的部门资金更多，所以更热。

第三个管道，简称海尔现象，就是原先在过冷的部门做家电制造的工厂做不下去了，因为萧条，因此从过冷的部门拿出大量的资金到过热部门自己做开发商，这种现象非常明显。第三个管道也同样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流到过热的部门。

第一个管道通过银行，第二、三管道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这三个管道都不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所以过冷的部门更冷，更热的部门更热，而使得的4年宏观调控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股市、楼市的泡沫，就是敲响了制造业的警钟，回光返照。所以今年的股价、楼价的下跌，你不感到忧心忡忡吗？因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制造业产生重大的危机。

二元经济一元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第3篇

二元经济结构往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产生的, 是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我国, 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它是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 包括二元的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障制度、人才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体系。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把统一的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农村, 将工农、城乡之间区别对待, 禁止人员、商品等自由流通, 进而形成森严的城乡壁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

数据分析: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 结合相关数据, 其中分别描述了我国从1985年-2007年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从1978年开始, 我国农业总产值在GDP的总量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下降的力度和幅度尤为加快。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比重呈现出均匀下降趋势, 从而导致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非农业部门的GDP、劳动力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呈现出于农业部门相同趋势。但是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2000年以前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 2000年以后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 说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但近几年来, 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有所加强;从二元对比系数也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逐渐减弱, 一直到2000年左右, 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才有所增强, 2005年达到15%, 比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均值31%要低3倍左右, 说明二元性强度高出3倍左右;从二元反差指数来看, 2000年前甘肃省城乡二元经济逐渐向一元经济转化, 但2000年以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又不断加深, 这一点与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的判断一致。从间接测度指标来看,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由1985年到1990年间处于一个平稳有所下降的状态, 说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有所缓解, 1990年以后指数逐年上升, 尤其是2000年以后, 呈现出快速上涨的态势, 这说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来越明显;1990年代以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达到0.05以下, 说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基本一致, 但1990年以后, 差异度快速上升,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并在1999年达到峰值, 2000年后虽有所下降, 但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通过直接和间接测度的方法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纵向动态衡量, 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有所缩小, 我国农村的较快发展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这种良好的态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 此后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又开始变得明显, 城乡差距又开始拉大。

2 我国二元经济成因分析

2.1 农业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实施了优先发展城市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城市规模和设施都提高到了现代化水平。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化为工业业的积累。农业处于小规模经营、人力化为主的阶段, 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极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工业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各种经济形式的出现、各种现代工业的发展, 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 即工业发展迅速的同时, 农业发展的滞后。农业的产业化至今发展缓慢, 农产品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收入水平低, 增长下降。农业相对落后发展的同时, 工业由于得到财政、金融、价格、福利等多方面支持而获得迅速发展, 使得我国呈现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

2.2 农业劳动力过剩、生产力水平低下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是巨大的人口压力, 以及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挤占了原本就不多的可用耕地, 。根据2006年数据, 截至2005年10月31日, 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 逐年减少到1.4亩, 虽减缓势头有所下降, 但幅度依然很大, 由于工业用地、建筑用地以及当地政府追求政绩而导致的土地闲置大量侵蚀着中国的可耕地。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劳动力密集的精耕细作, 劳动的边际产量已经为零或接近于零, 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保护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城乡隔离政策, 限制了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两个市场间的流动。因而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贫困, 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2.3 城乡经济技体制术差距、农民整体素质偏低

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农业的发展, 农业受到资源、资本双重制约, 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 商品率低下。农业剩余通过不合理的价格、财政和行政政策转移到了工业部门, 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过渡。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经验匮乏, 政府缺乏系统的创业培训。据2006年调查显示, 农民工以初中学业为主占57%, 高中以下学业占95%, 知识水平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 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对策

城乡二元经济在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想要从根本上化解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这不仅需要国家、政府、社会的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政策支持, 也需要个人放下私人利益, 投入到二元经济一元化的伟大历史使命中。

(1) 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 形成财政支农政策和稳定的支农资金增长机制, 为农民提供基础的生活设施和社会保障。要改变农村的落后局面, 平衡城乡社会, 最直接的还是资金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使广大的农村居民利益受到了损害, 今天在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局面中政府一定要首先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总量人手去补偿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加大财政支农, 金融支农的力度, 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交通、通讯, 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建设的投入, 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的培育、建设和发展, 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入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2)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农业部门积累了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零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低下, 成为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要实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化, 就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健全城镇劳动力市场, 完善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机制。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 将我国数以万计的小农户同城乡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 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流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 完善其信息、服务、中介、再培训的功能, 将处于分割状态的各地劳动力市场尽快统一起来。

(3) 加强农业技术创新,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促进二元经济技术结构的转型, 切实促进农民增收。我国农业发展一直处于低附加值的小农经济模式中, 集中度, 自动化率不够, 我国要积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 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滞后的局面, 形成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 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 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来。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 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 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飞跃,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 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量的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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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的调查报告 第4篇

唱“地方戏”打“优势牌”走“特色路”

近年来，___市乡村两级党组织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启示，推动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全面、平衡、可持续发展，我们对___镇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多元化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基本现状

___镇是“铁人”王进喜的出生地，也是___市两个较早的建制镇之一。全镇辖8个行政村，人口1.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万人。2006年末，全镇村级集体资产总量达1217万元，村平均资产150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160万元，最高的达40万元，最少的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650元;村级集体资产、集体经济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当年分别增长了4.1、8.3和5.8。从集体资产总量看，资产30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有2个，占总村数的25％；资产100—300万元的行政村有2个，占总村数的25％；资产50—100万元的行政村有4个，占总村数的50％。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较好解决了农村道路、水利、学校、村庄等基础性建设和劳动力转移就业等诸多社会化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全镇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主要做法

1、充分利用集体土地资产，搞活土地经营，走以地生财的路子。土地是村级集体组织最主要的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集体土地资产，对村级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___镇各村一方面将分散各组的“机动地”予以集中，将其改造成“绿色企业”，另一方面积极抢抓中低产田改造等机遇，顺势“借光”，打“擦边球”，利用项目资金开发闲滩空地，壮大“绿色企业”规模，使村集体经济整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现在，___镇每个村都有一个集体小农场，规模最大的和平村、金峡村面积超过了1000亩，规模较小的新风村也有上百亩，总面积2480亩。这些“绿色企业”或分散承包、或整体租赁，不仅每年能给集体带来30万元的纯收入，而且日渐成为新产业发轫、新技术孵化的重要基地，在温棚蔬菜、饲草、制种等主导产业的培育发展和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等技术的推广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条件，合理开发运作，走开发增收的路子。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___镇一些村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利用资源条件，合理开发运作，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的实践探索。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全镇大部分工业企业，象新风村的砖厂，___第二水泥厂，西湖村的石膏粉厂、榨油厂等企业都保存了下来，并且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近几年，全镇各村以青西油田开发、嘉玉赤公路改造、嘉安高等级公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实施为契机，又相继新建了油田助剂厂和5个石材石料厂等一批资源型企业。2006年，全镇村集体企业共上缴税金38万元，村集体通过收取企业租赁费、土地出让金、集体参股与分红等方式，当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20万元。金峡村通过招商引资，2005—2006年相继新办石材石料厂3个，集体没有投入一分钱，而是以开采权和场地入股，仅2006年从企业分红获利达20万元。

3、充分发挥“一村一品”的产业优势，组建专业协会，走社会化服务的路子。“东湖的苜蓿，西湖的菜，新风村的小伙子满世界窜”——这几句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___镇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和“一村一品”的布局特点。现在，这几项产业不仅成为了全镇农民的增收主业，而且伴随着产业兴起而应运而生的社会化服务业正在成为各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又一条新路。止目前，全镇各村按照“支部 协会”模式，先后组建了温棚蔬菜协会、无公害韭菜协会、劳务输转协会、草畜产业专业合作社等一批以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干部和党员致富能人为骨干，以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运转规范、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无公害韭菜协会运作下，全镇温棚蔬菜种植面积三年里扩大了一倍，“沁馨”牌韭菜更是远销省内的张掖、新疆的吐鲁番等地；通过劳务输转协会架起的“金桥”，___镇的劳务人员不仅有组织地输往京津等地，还跨出国门，到蒙古国务工创业，由他们打出的“铁人故乡人”品牌已经成为全市的劳务经济品牌。2006年，全镇有6个村从开展社会化服务中获利，虽然最多的西湖村仅1.6万元，但同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相比，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开局。例如东湖村草畜产业专业合作社成功与___石油管理局生活处联姻，引进了2万吨苜蓿草颗粒加工项目，为上千户饲草种植户解决了“卖难”问题，巩固了全镇万亩饲草基地。

4，充分考虑集体和农民利益，深化体制改革，走管理创新的路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既要聚财，又要理财。近年来，___镇大力探索创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和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式，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一是全面推行了“村账镇管”，在镇政府成立了财务管理办公室，为每个村配备了一名兼职财务人员，实行了村级财务收支情况由镇上统一定期公开的财务公开制度和重大开支村民理财小组、村委会、镇财务办“三级议事”制度，有效规避和降低了集体资产经营风险。二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集体资产全部量化，以集

体股形式存在于原来的各个企业和经济实体，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积累机制，初步形成了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长效机制。三是试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制度，对因村干部违规决策造成村级集体资产遭受严重损失的，依法追究村干部的民事责任。近三年，___镇各村每年都有至少一个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每年都保持了15％的集体经济收入增长速度，但没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纪案件和因村级财务引起的群众信访事件。

三、几点体会

第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必须解放思想，转换脑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必须革除传统的思想方式，做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近年来，___镇不仅每年都选派村“两委”班子成员参加市上举办的各类干部培训班，还坚持每年自办培训班，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到苏州、寿光等东部地区、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较为典型的“明星村”观摩、学习，在此基础上将每村每年必须上一个集体经济项目作为村级“双文明”目标管理责任书和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村工作责任书的“规定动作”，使全镇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做到了“四破四立”：即破除了发展集体经济只要能保证村里的日常开支就够了的“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思想，树立了统筹协调、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破除了财政收入是大事、集体积累是小事的模糊认识，树立了不抓集体经济就是失职、抓不好集体经济就是不称职的责任观念；破除了办事靠向上级要、花钱靠向群众筹的等靠思想，树立了发展就要抓项目的意识；破除了发展集体经济怕担风险、甘于守穷的小农思想，树立了与时俱进、加快发展的进取意识。通过“取真经”、“换脑子”，全镇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上实现了两大转变：即发展范围从过去局限于“村村冒烟”办工业企业，转变到了所有能增加集体收入的项目上；发展形式从过去单纯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扩大到了以提高集体收入为主、灵活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上。

第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必须因地制宜，选准路子。“路子对头、创业不愁”。___镇除交通便利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不仅谈不上“得天独厚”，甚至可以说“先天不足”——虽有河但不能满足灌溉，虽靠山却不黄不黑，虽地域广阔但却地处沿山冷凉灌区。但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中，全镇各村都能因地制宜，依靠项目开发催生后发优势，进而将其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各打优势仗，各走特色路，各唱地方戏，初步探索出了和平村绿色企业主导型、西湖村专业协会带动型、光明村小城镇依托型、金峡村矿山资源开发型、新风村村企一体化滚动发展型等各具特色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第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必须选好干部，建强班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关键在人，关键在村级班子。___镇村级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注重思想政治素质强、领导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干部选配和“双强型”班子建设。新风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问余25岁就当上了村主任，金峡村现任村支部书记何志义当选村主任时年仅20岁，和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寿春是油田助剂厂和铁人故乡建筑安装公司的总经理。现在全镇8个村的“两委”班子均有党员致富能人“领衔”，并且聚集了“酒泉市十佳青年农民”周永华、___镇无公害韭菜协会会长赵刚等一批懂技术、会经营、敢创敢干的青年农民，村级党组织始终保持着一股蓬勃的干事创业激情和创新发展活力，较好地解决了村集体“有人办事”的问题，从而为发展集体经济，解决“有钱办事”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四，发展集体经济，必须培育典型，树立样子。“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典型引路是推动各项工作的一条基本检验，也是___镇历届党委、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熟谙之道。当一大批“村村冒烟”、大办工业背景下催生出来的集体企业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镇上积极引导各村采取租赁、承包、个人参股等经营方式为新风村水泥厂、西湖村石膏厂等企业保留了一线生机；当各村一致将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的目光转向“绿色企业”时，镇上主动吸收村集体参与红柳峡坂滩等农业开发项目；当一些村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办法不多、突破不大时，镇上先后选派4名机关优秀年轻干部，甚至是党委班子成员中的科级干部到村上任职，直到抓出成效，有的干部在村上一蹲就是八年。近几年，镇党委、政府还每年召开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现场观摩会，推广示范项目，交流发展经验，使各村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有效推动了全镇村级集体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___镇各村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虽然进行了一些大胆和成功的尝试，也积累一些可资借鉴和值得推广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是村级组织债务负担沉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未提出和实施前，在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有效覆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全镇各村“寅吃卯粮”，相继负债实施了办公活动场所、村小学、卫生所、通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超承受能力扶持温棚蔬菜、设施养殖等新兴产业发展，累计产生村级债务140多万元，村均18万元，最高的村达到了35万元，影响了新上项目的能力。

二是现有项目增收潜力不大。由于村办企业、集体农场普遍实行租赁、承包等经营方式，集体收入部分相对固定，且比例较小，加之新兴的石材石料等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可谓“过路财神”，对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

三是集体经济发展环境趋紧。在“发展抓项目”思想指导下，各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但其中鲜见有扶持和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致使发展渠道越来越窄，融资能力越来越弱，发展环境越来越紧，集体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四是干部激励机制还不完善。在集体经济发展途径日益多元的同时，村组干部收入分配渠道并没有相应多元化，从集体经济中按绩效取酬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退职补偿等激励机制的探索明显滞后，使得村干部在抓集体经济上风险大、责任重、权力小、薪酬少，“要我发展”的被动心理没有真正转变为“我要发展”的进取状态。

二元化经济体制 第5篇

厉以宁表示，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文字实录：

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第一个问题城镇化。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使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有什么阻碍？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要释放出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民间包括农村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没法儿调动起来，两种户口把它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叫改革，这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个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

厉以宁：怎么改法？户口的一元化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户口的一元化双轨制、大城市走计分制的道路，其他的地方包括小城镇在内，走分区推进的办法。上海市是计分制的试点，为什么上海有计分制是因为上海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上海是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近30年来上海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的骨干工人、技工、板组长、车间主任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子弟了，近30年以来是变成了农民工了。这些农民工进上海的时候是20岁，现在四五十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成为了上海各大制造业工厂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这样的人。但他们的家属融不进上海的城市社会，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念书。这种情况下，他们心里是不安的。江苏的南部、浙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建设，要走新的制造业道路，他们技术工人不足、骨干不足到上海来挖，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老工人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都对他们许诺了，许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城市户口问题，于是就想去了，有的也去了果然解决了。这就给上海一个问题，如果再不留住骨干的农民工，上海的社会将成为空架子。怎么办？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搞出一个计分制教育区，你的学历、经历、做过的贡献、有没有发明创造还有其他一些奖励都折成分数，够了一定的标准现在就改，够了改为上海城市户口。即使现在还不够，你有了做工作的余地了，找他们谈话，差不多了，你再等一会，如果是年限到了有发明和奖励可以加分。所以计分制对大城市来说是必要的。

厉以宁：那小城镇怎么办呢？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中国现在的城镇居民，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我们学美国学不像了，美国90%几的城镇化率。但西欧是差不多的，如果中国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意味着有6亿多的城镇人口再增加5亿多人，这怎么得了？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城里就拥挤不堪了。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厉以宁：中国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多一个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这样就可以了。新城区就是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等。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不是到晚上灯就黑了，民营企业要进去，小微企业要发展，到了夜里12点都是热闹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有人气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没有人气晚上灯都是关的，一片黑是“鬼城”。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就是新社区，现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了新农村了，这些新农村怎么搞？主要是在这里建了一些居民楼，不够的，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

厉以宁：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它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些地方不能采取计分制，它们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是分区推进，这个区成熟了全盘改，那个区成熟了全盘改。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的。

厉以宁：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这三点减少了政府的干预也就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根源。这是有好处的，效率也提高了。另一个重要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子资本进入，并改为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要鼓励它们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变革。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这就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使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企业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也包括了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生产效率跟资源配置效率相比，长期以来人们惯用的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配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配方资源有N+1的效率，这样的话资源有更加多的配置，资本市场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

厉以宁：国有企业怎么改革？人家都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人家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请董事总经理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你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就可以了。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这样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说一个例子，《水浒传》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了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下有一个教头洪教头瞧不起他，柴进说人家是豹子头林冲，洪教头说他有本事敢跟我比吗？林冲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柴进都看不下去了，说他刚来你就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说我不打了认输了，林冲说我还带着枷锁，于是请两个押解的人把枷解开了，结果林冲几棍子就把他打翻到地，结果洪教头羞愧地走了。现在国有企业是带枷锁的，有枷锁怎么施展武艺呢？国有企业要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就行了，这就是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厉以宁：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大的，需要进一步来讲。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建立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红利其他国家也有，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最大的制度红利，不是城镇化的红利，不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也不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自己的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积累才有和谐。发展经济学，整个来说归结为四句话：

第一，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

第二，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

第三，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

第四，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

要有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只有社会和谐红利被释放出来，我们国家才能不仅成为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创新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范例。

责任编辑/施葛

论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6篇

持续的、不断攀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关键在于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它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 因此实现城乡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 彻底根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制度为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设置了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 这就为每一个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 制约着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当制度约束有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助于解决不付费的免费搭车行为时, 它就能以比较低的代价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2]

一、从政府方面而言, 完善制度的具体措施

1. 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界定产权,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有效解决外部经济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制度赋予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 而没有土地所有权, 权利的排他性不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很难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加强产权立法保护力度, 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让农民和市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

2. 改革城乡二元财税体制, 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 加快建立以工带农, 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格局, 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结构和投向, 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建立财政支农基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同时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的力度, 突出支出重点, 提高使用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减轻农民负担, 使农民能够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人公平竞争。

3. 放活农村体制,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 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合形式,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社会化程度;完善粮食流通体制, 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3]。

4. 建设服务型政府, 实行“有限”政府的目标, 防止权力滥用。

权力是公共产品, 应该为公众服务。对于政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严格规范, 防止权力的“寻租”行为, 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 不应该直接干预市场经济, 不应该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而要为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设良好的体制环境, 提供优质的服务, 以保证公平, 体现正义。

5. 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对初次分配的修正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的修正。保护弱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要逐步把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使农民与市民能够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公平的竞争而无后顾之忧。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 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 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

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是平等自由, 每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 自由进出市场, 他们的利益追求不同, 需要调节。当前中国改革中关键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残缺, 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他们的利益不能建成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 既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又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要建立合理的利益结构,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市场经济要给予每个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机会。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了。“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 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4]对于农民提高收入, 缩小差距, 就业是关键。而“弱势群体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的劳动力, 因此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 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5]。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产生经济活力, 因此, 要保障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流动畅通, 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以缩小城乡差距。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 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后我们必须淡化“城市偏向”, 着眼于弱化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按照平等的原则, 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调整和规范城乡关系, 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地位, 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以加快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协调发展。消除制度化障碍, 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 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建立新型的城乡平衡发展战略, 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6]同时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 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四、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社会效益。“当没有其他的措施来保证收入差距不致于太悬殊时, 不断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使弱势群体彻底摆脱贫困, 形成持久的拉平差距的趋势”。努力推进教育机会的平等, 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提高, 提高人的素质, 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逐步实现劳动者起点的一致。同时也为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 中国融入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 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成为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准则。人类的发展最终将消灭“一部分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上”的不平等现象。社会要想迅速发展, 必须保障大多数人享受发展的实惠, 以此达到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才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正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赘瘤, 消解它是大势所趋。坚持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准则。从二元走向一体, 实现经济正义,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城乡经济互补, 为彻底消除城乡对立, 建立新型城乡互动关系, 实现城乡一体化准备条件;实现经济正义, 对中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顺利实现现代化, 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姜法芹.加大改革力度,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4 (, 2) .

[3]金人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 2006-03-03 (12) .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0.

[5]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6 (, 1) .

二元化经济体制 第7篇

1我国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矛盾

1.1配置过度倾斜

资源倾斜配置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一种战略。但是过度的资源倾斜将导致经济二元强度增大, 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国内外的环境, 采取了特殊的经济发展战略, 通过资源倾斜手段,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一阶段所采取的过度的资源倾斜政策,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阻碍。我国的资源倾斜主要是资源在工业与农业间分配的严重不均, 这样导致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的发展, 难以与工业发展相适应。

1978年以后我国农业有了较大提高得益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X非效率, 加快了分工和专业化的进程, 发挥了现有资源配置下的生产力潜力。自从1984年以后, 农业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主要原因是改革所产生的激励增加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竭尽。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由于粮食需求弹性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变小, 增产并不能带来增收, 在加上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等一系列原因, 农民在土地上的投资大大的减少, 造成农业生产力进一步的衰落。因此, 现阶段的中国农业应该是政府主导的投资, 具体投资方向在农村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等。但政府的资源一直是严重的倾斜于城市和工业, 具体表现在城市工业工资大大超过农业工资, 造成了资本利润率大大下降, 难以构成刘易斯所谓的经济增长源泉。例如, 在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消失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8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开始扩大, 以粮食为例, 以上年价格为100, 1988, 1989两年粮食贸易价格指数为124.2 %和136.6%, 而同期粮食收购价格为114.6%和126.9 %, 反映了我国经济积累形成机制上, 再次形成“以农补工”的格局。二元结构的消除主要是靠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始终资源过度倾斜于工业和城市, 造成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刚性加强。

1.2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受阻

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的转移。因为只有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转移才会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 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我国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主要使通过两种途径:发展农村工业和促进跨地区流动。

(1) 农村工业。

我国农村工业的初始形态是公社工业企业产生于1958年全国性的公社化运动之中, 在 1959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的农村工业主要服务于农业, 为农业提供较为短缺物质 (如花费, 农药, 水泥等) 以及农业机械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需求, 带有很强的原始工业烙印。1978年的改革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我国经济做出杰出贡献的乡镇企业在那个时候异军突起, 我国农村劳动力迅速出现了大规模的转移。从1980年到1990年中期乡镇企业总数由1978 年的152万家增加到1994年的2494万家, 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2017万人, 增加了3倍。从1978年到1994 年, 在 乡镇企业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以由占劳动力总数的9.2%到27%。但是从1996年起乡镇企业的效率开始下降, 吸纳劳动能力巨减, 1997年出现了首次出现吸纳劳动数量负增长, 其趋势还在加强。

从表层看, 乡镇企业效率下降是由于市场由短缺转向买方市场, 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使乡镇企业出现的亏损是暂时的。但是从深层看, 乡镇企业的亏损有其必然性:首先乡镇企业的社区性质决定了其效率。企业的社区所有制壁垒严重限制了生产要素和资产存量的跨地区流动, 既不利于生产性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 也容易使要素价格发生扭曲, 从而使资本提前深化。

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的趋势。“资本深化”的提前进行, 使得技术的选择出现了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 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 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提前出现递减趋势, 导致增长速度缓慢。并且有数据显示, 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高于内地, 这一方面说明了沿海地区的二元结构比内地更为激烈, 另一方面说明了市场不能自发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其次, 乡镇企业产业布局与城市工业布局趋同。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之前, 乡镇企业的技术来源还主要是依赖于国有企业的非正规途径而获得, 乡镇企业实际上选择了劳动密集的产品生产。在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 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 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竞争。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面对市场。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 并且在产业分布也惊人的相似:80年代末, 乡镇企业于国有工业的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7539, 其中制造业为0.8767, 轻工业为0.9160, 纺织、食品和机械三大行业达到0.9851。

由于以上两个主要的原因,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能力的下降, 使得通过乡镇企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途径受阻。从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经济转化的角度看, 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应该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第三产业等与农业产业关联程度较强的产业, 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比较优势, 避免重复建设与国有企业过度竞争。

(2) 跨地区流动。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另一种方式是跨地区流动, 也就是农民进城打工。改革以来, 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强, 农民自由进城干的一般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 主要分布在托达罗所谓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是由一大批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构成, 它们或者是个体所有或者是家庭所有, 采用的技术简单而且劳动密集。由于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劳动能力有限, 非正规部门成为吸纳城市劳动力的又一大途径, 但目前我国非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很低, 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 上述我国农业剩余人口转移的两个主要途径都受阻, 并且农业剩余人口转移都具有一定的兼职性质, 也就是说一部分转移的农业剩余人口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 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还是很强。一旦发生些意外, 他们可以从返土地, 这造成了农业剩余人口转移的不稳定性。

(3) 城市化进程缓慢。

一般来说, 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 城市化率为30.4%, 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 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 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 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吸收劳动能力强, 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 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2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解决对策

建国初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选择, 是实现经济独立, 从而保证政权稳固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 一个是农村中的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另一个则是农村中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及其它非农产业, 走农村工业化这条路子, 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中走出来的,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 乡镇企业这一元的生成和成长, 缓解了二元之间的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巨大差异。其次, 乡镇企业的生成和发展, 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这不仅有中国乡镇企业三分天下的现实证明, 更可以从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和产业转向以后健康发展的前景去预计。最后, 中国乡镇企业的集中发展必然是未来中国人口新城镇化的手段, 这种新城镇化也必然带来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的较大改善, 给农业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创造优良的条件。因此,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初步城镇化, 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改造过程中, 发挥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同时, 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调节二元经济结构, 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在今后的政策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工业应该为支持农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积极扩大城市非正规就业空间、切实转换农民的身份, 使其真正的参与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岳跃.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与中国经济发展[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8, (1) .

[2]李建伟.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1998, (9) .

[3]杜海燕.浅议中国二元经济的解决对策[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

[4]谭宗台.现实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再思考[J].经济学动态, 2009.

二元化经济体制 第8篇

“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 (Boeke, 1953) 提出的,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Lewis, 1954) ,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 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 农业生产率低, 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 生产率高, 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 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 此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 (R a n i s, 1964) 、乔根森 (Jorgenson, 1967) 、哈里斯特和托达罗 (Harrist, 1970) 等相继修正了刘易斯假设, 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拓展, 但是这些拓展都难掩刘易斯模型的光辉。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 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 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 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 这对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部门客观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的差别都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作注解。但是,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表出明显的结构刚性, 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慢,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换速度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构转换速度。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软化与消解

软化和消解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 除了必须减少制度性障碍, 清除不合理的制度, 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等“软件”改革外, 还必须增强农业投资幅度、强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等“硬件”的投入力度, 还要采取推进城镇化, 发展乡镇工业等措施。目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推进, 科学发展深入人心, 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否顺利推进, 不仅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关, 更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随着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 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此, 中国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 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 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中等、高等职业教育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加强对学生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 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适应力, 提高整体劳动力水平, 提升农业现代化劳动力的资本能力, 为二元经济的发展助于动力。

2、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 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 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无形壁垒, 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 剥离其福利、特权含义。这样会大大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高效的转移, 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新格局, 优化二元经济结构, 大大提升农业就业水平, 使市场经济能够按照公平、合理、高效、均衡的理念科学发展。

3、突出农业自身的发展。

费景汉?拉尼斯曾指出, “在劳动力剩余型的欠发达经济中, 农业中的技术变革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潜在源泉。”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 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所以, 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是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经济自身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这对增强中国农业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力, 缓解当前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大有益处, 同时还将促进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有利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与改进。我国13亿人口中, 农业人口占了80%, 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农业结构形式的变化、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建设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决定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快慢, 因此, 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 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政策, 优先发展农业, 积极创造条件提升农业生活品质, 除积极与国际接轨外, 向现代农业、科技农业、创新农业方向发展。

4、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发展。

城市二、三产业, 特别是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 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选择。要使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城市, 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一方面要使之参与城市二、三产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 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要素贡献”, 另一方面也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消费者, 使他们的消费行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市场贡献”。最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多赢的格局。落实科学发展观, 打造城乡一体化, 推进城乡共同建设, 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重要的是使城乡达到均衡发展, 共同发展, 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下的城乡一体化。

总之, 发展二元经济, 重要的是协调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努力扩大农村、农业建设与发展, 使城乡一体化得到全面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充分说明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本文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进行论述, 并提出一些软化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软化对策

参考文献

[1]、李成勋.中国经济发展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农村改革关键在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第9篇

改革30周年了, 改革初期农村的承包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 它并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运转。

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组织形式 (人民公社制度) , 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 城乡依旧隔绝, 两种户籍制度仍然存在。

从2004年到2008年, 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 出台了粮食直补, 取消农业税, 建设新农村等举措, 这些都是必要的, 但是显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拥有同等的机会, 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已经实行3年了, 目的也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 城乡二元体制不改革, 不仅农民收入无法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无法有较大程度的缩小, 而且乡镇和村这样的基层单位由于本身财力所限, 也无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的乡风文明建设、村容整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较大的进展。

让土地承包的使用权流转起来

在现实情况下, 必须慎重对待农村土地承包制。目前取消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不可行的。不仅由于这样做会引起农村社会的巨大动荡, 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因为在取消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后没有合适的制度上的可替代物。

有一种建议是改行耕地私有化, 谁承包的土地就改为谁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如果耕地私有化, 农村社会会发生巨大动荡。

再从经济上分析, 耕地私有化以后更不容易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耕地使用效率不容易提高, 因为相当多的农民会特别珍视私有的耕地, 宁肯守着这一小块私有耕地而不愿意离开它。

另一种建议是改行耕地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永佃制。

但永佃制, 也会产生新问题。永佃制将被解释为世代传袭租佃, 这也是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一种障碍。此外, 永佃制之下农民中有些人仍然会宁肯守着这一小块永佃田而不愿意离开它外出。假定只实行耕地国有化, 不实行永佃制, 那么问题会更多, 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 除非在地广人稀的农业地区, 例如黑龙江农垦区, 否则国有农场的效率未必高于家庭承包制。

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也就是说, 目前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制不变的条件下, 农民根据自愿原则, 实行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尤其是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 促进规模经营。

有的地区还试行“土地银行”经营方式, 即外出务工的农民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把所承包土地存入农村信用社, 按年取得利息。

总之, 只要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起来, 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局限性就可以大大减少, 城镇化的速度也可以加快。

随着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大, 二元户籍制度就可以逐渐转向一元户籍制度, 这样, 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这一过程中, 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收入也将明显地增加, 因为他们除了劳动收入之外, 还能得到“财产性收入”, 如租金收入、“土地银行”支付的利息收入、土地使用权入股后的红利收入等。

宅基地的制度设计:置换与抵押

在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时, 怎样处置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曾经有过一种设想, 并且已在某些县市试行即通过政府对宅基地的征用, 实行宅基地国有化, 而农民则得到一定的补偿。

实践表明, 这种做法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而且农民对此也不满意。

主要问题是:在现行法律之下, 把集体所有的农村宅基地收归国有, 缺少法律依据, 而且给农民的补偿通常较少。

此外, 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会以宅基地被政府征用为理由, 再申请宅基地。

对于宅基地, 大体上有以下三种设想:

第一, 宅基地随承包土地的流转而一并流转。农民进城务工并带走家属, 所承包的耕地出租或入股, 宅基地一并出租或入股。这种方式看起来比较简便易行。但问题在于:如果宅基地上已盖房屋, 那么在宅基地随承包土地出租或入股后可能要被拆除;隔一段时间后, 外出务工的农民及家属因种种原因返回农村了, 他们在哪里安家栖息?是不是又要向村里申请宅基地, 再建房屋?

第二, 宅基地出售给农村或城市中的其他人, 或出售给企事业单位, 得到一笔钱, 用于在城镇安家。这种方式也比较简便, 而且不会发生此后农民再回村申请宅基地的问题。但在现行法律之下, 出售宅基地是有障碍的, 因为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 集体所有, 不准转卖。

第三则是宅基地的置换, 是指在县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 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及其家属把自己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 交给县市政府处理, 换取城市户籍, 并得到一套居住面积大体上相当的城镇公寓住房。在有的县市, 地方政府如果财力许可, 还可以再给这些农民以城市低保待遇。单纯以城市低保待遇来置换农民宅基地和上面所盖的房屋, 是不足以补偿农民的损失的。

宅基地的置换, 未尝不是上述三种处理农民宅基地的方式中的最佳选择。

具体到宅基地的抵押, 究竟有什么制度设计?先说第一种情况, 外出务工和迁居城镇的农民, 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抵押出去, 不等于流转, 因为在抵押之后仍归原来的使用者使用, 而且在偿还贷款之后可以赎回。农民应当有权在抵押和流转之间作出选择。

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如果选择抵押的话, 那么抵押给什么人?如果抵押给其他农民 (本村的或外村的) , 可能引起较多的纠纷, 甚至成为变相的私人高利贷, 而且一旦到期无法赎回, 又会成为私人土地兼并行为。如果抵押给企业,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因此, 较好的做法是:组建“土地银行”之类的农村金融机构, 或容许条件较好的农村信用社或乡镇银行兼营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业务。

第二种情况是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问题, 这同样涉及抵押给农村中的私人或企业还是抵押给农村金融机构的选择。

最不可取的做法是抵押给本村或外村的农民, 一旦抵押后还不清贷款, 耕地或宅基地 (包括上面的房屋) 归了别人, 他怎么生活?连住所都没有了, 该怎么办?

所以较好的做法仍是由农村金融机构从事土地抵押业务, 以避免私人之间发生纠纷或出现变相的高利贷行为、私人土地兼并行为。

以准备进城的农民来说, 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 (包括上面的房屋) 抵押出去而得到一笔资金, 可以用于在城镇中购买或租到房屋, 也可以用于在城镇中作为经营店铺或手工作坊的资本, 然后陆续偿还贷款。这样, 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就有保证了。

以继续留在农村中的农民来说, 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抵押出去而得一笔资金, 用于添置农业机械或农用汽车, 也可以在农村兴建种植蔬菜花卉的塑料大棚, 或兴建较大的养猪圈、牛棚, 以增加收入, 然后陆续偿还贷款, 这样, 他今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也会大大改善。

为了使农民的土地抵押业务能够顺利开展, 农村、农业保险工作应当加强。特别是把承包地或宅基地抵押出去的农民, 如果遭遇到重大自然灾害, 损失惨重, 收入锐减, 如何偿还贷款。

扩大内需是面临的大问题

新一轮农村改革, 还要解决社会保障。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实际上包含了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内容, 目前还不可能实行城乡一样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农民使用承包地、宅基地的事实应考虑在内, 同时还要考虑到城乡生活费的差异。

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 可以把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作为基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向上浮动一定百分比。由于各个地区生活费差异的存在,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都不宜全国一个标准。也可以全国制定一个社会最低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数, 各省、市、自治区按城乡差别在这个参照数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

农民如果迁居城镇, 并放弃了承包地、宅基地之后, 低收入家庭都应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进城务工但并未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 则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而且, 只要城市务工收入高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的, 也不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发放范围之内。

随着农民承包地的流转和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展开, 以及宅基地抵押问题的解决, 我相信农业会有大发展, 农民收入会增长, 城镇化速度也会加快。

二元化经济体制 第10篇

关键字：媒介制度 媒介从业者 双因素

一．我国媒介制度的变迁

媒介制度是指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

（一）我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近代以来，我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是由民族存亡的危机驱动的，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民族意识开始被唤醒。按历史变迁中的“挑战与应战”的原理，列强的入侵拉开了中国应对挑战的过程，我国的媒介因“应战”与“改革”诞生，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媒介管理制度上，要求开报馆、制定报律以保护新闻自由、倡导媒介以监督政府等都是知识分子在推動。推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清末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法，并使中国的媒介完成了从古代报纸向现代报纸的转型。

在1911年至1949年期间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知识分子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呼吁民主法治，争取新闻自由，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新范式，推动了中国现代媒介的成熟。在这一时期，政党成为媒介制度的供给者与施行者。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后，在媒介体制上，推行法西斯式的集权主义管制模式。尽管由于其政治控制力的有限，并不能完成改变媒介演化的方向，但政党力量的兴起极大程度影响了媒介制度的演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合法的制度供给者，使原有政党媒介的两极格局迅速变成了一极格局，此前夹在两极格局中发展的文人论政型媒介（如《大公报》、《观察》）和商业媒介（如《申报》、《新闻报》）等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共产党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来源，将媒介演化的路径统一到“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来，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影响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指导下，1949至1978年的中国媒介制度演化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直接改变了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路径，重新设计了中国的媒介体制：国有的媒介所有制形式，党委负责制的媒介组织制度，科层制的媒介布局。

（二）“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媒介制度 “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作”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取广告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制度重新开始渐进的、分层次的演化。在媒介体制上延续了1949年以来的制度设置，在经营和采编制度上向企业化迈进，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制度安排。媒介组织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压力及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内在驱利等驱使下而进行制度创新，并反过来通过各种渠道驱使政府修改不利于自己追求利益的规则，或者出台有利于自己追求利益的规则。其他利益集团通过金钱的渗透来牵制媒介，修改媒介的管理规则、运行规则等。此外，知识分子也延续了“文人论政”的传统，通过行动去影响、推动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轨迹。

二． 媒介激励问题的产生与媒介从业者的性质

（一）媒介激励问题的产生。“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职能的分解由此产生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目标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出了媒介激励问题的产生。媒介从业者的水平对媒体的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雇佣并留住高素质的媒介从业者是媒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处于同一市场中的不同媒体，尽管设施大致相同、工作人员的总数也基本接近，但其获得成功的程度却并不一定相同。有些媒体稳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有些却经营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许很复杂，然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通常可以归结为各媒体的管理方式的不同。

媒介激励是指媒介组织通过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措施，调动员工努力工作，爱岗敬业，提升个人绩效，实现自我价值，并最终促进媒介组织发展和提升绩效的过程。人力资源的优势影响媒体产品的质量，影响市场拓展的决策和成效。因而，媒介组织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以造就高素质的记者、编辑和经营管理人才，增强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根据玛汉坦姆的研究，媒介人力资源激励将更注重针对知识性员工的需要进行激励。具体来说，就是要正确认识知识型员工的价值，为其营造自主的工作环境，建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与价值分配体系，重视知识型员工的个体成长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使每个员工的优势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使其感受到在工作中的自我价值，并使其更加快乐地工作。

（二）媒介从业者的性质。彼得·德鲁克1959年在其著作《明天的里程碑》中提出“知识员工”的概念，他将之界定为“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员工内涵的阐述不同，国内流行的定义是：“知识员工是指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主要利用知识和信息从事技术与管理服务类工作，能够为组织的产品及服务带来附加值的工作者。”以我国报业为例，媒介从业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挑战性和很丰富的内容，需要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才能完成，而且优秀的媒介从业者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很多情况下是不可替代的。

三．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媒介激励

对于媒介经营者来说，激励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媒体是否成功，与员工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需求密切相关。员工自我需求实现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全身心地为实现媒体的目标而努力。

（一）双因素理论。赫茨伯格在一次调查访问结果中发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类包括监督管理，与上级、同级、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工作的物质条件、薪水、公司政策和管理准则、福利以及工作保障等。因而得出结论：满足员工的保健需求可以消除员工的不满情绪和不良工作表现，但却不会导致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积极的态度、高效的工作必须通过满足第二类因素即激励因素来实现。激励因素与工作内容有关，它包括成就感、受人赏识、工作本身、责任感和上进心。

（二）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媒介激励。越基本的需求越牢固。所以当他们受到威胁时，就会撇下更高的需求回来防守。层次越高需求越薄弱，但正是它们让我们具有了人性。基本需求包括适当的报酬和额外的福利计划、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友好的同事以及称职公正的领导。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这些需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的物质保障，而不是促进员工工作的强有力的激励手段。满足员工的其他需求，可能对员工的自我感觉以及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媒体的感觉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而使他们乐于为媒体的成功而努力奋斗。这些高层次的需求包括：职称、职责、因工作成绩突出而收到的赞扬和认可、晋升机会、工作挑战等。因此，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若想成功地激励员工，经营管理者就必须对员工的高层次需求做出反应。

经营管理者通过与员工交流沟通，向他们传达被需要的信息和媒体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自上而下的沟通能够增强媒介从业者的责任意识，而横向沟通能够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活动，利于实现本媒体的计划和目标。大多数媒介从业者是因为具有了媒体所要求的基本技能和背景而被录用。而媒体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每天都有新的技术或者说总有新的表达方式出现，这就要求媒介从业者要经常接受培训才能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无论何时培训是绝对必要的。通过培训，员工增加了工作技能和工作热情，对自己的职责会有更清醒、更全面地认识，这也有助于媒体目标的实现。媒体精英们对于新员工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媒介从业者多为有文化有激情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件有很大的参与热情，当他们的领导是一位业界的“舆论领袖”的时候，公正的领导的个人魅力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新闻系2010级研究生）

大连市二元经济结构变化分析 第11篇

“二元经济结构”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我国已有多位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 沈港、郎旭晖、孙养学、李名峰、范绍庆等人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等分别对重庆市、陕西省、湖北省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测度。[2,3,4]贺黎黎、何炼成采用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二元对比系数、结构偏离度等实证分析陕西二元经济结构。[5]其他学者也对不同研究区域且采用不同方法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 大多以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反差系数为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 以大连市为例, 选取2001-2010年数据, 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方法对大连二元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找出阻碍大连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建议及对策。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大连市行政区划为标准, 研究范围涉及大连市的6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及1个海岛县, 数据来源于《大连统计年鉴》及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选取2001-2010年各产业GDP及从业人员等指标数据。

(二) 研究方法

1. 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 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

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

式中, GLPA与GLPN分别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Y为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 L为部门劳动力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大致能客观地反映一个部门当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通常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 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表明本部门的产值与劳动力比值越大。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经济的二元性越显著。

2. 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 (DPC) 是指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 计算公式如下:

该系数反映经济的二元化程度。其值越大, 两部门差别越小;反之, 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0.31～0.45之间, 发达国家的一般在0.52～0.86之间。

3. 二元反差系数

二元反差系数 (DCI) 是指农业和工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平均值, 它反映的是经济中两部门产值或收入转换与劳动力转换之间的速度差异。计算公式为:

该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正方向变动, 当二元反差系数为最小值0时, 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 二元性消失。

三、大连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分析

(一) 二元经济结构明显, 差异由大到小

根据公式 (1) 公式 (4) 计算出大连市2001-2010年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GLPA)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GLPN) 、二元对比系数 (DPC) 和二元反差系数 (DCI) , 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 大连市DPC一直维持在0.16-0.20, 这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0.52～0.86, 而且和发展中国家的0.31～0.45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明大连市二元经济结构仍较明显。

数据来源:《大连统计年鉴》、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2010)

2001-2010年, 大连市二元经济结构总体特征经历了一个由差距加大到逐步缩小的过程。图1反映的是大连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率的变化趋势, 十年来, 大连市GLPA波动较小, 始终保持在0.23～0.26区间之内, 而GLPN呈现出了两个主要变化过程, 2001-2003年, GLPN略微上升, 由2001年的1.42升高到2002年的1.44, 到2003年略微下降为1.43, 总体呈现升高趋势。与此同时, 大连GLPA由2001年的0.25下降到2003年的0.23, 与GLPN相比呈现出较大差距, 这3年之中, 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一直保持在较大水平, 最大差距发生在2003年, 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值为1.20。同时, 2001-2010年间, 大连DPC虽有略微的波动, 但总体趋势是升高的, DCI也呈现下降趋势, 由2001年的0.27下降到2010年的0.21, 变化比较明显, 都表明近10年来, 大连二元经济性总体上趋于减弱。

由图2可以看出, DPC与DCI呈现出两个主要变化阶段, 以2003年为时点, 2001-2003年, DPC由2001年的0.18下降到2003年的0.16, 而DCI相对升高, 二元经济性增强, 是差距扩大阶段。2003-2010年, DPC虽有略微波动, 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而DCI相反是下降的, 2003年, DCI为0.28, 到2010年降低到0.21, DCI变化较明显, 属于差距缩小阶段。2003年, 大连市提出了“大大连”的发展战略, 规划了“一个中心, 四个基地”和“一岛十区”的均衡发展战略, 全域谋划发展, 到2009年大连市进一步提出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核心城市, 区域经济高速发展, [6]由此, 大连二元经济结构得到较大优化, 二元经济差异性逐步缩小。由此可见, 政府政策在缩小二元经济差异, 优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差异逐步缩小

2001年,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900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7418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高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90.21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图3) 。持续到2004年底,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106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 比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高出103.25个百分点, 此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化。2004年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开局之年, 大连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 开放型经济实现新突破, 城市综合功能进一步提升, 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市投入2.53亿元用于城乡低保、灾害救助、优待抚恤,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率先免征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和两税附加, 又采取10项措施支持16个低收入乡镇发展,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3.1%, 增长率在前几年中首次达到两位数。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在2004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 多项惠农政策在2004年刚开始实施并从2005年开始直到至今逐步显现出成果, 2005年以后, 大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下降, 由2005年相差103.18个百分点持续下降到2010年相差72.87个百分点, 2009年,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 到2010年底,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2 317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293元, 首次突破2万元,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并且差距逐步缩小。

(三)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于一般规律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意味着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相对下降,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相对上升。[7]大连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经历了一个先增强后减弱的过程, 二元对比系数始终在0.16～0.20之间徘徊, 虽然二元对比系数有上升趋势, 但还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0.31～0.45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0.52～0.86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大连二元经济结构滞后于一般规律, 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更大的阻碍。按照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 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2.8%,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77.2%, 农业与非农业就业比重分别为51.7%、48.3%。按照此标准计算的二元对比系数为0.28。大连2009年人均GDP为7.55万元/人, 比较接近1000美元标准, 此时大连二元对比系数为0.20, 远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的计算水平。所以, 与标准结构模型相比, 大连二元经济性仍较强, 城乡差距非常明显。

四、结论与对策

近十年来, 大连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总体上虽趋于减弱, 但与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影响大连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大于农业与农村的发展速度, 城乡发展不协调是影响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缩小的主要原因。

转化大连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 关键是做好城乡统筹, 加快二元经济体制改革, 实施更多的惠农政策, 促进三农发展, 同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在大力加强中心市区、新市区、“北三市”及长海县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 更要坚持以城市带动农村, 以二三产业带动第一产业的政策方针, 使发展滞后于第二、三产业的第一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从而促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向第二、三产业的过渡转移, 最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减弱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致缩小城乡差异。

摘要：选取2001-2010年大连市各产业增加值及从业人员等相关数据, 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等研究方法, 深入探讨大连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城乡发展协调是影响二元经济结构缩小的主要原因。促进大连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建议及对策是:做好城乡统筹,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实施更多的惠农政策。

关键词：大连,二元经济结构,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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