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

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价值观念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为了应对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道德困境，西方国家产生了各种道德教育理论，这对西方德育变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价值多元为背景对西方德育教育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学校德育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价值观;多元化;西方德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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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为了应对价值多元对德育造成的冲击，先后产生了各种道德教育理论，如价值澄清学派、价值分析学派、認知性道德发展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这些理论及实践为结束价值多元化而导致的道德冲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价值多元背景下对西方德育教育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学校德育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中，长期以来都有一元化的特征，从中世纪到近代，西方国家一直是以基督精神为道德支撑，中间虽然存在不同教派的斗争，但是以宗教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一直没有发生改变。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元化道德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西方，“60年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词汇，它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兴起，至20世纪70年代初，黄金年代终结，在这10年内，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逻辑相通且表现各异的事情，如新左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等，这不仅给20世纪60年代留下了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的印记，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特征，随着历史的变迁，对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成为西方国家制定教育的重要策略。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是民权运动的结果，多元文化对黑人民权运动有着强烈的支撑，使得美国人逐渐认识到，美国所有公民都拥有机会去构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文化的传统是有多么重要。而在英国，存在着大量的世界移民，这些移民大多遵守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他们没有摒弃自己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同化不再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整合成为一种更加宽容的方式，这也使得西方文化从一元到多元产生变迁。

（二）价值观多元化社会中人的道德生存境遇

对于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存在物，人可以自己选择生活，从而将生活的好坏程度呈现出来，人类不仅要好好的生活，还需要有尊严的生活，人的理性让人选择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道德也让人享受到了独特的价值尊严。对于人的道德，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经过后期的道德教育而形成的，在以往的道德教育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共同体所认可的社会规范、习俗，将其看作是道德，而道德教育就是将这些社会规范和习俗传授给下一代;第二种是上帝、圣人、佛陀等存在着先知先觉的完美道德，这些神圣的存在为了更好地普罗大众，就需要遵守其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就是将圣人规定的道德传授给下一代。

在价值多元时代，这种道德价值观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逐渐发现，没有哪种权威规定人们应该拥有怎样的道德生活，人们需要自己依靠智慧去思考、探索，人们要在多种价值观中选择能指导自己生活的道德价值观念。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不再生活在基督教这种神圣的结构体系中，与此相关的道德学说也无法对人们进行约束，可以说人们获得了自由，与此同时，人们也失去了道德视野中的自我认同，道德的无所适从意味着道德陷入困境，让人难以更好地进行道德选择和评价。

二、价值多元背景下的西方德育应对路径

（一）“去道德化”的应对策略

在西方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在进行德育教育时，最先采用的策略是“去道德化”，也就是在文化和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一些公立学校，只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教学，不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对于学校的这种做法，价值澄清学派曾经做出这样的描述：“学校刚开始因为提出了单一的宗教价值，但是受到了人们的批评，认为学校不应该只代表一种宗教，而将其他宗教排斥，对此学校改变了庆祝宗教日的惯例，为了避免各种争议的出现，学校开始对任何价值观念不支持，只承担知识技能传授的任务。”公立学校的这种“去道德化”行为，在当今的一些西方国家中，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对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公立学校在教育中，避免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对策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在西方国家的品德教育中，宗教长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面对政教分离的要求，公立学校开展道德教育很容易被卷进宗教的争议中，对此，公立学校不得不采取“去道德化”的应对策略。

（二）价值澄清的应对策略

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虽然公立学校教育采用的“去道德化”应对策略，避免了道德纷争，但是这种完全取消价值观念的教育，很难解决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面对西方社会道德的日益混乱，美国一些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价值和道德教育进行重新考量，在个人主义盛行，价值多元成为人们现实意识，同时民族与权利运动没有完全平息的背景下，如何在公立学校开展道德教育而不会引起争议呢？对此，西方一些学者采取了避开在公立学校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在道德哲学中，选择相应的立场，承认社会价值多元的事实，随着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人们的道德观念各异。这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对于所处的文化群体而言，都是合理的，应该值得尊重，也就是不存在评价个人行为对错的客观标准。另一方面，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存在价值观混乱的现象，从而引起了很多社会问题。对此，学校教育要帮助青少年澄清，并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最终形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这种应对路径，在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最典型的就是价值澄清学派。

（三）共享美德的追寻

对于美德，在西方伦理学和西方道德教育的历史中，出现了不同的美德观，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品格教育运动，特别注重美德与个人品格的紧密结合，从客观上讲，美德就是好的，并不是对音乐、服饰那种主观上的偏好，对于美德，必须满足以下道德标准：（1）美德表明了一个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当个人的行为是善良的，做到诚实、正义、公正，那么个人就是更加完善的人;（2）美德促进了个体的幸福、快乐;（3）美德为公众服务，让团队生活、工作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4）美德能承受的住道德测试，也符合普遍性原则。

在西方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在公立学校实现美德教育，并证明它的合法性。对此，美德教育的提倡者通过论证普遍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实现美德教育。美德教育是以确信人类普遍共享的道德真理为前提，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应该明确哪些是超越了宗教文化差异的是人类所拥有的美德，学校应该将这些当作学生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观。

三、价值观多元背景下西方德育应对路径评析

（一）价值多元时代道德共识的可能

对于西方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现状，如何开展道德教育，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应对路径，如“去道德化”、价值澄清、共享美德等，面对这几种道德教育应对策略，应该分析价值多元时代是否存在某种道德共识。所谓的道德共识是指在某个范围内对道德的共同认可，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有些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相互冲突的，甚至说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相互不容在于内在价值的冲突，如奢侈生活和禁欲主義是互补相容的。而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是否存在道德共识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在当代社会，人们自身的共同道德需求会促进道德共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接受的道德观念和伊斯兰教社会中人们接受的道德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这种差别，只是道德上的差异性、特殊性，并不代表道德价值上不存在共性。道德作为调节人们关系的重要存在，如果没有价值上的共同性，那么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其交往就会无法进行，道德的规则与具体的日常生活、工作有密切的关联，人们可以在日常工作中找到共通之处，这就为道德共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走出道德生存困境

不可否认，生活在一元社会中的人和生活在价值多元社会中的人，在道德生存境遇上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道德境遇中，个体该具备哪些道德能力，该如何通过道德教育应对这种道德生存境遇呢？事实上，无论是道德价值观的冲突还是困惑，都是个体与社会和谐生存的问题。在文化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中，影响人和谐生存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体自身的和谐生存，另一个是社会的和谐生存。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提出，智者主张的道德相对主义，对希腊人存在着巨大的危害。他通过研究人自身、普遍性的知识整合了个体生活，希望利用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解决道德困惑中的问题。

在传统的一元化价值体系中，道德冲突主要是因为边缘价值和主流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的价值等级之间存在冲突，对于这种道德冲突，可以通过排斥边缘价值、判别不同价值等级之间的重要性进行解决，但是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通过一种价值观去消灭另一种价值观的方法显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只能通过道德共识解决道德生存的困境。

（三）当前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融合趋势

随着人们对价值多元化理解的深入，人们对道德研究也不断深入，在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中，逐步出现了不同道德教育模式的相互借鉴现象，并呈现进一步地融合。在道德教育理论的相互批评中，各种道德教育理论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理论的不足，为了进一步完善自身，各种道德教育理论开始学习其他理论的长处，例如价值澄清学派提出“提高对行为后果的策略”就借鉴了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出现各种道德教育应对策略。随着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开始逐步融合，以此来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在道德教育方法上，针对不同的道德教育应对路径，西方学者提出了理论讨论法、问题中心法、对话法等，通过这些方法来获得道德价值。

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和传统的一元化价值观相比较，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道德生存困境，各种道德教育理论也被人们提出。通过对价值多元背景下西方德育的变革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学校德育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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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娜.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的德育教学研究[J].大观， 2014（7）.

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又良莠不齐。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旨趣和议题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论域集中在六个方面，即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以社会风险为场域，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以政治认同为视角，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文献，既有助于发现原有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又可为党的十九大后进一步研究提供着眼点，并尽可能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农民诉求;政治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强基”工程和“三农”政策的持续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愈发有力，而我国学界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旨趣，却有所迟缓，个中原因，颇为复杂。基于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的分析，国内学者从党组织队伍建设、党组织运作机制、党组织经费、党组织领导方式、党组织软环境等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问题。从“小问题”到“大问题”，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话题都有触及，但又难以弥合理论与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之间差距。本文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出发，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要津，以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提供理论思考的文献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文献，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旨趣和议题场域，主要论域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目标，并在“强基工程”中“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任何党组织建设都需要在党组织结构设置、组织职务设计、组织规章制度、组织内部文化、组织财力保障等方面做出科学、有序、合理的安排，才能使得党组织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和运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也存在一批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学者，他们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李毅弘、曾洁超认为，在复杂的社会转型当中，能够履行农村服务职能的组织是多元性的，既有包括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也有乡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包括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自助协会、养老资助基金等在内的社会组织，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领导职责，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可以因应中国“压力型体制”层层量化分解“下压”的组织功能和组织职责[1]。陈朋研究的服务导向型农村基层党建新模式，也是将服务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组织功能”[2]。周忠丽则以城镇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为视角，较为系统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组织功能失灵”问题，将其表现归结为利益代表功能弱化、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政治录用功能弱化、政治社会化功能弱化，并从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具体问题入手，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设置，带领村民群众合法致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3]。任中平等人则从四川省广安市岳庙村的实际出发，研究了岳庙村党组织设置的创新情况，它以设置产业党总支为基础，将党组织的设置方式由区域性向功能性拓展，有力地发挥了农村党组织服务功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4]。另外，考虑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发挥的区域性影响，赵连跃认为，不同地区的农村具有不同的民俗、地域、经济、文化、交通等情况，因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设置应符合当地农村的特色，特色化党建既能够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情和社会需要，又能够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扎根当地，发挥“领头雁”的执政功能，以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服务，增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意认同[5]。

二、以社会风险为场域，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

社会风险（Social Risk），是一个社会面临的危险情况或存在爆发社会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穴U.Beck？雪更是直言“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风险社会”[6]。认清社会风险，细化风险分类，既有助于执政者化解社会风险，降低社会危险的破坏力，也有助于提升执政者社会治理能力，更好地预防社会风险。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面临诸多社会风险，而化解社会风险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不少学者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社会风险出发，以社会风险为场域，系统梳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马建新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社会风险研究较为系统，一方面，他基于对于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调研，从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工作缺位到农村党员队伍后继乏人再到农村致富发展困境以及村民信任缺失，较为系统地概括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挑战[7]，另一方面，他从城镇化迁移视角，研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农业增收困难、农村党组织功能“边缘化”、农村干部“腐败”多发频发等农村情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冲击，并根据“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理念，提出了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相关措施[8]。于晓娟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概括了農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中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9]，与马建新的研究结论大致趋同。而孙肖远则从江苏农村工作的实际出发，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人口流动性、经济体制转轨性、农村党建社区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局，破局之策在于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社区化党建转型，更好地服务于村民群众[10]。同时，张庆杭也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配不公正、宗族势力影响村民选举、村两委权责分化严重等多个角度，细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11]。

三、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职责，分解给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任务也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或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从变化的民需入手更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提升基层执政水平，不断推进“富民强村”和“村民自治”工程，不仅提升了为农民服务的真实本领，也丰富了三农政策在农村的政治实践。而学界在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则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王建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诉求表达与农民利益维权的意识觉醒，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利益分化与阶层分化严重，农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发维权或结成简单联盟维权（如群体性利益诉求抗争等），另一方面，农民维护利益诉求过程中“自组织”式结成了各类农民组织，包括农民经济组织、自组织性的联谊组织和志愿组织等，这些农民维权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了“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维护农民诉求为价值[12]。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的思想出发，剖析了过分倚重资本、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现象，会伤害农民、牺牲农业、破坏农村，从而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过程中应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城乡资源相互流动机制，形成城乡党的基层组织资源共享平台，才能进一步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让村民得实惠，及时维护农民的价值诉求，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地位[13]。另有学者偏重于考察“空心村”“精准扶贫村”的农民诉求问题，他们研究西部农民诉求，以“空心化”重灾区在西部、精准扶贫重点在西部为主线，分析西部农村社会治理的诸多挑战，指出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围绕农民诉求展开党建和服务，培育社会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治村能力，有效应对“空心化”和“精准扶贫”问题[14]。这些学者的研究[15]，进一步丰富了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中的“农民诉求维护”问题。

四、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很快也将“社会治理”理论运用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当中，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基于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张卫海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组织自身威信下降、道德纽带面临溃散、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变化等情况出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主体，试图以价值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核心，以利益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基础，以文化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构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村两委”双强模式[16]。崔玉丽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从农村的社会繁荣到农民的权利维护，细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17]，对张卫海等人的成果有着同质化研究旨趣。而王晓荣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现实入手，理清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被“边缘化”的四大原因，农村集体经济萎缩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农民外出与人才流失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而农村政治权威的意识淡化则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凝聚能力，同时，农村思想价值迷茫则进一步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文化话语权弱化[18]。从大数据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社会信任建构的角度，有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农村利益增值与农村利益分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党组织建设与农村事务村民共治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党组织需通过强化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先近后远”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引导村民参与村务合作共治，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19]。尹杰钦等人的研究，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具体任务和诸多挑战入手，论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民主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既有来自于农村社会领域的政策落实问题，包括农村生态化发展、贫困户精准扶贫、留守儿童教育救助、孤寡老人医疗保障等，也有来自政治领域的纯洁性建设问题，包括抑制村干部腐败、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进性等，而解决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也就提升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能力[20]。

五、以政治认同为视角，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

政治认同并非一个新的政治话语，它在塑造民意机制和建构政权合法性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再到哈贝马斯和韦伯，都对“政治认同”或“合法性”有着深厚的研究。在当代政治话语环境中，政治认同主要是指民众对于现政权或政党的施政体制及政策的滿意或认同程度，它具有认同空间的固定性、认同时间的迁移性和认同内容的多样性[21]。囿于过去政治敏感性和其他一些因素，以政治认同为视角，来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黄子婕等人，通过对湖南常德L村的调研，以村民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为研究变量，分析了引发村民政治认同危机的四个要素，包括农村党组织号召力不强、农村党员吸纳机制不完善、农村党组织民主集中制运用不当和农村党组织发展经济能力短缺等[22]。也有人以政党认同为视角，分析了基于政党自身建设来获得政党认同的三个条件，即党的纲领、党员素质和政党能力，并据此用来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不足，认为从农村党组织的党员吸纳和教育入手，通过优化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构成，进而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民心中的政党认同[23]。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长期执政的基层“末梢”，它的执政能否触及农民的内心认同，直接关系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建构，鉴于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存在的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困难、执政可支配资源减少、动员农民政治参与乏力以及农村民间组织冲击等问题，他们主张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建设，来夯实党的基层执政，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资源[24]。概言之，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为研究对象，系统描述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建构的基础在于农民认同和信任，丰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

六、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

城镇化就是一个“魔法棒”，随着党的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实施，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乡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城市社区发生人口混杂、变异现象，而市民和农民之间文化、经济实力、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也使得城乡居民混居并非真正的融合，城市社区居民关系的内卷化、原子化、冷漠化趋势加重，另一方面，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开始转变为城市郊区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城中村社区等，原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城市化社区党建的需要。因此，农村变社区，尤其是处在“城中村”的社区，都迫切需要学习和升级城市社区党建的创新模式。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社区党建”取向，虽然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原创研究，但是学界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却丰富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成果。彭汉琼从乡村党组织转向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多元问题入手，以社区党建转向的二维标准为着眼点，一方面，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维度入手，将原有农村党组织的党建思维方式、党建活动载体、党建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有序更新，能够让党员干部规范自身的党内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维度入手，使得原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建组织设置、党建工作机制、党建领导体制、党员服务机制等方面得到改善，更有利于履行“社区党建”为民服务功能[25]。也有人基于自然村向社区的结构转型、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变，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向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转化过程中的“多元服务兜底”问题，一方面，农村转社区，农民被迫“上楼”，“生活居住圈”服务欠缺等问题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优化小区、楼栋、社区三级“生活居住圈”的党组织设置结构，促进社区商贸流通圈、社区生活圈、非公企业圈区域化党组织建设，从而提高社区党建的社会治理能力[26]。因此，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一大特色。

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而展开的。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围绕社会风险、组织功能、政治认同、农民诉求、社会治理、社区党建等不同论域，不断深化和拓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坚持规范和实证并重，定量和定性结合，但整体上仍以定性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居多，三是在研究视角上，学界结合了党建、社会组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视角，丰富了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视域和广度，四是在交叉研究上，学界众多论文都将城镇化与农村党建、农村党建和环境保护、跨区域农村党建、农村党建与企业党建、农村党建与经济社会治理等进行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学科交叉性不足。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的成绩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现有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不足，随着十九大“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提出，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空间。

1.国内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的“基层土壤”变化的把握与应对并不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层土壤”正悄然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包括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城镇化变迁引发的“农村空心化”、农村“青山绿水”的环境需求、农民对农村党组织的服务需求等。农村基层党组织扎根的“基层土壤”所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有效治理农村城镇化变迁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农业“虚置化”、乡镇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村民家庭“空巢化”、村民自治“权贵化”等，从而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培育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工业化”“城镇化”“空心化”等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基层土壤”的变化，必须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种“转变”，一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点由向农民“索取”到“给予”转变，三是基层党组织工作环境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些“基层土壤”变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实现的“转变”，对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有何“新要求”，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如何尝试在“新要求”和“新调试”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更好地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亟待学界的理论阐释。而学界现有的研究，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的“基层土壤”变化的把握与应对并不深刻，以周忠丽研究“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为例，其文章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探讨，设定在“空心化”的“基层土壤”语境下，但却对于“空心化”的各地生成与农村党组织的职责应对探讨不深入，其文章的框架和解释更像是“课题申请书”的“活页论证”语调。因此，党的十九大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和叙事，可以进一步深挖农村基层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层土壤”变化及应对之策，以期更优的成果。

2.国内学界对于借用党建新名词套用农村党建和介绍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先进经验的较多，而对黨建新名词新理念以及先进农村党建经验移植的适用性研究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使得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创新，而这个过程也包括不断更新的党建名词和党建话语，从党的十八大“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执政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就是印证之一。学界及时地将“党建新名词新理念”套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上，既容易写作出成果，也易于被期刊发表，但却缺乏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指导价值。“时髦的党组织”建设新理念、新名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中的“嵌入性”与“本土化”过程中的“适应问题”，应是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理念，如何“植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不被“排斥”等。2017年笔者调研苏北（江苏北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了解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有三个层面的动作，一是“规定动作”，来自上级要求完成的硬性动作或“指标性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不得不疲于应付”;二是“自选动作”，来自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日常的党务工作和部分村民反映事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可以自我选择今天干或是明天干，于是拖着干”;三是“创新动作”，来自于完成“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和“时间金钱”去做的党建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不是热情不够，是可望而不可即”。囿于农村事务的繁杂性和村干精力的有限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很难将国内迅速更新的党建理念或先进村党建模式，直接套用或“移植”到当地农村党建中，并进行本土化创新。因此，党的十九大后，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新名词新理念以及先进村党建经验移植的适用性研究应予关注。

3.国内学界从系统性角度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的成果相对匮乏，难以弥合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参考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聚焦于“组织体系内部”的“依规治党”与“组织体系外部”的“农村发展”双重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如何创新“组织目标定位”与“组织功能定位”的问题，并从“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出发，选取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对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新标准进行学术梳理，业已取得颇丰硕果。然而，从系统性角度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的成果相对匮乏。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系性创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防止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带头人队伍不纯”“执纪问责偏宽偏软”“选人用人不规范”等问题，而建设好创新型、服务型、学习型、务实型、廉洁型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有利于及时化解和引导农民的消极心理、减少农村各类上访冲突和土地征收过程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有助于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培育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需要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内生式”创新的特点和“外压式”创新的条件，从“内生”创新的有序学习、自我更新、适应发展到“外压”创新的上级需要、群众诉求、外压调整，实现“四个推进”，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民主治党、依规治党、从严治党”基本理念塑造，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利民化”设置方式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选优配强、制度管权、定期培训”带头人队伍建设机制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党员管理机制和“党员服务群众”机制建设，从而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系统性建设，既能够协调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又能够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之间的平衡性问题，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有序共振。

4.国内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采用定性研究的居多，而运用量化研究的相对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从以定性研究为主到兼顾定量研究，目前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查阅文献、走访调研等形成定性研究的论文或研究报告，而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量化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既因研究人员的旨趣和能力而有所不同，也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表达主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鉴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复杂的组织运作过程，它很难和研究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等一样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用量化的指标来进行量化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因此，笔者并不赞同“为了量化而量化”或“为了发表而量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而应循着十九大黨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27]，农村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双重维度，因地制宜的选用合适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激发党建热情，通过党建创新来满足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获取村民认同，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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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

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研究公益型NGO的定义、分类、发展困境以及对策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类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以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了简单的探析。

关键词：公益型NGO；困境；对策

一、引言

在我国，NGO的发展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结社革命”的回应，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时至今日，大批的NGO随着社会的发展孕育而生，他们开始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服务，在发展和谐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价值逐渐被人们认可。但对于NGO的研究却起步于90年代中期，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此外，学者明确提出研究公益型NGO也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本文将尝试对近几年我国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及其对策的研究进行综述。

二、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现状

（一）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研究的现状

1、关于公益型NGO定义和分类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益型NGO”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总结众多学者关于“公益型NGO”的概念，可以发现有以下三个共同点：第一，非营利性，即公益型NGO不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活动，这是NGO首要特征；第二，公益性，指的是公益型NGO是以实现或者保护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利益为目的。第三，促进社会公正，公益型NGO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此外，不同的学者就公益型NGO概念作了自己的界定。赵月高和陈敏认为，公益型NGO即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以社团的名义，从事公益性社会活动，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政府法人[1]。两位学者突出了公益型NGO在法律规制方面的内容，却忽视了区分公益型NGO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学者王薇从伦理学的角度定义公益型NGO，她认为公益型NGO是为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或社会全体提供公共福益和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是理性地、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追求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纯公益人”[2]。王文菲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和贾西津的理论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公益型NGO定义为是指维护和保障社会上不特定群体的利益为使命，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从事公益事业的非政府性组织[3]。田奕奕称那些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主要的服务对象时弱势群体的NGO组织称为公益型NGO[4]。史香玲指出公益型NGO来源于公益说，其是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公益型NGO能充分体现NGO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5]。对比田奕奕和史香玲的界定内容，史香玲的进步意义在于将公益型NGO的服务对象弱势群体进行补充，延伸到面向整个社会，此外还对其性质作了补充说明。

关于公益型NGO的分类，从王名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可知，“目前理论界将公益型NGO分为三种类型：体制内官方背景的组织，指的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具有合法性地位和浓厚的官方背景的组织；体制内的民间组织，指由政府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来，已获得合法性地位的组织；体制外组织，指的是由政府之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尚未获取合法性地位的组织”[6]。此类分类方法主要是依据NGO组织成立的法合法性和其制度性，对其服务对象和其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却未纳入分类定义中来。程玥和马庆钰在《关于非政府组织分类方法的分析》一文中对公益型NGO进行了分类，认为公益型NGO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会员制公益组织，包括团体会员组织和个人会员组织；另一类是非会员制公益组织，其中又分为实体型组织即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学校、养老医院、研究所、图书馆剧团、美术馆等，都归属于民政部门；非会员制公益组织的另一部分就是基金会组织包括运作型基金和资助型基金[7]。此类分类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借鉴科层制的分类方法，并且还结合了NGO组织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更能让人从多层次了解公益型NGO的分类状况。

2、关于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研究

我国NGO的发展虽是80年代“结社革命”的产物，但最主要的还是受了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此后，我国公益型NGO的发展进入活跃期，时至今日也有了一定的数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反映社会利益诉求、提供和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缓解就业压力和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公益型NGO的发展情况仍不乐观，其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赵月高和陈敏两位学者通过对我国公益型NGO法律规制的研究分析得出公益型NGO存在公益诉讼法主题困境、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政府的困境、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困境、公众缺乏对NGO的捐资捐赠热情的困境、外部监管部门权限区分不明确的困境以及内部监管缺失的困境[1]。王文菲分析我国公益型NGO主要困境在于传统的运营模式不适合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环境，这一困境导致一系列其他困境的出现，包括资源匮乏和资金困扰等。王文菲还通过SWOT分析工具分析公益型NGO组织外部环境得出其劣势即其面临的困难，包括三点，一是使命不清，二是产权界限模糊，三是营利性业务与公益型业务协调困难[3]。虽然公益型NGO的运营模式对其自身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王文菲忽视了外界环境对公益型NGO的影响，对公益型NGO困境认识存在片面性。王薇指出以人的理性情感需求为公益型NGO动机的局限性是导致公益行为影响范围小，而且这样的公益行为会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稳定性[2]。王薇对公益型NGO的困境认识比较注重参与者的理性情感，更多的从伦理层面看待困境问题，夸大了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史香玲从NGO动力的视角来看当下我国公益型NGO面临的困境，她认为双重制约困境、社会信任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公益产权模糊化、志愿失灵、NGO自身造血能力差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是造成公益型NGO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5]。田奕奕总结概括了我国公益型NGO的困境主要分为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困境包括权力困境、资源困境和收益困境，外部困境包括法律困境、监管困境、表达困境和文化困境[4]。田奕奕的困境分类视角比较好，困境总结的也比较全面。

目前学者对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研究，借鉴田奕奕的分类方法，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即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其中，内部困境包括以下四点：第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困境；第二，管理运营模式固化困境；第三，内部监督机制缺失困境；第四，资金依赖于政府补贴困境；外部困境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双重监管，行政压力大困境；第二，缺乏明确有针对性的法律保护困境；第三，社会信任度低，公信力缺乏，缺乏公民支持和认可困境；第四，缺乏权威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困境。

3、关于应对公益型NGO发展困境对策的研究

赵月高和陈敏主张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公益型NGO所面临的困境。第一，在法律层面上需要增修目前的相关法律。其中需要增设公益诉讼的专门条款，还需要修订NGO法人登记相关法律等相关法律；第二，在经济层面上需要独立和自主最终达到管理体制的剥离。这要求公益型NGO拒绝政府财政投入，甚至要拒绝其他经营性社会团体的投入；第三，在监管层面需要按照现代管理模式对公益型NGO进行监管。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要求改变现有的NGO登记的相关法律，尤其废止业务主管单位，而代之以完善的监管方案；其次内部监管制度需要完善，包括设立内部监管委员会，现代财务制度的设立以及志愿者管理制度的完善等；最后是外部监管制度即社会监督要正确行使其监督权[1]。就中国的国情来讲，对策第二点实行的难度最大，此对策实行的必要性也有待考究。王文菲认为面对公益型NGO困难，首先要注入企业化的经营理念，并保证组织行为不偏离其使命，通过企业化的运营模式创造更多经济上和使命上的价值。

所以其主张为可持续的发展，公益型非政府组织可适当的收取低于市场价格的费用；主张公益型非政府组织实行市场化管理，摆脱政府的庇护，树立独立的组织使命；主张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创立社会性企业[3]。将企业化的经营理念、市场化的管理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公益型NGO这个理念正在指导许多公益型NGO实行转变，是目前比较认可的新理念。史香玲认为对公益型NGO建立有效的动力监控和反馈是解决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主要手段，而有效的评估是监控的前提。她认为通过评估等管理工具可以提升NGO自身的实力和推动NGO发展，能够诊断出NGO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评估才能考虑到主要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使得动力监控具有针对性，发挥有效性从而帮助NGO达成使命[5]。田奕奕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三个国家关于公益型NGO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对公益型NGO的管理应该要从内部建设和外部建设两个方面同时着力。内部建设要求做到完善公益型NGO自身管理制度、探索多元化的资源筹集途径、树立良好的营销理念和拓展营销领域；外部建设要求做到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外部监督机制、优化资源认证体系、增强公众的公益文化意识和发挥第三方实体的作用[4]。

对公益型NGO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一目标，学者们普遍认为公益型NGO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公众以及公益型NGO自身。政府要改变现有的管理和监督模式，为公益型NGO提供法律保障，为公益型NGO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有益的发展环境；公众要认识到参与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持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增强对公益型NGO的公信度，正确、有效行使监督权；公益型NGO要做到明确自身使命并做到不偏移、不异化，要加强自身造血功能，要不断完善组织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为社会公益事业而努力。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综观近年来学者对于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的研究，当前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对公益型NGO研究比较少，大都是将公益型NGO置身于NGO这一大的环境中，极少对公益型NGO与其他NGO做区分研究；其次，不同性质的公益型NGO发展形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当前的研究还缺乏对不同公益型NGO进行分类的专项研究。第三，对于公益型NGO的研究都是从小的切入点入手，缺乏比较完整的、体系化的研究，导致目前公益型NGO诸多问题界线不明确，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定论。对于研究的不足之处可作为日后深入研究公益型NGO的研究方向。（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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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文章以互联网金融为背景，以小微企业作为研究载体，对小微企业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化解融资困境进行了探討，进而保障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文章剖析了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和融资难的主要原因，阐述了互联网金融业态和特点，对利用互联网金融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完善我国互联网小微企业融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小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小微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占我国GDP的34.5%，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占1/3之多。小微企业覆盖广，带动就业能力强，消费促进能力强，是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小微企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但小微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资金缺乏、融资困难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1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1.1 小微企业自身的原因

由于我国小微企业大多数为家族企业，管理水平低；缺乏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财务状况不透明，信用度较低；经济规模小，盈利少且不稳定；固定资产拥有量较少等原因，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投资和贷款都非常谨慎，即使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也很难满足本身的融资需求。

1.2 金融机构原因

首先，由于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经营过程中风险较大，而且盈利能力相对大中型企业而言不强，因此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大中型企业，即使各大金融机构也有一些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业务，但业务品种单一，而且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融资额度不高，无法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其次，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体系都基于大中型企业而设定，金融市场针对小微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尚待完善，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数量巨大且管理财务等信息透明度低，固定资产少，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用很难进行评估并建立信用档案。同时，金融担保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担保机构总体数量不多。目前，市面上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机构很少，而且担保门槛较高，担保贷款额度少。即使能够通过金融机构贷款，金融机构的审批时间长，手续比较繁杂，而小微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资金少，资金使用率高，资金使用时效强，经常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依靠传统金融机构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1.3 法律政策环境原因

尽管国家反复通过各种会议和文件要求金融机构完善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开发适用于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但目前各大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多，很多国务院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地落实，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各项措施的切实落实。此外，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鼓励其发展和壮大，而且没有做好行业的监管监控。

2 我国互联网金融融资发展现状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资金短缺、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为小微企业带来了一些转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金融业态被打破，传统商业银行创新融资服务金融产品通过与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有机结合，方便快速地与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对接，表现出融资速度快、融资方式多样化、审核流程方便等显著特点。

我国互联网金融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较大规模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已经突破300多家，很多资金雄厚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都涉足发展其旗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中，“网盛生意宝”“敦煌网”“阿里巴巴”“易宅购”“一达通”“E速贷”“宜信网”“安心贷”“人人贷”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具有以下特点。

（1）互联网金融融资速度快，融资成本低，模式灵活高效。小微企业具有资金短缺，使用频率高，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以“阿里巴巴”淘宝订单贷款申请为例，企业可以以订单为抵押，申请贷款，只要符合相关的申请要求即可当天申请成功，资金到账。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中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升级模式。由于其灵活的业务模式受到大量投资者、融资者、创业者的欢迎，所以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最快、最受关注的融资模式。P2P网络借贷平台实现了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是非常适合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低、效率高的模式。

（2）互联网金融信息技术发达较好地解决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信息不堆成的问题。互联网金融机构所具备的大数据优势、云计算和云存储信息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在针对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过程中管理财务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问题。通过金融大数据获取建立一套适应互联网金融的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而互联网金融机构信息技术和分析能力也使得企业不断重视信用，规范日常生产经营行为。

3 当前我国小微企业互联网融资存在的问题

3.1 总体规模不大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总体规模不大，采用的融资模式主要是基于第三方融资中介平台，由第三方完成资金和需求的对接，融资渠道相对较窄，而小微企业数量繁多，融资需求量非常大，目前的互联网金融的融资途径仍无法满足众多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3.2 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严

目前，互联网金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种类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和企业林立，但由于监管不到位和新兴行业自身自律性不强而出现了一些乱象。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一些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制和机制，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金融服务产品不断更新形式，相应的监管政策迟迟未见出台，监管不到位现象层出不穷，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也影响了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金融融资。

4 完善我国互联网小微企业融资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业是一个发展趋势，但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起步比较晚，存在着体系不健全、总体规模不大、融资渠道较窄等问题。要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切实促进互联网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企业本身都应该要努力。

4.1 国家和地方政府方面

（1）完善与互联网融资相关的法律体系。互联网金融融资业务目前缺乏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仍处于相对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滋生金融犯罪等问题，进而影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2）健全和完善相关监管体系。为避免出现网络融资活动缺乏监管的现象，要健全和完善网络监管体系，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责任。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尘埃落定，但要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而相应完善和出台相对应的法律法规。

4.2 金融机构方面

（1）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各类金融机构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可以扩大贷款规模，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风险和成本，对传统信贷业务相互渗透和补充，创新信用评估体系，更好地为广大小微企业服务。

（2）重视互联网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互联网融资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诸多好处，但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因此如果缺乏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技术人才，也可能会给金融机构带来信息技术风险等问题。因此，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储备。加大对互联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投入，完善金融风险、网络信息技術风险等管控机制。

（3）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融资优势拓展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根据互联网融资业务的运行特点，不断开发和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业务和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服务。

4.3 企业方面

（1）提升企业实力。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完善治理结构，不断提高生产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建立规范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增加其财务报表真实性、可靠性和透明度。要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增加企业有限的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开源节流，避免资金的浪费；提升库存管理能力，减少库存积压，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营销策划，降低因库存积压造成资金占用；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强化信用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社会责任感，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企业形象。争当小微企业中的“战斗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争取融资服务，助力自身发展。

（2）注重企业信用，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小微企业要不断提高信用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遵守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还款约定，遇到问题要及时主动联系磋商，为企业本身更好地赢得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支持创造条件。

参 考 文 献

[1]王天捷，张贻珵.基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3（45）：134-136.

[2]杨凯生.互联网金融不能“野蛮生长”[J].中国企业家，2013（21）：46-48.

[3]刘明彦.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掘墓者——从P2P说起[J].银行家，2014（1）：107-109.

[4]易欢欢.互联网金融发展与IT技术支撑[J].银行家，2014（1）：110-111.

[5]杨士斌.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J].时代金融，2013（35）：216.

[6]胡吉祥，吴颖萌.众筹融资的发展及监管[J].证券市场导报，2013（12）：60-65.

[7]和毅.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供应链融资发展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12）：75-77.

[8]翁旻.论英国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3（10）：219-220.

[责任编辑：邓进利]

【基金项目】广西财经学院2014年度校级课题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4C086。

【作者简介】朱亮，男，广西南宁人，研究生，广西财经学院讲师，从事企业战略研究工作。

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商业银行发展困境

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金融市场风险上升;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 商业银行以存贷利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经受挑战;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商业银行同质化经营的格局缺少竞争力。

(一)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

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 其盈利性是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 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我国商业银行不尽面临着来自国内同行业的竞争, 更面临着来自国外同行的挑战。随着经济下行, 银行效益从高速增长呈现缓慢增长, 首先是银行发放贷款数量减少, 银行的资产增速下降, 限制了我国商业银行扩张其资产规模。行业竞争加剧和央行每年的降息导致商业银行息差大幅度收窄, 严重拖累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

(二)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快速增加

近年来, 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供给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资产快速增加, 不良率不断上升。有些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 技术含量不高, 销售形势不容乐观, 使贷款时预测的效益不能实现, 无力归还贷款本息, 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量上升。有数据显示, 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上升, 同时, 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占比同样快速上升。

(三) 储蓄存款理财化趋势不可逆转, 银行负债成本上升

2013年6月, 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余额宝, 互联网理财开始迅速发展, 使得银行储蓄存款减少。余额宝具有高收益率、低门槛、高流动性等特点, 这使得客户不再把存款全部存在银行, 而将部分资金转移到了余额宝, 另外也激发了其他类似余额宝产品的出现, 来瓜分银行的存款业务。同时, 余额宝也刺激了其他传统商业银行相继推出自己的货币基金产品, 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速盈”、上海银行的“快钱宝”、浦发银行的“天添盈1号”等, 这也加速了银行存款理财化进程, 未来储蓄存款理财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储蓄存款变成理财产品的资金后, 可能会以同业存款的形式回到银行体系, 转化为同业存款之后, 因为这些机构和银行地位相同, 都是同业拆借市场的一部分, 银行难以约束, 导致银行的负债成本大大上升。

(四) 银行业务大同小异,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我国各家银行主营业务仍然是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 虽然银行通过各自的会计核算方法将部分贷款利息收入转换成中间业务收入, 但是, 归根到底银行利润的绝大多数仍然来源于存贷款利息差, 这也就使得各个银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商业银行间的竞争也只能依靠以高息揽存为主要手段的价格。同时,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且我国政策允许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存在和发展, 对商业银行支付业务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三方支付的交易量越来越大, 流通速度也在变快, 吸引了大量用户, 第三方支付慢慢变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互联网金融”产业, 互联网金融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支付中介的地位。目前支付宝都已实现代购机票、转账汇款、信用卡还款等结算和支付业务, 除此外, 有些三方支付平台利用其积小成大的“资金量”, 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无须任何审批手续和抵押物品的小额信用透支功能,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客户的小额资金需求, 如蚂蚁微贷, 使资金供给绕开银行, 直接将积淀的资金供应给有资金需求者, 完成资金的银行外循环, 这就使得行业竞争日益加剧。

二、商业银行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首先, 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过后, 全球宏观经济下行,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国内外各个行业均受到一定影响,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更是陷入发展困境。由于商业银行具有亲周期性, 在下行经济环境中市场表现为萧条, 各企业出现经营恶化现象, 对银行信贷需求减少, 同时企业面临现金流断流的风险增大, 信贷风险逐渐增加,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 因此, 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会更加严谨, 信贷规模出现萎缩现象。宏观经济下行时期, 企业与个人对中间业务的需求减少, 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长速度下滑。

其次, 供给侧改革导致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量的不断减少。供给侧的改革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 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改革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杠杆的产业, 这些产业是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 这些行业的淘汰会使得商业银行客户流失, 减少其贷款业务的来源。而在“去杠杆”和“降成本”的过程中, 直接融资逐渐发展, 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逐渐加大,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银行的间接融资功能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银行业的贷款业务不断萎缩。

第三,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 其带来的利率市场化也大大削弱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负债业务方面, 传统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是存款,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兴起, 不仅丰富了客户理财的渠道, 更是改变了客户的理财观念, 人们不太愿意把闲散资金全部存在银行, 这导致银行未来的存款流失更加严重。互联网货币基金将大量的活期存款和部分定期存款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同业存款, 商业银行为了稳定资金来源, 必须支付更高的同业存款率, 同时为了防止理财资金的大量减少, 必须提高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商业银行的负债升本大幅上升, 利润显著下降。在资产业务方面, 互联网企业在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及个体户具有独特的优势, 其发放贷款的审批流程更简单, 放款速度更快, 这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成生重大冲击。在中间业务方面,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第三方支付方式使得金融脱媒的速度加快, 导致商业银行的支付功能的重要性降低, 并替代了商业银行的部分中间业务。

最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 以上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形式的直接融资给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业务带来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过去5年, 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 直接融资功能加快完善, 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方式的选择, 但同时也导致商业银行的业务客户大量流失;直接融资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 因此,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 直接融资增加了客户与商业银行银行谈判的筹码, 这些都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为了吸引新客户, 商业银行必须投入更多资源, 这又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 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

三、商业银行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 加强同业、跨业合作

在这个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的时代, 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是挑战与机遇同行。两者可以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 双方应该优势互补, 实现合作共赢。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 给传统商业银行提供了转型升级的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方支付、P2P等各种互联网金融模式, 逼迫传统商业银行加快转型, 尽快完成各类业务的自助化和电子化。另外, 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 加强同业合作, 积累客户的各种数据, 弥补数据领域的不完善, 建立健全新的征信体系。商业银行有着资本雄厚、历史悠久、客户基础广泛等优势, 但同时自身又缺乏互联网企业的客户服务思维、创新意识, 阻碍了它的发展, 网络技术在这个时候的发展前景明朗, 商业银行应该在未来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力度, 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二) 以客户为中心, 注重客户体验

互联网金融能够迅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能够以有效率、便捷、低门槛的金融服务满足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群体, 吸引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虽然商业银行有广泛的网点和客户渠道、强大的风控能力等优点, 但客户的流失主要还是因为商业银行自身的缺陷, 例如在产品设计上, 门槛比较高, 不能满足小微客户的需求。商业银行应该向真正以客户为中心转型, 赵大伟曾在《互联网思维“孤独九剑”》中提到用户思维, 用户思维就要求商业银行要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 进行金融产品的设计, 注重客户的体验。“以客户为中心”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 始终把客户作为所有营销服务模式的立足点, 所有的创新必须围绕如何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如何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来进行。在产品设计方面, 开发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 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体对应的需求;在服务模式方面, 细心、耐心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让客户拥有良好的服务体验;同时, 应该简化客户办理业务的程序, 大力拓展移动终端覆盖面, 使得银行产品随时可视可用。

(三) 加强风险防控, 逐步向“混业经营”转型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环境, 商业银行向“混业经营”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国的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 一般情况下, 商业银行是不可以投资或新设信托投资机构的, 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给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试点提供了可能性。在加强风险防控的前提下, 未来混业经营的权限有希望进一步放开, 2005年以来, 国务院先后批准多家商业银行开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及保险公司试点工作, 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变得更为迫切。我国对混业经营模式还没有充足的经验, 这就要求相关机构对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重视起来,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使商业银行更好地发展。例如, 中小商业银行可以在风险隔离的前提下, 成立金融控股集团, 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成立银行系金融控股平台, 以便于更好地服务客户。

摘要：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时, 商业银行发展又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放缓增速、调整结构、优化质量的新时期;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以及直接融资的发展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 商业银行陷入发展困境。本文通过充分讲述商业银行发展中陷入的困境, 进而对我国商业银行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最后从不同层面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发展困境,互联网金融,研究对策

参考文献

[1] David Powell,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2] 徐宝琳.商业银行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周期[J].银行家, 2008 (11) .

[3] 肖芳.宏观经济下行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及对策[J].金融经济, 2009 (3) .

[4] 黄建康, 赵宗瑜.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价值体系的视域[J].理论学刊, 2016 (1) .

[5] 王飞, 张楚哲.直接融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银行家, 2011 (6) .

[6] 卜银伟.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对策[J].金融发展评论, 2015 (2) .

[7] 宫晓琳.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 2013 (5) .

[8] 涂晓兵.金融脱媒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D].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 2012.

[9] 毛浩军.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路径厘析[J].中国商论, 2016 (1.)

研究生德育困境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一、文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则是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进行培养的过程中文化差异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这一点将严重的影响到交际能力的培养。高职学生正处于跨文化交际的关键时期, 当中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存在。第一是文化背景方面的方面存在着差异, 导致交际方式上有所不同。也就是高职的学生在英语方面基本上都是知识性的内容, 学生只能掌握表面知识, 而无法进一步的深入学习。第二就是在英语交际当中, 缺少交际规则和模式的认识[1]。英语学习无法更加深入的进行交流。因此, 在高职的教育当中, 英语学习当中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高职学生在毕业以后基本上都将直接的投身到一线工作当中去, 这不仅要求他们在专业能力和技术上要过硬, 同时也要在文化交际能力上过硬, 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二、高职英语文化教学困境

各种文化在进行交流之间必定会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和差异问题, 高职的英语听力教学之所以会发生障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一定的联系。首先, 英语和汉语在思维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即便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同一个词语的应用内涵上也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单词blue在汉语当中仅仅是蓝色的含义, 而在英语当中也表示着情绪低沉和倒霉等[2]。其次, 在不同的民族在语言应用的习惯上也有所不同, 交际过程中一旦对此有所忽视就会导致发生意外现象。例如美国人交流过程中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而中国人对于忽然的对视则会闪开, 一直直视对方会表示不礼貌。此外, 在英语的教学当中高职教师对于文化教学是比较忽视的, 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语法和词汇教学上, 在加上教师本身就缺乏相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知识, 从而导致文化教学的深度始终难以达到要求。

三、高职英语强化文化教学的策略

1、灵活安排课堂教学

由于学生的发展当中都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不必完全的按照书本来进行教学, 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精读方式教学, 并让学生带着问题来进行一些阅读, 促使学生能在教学当中主动的进行讨论和交流。这样的方式当中既能融合文化教学, 也能让学生在当中更好的进行交流, 实现交际性。教师可以这边有相关的阅读材料, 让学生当作范读资料, 让学生根据预先布置的问题进行阅读, 并且在阅读中持续思考。在课堂中,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针对英语文化阅读素材进行小组展示、辩论和讨论。这样的教学形式一方面结合了文化教学, 一方面符合英语交际的原则。通过这种形式, 学生可以了解英语中的文化内容。在阅读资料方面, 教师可以选择简单有趣的英语小说节选, 比如《franken stan》等等, 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2、充分利用多媒体

语言与视觉的冲击力相比较是十分苍白的。因此, 在教学当中教师需要充分的利用好视觉刺激方式来进行教学安排。例如对于比较喜欢看NBA的学生, 教师讲到运动方面的内容时, 应当适当的加上一些NBA的明星访谈内容, 这对于学生来说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也能提升他们的积极性。其次, 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英语电影或者歌曲等, 促使学生兴趣得到提升, 能更好的为学生提供语言素材。

3、加强教师对文化教学理念的认识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 作为高职的英语教师, 不仅要有着良好的语言功底,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母语文化素养和英语文化素养, 以便于能为学生提供更加可靠的文化学习基础[3]。因此, 作为高职英语教师须要定期的参与到相关的教育培训当中去, 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进行英语文化理念和技能的培养, 鼓励教师将跨文化知识应用到英语的教学当中去, 让学生能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掌握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时教师也可以在班级当中进行一些学习资源的拓展, 为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大胆的参与其中, 从而为他们的英语文化素养培养提供可靠的保障。

当前阶段, 教师对于文化教学方面有着认识不足的问题, 从而导致整体教学开展效果都受到了不良影响。要想从当前的教学困境当中走出来, 为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提升做出贡献和保障, 那么在当前阶段高职英语教学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要积极的分析合理开展教学的因素, 将文化内容与知识教学融为一体, 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体验。

摘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逐渐深入, 在现代教育当中学生的英语学习文化教学也逐渐的受到了重视。但由于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 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因此要想培养好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多开展一些文化教学活动。本文主要对英语文化教学的困境与对策进行了分析, 希望为英语文化教学开展提供更多的有益参考。

关键词：英语文化教学,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 梅晴.基于技能展示的民办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分级分类教学初探[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6, (10) :145155.

[2] 王潇.职业素质培养下高职英语教学模式创新方向探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 (20) :2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