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规范会计研究 实证会计研究 历史轨迹 辩证统一 会计研究范式
一、引言
实证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被进入到了会计学的研究,从而会计学的研究也被切割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者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的性质不同,其根本区别是:前者产生时间早于后者,加入了价值的判断,研究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对会计研究有自己的主观观点,并描述会计研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者研究的是“是什么”,是对会计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对其的价值判断。受经济学广泛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开始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模仿和吸收,目前我国学者大量采用此方法进行会计研究。但对于会计研究应该采用哪种方法的争论愈演愈烈,学者和理论界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应采用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过分重视规范会计理论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会计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市场经济是一系列复杂经济现象的系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和实务进行定量分析是不可能和不科学的;另一种则是片面强调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认为会计科学虽属于社会科学,但它是发展十分成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会计实务必须进行量化才能客观反映客观情况,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体现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应该采用哪种方法的讨论和争议,对我国的会计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十分不利。因此,对当前我国会计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严重失衡必须引起重视,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亟需为其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以期为会计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 一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述评 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相关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与领域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就目前的国内文献的研究看,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证会计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齐献忠(2001)分析认为实证会计理论不能代替和否定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研究服务于规范会计研究,规范会计研究的科学建立也要充分运用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会计理论研究注重规范而忽略实证。杜兴强(2000)通过对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比较分析后认为:第一,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界限可以判断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第二,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界限,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应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第三,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否认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第四,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 盖地、吕志明(2007)分析研究认为,传统会计研究(规范性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到20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黄金时期;实证会计研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在八十年代成为主流。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都适应了其当时的客观环境,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各有其优缺点。无论规范会计研究还是实证会计研究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二者应该和谐共处。从哲学的角度,张自巧(2009)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了客观评价,剖析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辨证统一关系,阐述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探索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有机结合具体途径,认为在构建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将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有机地结合,才能促进会计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是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对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二者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曲京山、乔俊兴(2010)对会计理论研究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尽管两种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两种会计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补和联系性,只有正确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才能提高理论的研究效率,最终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就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的相关问题,大多数学者解释角度的不同导致结论不尽相同。国外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研究理论和具体实践起步较早且趋于成熟,而国内的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必须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改善会计理论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 二 )会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发展历史轨迹 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的发展、创新和演化是伴随着对会计理论的不断创新而发展的。规范会计研究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由此分别形成了指导性和描述性理论。从会计理论演化的历程来看,对其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在当时并未形成严格意义的会计理论,仅属于描述性的。描述性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复式簿记理论的提出,它是由1494年帕乔利提出的。基于演绎法的指导性理论历程产生于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年,美国的整个股票市场出现了严重问题,出现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造假、会计信息披露失真、 操纵利润等严重问题,严重损害了相关投资者的利益。为使投资者的利益免受其害,美国成立了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要求必须统一会计准则,从而促进了会计理论的研究。WAPaton、JBCanning、HWSweeney、KMacneal等人吸收和借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对会计实务进行深入了调查,发表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和著作,提出应按照反映使用者决策所需的现行成本或价值信息为目标重构会计学。他们提出了收益决定模型,认为利润表应当代替资产负债表,该模型体现了会计所有权导向,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多项原则在此时得到确立,如权责发生制原则、持续经营原则等。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规范会计研究的研究达到了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主张受托责任观,并提出了阿罗可能性定理,在此定理影响下产生了决策有用观,并促进了会计实证研究的产生。最早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研究的是鲍尔和布朗,他们在1968年发表了《会计数据的实证评估》一文,拉开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序幕。70年代,罗切斯特学派等会计学者进一步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拓展和完善。80年代,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系统化。1986年,实证会计研究创立者中的两位美国著名学者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比较完整的介绍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把实证会计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成为当前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分支,为后续会计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书中确立了实证会计理论的著名的三大假设:债务契约假设、管理者薪酬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90年代,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者继续围绕三大假设展开,研究发现支持这三大动机和最终会计选择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时间顺序来看,实证会计研究从“不成熟”的研究演化为“较成熟”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弊病,这些弊病被后续的研究所纠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获得了新的研究思路,并由此产生了更丰富的理论。
三、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辩证关系分析
( 一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对比分析 (1)规范会计研究。上世纪初叶,很多企业的会计实务工作比较繁琐芜杂,面对这些会计工作时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较混乱,缺乏基本的规范,亟需进行规范,会计规范研究在此情形下产生。会计规范研究研究的是“应该是什么”,即从逻辑的高度概括或指明会计实务和会计原则应该是什么,强调其规范性的要求,从而促进会计实务的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使用“前提推论”的研究路径,借助逻辑抽象推理进行会计研究,其对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既又归纳法,也又演绎法。归纳法就是通过对大量的会计现象和实务进行分类研究,概括出其内在联系,体现了从一般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从而归纳概括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优点在于不受预定的模式限制。演绎法是从一般性原理如会计目标、假设到个别事实如会计实务的准则和方法的逻辑方法。演绎法的推导过程是前提命题到结论在进行验证,最后指导具体会计问题。其优点在于使各项会计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导出的结论逻辑比较严密。但是,规范会计研究也存在一些系统性弊端:第一,会计理论的研究需要对演绎法的假设进行检验和判断,而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第二,会计规范研究导致对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不重视;第三,由于缺乏大量会计经验的支撑,往往导致规范会计研究的会计研究出现“闭门造车”式的论断。(2)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是会计学“是什么”的知识体系,是对会计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加入对其的价值判断,目的是揭示会计的内在规律,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与理论。具体来说,会计研究中应用实证分析,主要是通过“成本一利益”的分析,对管理当局和会计准则进行阐释和预测,并对其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实证分析的大致思路是:首先,依据现实情况和基本原理、理论等,对此研究进行假设;其次,根据上面的假设,采用科学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尽可能地收集;最后,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计算、处理,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从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来看,实证会计研究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定量方法被广泛运用、偏重实务性等特征,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时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概率论基本理论,通过对会计实务进行预测和阐释,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实证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也同样存在一些局限。如其对政治成本、厌恶风险程度等无法明确定义和量化,各项变量之间是否是线性关系无法明确,而建立的模型大多数是线性模型。
( 二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辩证统一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在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研究时对两方法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单纯依靠某个方法进行研究都不能完全避免和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两者都忽视了对会计研究应该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应做到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实证会计研究对某个具体会计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有效,但对会计理论框架却无能为力,必须应用规范会计研究。所以,片面强调某一方法是不对的,在对会计研究时应做到把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不能偏颇。(1)会计研究应是一般到具体到一般的过程。规范会计研究是从会计假设或目标出发演绎出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以指导会计工作;实证会计研究则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检验,进而对研究结果证实或证伪。也就是说,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逻辑是不相同的,前者是由一般到具体,后者是由具体到一般。由此而言,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应该是一般到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努力实现两者优势互补。(2)因两者会计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不同,更不能将两者割裂。为了挖掘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规范会计研究在较高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如研究财务会计的框架;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对十分具体的会计理论和现象进行研究,如存货发出的计价问题,应采取先进先出法或者后进先出法等。实证会计研究的会计问题愈来愈细微,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批评其对会计理论的贡献甚微,会计研究的目标层次愈低,就更多的要求进行实证分析,反之,更要求进行规范分析。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不同,就必然要求组成一个整体,而不能将两者割裂。(3)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密切关联性。规范会计研究的会计目标属于较高层面,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会计目标属于较低层面,则需要对其进行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所以,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摒弃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在研究会计目标时,应实现两者的和谐共处,不能厚此薄彼。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人为设置的鸿沟,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对于不同层面的研究,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可以对会计目标进行更深入的解释。规范会计研究从逻辑高度的会计研究,必然会与实际实务存在误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可以补充和修正,在会计研究中必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会计研究启示及我国会计研究范式的选择
( 一 )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著名物理学家波尔说过,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条深刻的真理。鉴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两者各具优势和弊端,偏废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应避免两者的对立,承认双方的价值,积极促进其有机结合。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会计目标的研究既要做到规范分析,又要实证分析,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会计研究属于定量分析,规范会计研究属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导,对进一步的研究起着预见和指导作用,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进一步研究的深化,对其进行纠正和检验。在研究中做到两者统一,既保障了会计理论的缜密性,又不失精确性。
( 二 )区分侧重,适度应用 目前我国对会计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仅是为研究的需要服务,处于从属地位。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没有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实证会计研究应建立在相对成熟的会计理论之上,否则对其研究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我国很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很不完善,熟练的职业经理人还很缺乏,股权交易市场欠发达等问题。企业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不高,存在数据的统计口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会计数据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实证研究型的会计人才严重匮乏,要求具备扎实的财会、经济、数学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对会计目标实证分析的预测效果不尽人意。鉴于此,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应该做到以规范研究为主,加大实证研究力度。
( 三 )量体裁衣,确定方法 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都有优势和弊端,在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选择以哪一种为主的研究方法应当根据会计研究的对象确定。一般来讲,越是具体的问题,应越偏重采用实证会计研究;而越是高层次、带有决策性的问题,应越偏重采用规范会计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相关政策的政策性效应明显,会计数据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对其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意义不大,应采用规范会计研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法律法规的出台,证券市场的成熟,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采用实证会计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日渐成熟,今后的实证研究的数量应逐渐增多。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乡镇政府财务状况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L11CJL03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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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tts,R.L.Janua .Oisutuve Acciybtubg Theory:A TenYear Perspective,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0.
( 编辑 聂慧丽 )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2篇
及时性是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标准, 直接影响信息决策的有用性。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存在诸如披露不及时、遗漏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了预约披露制度。但是, 依然有一些公司并不能按照预约披露日公开披露年报信息, 那么公司提前或延迟披露年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提前或延迟又能传递什么样的信号?本文侧重于分析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的选择是否传递了不同的信号。
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在证券市场上普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信号传递, 信息披露就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上市公司通过发布财务报告向外界进行信息披露, 避免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利以及减少内部信息的存在, 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有效促进证券市场的运行。
2 文献综述
刘建勇、朱学义 (2008) 研究了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陈爱华 (2013) 研究了内部控制鉴证是否影响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发现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的公司显著倾向于较早披露年报, 说明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鉴证的必要性。孙蓉, 蔡凯凯 (2009) 、王善平 (2014) 等研究了审计报告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关系。发现审计报告时滞和审计师变更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
本文是将实践披露日与预约披露日的时间间隔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有两点好处:一是由于信息披露时间的选择可能受交易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非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该指标的选取可以排除此类因素的影响进而单纯考察信息披露公司的动机。二是由于披露制度的要求, 该指标的选取能充分反映预约披露日对实际披露日选择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14~2016年深户两市上市公司年报数据, 采用市场调整模型, 以年报时滞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 实证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号传递效应。
4 实证研究
4.1 变量选取
(1) 市场反应的衡量。
(1) 研究窗口的确定。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化体现出来, 因此采用累计超常收益率CAR来作为市场反应的替代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 将年报实际披露日的前后三天作为窗口期。
(2) 超常收益 (ARit) 。实际回报与正常期望回报之间的差异。即:ARit=Rit-Rt-。
其中, Rit指i股票在t日的个股回报;Rt-指i股票所对应的市场在t日的市场平均收益率;ARit指股票i在t日的超常收益。
(3) 累计超常收益 (CAR) 。该变量是汇总一定时期内的超常收益。即
(2) 报告时滞的衡量。
披露及时性变量选取方面, 将实际披露日与预约披露日的时间间隔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即Rlagi=RDatei-Esti Datei。
(3) 控制变量。
考虑的中国资本市场具有的特点, 控制变量设置如下:
(1) 业绩预告 (Predict) , 为上市公司年度的每股收益减去预期每股收益。
(2) 经营业绩, 用每股收益来表示公司的经营业绩。
(3) 公司规模 (Size) , 用上市公司会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4) 审计质量, 设置虚拟变量Audit来表示审计报告类型。当出具标准审计报告时, Audit=1;当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时, Audit=0。
(5) 交易所 (Exchange) , 设置虚拟变量Exchang来表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change=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change=2。
(6) 股权结构 (PUL) , 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7) 资本结构 (LEV) , 用债务资产比率来衡量。
4.2 假设的提出
假设1:上市公司年报发布累计超常收益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
假设2:业绩预告会减弱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市场反应程度。
假设3:上市公司累计超常收益与每股盈余正相关。
假设4:上市公司累计超常收益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假设:标准审计意见能引起更大的市场反应。
4.3 研究模型的建立
根据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1所示是对模型的汇总, 给出了衡量该回归方程优劣的统计量。Adjusted R Square为0.032.证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具有理想的水平。
如表2所示是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中F统计量等于2.190, 概率P值等于0.02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所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对样本按照CAR符号进行分组, 按照CAR≥0、CAR<0和未分组分别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 (1) 报告时滞与CAR关系分析。在全样本分析中, Rlag与CAR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在分样本分析中, 在CAR<0组, Rlag同CAR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但在CAR≥0组中, Rlag与CAR正相关。根据会计谨慎性理念, 可能与投资者的谨慎心理及风险厌恶有关, 虽然延迟披露被视为坏消息而提前披露被视为好消息, 但投资者对坏消息的反应远大于对好消息的反应。
(2) CAR与业绩预告关系分析。在全样本分析中, 未剔除按时披露样本分析显示业绩快报与CAR分别在1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与假设2不一致, 说明业绩预告实际上能加强年报披露时的市场反应。在分样本分析中, 在CAR<0组和CAR≥0组中业绩预告与CAR均呈显著正相关。
(3) 每股收益与CAR关系分析。每股收益与CAR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假设3, 说明我国投资者对公司年报披露中的业绩信息比较关心, 此类信息能够引起较大程度的市场反应。
(4) 公司规模与CAR关系分析。全样本分析, 公司规模与CAR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4, 即规模小的公司股价对信息披露的反应比规模大的公司更剧烈。在分样本分析中, CAR≥0组无论是否剔除按时披露, 公司规模与CAR分别在5%、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而在CAR<0组, 公司规模与CAR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
(5) 审计意见与CAR关系分析。全样本分析以及分样本CAR<0组中, 审计意见与CAR呈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在CAR≥0组中, 审计意见与CAR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支持假设5, 对于具有好消息的年报, 更加引起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可信度的重视。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年报披露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延迟披露具有更小的累计超常收益, 而提前披露具有更大的累计超常收益, 报告时滞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即年报披露越及时市场反应越大。本文不仅证实了年报时滞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而且也间接验证了年报预约披露制度的有效性。
本文认为会计信息要具有信号传递作用, 其本身应是可信而充分的。在可信性方面, 我国会计信息存在严重的失真现象, 会计人员出具虚假财务报告, 进行利润操纵。因此, 会计信息信号传递功能的充分发挥就必须有可以信赖的经济制度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其中, 审计制度的建立是关键。一是要注重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的提高, 二是要对审计环境进行改善, 在保证审计独立性的同时对强法律责任意识进行不断地加强, 严厉制裁审计作假现象, 进而有效的清除市场上存在的虚假信号。在充分性方面, 由于会计准则的不完善, 存在信息披露简单、该披露的信息得不到披露、内部信息与内部交易等现象, 致使部分信号传递不充分、不及时甚至得不到不传递。因此, 要以会计法制建设为保障, 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所有可靠的信息, 控制内部信息存在, 对内部交易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保证市场的透明度。
摘要:上市公司年报预约披露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特色规定, 本文研究了在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时性信号传递效应。研究发现:市场反应与年报及时性呈负相关, 公司提前披露下一时点的会计信息有较强的透明度和较低的盈余管理水, 这说明不同披露时机的选择则传递的信号不同。
关键词:及时性,信号传递,报告时滞
参考文献
[1] 刘建勇, 朱学义.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关系实证研究[J].政法大学学报, 2008 (6) .
[2] 陈爱华.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关系研究[J], 财会通讯, 2013 (6) .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以1989-2009年中国本土理论心理学、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实证研究为理论基础,以中国本土文化话语体系为心理教育学概念建构目标,以西方心理学问卷量表编制方法为参照格式,赋予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以中国本土定义和内涵。通过健康与素质、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概念的本土化定义,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本土化标准,基于自评问卷量表的信度限制,区分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城市、乡村,中学生、小学生,自评、师评、家评,依2223维度编制1套问卷20个分问卷。2009-2019年初步实验证明,这种设计更加简便和有效,有利于提高甘肃省域中小学生心理测评与教育的实效。2020年开始再推广、再实践,初步构建出中国本土、甘肃区域、分类型、别年级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的测量评价与咨询辅导甘肃模式。
〔关键词〕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心理测评;咨询辅导模式
1989年以来的30多年,以甘肃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行动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规划立项课题“农村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行动研究”、甘肃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项课题“甘肃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评价体系研究”“甘肃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質问卷编制测评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规划立项课题“中国本土心理学视野的甘肃省域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研究”为团队组合形式,先后组建6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参与的7个科研课题组,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7部,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委政府级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省教育厅级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2019年,教育部规划立项课题“中国本土心理学视野的甘肃省域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研究”通过鉴定,开展再推广再实践再校验再应用,初步形成中国本土化、区域性、分类型、别层次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的测量评价、咨询辅导甘肃模式。
一、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评价与咨询辅导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历程,随着心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小学生心理测评辅导工作持续改进,但西部特别是甘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教师缺乏、监测评价失范、辅导流于形式、咨询近于批判、场地狭小局促、设备闲置无用。根据30年的中小学田野调查,具体表现在心理咨询师、心理辅导师多数都是非医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教师考取心理咨询师兼职,监测评价多数使用学生自评问卷,有的小学还使用适用于16岁以上少年和成人测评的SCL-90症状自评问卷,心理辅导都是基于我国港台文化背景开发的团体辅导和拓展训练,心理咨询都是心理学名词加思想品德教育的谈话乃至批评批判。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心理评估评价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小学生究竟是否具备填写心理问卷的认知能力,自评问卷究竟有多少信度,问卷的结构效度、生态效度、内容效度究竟能否保证。经过30年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语义研究,我们认为,小学生的语文水平、认知能力较低,确实不具备填写心理问卷的条件,自评问卷、自陈问卷确实存在巨大的诊断偏差。正如艾森克在100年前分析的那样,自陈问卷存在严重的信度问题[1]。其中城市区域、城镇区域、农村区域,区域生态、区域文化、族群区域都是重要的影响变量[2],同时还存在学生年级、家庭,父母职业、学历,学校环境、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自评问卷问题。
我们同时关注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概念定义和内涵外延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将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混用,甚至有的学者还发明了“心理健康素质”一词[3]。如果参照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测评维度和结构,就会发现,卫生医疗机构负责的以望闻问切和仪器设备检查为技术手段的身体检查,主要是形体机能和生理生化检查(简称体检),针对的是身体是否健康,是否有疾病;学校体育机构和部队军训机构负责的以田径运动为测量路径的身体素质测评(体质测评,简称体测),主要针对的是基本无疾病青少年的素质测评[4]。心理测评也应该一样,心理健康测评应该主要是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检查测量与评估评价,心理素质测评应该主要是针对正常青少年的心理品质的测评[5]。必须区分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才能科学地编制问卷量表。
二、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分测和自评家评师评互证的问卷编制
最近30年,我们以新创的中国本土理论心理学、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为理论基础[6-9],以中国本土文化话语体系为心理教育学概念建构目标[10],以西方心理学问卷量表编制方法为参照格式,赋予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以中国本土定义和内涵[11],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本土化标准[12],基于中国城市乡村文化背景和甘肃省域市县区域文化的心理差异,采用质性和量化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以定量研究方法为辅,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语义法、田野工作法、哲学思辨法,构建了健康与素质、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等概念的本土化定义和理论体系。
研究认为,健康是个体生理和心理机能在与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适应和发展的协调状态。心理健康是个体心理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各种机能能够适应生存的需要,并在适应中不断发展的协调状态。素质是在遗传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环境的熏染和教育的作用而形成的个体品质的总和。心理素质就是个体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机能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行为品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测评必须区分学科立场,区分精英和大众、适应和发展、现实与理想、卫生学和教育学维度,构建四维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标准矩阵框架。生理学和卫生学角度的标准是心理健康标准;教育学和伦理学角度的标准是心理素质标准;心理学角度的标准可以区分心理健康标准和心理素质标准[13]。最近10年,我们基于自评问卷量表的信度效度限制,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区分城市和乡村维度,中学生和小学生维度,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维度,自评、师评、家评维度,编制1套问卷20个分问卷,简称CGSPQ2223-20,形成新时代中国本土区域化、分类型、多维度、简数据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测量评价体系。整套问卷包括小学生心理健康测验评价问卷城市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小学生心理素质测验评价问卷城市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验评价问卷城市自评版、农村自评版、城市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中学生心理素质测验评价问卷城市自评版、农村自评版、城市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14]。
心理健康测评问卷结构采用变态心理学的指标体系,参照SCL-90问卷,分为第一部分认知障碍,包括感知障碍、记忆障碍、思维过程和内容障碍(妄想);第二部分情意障碍,包括情感障碍和意志障碍;第三部分人格与自我意识障碍;第四部分神经症;第五部分身体症状。评价分数分为总体症状分数和因素症状分数,同时根据中学生年龄心理特点适当调整。心理素质测评问卷结构采用普通心理学的指标体系,参照心理素质测验问卷,第一部分认知素质,包括感知素质(如观察的目的性、准备性、条理性、准确性)、记忆素质(如记忆的准确性、保持的持久性、再认和回忆的敏捷性)、思维素质(如深刻性与批判性、敏捷性与灵活性)。第二部分主要测验情感素质(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第三部分意志素质(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自制性)。第四部分性格素质测验,包括需要素质(协调性、合理性、层次性、发展性)、兴趣信念素质(广泛性、稳定性、效能性、持久性),同时根据中学生年龄心理特点适当调整[15]。
通过2010年的甘肃省张掖、白银、定西部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问卷调查,验证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整套问卷的斯皮尔曼-布朗分半信度为0.750~0.850,Guttman分半信度为0.830~0.885,克隆巴赫同质性一致性系数为0.855~0.898;经过统计检验,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問卷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604~0.823之间,自评、家评和师评版各个维度得分相关系数在0.609~0.869之间[16]。发表的编制报告和调查报告,提出了问卷推广应用的注意事项和测评技术[17]。为减少研究型复杂统计的困扰,以简单的数学统计方法,为中小学心理辅导师和心理教育师提供研判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的测评技术。西方引进的人格和心理健康系列量表和我国近30年部分心理学家编制的心理健康测评问卷或者量表,主要用于基础心理学研究,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各种心理机能和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该套问卷主要用于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和班主任配合观察、评估学生可能存在的一般心理问题、轻度心理障碍、重度心理疾病,评价学生的认知心理素质、情意心理素质、个性心理素质、自我心理素质。
三 、中小学CGSPQ2223-20组合成套问卷再实验与咨询辅导模式探论
2020年,我们将20个分问卷编制问卷星,邀请兰州工商学院、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邀请兰州市第八十三中学、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临夏县田家炳中学、永登县通远义务教育学校、兰州市福利路小学、永登县张坪小学等学校校长和心理辅导教师,再次开展了田野调查和问卷施测。通过测评发现,需要解决以下测评组织问题。
1.省城市城中学班级多规模比较大,班主任和科任教师不是很熟悉,填写师评版比较困难;农村小学班级很少规模很小,师评版测评反而非常容易操作;
2.绝大多数学校学生无手机,学生填写自评问卷只能回家用父母手机填写;
3.农村初级中学和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外出打工,问卷只能回家用爷爷奶奶手机填写;
4.农村学校绝大多数没有专业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问卷评估结果无法分析,难以根据评估结果编制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鉴于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建议我国中小学心理教育活动,充分考虑中国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以及城乡文化背景差异,针对学生心理发展的本土文化、区域文化、城乡文化特质差异,区分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概念,区分卫生学的心理咨询和教育学的心理辅导,采取相异的卫生和教育策略。
2.建议我国中学生心理测评活动中,采用自评问卷的同时,推广应用家评问卷和师评问卷。因为小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和语文水平限制,避免使用自评问卷。将自评、家评、师评问卷数据结合起来,全面客观、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
3.建议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数据处理中,以数据作为参考,更多地以班主任、家长的平时观察记录和谈话记录为依据,将测评数据作为参考指标,避免以数据评价为唯一标准,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体验。
4.建议中小学推广应用自评、家评、师评成套问卷中,根据学生家长的文化水平和配合度、师生交往的实际频次和熟悉度,有选择地运用成套问卷中的相应问卷,避免过度追求实验心理学水平的统计检验和数据模型,以更加实用、有效、简便的测评为原则。2020年以来的再次推广测评实践中,我们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探索校本特色的测量评价与咨询辅导模式。
关于心理健康问题,农村小学主要采用师评版和个别谈话进行测评,同时,安排教师到学生家里,通过与爷爷奶奶交谈逐条测评,针对测评发现的问题学生,邀请县城的心理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开展心理辅导;农村初级中学一般100~200学生规模,班级人数少,自评版、家评版、师评版共用,针对各版本测评结果互证发现的问题学生和学生问题,安排心理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开展心理辅导;县城、市城、省城小学班级规模过大,主要采用家评版,问卷结果对照后,向班主任反馈信息筛选,进而约请学生密谈,发现的学生问题和问题学生,安排心理咨询和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跟踪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县城、市城、省城中学班级规模很大,但合作性较强,主要采用自评版、家评版,问卷结果互证对照后,向班主任反馈信息筛选,进而约请学生密谈,发现的学生问题和问题学生,安排心理咨询和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跟踪开展心理咨询辅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班级规模适中,但学生家长和学生自己配合度比较低,采用自评版、家评版、师评版,配合政教处违纪档案与问卷结果互证对照后,向班主任反馈信息筛选,进而约请学生密谈,主要采用个别咨询方式进行心理辅导,同时配合教育管理。
关于心理素质问题,农村小学主要采用师评版,结合班主任的考评记录进行测评,同时,安排教师到学生家里,通过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交谈,按照家评版逐条测评,针对测评发现的素质较差和素质优秀的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辅导;农村初级中学自评版、家评版、师评版共用,针对各版本测评结果互证,同时利用学校各种课外活动成绩,确定心理素质优秀、中等、较差学生及其缺点不足,反馈心理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开展心理辅导,科任教师课堂教学和课外互动有意识提升心理素质;县城、市城、省城小学主要采用家评版,问卷结果向班主任和心理辅导教师反馈,心理素质较差者安排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跟踪开展心理素质培养提升;县城、市城、省城中学,采用自评版、家评版,问卷评价结果互证对照后,政教处安排心理咨询和辅导教师配合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充分利用各种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升心理素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采用自评版、家评版、师评版综合测评,结合教务处、政教处学习成绩和品德发展档案,与问卷结果互证对照后,向班主任反馈学生心理素质评估评价等级和因子分,编制心理素质提升计划方案,班主任、科任教师、心理教师分工开展心理素质提升活动。
四、中小學心理咨询辅导本土化思想理论与实践推进问题再辩证
(一)关于心理健康卫生和心理素质教育问题
心理健康是不能教育的[18]。卫计委主管心理健康卫生,教育部主管心理素质教育。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约定俗成,但提升心理素质才是教育的根本。长期以来,心理学家过度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过度关注寻找问题学生,却很少关心正常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升。无论是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心理保健,还是解决心理素质问题的心理教育,都是学校教育全过程各教师的责任,而田野调查发现,很多学校将心理保健和心理辅导理解为心理教师的责任。因此需要强调中小学心理教育的核心是心理素质提升,而不是心理疾病治疗,中小学心理素质提升是全校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二)关于个体心理咨询与团体心理辅导问题
对应小学德育室,心理教育机构应称为心理辅导室,对应中学政教处,心理教育机构应该称为心理咨询辅导室。小学生因为心理能力限制,不可能主动寻求学校心理教师的帮助,因此,心理教育应该主要是心理教师和班主任主动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进行。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遇到心理问题,部分会主动寻求咨询调节,部分还是依赖家长,因此要将个别心理咨询与团体心理辅导相结合。但是,个别心理咨询不能做成医学化的心理治疗,而是与思想品德教育结合的理情咨询和共情咨询。团体辅导也不能做成港台味的简单游戏,而是本土化的主题教育活动。
(三)关于行为状态定性评价与心理定量评估问题
长期以来受西方心理学实证主义影响和引进心理测验量化评价的影响,中小学教师将心理测量测验测评神秘化、学术化,部分心理测量专家将实验心理学的复杂测量和数据统计技术引入中小学心理测评,使心理教育更加神秘化。实践证明,学生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必然有行为表征,每个教师都有能力初步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因此,中小学生的心理测评应该将班主任、政教干部、科任教师、后勤人员平时的行为观察定性评价和心理咨询辅导教师专业的定量问卷评估紧密结合起来,避免过度依赖量化的问卷测评数据分析,如此方可较好地保证测评的信度效度。
(四)关于心理健康评估与心理素质评价问题
如前所述,心理健康评估其实属于变态心理学、病理心理学视角的心理测评,而心理素质评价属于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心理测评。无论是心理健康评估还是心理素质评价,都不仅仅是自评、家评、师评问卷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加科学严谨的测评应该是自我陈述(自我感受陈述报告、家庭成员陈述报告、同伴同学陈述报告)、问卷调查(自评家评师评问卷数据分析报告)、仪器检查(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机能的仪器检查)、智力测验(韦克斯勒智力测验、瑞文智力测验)、人格测验(如卡特尔测验、明尼苏达测验等)、投射测验(主题统觉测验、沙盘游戏测验等)、行为观察(课堂学习状态、课外活动如学术技术艺术比赛、团体辅导与拓展训练等)、深度访谈(音乐导引、催眠导引等)、社会调查(亲友调查、事件调查等)综合运用,但这是理想技术流程。
(五)关于心理障碍疾病治疗与心理能力品质提升问题
国家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心理咨询教育辅导人员不得从事心理精神疾病治疗,而目前许多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乃至校长关注的还是心理障碍疾病治疗,而不是心理素质的提高。中小学首先是教育培养机构不是卫生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可以辅助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发现心理障碍疾病向卫生医疗机构转报转送,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心理能力和品质,如认知能力和品质、情感能力和品质、意志能力和品质、自我能力和品质,综合为个性品质。这些能力和品质的培养需要全方位、全过程、全人员共同努力,需要通过学科教学、班级管理、社团活动、兴趣小组、心理辅导有机结合、共同实现。
(六)关于中小学CGSPQ2223-20组合成套问卷
经过30年持续探索,编制区分城市和乡村维度,中学生和小学生维度,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维度。自评、师评、家评维度的心理测评问卷,只不过是基于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结合,基于本土化、区域化、分类型、分年级测评的需要,为了解决单纯自评问卷带来的信度问题,同时区分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若就测评系统性、科学性而言,还有很长的道路。况且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小学存在的师资问题、场地问题、观念问题、体制问题、家庭问题、生源问题。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套问卷的推广过程的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更进一步地探索总结西部地区特别是甘肃省的区域化测评诊断、咨询辅导模式,逐步消除卫生学的工作模式,建立教育学的活动模式。经过30年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致力于西方跨文化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初步建设了中国本土理论心理学、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框架,进而以中小学心理测评为理论探索实验点,构建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本土化标准,编制自评版、家评版、师评版问卷,形成了中国本土甘肃区域的CGSPQ2223-20组合成套问卷,两轮实验查明,有较好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今后将进一步探索解决中小学测评组织形式问题,以期形成更加完善的测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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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兰州,730070)
编辑/卫 虹 终校/张国宪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 从1999年正式实施以来, 保障标准逐年提高,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在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了低保人员长时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现象所谓的“福利依赖”现象。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讨我国城镇低保人员“福利依赖”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数据来源
本论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来自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和笔者的调查数据。调查样本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街道办事处,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200户低保案例作为分析的样本资料。这些案例资料以户为单位, 详细记录了每户享受低保待遇人员的基本信息, 申请低保的原因、当地民政部门核发的待遇标准、开始申领 (停发) 低保的日期以及受助期间发放待遇的调整等纵向资料。
二、福利依赖判断
采纳国外研究判断福利依赖的方法, 结合本研究可获得的数据, 采用低保家庭享受福利时间的长短 (以年为单位) 和低保标准占当地最低工资的比重两个参数来判断福利依赖的存在。
(一) 低保户享受救助的时间
根据整理抽样调查所获取的200户低保资料 (如表1) , 可以粗略了解我国城镇居民享受低保待遇的时间概况。表1显示, 低保户享受救助待遇1年的仅占4%, 享受2年的占7.5%, 3年及3年以上的占88.5%, 4年及4年以上的占77.5%, 5年及5年以上的占64%。如果把3年及3年以上视为长期, 那么88.5%低保户在长期享受当地的低保待遇。从受助者享受福利待遇的时间来衡量, 可以确定调查样本低保户存在福利依赖效应。
(数据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而得)
(二) 低保待遇占最低工资的比重
由于无法准确获取低保户家庭低保待遇之外的其他收入数据, 只好选用当地人均低保待遇与最低工资的比重来分析福利依赖的诱因。从表2可以看出, 2007~2012年当地月低保人均待遇占最低工资的比重最高为39.1%, 最低仅为22.2%, 平均为32.5%, 远低于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在福利依赖定义中规定的50%。从收入参数衡量, 样本调查地并不存在福利依赖的经济诱因。
(数据来源:人均低保标准来自民政部财务规划司网站, 最低工资来自呼和浩特市政府网)
从判断福利依赖的两个参数分析, 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嫌疑。从享受福利待遇时间长短而言, 可以肯定低保户存在福利依赖效应;从收入因素判断, 又似乎在现实中不存在福利依赖的经济诱因, 要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委, 需要作进一步的剖析。
三、福利依赖原因剖析
产生福利依赖的原因比较复杂, 它与福利待遇水平、工资水平、个人失业时间、就业市场状况、家庭结构等都有关系。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 待遇标准由地方政府确定, 贫困人员 (户) 的资格审查在居委会、社区家计调查的基础上由当地民政部门审核确认。
(一) 受助者中老弱病残居多
在所调查的200户低保户中, 有77%的低保户家庭成员是残疾人、老年人和病人。“三无人员” (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 , 往往是政府长期救助的对象。比如重度病残者, 他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按照“分类施保”的救助原则, 享受的是全额补助 (A类人员) , 而且救助时间一般较长, 不仅如此, 这类病残者还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照顾, 这意味着家庭劳动收入的减少, 贫困程度进一步加重。老年低保人员, 一般患有慢性疾病, 而且没有退休金 (或抚恤金) , 而且其子女生活也不富裕, 这类受助者, 往往被列为B类或C类救助人员, 享受差额补助 (救助标准扣除虚拟收入) , 而且接受政府救助的时间也较长, 往往一直到其死亡。
(二) 受助家庭主要劳动力工作收入微薄
低保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绝大多数具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劳动技能单一或无一技之长, 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就业特点是收入不稳定、工资水平不高、工作环境较差, 而且还会面临间断性失业的风险。在调查的样本资料中, 低保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存在三种就业模式。一种是接受政府的公益性就业岗位, 一般要求女性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 (即4050人员) 人员, 主要是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车看管、交通协警等工种, 另一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由于自身的条件限制, 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 例如在单位做保洁、保安、年龄稍大的当环卫工人。无论是接受政府的公益性岗位, 还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就业, 他们的工作收入都非常低, 所得报酬几乎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三) 低保制度的设计削弱了受助者工作的积极性
我国实施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救助制度一样, 是通过家计调查来识别贫困, 即确定需要救助的家庭或个人。只有当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的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而实际救助的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保障标准减去申请救助家庭或个人的实际收入 (在实践中有时也核减虚拟收入) , 也就是说, 在一定收入范围内, 通过工作获得多少, 得到的救助金额就会减少多少。这种受助者承担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 直接会削弱受助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除非工资收入特别高) ,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长期享受社会救助的惰性。
(四) 金融信用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 所以在家计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难以对申请低保家庭的收入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低保申请者或受助者不主动准确申报自己的收入状况, 其他人是很难确切知道其实际的收入及其变化, 所以有工作收入的受助者也往往会设法隐瞒他们的收入。还有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更现实的问题是, 大多数有工作收入的城镇低保家庭, 其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非正规就业, 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极不稳定, 这给收入调查和核查工作带来了难度。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某街道的200户低保家庭原始资料的分析, 我们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标准 (人均补助) 低, 客观上不存在福利依赖的经济诱因。大部分贫困户之所以长期占有政府的社会福利资源, 是由于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主要保障了老弱病残社会成员, 他们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是本该属于政府长期救助的对象。但我国目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高边际税率的设计以及我国金融信用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的不完善, 客观上也给部分低保人员的福利依赖创造了外部制度环境。
摘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 极大地保障了城镇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但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了低保人员长时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现象——所谓的“福利依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 认为我国客观上不存在福利依赖的经济诱因, 之所以出现福利依赖的现象, 是由于目前的城镇低保制度主要救助了老弱病残社会成员, 他们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是本该属于政府长期救助的对象。但我国目前城镇低保制度高边际税率的设计以及我国金融信用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的不完善, 客观上也给部分低保人员的福利依赖创造了外部制度环境。
关键词:福利依赖,城镇,低保户
参考文献
[1] 徐丽敏.国外福利依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 2008 (6)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股市与汇市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汇市与股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相互影响明显:台湾汇市与股市只存在短期的相互效应;香港数据表明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方差分解显示股市变动对汇率波动有一定的冲击效应。
关键词:汇率;股价;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汇率和股价同为两个主要金融市场的价格,其基础皆为实体经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汇率的波动可能引起股价的变动,反之亦然。
2005年是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相继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简称“汇改”),使中国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代。此时台湾和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保持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台湾实施的是浮动汇率制,香港保持1983年以来锁定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从整体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对美元的依赖都很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仅是一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纽带,还传递着国际金融风险。台湾1989年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完全浮动汇率制,一定程度上就是迫于对美元的升值压力。现在的人民币承受着同样的困惑,2007年4月以来,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金融风险加剧,特别是通过信心传递效应,各个金融子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汇市与股市的关系,对于发现其内在传导机制,寻找当前汇市与股市剧烈变动的原因,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主要有两种关于汇率与股价关系的理论:Dombuse和Fisher(1980)提出的关于汇率波动的流量导向模型(Flow—oriented Models)和由Branson(1983)、Frankel(1983)提出的股票导向模型(Stock—oriented Models)。前者认为存在由汇率到股价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后者认为存在由股价到汇率的单向因果关系。前者强调经常项目或贸易平衡,指出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会影响该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贸易均衡以及真实产出,最终影响国内公司的现金流和股票价格。而股票导向模型则强调资本项目是动态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存在由股价到汇率的正向关系,强调资本账户交易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Ab,dalla和Murinde(1997)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VAR)、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简称ECM)等多种计量方法,对印度、菲律宾等四国的外汇及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除菲律宾以外存在从汇率到股价的单向正向因果关系。Hatemi—J和Roca(2005)通过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国的研究发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汇率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但危机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联性不再存在。Ming—Shiun Pan(2007)研究发现,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的汇率与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但在危机发生期间七国(或地区)的汇市与股市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张碧琼等(2002)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市场汇率和深沪股市的两个A股综合指数存在协整关系;纽约市场上美元兑日元的即期汇率对中国A股、H股等指数有着显著影响。黄涛等(2003)对台湾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动和名义汇率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可以认为两者变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陈雁云(2006)通过GARCH和EGARCH模型,得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关系。邓桑、吴朝军(2007)利用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股市上扬的单向原因。张兵等(2008)通过对汇改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汇率和股价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长期看,上证指数受到汇率长期影响,符合流量导向模型;从短期看,股市和汇市存在交互影响,但汇率变化影响股指变动有时滞。
三、数据描述和实证研究
(一)数据描述
考虑到时间上的一致性和汇率制度的稳定性,采用2005年8月1日~2008年11月21日的上证指数(Shanghai Composite Index)、台湾加权指数(Taiwan Weighted Index)、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和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台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港币对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日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同时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Z、TZ、HS、RMH、TH、GH。剔除其中空缺数据,总共分别有788组、789组、817组日数据。选择上证指数,是因为上证指数是中国股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之一;选择名义有效汇率是因为虽然实际汇率考虑通货膨胀率,但市场并不能及时对其做出反应,而较易对名义汇率变化做出反应。数据来源于http://www.econsmts.com/index.him,计量软件使用的是Eviews 5。
(二)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选用的股价指数和汇率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协整和因果检验之前,必须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stationary),即单位根检验。以下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在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值都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进行一阶差分序列检验时,ADF检验值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始数列都是I(1)过程,从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看,可以分为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虽然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强有效性和超一致性,但如果样本量有限的话,估计量是有偏的。因此,选用第一种检验方法,在VARModel中构造协整关系如下:
yt=A1yt-1+……+Apyt-p+BXt+εt (1)
其中,yt-1,yt-2,…,t-p都是代表非平稳的I(1)
变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外生向量,代表趋势项、常数项等确定性项,反映各个中介变量对汇率和股票价格水平的影响;εt是k维扰动向量。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表2、表3可知,台湾、香港的数据显示两者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上证指数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在5%置信水平上拒绝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接受了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协整关系式如下:
SZ=17.45351×RMH+0.004675×T (2)
其中,T表示趋势项,标准化的协整系数的符号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且汇率每变动1%会引起股价的对数值正向变动17.5351%。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VAR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要求检验的各序列为平稳序列。本文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上证指数互为因果关系,即RMH波动是sz变动的原因,SZ变动也是RMH波动的原因。台湾加权指数与汇率存在相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TH波动是TZ变动的原因,TZ变动也是TH波动的原因。香港的数据显示,股指与汇率既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也不存在短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
3、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可以将任何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通过比较不同变量贡献百分比的大小,可以估计出各变量效应的大小。同时,根据贡献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时滞。
从图1可以看出,汇率变化在第一期对上证指数波动没有解析能力,从第二期开始对上证指数逐步有一定的冲击效应并增大,因此,汇率变化对上证指数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第250期对预测误差贡献度在10%左右;上证指数对汇率变化有较强的解析能力,在第250期对预测误差贡献度达到50%左右。
从图2可以看出,汇率与台湾股指间的相互解析能力较强。汇率变化对第一期的台湾指数开始有影响,其影响逐渐增大且增幅较大,在第250期达到44%左右;台湾加权指数变化在第一期就对汇率波动影响明显,且解析能力呈较强上升趋势,在第175期左右趋于稳定,到第250期解析能力在68%左右。
由图3分析可知,汇率变化对恒生指数波动的解析能力很弱,直到98期才有略大于0的解析能力;恒生指数波动对汇率变化有较强的解析能力,虽然在第一期的解析能力为0,但从第二期开始恒生指数对汇率变化有一定的冲击影响,在第250期恒生指数波动对汇率变化的解析能力达到40%以上。
因此,从整体来看,上证指数与汇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且股指变化对汇率波动的解析能力大于汇率对股指变化的解析能力。台湾指数和汇率相互之间均存在较强的解析能力。香港汇率波动对股指变化的解析能力很弱,但股指变化对汇率波动具有较强的解析能力。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从短期来看,中国大陆股市与汇市符合股票导向模型,长期来看流量导向模型具有一定的解析能力;台湾市场从短期来看既具有股票导向模型的特征,也符合流量导向模型,长期来看两者不具有相关性;香港市场从短期来看符合股票导向模型,不符合流量导向模型,从长期来看两者不具有相关性,这和香港所实行的锁定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相一致。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应进一步开放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完善股权分置改革。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两个金融子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如果不及时有效的疏导它们之间的传导途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非正规途径表现出来,当前股价的暴涨暴跌,与此不无关系。
2、加强台湾外汇市场与证券市场的管理,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台湾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证券市场也很发达,因此很容易受到国际投资资金的冲击,1997年金融危机,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给台湾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当前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台湾经济将受到多大影响,台湾当局的金融管制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3、加强香港和内地的联系,强化市场监管的法制性和灵活性。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令港元有稳定的币值,但同时放弃了确定利率的自主权;香港上市公司中金融股和地产股占比较大;投资金融和地产股,虽然资金回报率大,但风险也大,这些特点都要求香港政府加强与内地的合作,以有利于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模型论证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提出前景理论, 其认为价值函数是“S”型, 有力地解释了投资者买卖有价证券时的处置效应。该参考点被用作确定投资损益的评价标准:当投资价格高于心理正常预期价格 (浮盈) 时, 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 投资者表现出风险规避者的一面;当投资价格低于心理正常预期价格 (浮亏) 时, 投资者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 投资者存在风险爱好者的一面。
二、实证研究
(一) 选择样本数据
目的在于分析投资者对待持有的有价证券时的处置效应, 使用沪深300指数的收盘价作为A股价格, 以此映射出我国A股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 每周末选取一次数据。选取中国股票账户中投资者的数量表现A股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对投资者买卖交易心理的改变, 同样是每周末选取一次数据。市场参与者将根据A股价格的改变做出一定的变动, 调整为适合自己的投资模式, 每周结束时的中国股票账户投资者数量反映了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有效行为。如果在A股的市场参与者购买股票, 每周末中国股票账户投资者数量会相对增长;反之, 每周末中国股票账户投资者数量会相应降低。本文借由每周A股股票价格指数和每周结束时中国股票账户投资者数量的VAR分析, 研究A股价格变化如何影响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
(二) 处理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每周末收盘价由WIND数据库得到, 选择沪深300指数原因在于样本稳定性高, 存在缓冲区, 占据沪深两市市值中的绝大部分, 并且指数行业分布与市场相同, 可以充分代表市场体现A股的运动趋势。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本文数据选取自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6月15日每周期末沪深300收盘价及中国股票账户投资者数量, 共计159组数据, 由于数据较少, 不进一步剔除数据, 得到159组有效数据。最后设定沪深300指数每周末收盘价时间序列为HS, 中国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时间序列为IN。
(三) 计量分析
在分析前为了减少误差, 对沪深300周价格指数HS和中国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IN均取自然对数, 同时克服了异方差的问题, 得到序列LNHS以及LNIN。
(1) ADF检验。首先使用ADF检验对每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发行为非平稳序列, 对其进行合适的差分, 使其符合假设。在对样本使用ADF检验后, 可以发现当显著性低于5%时, 沪深300每周期末价格指数LNHS以及每周末投资者数量LNIN两者存在单位根, 两者均为不平稳序列。对两者进行一阶差分后, LNHS和LNIN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2) VAR模型的建立。LNHS和LNIN作为一阶平稳序列, 能够建立VAR模型, 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出滞后期P值。使用EVIEWS可以算出, 当P=2时AIC=-16.24748最小, 同时SC=-16.04766最小, 由此可以确定建立滞后期P=2期的VAR模型, 如下所示:
由第一个方程可以看出:R^2=0.999947, F-statistic=720712.7;由第二个方程可以看出:R^2=0.919727, F-statistic=435.3818。由此可以看出, 选取滞后期P=2建立模型能够有效得出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
(3) 平稳性检验。完成建立VAR模型的步骤后, 应该进行的是检测此VAR模型的平稳程度, 由此引入AR根指标检测方法, 如果该模型所有根的模都比1要大, 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模型不平稳;如果该模型所有根的模都比1要小, 该模型平稳。最后通过EVIEWS算出所有AR根的模都比1要小, 作图同样可以得出该模型的根全部都处在单位圆之内, 所以结果可知该模型平稳。
(4) 协整检验。由上文可知, 初始序列LNHS和LNIN不平稳, 一阶差分后所得序列平稳, 说明两个初始序列LNHS和LN-IN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更进一步的, 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初始序列LNHS以及LNIN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可知, 当显著水平低于5%时, t检验统计量值小于相应临界值, LNHS和LNIN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 也拒绝“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说明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 序列平稳, 而LNHS和LNI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前文分析可知, 沪深300周价格指数LNHS和中国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LNIN虽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无法确定是沪深300周价格指数到中国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的单向因果或中国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到沪深300周价格指数的单向因果或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对不同的滞后期进行检验, 目的是涵盖不同滞后阶数对结果的影响。当显著水平低于10%时, 滞后期为1-4期的情况下, LNHS是LNIN的格兰杰原因, LNIN是LNHS的格兰杰原因。所以, 存在从沪深300周价格指数到中国每周末投资者数量LNIN的双向因果关系。
三、研究结论
第一, 通过扩展前景理论的适用范围, 得到处置效应是前景理论价值函数扩展到投资领域的一种表现。表现为价值函数参考点被用作确定投资损益的评价标准:当投资价格高于心理正常预期价格 (浮盈) 时, 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 投资者表现出风险规避者的一面;当投资价格低于心理正常预期价格 (浮亏) 时, 投资者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 投资者存在风险爱好者的一面。
第二,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 充分经历了大熊市的始末, 宏观上看存在一定干扰, 通过脉冲分析可知2015年5月到2018年6月A股市场投资者处置效应较弱, 存在羊群效应, 符合熊市投资者对于处置有价证券的态度。
摘要:处置效应是由投资者的认知错位所造成的非理性行为, 投资者更加偏好出售已经产生浮盈的证券, 而保留已经产生浮亏的证券。前景理论的“S”型的认知函数从效用函数方面有利地解释了投资者的处置效应行为。为了论证中国股票市场的处置效应, 选取沪深300周价格指数来衡量股票价格的波动, 股票账户每周期末投资者数量来描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得出结论:2015年5月到2018年6月A股市场投资者处置效应较弱, 存在羊群效应。
关键词:处置效应,前景理论,A股,VAR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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