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高职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存在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相对滞后、课程设置不合理、高职院校医学人文课程的师资队伍普遍缺乏、组织结构不健全、医学生普遍沟通能力欠佳、对生命缺乏敬畏意识、奉献精神淡薄等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学校人才培育理念忽视医学人文教育、学校课业繁重、学生忽视医学人文课程的学习等。

[关    键   词]  高职医学院校;医学人文精神;现状;原因

我国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说：“我个人以为，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人文精神的存在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流传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词》，医学发展到今天，希波克拉底誓言仍然被世界很多国家将其作为医学生的誓词，其蕴涵了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医学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医学才能成为人的医学。但我国高职医學院校的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现状却令人堪忧。本文就高职医学院校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现状和具体原因做一些初浅探讨，希望能引起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一、高职医学院校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现状

（一）高职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是高校管理者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是学校在专业设置上覆盖面广，追求大而全。同时很多院校又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把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当成医学院校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并以其来定位其他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专业的学生其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一致，导致很多专业的学生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趋向于同质化，这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同时，高职医学院校更是强调医学技能的培训和发展，长期以来偏重医学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医学人精神的培养，导致医学生在沟通能力、以病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都严重缺失。最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变化使我们医务工作人员服务的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很多教育者没有重视这个变化或研究如何应对这个变化，而是固守传统难以改变。这就导致我们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发展需求、与今天医务工作的需要不能完全吻合。

（二）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相对滞后，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学科设置里，医学人文精神被分散到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中，这就容易忽视医学人文精神的系统性、整体性，导致教学缺乏必要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甚至割裂了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的关系，让学生难以信服;其次，高职院校由于开放的课程有限，对上述课程不可能都系统开设，大多只开设概论、思修及形势与政策三门必修思想政治课程，要想系统的介绍医学人文精神不太可能，由于学科设置存在局限性，使得医学人文课程的定位和建设都缺乏规范性、系统性。

通过调查，我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科学性，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没有形成课程体系，课时比例与国外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高职医学类院校，基本未开设相关课程，或者部分院校作为选修课开设，这严重影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不利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

（三）高职院校医学人文课程的师资队伍普遍缺乏，组织结构不健全

“学校对学生专业教学的侧重”这在我国的医学院校中是个共性问题，而医学人文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学校在师资培训、科研经费的投入各明显不足，加之医学人文跨专业、跨学科教学，对医学人文教师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很多学校因为缺乏专业人才，就只能安排思政教师、法学教师进行教学，而这些教师又缺乏医学科学知识，缺乏临床经验，难以将医学人文知识与医学联系起来，教学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使教学丧失生命力。部分高校任用具有医学背景的教师进行医学人文教学，他们又缺乏人文科学知识，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也难以达成教育目的。

（四）从医学生的实际情况看

首先，医学生普遍沟通能力欠佳。正是学校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没有能够对学生进行医患沟通能力的专门培育，加之当前的医疗体制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日益高涨，催生了不少的医疗纠纷。医患之间沟通不力是医务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固然是很严重的，但医学院校忽视培育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教育不健全，进而导致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既不重视沟通，也不擅长沟通。在调研中发现，相当部分医学生出现沟通障碍，表现为无法适应大学校园集体生活、与同学不能友好相处、对教师敬而远之。这些学生大多是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以自我为中心，主观上也不愿与他人相处，表达能力较差，对他人或集体漠不关心。卡耐基曾指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15%是由他的专业技术能力决定的，其余85%则有赖于他的交际能力，医学领域同样如此。

其次，医学生缺乏敬畏生命的意识。“敬畏生命”的观念最早是由法国医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的。对于医学生来说，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生命;其次要珍视他人的生命，拓展生命的外延;再次要敬畏所有的生命;最后要发挥生命的创造力，升华生命存在的意义。部分医学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行为泛滥，基本道德责任感与“敬畏生命”伦理意识缺乏。具体表现为部分学生对人体骨骼模型的“不尊重”、对待实验动物缺乏敬畏生命伦理观、在实验室各种人体模型面前玩自拍，甚至把零室带入实验室内等。如果医学生做不到敬畏生命，那么他在将来如何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如果今日的医学生将遗体、实验动物都能当作娱乐的工具，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明日成为医生的他们会关爱和尊重患者的生命及隐私。

最后，医学生奉献精神淡薄。奉献精神对于医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奉献精神会转化为对病人身心健康的关爱，可以产生精神力量，道义力量。医学发展到任何时候，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健康而服务的。其工作的特殊性就要求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奉献精神。所以培养医学生的奉献精神尤为重要。据调查，不同层次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都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大医院工作，认为留在大医院既可以学习到先进的医学技术，还能提高社会地位，增加收入，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基层医院的工作则不屑一顾。此外，医学生与用人单位签署就业协议后违约的情况逐年增多，一般均是在找到级别较高的工作单位后与已签署协议的级别低的单位解约。可见，医学生在就业选择时的功利主义倾向，学生的就业倾向大多以自我价值为中心，注重眼前的现实利益，缺乏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还表现为现实中不愿意让教师占用他们的私人时间，更不愿意自己做出一点努力去帮助其他同学，这实际就是缺乏奉献精神的表现。

当前，我国医疗水平发展不平衡，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也相应较低，对知识全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的医务工作人员更有需求。如果我们多一些奉献精神，这不仅能有效解决基层医院医疗水平差的问题，也能有效分流一部分患者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二、医学院校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我国当前正处于变革、转型时期，医学领域、卫生管理部门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乃至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受到较大的市场化冲击。“金钱至上、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影响，而传统医学中的“仁爱”“大医”精神被逐渐淡化，医院里的药品加成、药品回扣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小病大处方”“小病大看”“重复检查”等现象成为医院常态。客观上，由于政府对医院拨付减少，医院要生存，医院运行逐渐走上市场化轨道，最终导致公立医院不姓“公”的现象存在。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下，医生在带教过程中也忽略对医学生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致使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找到了土壤，不断滋生蔓延。

（二）高职医学院校人才培育理念注重技能培养，忽视人文医学教育

高职医学院校很大程度上是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技能型人才或高技能医学人才，有小部分教育管理者意识到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又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得以改变。高职医学院校因为医学课程在两年时间内完成非常困难，很多学校的课程时间非常紧。在医学课程的挤压下，对医学生进行人文医学教育的时间和空间几乎没有。据调查，54.03%的人认为学校进行人文医学教育的阻力主要是教育部门重视不够，特别是医学教育理念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近50%的人认为医学教育的最大阻力来自学校决策者;70%的人认为医学教育中人文医学教育的缺失主要是教师在认识方面存在缺失，教师不愿意主动去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其实，这最终还是得回到教育部门或学校决策者是如何评价或考核教师的问题，看我们的评价机制是否有利于医学人文精神教育。但从调研的实际情况看，医学类的高职院校在对教师的考核评价里几乎没有涉及到教师的医学人文教育的考评。

（三）高职医学院校课业繁重，学习时间有限，学生忽视医学人文课程的学习

高职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每周3、4节课的课时量，在校学习时间仅两年，学生的基础知识本身不够牢固，很多学生不仅不能自我消化，更不能自我反思，还导致了疲于应付的局面。同时使得高职医学院校的人文课程因学时紧张而难以跻身教学计划中，加之学校的教育引导强化技能训练，从上至下形成高职医学院校更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学习，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人文医学精神的培育和引导，导致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存在严重的缺失。学校必须开设的医学伦理课程也基本上被边缘化，甚至有的专业没安排，而把医学伦理学变成了选修课。

（四）高职医学院校人文医学教育学科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综合性大学，高职医学院校缺乏一定的人文环境的研究氛围，人文学科相对薄弱，学科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医学人文的课程很少，没有形成体系，仅分散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伦理學中，在课程建设方面也有待完善，特别是理论教学后还没有形成相应的实践教学体系来对应，这也是亟待改善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贺达仁.技术医学时代与高扬科学人文精神[J].医学与哲学，1996，17（11）：566-569.

[2]杨小丽，刘晓村.重型医学人文精神[J].医学教育探索，2006，5（11）：1066-1068.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基于佛教中國化历程的考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质。研究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人文理性这一文化基调的引导下，佛教文化本土化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心性哲学层面的深度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唐初、五代末宋初、明末、民初，这4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文理性的拓展与心性哲学的深化。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人文理性；心性哲学；佛教；道教

文献标志码：A

[GK-2！-2]

在西方文明非常强势的今天，全球化浪潮大有普遍西方化的趋向。有着五千余年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也处于这种浪潮的冲击之下。如何应对这一不可回避的冲击，就需要我们遵循“知己知彼”的指导思想，从更深刻、更实质的层面对中华文化的特质作出客观准确的把握，同时对西方文化的优劣有相当的了解，方能以此为契机，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致于以“花果飘零”为结局①[1]。

中华文化的特质有其主线，这就是自西周以来所确立的人文理性精神，历经长时期、多阶段的发展与积累，又经多番考验与转化、升华，最终提炼浓缩为以理学面貌出现的心性哲学。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各方面因素固然有很多，其间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潮的更替演变等等。然而当务之急在于，我们今日思考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质，回过头再来看中华文化时，能否注意到其最为深刻的差异在哪里？笔者认为，二者在宗教与哲学整体思路上的差异特别明显。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揭示的那样，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存在—神学”[2]的传统。这与中华文化在发展路径上明显不同②。在这样理解的前提下，笔者想要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印度佛教，在中华人文理性向心性哲学的转化过程中，会起到何样的作用。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漫长，很早就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佛学走上独立的道路是以两晋之际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的[3]。可以想象，其历史发展及其影响也会是相当深远的，更不用说学人所熟知的禅宗兴起与三教合流的历史现实了。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兴致于探索一

个问题：佛教与中华人文理性的互动，究竟是怎么实现的，结局到底为何？

①参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之“中华民族花果飘零”节。方东美曾激切地这样说，“拿空袋子装外来思想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先有高度智慧，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法乎上，视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使双方长处都能显出来，道家与佛家的结合过程不是今天高倡全盘西化的人所知道的。”

②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也反复而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一、中华人文理性及其历史境遇

张岂之在《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中，对中华人文理性精神有凝练的概括和梳理，他认为，人文化成展示了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体现出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天人之际为艰苦探索精神之体现，厚德载物为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体现出文化会通的精神，经世致用为敢于担当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的信念是这一切的动力[4]。以人文理性精神来把握整个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客观公正的做法。

设若我们从本文决定入手的角度出发，即就佛教的宗教与哲学性格方面有关佛教文化的宗教与哲学性格的争论，欧阳竞无、方东美等学者皆有相关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能够佐证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之发展演变的意气相投性。，探索其与中国文化发展之影响，以及中国固有文化精神对其提出的要求，或许就能够从某个侧面对中华人文理性精神之发展演变有更为恳切的理解。方东美曾这样说：“在中国，宗教的本质就是伦理。一开始便是以理性开明的伦理文化代替神秘宗教。而中国文化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经大致定型了：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直到东汉佛教传入，情况才稍有改变。大体说来，整个中国哲学是以理性主义为主要部分；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适应，就像佛教如果不哲学化的话，早就亡了，像波斯教、祆教、景教在中国早已成为史迹便是明证”笔者认为，“绝地天通”后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诉求并未泯灭，而是以某种变化身的方式透露出来。比如说，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就是这样一种变化的方式。如果依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人们的宗教情绪源于对整个社会的恐惧或崇拜的话，韩非子将这种宗教情绪向君主集权方向的转化就更具有学术探讨的意义。[1]。方东美的这一番话，让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认识是，中华固有文化精神对外来文化有其基本的要求，换句话说，中华人文理性精神是一条底线，乃不可跨越的界限。作为中华文化之化身与传承者的历代士人，就是这样一种充溢着人文理性精神气质的存在者。

然而从具体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中华人文理性精神看作一条弹簧或松紧带，它不是一成不变地沉静延伸，而是不时充满了张力。笔者无意对其做细致的叙说，只愿从几个比较显明的点来做一番描述。春秋战国诸子并鸣时代结束，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在汉代思潮中出现一股逆流，这就是谶纬神学。谶纬神学的流行与董仲舒的学说有很大的关系。天人感应的看法本来是与早期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警示意图相关，即通过不同“德”的确立，以求得历史潮流的顺应。阴阳五行再加上天人感应，汉代后期社会的发展出现混乱，当人们将未来寄托于某些奇异事物的启示上时，理性精神明显是消退了。这种思潮再往下发展，人文性的因素也会丧失殆尽。当政治合法性再寄期望于此类事物时，政治之清明与否可想而知。金春峰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学虽有宗教的作用，但它重人事、重现实、重社会公德和祖先业绩的精神，和宗教对彼岸世界的超现实信仰是相矛盾的。然而在谶纬中，儒学却演变为粗俗的神学形式。从表面看来，真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正式的宗教”[5]。金春峰认为谶纬“眼光卑下，心灵污浊”，人文精神变得淡漠，理性精神开始丧失。中华人文理性精神这一松紧带在这里被拉伸开来，几乎就要崩断了。

显然，此类状况在中国历史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如五代十国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正如方东美指出的那样，两汉时期是“政治武功昌明，精神却很堕落”的时期，没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只有一批穿凿附会的儒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也非一帆风顺，方东美所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黑暗，社会崩溃”，甚至鸦片战争后的“青年的文化意识、民族精神、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1]，虽带有激进的意味，却也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在这样的一些时代，中华人文理性精神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只要看一下欧阳修所编撰的《新五代史》等，就能够见其一斑。幸赖我们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批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有侯外庐所言的一批批“异端思想家”的崛起，中华人文理性精神才不绝如缕，甚至在历史反思之基础上有更高的发展与实现。新道家、新儒学皆为优秀的代表思潮。

时至今日，这种人文理性精神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想要着重探讨的是，中华人文理性精神如何进一步丰富为宋明时代确定下来的心性学说，且佛教文化在中华人文理性的发展演变史上到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二、佛教与中华人文理性的心性哲学转化

笔者认为，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的核心指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最为突出的总结与表达。中华人文理性精神是心性哲学或心性学的根基，心性哲学是人文理性精神的丰富化与动力之源。中国心性哲学的发展有其标志性的转折点与特征，尤其与中国佛教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除了自身内容的传播外，佛教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而言，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佛教内部在思路上的差异性，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思维空间。。佛教文化真正融入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知识结构的重要一环，其突出的表现也正归因于心性哲学的高扬。

任继愈曾指出，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心性化走向有重大影响[3]。荒木见悟指出：“在先秦的古典中，‘心’一词虽经常出现，但并不等于‘心学’这一术语。心学一词多半是因佛教传来，由佛学内部产生出来的。”[67]方立天也指出：“先秦儒家心性学说虽然也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但是不够细腻、深刻，缺乏体系化。”[8]但显而易见的是，佛教心性论的思想资源促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与长足发展。此類研究表明，中国心性哲学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然而，一谈到中国心性哲学，学者们或许马上就会想到陆王心学，再加上陈献章和湛若水等思想家。笔者认为，从对中华文化特质的把握这一角度来看，对于心性哲学的这种认识与界定似乎过于狭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摆脱这种局限性，如金春峰撰写的《朱熹哲学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作者指出，朱熹的哲学实际上是心性哲学，而非原来所截然区分于陆王心学的理学。。正是这个原因，学者们在此等专门化研究上虽有相当程度的进展，然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成果中往往因为缺乏对佛教因素的深度探讨，不仅是一个缺憾，而且是一个短板。比如说，对于唐宋以来那些“出入于释老”的思想家们而言，佛道文化是其成长历程的见证者。北宋以来新儒学各个代表人物，如张载、二程、朱熹、陆王等，他们大多对佛道文化有批评，然而，如果我们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对其间的佛教因素有忽略或故意的敌视，则不仅违背了历史的客观现实，而且在研究成果上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心性哲学虽有高度的自觉，但未能对佛教文化的价值给予客观的评价，仍有将佛教文化排斥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嫌疑尽管如此，牟宗三等对于天台佛学和禅宗还是有强烈的好感。笔者认为，中国佛教内部的差异，实际上对于新儒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们对比一下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学说，从某些方面来说，只是何种形式的圆教儒学而已。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曾对湛若水说：“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瑞士学者耿宁将之理解为“王阳明担心人们不是在人的意识的具体被给予方式中理解‘事物’，亦即不是将它们理解为各种实践的基础与任务，而是在单纯的理论观点中从它们的主观环境中抽象出来，将它们理解为‘外在的（客观的）自在之物’。”（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如果我们此时想一下天台佛学与华严佛学是如何争论圆教问题的话，对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差异应当会有更恰当的理解，物质文化有继承发展的一面，思想文化同样如此。[9]。相比之下，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岛田虔次等人的研究对佛教与中国心性哲学的发展则有借鉴的价值。因此，心性哲学的界定不可过窄，如果离开了这一提法，我们可能就很难把捉唐宋以后中国文化成熟化的特质所在。

中国佛教发展历史悠久，经历了与中国固有儒道文化的论衡争鸣后，逐步摆脱其外来文化的特征，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佛教文化与中华人文理性的关系而言，笔者以为，从心性哲学的角度入手对于这一问题来说是比较合适的。这里主要围绕与佛教因素密切相关的4个转折点展开。第一个转折点以隋唐初期佛教心性哲学的理论探讨为重心，其中以天台、华严、禅宗为主；第二个转折点以《宗镜录》为核心，探讨唐宋变革期佛教文化的总结，在“以心为宗”的判释基础上，探究此后宋明儒学类型的可能划分之佛教背景；第三个转折点以明末四大高僧为核心，辨明中国心性哲学烂熟的特征；第四个转折点以谭嗣同等近代思想家为代表，探讨中国传统心性哲学的危机与近代转型。

第一，中国心性哲学的第一个转折点以隋唐初期的佛教哲学为重心。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两汉谶纬神学流弊极大，文化虚无主义几乎成为结论。魏晋玄学兴起，借助道家自然观念的非神学化特质，一改往日思潮的流弊，然而郭象的独化论也显示出固有文化中某些核心观念，如“自然”的观念，在推动社会发展演变上的弱点。隋代以至唐初，中国心性哲学在佛教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创造性的突破格局。显然，与前期的佛教历史相比，这一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不再以胡人为主流，汉地士人成为主体，如智者大师和慧能大师等。天台宗、禅宗最能体现中国心性哲学的原创性。具体来说，这种原创性就是将中国固有的人性论探讨与佛性论探讨结合起来，通过佛教内部理论的发展，将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改变为中国佛教积极的入世精神，去说明现实世界的一切，并思索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加以升华。唯识宗因心识问题的探讨起到辅助作用。三论宗阐发的侧重点在于空假中之“假”的问题，于心性哲学的创见不为主流。

这一时期心性哲学的表达，虽主要以佛教的话语加以表达，但并非惟属佛教内部之事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经众多宗教与历史难题的冲突抉择后，所创生出的文明成果。不同的佛教宗派，由于其圆教思维上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思路，这些不同的思路像一股暗流，涌动于其后的思潮发展中。华严宗与程朱学说，天台宗与陆王的学说，总令人感觉到隋唐时期的这些争论并不是随着改朝换代就结束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新儒学改头换面的方式，再次显现出来。隋唐时期心性论的特点，就是将传统中国原有的朴素世界观转化为心性世界观，价值关注更为明确，社会关系也因佛教心性论的宣扬而丰富，不再只是注目于血缘宗法抑或社会政治关系，而带有一种相互救赎的宗教关系。

第二，中国心性哲学的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唐末五代宋初。在这一时期，心性哲学的总结与高扬以永明延寿法师为代表，尤以《宗镜录》为重心。《宗镜录》融摄隋唐初期以来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成果，将之熔铸为“宗”。“宗”即是心，中国佛教之主流正式向中国心性哲学转变。不难想象，在宋代理学诞生的前夜，永明延寿法师这一著述的时代总结与开创性意义是多么伟大。此后，基于宋仁宗时期的历史机遇，理学思想家人才辈出，儒家文化也因此而生发出灿烂的心性之花。不管是所谓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佛教心性文化的影响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很难理解陆王何以会形成心学的看法，很难与陆王心学达成“心有灵犀一点通”。耿宁也说，即便当今的中国知识阶层，也很难理解“心学”的实质，而心学却是中国文化最有可能向世界提供智慧的一笔宝贵资源。笔者认为，假如不对这一时期佛教义理的内在转变加以关注，这个难题也是很难顺利解决的，甚至是难上加难岛田虔次在其《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荒木见悟在《儒教与佛教》（杜勤、舒志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均指出了这一点。岛田强调“万物一体之仁”对于把握新儒学思潮的重要性，荒木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因此，深刻认识《宗镜录》所体现出的中国佛教所研讨的主题，有助于我们对宋明新儒学思潮的理解。

第三，中国心性哲学的第三个转折点，以明末四大高僧为核心。明末，王阳明心学影响及于佛教界，中国心性哲學展现出一种烂熟的互动渗透状态，其中儒家学者在心性哲学的探讨上，明显占据了时代思想界的上风此时大概已经将中国佛教早期时的夷夏之辩置之脑后了，思想的深刻与透彻性才是衡量高下的标准。。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著述中，我们能够获得的体会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体不自欺的主观意识，才是整个宇宙中最为真实的存在。只有这种主观感受被加以正视，被当做客观的真实时，生命才真正具有了意义。这些看法在佛教界的认识中，也就转换话语为对“心”的强调，佛教在中国对于真如实相的苦苦探索就是对于“心”的探索。明末四大高僧是突出的代表。紫柏真可认为，三教共通之处，就是心，“佛法者，心学也”，不同的只是在于名义而已。云栖祩宏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有批判，可见，佛教心性文化融入中土社会，具有的文化自觉性在此反而更为明显。憨山德清认为，儒家侧重于人，道家侧重于天，这两者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心。藕益智旭认为，佛法的纲领就是“现前一念心性而已”，本来面目无体可言[10]。四大高僧的心性学说，更加彰显出佛教的救世意识，四大高僧的救世呼声，也是对心性哲学泛滥的一种反思。

陈来指出，理学的心性论及其相关的功夫论，实际上就是如何以儒家的有我之境来消化佛道的无我之境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更多凸显为对政治共同体之肯定，自北宋以来，士人在针对佛教基本的缘起理论做出回应的过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突破口。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主要以君子小人的辩论体现出来。。这一历史进程到了明末的时候，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社会后果。在黄宗羲那里，心的公共性意识开始拓展。方以智则认为，通常所说的三教合流问题，结论就是转向儒家学说。新时期的三教合流思潮，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再次反思与整合，是中国文化重心的一次再转移，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传统心学的危机，表达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出路的深度思考。正如方以智所言，“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11]，由此来看，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理性精神仍旧延续下来，但经过佛教文化的洗礼后，这种人文理性精神也有了很大的不同，科学理性的精神开始融入进来，救世的宗教意识也获得了吸纳。人文理性与救世意识的统合，成为这一转折时期心性哲学的任务。

第四，中国心性哲学的第四个转折点，以晚清民国时期为核心。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的格致之学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心性哲学面临着危机与转型。谭嗣同成为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在《仁学》[12]中试图以佛教统合儒耶，认为核心就在于佛教的心性哲学。在这一时期，心性哲学面临着物质层面的冲击，举凡西方的制度文明皆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新的危机意识，思想层面则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最大。在更为内在的层面上，西方宗教哲学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从历史的进程中不难看出，以西方式宗教为号召的救世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如何在旧有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心性哲学上体现则为：向以体用观念探讨为主要框架的方向开始转变。

三、佛教对中华人文理性向心性哲学转化的意义

笔者以为，西方的各种制度在很多方面的确有其优长之处，而且是以严格的法律将之加以保障的。这些事物值得中国学习，但并非难以学习。然而，内在的精神气质却很难学习得来。当前的困境在于，我们很难用西方学术的语言来准确描述中国心性哲学的命脉之所在，主观论、神秘主义等语汇无法刻画中国心性论的实质。正如方东美所言，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都有平等的意识，但对于“平等”的认识是不同的，美国人是讲往下拉平，中国人则是更加重视精神境界上向上提升。更加具体来说，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元曲中所透漏出的情感世界，或许只有对中国文化体验甚深与热爱有加者，才可以在内心产生共鸣与认同。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无法也不可以随意抛弃的。而这些作品所彰显的情感世界、人性认识等等方面，都与心性哲学这一中国文化最为内在的性格相关，也是心性哲学之广泛性认同的表现。心性问题理所应当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总的来说，佛教对于中华人文理性精神向心性哲学的转化，具有如下几点意义。第一，中华人文理性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主流上对这种人文理性精神是有维护的，表现为其宗教性色彩的退化与哲学性色彩的加强。比如说，南宋时期的大慧宗杲禅师等，就具有这种鲜明的性格。他们秉承佛教自身对于诸外道的批评，更加以禅学的创新话语将这种精神加以宣扬，否认创世的上帝之类的思想，也批判神神鬼鬼的巫术迷信陈来、杨国荣等人将之称为神秘意识。，带有某种人文宗教色彩的事物因而就产生出来。对于中华人文理性精神这一条松紧带来说，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缓和其可能的紧张这样一种作用。第二，心性哲学本是佛教自身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向傅新毅就指出了這一点，认为部派佛教自身的这一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在中国文化的境遇下，这一趋向在中华人文理性精神的土壤上更快地获得了实现与转化。佛教心性化的中国化道路触动了中国历代士人的内心，对于中华人文理性精神来说，这是一种丰富化的过程，理性与情感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进一步的结合。佛教文化中所蕴含的慈悲普度的宗教情感，固然与其所强调的解脱智慧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其基本的世界观念相关。作为转化结果的心性哲学，也就在整个世界观等层面上受到佛教文化的内在影响。第三，以中华人文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心性哲学，是中国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核心指向，是民族复兴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张力，就中国文化而言，心性哲学的确面临危机。从各个角度对心性哲学加以研究，都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佛教文化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一环。

四、结语

毋庸讳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特质这一研究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从根本上来说得益于人文理性这一精神纽带，使我们不至于偏离航线而走上极端。而以佛教哲学为切入点的中国心性哲学的高扬，则既巩固了人文理性的基调，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深化与提升。以此为基础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华文化，也展示出开放大度而自信的胸襟。正如唐德刚所说，儒学与佛教是世界上最少排他性的文化，这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开放胸襟的文化底蕴之所在。总而言之，在面对世界诸种文化的今天，只有保持并拓展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命脉的人文理性精神及其心性哲学，或许才能够使我们知道面对抉择如何取舍，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稳妥地推进经济社会的全方面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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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W]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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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W]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DW]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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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W]谭嗣同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58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医学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医学工作者对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严谨求实和理性态度，同时也表现为他们强烈的怀疑批判态度，以吴孟超为例，上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肝脏外科手术普遍采用“低温麻醉法”，手术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吴孟超不迷信经典，他设想如果在病人的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个“闸门”，把血拦截在肝脏外，到一定时间恢复供血，就在这一开一关间歇期切除肿瘤，就可以大大减少出血。这一设想在临床上大获成功，使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吴孟超将此取名为“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这项成果后来在全国推广，并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对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

医学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在医务工作者永不衰竭的创新意识，如郑树森院士在肝移植领域进行了创新，突破了肿瘤直径5厘米的限制，在国际上首次将肿瘤分化程度纳入受体选择标准中，并建立了肝移植技术创新体系，在不影响患者移植后生存率的情况下，扩大了肝癌肝移植受体入选范围，降低了术后肿瘤复发的危险，让更多原本无法进行手术的肝癌病人有了生存的机会。陈秀琳教授在总结传统医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见解，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成功地研制出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养肝益气舒督疗法” ，得到众多患者及医学界的充分肯定。

医学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对病人的价值，即对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病人的权利和需求，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做到第一尊重病人的生命，这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或最根本的思想。第二尊重病人的人格。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医务人员应尊重病人的人格与尊严。第三尊重病人的医疗权利。人人都有平等的医疗权利，医务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病人”，“见死不救”，剥夺病人的医疗权利。

在实际工作中，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对患者怀有悲悯之心，患者就是亲人，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医生不仅要以自己的睿智学识和精良的技术努力去治愈患者，而且要常常去帮助，去安慰。现代医学诊疗设备的不断发展，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 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设备，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这种单纯依靠技术的方法是不够的，B超、CT随时可能会出现误差，只有对病人亲自查体才能判断准确他们的病情。在现代医学中，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的任何一方面缺一不可，医疗科学技术为患者的疾患痊愈提供物质保证，医学人文精神为患者的心身康复提供精神支持;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关怀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和社会调适;医学技术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关怀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

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 ,医学人文中交织着医学科学技术的维度 ,医学科学中蕴涵着医学人文的精髓。医学工作者在追寻医学科学的过程中 必须要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其中去。只有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恰当融合 ,才能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从“精神关怀”的层面看，随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人类大致经历了神本、物本和人本三种思想形态，或

三种思想形态同时存在的现象。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它们的侧重有所不同。在史前，人类的生存条件还十分

恶劣，那时的社会思想主要还是物本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由于人类在早期与自然抗衡中薄弱的自身力量，因而必须

依靠“神”以获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从物本到神本思想形态的转变，从神本到人本思想形态的转变，都经

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西方，中世纪教廷的神权统治时期，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达到顶峰。在中国，至少从夏启开始

就实行了神本的专制统治。而这种神本思想的统治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了清末甚至当代。在经过漫长的神本思想的发

展之后，人的力量得到了逐步的壮大，人们对“神”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的理性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逐渐发生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转移，人们反抗与挣脱“神权”统治的愿望日益增强。一旦历史条件成熟，人本就

必然会取代神本，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的精神存在形态，物本、神本和人本这三种精神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交叉存在和发展的，并

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思想形态所体现的特征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物本思想在史前的社会主要体现为弱肉

强食，而在当代社会则可能主要体现为拜金、纵欲、价值虚无主义;神本思想在中世纪主要体现为对某种“天理”、“教条”的盲目遵从，而在当代则可能体现为另一种思想的专制统治，如科学主义等。中国社会在实现由神本向人本

思想的转变，较之西方社会显得更为复杂与缓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多少有一定的启蒙运动和反神本性质的作用。即使在五四运动那个年代，也是同时

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具有人本主义性质的思想来反对神权的专制统治。在我们复兴民族的当代，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反

对封建，反对神权，反对伪科学，是绝对必要的。但决不能举“科学主义”这杆极端的旗帜，决不能用“科学主义”代替科学、代替科学精神，不能“以讹制误”，它会误国误民。

科学主义以经验证实原则划分科学与非科学，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满足经验证实原则，也就是只有自然科学才

是科学。他们强调尊重科学，但把科学当做知识的唯一来源，把科学与人文和社会实践绝对对立起来，这就走到了极

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必然走向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强调狭隘的功利性是科学主义者另一个主要特点。科学和技

术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的目的，具有某种工具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也

有其他价值，如伦理和道德价值、人道价值等。因此，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置科学技术的其他价值于不顾，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爱因斯坦在对学生的演讲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

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要尊重科学，也要认清理性的局限，克服对科学的片面理解，重塑当代科学精神。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

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由的精神。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算计利害”已成了时代特征，这正是我们民族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科学精神。

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最初的和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所遭遇的最基本的矛盾。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马克思又指出,人不是某种驯服的自然能力,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主体出现的。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增强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和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物种等一系列问题日趋引人关注，并以“天灾”方式表现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及发展的极限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阶层、民族、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等，并未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消失或减弱，而是以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式存在，并时常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信仰的冲突、理想的迷失、情感的漠视、行为的失范等种种现象被叫做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把这些现代病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文明及人文精神滞后于科学发展和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来说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导致的后果。

重塑当代民族的科学精神，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看作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要与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文文化交融和结合。要达到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其前提便是在对人文与科学的全面理解中塑造当代人类精神，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健康互动与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成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健康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基础。立足当代人类实践，致力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体现。

要防止或克服高科技可能带来的非人化后果，有必要大力发展人文文化，强化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当代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才更清晰和准确，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就是要强化人对于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真善美在观念中的统一，最终是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巩固和实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活动的水平和方式有其时代性特点，真善美的统一也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水平。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化过程，是包含着真、善、美的人类精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学校艺术教育中渗透地方人文精神元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美术价值目标与符合初中美术课程标准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人文精神渗透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渗透人文精神的益处。并从了解东阳历史名人、感悟东阳艺术家的“人文精神”、 将东阳民间艺术元素引入以及引领实践、勇于创新等方面论述了学校艺术教育渗透地方人文精神元素教学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艺术教育人文精神元素民族艺术

一、人文精神渗透教育势在必行

1、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前，东阳市委、市府审时度势、针对当今社会人文精神弱化、道德理性滑坡的倾向，顺应东阳社会发展而发起“东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在三乡大地如火如荼而又有条不紊地展开。教育是上层建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的艺术教育也应顺应潮流，渗透人文精神教学，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2、是实现美术教育价值目标的要求：

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民族艺术越来越得到重视。艺术教育的价值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要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二是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说前者着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那后者就是在于观念的形成。要让优秀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就需要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启发思维，培养 创新意识;而提倡民族艺术，是希望在民族艺术的发展中加入时代感，让学生更好地建立民族的自尊心。

3、符合初中美术课程标准的要求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在选择教学内容的原则中要求：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注意联系学生生活的实际，要按 10-20% 的课时比例补充乡土内容，以反映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初中美术课程标准“基本理念”指出，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为促进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人文精神渗透教学必有所得

由于应试教育等多种原因，当今学生很少了解家乡。不知道家乡“艺术”，更不知“人文精神“。调查发现：有相当学生不清楚东阳处在浙江省的哪个位置;不清楚市内有多少个镇、乡和街道;不知道东阳迄今已有多久历史;不知道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有位用“自己的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邵飘萍;物理学家，我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的严济慈也日渐陌生;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的主人翁，长达50年的生活历程，为植物学、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无数贡献，

可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东阳骄子蔡希陶;有60%的学生说不准 “三乡”的具体内容，更不知道东阳有多少“工艺美术师、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更不了解东阳人文精神。

今天的初中生，很快就是东阳的建设者，只有了解东阳，才能立志勤奋学习、回报家乡、做好“东阳人”。补上这一课，对学生、对社会无疑是“及时雨”。 东阳的民间艺术是东阳乡土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民间艺术元素的教学更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东阳的民族文化精神;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三，在学校艺术教育渗透地方人文精神元素教学的方法

1，了解东阳历史名人

东阳是“龙的故乡”。不但具有悠久历史，且艺人辈出。二十世纪至今，如著名美术家王之英，深受徐悲鸿指染，擅长于画人物、肖像画和风景画。50-70年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等地画伟人像的金石;笛艺生涯70年，人称“笛王”的赵松庭。文革后，刻苦学习美术、自学成才，现为上海市美术协会副主席、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的卢辅圣。他们都是挂着东阳名片的全国艺术界的“精英”，他们艺高品更高，他们无不蕴藏着一种无价的高尚的情操，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东阳人文精神”。

2，感悟东阳艺术家的“人文精神”

卢辅圣的《故乡重影》、郑金城的《山村情》、任龙魁的《老屋的泪水》、吴季生的《老家印象》、蒋天耕的《深山美人》、张杨明的《江南民居数东阳》欣赏这些东阳画家画东阳的一张张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力作，让学生用心去感悟画家们真真切切的家乡情怀。正如蒋天耕先生在(代序)中所述：“画家，对于家乡可以用最苛刻、最贪婪的眼光来审视、评判。然而用最宽容、最热烈的笔触来描绘、宣扬，因为她无论是地理上的错觉，还是心理上的虚幻总是位居中央。”“感谢画家深入到东阳毛孔里用心触摸了东阳的肌理，并且展现了东阳的肌理，但愿能诱引大家欣赏东阳、创造东阳、享受东阳”这正是东阳艺术人的内心表白，这正是东阳艺术家的人文精神之所在。

3，将东阳民间艺术元素引入

东阳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艺术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为学校加强地方乡土教材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美术课程改革还要求在各册设计中留有20%左右的课时，由老师根据本地区、本校师生的实际需要安排教学。我早在1990年就加入了浙江省根艺研究会，根艺作品多次在省级拿过大奖。我利用自身优势，把“根艺”搬上了课堂。还在课堂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八面山传奇》。根据横店八面山金水牛的传说而作的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的横店人不畏艰难、敢为人先、造福百姓的创业精神，感动了佛主，放出了金牛。

直观的教学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我详细地把根艺制作的要领以及步骤介绍给学生，让他们明白“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还其自然”的创作理念。

4，引领实践、勇于创新

平时指导学生创作，我常启发学生，作品应体现时代精神、体现地方特色，要怀着一颗热爱家乡、宣传家乡、表现家乡的“家乡情怀”，让自己融入到社会，作品应该体现时代与地方风貌。去年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学生包素洁的根艺《盼》获全国一等奖;本人获指导教师一等奖;第八届全国中小学生美术作品比赛，方俊萍同学的作品获“铜奖”;2008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有两位同学取得“西画B级”证书。最近，从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的以“祖国，校园”为主题的第14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又传来佳音，我校申屠笑笑的《青春风采服装设计，我的最爱》荣获一等奖;方雅倩的《外婆家》荣获二等奖;马伊婷的《我 和小鹿共成长》、申屠诗晴的《哺》两件根艺作品又都获得二等奖。

四，结语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美术教学引入人文精神元素的教学，将定会使广大学生在学得一定绘画技术和美术知识的同时，还学会了互相学习，互相合作，共同提高，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自己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人格情感和良好的思维品德，从小知道东阳情，立志做“东阳人”，为振兴东阳艺术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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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屠华浙江东阳防军初中 E-mail:

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 德育本身融合在人文教育之中。所谓人文教育, 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 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 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所以人文教育是人性教育, 是使人“成人”的教育。而人性的境界有高下之别, 人文教育要把引导学生做一个高尚的有品德的人作为努力的方向, 这正与我们德育目标是相通的。德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的德性, 使学生“成人”, 成就一个有美好人格的人。另外, 人文教育是要促进受教育者人性境界提升, 而非培养专业工作者, 其核心是涵养和充实人文精神。从这一意义来说, 其实人文教育包含渗透着德育教育, 融会其中, 把德育推向了一个更高更广的境界。所以, 我们只有在这种融会之中, 才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的目标。

其次, 德育的内化离不开深远的人文精神与情怀。德育培养人心灵境界, 在当今社会人们似乎更现实地看重能给之带来实在利益的东西:专业知识技能、职业、金钱、成功之道等, 却淡没了做为一个有理想有情操有德性的人所该有的本性和思想境界。当我们充满激情地给学生讲人生, 讲历史, 讲思想, 讲精神时, 对方却时常表现出一种迷茫, 不解, 无所谓甚至是排斥。其实并非学生们不懂道理, 只是其身上缺乏一种涵养, 一种境界能把这道理融入自己的成长和生活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 人文素质。它包括文化品位, 审美情趣, 心理素养, 人生态度, 道德修养, 爱国, 价值观, 人生观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育的培养是离不开人文精神之境界的。试想, 一个不懂审美的人如何会有真爱, 有美好的追求, 有想象和创造?一个不懂历史的人又如何能懂现在和将来?一个精神文化匮乏的人如何成长为有意义的人?我们的德育教育若没有广博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作为积淀, 就如同给机器人讲政治, 结果当然可知。所以, 德育呼唤人文精神和情怀, 正如国家提出的“以人为本”。在德育教育中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教育和关怀, 才能找回纯真的心, 重树自尊, 自爱, 自信, 自强;才能明辨是非自觉地认识到该做什么, 如何做;不再迷茫堕落, 建立起一颗博爱感恩的心, 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心胸豁达, 开阔, 坦荡地去做一个有意义之人。德育内化之真正实现就在于此。

德育需要人文精神, 但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教书育人以及课堂教学实践中有效实施开来。以下几点我想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 德育应着眼于社会生活实践, 加强精神生活感悟。德育过程是在生活实践中展开的, 实践是一切成长的源泉。德育首先应紧贴生活, 不光是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今天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以新的思想, 传统的思想品质教育准则已不再成为学生认可并乐于接受的生活基本准则。长期的德育教育过于理论化, 更多进行着与当下青年学生真实生活并无太多关联的说教和活动, 更缺乏精神生活实践的关心和引导。青年人游离在物质世界与网络世界中, 精神生活匮乏造成人文素养的缺失, 使得德育教育对其道德培养的影响削弱。面对这个时代的青年, 思想教育应在紧贴生活基础上, 关注学生各方面实践, 精神和内心需要真实生动有效地展开而非说教。不要总抱怨学生不爱听大道理, 想想谁会需要空洞的说教呢?时常在书店看到家长给孩子买各种成长教育的书, 有一种《小故事, 大道理》系列的书很受欢迎, 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来源于实践, 生动, 鲜活, 是生活理想的牵涉, 很自然能融入人的内心。因此, 德育教育要首先给青年人以精神生活的关注理解和正确引导。

第二, 德育教育要体现人文关怀, 实施人性化教育。教育本来是人的教育, 而人不同于某一产品, 不能用固定的套路模式去造就。人的个性在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尽管我们现在有了克隆技术, 但它也仅仅能克隆一样基因一样长相的人, 却克隆不了一样的人格, 精神。以人为本是人文教育的的要求, 也是德育的要求。德育是对人道德品质的培养, 并不是培养成功摸式。德育首先要做得是对每个受教育者的充分尊重, 关怀和理解, 引导其树立自我, 构建人生。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缺少和学生真正的沟通了解。我们的学生为什么问题重重?回头想想, 家长老师往往对他们成长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与理解, 更多时是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加于他们, 也把社会现实和各种压力施加给了他们。现在教育的功利化意识太强了, 更多强调专业技能, 职业, 竞争, 有用性成了人才培养的标准而忽视了人性。于丹教授讲过;“真正的学习在今天的社会不是一种传承而是创造, 我们不应把人脑变成电脑的硬盘, 变成教条的手册, 而是要把它变成自我人生的一种激情, 一种梦想, 才能激发出动力, 创造力。”她举了个很感人的例子:一个美国小男孩在一个下雨的天里跑着, 当他妈妈叫他吃晚饭时, 他说:“妈妈, 我要跳到月球上去了。”如果是我们教育孩子, 肯定免不了一顿暴打或责骂, 但这位妈妈没有, 却说:“你快从月球上回来吃饭吧。”这个男孩后来就是1969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当他从太空回来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 从月球上回来了, 我要吃晚饭。”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了德育教育中其实就需要这位妈妈对孩子成长的那种尊重。现在提倡“以人为本”, 德育教育正是要回归人性化教育, 深入每个不同的人, 每个不同的方面给予尽可能的人文关怀, 尊重, 理解和宽容, 从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去引导学生塑造健康完满和谐的人格。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或工具。“和谐的人”是有生活有精神有情怀的人, 才是有益于社会的人, 才是德育要成就之人。

第三, 在德育教学实践中努力营造人文氛围, 加强人文精神熏陶, 提高人文素质。有人说现在职业院校的学习环境书卷味淡了, 烟酒味浓了。的却, 看看我们身边的学生, 有多少人掌握人文历史, 有多少人热爱文学艺术, 有多少人关注社会时政?而又有多少人满身烟酒味地追逐时尚, 又有多少人沉静在网络游戏中不可自拔?现时代多种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学习环境多了很多功利性的物质性的东西, 人文素质和涵养却没有提高, 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使得心灵的成长有了变形, 有的随波逐流, 有的自暴自弃等等。而此时死板的德育教导已经深入不了他们内心, 很难产生心灵的共鸣。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 营造一个有利于心灵健康成长的精神摇篮。只有人文素养提高了, 德育课堂的诸多理论精髓才能真正理解, 才能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其实, 我们讲政治, 经济, 法律, 哲学本身的目的也是在提升人的涵养和素质。德育的更好实行需

稿件要求:

1、稿件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2、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统计学符号须按国家标准《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规定书写。3、所有文章标题字符数在20字以内。

4、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

6、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表格设计要合理, 推荐使用三线表。7、图片要清晰, 注明图号。投稿说明:

1、来稿一律使用Word排版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以2700字左右为宜, 并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 严禁抄袭, 文责自负, 请勿一稿多投,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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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导报》稿件要求及投稿说明

要在充满人文精神的大环境下给予潜移默化地熏陶, 滋润。我们应多利用生活有效元素, 采用灵活的教学模式, 配套更多的活动方式努力营造人文氛围, 让同学们逐渐弥补和丰富缺失的东西, 提升人文素养, 才能提高领悟力, 从而使认识得到升华, 再加以正确引导, 德育的效果才会有效出来。很多时候, 自然而然地感染要比一千一万次的说讲更有效。就如我们看奥运会开幕式, 不论你什么文化背景, 都会被中国厚重的人文底蕴所感染, 每个人对祖国深深的情感都会被瞬间激发, 升腾;同样, 当大家实情实景感受抗震救灾的壮烈时, 什么是爱国主义, 人生价值, 奉献, 团结, 感恩, 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活生生的教材, 在生活中这些元素其实很多, 只是我们的学生由于人文环境的缺失目光越来越狭窄, 就象罗丹说的世界上不是没有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教育者有责任有义务去弥补这些缺失, 要丰富教学手段, 开展主题课堂, 课外借助书籍, 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和生活实践活动等各种资源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扩展视野。通过多读书尤其是经典作品来提高审美水平, 领悟力;多关注社会时政培养社会觉悟, 责任心;多接受传统文化儒道伦理的熏陶以开阔其心胸, 陶冶其情操, 使其逐渐养成对父母孝, 对师长尊, 对他人仁。我们的德育教育太需要这样的人文氛围了, 当然, 这需要家庭, 学校, 社会综合一体去构建, 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环境下成长, 做人, 构筑健康人格。

最后, 加强教师自身人文素质的提高。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更需要人文素质高的老师引导。德育教学中要想真正达到教书育人目的, 就时刻要求教师从各方面提升自身的人文涵养和素质。一个拥有博大人文涵养和人文情怀的教育者, 才能真正带给学生无限的人文关怀, 才能靠伟大的人格魅力让学生有认同感, 信任感, 亲切感, 才能在师生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 达到教书育人效果。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很受感动: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为了激励自己在家待业的孙子重拾信心找工作, 她自己亲自到社会上求职应聘。这种责任感和人格感召力很值得我们学习。我想, 要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效果, 首先要从我们教师自身做起, 这是责任, 也是使命。

总之, 人文精神是现代社会公正, 文明, 健康, 和谐等社会目标的支撑点, 也是现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作为德育教师, 应顺应时代发展, 促进德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 引导学生关注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培养人文精神与情怀。爱因斯坦说:“优秀的性格的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 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格的伟大。”德育就是要在人文精神的滋润下构筑这一伟大的人格。新时期下的德育教育始终呼唤着博大而厚重的人文精神与情怀。

摘要：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 新时期精神是现代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和谐的动力。德育教育要在博大的人文精神和情怀的滋养下构筑青年学生健康完满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