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精选8篇）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第1篇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伦理思考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方面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也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类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赋予科学技术以人文关怀.社会各界都在致力于寻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之链.

作 者：李霞玲 李诗和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64刊 名：科技创业月刊英文刊名：PIONEERING WITH SCIENCE & TECHNOLOGY MONTHLY年，卷(期)：2004“”(7)分类号：B82关键词：科学文化 人文文化 伦理价值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第2篇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本性区别及统一的可能性

“人文文化”应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种种无根据地扩充人文精神意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本性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两种文化的统一必须立足于它们对人性的完满实现所能做的`贡献,进而通过哲学的平台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最终在人性上实现两者的统一.

作 者：刘玲 LIU Ling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62 刊 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 年，卷(期)：2006 11(5) 分类号：G04 关键词：科学文化   人文   哲学  

小学科学化和人文化管理的实施 第3篇

一、小学科学化与人文化管理的分析

文化一词最初来源于“观平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一句, 意思就是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要将“人文”因素纳入到教育的参考范围内。

1.小学的科学化管理

小学教学过程中落实科学化管理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终身发展为基本的考虑因素, 加大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以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作为小学科学化管理的依据;始终坚持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 对学校的日常教育给予科学的指导。在努力实现小学科学化管理的过程中, 要始终加强学习型组织的构建, 对于学校的日常管理给予具体的指导、评价与监督, 以实现对学校日常管理的具体化指导。对于学校教职工的管理, 则要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上, 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 以提高学校教学水平为主要目标, 确定学校更高效的管理措施。

2.小学的人文化管理

小学教育管理的人文化模式, 要始终坚持“以人文本”的管理目标和宗旨, 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而健康发展为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 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要求广大教职工在教育的过程中加强自身人格魅力、崇高品质的培养, 对教职工开展一定的文化教育, 以提高教职工服务于教育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积极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二、落实小学科学化与人文化管理的措施

1.提高教师教学的创新意识, 深化教育科研改革

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多少知识, 而是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 真正做到“授之以渔”。因而必须提高教师教学的创新意识, 深化教育科研改革的力度, 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 注重对教学大纲和理论知识的学习, 及时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 引导教师集中学习新课改理念, 抛弃传统的、陈旧的教师观、学生观和教学观, 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更好地贯彻落实新课改。

2.加强对教师的指导与培训, 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是小学科学化与人文化管理的重点, 同时也是现代教育理念革新的重点。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保证, 因而必须加强对教师的指导与培训, 大力支持教师进行短期、定期的进修, 为教师的培训和进修提供种种便利, 如, 在准假制度上要适当放宽标准, 要大力提倡教职工的读书与学习活动等。

3.重视学校人文环境建设

重视学校人文环境的建设,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方针, 结合理论上研究课, 逐步建立并完善三级教学与研究网络, 由校级中心教学与研究组设立并指导全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在全校区设立语文、数学、艺术、体育、综合学科中心和年级教研组, 以集中推广中心教学与研究小组成果。在每一学期开始的阶段, 校中心教研组都要集中教师设立并开展各阶段的主题活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将新课改要求的教育教学理念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学校要认真挑选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研究, 从而为其他教师的教学提供指导;要结合教育教学主题对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分析重点和难点, 引导教师积极思考,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 将新课程理念应用实处。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 第4篇

关键词：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内在统一；融合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创造的两种基本文化。人文文化是以深刻的人文思想和高尚的人文精神而形成的文化体系，其核心部分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文化精神，人文文化的突出价值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有意义的精神家园。

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依靠科学文化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为人，并演进为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主体：而科学文化也在人文文化的关照和指引下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文化是因为人的存在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离开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照，科学文化的发展就变得毫无意义。科学文化体现的精神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精神，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以及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揭示的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的精神气质等，本身就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这样，我们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中，就看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二、科學文化与人文文化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的本质体现在价值层面上。科学的诸多价值在本质上都是人文的。尤其是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人文意义，它对于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如果说，现代科技革命为人类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的话，那么，现代高科技正在将人类带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从而使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人文价值更加趋于一致。现代高科技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以及由其引发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科学具有无比巨大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也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最好印证。

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深层底蕴和价值取向上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共同的目标指向是人类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都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中也含有科学文化。完全脱离了人文文化的科学文化是不存在的，完全脱离了科学文化的人文文化也是不存在的。摆脱人类文化的危机，其出路在于重新审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维关系，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两者如何融合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重塑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要达到对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通与共建、其前提便是在对人文与科学的全面理解中塑造当代人类精神，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健康互动与协调发展。重塑当代科学文化，需要一种大科学观，要把科学文化之精神看作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重塑当代人文文化，需要从科学与人文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超越于对人文文化的片面和狭隘理解。实现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通，在实践层面，我们要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在科学层面上，要在自然一人一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

从人的价值取向来看，强调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通与共建，就是要强化人对于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真善美在观念中的统一，最终是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巩固和实现的。在人们的实际活动中，对真善美的统一追求通过动机、方式与效果的内在统一性而在活动的发起、在实践过程的推进中得到贯彻，并在活动的结果中得到表现和实现。

（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中实现文理渗透

要从过去的专才教育转变到全面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要求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实现文理渗透，创办综合性大学。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人的培养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科学的变革揭示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打破了各学科之间壁垒分明的界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更加紧密地联盟创造了条件。在完善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中，要求学生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并进的原则、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原则、统一性与多样性相协调的原则、爱国思想与世界意识相配合的原则等，转变学习观念，把由注重书本知识转向书本知识与活动实践并重，变课堂学习为全方位学习，变被动的积累性学习为主动的研究性学习等。要求既注重基本知识掌握，又鼓励学生追求卓越；既注重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全面发展；既注重专业培养，又注重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塑造等。通过努力学习与积极锻炼，引导广大学生努力成长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弘扬者，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者。

参考文献：

[1] [英]IP. C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M].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第5篇

“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10月11日（周六）

地点：西溪校区邵科馆一楼会议室 09:00-09:30 开幕式

主持：孔令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致辞：罗卫东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

Vincent Gossaert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连晓鸣

浙江省社科联巡视员

廖可斌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10:00-12:00 主题报告

主持：吕洪年（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发言：一百年来杭州道教的发展（浙江省道教协会 高信一）

近现代中国城市的道士与庙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Vincent Gossaert）浙江全真道龙门派及其道乐“十方韵”（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徐宏图）道教与人类发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孔令宏）

14:00-15:40 分组讨论

专题会议一：一百年来广州道士与道庙的关系研究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主楼三楼研究活动中心 主持：Xin Liu（美国Rutgers大学）发言：Chitim Lai（香港中文大学）

Yau Chi-on（香港中文大学）

Adeline Herrou（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题会议二：浙江道教研究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主楼二楼会议室

主持：朱晓鹏（杭州师范大学）钱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言：百年上海的道庙与道士（上海市道教协会

张振国）

道教视野中的财神菩萨（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吕洪年）论道教中的地狱究竟是什么概念——美国传教士用老照片所记录1914年的一个杭州阎罗殿（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沈弘）

16:00-17:40 分组讨论

专题会议三：一百年来武汉道士与道庙的关系研究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主楼三楼研究活动中心 主持：王平（湖北省道教协会）发言：Xin Liu（美国Rutgers大学）

梅莉（华中师范大学）孟应仙（南阳市道教协会）专题会议四：浙江道教研究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主楼二楼会议室

主持：沈弘（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张振国（上海市道教协会）

发言：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钱明）

地方道士的职业生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祁刚）张天师东部事迹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韩松涛）《敦煌靈寶經語言研究》的初步設想（浙江财经学院 叶贵良）

10月12日（周日）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主楼三楼研究活动中心 08:30-10:50

专题会议五：一百年来武汉道士与道庙的关系研究 主持：高信一（浙江省道教协会）

发言：孔令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方

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韩松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Julie Remoiville（法国高等实践学院）11:10-11:40 闭幕式

主持：Chitim Lai（香港中文大学）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第6篇

科技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科学与人文在思维、实践过程中的统一

本文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技术与语言文字以及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为例,分析了科学与人文在思维、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性.

作 者：文健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62刊 名：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211(1)分类号：B023关键词：科技 人文 实践 统一

洛阳人文文化 第7篇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头。洛阳人文文化长期作为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研究洛阳人文文化，对于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彰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洛阳人文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洛阳人文文化的叙述，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洛阳地方专著中已有不同层面的呈现。对其综合概括，可知洛阳人文文化有八大要点：

1.洛阳是“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思想与五帝和夏商时期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中国先民看来，作为空间之宇宙是规范而有序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轴心。这样的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时，在部落或酋邦时代，人们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构想世界秩序。相传黄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夏代据《禹贡》记载，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央。商朝以五方观念将全国政治疆域划分为五方，商王直接统治区居中，号称“中商”。五帝和夏商时期形成的“尚中”观念，成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以及阴阳五行术之源。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图洛书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由此，洛阳一带称为“中土”或“土中”，后来河南省也被称为“中州”或“中原”。《史记•货殖列传》说：“ 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地带。据考证，洛阳被视作“天下之中”的观念，应该说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来洛阳地区先后发掘出的夏、商都城遗址皆去成周遗址不远，这决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袭先朝观念的明证。

洛阳为“天下之中”，是周公营建洛邑时明确提出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他在陈述选择洛阳地区兴建成周时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逸周书•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这里周公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和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是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周公营建洛邑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理论，遂使其成为一种建都选址的重要标准，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间概念上升到伦理范畴和方法论的高度。《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里，“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

“天下之中”是汉唐之间列朝都洛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公营洛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西周以来，“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引导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西汉开国，因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刘邦最初以洛阳为都。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决定迁都洛阳，“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东汉刘秀“复帝祚，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他不仅是看中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优势，既继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节俭，实行德政，也便于利用洛阳本身所积淀的政治文化，推行国策。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得到汉族统治者的认可，也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认同，其建都洛阳的行为，实际上也成为其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迁都于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孝文帝“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以此争取在华夏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位置，确立北魏政权在华夏的正统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长安，隋炀帝即位后，决定营建新都，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阳，就看中了“此都中兹宇宙，通赋 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的“天下之中”地位，将洛阳宫改称东都，并定东西都所在官员阶品相等。武后执政，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其所发布的召诰表明她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自西晋至隋的300年间，战乱不绝，东西、南北之间文化形态差异日渐显现。无论东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质均高于关中。文化上的东西差异、南北隔阂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阳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蕴深厚，又地靠关中，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隋唐建都洛阳，在地理形势上是向东扩展、转移，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力图利用洛阳“天下之中”的文化优势，缩小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这与当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构建统一的周文化体系有着相同旨趣。

“天下之中”是洛阳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因为“天地之中”的理念，对于华夏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以中间、中心对称为美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而且封建社会更是长期借助人们对“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证明与巩固“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天下之中”更情有独钟。“中”，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间上，中代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聚落环境的几何中心。在气象上，中则象征寒暑、干湿适宜的气候环境。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中则象征终极的权力。”“中”成为一个神圣地带，而寻求这个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于确立和证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优越地位，同时剥夺任何边缘地区拥有高峰权力的机会。“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空间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天下之中”是洛阳人文的制高点。中华民族对“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远流长，对洛阳的“天下之中”有一种持续性认同和崇拜，这不仅给洛阳笼罩上一种神奇的向心力，而且还具体化为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经济交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与认定，无论是强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阳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地理优越与人文优越的独特结合，使其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中心、经贸中心和文化中心。

2.洛阳是华夏文明原点

河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带。1957年，在三门峡、陕县、渑 池等地，发掘出土了相当于北京人时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卢氏发现了距今约十万年的原始人头骨化石；1978年还在洛阳市凯旋东路南侧，发现了距今约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40件，并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黄河小浪底库区发现了距今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化石。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证明了河洛地区曾是我国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都在河洛地区有典型的遗存。裴李岗文化，为距今约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孟津县寨根遗址、渑池班村遗址、偃师西高崖遗址、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对岸的长泉遗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发现。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近年来发现的王湾遗址、孙旗屯遗址、锉李遗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证明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涧沿岸和涧西的周山脚下，已经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区，河洛人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龙山文化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活动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带。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余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煤山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生产力有了一次巨大发展，出现了青铜礼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易•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乡。相传，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有个马头龙身的神物从黄河里跃出，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块玉板献给伏羲，玉版上的黑白点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就是河图。伏羲依照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画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于黄河岸边的负图寺（亦名伏羲庙），据说就是当年龙马负图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时，有个神龟从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点数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这就是洛书。大禹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后成为《尚书》中的《洪范篇》。今洛宁县洛河岸边的西长水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相传这里就是当年“神龟贡书”的地方。撩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就可发现它并非天书，也不是陈抟伪造出来的，而是华夏文明史上渊源有之的两部杰作。它不仅在《尚书•顾命》和《洪范篇》中有明确记录，就连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也曾发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河图洛书是以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来构建的原始宇宙图式。河图之数的思想内涵，在《管子•幼宫》、《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素问经•金匮真言论》和《太玄图》等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反映的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五星体系，侧重于自然天道；洛书反映的是北辰为中心的二十八宿体系，侧重于社会人事。河图洛书通过十个自然数字的奇妙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反映。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洛阳原始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它凝结着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仅是我国文字产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的精髓，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迪意义深远。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炎黄二帝生于洛阳。《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战，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族是由少典、有蟜两大氏族部落裂变而来的。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经•中次六经》说：“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毂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据此，平逢山地望应在洛阳西北，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阳平逢山，那么与之通婚的少典氏不应该离此太远，也应在洛阳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战胜蚩尤、炎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建都在洛阳。《吕氏春秋》、《淮南子》、《魏书》等不少典籍都有记载。《山海经•中次三经》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黄帝族作为其后裔也应以蜜蜂为图腾，故称其都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县北部的黄河边，又称南石山，与荆山相邻。荆山为黄帝铸鼎处，《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是国家重器，是王权和国家法律的象征，而铸鼎必于王畿，定鼎必于都城，列鼎必于宗庙。黄帝在洛阳铸鼎，标志着天下的统一。其后，黄帝传位于其孙昌意之子高阳，即为帝颛顼。颛顼传位于黄帝之玄孙高辛，即帝喾。帝喾传位于其子帝挚。帝挚传位于其弟放勋，即帝尧。帝尧传位于颛顼的后代重华，即帝舜。帝舜传位于颛顼的后代文命，即帝禹。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他们缔造了酋邦王国时代的华夏文明。酋邦时代，“天子”为天下共主，而各方国则需要向天子进贡，在军事行动中需要派军队听从天子的调遣，要定期参加天子举行的盟会及其大型祭祀活动。《水经注•洛水下》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垣、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篆字。”《竹书纪年》曰：“黄帝祭于洛水”，帝尧“祭于洛”，“率群众臣沉壁于洛”。《后汉书•五行志》说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由是观之，河洛地带自古是我国先民、帝王们主要的活动中心。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部落活动在洛阳周围，洛阳在华夏文明中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流域，有以洮河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以渭河为中心的老官台文化，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还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对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虽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文明发生的“满天星斗”，但这并不能削弱与动摇炎黄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共识。因此，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原点、中心和根基。

3.洛阳是千年帝都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即夏、商、周，它们先后建都于洛阳地区，形成璀璨夺目的三代文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阳城，今登封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之所在。洛阳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夏本纪•正义》说：“《商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史记•吴起列传》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些文献都表明，洛阳地区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地望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合。二里头遗址在今偃师西南伊洛夹河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内有大型宫殿建筑，大型铸铜遗址，制陶遗迹，出土大量铜器、陶器，文化层堆积丰厚，时间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这与文献记载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为夏朝国都，在夏朝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汤灭掉夏桀以后，把国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带）迁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区——西亳，即今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史载：“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又据《括地志》载：“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师县西十四里。”并云：“尸乡亭在洛阳偃师县，在洛州东南也。”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县城西尸乡沟发现了这座遗址。商代的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时才迁到“隞”（今河南荥阳北）。此后，商都不断迁移，至盘庚又“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总计偃师商城共历十三王，时间长达200余年。

洛阳城的兴建是从周武王灭殷后营建洛邑开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陕西的镐京。周武王灭纣凯旋归来，夜不能寐，因为天下形势尚不稳定，殷商遗民三百六十个氏族并未心悦诚服，使其无法高枕无忧。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决心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对周公所语：“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杜预说三涂在陆浑县南），北望岳鄙（按即黄河北面太行山边都邑之地），顾詹（同瞻）有河，奥詹洛伊（即可以望见黄河，洛河与伊河），毋远天室”。《逸周书•作雒》、《尚书•雒诰》详细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的经过，并迁九鼎于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涧河，东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两岸。城内有太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还有“内阶、玄阶、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为周朝的国都，历经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东迁洛邑。从平王东迁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灭亡，风雨飘摇的东周在这515年的时间里，就是在洛阳度过的。

东汉都洛。西汉王朝建立，刘邦曾初都洛阳三个月，后在娄敬的劝说下，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原因，迁往长安，改洛阳为河南郡郡治。西汉未年，王莽篡权，刘秀反击成功，在成周城遗址之上建立了东汉都城。因为历史上的汉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将“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为“雒”。东汉洛阳城南宫为一个布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有却非殿、崇德殿、九龙殿、嘉德殿、宣德殿、阳明殿等。北宫为汉明帝造，有德阳殿、宣明殿、章台殿、迎春殿等。宫殿台阁之壮观，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记录。东汉王朝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汉献帝于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胁迫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止，时间172年，历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阳为都城的。东汉末年，洛阳城为董卓之乱所焚毁。

魏晋都洛。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曹操势力强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改“雒阳”为洛阳，都洛阳。魏文帝广修宫室，有建始殿、玄武馆、嘉福殿、崇华殿等，筑造了九华台。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曹魏时期比较大的建造活动还有在洛阳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楼、凌云台也是此时的标志性建筑。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灭魏，统一全国，国号晋，历史上称西晋，亦在洛阳建都。西晋沿用了曹魏时的主要建筑，在洛阳宫门 前树立有铜驼、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类设施。城内还建有国子圣堂，《晋书》称其为“礼乐之本”，说明它可能是国子监中祀孔的场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奂，先后5代，以洛阳为都共46年。西晋自武帝司马炎至愍帝司马邺，先后4帝，以洛阳为都52年。魏晋洛阳在永嘉之乱后化为废墟。

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统一了北方，以南伐为名，带领三十万骑兵浩浩荡荡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行至洛阳就驻兵不走了，下诏将国都迁到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还”。孝文帝对魏晋洛阳城进行了扩建，分为外郭、内郭和宫城3部分。内郭城即魏晋旧城。宫城改变了前期南北宫的分散格局，都城内经纬通达，从宫城南出，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庙分布于大道两旁。魏孝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规定鲜卑人一律改籍为洛阳人，说汉话，穿汉服，改称汉姓，提倡儒术。这些措施，稳定了北魏的统治，也促进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从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长安，孝静帝迁都邺城，先后历8帝共40年。这一时代虽然短暂，却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一座伟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为宏伟的寺塔建筑。一部由其同时代人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尽现了北魏洛阳城作为帝王之都与佛教中心的双重繁荣与兴盛。然而，这座盛极一时的伟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屡遭兵毀，渐趋衰落。

隋都洛阳。隋代最初建都于汉长安之东、龙首原之南的六冈之地，称为大兴城。604年，隋炀帝继位，当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阳，并下达了建造新洛阳城的诏书。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与建设的世界级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于汉魏故城西边十余里的地方，东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滨涧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为宫城、皇城、外廓城等。内有辉煌壮观的宫殿，城东北角建有大型官仓，名为“含嘉仓”。隋东都洛阳城，是我国中古时期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名闻中外的一座大都会。然而，由于隋炀帝的暴虐而国祚短暂，所以，若以大业元年新洛阳已建成来计算，至隋末战乱隋炀帝被弑于扬州，洛阳作为隋代都城的时间至多不过15年。隋末战乱，洛阳再遭劫难。

唐都洛阳。唐代初称洛阳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高宗“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品阶并准雍州”。自此洛阳就一直是唐王朝的东都。唐洛阳城，作为一座都城，虽然在地位上略低于西京长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与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运体系，成为唐代帝王经常的驻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洛阳度过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将洛阳城改为“神都城”，将洛阳的皇家禁苑西苑 改为“神都苑”。洛阳神都的这一名号，沿用到唐显宗神龙元年（705年），在这前后20余年的时间中，洛阳几乎成为了事实上的京师之城。这一时期洛阳城中演绎的建筑大戏，如武则天明堂、天堂的营造，都成为古代中国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将洛阳拖进深重灾难之中，其后唐代皇帝就很少驻跸洛阳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温的裹挟下东迁洛阳。尽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动舞台是在长安，但以高宗于显庆二年将洛阳作为东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彻底灭亡，前后也有251年的历史。

后梁、后唐、后晋都洛。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晃迁太庙四室的神主赴洛阳，而称开封为“东都”。这一年后梁对遭到战争重创的洛阳加以修葺，使久经磨难的洛阳恢复了一点元气。后梁自开平元年始，至末帝龙德三年（923年），先后历2帝，洛阳作为帝都时间大约有1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于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阳，下诏书曰：“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这可能是后唐时期洛阳城在久经摧残后的一次复苏。后唐自庄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历4帝，洛阳为帝都14年。后晋石敬瑭以洛阳为短暂帝都，于天福二年（937年）迁都开封，至此后晋都洛阳一年又十一个月。

北宋时期，虽然京师在东京汴梁，洛阳仍称为西京，但这时的洛阳实质上已经不具备都城的地位与功能了。宋以后的洛阳，先是遭金人的战火蹂躏，后来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趋没落，到明清时期已经沦落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

“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以洛阳为中心，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1500余年在这里建都。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古都。如果从中国历史独特的首都、陪都的双都制看，洛阳之为陪都始于西周，终于北宋，其间除作为首都之外，几乎都是陪都的历史。如今在沿洛河东西20多公里内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与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遗址，以其“五都贯洛”的宏伟气魄见证着洛阳千年帝都的兴衰更替。

4.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

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因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于洛阳，道教创始于洛阳，佛教首传于洛阳，还有玄学兴盛于洛阳，理学光大于洛阳。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儒教起源于洛阳。礼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周公是在洛阳制礼作乐，进一步完善了 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并使其思想成为西周以来的正统思想。《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统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仅制礼，而且作乐，把《大韶》及《云门》《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订为“六代乐舞”。周公制礼作乐，意在“敬德保民”。这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对儒家仁义学说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周公对儒家学说的贡献，故被后世称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并被誉为“元圣”。孔子是儒家的“至圣”。他虽居于周公的封地鲁国，又因倾慕西周盛世，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到东周王都洛阳考查“礼乐之原”。在洛阳，他“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以考“礼乐之极”。又参观考查了周的郊社、庙堂等文物制度。他对夏、殷、商三代的礼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后，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吾从周”。从西汉代开始，河洛地区儒学大家辈出，如贾谊、侯霸、杜子春、孟光、韩愈等，不断对儒学作出新发展。

道教创始于洛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时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典章制度，加之其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观察（洛阳应是当时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在洛阳创立了他的道家学说。其《道德经》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乱，“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归居”之前，在京都洛阳写下的，被后世道教奉为经典。黄老道在洛阳地区广泛流传，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朝廷上下以崇信黄老为风气。汉桓帝时，独尊“黄老道”，在洛阳濯龙宫中，专祭黄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现时，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洛阳北邙山和嵩山传道，与洛阳有着密切关系。其后，道教在北魏时期经过嵩山道士寇谦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阳北邙上清宫进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阳传道。

佛教首传于洛阳。释教佛学传入中国，记载见于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刘庄“梦见神人，神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汉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经，寻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阳，带回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同时，用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汉明帝礼重二僧，让他们住在鸿胪寺传教译经。次年，敕令在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马驮经来，初至鸿胪寺，遂取名白马寺。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入驻白马寺，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洛阳成为当时外国佛学大师的云集之地，译经和法事日渐兴盛。从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 元220年）在洛阳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阳人朱士行在白马寺受戒出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僧人，并西行取经，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这时佛教也开始由中原地区向江南发展。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发展盛极一时，仅京都洛阳内外佛寺即达1367所。石窟艺术开始发展，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两大艺术宝库。佛教传入中国后，基本是以洛阳为中心发展起来并传播开来，洛阳的白马寺因此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玄学兴盛于洛阳。玄学是魏晋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它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晋时期，因此人们又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的命名来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深远的意思。玄学崇尚老庄，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最先倡导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庄之言，倡导玄学，竞事清淡，开一时风气。他著有《周易私记》、《周易讲说》、《无名论》、《道德二论》及《论语集解》等书，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何晏王弼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观点入儒学，完全改变了汉儒以象数之学讲《周易》的性质，从根本上冲破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氏所杀。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人应自然而为，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反对儒教的束缚。阮籍蔑视礼教，常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则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他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他又作《大人先生论》以老庄思想批判礼法，斥礼法之士是“裤中群虱”。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张自然与明教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郭象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这就是说无不能生有，万物都是自己生出来的，独立的自身变化，即他所谓的“独化”。玄学思潮的兴起，探讨、反思人自身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两汉以来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而转向对自己生命、命运、生活、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求，也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产生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所以说玄学思潮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师，在洛阳兴起发展了玄学，这是洛阳对华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贡献。理学光大于洛阳。宋朝建立之前，儒学的发展逐渐停滞，佛教、道教则日益兴盛，动摇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到北宋时期，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了“洛学”或“伊洛理学”。前人提到这一时期，常说“五星聚奎，伊洛钟秀”。朱熹《伊洛渊源录》认为，道学起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五星”学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学。邵雍创立了先天象数学，认为“心为太极”，“万物皆生于心”，即心为万物之源，没有心便没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讲学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们的足迹。二程理学继承了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强调“理”或“天理”。他们认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违背“天理”这个最高准则，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现。同时，他们又把“理”说成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的，“气”是由于“理”而产生的。程颢说“天者，理也。”又说：“只心便是在。”这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还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道德修养方法。理学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间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程颢和程颐被后世帝王尊称为“夫子”。

5.洛阳为中华宗亲祖居

洛阳为中华宗亲祖居，首先在于洛阳地区是中华姓氏重要的起源地。姓氏文化是中华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代，姓、氏有别，秦汉以后，姓、氏合一，通称为姓，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河洛地区在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重大作用，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姓氏重要的起源地。黄帝故里在河洛地区，黄帝的主要活动也在以洛阳、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大地。依据《世本》对黄帝后代的粗略统计：黄帝有子25人，得姓者有12姓。从黄帝时代到先秦时期，黄帝直系子族发展到101个属地（方国、诸侯国），共分衍出501个氏。这些黄帝后裔繁衍的姓氏，是当今中华民族姓氏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自古至今出现过22000多个姓氏（现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3500多个），其中起源于河南省的约占三分之二。在当今人口最多的300个大姓（人口16万以上的姓氏）中，源于河南省或主支起源于河南省的有167姓。在宋代启蒙读物《百家姓》收录的数百个姓中，后人标注其郡望在河南省境域的达115姓，居全国之冠。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华众多姓氏的主要发源地。

按照最新的排序，人口最多的前五个姓分别是李、王、张、刘、陈。有人统计，这五个姓的人口共计3.5亿多。这五大姓均源于河南省，或姓中一支、二支源于河南省。如李姓，起源有二：

1、源自嬴姓。“改理为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说：“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利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引文中的颛顼，为“五帝”中的第二帝；“大理”，古代官名；“伊侯之墟”，伊侯曾居住过的地方，应在伊水附近，正是在这里，“改理为李”，正式诞生李姓。至李利贞十一世孙李耳，曾长期生活在洛阳。

2、少数民族改姓。孝文帝在洛阳，下诏改鲜卑族叱李氏为李姓。

洛阳成为多姓源头还与北魏孝文帝实施改姓有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从根本上进行汉化，毅然打破习俗，于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诏令鲜卑族的118个姓氏统统改为汉姓。如达奚氏改姓奚，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于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贺赖氏改姓贺，尉迟氏改姓尉……。至于皇族拓跋氏，孝文帝说，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为土，土是黄色，是万物之元，所以将拓跋氏改姓元。他率先作出榜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孝文帝这一诏令针对的首先是鲜卑贵族，实际上它的适用范围包括所有南迁的鲜卑人。当时皇族、宗室、文武百官及其家属、士兵以及其他附庸人口是迁入洛阳的第一批移民。同时，出于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原因，又迁入大批百姓。估计来到洛阳的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口的总数在百万以上。孝文帝的这一政策，使华夏姓氏重要发源地的洛阳又获得了大量新的姓源，洛阳、河洛地区遂成为更多姓氏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这对中华姓氏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洛阳姓氏文化增添了精彩篇章。

洛阳为中华宗亲祖居，还在于它是客家之根。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的独特稳定的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客家民系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括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客家人的来源，清朝嘉庆年间客家学者徐旭曾《丰湖杂记》说道：“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其中“客人”指的便是客家人。1905年，清末回梅州定居的黄遵宪以及从台湾回祖籍梅州蕉岭的丘逢甲等客家知名人士，在黄遵宪住地“人境庐”成立“客家研究会”，申明客家“根在中原”，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客家人属于汉人、来自中原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1933年，罗香林先生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运用大量的谱牒、史书等资料，证实客家之源为“中原衣冠旧族”。从此之后，客家人来自中原被学术界接受。古代所指的中原，本有广义、狭 义之别，其广义的概念包括今河南及邻近的山东、河北、山西等省在内的广大地区。尽管凡是历史上由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及北方其他地区迁居南方，而没与土著居民融合、通婚，并保持汉族血统及文化传统的人都是客家人，但由于河洛区域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每一次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客家人根在河洛。

客家人是在以河洛人为主体的北方人长期南迁以及迁徙之后再次甚至多次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次大迁移（公元317—879年），发生在西晋末年。其时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侵扰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逃避战乱，自晋代永嘉以后，中原汉族开始南迁。第二次南迁（公元880年—1126年），是在唐至五代时期，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及五代之乱引起的迁徙。这次迁徙持续时间较长。第三次迁徙（1127—1644年间），是宋代。由于金人、元人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先至闽赣的中原氏族再分迁至粤东、粤北，而与此同时，流入汀州者也为数日多。第四次迁徙（1645—1843年间），明末清初，因客家内部人口膨胀等原因，第二次第三次迁移的客家民众再次分头迁徙，一部分“迁至粤之中部及滨海地区，与川桂湘及台湾”。其中四川明末遭张献忠之乱，大量客民移入，即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第五次迁徙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1866年以后）。客家人分别迁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香港、澳门等地。这五次迁徙有的是从河洛原居地迁出，有的则是从迁居地往其他地方的二次乃至多次辗转迁徙。客家人就在这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

河洛郎虽屡次迁徙，但有着强烈的返本追祖意识。他们为了减轻心中的思乡之痛，把河洛的地名带到了移入地区，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驻地之名。如到闽南的中原人还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称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为洛阳桥。客家人最重视家谱的撰修，以求“崇先报本，启裕后昆”。客家人的家谱详述家族源流，不仅将其祖先追溯至三皇五帝，而且将每次迁徙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对自我的起源地河洛地区更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家谱中每每述及。作为表明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标记的堂号，也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亲睦族的符号标记，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客家人从中原南迁时，先到安定地区者在自己的中堂挂上“堂号”，使晚到者可以辨认自己的宗亲。研究客家堂号来源，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原地区，尤以河洛地区最为集中。如称河南（洛阳即为古代河南郡）堂者有萧、毛、邱、丘、俞、陆、于、方、元、平、向、禇、廉、种、山等姓氏。由此可以看出，客家人对河洛或中原先祖的语言、风俗、精神 品质都有着强烈的固守与传承。

6.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

“丝绸之路”一词，是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迄今使用一百多年。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丝绸之路专指汉唐时期丝绸西运的途径，它在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是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通的路上通道，而且包括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四川通往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等。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欧亚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人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洛阳与长安一样，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由于丝绸之路的时间跨度长，其起点在不同时期也就会发生变化。西汉与西域的贸易，主要是输出丝绸，洛阳则是大批丝绸由东向西运输的积聚点和中转站，这使洛阳作为中国东部、南部丝绸集中点的地位得到加强。东汉定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贸易中心。尤其班超两次出使西域，经营西域三十多年，重新恢复了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也迅速开展起来。为鼓励商业贸易，东汉在洛阳城内设有三个大型集贸市场，即金市、马市和南市。洛阳的对外经济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景象，除将我国生产的丝织品运往西方之外，还将我国的冶铁技术和井渠法等都传入到大宛、贵霜、安息乃至罗马等国。大宛的苜蓿、葡萄、麻，安息的胡桃等也相继传入中国，西方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等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人所接受。随着洛阳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丝绸之路的起点也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东汉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由西汉时期的从属、辅助地位，一跃而成为全国主导性的城市。东汉时期，丝绸之路从洛阳出发，经长安到敦煌后开始分为两道，北道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到龟兹、姑墨、阿克苏勒、喀什，然后越葱岭至大宛、康居、安息、大秦（罗马）。南道从敦煌至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田皮山）、莎车，越葱岭至大月氏（阿富汗）、安息，西达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的大秦（罗马）。

魏晋、北魏时期洛阳作为帝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曹魏在建国之后，就与西域建立了联系，开始了贡赋贸易。由于曹魏政府对西域胡商采取保护措施，“西域流 通，荒戎入贡”，使由洛阳到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曹魏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交往逐渐增加，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西晋建立之后，洛阳仍是首都，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保持与丝绸之路上诸国的贡使关系，西晋政府在西域设戊己校尉。《晋书•四夷传》记载了西域诸国的情况，以及与西晋交往的关系，书中记载了洛阳到西域诸国的里程，说明西域到中国的终点是洛阳，回去的起点也是洛阳。特别是“太康繁荣”的出现，统治阶级奢侈之风大盛，官僚贵族要想求得天下难得之货，其主要手段也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此时，佛教的传播也进一步发展，不断有西域僧人来洛阳翻译佛经，宣传佛法。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安置西域及其他来洛阳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北魏政府在洛阳城南专门设置四夷馆供他们居住，其中“西夷来付者处崦兹馆，定居后赐宅慕义里”。当时西域诸国不仅岁岁朝贡，甚至月月朝献。北魏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两汉和魏晋，其所朝贡、朝献的地点，当然是北魏的首都洛阳。洛阳西阳门外，有方圆八里、驰名中外的大市，市场东面有通商、达货二里，通过丝绸之路，洛阳帝都与西域建立了广泛的商贸联系，“蕃贡继路，商贾充人，诸所献贸，倍多于常”。（《魏书•刑密传》）北魏洛阳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交流，不仅是政治、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时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洛阳的众多佛教寺庙，有些则是西域胡人所立，由西域传来的佛骨舍利都存放在这些佛寺中，有大批西域高僧来洛阳传经讲学，这些高僧云集洛阳，最远者来自大秦。同时，北魏政府同时也派出中国僧人如宋云和惠生，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去西域取经。

隋唐时期，自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确立洛阳为东都之后，洛阳作为隋唐都城的地位，一直到唐朝末年始终未变。在隋炀帝和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实际上还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佛教对定都于洛阳的武则天政权的影响最为典型。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义参与政治，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武则天想克服儒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打破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自己当皇帝，便借助佛教的学说与影响。佛教徒依据天竺僧人昙无谶于十六国时期译出的《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撰写成《大云经》，言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配合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丝绸之路上康国人后裔、中国籍僧人法藏，根据丝绸之路上于阗僧实叉难陀携带至洛阳的梵本，在洛阳重新译出《华严经》，武则天令他在佛授记寺开讲，并借其说法时发生的“地震”来美化自己，解释为六道众生为如来降福而欢欣雷动。隋唐时期，东都洛阳拥有庞大的手工业机构、作坊和诸市署，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工商业市场，隋朝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大市场，特别是丰都市场，市内商店林立，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唐代的丰都市，规模更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河南志》凡是中外奇珍异物、土贡特产，无远不属，无物不至。异域各国的富商巨贾，亦无不翻山越海，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洛阳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唐朝前期的洛阳与长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既是全国的政治核心区域，又是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在这个区域内长安和洛阳东西映辉，为两个耀眼的明珠城市，中西交通与交流进入黄金时代，东西两都共同担负着丝绸之路起点的任务。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的统一，丝绸之路把长安与洛阳紧紧连结到了一起，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发展到了辉煌时代。从长安和洛阳出发，有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辐射和联络全国各地都市，全国各地丰饶的物产，源源不断输入东西两都，又经过东来西往的客商转运到世界各地，从而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地区的相互交流，推动着世界文明共同进步。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始于东汉，魏、晋继之，历北魏、隋、唐而达于鼎盛，其为时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较之长安亦不遑多让。以洛阳为东方起点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商贸通道，中国的丝绸等物质不仅传到了世界各地，而且把世界各国的物质也带回到了中国，这种多边的物质交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加快了世界的文明进程。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精神文化交流的动脉。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胎，河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河洛文化在向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通过丝绸之路也把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吸收到中国文化之中，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盛的生命活力。

“丝绸之路”于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中国段包括河南和陕西、甘肃、新疆4省份的22处遗产点。洛阳段有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入选。丝绸之路，一条由骆驼柔软的脚掌，在坚硬的砾石上踏出的、纤细而渺远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沟通、交流、碰撞，各种音乐、绘画、雕塑、舞蹈艺术、各种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生活方式都在这里一一呈现。古老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的交流和经济的繁荣，它更成就了文化的共同认知。审视、保护、理解这些丝绸之路上的遗留，让文化的认同找到了物质的载体。而正是文化的共同认知，成就了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给予其最好的历史支撑。当古代丝 路的辉煌记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丝绸之路所充溢的巨大文化力量，也为今天的洛阳乃至中国描摹了一种可以达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间。

7.洛阳是隋唐大运河中心

中国大运河是我国唯一在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由扬州牵头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从南到北全长1794公里，穿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8个省市，包括京杭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此次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其中，河南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7个遗产点，包括洛阳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通济渠郑州段、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卫河（永济渠）滑县—浚县段、浚县黎阳仓遗址，涵盖了河道、码头、河堤、桥梁、仓窖、水工设施等完整的遗产类型，见证了大运河从开凿、发展到繁荣、没落的历史进程。中国大运河历史之悠久、河道之长、流域之广、影响之大，完全不在中华文明的另一大文明象征——万里长城之下。

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隋唐大运河共分五段。广通渠是584年开凿的，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以渭水为主要水源，长达300余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通济渠是605年开始开凿的，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书•炀帝纪》）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通济渠在黄河南岸，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进入淮河的支流汴水，经今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再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壁、泗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县注入淮水。通济渠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炀帝的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所以运河必须凿得既宽又深。此外，沿通济渠两岸，还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40多座离宫，方便皇帝和后妃休息；运河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运输，所以运河两岸还建造了许多粮食仓窖。通济渠工程浩大，而施工时间仅用半年，由于劳累过度，“役丁死者十四 五”。完工后不久，隋炀帝就从洛阳乘坐龙舟出发，带着后妃、王公、百官，沿通济渠南下“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隋书•炀帝纪》），可谓壮观奢侈。以后炀帝又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江都之间。山阳渎为隋唐大运河的第三段，在修建通济渠的同时，征调淮南民工10多万扩建，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它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610年，重开江南运河，开通扬州、镇江至杭州段，长400公里。洛阳向北的运河为永济渠，公元608年开凿，它利用沁河、淇水、卫河水源，引水通航至天津，继溯永定河通涿郡（今北京）。大业七年（611年），炀帝便从洛阳出发到涿郡，并以此为基地征伐辽东。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虽然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隋炀帝把后两者合称御河）、永济渠和江南河等渠道，不是同时开凿而成，但是由于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它们的规格又基本一致，而且互相连接，所以又是一条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西接大兴，南通余杭，北通涿郡，全长2700余公里，把中原同江南、河北和关中地区联结起来，成为贯通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动脉。

洛阳段大运河是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御河，留下了丰富的遗存，见证着昔日的繁荣和历史的厚重。洛口仓，也叫做兴洛仓，位于洛阳盆地边缘的洛河入黄河之口处，并因此而得名。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筑，是隋王朝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粮仓，也是隋唐时期全国著名的粮仓。仓城周围20多里，城里挖了3000个大窖，每个窖里贮藏着8000石粮食。隋末，翟让、李密率瓦岗农民军7000精兵攻克兴洛仓，隋统治者积累了11年的粮食拱手“让”于李密。李密下令开仓放粮，把粮食分给群众，瓦岗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数十万人，并在兴洛仓附近增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虽然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最终没能成功，但他抢占粮草的战略，却成为另一个人的“教训范本”，这个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看到粮仓在城外的弊端，决定在洛阳城内建立粮仓，以免重蹈当年隋统治者的覆辙。这个被李世民精心“设计”地理位置的粮仓就是含嘉仓。含嘉仓，位于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阳城，是隋唐时期用作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大型皇家粮仓，不仅供应洛阳城里的粮食，还起着关东和关中之间漕米转运站的作用。含嘉仓东西宽612米，南北长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含嘉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在仓城内探出密集且有秩序地排列着287座地下粮窖。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铭砖显示：粮入窖时，要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都要刻于铭砖上，放置于窖中。而铭砖所记大都是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有调露、天授、长寿和开元等帝号。储存的粮食品种，有糙米、粟、小豆等。其来源，有苏州、徐州、楚州、润州（镇江），滁州、隋州（邢台）、冀州（河北冀县）、德州、濮州（山东濮县）、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史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含嘉仓储粮总量达到580万石，是全国著名的大型官仓。如此的地域范围，如此的超大规模，可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之一。而仓粮皆通过大运河运来，由此大运河别称“运粮河”。洛河沿线的含嘉仓、洛口仓，皆为大运河南粮北调、东粮西运的成果，皆为洛阳是大运河中枢的佐证。沿线的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李密城、洛河太仓大码头、康百万庄园、孝义堡等等，无一不与大运河密切相关，无一不见证着大运河的功绩。

大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大运河修筑成功和此后发挥作用的五百余年内，成为沟通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洛阳而言，大运河的开凿促进隋唐时期洛阳经济的极大繁荣，洛阳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在隋代后期、唐朝中前期，东都洛阳的商业较西京长安更为繁荣。“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洛河上“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交通的便利，对于国内外人员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域、东亚和东南亚诸国纷纷派遣使者和商团来到中国，尤其是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基本是沿运河来到洛阳，他们的遣隋使、遣唐使大批来到中国，虚心地学习隋唐文化，尤其是唐代的政治制度、城市营建制度、诗歌、唐三彩等，中国的文化因此传播至东亚，从而整合了东亚文化圈，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隋唐时期东亚的交融和繁荣，大运河功不可没。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运营了五百多年，历经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将大运河南北取直，而不再是“人”字形，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缩短航运里程900公里。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河道，称之为京杭大运河。虽然“帝国的生命，流淌的智慧”的隋唐大运河，在洛阳已是辉煌不再，但它作为历史最悠久、长度最长、科技含量最高的人类文明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象征，是中国留给世界的 宝贵遗产。

8.洛阳是牡丹花城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这是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中的名句。古人认为“洛阳居三河间，古善地”，又言“种植好牡丹，必取洛阳土”。洛阳的确是牡丹的天堂，其气候基本与中国“二十四节气”同步，四季分明，很符合牡丹的生长周期。“立春”时节，牡丹的幼芽开始膨大，并逐渐绽裂，而这时洛阳的平均气温已回升到0℃以上，适宜牡丹发芽。“谷雨”时节，洛阳气温稳定在17℃左右，牡丹自然进入开花期。洛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冬季没有东北寒冷，夏季没有南方湿热，有利于牡丹的冬眠、越夏。洛阳土地肥沃，伊河、洛河带来的火山岩元素沉积下来，使洛阳土壤中所含有的微量元素锰、铜、锌、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其中锰的含量平均高出26．7倍，这些微量元素能有效促进植物细胞生长，促进叶绿素、糖类、酶类的合成及花蕾的形成，为洛阳牡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洛阳牡丹，其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时甲于天下。我国牡丹的种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圹墓中发现的医简中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隋代，隋炀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此时牡丹之名，另有富贵花，木芍药等，后又称洛阳花。唐代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洛阳人宋单父，精于园艺，他种的牡丹，红白斗色，变异千种，被时人尊称为花师，惊服他有“幻世之绝艺”。《龙城录》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召之，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棵牡丹，颜色多样。《酉阳杂俎》云：“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杜阳杂俎》也言：“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这说明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民间流传的武则天贬牡丹传说，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洛阳已有普遍的牡丹种植与栽培。后唐庄宗曾“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其规模不亚于长安唐宫。宋代洛阳为西京，官宦云集，牡丹发展，推至极盛。洛阳是中国牡丹的栽培中心，牡丹的品种更多，并出现了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一批理论专著，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对牡丹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宋洛阳牡丹规模为全国之冠。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洛阳人对牡丹不呼其名，“直曰花。其宰谓天下真花独牡丹。”“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可见，洛阳人养牡丹、赏牡丹已成为民风民俗。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至南宋时，四川天彭牡丹继起，有小洛阳之盛。其后，明代安徽亳州牡丹、清代曹州牡丹先后兴盛。纵观洛阳牡丹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历代兴亡的演变史。李格非叹曰：“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侯于园辅之废兴”，此言甚诚。洛阳牡丹不仅以其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而美誉遐迩，以也其造化钟情，天下君临而总领群芳。中国牡丹从野生引入观赏栽培，已有1650年左右的历史。洛阳野生牡丹为白色的杨山牡丹和紫斑牡丹以及其他牡丹种，经过人工栽培后，唐时出现了黑色（如军容紫），宋代出现了黄色（如姚黄等）、绿色（如欧家碧）、紫色（如左花等）和复色（如添色红）以及奇特的转枝花（如潜溪绯）等。北宋初年，姚黄出自洛阳司马坡的姚氏家，魏花出自宰相魏仁溥家。洛阳地方留守钱惟演赏之曰：“人谓牡丹花王，„姚黄‟真可谓王，而„魏花‟乃后也”。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载，宋时有一复姓东门、人称“门园子”的人，是一位牡丹接花高手，富豪人家都请他嫁接牡丹，秋天接花，到来年春天见花再付钱，接活一株，价值五千。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洛阳有一位欧姓花师，用药壅培白牡丹根下，次年花开浅碧色，人称“欧家碧”，极为珍贵，每年作为贡品供奉朝廷。而今，洛阳牡丹的花色甚丰，有红、白、粉、黄、紫、蓝、绿、黑及复色等9大色系，10种花型、1000多个品种。它们或以姓氏命名，如姚黄、魏紫、欧家碧；或以产地命名，如洛阳春、潜溪绯、寿安红；或以花色命名，如鹤翎红、胭脂红、泼墨紫；或以花形命名，如醉杨妃、玉天仙、二乔；还有寓意深妙而又典雅的称呼，如璎珞宝珠、飞燕红妆、雪夫人、粉香奴等，可谓五彩缤纷，万紫千红。

洛阳具有丰富的牡丹文化，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洛阳牡丹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由此派生出与之相关联的文化象征意义，并形成牡丹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牡丹是美的化身，纯洁与爱情的象征。国尊繁荣昌盛，家重富贵平安，人喜幸福吉祥，这些特点和寓意，牡丹兼而有之。牡丹花开时节，繁花似锦，灿烂辉煌。曾在大唐盛世，全国上下无不为之倾倒，牡丹花季成了首都长安、洛阳的狂欢节。自唐宋以来，牡丹成为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并得以世代延续下来。牡丹花姹紫嫣红，富丽堂皇，从气质上给人以富贵之感。自宋以来，牡丹即被称为“富贵花”。在历代绘画及各种工艺美术作品中，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与其他花鸟、山石的不同组合，就表现出与富贵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寓意。人们 喜爱牡丹，赋予了牡丹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优秀品格。武则天贬牡丹传说以及《秋翁遇仙记》，牡丹所表现出不畏权贵和恶势力的精神，倍受称赞。从唐宋开始，出现了大量赞颂牡丹的诗词、歌赋、小说、故事、绘画、刺绣，它们把牡丹比作造福人类的天使，反抗强权的正义化身，把她塑造成美丽、善良的仙女等等，无不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表达出人们对洛阳牡丹的厚爱。总之，从秦汉时以牡丹药用而载入《神农本草经》开始，便形成了包括药物学、植物学、园艺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戏剧、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可以窥视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第8篇

在梳理我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前, 非常有必要澄清一些相关的观点和概念。因为学界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科学精神还有争论, 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也没有人文精神。

1.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无科学精神

讨论我国古代有无科学精神, 首先要明确有无科学。许多学者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 而只承认有技术。通常人们只是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 按照这一看法, 李约瑟难题中, 我国古代便没有科学,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没有科学也就无所谓科学精神了, 这就割裂了科学的历史联系, 科学被视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当然, 如果仅以近代西方科学的标准来看, 中国古代确实没有所谓的科学, 至少没有系统的科学。但是我们把这一标准应用到古希腊,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古希腊也没有科学, 确切的说是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种以近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古代是否存在科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2.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无人文精神

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具人文精神持认同和肯定的立场, 现代新儒家认, 未来的文化将是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文化, 而伦理型儒家文化必定是未来文化的方向, 因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人文精神。余灵灵先生说:如果把人文精神理解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注和追求, 那么, 说中国从来没有过人文精神便过于武断。然而, 有的学者从人文精神的定义上区分, 借以说明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文精神。王蒙就认为我国并没有人文精神。的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提倡人性自由的方面, 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性”的观点。但是从整体上看,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

二、我国传统科学精神的特征

1. 注重实用性

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最初表现为实用性。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更多的偏向于事物的功能性和实际效果, 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一般与生产实践和国家事务联系较紧密的技术发展较快, 反之则发展缓慢。“四大发明”出现于我国更多的是体现了实用性,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是为满足社会通讯的需要, 而火药制成后首先被制成武器, 广泛应用于战争。我国古代的数学更偏重于运算技巧, 结合天文知识, 为统治者制定历法和指导农业耕种服务。中国古代代数计算发达的同时, 在某种意义上局促了几何演算简单性的探索。而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及其不足, 正折射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和命运。

2. 偏于非理性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 在科学中使用非理性的手段常常是有益的。显然对新思想的归顺将不得不借助论证之外的手段促成。它的实现将不得不依赖非理性的手段, 诸如宣传、情感、特设性假说以及形形色色的偏见。然而, 部分被我们认为是不科学, 甚至是伪科学的论断,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的。西方科学的特点是注重理性的作用, 但中国古代的科学特征往往是沿着直觉和顿悟的思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便是重直觉而轻知解, 擅长悟性和感性思维, 但理性思维能力较差

3. 经验性总结

我国古代尚未建立起严格的科学实验和教学方法, 也没有形成具体的学科。许多知识与技术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比如在力学方面, 古人很早就懂得利用杠杆原理, 春秋时候就已经广泛使用等臂天平。最早在《墨镜》里就有相关论述。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多是收集民间经验总结而成。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巨著《九章算术》总结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并概括出来。但往往只列出代数方程, 而忽视了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理, “不可言传”, 久而久之便失去了继承和连续。中医学理论多是靠经验得来, 其广泛应用的“黑箱原理”就是原始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人们只认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 因为老中医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能更正确的认识病情并治疗。

三、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特征

1. 注重德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 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从古到今, 人们总是在对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对完美人格的理想憧憬。中国传统的哲学价值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 中国哲学是伦理哲学, 注重自身的完善和道德的修养, 重德性而轻理性。

2. 以人为本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 弘扬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它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关注现实和人生的伟大精神。《论语》中记载, 季路问鬼神, 而孔子答复“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把对人的尊重放在了第一位。可见人文精神处处都讲对人的关怀。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的文字, 在那段文字里, 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 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 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 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 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 特别是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3. 和合精神

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将人与天视为相统一的整体, 人要回归自然本性, 通过外在的道德和自身的反省, 达到“天”与“人”的和谐, 实现人的价值。儒家强调生命的价值, 他们把人作为与天、地齐并的万物之灵长与其他物群相区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的和合的精神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儒、墨两家的和合的自然观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更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孔德.实证哲学教程[A].洪谦.西方现代哲学论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2]贾春娟.试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秦英君.科学乎人文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