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哲学的转向,这种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哲学的其他转向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其文化根源是什么?弄清楚上述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刻领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还是对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意义都是重大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哲学 转向研究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各个流派本身也存在着特定的缺陷,但都展现出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后工业社会和现存文化的批判而形成的共同的理论定位。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当今正在活跃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与20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20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都和“语言的转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西方“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终极本质和价值的追寻,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到了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井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不断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发展进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支文化哲学的传统。○1这一传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本人所奠定。马克思继承了维科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实践论传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自由。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本体,并以此出发进行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在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特质的出发点就是在厘定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他坚决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世界观,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但这种思想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因此,这种哲学充满了历史的内容,它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2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他们理论发展的实际轨迹看,青年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曾经受过当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如齐美尔等人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是在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共同特点是要求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要求哲学等人文科学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哲学的复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宏观哲学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分化的内在根源;理论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决定了理论家理论的价值趣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注释:
【1】关于此点,可参看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第2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关于此点,可参看钟慧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4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 关于此点,可参看钟慧琼:《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大学英语是我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程之一,旨在通过大学英语的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培养更适合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但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形势紧迫。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相关事项进行研究,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
【关键词】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 文化哲学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其自身的发展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关联,大学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以往谈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多是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少有涉及到大学英语教学的深层次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
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面的问题
首先,大学英语教学依然存在着我国英语教学的普遍问题,即填鸭式教学的问题。进入大学阶段,英语的教学应该更多的注重实用性,以切实锻炼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促进学生融入社会。但是部分大学英语教师思想观念陈旧,不能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在教学中仅仅要求学生记住课堂上的内容,而对扩展方面的知识少有要求。这就导致了大学英语教学形式过于单一,其根源来自于教学内容与形式设计的不合理,难以调动起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了“旧瓶装新酒”,并没有从根源上发生变化。
其次,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忽视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在人文精神的传播方面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我国大学生均要参加的考试,通过考试来考查学生的英语水平,但是“四六级”考试逐渐成为了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教学的内容便是教学生如何应对考试,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做题而忽视了对文本知识的讲解,本末倒置。
(二)教学评价标准方面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教学评价标准存在的问题即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结果与知识的价值方面的冲突。学生获取知识的结果通过种种考试的分数来展现,不仅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期中考、期末考,考试的分数决定了学生学习的水平。但是知识本身的价值缺乏衡量的手段。学生究竟有没有确切的理解所学内容的文化内涵,有没有了解知识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有没有将所理解到的深层次的伦理价值运用到英语的表达中去,在大学英语的评价体系中没有涉及。
部分学校将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学与教相分离的教学活动,片面地将师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成相互独立的个体教学活动。在评价教学的过程中,严重地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长期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导致教学评价并没有发挥出实质性的育人功能。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哲学含义
(一)文化哲学的含义
文化哲学可以说是所有课程设置的中心价值体系。每一种课程在设置之初,就要对课程本身的本质属性进行充分的研究。文化哲学注重人的本质,强调人存在的意义,符合我们当前在教学改革中提倡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也符合大学英语教学的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文化哲学观点可以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理论指导。
(二)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教学改革
文化哲学视角下,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将走上一条由简单的教学活动逐步转向多元的教学活动的道路,这是“人”的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文化哲学视角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英语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实践,都会逐渐的走向多元化的道路,英语的学习会逐步褪下填鸭式教学的外壳,而显现出实践式教学的本质,不论是教学的方式还是考核的方式,都会向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方面转变。
三、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策略
(一)以学生为主体
进一步强化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在教学活动中,改变由教师讲课、学生聆听的传统模式,将课堂交给学生。首先要做的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可以改变现有的大学英语集体教学的现状,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英语课程,由点及面,先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再谈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其次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多说多想,加强学生与课堂教学的融入性。最后要多增加课外自主学习的环节,由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题,教师只需起到一个辅导的作用。
(二)以提高人文素养为目的
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深入的思考所选课题,可以采用分组的形式,要求学生从文化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科学的等多方面进行文本内容的深入思考,采用汇报演讲的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也要着力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才能在面对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以实践为考核标准
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教学改革,势必涉及到考核标准的变化。成绩不能是考核学生能力的唯一方面。现今,大部分学校在英语成绩的期末考核中都加入了平时表现这一环节,部分学校甚至将学生的平时表现作为考核的重点。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是学生的平时表现的评价体系也应有相应的改变,不能一味的关注课堂上是否遵守纪律,是否积极回答问题,还应该关注学生是否有参加相关实践,是否对某一问题深入思考并独立的得出结论等。
总而言之,本文研究了文化哲学视角下的大学生英语改革中的问题,只有以学生为本,在教学中面向实际,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才是大学英语的改革之道。
参考文献:
[1]柳菁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5(S2):47-48.
[2]孙宇.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才智,2014(35):30-31.
[3]张家政.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D].西南大学,2010年.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是指高职院校的校园人在高职教育理念导向下,在特定的高职教育活动中所形成具有个性化的校园文化。建设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应从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等几方面入手。
[关键词]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 建设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高职教育的兴起,新型的适应高职高专院校的大学校园文化急需建设。加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层次、建设和谐校园的有效办法。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我们又该如何建设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呢?
一、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内涵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学校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言之,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实在,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在学校出现时,它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产生并且存在于“文化世界”中了。从理论上讲,校园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以用不同的校园文化。一般说来,校园文化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群体、共同的文化意识和物质载体。
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一种类型,它所拥有的群体、共同的文化意识和物质载体总会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就业导向的办学理念、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价值取向、“一教两证”的教育制度、企业仿真的实训基地、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以及“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等等,就具有高职院校的个性特色。因此,高职院校的校园人在高职教育理念导向下,在特定的高职教育活动中,就会逐步形成具有个性化的校园文化,这种校园文化界就是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简称为高职校园文化,这种文化是涵盖高职院校的全体成员为实
现高职教育的各项职能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集合。
二、加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不仅能丰富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具有导向、激励、陶冶和凝聚的德育功能,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的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
(一)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
校园精神文化作为一种学校所拥有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文化产品、道德准则等精神形态的文化氛围,是学校的灵魂,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要素。加强高职院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应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三风”建设
所谓“三风”就是指校风、学风和教风。首先,要加强校风建设。校风是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灵魂,良好的校风是校园精神文化的最好体现。校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要注意校风养成的特点,从一点一滴培养起,持之以恒,反复强化。首先要孕育校风,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正确认识校风对学校和校园文化发展的作用,通过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用精神力量来为实现学校育人目标服务,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其次,要加强学风建设。学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树立良好学习风气进行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实践活动并有针对性地通过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外在行为方式达到端正學习动机,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及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学习动力教育。高职院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入学的那天起,就有失落感,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前途渺茫,没有明确的理想与目标,学习动力不足。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自信教育、专业教育、学习方法指导,提高学生的内在成才意识,激发个体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分析来自就业、竞争的压力,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成才的信心,热爱所学专业,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后,要加强教风建设。加强教风建设时我们应注意首先建立民主性教学关系。在课堂上教师应尊重学生,重视集体作用,关注个体特点,用民主方式讨论和解决问题,教师不应该以权威自居,不应滥施惩罚而应虚心听取学生意见。其次,必须强调树立教师的职业道德。这是“教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2.加强社团文化建设
加强社团文化建设首先要明确社团的重要地位。高职院校应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学生社团存在的积极意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保障社团运作和发展的专项经费,社团发展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确保社团在学校党委领导和团委指导下,健康成长发展。其次要引导社团发展方向。应引导社团坚持走高雅、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之路,要强调社团活动的思想性、突出时代性、注重层次性、倡导主体开明、内涵深刻、格调高雅的活动。
3.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校园文化正常进行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校园文化建设旨在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求学与做人的环境,而在求学与做人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是学生的主要模仿对象。教师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明修养、治学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终身的影响。
(二)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生源情况复杂的高职院校,制度文化更显得尤其重要。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一要建立健全制度,在建立健全制度的过程中要坚持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强化激励机制。二是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出台前,可根据师生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舆论引导制度出台后,则要大力宣传建立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等,组织师生学习制度规定的具体内容,甚至还要详细解释。通过舆论宣传,扩大教育效果,有意识地进行正面引导,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并最终成为制度的执行者和传播者。三是要认真组织实施,规章制度一经建立,就要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应力求做到“从严”、“求细”和“与人为善”。
(三)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是一种显性的校园文化,它往往会发挥规范与制约的育人作用。在校园物质环境的营造中高职院校应注意在“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指导下,做到校园建筑的使用和审美的有机结合,力求教学与生活设施相对完善,兼顾校园环境中软、硬件工程的共同发展,以实现学校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布局合理,融实用性、艺术性和教育性于一体,使人从中获得方便,受到感染和熏陶,得到启迪,为校园文化德育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高职院校在继承和发扬各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经验的同时,需注意在校园的设计和布局中应将象征学院特有的价值观、审美情趣、行为导向的文化内涵融入其中,在色调、造型和组合的交融中,让人油然感悟到一种理念、一种特质和一种精神。
参考文献:
[1]管清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新形势下的思考》,《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年 03期.
[2]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创新创业是我国研究的热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在诠释文化、创业文化和创新创业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以常州高职园区为研究对象,就其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进行了解析,梳理发现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独立于专业文化教育之外、缺乏区域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整体营造以及创新创业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不够等病理,针对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目标,重点而有效地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提出了几点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构建
作者简介:高振发(1962-),男,吉林延边人,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年度重点自筹课题“职业教育新常态下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跟踪调查研究——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为例”(编号:B-b/2015/03/085),主持人:高振发;2014年度常州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院校科研基金项目“高职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编号:K2014337),主持人:周大农;常州大学高职研究院2016年度立项课题“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基于共享经济模式的视角”(编号:CDGZ2016029),主持人:张保伟。
近年来,创新创业是我国研究的热点,创新创业文化乃是支撑和引领创新创业建设的基础和核心。经外文数据库文献查询研究发现:就一个国家而言,美国是创新创业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国家,无论是发达的教育、先进的科技还是大量的创新创业成就。研究表明,美国创新创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源于他们有开放、自由的文化。就一个民族而言,犹太民族是创新创业界被公认为最成功的民族,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数量,还是在世界其他奖项中,犹太人获奖者比例非常高。研究表明,犹太人创新创业成就突出的主要原因源于他们迁徙、流浪的生活方式为背景的多样性文化,它是创新创业的源泉。就一个学校而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历史上杰出的创新创业典范,学院科学家的多项研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无人取代。研究表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卓越成就源于它创新的文化教育[1]。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笔者检索到2003-2016年有关创新创业文化的文章67篇。由此可见,我国创新创业文化研究还非常年轻,主要始于2012年;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从不同视角看创新创业文化的培育,不同学校创新创业文化研究以及创新创业文化功能的分析等。常州高职园区是近十年常州市政府重点建设的园区,如何利用好有效的空间距离、共同的教育资源、团队的集体力量等搞好高职园区的创新创业文化,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纵观国内外文献,较少有以高职园区作为创新创业文化建设的研究对象。本文以常州高职园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及方法路径。
一、创新创业文化及其构建的重要性
(一)创新创业文化概念及其构成
1.何谓文化。“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中西方对文化一词的来源解释不同,但一致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对文化的解释,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他指出:“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现代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的观点,他们在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后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即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文化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物质产品。文化的一般特征:①文化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或创造出来的。②文化是后天习得的。③文化是共有的。④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⑤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特定的阶级性[3]。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综合体,它凝结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的方式,以知识、艺术、信仰、道德、法律、风俗等为主要表现形式。
2.何謂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每一处角落。创业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创业文化内涵主要包括开拓、冒险和创新,即鼓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具有开拓向上的勇气和激情,直面和容许失败,拥有和弘扬团队精神,注重学习培训,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精神与创业精神相融合,通过知识和创业价值的发掘来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经济的腾飞[4]。笔者参考杨先举将企业文化结构分为内层文化、幔层文化和表层文化三层次的认知分析,将创业文化看作是由价值观、组织制度与标志品牌三个部分组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创业文化主要包括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和流动偏好三方面内容。
3.何谓创新创业文化。创新是创业文化的灵魂,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的互动过程。熊彼特所讲的“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5]。吴刚等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文化是高校师生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所产生的一切信念、思想、价值、物质等成果的总和,它是以创新创业为主导价值观,其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等要素均有利于创新创业行为的文化;是一种激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6]。高校创新创业文化的要素包括创新的价值追求、创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传统风气、创新的心理氛围、创新的制度保证和创新的物质支撑等。陈向军指出创新创业文化最初由熊彼特提出,创新创业文化是个人价值观念、管理技能、经验和行为的组合体,主要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方面,具有激励、导向、凝聚和协调四个功能[7]。
(二)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是国家转型期的需要,是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引擎”,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的创建期,需要创新创业来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处在“三期叠加”“去四化”的经济特殊期,要将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向中高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急需创新创业来加速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8]。中国处在新旧动力转换期,要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的高速增长,就必须特别鼓励创新创业,以创新供给促进需求的扩张;必须特别支持创新创业企业及其活动,因为它能给中国经济注入新活力,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首当其冲需要实施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2013年以来,国家有关创新创业文件已有20多份,其中专门针对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文件就有5份。可见,党中央和国务院极其重视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及其文化的构建,它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是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主要推手。在国家各类创新创业文件的倡导下,各地高校纷纷实践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创新创业的成果和杰出案例层出不穷。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急需创新创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系统,这就需要在高校植根新时代的创业精神,营造公平、减政、诚信的环境,不断创新创业制度和规范。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要颠覆我国传统型人才培养的旧模式,从文化培育先行,鼓励学生树立敢于实践、宽容失败的心态。
二、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独立于专业文化教育之外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建立在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的融合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在内的综合性教育[9]。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特征主要表现为,重创业技能实践轻创业素质的培养。现如今,常州高职园区各大高校创新创业普遍模式是设立创业部专管学校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例如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由市场部分管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各系部选派辅导员负责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讲授和创新创业大赛选拔与辅导,专业教师完全不懂创新创业教育,辅导员老师完全不懂专业,使创新创业教育脱离了专业文化教育的根基。创新创业教育往往单纯表现为由一两门创业课程、创业大赛和创业实践基地三种基本形式构成,与专业学科教育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学科教育的分离,违背了创新创业教育以专业学科教育为基础的教育宗旨。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与专业文化教育相融合,而且还要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展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地域性。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教育的地域性,即由创新创业活动的主体和它赖以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常州经济背景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创新创业系统,从而使创新创业打上了区域经济特色和时代文化的烙印。
(二)高职园区缺乏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整体营造
当下,高校创新创业活动普遍存在“三无”现象,即学生无创新创业意识、校园无创新创业环境和学校无创新创业制度。创新创业实践的形式远远大于内容,大学校园严重缺乏浓郁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淡薄,对创新创业政策支持程度不了解,学校相关创新创业制度还很不完善。据笔者对常州高职园区五所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调查,发现98%的学生对创业表示不感兴趣,有的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原因,有的是来自自身的怕失败原因,甚至有些学生从未想过要创新创业,认为找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是其最重要的努力目标。可见,常州高职园区各高校还未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尤其是学生对创新创业的目的和意义还认识不清。笔者深入访谈常州高职园区各高校创新创业部门负责人,在谈及创新创业制度建立方面,他们均回答还是在探索和研究之中;在问及学生对贵校创新创业的优惠支持政策时,无人知晓。
(三)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不够
常州高职园区五所学校在国家和地方创新创业政策的指导下,为努力做出各自的特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创新创业政策的制定、发展目标、活动开展与管理等方面做出一些成绩。然而,五所学校很少在一起交流创新创业服务与管理方面内容,更是难以见到能共享创新创业的新政策、创新创业的实践基地以及共同管理的方案等。据调查,常州高职园区五所学校在创新创业文化资源建设上,缺少常州科教城的统筹领导和统一规范,各高校处于自行实践与探索中,且各自进度不一致、要求不统一,不能很好地实现创新创业文化资源的共建目标。常州高职园区不能共同制定创新创业的相关政策、规则、制度和实施方案等,也就难以突出创新创业文化资源共享的特色。
三、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对策
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内在联系非常紧密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0]。该体系中各类文化内容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共同辅助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从精神层面上,构建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的观念文化
創新创业的观念文化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核心,主要指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指导实践活动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个人的观念意识,突出表现为创新创业主体的思想态度、人生境界和奋斗目标。创新创业的观念文化是创新创业活动的风向标,它主宰着创新创业主体活动实践与否,它决定着创新创业活动主体能力的发挥程度。创新创业的观念文化是常州高职园区各大高校创业者的灵魂,学生一旦接受、认可并树立起创新创业观念,便会多方关注创新创业动态,寻找创新创业的灵感,寻求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从而极尽所能去实现个人创新创业的理想。
据笔者对常州高职园区学生的调查,发现学生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相关的观念教育,还没有树立起创新创业的观念。人的观念意识并非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需要后天的家庭熏陶和学校教育来培养。就如何帮助学生培养创新创业观念,树立创新创业的目标,可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学校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专题或者课程的开设,邀请校外专职优秀教师授课或者选择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创新创业专业教育师资,帮助学生树立创新创业的意识,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自信心。二是聘请创新创业成功人士面对面定期座谈,让学生感受到创新创业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远,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并从中帮助学生树立宽容失败的观念,懂得失败的背后就意味着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三是呼吁学生家庭和身边主要人物的支持,创新创业文化普及不能忽视创新创业者的家人和主要支持者的观念意识和心态的养成,在许可的情况下与创新创业者家人保持联系,形成统一的观念与态度。四是定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知识竞赛,通过竞赛促使学生不断加深对创新创业活动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创新创业的观念,正所谓“知之深,爱之切”。五是大范围大幅度表彰创新创业活动先进工作者,使学生看到身边的成功案例,让学生与成功人士零距离接触,帮助学生树立创新创业的理念。六是组织学生到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走访,让学生亲眼目睹创新创业实践操作的全过程,从而消除内心的顾虑,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活动的饱满热情。
(二)从制度层面上,构建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的制度文化
制度是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基础和保障,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激发创新创业主体的主动性,营造创新创业活动的良好环境,保障创新创业者的权益[11]。制度文化是观念文化的物化形式,创新创业者的观念文化需要通过制度文化来体现、加固。制度文化不仅是规范创新创业活动的形式,而且是保障创业活动持久创新的基础。
根据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特征,结合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培养、基地建设、效果评价等来不断改进并完善创新创业活动的制度文化。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常州高校各专业负责人可研读国家有关创新创业的文件,根据人才需求市场调研,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高质量的毕业生。就课程设置而言,可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在基础课程和专业实训实践课程中融合创新创业内容的安排,实现专业学科知识与创新创业知识的完美结合。就教学方法而言,需要根据设置课程的性质,选择理论和实践性课程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既要在轻松的教学环境下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又要在严肃认真的课堂氛围中增长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就师资培养而言,创新创业教育需要有扎实专业背景的教师加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中来,需要鼓励专业教师冲破传统观念和学科专业的壁垒,学校可根据创新创业师资的实际困难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就基地建设而言,常州高职园区五所高校均有创新创业的实践基地,可考虑联合利用各学校的实践基地打造自身独具特色的专业化的创新创业基地,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交流,共同成长。就效果评价而言,常州高职园区五所高校可借鉴周边城市高职园区以及我国创新创业建设成绩突出的高职园区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参考成功创业企业案例,联合制定高于当下创新创业水平的又可以实现的创新创业效果评价指标,促进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效果整体升级。
(三)从环境层面,构建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的环境文化
常州高职园区是本区域内各高校创新创业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创新创业环境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渗透在校园的建筑、校训、标语、活动等多方面,它们处处蕴含着创新创业的精神、理念和观念,散布在校园每一个角落,让学生在不经意间便能感受到创新创业文化的氛围,无需刻意[12]。
常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需要创新创业文化先行,高职园区和科教城可联合开展一些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活动,让学生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身边创新创业文化的存在,让学生能自然地对创新创业文化产生兴趣,让学生能轻松地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去。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环境文化的构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开展实践。第一,利用学校的校训开展延伸活动。例如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可围绕“知行并进”的校训,开展校训内涵解读评选,设计组织校训与创新创业活动关系的辩论会等,让创新创业文化渗透到校园内每一个活动中去,使学生在活动中不仅仅是领悟校训的含义,还能在实践中予以践行。第二,搭建创新创业专题网站平台。常州高职园区五所学校均有各自的创新创业专题网站,本着“资源节约”的原则,聘请专业团队集中打造一个综合性创新创业服务网站,以供常州高职园区全体师生以及对外的企业和潜在客户使用,在线下和线上联合宣传创新创业政策、制度和规范等,亦可实现创立常州高职园区自己的品牌。第三,联合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常州高职园区可利用科教城资源,全力推动实现创新创业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定期在科教城和高职园区任一所学校开展创新创业专题讲座,联合开展创新创业大赛,联合走访创新创业基地等,以实现创新创业文化的多途径有效传播的目的。
鉴于我国各级政府对创新创业工作的重视,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在我国也是势在必行。缺少了文化的创新创业活动,犹如失去了灵魂一般。常州高职园区作为常州高校的集中地,其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比独立学校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笔者选择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的构建为研究对象,在以往文献研究中还不多见。鉴于笔者水平有限,仅是对常州高职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病理和文化的构建对策作了简单的分析,希望后续对创新创业文化构建情况有定量的研究以及在创新创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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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韩云鹏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对秘密条款的描述虽然只有一页篇幅,但秘密条款却是《永久和平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试图在秘密条款部分回答哲学如何在政治上进行实践运用。文章对秘密条款的解读分为四个部分: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以及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秘密条款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人的内在自由,政治和哲学方才能够互相联系与发展。在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王”的模式中,哲学家必须成为最高权力者,政治只能委身哲学之下。康德批判地反对“哲学家王”中政治同哲学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哲学家不期望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康德突出强调了哲学在政治领域里的重要作用,因为哲学包含了审视的思维也同样可以产生实践的运用,因此,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关键词:永久和平;秘密条款;哲学家王
1795年,康德模仿相关外交文件,按照条约的形式写出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基于反思欧洲各国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灾难,康德渴望能制定出社会生活的规则,巩固道德,实现永久和平,进而把人类从一些人的肆意妄为中解救出来,表达了哲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永久和平论》共分为五部分:引言,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系论以及附录。其中,康德对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的描述较多,在最后一部分,康德反对实践政治家“鬼鬼祟祟的政治”,因为其自身的“表里不一”和旨在诡辩,实践政治家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以欺骗他人为目的(详见康德的论文《雄辩术》)。在《雄辩术》里,康德以“启蒙者”的口吻论述这样的欺骗是如何称不上道德的,从而对一般人民群众进行启蒙。从1794年10月到1797年期间康德发表的论文里不难看出,康德对文字修辞运用得淋漓尽致,康德引出秘密条款带有非常明显的启蒙者的意味:“哲学家们关于公共和平可能性条件的准则,应当被为战争而武装起来的国家引为忠告。”。康德表述“秘密”条款含有一种内在矛盾,“即探讨公共法权时的一项秘密条款在客观上,亦即在内容上看是一个矛盾;但在主观上说,就提出这种条款的人格资质来评判,其中却完全可能有一个秘密。”即个人“主观”上的考虑,如何在“客观”上达成对秘密条款的一致同意,且最终成为对公众行之有效的条款。康德不仅讽刺地提出“秘密”条款,同时也强调,实践政治家不应一味指责理论政治家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危害当前政府的地位。如在前言康德所描述的保留条款(拉丁语clausula salvatoria),即“老于世故的政治家与理论的政治家发生争执时,也必须行事始终如一,不要在他贸然提出并且公开发表的意见背后嗅到对国家的危险”。对于如何确立和平准则,康德表示,国家将“悄无声息地”要求公民“公开自由地谈论关于发动战争和确立和平的普遍准则”。康德稍后补充到,在确立和平普遍的准则上,“不需要特殊的安排”,因为“普遍人类理性”提供了这样清晰的要求。
秘密条款出现在《永久和平》的最后并且只占一页篇幅,相比其他条款,康德对秘密条款的表述显得极其精炼,但是解读秘密条款就发现,它实际上贯穿了康德后期之于政治和哲学的见解,因此解读秘密条款对于理清康德对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对秘密条款进行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对秘密条款进行四个部分的解读: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四个部分的解读所依据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中的思想脉络,康德首先从否定哲学家从事政治首脑工作,然后反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式,再到阐述哲学能夠指导实践因为人具有实践理性,最后解释哲学和政治的分工是历史文化的进程,哲学绝不会从政治领域撤出。
一、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
首先,康德批评古罗马预言式的战争决定论,在古罗马,虔诚的祭司通过预言等仪式来决定战争或者和平。在任何正式的战争来临之前规定有三十天的时间对战争进行准备,在此期间,公众向祭司咨询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种种未来情形,从而最后决定是否发起战争或者缔结和平条约。古罗马共和国思想家西塞罗(Cicero)提到,在古罗马院制下,祭司的预言是国王利益的体现,例如,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通过祭司对战争的声明,创造了法律(拉丁语Ius),即通过虔诚者的法则以达到最大正义(拉丁语Iustis-simae),任何战争不应该攻击和反对这种神圣法则,即,我们获取权力是为了人民。”
祭司的预言往往考虑国王利益而成为某种形式的口号,忽视了真正民众的诉求。康德指出,不同于祭司协商式的预言,哲学家的协商不应只关注于形式方面,而应真正地提出政治见解。不同于祭祀预言者,康德提出,广义上的哲学家没有特殊政治权利,只是提供咨询工作。康德谈到的哲学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家是指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狭义的哲学家指仅从事哲学专业的人,康德实则更加推崇广义的哲学家,后者代表了人类理性。在论文最后,康德指出,一个公众辩论的王国是必要的,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发出理性之声,而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权利不能被限制在任何特定专业的群体。康德对秘密条款批判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公众和其内在理性,在康德语境下,哲学家就是公众。在最后总结中,康德指出,普遍理性不局限在特定的专业群体,人们相信,通过公共讨论,理性能够被检验。因此,普遍理性能够达到事实理性。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去审问或否决他人观点,康德反对的是一种狭隘自由观,即,自由只是每个人有能力公开地谈论自己。
其次,哲学家为了自身去行动。康德认为哲学家们不作为从事政治的特殊角色,哲学家也没有特殊义务讨论政治问题以达到某种共有标准,因为哲学家“不管被禁止与否,都将这样去做”。哲学家的责任是“自由地”积极保卫“人们的一般权利”,哲学家始终如一地保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既不需要被鼓励,也不需要被审查依据某种政治制度,因为对哲学家来说,主观上对他们最苛刻的控制即是对真理的控制。通常对政治制度、道德、哲学还有科学的讨论都是浅谈辄止,哲学家应该在深层意义上去捍卫和做出对事实的声明,也就是做出道德或者法律有效性的声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常常使用“公正”作为这种有效性声明的隐喻。康德前提预设一个“理性法庭”,即使没有外部的公正条例,理性内在依然能够提出改变。理性思考是为了理性本身,没有人能够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反对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哲学家的意见代表每个人持有的共有立场。
广义上的哲学家代表每个人的立场或者普遍理性,但康德并不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如此。按照康德的秘密条款,哲学家代表了普遍理性,他们的职责是追求真理。在《永久和平》附录1中,康德提到“道德政治家”拥有“政治智慧”(德语Staatsweisheit),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哲学家拥有特殊政治智慧或者“世界智慧”(德语Weltweisheit)。政治智慧在广义来说就是普遍理性,但是普遍理性有时候会被束缚。康德举出了法官和律师的例子,法官和律师往往被现实因素束缚而不能完全发挥实践理性。法官在办公室里只是从事“制定国家政策”的工作,而不是“自由的”判断。法官的工作“总是仅仅意图去掌控”国家,其本身是遵从官方的意志,制定政治政策并且依据执行。加人某种利益政党的律师必然首先应对政党忠诚,当试图去攫取政治力量时,律师或许被腐蚀。相比之下,哲学家不期望有这样的政治特权,在《学科之争》的总结中,康德再一次阐明,哲学家的职责是去引导人们考虑自己的权利和对国家负有的责任,哲学家是“人们普遍权利宣告者和解释者”。(《学科之争》)。法官和律师被外部因素束缚,没有审视自己,但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过多的贬低,因为律师和法官作为实践者,并不怀有赞同他人立场的冲动,而是积累足够多的论据,在这方面他们尊重自己行使了“国家力量”(《面向永久和平》)。康德提出,在罗马,公正(拉丁语Justia)的象征为蒙住了眼睛的女神,右手边握着剑,左手边也握着相同的剑,康德怀疑律师对权力的渴望比对自己理性的审视相比更大。这里,在公正的象征下,无论哪一边的剑不“向对方做出退让”,“结果就是准备刀兵相见”。相较于法官和律师被特权束缚,哲学家尚能够审视自身。康德提出法律学者们不能回答什么是“内在权利”(德语Recht);而只能回答什么是法律上“正确的”(德语Rechtens),称为“法则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哲学家必须完成法官们未进行的尝试,哲学家应该提供“普遍标准,即,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正确和错误(拉丁语Lus-turn et iniustum)”。(《法权论》)。
综上,康德对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的阐述,目的在于揭示通过自身审视权利的重要性。哲学家如果一味对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读过他著作的人进行指责,那么哲学家也就变成了追求某种利益的代言者,即为了满足某种利益,他们将不再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某种特定既定利益的客户代表。哲学家唯有希望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被听到,作为“自由的法则老师”(拉丁语Freier Rechtslehrer),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成为“人们权利的守卫者”,通过发现理性自身和限制自身去解释属于人类的根本权利。
二、“哲学家王”的政府
康德没有设定哲学家拥有特定政治权利,哲学家对理性的批判是连贯的,不是尊重自身为了权利,而是尊重权利为了自身。康德批评律师和法官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审视自己而委曲求全。相比之下,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如果哲学家直接占有权力或者问接地操纵最后权力者,他们将无法做出自己真正的判断。哲学家的工作是对人们进行启蒙,其必须自身简单如一地对普遍(道德合法性)人类理性求索。这种活动不需要特殊监管和审查,因为在科学和哲学辩论的一般语境下,他们提出的观点将被中立地指正,理性形容自身,做出自由而非被迫的判断。
但是,普遍理性究竟是什么?康德的《永久和平》旨在为永久和平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普遍理性就是康德开出的良药,那么问题在于普遍理性能否带来和平。康德的解释是,哲学家们寻找发出理性之声,他们不是通过持有任何政治特权,而是通过自身理性去守卫和平。对于某种政治观点,哲学家能够做出解释并且接受别人的意見。哲学家没有特权立场也没有外延权力,对于国家来说,考虑到哲学家自身和他的专业,哲学家的声明是微弱的。但即便微弱,哲学家也应对国家“承担责任”。哲学是对根本原则的考察,如果哲学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讽刺,而没有进行彻底批判,那么哲学自身难免遭受败坏,仅仅是一个声明,不能产生任何有效的争论。正是在秘密条款里,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充当神学婢女的例子,“例如关于哲学,据说他是神学的婢女(对于另两门学科,法律和医学来说也是这样说),但人们并未正确地看到,这个婢女究竟是在她的仁慈的夫人们前面举着火炬,还是在她们后面拖着脱裙”。
批评康德的人会反对康德以上的解释,即理性的求索未必比实践有用。即使哲学家发出理性之声,却未必有用。这种批评片面地理解了康德对哲学的定位,其提出对特殊学科的划分,或者是以历史可靠性来划分,或者以学科的社会实践功能来划分。哲学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研究的主体就是人,人身上不但具有纯粹理性,同样具有纯粹的实践理性,哲学能够在实践上应用也就是说人有实践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理解能够加深对法律、医学甚至神学的理解。哲学学科的特征即为了所有重要争论被合适地检验。哲学象征理性的火炬,并参与到对其他学科的评价。哲学家们不应仅提供这些学科所感兴趣问题的咨询工作,而应成为指导其他学科研究的精神指南。
然而,哲学的这种实践能动性往往被人们忽视或者遮蔽。因此,为了对人们进行启蒙,哲学家必须承担责任。康德提出了哲学学科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上看,或许哲学落后于其他学科所取得的荣誉和成就。但只要哲学家或者人类理性不满足于简单重复某种空虚价值,而是去怀疑,那么哲学就有它立足之处。哲学能够与不同学科发生联系,例如,在政治领域,当怀疑或者违背政治学的既定原则时,哲学的追问往往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哲学是不能被弃之不顾的,因为它是为了根本权利原则所做出的阐述,哲学家做出的批判不能被限制或者被忽视。
康德在秘密条款中反复强调,哲学家不拥有任何政治特权,但在最后的段落,康德提到,由某种哲学家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康德在这里实际上贬低的是一种哲学政治家,后者未经审视地去接受他人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因而搁置了作为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哲学政治家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出自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即哲学家在掌握权力控制国家后,能够依靠理性原则成功塑造政治王国。在柏拉图提出“哲学家王”之后的2000年里,哲学家似乎对从事政治有种诉求,按照康德来说,这种诉求是难以置信和内在地不可取的:“哲学家成为国王,这是无法指望的,也是不能期望的,因为权力的占有不可避免地破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虽然很多思想家拒绝柏拉图“哲学家王”的理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以及伏尔泰,但没有哲学家能够像康德那样明确地反对“哲学家王”的理念:哲学家并不怀有任何希望去谋取政治意义上的职位和立场。
柏拉图提出政治和哲学没有明显区分(《理想国》),在柏拉图《对话篇》里,他首要关心的是政治自身,而不是关于哲学家管理国家方面。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学说,他在谈及“哲学家王”的观念时重点解释国家公民和法则,而少部分谈到了对哲学家从事管理国家工作的担心。按照cavallar的说法,康德追随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的角色是作为建议者而不是作为直接从事政治的演员”,cavallar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多在于政治条例和哲学的一般相关性,“通过哲学式的思维制定政治条例”。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和政治联系的如此紧密,从而限制了后来人们在柏拉图的政治条例和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和批判。
三、实践知识
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康德预设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哲学家也不期望有政治特权,那么哲学还能不能在政治中起到作用?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问题就是,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从历史上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之后,受斯多葛派影响,思想家们转向关注哲学的政治实践性。康德对于哲学政治实践性的贡献在于:首先,康德是第一个批判政治实践性的理论基础和反对整个柏拉图式概念的哲学家。早期的哲学家很少讨论哲学的政治实践性,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最早关注政治实践性,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但是以往哲学家们对哲学政治实践性的支持或者反对都仅仅停留在怀疑上,缺乏清晰性。康德提出,实践行为的原则基础就是先验纯粹道德,后者存在于人类自身。倘若人们想要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考虑,就必须引入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虑必须深思熟虑然后判断,政治应该作为“在实践中的权力学说”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理论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联系较为紧密,但却比以往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们深刻得多。
其次,康德相比之前哲学先驱最大的不同在于,康德严格定义政治知识的概念。在康德哲学里,真实的政治知识必须含有有效内容,不只是陈述事实上的国家关系,而是作为初始义务。主体的责任意志产生实践意识,直接与经验发生联系。哲学家不应该以某种理论的时下局部应用实现来评价实践,不应该简单通过逻辑解释行为。主体的意志作为一个初始的合法基础,已经包含了实践理性对自身的立法。
再者,相比之前哲学先驱,康德的贡献还在于区分实践职能和理论理性。人拥有理性力量,严格审视本身内在并总结判断,理性的实践应用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即自由的个人意识。康德是第一个对实践意识特征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意识如何被实践?这个问题如果模棱两可,道德实践就难以产生任何知识。我们不应满足于对道德实践的自然形容,也不应满足于规范术语里孤零零的概念。规范术语中的概念仅通过逻辑推断而排除了任何从理论知识到实践内在的思考,但是,理论的获取必须考虑到所处环境,政治和道德行为包含个人意志。“完全满意的个人实践行为需要联系到理性,从而仅仅在自身而不靠着任何动机感觉,除此之外根本理性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康德在反对古代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理念后,重点描述实践知识概念。康德强调纯粹自由,自由实践扎根在个人意识里。在康德看来,对“权力的追求”腐蚀了“理性自由判断”。哲学家在政治上自由独立的前提是理性内在,劝服任何人通过他本身“自由判断”运用。如果哲学家与外部利益,或者外部利益与哲学家最初主观动机发生冲突,哲学家应不改变自己初衷,坚持寻求真正知识。在这里,康德暗示自由独立和真理的必要联系,理性声明被预设在所有的争论之前。人拥有内在自由,所以可以对政治和国家概念做出理性评价和解释,而非刻意期待真理到来。在理论哲学语境下,一般的初始兴趣在发现真理进程中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必须经过“中立地争论和反复检测”(《纯粹理性批判》)。唯有在自由之下,我们能看清楚“冲突的层次”(《纯粹理性批判》)。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人们去发现寻找真理,这是一部“纯粹理性的历史”叫(《纯粹理性批判》),继而产生兴趣,形成“人类理性的文化”知识(《纯粹理性批判》)。
那么归根结底,如何理解自由?康德区分独立哲学家和受政治力量影响之下的人,唯有前者提升了“实践理性可靠性”(《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区分政客和哲学家是看主体行为是否受现实情况影响。在论文补充部分,康德再次提到,“政治深思熟虑”(Staatsklugheit)、“政治智慧”(Staatsweishe-it)就是内在的理性原则。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解释了实践理性就是人有内在自由。然而,假设人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提出义务,自由观点的表达如果总是趋附在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便难以说明一个人是否真正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哲学家会拒绝考虑这些特定情景和社会因素,因此,批评康德的人把康德视为道德严苛主义者,这种指责对康德是有失公允的。康德的批判之所以有效在于强调实践原则,个人独立地考虑,以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行为,但不能简单地无视政治行为所处的背景。哲学理论学者只解释政治家注意到某种问题,提醒政客做出政治行为的前因和结果,在论文的附录里,康德称这类学者为“政治道德学家”(《面向永久和平》)。康德认识到政治家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去做出“自由判断”,就像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出持续的贬低一样,康德也不是简单地批评政治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主观上平等,在根本上都是“理性的存在”。
四、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划分
按照实践理性相同的原则划分独立行为的领域,在实践政治和哲学批判的领域,存在一个职能区分的问题。对政治和哲学的职能有种简单划分,即只要政治和哲学相互尊敬,并且不损害对方,就能共存下去。康德对这种观点做出了评判,他强调政治和哲学不应只是以不损害对方为基础,而应能够促进对方,哲学的引入有助于发展多元化政治,而政治不管作为實例还是理论都使得哲学家丰富自己的知识。康德的这种政治和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哲学发展的基石。
康德从未希望去限制哲学家从事政治,他反对的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型。但无论是谁从事这些事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政客,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因为相较政客哲学家,真正哲学家需要考虑形形色色的条件而不失自由。个人逼近到政治的力量将阻碍纯粹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他将不再代表平等,而是代表了政治力量。
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其在《纯粹理性批判》结尾里,谈到“那种批评路径仍旧是敞开的。它用于吸收批判的尝试,那种自由判断的运用比起哲学理论来更加急切地需要。哲学必须独立于所有的特殊的应许,如同它是去检验和评价每一个人在理性自身方面的兴趣。”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因为人类理性最终为了获取知识。康德指出,在文化的进程中,人类“不仅仅”划分他们的劳力,更重要的是,发展不同的专业机能(《普遍历史的理想》,《推测的人类历史的开端》。“不仅仅”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下是另有深意的,更多的是强调后者,例如在康德的绝对律令里,即“为了所有理性的存在,存在那种法则,即每个人对待他自身还有所有其他理性存在,不仅仅作为一种方式,而且总是在同一时刻作为他们自身目的”。
在自然状态里,每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会成为对于其他存在的对象,人类社会也处于相同法则之下。作为母亲,因为有了孩子使之成为了母亲;反过来因为母亲,孩子成为了孩子。个人有意识地塑造和发展形成人类社会,于是形成了“文化”。同样,在经济、技术和科学的领域有各种职能的划分,各领域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反而各种职能的划分有益于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方面看,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从事国家管理(《理想国》),相比之下,康德提出的世界历史主义者的解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对各种专业职能的区分是为了构建最终政治秩序,其基础就是人类能够自由地认识到他们自身。哲学家不必一心成为“哲学家王”,这样职能的区分也会给政治带来好处,使得每个人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事情,有的人从事哲学,有的人从事政治,这也是一种民主。康德并不希望把政治和哲学隔离开来,在《反对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也明确反对这种分割,马克思指出,虽然实践上的指导不能直接从理论中得到,但是人类内在可以积极地确保人们从事实践活动。
康德的评论者们在文献里指出,由于历史因素,康德严格区分政治和哲学,然而这些因素不能更令人信服。但如果对康德的判断区分仔细审视,其基于的是他对哲学理论和行为领域的不同理解,康德对政治和哲学的区分是思辨的,强调人的内在实践能动性,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柏拉图的模式(拉丁语Paradeigma)。康德基于哲学的批判职能的模式取代了柏拉图的模式。哲学家作为中立公正的角色有信心施展在政治领域,而不必拥有特权。哲学家能够公开互动发表建议,而本身的独立自由不被限制。康德所说的“人类理性的文化”就是理性进程在理论上成功实现,而如果理性进程在实践上成功实现,那么人们就不再需要国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将自主地希望成为“忠诚的人民”。同柏拉图相比,康德将政治特权寄希望于人类本身,而不是哲学家成为国王。
最后,在附录x里康德再次强调了政治和哲学的区分,“道德和政治的不统一”。虽然在附录x第一部分,康德没有对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相互联系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对政治和哲学不存在联系。康德在最后的总结里指出,我们必须去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存在,之后发表独立的政治意见,这样的政治意见是有力量的,政治领域就不能简单同道德领域分割开来。康德對哲学和政治的谈论用一个单一主题可以称为“人类文化的共有职能”,基于此,政治和哲学两者自由地发生联系。因此,不用怀疑,不管康德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做出何种修改,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编辑:邹蕊
城市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理论,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发展出实践哲学。为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传统进行研究,才能够从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更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哲学;传统
文化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一种通过哲学方法、站在哲学角度,进行文化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而为了能够更好的通过马克思文化哲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传统进行相关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文化哲学对人的生命阐释
在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中,青年黑格尔派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学说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马克思就自我意识学说进行的深入研究,也使得马克思哲学从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人的生命文化哲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哲学,并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文化哲学挣脱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核心之一。
马克思哲学中,马克思通过对感性世界、人的价值生命以及肯定实践与人的创造活动的关系上,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体现马克思则是通过三方面内容说明的。首先,马克思在自身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清楚了哲学史上对偶然性的认识论规定,并通过研究确定了偶然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一意义额确定也标志着马克思解决了德谟克利特把偶然性定义为认识论范畴与伊壁鸠鲁把偶然性定义为本体论范畴之间的思想碰撞,并在哲学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是本体、本质,而必然性是偶然性外部条件且需要不断否认的方面;其次,马克思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吸取和改造了伊壁鸠鲁哲学的伦理学原则,并将人定义成了人的价值生命的存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结合了伊壁鸠鲁把伦理学原则贯通于哲学之中,把哲学当作人追求幸福、享有自由的境界,并认为哲学本身便是自由。而为了说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马克思对偶然的抽象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是以时间标志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两个特性进行了阐发,而这一阐发正是典型的文化哲学说明人的存在的方式。
在最后,马克思借助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探讨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思想,并以此确立了实践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从原则的内部消除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这一研究结果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这一论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马克思有根据这一研究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中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而第二个观点,马克思则揭示了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的出现也使得感情世界成为生命创造的过程,这使马克思确定了自身“实践”的哲学性质;而在第三个观点中,马克思将自身创造的感性世界视为自身生命价值的确认,这三方面观点正是马克思实践的哲学定位。而由于这一定位在创造中大量采用了文虎哲学思维定式,所以企业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文化哲学范式。
二、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关于这一哲学实践的重要著作,我们能够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解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确立中,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理论的考察,提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论断,而这一论断也对人的生命创造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中,这一类特性指的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其存在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人在自我意识建立中的精神二重化,这种二重化将人类精神分为生命本身与生命意识,这种二重化揭示了人之所以会创造文化,是由于人类生理上具有创造文化的本能,也就是说马克思将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看作是人的天赋;而在第二层含义中,马克思希望人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层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精神能够实现二重化,而且能够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并根据这种二重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通过分别从自我意识和现实创造活动两个层面上揭示出了人的生命本质即是人的分离和抽象能力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在历史考察中则说明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人同外部世界、自然世界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的历史形式进行了展现,而这一展现也使得马克思创造了自身独有的异化劳动说明人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性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独特内容。
三、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中,我们需要通过本质、结构、规律以及动力四个角度,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进行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文化本质中,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界的“人化”,其既是客体的主体化又是主体的主体化,这也使得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文化的本质;而在文化的结构中,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类,其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在文化的规律中,马克思揭示了文化发展中自然规律与文化规律的联系,其认为文化结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构成文化规律,而各类文化规律的协调发展与协同并进,则是最重要的文化规律;在文化的动力中,马克思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践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一阐述最终得到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斗争根源于文化基本矛盾,而这也体现为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都在不停交流、碰撞、融合,我国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以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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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萍.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读《陶德麟文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06:64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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