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精选9篇）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1篇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 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 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 却很少予以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 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 “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 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 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 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 没有一尊是儿童的。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7页

在古希腊, 人们普遍缺乏对儿童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此外, 从“没有童年的概念、没有儿童的画像、没有儿童的塑像”可以看出在古希腊还未建立起童年的概念。但有一点, 希腊人为建立童年概念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就是“学校的创办”, 学校是一个把孩子们聚集起来教他们作战、知识、勇气和美德的场所, 虽然当时作为教育者的成人依然缺乏同情儿童必要的心理机制, 学校的管教方法更是近似于“折磨”和“虐待”, 但是这意味着希腊人已经模糊地认识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如果说古希腊的学校为童年概念的建立迈出了起源性的第一步, 那么罗马人的“羞耻心”则是童年概念演化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 成人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 把各种冲动 (特别是性冲动) 私密化, 在未成年人面前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

然而, 欧洲的中世纪并没有延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童年概念发展历程, 不仅是停滞, 而且是消退了。原因有以下三点:读写能力的消失;教育的消失;羞耻心的消失。对于读写能力的消失, 其中的原因人们有多种推断, 比较可信的有两个:一是在黑暗的中世纪, 统治者推崇“工匠识字文化”而不是“社会识字文化”, 即把识字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 这使识字和大多数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二是中世纪战乱不断, 严酷的生活同时消耗了人们制作纸张的资源和热情。因此, 中世纪大多数学者的阅读能力竟和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类同。这直接导致了“口语文化”在中世纪占据了统治地位, 人们回复到“听、说、唱”的自然状态来进行交流。在口语世界里, 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 7岁的儿童已经能够驾驭语言, 像一个成人一样生活。又因为口口相传, 人们根本不需要建设以培养“读书写字”能力为目的的学校, 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技能一般是以学徒制等方式通过师傅的面授完成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导致“教育的消失”和“羞耻心的消失”。因此, “儿童”这个词在中世纪代表的是亲属关系, 与年龄无关。17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在文学作品里, 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或被遗弃。塔奇曼在谈到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 特别指出了“中世纪对儿童缺乏兴趣”这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差别。

印刷术与童年概念的产生

简单地说, 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 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 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 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 用芒福德的话来说, 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 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 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术开始大行其道时, 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 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 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 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 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 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 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53页

15世纪中叶, 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人概念, 而新的成人概念里不包括儿童, 当儿童从成人概念里“驱逐出来”, 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安身之处, 这个安身之处就是崭新的“童年概念”。英尼斯曾说过传播技术的变化产生三种结果, 即改变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类型和思想来源。也就是说, 当我们创造了某一种技术后, 会惊恐地发现, 这项技术开始逐渐控制和改变我们。如果说钟表消灭了人类有关“永恒”动态而模糊的概念, 印刷术则使“永恒”又重新成为可能, 它使一个人的思想能够万世流芳, 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而普遍的自我观念, 让有限的生命以“作品”的方式延续下去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关注了作者, 与此同时, 这种“自我意识”也相应地蔓延到了读者。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由于书籍的匮乏, 阅读大都采用的是口语模式, 即许多人聚集起来一起高声朗读, 而当人们普遍拥有书籍时, 人们开始习惯于一个人安静地阅读, 不希望有人打扰, 在阅读中每个人开始尝试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换而言之, 印刷术使作者与读者仿佛达成共谋, 在这种环境下, 对个性的要求变得无法抗拒。印刷术给予人们自我的概念, 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导致了“童年概念”的诞生。

正因为如此, 波兹曼在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重视识字能力的地方, 就必然有学校, 而凡是有学校的地方, 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童年概念在英国很早就出现。16世纪, 英国的学校星罗密布, 印刷术使分阶段的学习成为必要和可能, 当时就有初级学校、免费学校和文法学校, 儿童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 他们的特殊天性被挖掘和发现, 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特殊性并对他们实施适合的教育, 如平奇贝克等所说“童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 而且变得日益重要”, 而且年级制产生了“同龄群体”和“同伴文化”, 这些都加深和丰富了“童年概念”。

然而, 印刷术和学校尽管启蒙了人们对“童年概念”的认识, 但是“童年概念”的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其中一些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观点是不容小觑的。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 “洛克派”和“卢梭派”对童年的观点尽管截然不同, 但是洛克的“白板说”激起了成人对儿童成长所负的责任感和敏感性, 卢梭的“自然教育”则引发了成人对儿童世界的好奇心, 这对于“童年概念”的成熟都是大有裨益的。19世纪末, 另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弗洛伊德和杜威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认为儿童阶段是有价值的, 不应该作为“未完成性”被鄙视, 本能和天性需要被承认和重视, 同时成人世界需要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创设环境, 使儿童自我控制、延迟满足、逻辑思维等能力得到发展。

童年的消逝

那么, 我想开门见山,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 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 (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 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 当然, 我不是说年纪小的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都被描绘成十三和十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我们暂且把这种状况称作“加里科尔曼现象”。我这么做是指, 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 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 他们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和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172～173页

当莫尔斯第一次在“萨利号”上发送了人类历史第一份电报时, 欣喜若狂的他根本不知道同时他也埋下了“童年的消逝”的伏笔。电报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超越了人类感官触及范围的有限性, 将所有人融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 电报使信息比信息源更重要, 同时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 信息脱离了地域特征而呈支离破碎的形态到处肆虐。在以后的一百年里, 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等“电子媒介”不断推陈出新。与电子媒介同步发展的是“图像革命”, 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如果说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 那么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 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图像直观明朗、显而易见, 要求我们去感觉, 而不是思考。

虽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写作时, 电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 但波兹曼预测了这一趋势。电脑本身在他看来是未来世界里“唯一”具备挽回童年存在可能的媒介, 因为使用电脑要求掌握某种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分析技能。然而, 他提到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 完全可能因为它的使用方法不当而不起作用, 波兹曼又不幸言中了。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需要了解软件背后的复杂原理和步骤, 人们面对着的是电脑屏幕上一个个有待点击的花花绿绿的图像。如果说, 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 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

电子时代破坏了童年概念赖以生存的土壤, 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 不需要训练和教育, 人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懂电视, 电视敞开了秘密, 在保密这一点上甚至连口语时代都不如, 如果说口语时代成人尚可以压低声音, 而电视连轻声低语也做不到。没有了秘密, 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便同时分崩离析, 孩子们通常还未来得及提问, 就已经被电视上的一堆答案给困住了, 他们不是依靠权威的成人获取信息, 而是从电视节目摄取和吞咽“知识”, 于是好奇被愤世嫉俗和狂妄自大所代替, 这时我们的身边便没有儿童了。

波兹曼请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的儿童, 电视上“小大人”们唱着RAP谈情说爱, 孩子们穿着三件套和高跟鞋去赴宴, 少年棒球和足球锦标赛已经非常职业化, 球场上发生着和成人比赛一模一样的事, 包括欢呼和斗殴, 原本属于儿童的游戏变得异常严肃, 比赛不再是为了趣味, 而是负载了名望、金钱、荣誉等成人的价值观, 脏话从孩子们口中爆出已经不再让人惊奇。

不仅是童年概念在消逝, 如波兹曼所说, 成人概念也在消逝。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成人概念, 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儿童概念, 反之亦然, 电子时代也正在使成年消逝, 人生变幻为三个阶段, 一端是婴儿期, 另一端是老年期, 而中间的一长段我们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电视鼓励的是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 波兹曼嘲讽美国社会对政客的长相、姿势、微笑、绯闻的关注已经大大超过了对政客的思想和政见的关心, 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贬值为一个审美判断。而短小精悍、骇人听闻、似曾相识的每天不断滚动播出的新闻很难让观众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价值判断以及与自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电视广告已经用光鲜的偶像、迷幻的图景、夸张的表情等模糊了商业的一个最基本假设, 即购买是一个衡量性价比的理性行为。电视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 不需要深刻连续的思考, 只考虑即刻的满足, 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使成人的智力与儿童的智力趋同化。

那么, 究竟有没有方法可能抵制“童年的消逝”的现象?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也可能有所作为的就是学校和家庭。先看学校, 随着电视电脑的“入侵”, 作为知识源的学校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 但是波兹曼说:“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 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前提是校长和教师首先要身先士卒地抵挡电子世界的“侵袭”。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2篇

篇一：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童年的消逝》作者是尼尔·波兹曼（1931——2003），他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二本书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为童年的消逝提供一个解释这种现象和以发生的理论。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主要表述“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具体地说，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后却发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各自的传播条件是什么。而第二部分作者则将我们置身于现代时空，企图揭示从谷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转换到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这本书写得很通俗，作者在书中回顾了童年产生的历史，童年的发展和命运，最后揭示出这样的一个事实：童年在消逝。不是生理上童年的消逝，而是概念的消逝。

书中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了印刷术、书籍和电视对童年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而电视，是使童年消逝的主要因素之一，电视是人发明的，发明的当初并没有预料到它所带来的影响。电视使孩子成人化，也使成人孩子化。在现在看来，这一现象似乎更明显。

而书中所显示的媒体对时代对儿童的限制和影响，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在喧嚣的消费时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大众文化的批发复制链条上，儿童是被忽略的一环。大众文化是拒绝启蒙、消解启蒙、对抗启蒙的文化。

所以我们我能有什么方法能让童年不消失呢？

答案就去慢慢的寻找去吧！

篇二：《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近日，武汉某汽车文化节上“比基尼女童车模”引起热议，“别出心裁”的策划让孩子化浓妆、衣着暴露，摆性感POSE,制造噱头吸引眼球，本应天真浪漫、可爱无邪的孩子流露着不该有的成人气和粗俗气，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尴尬和可悲的事情。

其实，除了人为“催熟”儿童，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也正在渐渐提前消逝。我曾从事教师工作十余年，深刻感受到孩子越来越难教，越来越早熟、越来越淡漠而以自我为中心，教师在孩子眼里越来越没权威……这让人困惑的境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翻开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一书，我找到了关键的答案——一览无余的媒介。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的深刻见解，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颇具创意的论题：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冲击下，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等转变为娱乐，导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在逐渐退化，童年在提前消逝。“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如今电视、电脑日益繁盛，特别是电脑，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和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电子媒体迅速、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展示成人世界的内容，海量的“怪力乱神”信息冲击着孩子的头脑，导致孩子的好奇心渐渐消失，成人的权威和光环在孩子眼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孩子的好奇被愤世嫉俗代替，然后演变为漠不关心，“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如今的孩子缺少玩伴，学业太重，家长望子成龙让孩子压力过大，罗大佑《童年》歌词里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的童真情趣在日渐远离，“捉迷藏”之类儿童游戏已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谁还看见九岁以上的儿童玩抛石子、滚铁环、跳橡皮筋这样的游戏？孩子的主要娱乐是看电视、玩电脑，充斥电视屏幕的战争、婚恋、魔幻题材的电视剧，无益孩子童年的健康成长；电脑里的暴力游戏、八卦新闻和各种丰胸之类的广告比比皆是，这些都在暗淡着童年纯真的天空。

童年在提早消逝，成人们请不要再拿儿童来“消费”了，而应好好探问——拿什么来拯救孩子们的童年？净化媒介信息，设置儿童观看专区，减轻孩子学业压力……努力保护孩子充满好奇、幻想、纯洁、烂漫的童年净土。

篇三：《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什么是儿童？读这本书之前，我只是有个大致的概念。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儿童范围是指0到18岁，而医学上是指0到14岁。不同的范畴对儿童范围的划定固然不同。然而这些数字无法帮助我们表达童年的概念。而在这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出发，给儿童和成人划定了一个更容易被理解的界限。

作者用三个特点区分了童年和成人：

1、生理上是否发育完全。

2、身体是否能完全服从于理性思维的支配。

3、对于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是否具有阅读分析能力。

第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第二点主要是指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克服人类天性的能力。至于什么是人类天性？我是这样理解的：人的天性就是人作为动物的属性。虽然我们很不情愿承认自己是动物，但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动物里面很普通的一种。吸收和排泄，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生存，这是动物的天性。性欲，人类和其他动物皆有，这是我们赖以繁衍的手段。不过人类在这点上比其他动物特别的地方在于：人类把这种手段升华为生活的情趣，并把性欲衍生为权利欲，占有欲之类的一系列欲望（基督教朋友称之为原欲）。我觉得人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社会属性（什么能制造并运用工具和能用语言交流之类的都可以归之为社会属性）。然而，人的天性除去了人的社会属性，所以说和其他动物的天性是一样的。第三点我们都是亲身体会的，这因为小时我们没有阅读分析能力，所以才需要有学校这种机构来培养我们这方面的能力，以便使我们更快成为成人。

作者在书中的重心是分析当代社会如何通过把这三个概念混淆来消除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

罪魁祸首还是电视。首先，电视每天24小时不断播报内容，使得其必须不断寻找话题。而高度的时效性和娱乐性使得电视不能在同一话题停留太久。于是乎，很多儿童不应该知道的东西被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性话题，暴力，犯罪，政治阴谋等会使儿童接触后不知所措的“成人秘密”被大量地灌输给当代的儿童。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生理上的界限。再者，电视作为“图像革命”和“电力革命”二者的完美结合，使儿童和成人都习惯于不假思索的信息获取。电视鼓励感性的思维而非理性的思考。褪去了理性光环后的成人的思维和儿童还有什么区别？在电视机面前人人平等，成人和小孩都习惯在电视面前哈哈大笑。

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妈妈的同事有个儿子，才上初中的年纪，就懂得在大人面前卖弄成熟。他看见大人不会出现以往孩子的羞怯，反而在夸夸其谈自己如何懂得处理朋友关系，如何懂得利用身边的人来成就自己。他说：“朋友是身边最好的资源，要不时给好处他们，他们才会感激你，要多结交有钱有前途的朋友，这样对自己将来出去社会才会更有利。”我听到后简直心寒。一个十三四岁的儿童，就学会用这么功利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关系，小小年纪世界观就已经被严重的扭曲，很难想象他长大后会变成怎样。我稍微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环境：衣食无忧，上贵族学校，父母没空陪在身边，天天看电视过日子。他的父母还挺有“眼光”,觉得动画片太幼稚，干脆给他看时事政治等成人的内容，还让他提前“了解”世界，他还“了解”得挺到位！

这些早熟的“伪成人”们可能真的知道自己所说的，所做的一切。但是经历过青春洗礼的人都会明白，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眼神中散发出来的目光永远是美丽而让人怀念的。而这些新一代的“伪成人”却似乎失去了怀念童年的机会。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一些无法用经济学解释的沉重的代价……

篇四：《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童年的消逝》的作者尼尔波兹曼生前在纽约大学执教，他首创了传媒生态学专业，终身致力于传媒批评与后现代工业社会批判。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从童年的视角来探讨传播方式的变迁及社会后果。简单而言，尼尔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引进童年的概念，而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电子媒介的横行正在反向摧毁人类的童年。

本书的书名立马就吸引住我先，一直以为“童年”这个名词如太阳东升西落般不具探讨性的，看了上篇“童年的发明”后，才发现，对童年的关注早在古希腊就已出现；印刷术诞生后，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关于童年的探讨热烈不绝。

童年的消逝，严格来说应该是童年概念的消逝，童年本质上是个时段概念，与生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但正如“天赋自由人权”等名词，童年并非一个排他性的独立概念。技术的发展、教育的程度、社会观念、制度与法制的建设直接影响着童年的长度与内容丰富性。在印刷术发明前，文化与知识的传播以口口相传为主，古人了解与传播知识、文化的途径是一元的，在这样的社会化环境中，儿童没有自己独立的成长方式和生活特征，他们仅被视为“未成型的成人”.口播的传播方式还制造了一个严重的人文后果，即成人毫无区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意识，以致尼尔言“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看完本书的上篇，有两点感想。一是“知识沟”的概念，它划分的不仅是人类的年龄阶段，更是社会等级的落差，后者与本书无关而被忽略，但其严重性是今天的传媒研究者所无法跨过的问题。媒体市场化在给我们带来传媒生态变革、消极自由滋长的同时，却也增大了知识沟的裂痕：中西部新闻源分配严重不均，困难群体被排挤在传媒视野之外、或是以异化的方式被呈现，社会各阶层接触信息的途径、成本、几率和质量严重不平衡——这些因素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强化“大者恒大，小者恒小”的发展规律。我虽不赞成新左派视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倾向为敌，但我极力赞成在商业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必须有个合理的制横。

二是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说到这个，咱中国人又可以自豪的说老祖先的印刷术比他们要早得多；但再回望比较印刷术问世后的东西方世界，我们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们错过了一次飞跃的时机，在此强调一下，这仅仅只是N 次遗憾中的一个擦身而过。加文孟席斯在《1421 中国发现世界》中提到，当中国的明朝皇帝用金刀银碟琼汁玉液款待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者时，欧洲最富裕的商人的藏书量仅仅八本。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八十年过去后，欧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共印刷了800 多万本书，教育的蓬勃发展使欧洲人民的文化平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我一直在想，中国与成为超级强国的机会一次次失之交臂，是不是和我们安宁从容的农业文明和天人和一的内敛文化传统直接相关，否则我真很难理解掌握先进航海技术和天文知识的明朝皇帝不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而是无谓地挥霍国家钱财换取和平的近邻关系；为何突然闭关锁国，而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于达珈玛的那几条破船……

篇五：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 —尼尔·波兹曼

最近看了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这本书，对于家里有人在教师岗位工作的我来说，这本书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这本书讲述了有关“童年”的历史，包括“童年”的产生、发展以及日益走向消逝的整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人类传播方式的变迁而完成的，信息与媒介与“童年”的起止相伴始终，文字、印刷、电视等都在“童年”的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我获得的最大的收获就是，童年居然是人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这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提到过，童年作为社会结构的想法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它是在16世纪才产生的，而现在正在日益消逝。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儿童已经变了模样。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思维也在慢慢变化。他们不再在空余的时候玩扔石子、捉迷藏等游戏，更多的是拿起手机玩消消乐和斗地主；也不再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拿起手中实实在在的书本进行翻阅，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电子软件。经常，我们可以在新闻里看到“小学生化妆比赛”、“小学生追星阵营”等等关于现在儿童的“日常”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所谓的童年渐渐消失？

尼尔·波兹曼在这本书里，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有力的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在各种媒体（尤指电视）的猛烈冲击下，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等转变为娱乐，导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在逐渐退化，童年在提前消逝。

童年，如尼尔·波兹曼努力揭示的，是一种环境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一些专为成人控制的、特定形式的信息，通过分阶段用儿童心理能吸收的方式提供给儿童。由最初的中世纪里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直到15世纪中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局面。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的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的类型，以及社区的本质。于是乎，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学校也开始创办起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识字的重要性，并且将儿童视为一种投资甚至炫耀成本。这个时候，童年在此发展到了最高峰，儿童被划分到与成人有了本质的区别。

但是，与电子媒介发展相对应，“图像革命”也在悄悄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二者结合起来，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世界。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而此时，电视的到来，与图像革命走到一起。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童年逐渐消逝。电视的出现，使得儿童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电视使图像成为主导，而语言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了。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也不大会去听电视。电视的传播是无须分辨使用权的，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进行分类。电视出现以前，政治生活的阴暗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是。儿童不读报，但是他们是电视观众，人性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

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电视上播放的最多的是成人世界充满了无能、竞争和担忧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电视等？？电子媒体迅速、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展示成人世界的内容，海量的信息冲击着孩子的头脑，导致孩子的好奇心渐渐消失，成人的权威和光环在孩子眼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孩子的好奇被愤世嫉俗代替，然后演变为漠不关心，”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童年是社会的产物，它不属于生物的范畴。它由被发现，到壮大，经历了世纪的沉淀。而现在，信息时代的到来，童年的概念变得模糊。广告里的女儿和母亲，分辨不出年纪，女儿看起来跟母亲一样成熟，母亲看起来跟女儿一样年轻。不管是童年在消逝，还是成年在消逝，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区别在消逝。

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这些都是可悲的迹象。周国平说：”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而且消逝得更为彻底。"?当今的中国电视内容发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在教育意义方面也没有过多的进行思考。

消逝的童年 第3篇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泥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周云蓬在《中国孩子》里平静而激动的喊着，这是诗人和流浪歌手的愤怒——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这是一首可以任意加长的歌，中国大地上的新闻扑面而来，每一条都可以是一句歌词。最近一条便可写成“不要做江西人的孩子，爸妈出去赚钱的当儿我们已经溺死。”又何止江西！

但这，不是全部真相。滤去那些惨烈的家庭悲剧，剩下那些父母双全、衣食无忧的“幸福”孩子，他们在笑吗？有多少罪顶着爱的名义在无声无息蔓延，因为中国孩子有一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

中国式父母成年后便安于现状，与梦无涉，空荡的人生找不到寄托，于是生个孩子填补空虚。疏于思考生命意义的人不假思索就造出了生命。这孩子是带着具体使命来的，为了实现父母的梦想，或是为了给家族传宗接代，总之不是那些“大而无当”的理由，不是人之为人的理由。这个预设的来到世上的理由决定了孩子的生命在开始时便不是自己的，父母已经跃跃欲试修改上帝的笔误，孩子的一生在还未学会走路时便已走成定轨，在父母的脑海和欲求中。

即便这个为下一代所设计的天衣无缝的梦，也够拘谨，够实际，只为谋生或荣耀。他们逼孩子学钢琴，是为了考级为了成为郎朗；他们给母语还未说得流畅的孩子报英语班……他们太着急了，怕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理解的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在这种价值观逼迫下，孩子的童年遗失了。

一种土地要如何才能滋生出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一种树木要如何才能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一个孩子的心灵要如何被压抑、扭曲、扰乱，才会不再敏感不再好奇不再问为什么。不问为什么的人生已经很惨，不问为什么的童年，就是悲哀了。

意大利有部美丽的电影，叫《美丽人生》，由贝尼尼自编自演，贝尼尼凭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二次由自导自演的人荣获表演奖。影片讲述了意大利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父亲不忍五岁儿子的心灵受到战争戕害，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扯谎说他们正处于一个游戏中，接受游戏规则、赢了其他小孩儿便可获得一辆坦克。这个父亲成功了，孩子不仅在二战的纳粹集中营中得以幸存，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灵也幸存于战争。这个故事无法发生在中国，中国式父母没有想象力告诉孩子这一切只是个游戏，中国式父母会不遗余力的爱惜孩子的生命，却无力爱惜孩子的心灵。和平年代，他们对孩子心灵的漠视无异于集中营，那些飞荡在公共场所上空的厉声责骂便是证明。

《圣经》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只是代为抚养。孩子只是借由父母来到这个世界，并非来自父母；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非属于父母。生命的起点不是子宫，正如生命的终点不是坟墓。即便不信神，也要相信神圣吧，即便不信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也该相信他们有自己的生命旅程。童年是这生命旅程的开始，是灵魂生活的源头，为人父母，当知敬畏与保护。

中国父母太强调自己对孩子的恩惠了，强调自己的含辛茹苦，指责孩子的不服从是一种忘恩负义。如胡适先生所言，父母于子无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生了孩子以后，虽然养育了他却从来不敢自居有什么恩情，我常常想：如果孩子高兴，我就心安理得；如果孩子活得不开心，我就会觉得内疚，因为他是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自己要来的。”没几对父母能理解胡适先生的智慧，有这样父母的孩子有福了，有这样父母的童年，才叫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没有池塘榕树和知了蝴蝶的童年是遗憾的，对土地没有依恋、对天空无暇张望的童年是遗憾的。这遗失的童年，父母可曾想到替孩子找回？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4篇

1. 童年的概念

在尼尔波兹曼看来，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并没有“童年”的概念，那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1]。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英国的教育学专家大卫帕金翰在他的《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一书中指出：“童年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2]

我国童年期的界定是从6岁到12岁。本文所指的儿童就属于这个阶段。

2. 童年存在的意义

童年不只是一个自然生长阶段，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完整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意义。童年的纯真和无限想象力是个人成长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基本人格是在童年形成的，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也都能在童年里找到依据。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童年蕴藏着了解和征服世界的勇气和力量。

二、童年消逝的表征

童年的出现是由于童年和成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同样的，“童年的消逝，也正是因为童年和成人共享了信息”[2]。电视节目将一切文化秘密不加区分地向所有观众公布，儿童与成年人一样置身于暴力、色情的画面中。因此，他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靠窥探来了解成人世界里的“秘密”，他们被成人的世界所包围，成为“小大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儿童游戏的消失，以及儿童活动的功利化。

儿童游戏文化曾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过家家、丢手绢、捉迷藏、跳房子、跳绳、踢毽子、老鹰捉小鸡等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占据了孩子们的闲暇时光。而如今的街头巷尾早已看不到这些传统的儿童游戏。铺天盖地的选秀节目把儿童推到了镜头前，儿童模仿成年人的才艺表演往往能够出奇制胜。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在成人看来司空见惯的答案由孩子回答出来则往往“效果斐然”，充满了“幽默感”，孩子们在无形中成为大人们娱乐的对象。

2. 儿童失语。

传统的儿歌在儿童中早已不受待见，现在的孩子，张口就是周杰伦、李宇春，所演绎的多为情歌，小小年纪就开始“为情所困”。那种发自天然稚性的妙音渐行渐远。“Fuck, Shit”等电影中的不文明词汇在儿童中颇为盛行。“低龄写作”在媒体的炒作下被冠以“新新人类”的名号，写作内容却是成人化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在作品中大谈情感与欲望，甚至用三角恋、婚外恋的模式来描写青春期情感。[2]

3. 儿童过早成人化。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说：“成人的社会，成年人的文化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就骚扰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几乎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地倾倒在他们懵懂的心灵中。我们的儿童几乎在没有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和少年梦的时候就懂得了成年人才会懂得、才应懂得的东西。他们在距离独立生活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知道了金钱和权力的重要，他们在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社会矛盾，甚至不知道社会是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了战争、暴力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精神发展上的畸形化。”[2]

4. 儿童犯罪率上升。

据调查，“成年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未成年犯罪以惊人的速度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占全部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比例，2000年为6.7%，2001年上升至7%，2002年上升为8%，2003年又升高到9.1%”。[2]许多儿童长期受到电视媒体、电子游戏中暴力镜头的侵蚀，一旦生活中遇到矛盾或挫折，就不知不觉地模仿电视镜头中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作案方式几乎与电视中的手法如出一辙。

三、童年消逝的原因

1. 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使儿童成为考试的工具，为了取得好成绩、进高校，许多儿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被迫去参加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他们没有时间玩耍、嬉戏，失去了儿童特有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而其家庭迎合于学校教育，成为学校的附庸，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2. 电子媒体的介入。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电视的一览无余的特性使成人世界不再拥有秘密，成人与儿童都变成了大众社会人’。电视图像能够直接迎合人的感性需求，满足人们追求新奇的欲望。然而不断变换的图像产生连续的、通常也是强烈的视觉冲击，使观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事物表象，来不及作深度的思考，而容易被它们牵着鼻子走。”[7]很多研究表明，儿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儿童与同伴交往和游戏的时间，剥夺了儿童充分体验生活的机会，使儿童远离他们自己的文化，最终可能导致童年的消逝。

不仅电视成瘾，电子游戏成瘾、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等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代电子媒体的出现，满足了儿童寻求新奇与刺激的心理，但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也因此而变得迟缓和滞后。[7]一旦儿童沉浸于电子煤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难以自拔，就会渐渐失去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变得对社会冷漠，对他者不关心，最终迷失在虚拟世界中而难以与真实社会和谐相处。

3. 时代的变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现代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享受高度的自由，但是却“迷失了方向，迷惘于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未来的归向”。[2]

马克斯韦伯说：“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昧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现代社会将成人世界的功利理性法则发挥到极致，同时成人却在价值的丛林中迷失自己，每个人只好各自盲目地探索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

4. 城镇化及家庭结构的变化。

城镇化将以往开放式的居住环境(如大杂院、弄堂、胡同)换成了紧闭的单元房。这种单元式的楼房具有“封闭式”的特点，限制了儿童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使儿童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严重压抑了儿童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如今，儿童从事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已经从公共空间(例如街道)转至家庭空间家里的客厅和卧室。冰冷的防盗门阻断了交通事故与其它可能威胁到儿童安全的事物，也阻断了儿童与大自然的接触、与同伴的交往。电视、网络、游戏机等科技产品的出现，转移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5. 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10]

电子媒介的技术变革给人们的生活、思维与行为带来一系列社会影响，这些社会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人类发明技术的初衷和人类驾驭技术的能力。为了适应技术变革下的社会生活，进而需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但在技术变革与相应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10]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正是这时间滞差，造成了困境。一方面，电子媒介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高，深受人类欢迎，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传播对诸多“羞耻”“禁忌”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大幅展开，导致了缺乏驾驭信息能力的儿童的现实模仿，造成儿童犯罪、早孕、吸毒等的出现，而人类还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来制止这类恶性社会影响。

四、如何应对

尼采关于精神健康、疾病及其治愈方法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性假设：“对生命的保持”必然需要“一个特定的界限”。人们“只有在一个限定的界限之内才可能健康、强健和成功”。尼采通过“保护性大气”的隐喻来表达他的观点：“所有的生物周围都需要大气，一种神秘的雾气。”只有在保护层里面，生命才能生长，一旦毁灭了这个大气保护层，生命也就消失了。心智尚不成熟的儿童，需要一层保护性的大气，过滤掉成人世界的不良影响，以安全的、合理的方式进入成人世界。

首先，国家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通过法制手段禁止不健康节目的播出;其次，传媒工作者应自律、自觉地以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为限进行媒介从业活动;最后，社会应提升儿童的媒介素养，通过教育让儿童能在良莠不齐的电视节目中选择对自己身心发展有益的内容，排除不健康的内容，以正确认识世界和指导生活。

同时，新技术推广之初对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忽视与无视，导致相应社会变革的滞后，这无疑是在告诫我们，任何一项新技术发明的应用都应该获得对其可能的社会影响的全面深入的预测与评估，以方便尽早启动相应社会变革，缩短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时间滞差，减轻人们的困惑。

五、结语

尼尔波兹曼说：“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他认为现代技术特别是媒体新技术直接导致了童年的消逝，那么，导致童年消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电视吗?在现代社会，儿童既受到电子媒介内容的影响，又受到其它媒介形式的影响，流行读物、网络文化都有可能导致童年的消逝。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电视节目能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尼尔波兹曼得出的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足以表明电子媒体已经渗透到儿童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语言、思维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的话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深思。

电视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只是一种传播工具，是信息的载体。不是电子媒介而是电子媒介所传达的观念影响着儿童。如果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童年的概念，那么即使没有电视这种工具，成人也会利用其他手段从儿童身上获取利益。童年是在消逝，但童年的消逝不是单纯的媒介形式的问题，而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文化传统有关。媒介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当然会影响到儿童的观念。

世事喧嚣，儿童受到侵染是很正常的。保护孩子们不受侵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提高儿童的鉴别力和自制力，帮助他们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荡涤心灵的精神家园，赋予他们回归本真和自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尼尔.波滋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23, 78, 65, 123, 123.

[2][3][4][5][6][9]戴金花.现代童年的消逝及原因[J].现代教育论丛, 2010, (2) .

[7][8]王凡.从《洛丽塔》看童年的消逝[J].考试周刊, 2008, (31) .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5篇

童年已经消逝了，不是生理上的消逝，而是在人们的概念里面。也许这就是整本书的全部总结了。

先来说一下这本《童年的消逝》吧，来自于波兹曼笔下；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阐述了童年的概念与起源；后半部分阐述了社会进展中童年的发展走向。

全书中的内容是针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童年的相应演变。那么读完整本书，我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放在国内，会不会又有其他的不同。

要问起童年，似乎从四五岁开始进入幼儿园，孩子们真正自由快乐的童年就已经开始慢慢结束了吧。一般来说，一个孩子的真正记忆 能力是从4岁开始的，4岁之前的事情是基本上不会有大印象的。那么一个孩子，真正记忆就已经是从幼儿园开始了，童年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或许简单划分一下，我们小学的时候一直过的叫做“儿童节”，到了初中，我们就开始过“青年节“了，也许这就是一个童年的简单长度。至少在国内，我们童过最多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都说童年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可是我们的童年要面临的到底是什么，从小就开始的所谓兴趣培养，乐器舞蹈音乐运动，一大早就背着厚重的书包装着繁重的作业。我承认我是一个乡下人，但是我的确也没有什么在稻田里玩耍，在瓜地里面偷偷摸摸的童年记忆。而且其实按照准确来说，幼儿园的时光还算是幼儿时光，只有在小学时候才能够算作是童年，至少在我看来，我的童年印象或许就只是小学里面的点点滴滴。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无法去评价这样的童年记忆是好还是坏，我唯一能说的仅仅是觉得，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对于童年的记忆都已经大同小异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需要童年来证明每个人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渐渐好像没有了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合适现在社会的点的。不难发现，我们现在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在外看见小孩子，大致初中以下的小朋友，对于手机平板的依恋程度是非常大的。吃个饭要玩手机，出去玩要玩手机，他们好像和至少我们的小时候，还是希望去坐坐摇摇椅，玩玩游乐园不太一样了。那么玩手机能干什么，看电视看电影打游戏，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游戏影视剧真的适合孩子们吗。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提出，童年消逝的最大原因是电视机，电视机的普及导致孩子们和大人们只能够看一样的东西，爱恨情仇，尔虞我诈，也许还有色情裸露暴力血腥。因为波兹曼针对的是美国社会，在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的确是充斥着这些东西。波兹曼提出，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孩子与成人的区分越来越大。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你要长大你要懂事，你是大孩子了，你是小大人了。大人总想着自己的孩子越快长大董事，可是当孩子真的大到一定程度了，大人们突然又会责备说，你怎么这个那个不好的东西都会了。可是长大的过程中，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就是这些所谓的大人教会的么。望向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抖音快手这些app兴起，很多好的不好的内容都充斥其中，而不好的东西，同样会被孩子们看在眼中，不知道辨别的他们，在不该接触的年纪就甚至都学会了。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童年的消逝，童年时期和非童年时期，接受到的第三方教育，接收到的信息已经和成人持平了，这却是我们无法五改变的进程，因为社会已经进步到了这样的地步。那我们能改变的，或许至少让身边的人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波兹曼提出的观点，或许算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我更加倾向于教育学方面。虽然目前我没有能力，但是未来以后，或许就是孩子们童年环境的营造者，童年的消逝过程，一定是不可逆的，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起码让这个童年不会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渐渐淹没，而是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环境中慢慢淡忘。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6篇

“你的电影让人们开心”

从小拍戏，母亲都陪在身边，每天晚上带着她背台词，帮她卷头发——每次都是56个卷。母亲并不经常惩罚她，而是引导和鼓励。倒是她3岁时出演系列短片《布勒斯克斯宝宝》（Burlesks）时，剧组对所有参演的小孩都有一个律令，谁调皮谁就会被关进一间没有窗子的音箱，里面只放一块冰。但邓波儿说，这个小黑屋并没有给她造成心理阴影，反而教会了她人生的道理——“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金钱”。

《纽约时报》把邓波儿的成功归属于“她自己的魅力和母親的坚持”。母亲很早就决心将这个孩子推入演艺圈，从小培养她听留声机，3岁时送她学舞蹈，带她试镜。1933年，邓波儿初入演艺圈，母亲又悄悄将她的年龄改小1岁。这些“手段”确保小姑娘一出道就具备了明星素质——乐观、懂事、会说话、又唱又跳。演对手戏的成年人忘了词，她还能提醒。

1934年，是邓波儿事业的高峰，那年她出演了8部电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在拍摄现场为她建起一个临时儿童乐园，用围栏养了兔子，在树下挂起秋千，配了一个保镖、一个秘书，秘书每周要替她回复4000封粉丝来信。从1935年到1939年，她是好莱坞的第一大明星，就票房而言，克拉克·盖博、葛丽泰·嘉宝等巨星都被她远远甩在后面。据说她曾坐在200个名人的腿上玩耍，其中她最喜欢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因为“他的腿最软”。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邓波儿曾经问母亲，母亲回答：“因为你的电影让人们开心。”父母并没有告诉她，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股市崩盘、银行倒闭，1/4劳工失业，百万学生辍学。与此同时，休闲娱乐产业逆势上扬，包括口红、面膜、按摩、美发、唱片、相机等等。跳着踢踏舞的邓波儿和这些产品一样，让人们在艰难时世里松了一口气。

残酷的真实生活

邓波儿的发型和衣着，成了大萧条期间女孩子竞相模仿的对象，但是如果福克斯公司发现其他女孩在某部电影中出了风头，就会立刻换掉那个人。他们不允许别人动摇邓波儿这棵摇钱树的地位。当邓波儿进入青春期、票房号召力开始下降时，公司却也以同样的方式抛弃了她。

1940年，邓波儿转投米高梅公司。那时她进入青春期，长了个子，标志性的金色卷发也变深成为棕色，成了一个“普通的少女”。

如果她没有错过出演《绿野仙踪》的机会，就将顺利完成转型。但她在自传《童星》中记述第一次去米高梅的情形：在办公室里，制片人直接拉开了她的裤链，那时邓波儿还没有性的概念，她发出了电影中那样“银铃般”的笑声，对方把她赶了出去。

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就像最初时对自己的走红感到懵懂一样，她并没有因为失宠而遭到太大的打击。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上学了。童年的家教和演艺圈的训练，让她很早就形成了稳定的性格，并和自己的银幕形象一样，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底色。

1988年，她的第2任丈夫查理·布莱克在接受采访时说：“38年来，我每天都和她生活在一起，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我觉得她只有一种性格。即便半夜你把她叫醒，她也还是大家认识的那个样子。观众60多年来看到的，就是她的本质。”

接下来的几年她继续拍摄了几部影片。当观众们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亲了这个属于美国人的宝贝时，发出了叫骂声。

观众对邓波儿的银幕童年恋恋不舍，她本人的成长却好像突然加速了——17岁嫁人，20岁产子，22岁息影，开始面对残酷的真实生活。

第1任丈夫是24岁的空军中士约翰·艾加尔，后来也成了演员，却是个酒鬼；1967年，她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失败。晚年又遭受了乳腺癌的考验。嫁给第2任丈夫后，邓波儿随夫搬去华盛顿，丈夫以海军少校之职进入五角大楼，她成了共和党的募款人。她是越战的支持者。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74年至1976年，她出任美国驻加纳大使。1976年至1977年，她出任福特内阁的礼宾司司长。1989年，她又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驻捷克大使。政坛之路进行得很顺利。

电影里穿着天鹅绒裙子的小姑娘走进了天鹅绒革命。昔日明星的身份为她的工作带来一些方便，也有利于她代表美国在国际社会维持体面的形象。有关邓波儿在大使任内的报道非常少，但她显然已不再是一个影像的符号，且必须参与到冷战两股势力的角力中。

舞台改变之后，她不能再表演天真。就像观众不可能永远沉浸在电影电视制造的幻觉里一样，尽管幻觉总是比生活“快乐”——某种程度上，《爸爸去哪儿》等节目与秀兰·邓波儿的事业一脉相承。“童星”二字不能完全概括她的一生，她是大萧条时期的口红，是冷战里天鹅绒的裙子。她是20世纪的痕迹。她和她所经历的一切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童年消逝的时刻最需要童年。

读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有感 第7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童年

《童年的消逝》是尼尔波兹曼1982年出版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他用童年的发明和童年的消逝两部分来说明电子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在他看来,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是没有童年的, 印刷术的发明促使童年产生, 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一、“童年”的含义及其产生

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 是一种社会产物, 不属于生物学范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童年”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时期是不存在的, 但是古罗马人提出了童年的部分含义, 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 尤其是性秘密”。洛克则是从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出发, 主张对儿童进行教育, 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并培养儿童的自控能力。卢梭认为, 应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儿童作为达到目的方法, 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 所以要了解儿童的知识和情感并进行教育和培养。儿童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非理性的、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而非正常的“人”, 童年则被视为个体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过渡时期童年。因此给儿童一个纯洁、美好的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将儿童的成长环境和信息接触过度成人化则是对儿童的成长不负责任的表现。

印刷术的发明使童年成为一个社会而非生理的概念。英尼斯强调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 (人们所考虑的事情) 、符号的类型 (人用以思维的工具) 以及社区的本质 (思想起源的地方) 。首先, 印刷术在激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 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印刷术给予我们自我, 使得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其次, “知识差距”的产生。传播环境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界线, 这就产生了信息等级, 儿童没有经过一定的教育阶段是不可能窥视到成人的秘密的, 于是童年产生了。

二、大众传媒对童年消逝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认为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 到世纪末由于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慢慢地被瓦解, 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 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在波兹曼看来, 正是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给人类带来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电子传播环境, 没有人知道电子传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电报的发明使得信息变得无法控制, 儿童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深处媒介环境中, 童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对于维护童年的概念, 波兹曼认为应该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 但是电报的出现则改变了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同时, 这个时期图像革命展开, 信息的形式变为从散漫到集中, 从提议式到呈现式, 从理性到感性。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加剧了童年消逝的速度, 因为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第一, 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 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 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 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所以在电视面前, 信息的等级制度崩溃, 媒介毫无保留地将信息同时传达给儿童和成人。区分儿童与成年的信息分界线消失了, 儿童能够了解成人的秘密, 当儿童和成年接受同样的信息时, 童年便不存在了。

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瓦解了童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分界线。一方面, 它不需要指导观众如何去把握它的形式;另一方面, 它不对观众做任何区别。”就像童年的产生一样, 波兹曼曾说:“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 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从18世纪童年概念的“发明”起,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现在人们对儿童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也赋予了儿童更多的权利, 以法律制度等形式对儿童进行保护, 儿童的地位和发展有了一定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儿童与成人接触的符号世界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儿童在语言兴趣上变得和成人别无二致, 童年也因此正在消逝。童年概念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波兹曼竭力主张要开始捍卫童年。

三、《童年的消逝》引发的思考

在波兹曼看来, 印刷术的发明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成人能掌握儿童所不能分享的技巧:阅读和写作。成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隐私和秘密收藏起来, 使成人社会与儿童社会成功地分离开来。与此同时, 儿童也应该有自己生存的独特价值, 即需要到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技能, 才能一点点地长大成人。因此, 只要我们回到阅读、写作的理性时代, 我们就能捍卫好童年。

尼尔波兹曼表面上是对童年的消逝的担忧, 实际是对大众传媒所构建的社会环境的担忧。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 儿童受到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 这是由于儿童具有模仿性强、自我意识模糊、自制力较差等特点。媒介的信息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儿童自身还不具备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能力, 因此有些信息并不适合儿童接受。如果儿童的言行举止上过多染上成年人的特点,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培养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 以及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 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当然也有人激烈地反对波兹曼这种说法。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强调“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被经历。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当然学术的观点应该是更加追求片面的深刻性, 避免全面的中庸之道。大卫帕金翰强调儿童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在电子媒体面前也有选择性;此外, 社会也有一定的原则与义务充当信息的把关人, 考虑受众的特殊性来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传媒环境。

既然童年是作为文化的概念来进行讨论和规定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 童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坚持童年概念, 就应该看到它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 儿童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也都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于是带有时代文化特征的新的特质产生了, 童年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 波兹曼所捍卫的18世纪的童年, 这本身就有悖于真正的童年概念, 因为真正童年概念的核心在于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个体, 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童年随之发生变化, 要求儿童回到18世纪的童年生活, 实质上是以成人头脑中的童年生活来否定现在儿童的生活, 是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发展、变化问题的, 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是1982年出版的,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 大众传媒飞速发展, 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等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递信息, 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也处于大众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之中。2013年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风靡全国, 这是一档亲子栏目, 在节目播出之前很多父亲都认为自己一直忙着赚钱养家就够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父爱的缺失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多大影响。有人认为没有父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 这档节目让很多父亲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尽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媒介是有利于儿童的成长的。

四、结语

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童年”, 面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我们应辩证地看问题, 既要看到大众传媒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也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性的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但是由于儿童的认知、判断能力较差, 对很多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要做好“把关人”, 如不在少儿频道播放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广告、音乐和有暴力、犯罪画面的节目, 面对儿童这一特殊的受众群体, 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拟态环境。此外, 父母应该也成为“把关人”, 让儿童有选择地接触媒介。波兹曼在书中最后提出了父母最具有反叛意义的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 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以此来帮助儿童在媒介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程福财, 董小苹.童年的本质:现代儿童观的嬗变与超越[J].当代青年研究, 2010 (2) .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童年的消逝” 第8篇

一、童年是半消逝,半革新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童年的消逝是因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儿童的“成人化”现象同样发生在电视和电影里;儿童从各个角度越来越趋同于成人,因此童年被认为是消逝了。

然而波兹曼也曾意识到,儿童本身并不认为童年已经消逝,他们并不同意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模糊化。也就是说,儿童满足于当下所享受的资源与待遇。基于此,笔者认为:童年处于“半消逝、半革新”状态。

1、以电影为例

电影在现代教育里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可供儿童观看的电影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不仅有动画片,更有家庭片、爱国片、科幻片等。

观看了这些影片的儿童并不能因此变为成人,儿童思想的不断开阔并不能等同于成人的思想。儿童的视角有时更纯粹直接、更不容忽略。电影的发展不但没有使童年消逝,更加丰富了儿童的认知世界、提高了儿童的欣赏水平。此为童年的“革新”状态。

当然,媒介的使用也使儿童有了性冲动以及暴力倾向。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明显升高,儿童模仿电影桥段而发生的危险无处不在。因使用媒介而出现的儿童“成人化”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童年的消逝。

2、以电视为例

1)儿童电视节目的优势。儿童从初懂事起就开始接触电视,已经成为最大、最固定的电视收视群体。电视的发展为儿童的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引导。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对儿童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并对他们日后的道德行为、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大众传媒工具的变革引发了童年生活的革新。

2)儿童电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1)数量不足。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已有三千余家无线、有线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这些台开办了几千套节目,每周播出几万小时,而少儿节目在整个播出中约占3%。电视剧年产超过6000部(集),其中儿童剧屈指可数,不成比例。(2)精品不多。孩子们喜欢看的国产动画片和儿童电视剧偏少,吸引力又不够强,造成少年儿童收看成人节目比较多的现象。(3)“成人化”现象。成年人主持的少儿节目目前仍然占据着中国儿童电视的多数栏目。多以成年人的思维去创作儿童节目。儿童电视节目中还反映许多社会问题,诸如:广告商追求广告效应、制作方传播色情和暴力等。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分辨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才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哪里才是成人与儿童的分界点?由此观之,“童年”处于濒临消逝的状态。中国当代儿童可以说是收获媒介福利最大的一代,但也是受媒介戕害最深的一代。

二、大众传媒对儿童的影响

1、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媒介需要和媒介选择

施拉姆认为:在儿童与媒介的关系中,儿童是主动的选择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儿童的不同需求决定了其对媒介的选择,而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往往又为新媒介的创造提供了动力。儿童在媒介使用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学习、交往、情绪刺激、缓解焦虑和消磨时间等的需要。

2、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大众媒介的运营无不体现着经商思维。无论是热播电视剧的广告植入,还是春节“抢红包”,无不牵动着儿童的消费观与价值观。大众媒介引领了儿童新思潮、拉动了儿童行业经济增长。当然也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有些商家和广告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惜违反广告法和儿童广告审查标准,利用儿童天真诚实的品性向儿童推销商品,对家长施加购买压力,展示其拥有某种产品后的优越感。这是在利用超出儿童判断力的设计来诱导儿童进行消费。

3、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人际交往和情感需求

贴着“独生子女”[1]标签的儿童在人际交往上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独生子女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如:微信、QQ等与同龄人交流情感。但在面对面交往时,却丧失了沟通能力。儿童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局限于虚拟网络而非现实世界,其情感需求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

三、未来努力方向和应对之策

1、传者层面

加强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进行儿童节目的制作播出时,要常想是否会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不以牺牲儿童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经济效益。完善管理,净化传媒。设置专门机构对儿童传媒进行监督管理;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或法律法规,严格审查和控制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内容传播;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主体实施惩罚。鼓励优秀、健康的传媒内容和手段。暴力新闻的报道应采用特殊报道手段,如:马赛克;儿童影视应当严格禁止暴力色情等内容、鼓励积极健康的内容;在宣传时注意引导儿童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等。

2、受者层面

儿童应努力适应新时代的大众传媒。未来新的传媒产品将不断涌现,对于儿童来说,接触各类媒介成为了他们与社会互动的必要技能。儿童只有提前适应、努力掌握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家长和老师加强引导。儿童的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弱,需要成年人引导儿童如何正确使用媒介。一旦辨别出大众传媒的消极方面,应当第一时间杜绝,不给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坏分子留有余地,必要时候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或举报,共同营造健康的儿童传媒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澳]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2]《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3]《电影艺术教育问题》籍之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第9篇

90后诗人（或曰“世纪末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他们的写作代表了中国诗坛蓬勃生长的“新力量”，也必将以各自的面貌重构中国诗歌的未来版图。因此，对他们的关注、研究和鼓励需要及时介入。这一点，诗评家夏汉做了一些工作，他自称已关注到三百多位90后诗人，并进行了专题研究。选发在这里的是他关于90后诗歌长篇评论中的一节，以童年记忆和童年的消失为切入点，以丰富的文本为举证，写出了年轻诗人们将逝去的童年寓于写作中，抵达时光的挽留和诗意的救赎。夏汉的工作值得点赞。（沈苇）

罗兰·巴特在《西南方向的光亮》这篇文章里，对于童年有一个机巧的表述，他说：“在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我就只记下了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作家茹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因此，童年便是我们认识一个地区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谈得上家乡。”我认同他的观点，就是说，唯有童年的记忆里才有故乡，而在诗人那里，关乎故乡的童年记忆才是最真实、最可贵的——哪怕是一个可怕的童年经历，也会成为诗人经久不衰的主题表达，不妨说诗人在这里显现了精神层面上的诗的救赎或依恋的有效转化。而阿德勒“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相同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把童年经验、童年印象和童年态度与往后精神生活的种种现象联结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的说法也为我们探寻诗人的童年包括回忆在内的发现提供了依据或一种内在合理性。郑纪鹏有一句诗说得好：“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事情，留给童年的火焰全面处理”，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一切，进入诗，都要在童年的火炉里淬火、锻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具有最诡谲的社会情景，通过恢复高考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人，陆续步入婚姻与生育的季节，而他们在单位多居住公寓楼，房间极其狭小，有了孩子后，需要保姆，但无法解决住宿的难题；工资低，难以支付工钱也构成一个主要因素；再加之工作太忙，无暇抚养孩子，故而便把这幼小之身托付给家中老人：或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还有一种情形，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正值疯狂之际，对于不幸超生者几乎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为了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就不得不悄然将婴孩送至远方的乡村亲人家里抚养，而亲生父母却不敢公开去看望。这就导致一些儿童失去了父母之爱，而同时又在更为传统的那代老人的管教下成长，故此他们的童年多是不完整甚至是畸形的。蒋在或许就是在此荒诞不经的时代，享受着童年的孤独。在钟硕的访谈《做好自己，等待“神谕”》里，她说：

我的幼年和童年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姥姥是传统的山东人，家教很严，吃饭说话走路，都有要求。……依着我那样的年龄，我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我用尽我所有的眼睛放在我妈妈身上，希望她常回来看看我，抱抱我，不要急着走。每次她回来，我总用我的方式注视着她，但不知道为什么眼神还是抓不住她。她依然是把我独自丢在姥姥家里。

我每天中午等姥姥姥爷睡觉以后，我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妈妈的电话，但是妈妈却一次都没有打来过，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我盯着电话机上方的钟，那是一只猫头鹰的挂钟，我总看着时针就这么转来转去的。姥姥不允许随便看电视，我只可以坐下来等妈妈的电话，走来走去，望着窗外等人走过，他们说话的声音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有时候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就能透过姥爷的花盆看见，在静静的午后阳光中偶尔出现的人，我会随手拣起花盆里的一块石头或土块扔下去，那个人很快就发出了声音，我兴奋又快乐。有的时候我会发呆，一个人站在窗台前，或坐在沙发上。没有零食，没有玩具，不能外出。

儿童心理学与生育实践告诉我们，婴幼儿在母胎内的血肉相联成为其母爱的天然依存者。离开母体后的哺乳期，婴儿就拥有先天的寻找性，而整个儿童期对母亲都有一种依赖本能。故而，但凡强迫割舍母爱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而这伤害几乎会造成畸形性心理的终身存在。

蒋在还说：“书自成了一个世界，我不用和任何人交流，一副广阔的或者晦暗的人生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有一种渴望，那种感同身受的渴望，去体验一种比现实还绝望的人生。”在这里，蒋在透露出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对于现实的逃避，不妨说，她愿意用更“绝望”的书中的人生遮蔽与分离身边孤独的悲哀，而这无异于借酒浇愁般的不可忍受的痛苦。她事实上又一次验证了“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的论断一一这是童年消逝的又一个看似正常实则极其残酷无情的行动。在这貌似正常的行为中，我们不得不谴责荒唐的时代给予儿童享受快乐权力的剥夺与摧残。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怀念卢梭伟大的思想：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因而在儿童教育上，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因而，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学派确认，“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以此为镜可以看到我们的时代是如何的比西方前两个世纪的教育理念还要落后。

从客观上讲，蒋在其实拥有了童年的爱与童趣的双重消失——远离父母，祖母又管教严厉，限制了很多本该属于她幼小心灵的喜好，自然这都是时势阴影下生活的无奈，对于家人而言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蒋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内心却是不幸的，因而才有那么多跟童年有关的诗。比如《离家很近》，终日在关闭的房间里，任凭苦苦哀求，窗帘从未有过敞开，而小蒋在偷偷掀起后，看到了一片沼泽地，她是欣喜的又是绝望的，因此才有如此凄惶的想象一一

我愿将你想象成

一件没有缝补的毛衣

裁缝都无法修补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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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将它放入沼泽

再看着沼泽将他全部咽下

童年的生活对一个诗人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很多诗人和批评家那里都得到了确证，而且还将被继续确证。那么，在我们的时代，尤其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的童年或许就遭遇到了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生活，最为凸显的莫过于尼尔·波兹曼所谓的“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了，以至于导致其“童年的消失”。而这一悲哀的主题的上演仅仅是他们的不幸之一。正如尼尔在另一处所说的“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象的”。弗洛伊德与杜威也认为：“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这里似乎也道出了诗人的来历，就是说，诗人是那种葆有艺术童心的一类人。借此足可以考察童年消逝的人，或者说其天性受到扼杀则会失去“成熟的成年”，从而也就解释了童年的不幸往往意外地诞生一位诗人的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去判断，这真是天意使然。故此，我们在为诗人的遭遇悲叹之际，也会为他们成为诗人而庆幸——这真是悖谬之果。蒋在的诗之路径几乎就如此。难怪，在蒋在的母亲翻阅其诗稿之际，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那一刻，或许缘于内心的愧疚被女儿早熟的心灵所补偿，继而庆幸她的祸福所倚——不妨说这泪滴是复杂的。

无独有偶，苏笑嫣也是一位早慧女孩，四岁就口述出儿童诗，九岁就发表作品。而她的童年也是远离北京的母亲，她在一个访谈里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诗，正是从家乡辽宁来到北京母亲身边的时候”， 那么，推算起来这一年大约是10岁左右，这样，童年的孤独在她心里是否存在？从《风把我吹涨》这首诗里，我读出她童年的孤独、思念与恐惧：“孤灯咀嚼着我的影子”，那是何等的长夜，何等的无助与孤寂！我从“你挑起那盏灯 奔跑在童年的废墟里/很多次 很多次 把往返的车票当作/一种抵达”看出小笑嫣对远在京城的母亲的思念；“夜风把我吹涨，看见一袭逆风的白衣/将乌鸦和蝴蝶一同塞进去，醒目的红使15岁尖叫”，这些诗句则确切无疑地显露了恐惧，而沿着小路咯咯笑着，跑得欢喜，玫瑰“把她的刺冲我这个小毛孩子比划几下，于是笑了”的恶作剧般的笑声犹如童话中的魔鬼加重了恐惧的氛围。诗里面披显出来的破碎感尤为强烈：草本植物挣裂的辛辣气味，那张忽明忽暗的脸突然粉碎，长椅上的自己，被一阵风吹得粉碎，我揣测这破碎感来自童年孤独心境的幻觉。年轻的诗人却因了这份孤独而拥有了诗的“唯一的深度”，也让苏笑嫣比同龄人更加显得早熟。诗人还以孤独为题写了一首诗：《孤独的王者》，在诗里，我们体验了虚无而导致的孤独：

那种充实着我 又将我流落得更远的

虚无 无边无际

如同一场不止息的大雪……

在这个冬天 我是孤独的王者

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人

…………

在这个冬天 我是一个

正在忘掉的人

正是在这一向度，我几乎不能认同苏笑嫣被称为阳光女孩的称谓，不妨说，阳光只是其灵魂展现的一角，她还有更多的侧面掩映于阳光的背后。

王尧这位著名大学的在读大二学生，不幸成为赫胥黎担心的“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的极端例证。他说“每天不停的接受观念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社会从来不是温和的。”这恰恰暴露出童心剥夺的罪恶，以至于小小年纪就“不再相信那些所谓人类的救赎”，从而走上不归之路。在王尧的作品里更易于窥见其厌世的心境和对社会、环境的无力抗争，比如《白色挂满钟表》这首诗里，

默默地滴答中

指针在纷纷飘落

便是一个死亡暗示。在《瓶子》里竟然看到“黄昏的秋天结满瓶子”而“瓶子内是一片空寂”，故而在金色里“哭泣”。在我们读到的王尧不多的诗篇里，毁灭、沉默、黑夜、破碎、黑色、葬礼、钟声、锁链等不祥字眼布满诗里行间，“黑暗就这样訇然落至头顶”，“噩梦吐着噩梦”，预示着死亡的“猩红的舌头”从天空飘落。正像有论者说，死亡是生命个体自身的权力，对其作道德伦理的评论是不人性的。然而，一个生命的终结总会有原委，从常规意义上去看，我们概约能推测到失眠、抑郁的病理性因素，失恋、友谊与误会的感情因素，但从王尧现有的文本里，恐怕只能归咎于“被污染的人世”这个社会性因素，归罪于失败的教育导致的童年的消逝“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与蒋在、苏笑嫣等不同的是那些出生在农村而父母又是农民的一群诗人，或许他们清贫，但没有远离双亲，因而享用了完整的童年。那么，他们成年后所产生的回忆，就其时间来讲多是童年，而内容取向则来自于故乡及其人事。这看似温暖的情感，其实质是对于童年的怀念与印证。这其实是缘于“我们的童年诱惑着我们，这样的事会发生，因为童年是诱人的岁月，童年自身也被诱惑，这黄金时代似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中，因为这光辉不曾显露过，它同显露无关，也无可显露，这是纯净的反射，只是某形象光彩的光芒。”从布朗肖这过于弯曲而晦涩的阐释里，我们似乎也能体会到童年回忆的原由和魅力，因而作为这一代诗人，他们常常会陷入童年的回忆里并因此获得其最得意的诗篇就不再让人惊奇与意外了。

兰童的童年生活是在豫东的一个乡村度过的，在他的潜意识里还依然有着童年的记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最吸引人的诗篇还是那些回忆性的主题。他写了一组诗《流民图》，记述了家乡几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乡民。《万齐舅》是一个“百步而乏的跛腿”老人，有着“鹦鹉的舌头”，但却是个老光棍，只有在梦中“像剥鱼一样撕开她的双腿”，读来让人悲哀；而《韩五魁》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却偏偏长寿，而“寿者相每涨一分/穷，便向肉里嵌入一分”，穷到一棵烟居然也买不起，终生贫困潦倒，唯有耽妄于诸如《三侠五义》的书卷中。“老弯腰”总是脸上抹上石灰，像块墓碑“常年坐在街前的柴禾堆里/听收音机几可乱真的嗓音”，夜晚回到他的屋子，狭小、潮湿“宛若古墓”，而“活着只是为了人鬼不分”。诗人笔下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可见其童年之记忆尤为深刻与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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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度过童年生活的诗人，对过往事物的记忆往往历久弥新，在偶然里，那些物事就会发酵为诗的情愫。高爽的《邮差》就是如此。只是诗人写得过于曲隐，乡村物象淹没在语言的虚幻之中。但你仔细阅读后，还会在“邮差”、“鸽子”以及“退回雏形时的吊诡之美/而从一束月光上卸下邮包”，“村镇卷起身子/被薄雾裹起”和庙宇、土豆这些专有词语和诗句里体会出乡村韵味来。在《恩赐》里，我看到田野边“颤抖的野花”，看到“愉快的小母鸡/啄榆树的影子”，尽管诗人身处都市，这些乡村记忆依然犹如童话般在其心灵里不断生根、发芽，以至于在回忆中，像“剖不开的香楠，浸着绿”。而从玉珍冷峻的诗句里，我分明看到了诗人对童年的寄宿地——故乡的炽爱，《在我出生之地的大树下》，她写到：

秋日盛大，荒凉盛大

我坐在一棵开了花的树下

像颗沉默的星星

我的故乡，一个踏实的隐喻

被我靠着

——如此真切

将沉沉安睡到老死

从玉诊的话语里，我们又一次验证了童年记忆的诗意转化，她说：我诗歌的启蒙就来自于出生之地，那个地方的大自然。是大自然培养了我生命中诗意的部分，熏陶我用诗歌的方式接近和发现世界的美。她乃至于说，家乡在那之前的十几年是我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十几年。那种真善美和对生命的思考足够我抒写和体悟一辈子。甚至为了诗与那份童真的记忆，她愿意一辈子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陈汐的童年几乎也与玉珍有相仿的记忆，他是这样描写的：

……大人们去山里取竹子造纸。

下过雨的山峰也不甚清楚，白雾从 山谷里

流淌下来，好像清晨洄游的白鲫。

他就在如此白描般的述说里，让那段美好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诗里，进而显现出童趣：“我们还假装钓鱼，假装有鱼饵，/假装有牢靠的塑料线，假装水塘里有鲫鱼”；当然，他的记忆也有沉重的部分——那是跟死亡相关的记忆。诗人在《光荣物种的爱情》里，“我第一次知道死亡，是看见灶台上的鸡胗皮”，

那时只有三四岁，连胃痛都不知道， 正在乡下过年。

过了除夕，灶龛里多了一块鸡胗皮。

我这才想起井台上的鸡毛。后来上 了学

我又发现，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鸟类 的死亡。

一年下来，灶台上攒了好几张鸡胗皮。

在这看似平静的记述里，分明透出一种童稚心灵里对于生命的悲悯。

在诗里，往回看是回忆的一个近乎于变相的举动，而这举动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确定无疑的是童年的记忆或对童年记忆的艺术幻觉一一而恰恰在这记忆的幻象里多了几分知性的凝重。我们看高爽的《家人》 ：

十月匍匐如灰暗的瓮

鸽子被我放飞在云霓的蹄下

我的家人如此走出了傍晚

犁耙和碌碡在暮色里淡如鱼卵

此刻如果借着秋风把谜底拼读出来

我们会看到黑夜的衣袍

仿佛这片河滩上翻卷起了石头的河

今天映衬在草籽冰凉的哀鸣里的死 者——

使天空变得单纯

宛如我活着的家人拂去脸上

比目光柔软的水星。我知道

我们之所以缅怀乌有盖因时间开放 的特质

我们沿着明烛不眠的边缘

走向苦楝树那圆睁着阴沉的浓荫

墙亘上间或浮着一叶深井

仿佛天空在同一片叶上开凿的梦境

要向我们敞开。

这首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接近于当下梦幻的语言真相，或者说它体现了几近于成年智慧的童话快感，这可以从瓮、云霓的蹄下、黑夜的衣袍、翻卷的石头、草籽里的死者等意象里感觉得到，甚或从所有阴郁的诗句里解读出比死亡还命定的沉静之境。不啻说，这首诗体现出超乎于童话的知性之境一一诗人已经从语言的向度迈向了成人心智，这是高爽源自艺术层面上的一个让人惊喜的标识，就是说，他提前跨越了艾略特为年轻诗人所设置的一个门槛，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 译）里，倡导一种历史意识的知性写作，他说“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简杺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糖果》，她却很坦然地说“偏要赖在小孩堆里”一一这意味着诗人乐于以一颗童心看待世界，或者说虽然人已进入成年，但她依然对童年生活有着眷恋与信赖。相应地，她的诗也是弥漫着童话色调，展现着童年意识里事物的善与美好。在《小纸人》这首诗里，诗人对小纸人被雨淋的情景描述的很生动，同样的童话语调，流露出同情与悲悯的情怀，“我想让时间凝固，救救小纸人”，这里的人性之善已超出了童稚而得到了升华，而接下来，

突然迎来一阵车灯，打过来

小纸人的影子不是纸的

已是一层虚幻地精神提升，这已经不能用童话来考量了，不啻说，诗里有一个原初而成熟的心思，让诗拥有了普遍而恒定的灵魂观照。再看她写的《含羞草》：

晚风藏在衣兜里，安静的，不说话。

我路过你跟前，一些调皮的风露了 出来

你羞答答的，用双手遮住了脸。

诗似乎假托了一个少女的形象，把晚风藏在衣兜里，这个可爱的秘密行动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透出诗人微妙、敏锐的独有感受与优异的语言表达能力，因而才有双手遮住了脸的顺理成章。这样的诗，看似平常其实颇为不易，这里已有了颇让人欣赏的技艺一一不妨说，她貌似童话写作里藏着一颗深心，相信诗人能够写出远非童话所能涵括的诗篇来。

冯谖的“我将进入童话”似乎也是他们这代人的心声，亦或说，童话是他们曾经的偏爱，也必定成为诗的内在性追寻与靠拢。这在本质上也成为向童年的致意与回馈。冯谖的诗亦如此，就是说，你会在他的想象乃至幻觉以及词语新异的组合里，读出一种童话意味，或者说在他的诗里弥漫着一层童幻的诗意。在一首诗里，我看到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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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脑勺撩起雾气，树皮靴剥离

硬而凉的矿工，祸及

掉队的泥丸……

…………

暴雨收留酥痒，铃铛得以隐瞒

鸦雀的听力。

这些诗句无论表达着何种不甚明了乃至晦涩的蕴涵，但在后脑勺与雾气、树皮靴与矿工、掉队的泥丸以及暴雨和铃铛的后缀之间披显着有悖于常态的童幻色彩。而谢榕在诗里承认自己九岁时“伸手偷吃邻居家的石榴”，把这童年可笑的经历看做童话，就像“一两枝朴素的嫩芽/足以养活我们自己”，从中也看出来童年记忆之于诗人的显在意义。罗世鑫则在《踩》这首诗里，如此写到：“公交车上升起二手烟，甚至小孩子开始全部对着我/堵截式仰望，这没有芝麻开门，而是躲避球游戏”，诗人在一种否定式的语气里，让些微的现实遁入童话的飘渺里。进而转入“被最隐形的红绿灯控制着，隐痛的/鸟喙，半岛一样的东京花园。/时而就嵌在生活里，抽陀螺和水烟，不转也不生肺病”这样虚幻的情景喜剧里。

在对于这一代诗人的持续阅读中，我坚定了引入童年写作这个概念。在这些年轻诗人的诗里，你会常常看到他们依赖着并不丰厚的生活场景编织词语的童话，这几乎成为一个风尚，或者说， 他们的兴趣似乎不在俗不可耐的生活里，反倒在词语的童稚氛围里。这些诗里还残留着他们相去未远的童年的心迹在语言层面上的映照。高爽的诗就是如此：

如今，失眠的人像一把滚烫的马鞭

抖搂那同一倒影中

深陷于潺潺的星辰踱过马场；而寂 静褪色于

飞蛾绕着梦魇翻滚的歌声

…………黑暗

嘻笑着涂抹淋湿的镜子或青蛾

我揣度这个年龄的诗人，失眠决非常态，那么，他便是在这种体验里掺和了想象与幻觉，也因循了童年心理的驱使，从而进入语象的拼贴之中。这样的诗歌行动很显然是欣喜于词语的预约，而满足于童心的激赏。我们再看《逍遥游》的句子：

当我学会用记忆将积雪的棺木

从晚霞的唇印下扶起，第一滴雨

就自大山的倒影上移开。请匀出表 象上的一段坦途

树桩上歇脚的少女

一旦把可能的梦境撕成飞云

就会让一卷愈加圆满的胶片褪尽了 阴翳之美

诗里出现的记忆与梦境预示着现实的不可能性，那么，我们不妨把这诗里显现的具象也当作幻象，而这幻象里却有着童话般的迷醉。当然，这些诗篇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依然靠近于诗人的早期或童年写作的范畴。然而，趋向于这一向度的早期写作，若有定力，或许会迈向语言诗的路径，那么，他们将是马拉美、兰波与瓦莱里的近邻也未可知。总而言之，逝去的童年寓于写作中，年轻诗人们在诗里挖掘着孤独、绝望而衍生的黑色意识及耽于幻想的超现实具象，从而抵达诗意的救赎；而享有了童年快乐的诗人，则在记忆里塑造着故乡风情与依恋，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童年的写作践行着杜拉斯曾经阐发的“童年之外的任何经历对我再没有任何用处”的艺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