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城”“视”何以结合

《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是曾军的最新力作，这部拥有新颖名称的著作，也同样拥有新奇、独到的观点、视角和方法，并逐渐建构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方法。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写手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3]在《城视时代》一书中的具体表现是，曾军用“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将视觉文化对文学叙述方式、新媒体文学、新型的艺术形式等产生的影响，以及视觉观看本身内蕴的政治学原理等，跟城市文化的城市景观、市民价值观念、区域性文化、地域性文学叙述特点、文化传承问题，以及一些非城市性文化问题等都联系起来。

[4]所谓“新媒体文学”，是指基于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而产生的新型文学品种和活动。

[5]“情境主义的观看”是对一种受客观现实影响的不自由的观看方式、观看行为的研究，而“自由观看”是一种抵抗观看的情境限制的政治。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呈现出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关键词：云南; 跨境民族作家; 母语文学范式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指的是，在进一步探索某个研究领域过程中，能够提供有关共同理论框架或规则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性。之后，“范式”在多个学科之中使用，文学领域也移植了这一概念，随着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范式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学界的观念创新与理论拓展，并成为源自西方却具有中国文学方法论特色、通行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术语，尤其是针对新的文学现象，可探索其独到的认知视域和解析路径。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起步于1950年代，崛起于1980年代，繁荣于2000年，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目前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母语创作，其历史与共和国同龄，至今走过70年独特历程，汇成边地独特的文学“云南现象”，在中华文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中，是边疆文学、地域文学、族群文学、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等众多内涵外延相互交叉、相互区别、相互混合的领域中的一员，需要在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确认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的方向。它与汉民族书写、少数民族汉语书写以及同源民族作家跨国界书写等并行共生、比肩存在，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创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从边缘走向世界的新的书写现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包括理论探索、文本批评、作家评价、美学表现、传播影响等等，尤其是不同国度同源民族母语创作实践，突破了通常民族文学本土地域性特点，投射出多元复杂的价值判断系统，因此，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学进行研究，除建立在一般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还须呈现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考量归纳、建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一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传统定义的突破及新的范式建构

严格意义上传统的“母语文学创作”，只包括母语原创作品，但是，如果沿袭这一传统定义，仅仅以“母语原创”去理解母语文学，已经难以适应和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拓展母语文学理论域问题框架。其原因，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旧有的自我循环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不断融入当代跨境、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世界格局之中;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道路上，母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具体构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民族语言文字，其精神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显现，多元语言文字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翻译;三是创作实践使然。在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并非母语首创，而是汉语首创，然后再翻译为本民族文字，典型代表如德宏傣族作家朱宽柔短篇小说《依罕美》，先为汉语创作，后使用德宏傣文翻译，再刊载于德宏傣文刊物《勇罕》，汉语创作译为德宏傣文的经历犹如一段美丽的母语回归之旅，不仅充实了傣族母语文学的内容，也丰富了母语作家的创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字的互译，直接体现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另一种独特认同方式——母语文化审美，这犹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潜藏着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因此，从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对“母语文学创作”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新界定，普遍性即指母语原创作品，特殊性即把母语创作拓展至“翻译”，特指“民汉翻译”，包括“母语原创作品汉语翻译”和“民族作家汉语作品母语翻译”，①契合和证明了母语创作新的广义定义具有多元范式特点，拓展有效，新意突显。

一方面，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察，母语创作本体的内涵与外延，除“母语原创”文本的审美性、形象性、语言风格等要素以外，直译、意译、归化等翻译领域的现象和技巧也成为母语文学创作本体一个特殊的部分，形成多视角母语文学创作本体研究的扩容，推动母语创作文本形态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母语文学创作翻译研究范式创新实践表明，通过翻译，即把母语作品翻译成汉文，能够极大地激发母语创作所潜藏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打破过去单一的母语传播，民汉双语文本同时得到分享和传播，从而使母语文学获得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人类文化学把翻译视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翻译作用是维护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拓展始源语内容的传播空间，把人类的知情意沟通起来，文化交流，其桥梁作用可使文化天堑变为通关大道。语言、文化、翻译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文化交流自古就有，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就会处于困境。少数民族母语由于受众比较狭窄，急迫需要汉译，民汉文本双向交流过程中，能为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提供一个发掘多元样貌及价值评判的视角，尤其是翻译作为一条打造社会和谐之路，是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如同一个美妙的窗口，彰显的是中华文明多元性、整体性及其原生形态性的宽阔视野。

民汉双语文本强有力地推动母语原创作品的传播与影响，作品汉译本进入大众视野，其美学意义与社会意义都将比原生母语文字存在的形态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透过其艺术性，社会意识和社会作用获得大众分享，因此，母语创作一方面延伸到本民族的阅读根脉中，但另一方面，因民族文字受众较少而又变成当代阅读被压缩的空间，翻译正好成为民汉互动统一的桥梁，形象地说，翻译是母语原创文学一双美丽的的翅膀，带着母语原创飞向更高更远的文学天空。

母语原创是母语文学的核心，翻译是与原创同样重要的精神高地，在语言文字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基于中国文学国情，多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互译，能够使母语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同理，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其独树一帜的内容与风格，需要借助翻译，推广分享，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走向未来，绽放更强影响力的光芒。母语原创及其汉译是携手保持文化多样性重要方法之一，是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的独特表现，母语原创与汉译所组成的珍贵双语文本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基础，是从母语文学领域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道路，是确证中华文化存在力、发展力难以替代的重要元素。

二  文学史、边疆史相结合的评价维度

跨境民族横跨中国与不同国家区域，其母语创作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有别于其他创作现象最大的不同点，跨境民族母语创作拥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跨境性。跨境性带来新的审美阅读空间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其中诸多文学规律、文学现象需要去发现、梳理与总结，首先需要使用文学史方法，观察其发生背景、运动轨迹、发展历程、性质特征、成就地位、价值意义，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与风格，等等。在观察过程中，跨境的特殊性与边疆性紧密关联，跨境民族文学与边疆文化治理是两个不同领域对边疆的观察和反映。跨境民族是边疆史研究的核心，边疆史必须以跨境民族为重要对象，从这个角度看，跨境民族文学和国家边疆治理两者为不同学科领域，共同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却几乎是同一个，边疆史体系中的很多问题提供给跨境民族母语创作 反观自身多重价值的研究视野，而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作为人文精神力量，是边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发展、边疆安全、稳定、和谐、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等议题的一个佐证。

比如，德宏傣族作家郗保常有一部中篇小说《勐焕风云》，这是一篇反映德宏以傣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抗击日寇的小说，其中蕴藏着边疆人民，具体说是芒市傣族人民的抗战事跡，作家在序言中说，有一些事件为他本人亲身经历，因此，既是文学的想象与描写，又是新的边疆历史材料，非常珍贵。

再比如，评判跨境民族歌手诗人建国初社会主义重大政治题材表现问题，需要结合边疆与文学史，通过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创作主体的思想性，才可知其珍贵。一段时间以来，曾对于建国初期颂歌式的政治性题材写作有所争议，认为空洞直白庸俗，然而，这个文学形式却正是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多维创作视野第一个亮点体现，这是第一代母语作家从边疆走向中心的一条从未有过的路径，他们吐露的不仅只是对新时代生活的幸福心声，最为重要的是，发出了国家认同的最强音，它突破了诗人本民族传统文学所规定的主题束缚，以飞翔的姿态，在母语文学的天空开创新的创作领域。在旧时代，傣族歌手只能有两个写作核心：以佛祖（帕召）为主，围绕天神、国王和王后唱颂歌，内容仅限于讲述“佛祖普渡人类的业绩和帕拉西帮助人间摆脱灾难的事”。②解放以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年轻歌手，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讴歌文明进步的新生活，赞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等，虽然直观，但一改往昔的文学面貌，最为可贵的就是，推出表现时代文明演进而出现的“新英雄”人物，成为向边境少数民族百姓进行国家大事、党的政策以及多方面宣传的重要渠道，不仅是新社会的见证，也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大发展的见证，是值得肯定并载入史册的骄傲。

三  艺术创新兼顾传统的分析维度

首先，原汁原味继承传统。由于使用母语创作，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传统形式，因而，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创作，受到本民族原生形式的影响极大。比如，在修辞方面，各民族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谚语、比喻、夸张等修辞，如汉族谚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景颇族人说的是“有钱能使鬼舂米”，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却显示出景颇族作为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被“舂米”这个简单但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词语，一下子就带到了读者面前。凡是居住山地民族，没有碾米机，每天舂米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谚语，闪烁着鲜活的、灵动的生命力。

再如，德宏傣族作家岳小保在其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中，通过记写刀安仁创作《游历记》的情形，展现傣族传统的诗歌程式的印迹，小说里是这样描写刀安仁写作的情形和内容：

刀安仁拿出他的《游历记》③写道：“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歌头衬词），有时心里悲伤难过到想放声哭泣，我们已经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多日，转眼热季就要来临了，不知该如何倾诉，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尘世，困在这船里已有多时，我心沉痛（e/dqmufq;]n/g歌头衬词，抒发心中的沉痛），不知何时才能迎接和平之日，返回我最思念的家乡。宁静的月光斜照着寂静的海面，放眼望去只见茫茫的大海，心中又涌现出思乡的念头，不知不觉已进入了热季，我们从去年跨越省份，远离家乡，如今已到了五月份，却仍行驶在海中，没有到达目的地。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从去年腊月月末背井离乡，为何都几个月了，我们还是没有到达呢？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在海上漂游了几个月，如今终于来到了横滨。到了横滨我们见到了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伙第一次看见火车竟能承载成千上万人，又惊奇又激动。”

上述刀安仁记写的语言中，“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我心沉痛（e/dqmufq;]n/g）”“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等，全都是歌头或衬词，这既是傣族民歌最常见的诗歌形式，也是很多民族民歌中的特色。

衬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歌体而定。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前面;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后面;有的歌体歌头歌尾都有衬词，有的衬词没有实际意义，有的衬词则能起到起、承、转收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上述刀安仁使用的衬词就具有表达不同情感的作用。通过岳小保的记述，可见傣族民歌形式对作家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其次，关注新形式创新的理念与实践，即写当代故事，却用民族传统叙事的手法，而又融合新的结构，现代性的介入使得文本新意倍出。哥布创作的哈尼文长诗《神圣的村庄》，就是叙述视角与结构融合的新典范。这部哈尼族书面文学首部叙事长诗，独特的叙事结构特点是，站在现实，重返祖灵之地，叙述视角多变，安排多个叙述人，自由地不断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闪回或者闪出，颇有哈尼毕摩讲古的神韵，从而充满荒诞、魔幻的风格。

第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源头不只是本民族文学这一个传统，而且还具有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形式。如岳小保创作的德宏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就直接借鉴汉民族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创新成为傣文章回体小说，获得极大成功，影响颇大。由此，跨境民族母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交融和艺术创新的空间。

四  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的双重比较视野

从文学的比较到比较文学的发展，两者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交叉关系，带来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综合性特征。具体更体现为自身特色所带来的属于自己拥有的研究和比较方法，即双重比较现象。

首先，全球化推动文学研究国际化，因此，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的研究需要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拓展视野。比较文学学科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原则上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的比较，才符合比较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范围。

针对所有跨境民族母语文学而言，处于一个双重比较的境遇，首先，虽为同一民族，但是分布于不同国度，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中，但是，毕竟是同一民族，依然还是不太合乎标准，因此，对于跨境民族文学不同国度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可参考比较文学方法，如平行研究法、影响研究法等，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以普遍文学比较的理念进行把握和研究。

境内外作家母语创比较视角是多元的，如语言风格的比较、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等;比如，女性形象比较，目前，缅甸景颇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特色是她们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大，性格特征是不同方式的隐忍，通过宗教救赎，相比于境内母语作家的女性形象，境内作家赋予笔下女性更多的是抗争和走向独立。

再有，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书写比较也是一个必然的比较维度。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是从兴衰沉浮的跨境命运和现实生活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文学形态，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成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表达重点，在文化多元中守望故土和民族的根脉，不过，具体的作品中具有表达上审美差异和态度上的模糊不一。客观而论，境内母语作家的家园意识和文化认同明确，境外作家则具有较为隐性、较为深入的认同抒写，当然，也有徘徊和模糊的情况，因而，需要从形象、语言、意象等文学构成要素中仔细甄别，从外部表层进入精神内核加以把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境内外母语作品常常在充满情感的眷念中，渗出忧伤，在亲人的关怀中，挥洒泪水，在困苦时，吟诵诗句，不因为身处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抛弃家园和民族的信念，在国际大背景下，尊重历史与现实，凝聚民族精神文化，没有宏大叙事，但有细致的情感以及历史与美学深沉的力量，从大地的根上发出声音，凸现强烈的民族意识，生动阐释了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人类共同命题。

远隔千山万水，却用各自的母语、相互间不同的语言、跨越国界讲述着人类最本真的故事与情感，既散发着不畏牺牲的气魄，也充满着温婉亲切的乡里民情，从世间万象汇聚家园意识：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礼仪节日、乡土风情、婚丧嫁娶、禁忌规则、刀耕火种、狩猎渔业、农牧生产等，那些表面看似很简单，比如植物、树木和季节，实际上却隐藏着“物”与“心”双重语境的追求：中国多民族、以及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对故乡的赞美和美好的心灵，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血脉相融，气韵同在。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同南北朝诗人江总诗云：“心遂白云逝，形随北雁来”，④唐代孟浩然诗云“旷野天低树，江清月近人”，⑤李商隐诗云“故乡云水池，归梦不宜秋”，⑥这样的意识，东南亚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作家们，也有同样的认知，在2016年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上，高棉作家协会会员切穆诺发言：“一个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汇聚一起才创造了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文学灵魂创作不可或缺的，”⑦越南作家陈登科用诗意境很美的语言总结到：“共饮一江水，需要一颗心”。⑧

五  价值和意义

常规稳定系统下的范式通常因时代、思维、对象、范围的突破而可能被刷新，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研究范式的建构与实践，更新了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强调母语创作体系的开放性，人类母语有重要而独特的使命担当，母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直接而重要的代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获得了深远的人文蕴藉，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文学秉持着特有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内涵，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中国“一带一路”边疆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审美、交流、接受、传播及影响有更为巨大的作用，母语文学创作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丰富和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学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学界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基础，即有利于把握母语创作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实现以汉语为目标语需进行翻译的同质性研究，并不包括汉族作家汉语作品的民语翻译，也不包括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民族文字互译。

②岩峰：《当代傣族文学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③《游历记》是刀安仁1906年1月初至5月初前往日本学习考察途中的见闻录。

④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mingju/juv_08a1b5d09147.aspx.

⑤⑥顾青编：《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⑦⑧载云南省作家协会：《第七届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文论集》（内部刊物），2016年6月版。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学资源数据建设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161）

责任编辑  刘小波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随着国家对汉语教学措施的调整，新疆高校教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新疆高校的生源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变化，尤其是各个民族学生的日益增多，中国古代文学的教与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摸清教学的家底，抓住教学的根本，有的放矢地进行有效教学活动，显的尤为重要，从调查问卷反映的学生的学习兴趣、阅读方法与阅读量，对教师教学内容方法的看法、先进教学模式和手段的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促使教师在教学的理念、教学的过程、教学的拓展延伸、师生的互动以及教学的考核方法上有所创新，力图使教学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问卷分析 古代文学教学 改进措施

昌吉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现有四个年级五个教学班，其中16级学生民汉各一个班。其他三个年级都是民汉合班。民族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13级的占43%，14级的占42.3%，15级的占39.6%，16级的占40.5%。由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从二年级开始开设，16级是一年级没有开设，此次调查主要涉及13、14、15的三个班级。此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51分，有效问卷147份。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时由于思政课、教育心理课程、计算机课程、实用技能课程等的开设，已经由以前的开设六个学期，压缩到四个学期。课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学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全部为定向新疆四地州的免费师范生，没有就业升学压力，学习动力在相当学生身上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民汉合班教学学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教师把握教学的难易程度有很大的难度。在师资情况上看，又面临着骨干教师年龄偏大，年长的近几年将要退休，年轻教师提高学历教学水平又要进修的局面，教学师资断层的压力较大。从老师们日常的听课评课教学研讨交流反映的问题来看，普遍存在教学难度较大，急需调整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互动等问题。究竟学生们对教学有什么样的真实想法，摸清家底，才能有的放矢，调整教学的思路、内容、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抓住教学的根本，才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基于此开展了本次调查。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和态度

老师们一度猜测，由于民族学生语言的差异和民考汉的学习背景导致他们对古代文学这一相对其他课程繁难的课程可能主观上不喜欢，调查结果是以下两组数据：

从表一可以看出学生入校以来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还是相对较大的，因为兴趣没有变化和说不上的学生里不排除有感兴趣的学生，但吸引力还是不足够大，还有态度模糊的学生，稍有对教学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会转变态度。表二是一主观调查选项，学生们的回答涉及入校以来的所有课程，有的仅因为老师漂亮就喜欢，有的因为课程实用喜欢，还有的是有一定的学习积累而喜欢，但是还是有相对最多的学生是喜欢古代文学课程的。喜欢的理由主要是教师知识面广，行为儒雅，幽默风趣，严谨认真，授课生动，课程故事性强等。不喜欢的理由最多的是有时课堂气氛不活跃，缺少与学生的互动，课堂形式还比较单调。

（二）关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

此项调查涉及四个问题的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这四张表上不难看出：1.学生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研究资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老师的推荐和引导，老师的所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是也反映出学生的依赖心理普遍较重，有部分学生缺少主动去涉猎相关书籍的意识。有16.67%的学生没有借阅过古代文学相关作品，这是要引起重视的信息，标明教师要督查学生的阅读情况，不能留有死角，知识面的缺乏对学生的学习影响作用很大，不能忽视。2.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最大障碍是繁体字。经过和学生的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学生尤其是民族学生在中学很少接触繁体字，但是古代文学的特点又必须让学生认读一定的繁体字，以便学生能够培养出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古代文学学习水平。这是急需解决的难题。3.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数量还是偏少，老师要依据教学和适应中学语文教学需要的合适的书目，指导督查学生的阅读。4.学生课外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途径呈现多样化，尤其是影视作品的直观、有吸引力对学生的阅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手机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也在日益影响着学生的阅读途径和习惯。教师要了解学生在获取古代文学作品的途径的这一变化趋势，顺应学生的学习要求，使用新的媒介方式展开教学。

（三）关于教学方法和模式

统计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教师讲授和借助多媒体课件教学，经过访谈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课程较难，需要老师的帮助。这是一个不良的循环，越依赖越不能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就会越欠缺，教师在关注那些已经有了良好独立自学能力的学生的同时更要转变教学方法，教会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其他调查选项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不再涉及。

三.教学改革的对策

经过此次调查，初步摸清了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情况，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阅读习惯和态度，教学方法和模式都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在保护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基础上，要开拓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学生对老师的期待很高，是好事，也是压力，对于民族混合编班的学生要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发挥民族学生热情，情绪容易调动，喜欢发表见解的优势，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师生互动。达到教学活动的最佳境界“知音境界”。[1]增加讨论课，表演课，朗诵课的比例，教师认真研究教学内容，规定好自学的内容、要求、讨论的题目、表演的范围、朗诵的材料等，分成民汉结合的小组，由教师和学习委员小组长组织进行，并视学生的表现记入学生的平时成绩，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新能力。

2.调用多种阅读手段，提高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

量变才能带来质变，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只有多读，多思考，多研究才能形成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素养。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让学生读文学作品，就是让他们读哲学、读历史、读伦理学等书，并从中受到沾溉[2]。鼓励学生调用一切手段阅读作品。同时加强民族学生繁体字的认读能力，可以根据必读作品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繁体字，也可以用猜谜，竞赛，说故事等活泼有趣的形式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有了调查才有发言权，摸清了学生的底细，顺应免费师范生“未来角色的决定性”[3]对课程的高要求，下一步就是在教學中以搞好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导向，开展教学改革，培养出就业单位欢迎的毕业生。

参考文献

[1]祝秀权，杨颖.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调研与思考[J].淄博师专学报.2013，（4）.

[2]潘殊闲，西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卷调查报告[J].高等教育研究.2008，（3）.

[3]滕瀚，时伟，梁支宏，王少云.免费师范生课程现状满意度调查分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昌吉学院教学研究项目（14jyyb005）《应用性本科教育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改革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青荣，昌吉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及研究）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文化差异与神性叙事

马原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几个外来年轻进藏者的见闻，传达了西藏神秘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实际上，不单是藏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异质文明“诱惑”直到今天依然被表达着。

次仁罗布(藏族)的小说《九眼石》读来颇具寓言色彩。李国庆是一名有钱的内地商人，单增达瓦则是一名普通的藏民，看似不太可能有人生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九眼石被联系到了一起。李国庆因为身体“有恙”而产生了精神危机，他将目光对准了能够洁净自身、治疗自我的西藏;与此同时，单增达瓦也经历着经济危机的过渡阶段。从这个角度而言，内地人与藏区人在面对这个物质世界时似乎都有着较为相似的困境;但随着小说的推动，在面对如何处置身负重伤的杀人者尼玛仁贵时，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个突如其来的冲突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所在，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国庆与单增达瓦在文化价值深处几无相似可言。次仁罗布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十分简单、然而却十分深刻的问题：像李国庆这样到西藏寻求心灵安慰的闯入者，即便是他们的躯体到了西藏，但这种空间距离的重合是否真的能够洗刷他们精神深处的灰尘，还是相反会更加放大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欲望。小说中的九眼石更像是一位默默注视众生的旁观者，不管人们赋予他多少的物质价值，它的精神价值永远只有谦卑的信仰者才能真正体会。同样是展示藏区文化，吉米平阶(藏族)的《虹化》则有着较为强烈的神性色彩。小说讲述了普布、普姆两夫妻的拉萨朝佛之路。随着妻子普姆的去世，计划中二人的朝佛之路变成了普布背着妻子虹化的肉身独自救赎的过程。在小说中，普姆的虹化似乎成了普布一个人的秘密，这种不可言说的所在正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密码。小说《虹化》的深刻意味还在于，作者在展示本民族独特文化价值的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间对于轻与重的差异理解。

如果说吉米平阶笔下普姆的虹化让她完成了修为的最高境界，那么马碧静(回族)的《宰牲》则让马开贤老人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宰牲仪式完成了灵魂的救赎。高速公路的畅通，使马路边打着“麻辣黄焖羊肉”招牌的餐厅生意日益火爆。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在孩子生命高于一切的幌子下，马开贤的儿子和儿媳渐渐不再按照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要求宰杀羊只了。马开贤看在眼里，恐惧在心里。这种恐惧让他经受着心灵的挣扎：一个是黑马开贤，试图理解儿子儿媳做法的难处;一个是白马开贤，他坚持穆斯林不能将不洁的食物卖给别人。当虔诚的信仰遭遇到了至亲，在金钱与亲情面前，马开贤与儿媳的矛盾终于爆发。大病一场的马开贤看到了两只羊在召唤他，他心底的虔信让他决定通过一场宰牲仪式洁净自己的信仰。小说在流动的血液中结束，留给读者温热的信仰表达。

黄光耀(土家族)的小说总是善于将湘西土家族的自然风貌与风俗融入情节，在带有哲思性的叙事中对世事与人性进行深刻的解读，《第三种坟茔》则将这种哲思进一步深化。小说中的幾乎每个人都有病症：或是遭遇婚姻感情的危机，或是亲人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或是行将去世的肉身。主人公王元亨即被夹杂在这些复杂的事务中，不但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自己的情绪，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与妻子的性生活。在背着妻子与江一凡的暧昧往来中，他们试探着彼此，却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精神深处的空虚。对风水之说颇有些了解的王元亨，在江一凡弟弟田小华的引导下准备在酉溪两河口的尖嘴上买个墓地。故事发展到此处陡转直下，谁知江一凡自己看上的风水宝地竟成了田小华谋杀自己亲身父亲的“凶器”。作者虽并未直接描写坟茔，但小说中阴阳两界及生与死的隐形存在使得坟茔成为了悬挂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似乎随时要将人性之恶刺于剑下。

情感记忆与乡愁

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百年中国文学似乎总是在探求二者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切肤的乡愁体验。对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他们清晰地意识到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他们所珍视的传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遗忘乃至消亡的命运，因而某种情绪复杂的情感记忆成为他们笔下重要的主题。

肖龙(蒙古族)的《榆树》是一部隐喻意味很浓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两条线索中同时展开，一是“我”寻找亲生父母，一是老榆树的生死存亡。小说在某种僵持不下的叙述后，随着罕见的暴雨，作为阻碍榆树镇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榆树终于死去，老榆树不再成为榆树镇人民“抱残守缺”的障碍。在没有了老榆树的庇护后村里人的眼界看似变得开阔和明亮了，但是“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或许将会随着老榆树的死亡永远成为一个谜。在小说中老榆树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当代表着现代化的锯齿在它身体上游走将其断裂之时，有关榆树镇的记忆也随之一去不复返。同样是以树的命运为线索，陈孝荣(土家族)的《古树》则更侧重于对人性的揭示。张钊的“工作”就是偷伐古树，在妻子的默许下他屡屡得手，可是相好郭英的物质索求又让他的不义之财所剩无几。在儿子提出要在广州买房安家的要求无果后，为了凑钱竟然到银行抢劫并杀了人，张钊这个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又多了一重悲剧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们苦苦看守的古树却在高铁搬迁的政策下轰然倒地，这是小说中所隐藏的另外一条线索。

和《榆树》的主题有所相似的是，韦晓明(苗族)的《空谷之上》也讲述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断裂感。当时代变革之风刮到石门潭时，石门潭人便也有了自己的思维逻辑：“以前我们穿苗衣到城里，你们看我们就像猴子耍把戏一样，现在你们争着抢着要穿我们的衣服照相。唉，没那么简单的，得拿钱来。”在利益驱使之下，新旧观念的碰撞自然不可避免。而这种精神上的困境和挣扎在小说主人公董福光身上表现得十分真实，他的个人遭际实际上是时代变迁下世情百态的集中展现。所谓乡愁，自然离不开游离于城乡间的孤独。石庆慧(侗族)的《落眠》中阿珍的内心活动可谓将这种异化的乡愁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适应城市始终明亮如昼的夜晚，与丈夫之间形成的莫名裂痕使她日渐消瘦，倍感孤独。她热爱着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征用款的分拨情况使兄弟反目，一切现实情况都逼迫她孤立无援烦躁痛苦地去接受无所适应的生活，在这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乡愁就愈加刻骨难耐。往往这种瘦弱善良的弱势女子都是大环境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向本贵(苗族)的《又见炊烟》则展现了农村人内心的坚守与对乡土强烈的归属感，那种面对生命无常祸患的坚忍不拔让人动容，温暖并刺痛着人心。

和乡愁有关的情感记忆除了和故乡有关，还关乎老人。刘萧(苗族)的《渔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守旧”的渔人。他所执拗坚守的不单是他的船和这日夜流淌的河水，更是他生命最后的尊严。随着老人在春天一场大雪后的去世，那些时代的背影最终成为作家笔下的一首挽歌。马瑞翎(回族)的《老包买房》中老包夫妇在省城虽然买的是房子，却买到了更多的孤独。两位老人买房过程中被中介以及商家以各种营销手段忽悠，他们一方面怀着一份已然被异化的乡愁在城市中寻找存在感，一方面又因为内心的孤独与渴望被重视而更加怀念故乡。夏鲁平(满族)的《天高云淡》以一场家庭风波为开端，书写了孤寡老人的无助。78岁的父亲毅然决定和子女们口中的“老妖精”结婚，这让子女们异常紧张。当“老妖精”的去世让父亲说出了埋藏三十年的秘密后，儿女们方才知道他们对父亲的爱是多么地苛刻。

社会担当与良知表达

作为“五四”时期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形态，“问题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小说类型。可以说，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开始，作家就作为时代最好的“诤友”，表达着对现实的态度。作家介入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2016年的《民族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良知表达。

海勒根那(蒙古族)的《玉米啊玉米》是一部读来颇为疼痛的小说。一件屈打成招的冤案改变了主人公阿根的一生，除却妻离子散，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已然与他形影不离的“强奸犯”的标签。那种冷漠和屈辱让阿根走投无路，只能对着玉米讲述着自己的清白。作家除了对权与法的观照之外，思索更多的还是人性。阿根出狱之后，比莫须有的罪名更摧残他的是周围人、特别是亲人对他的冷漠和排斥，小说揭示出与健全的法制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善良的人心和天地间的真情。

胡树彬(苗族)的《职业爆料》以社会新闻作为小说故事的叙述题材。在作者剥洋葱皮似的层层剥离下，一件发生在庄城最顶级富人区金水湾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水落石出。打工女孩夏萌萌被潜龙首富康庄集团董事长之子撞死的一起车祸事故，却因为涉及到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交错背景，让案件本身更为扑朔迷离。夏萌萌之所以每天在道牙子上卖萌晃荡，就是为了吸引那些富二代的注意;与此同时，马路边的职业爆料人原本可以阻止事故的发生，却在利益的驱动下等待着悲剧的发生。胡树彬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残酷的现实图景，女工夏萌萌的合法权益到底该由谁去维护，这似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玉米啊玉米》和《职业爆料》两部小说是从外部视角来呼吁正义的话，那么阿满(满族)的小说《局》则将镜头直接深入到问题的细部。故事发生在四方桌的牌桌上，所坐之人有官员有商人，这看似风平浪静的牌局却暗涌着各种角逐。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却不知自己在布局的同时也陷入了他人所设之局，只是局内之人深陷其中而不知。这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牌局”潜规则中，真正的黃雀到底是谁，交由读者自己品味吧。小说虽将笔触对准逼仄的牌局空间，可细细解读却是讲述了每个人都面临的各种人生之“局”。作者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道出了为官者在牌桌上的小局及其背后的社会大局，颇具现实的警示意义。

少一(土家族)的《守口如瓶》在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于“红太阳歌舞厅”的打架斗殴事件到母亲为“半截耳垂”的儿子上访之间完成了无缝链接。而主人公朴顺义则被围困于情与法之间，遭遇了自己工作和人生中最大的困境。实际上，朴顺义的遭遇折射出当下社会中普通人对于公平正义的多重诉求;而平凡警察“迟哥”的出现则为这幕扣人心弦的心理搏斗打开了一扇光明的窗户，让我们对担当与良知有了更多相信的理由。除了这些较为沉重的呈现外，老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的《飘过院墙的歌声》读来则轻松了许多。同一天两户人家都为子女举行了婚礼，可这两家偏偏是邻居。一户是让人讨厌的花花公子艾克来木家，一户则是惹人同情的普通农户买苏木家。一墙之隔的两户人家，却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了悬殊的对比。但是在可爱的达吾提大叔的指引下，“从天而降”的乐师们让普通农户买苏木家的婚礼不但收获了热闹，还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柔软的疼痛与真相

人心是柔软的，文学在触碰柔软的地方时总会不经意地带来疼痛感。阅读2016年的《民族文学》，可以感受到作家们试图通过某种疼痛感透析到社会与人性的真相。

马金莲是近几年在小说创作领域表现比较突出的作家。可以说，《民族文学》见证了她的文学成长。2016年，新作《贴着城市的地皮》是马金莲的突破自我之作，她将中心从扇子湾的乡村移到了城市。小说以一个13岁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乞讨者这一特殊城市群体的生存状态。在“我”的想象中，城市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人间乐园。但来到城市后带给“我”的却是多个白天的“哑巴”岁月。作品深刻揭示了外表光鲜、充满诱惑的城市，如何让乡村进城者迷失堕落的过程。

陶丽群(壮族)的《清韵的蜜》是一部颇为精致的小说，使人不忍心读得太快，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句子。在“我”是孩子的时候，透过我的童年视角只看到了姑姑是好人，清韵是坏女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的“我”则看到了姑姑和清韵的心底都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让两个女人都对可怜的姑父有着终生的愧疚，特别是姑姑在情感上终其一生的失意和孤独。这个让人疼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隐藏着多少或大或小的“悬案”?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作者想要呈现的某种暗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绝非是背叛或是恨，而是如文章中具有双关隐喻的“蜜”所揭示的，是一种历经艰辛后方才酝酿出的浓稠但透亮的人生，既已看得透亮，真相似乎也不重要了。 梁志玲(壮族)的《树洞》则将“树洞”隐喻成装放秘密的所在。那万家灯火中几家欢喜几家愁，那城市里一幢幢冰冷的楼宇内装着多少秘密呢?在城市里有多少高楼大厦，似乎就有多少树洞，只是那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着实让人感叹。

同样是面对真相，第代着冬(苗族)的《被偷的风》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永远“看不清”真相的唐灯旺。若按照惯常的衡量标准，唐灯旺无疑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兜转于各种社会身份的他总是那个被解雇的人，即便是以平生所学成为一名出色的那摩先生，也免不了再次丢失工作。正如小说中“万花筒”这一意象所隐喻的那样，无人照顾的老人、自私自利的众人、日益冷漠的人情，这些都成为这个“万花筒”世界的真相，而唐灯旺则像那个永远看不清真相的人，用他所执拗坚守的善良和道德被生活一次次地放逐。这似乎回到了铁凝《永远有多远》中所苦苦追索的答案一样。当可怕的真相已然揭开，该如何去面对呢?包倬(彝族)的《我还是我吗》为我们展现了新锐作家大胆的艺术探索。小说的主人公早晨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小孩儿，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了“返老还童”的一幕，作者在这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中完成了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致敬。在《我还是我吗》中，当“我”从孩童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时，看到的不是童真和善良，而是迷失在了成人世界深不可测的污浊中。

了一容(东乡族)的《法图梅》和郭雪波(蒙古族)《夜行者》都从女性的视角透视了幽微的真相。在《法图梅》中，了一容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在本村中带头进城谋生的姑娘法图梅。她有着天然的美丽，同时也因为她的美丽在城市里经受着各种考验。小说对于法图梅经受考验时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异常精彩，虽然在顺从和抗拒的斗争中总是抗拒获胜，但作为弱者的法图梅最终还是“堕落”了。打败法图梅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在她眼里同为底层打工者的鹅蛋头。小说实际上揭示了一个较为残酷的真相，虽同为弱势群体，但人性的复杂却从未打过折扣。同样是描写女性，郭雪波的《夜行者》则是在知青文学的视野内展开叙述，却又有着不一样的表达。一次夜行买酒的黑暗之路上，两个男知青路上所谈论的是美丽的来自北京的知青鲁红霞。可白天将至的早上，鲁红霞的“自救”行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人性的复杂性。单纯的善恶似乎并不能概括，篇名“夜行者”更像是一个隐喻，对真相的探究似乎永远都如黑夜中行走。

人类的位置

一本刊物，除了具有敢于直面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外，还应具备走向自我和天地的浪漫主义气质。如果说，2016年《民族文学》中的小说代表的是前者的话，那么它的散文则倾向属于后者。这些散文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它们抵达心灵的深度、撞击灵魂的力度和丰饶精神的厚度。

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应该始于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和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缕阳光。如果顺着这条记忆往回爬梳，那么人类似乎距离那一望无际的原野越来越远。城市中的居民已经记不清一片树叶的样子，而天上眨眼睛的星星也只存在于教科书中。散文的内涵，即在于它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因而，无论散文的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散文的边界拓展到怎样的维度，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将会是其不变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所要真正探索的则是人类的位置。

对辽阔草原的赞美总是不绝于耳。草原之大或许是空间视野的表达，抑或是心灵世界被撞击后的惊叹。但在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这里，草原的“大”则是他在草原面前那种流淌于血液中的谦卑。在《草原》中，鲍尔吉原野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卑微。成吉思汗训示他的子孙“不可居于城市”，因为城市不但会让人变得无家可归，更会让人变得自大。而这恰恰是草原人最拒绝的：在草原上，人和牛羊、和草木一样，只是生存者而非占有者、支配者。这正是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丹增(藏族)的散文依然富有趣味和哲思，在《猴王与野人》中他那种思辩的味道更为浓烈。他对人类现代化的反思另辟蹊径，从猴王与野人这对被现代文明贴上“野蛮”标签的存在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不变魅力。他甚至开始怀想从钢铁与水泥铸就的城市里逃脱，回到猴王与野人的大自然的怀里。从猴王与野人的视角出发，丹增实际上对所谓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文明”和“野蛮”到底哪个更值得反思，这似乎是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时代话题。

敬畏自然的前提是热爱自然，包括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马在渊(回族)的《白牡丹令》写出了青年学人对牡丹的独特感悟。他笔下的牡丹绽放出了另一种味道，那是一种真正的食尽人间烟火的真富贵。马在渊对于西北花儿素有研究，同时对伊斯兰苏菲也有颇深领悟，在《白牡丹令》中，这“不登大雅之堂”的花儿却与这百花之王的牡丹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呼应。在马在渊的笔下，他对于牡丹的钟爱与那些灵感式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作者写的是牡丹，其背后却是道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民间和谐的交融;他写的又不是牡丹，而是自己的人格追求。

龙章辉(侗族)的《大地之上，苍天之下》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文化体验。在天地之间的开阔地带，在生死之间的幽微地带，似乎总有科学解释不了的存在。因而像作者笔下李法官这样的集道巫文化之大成者便用他们神奇的口诀和手诀，去做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实际上，他们庄严而神圣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作者在文章中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度思索同样值得注意，正如作者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在降伏自然界妖魔鬼怪的过程中，渐渐忽略了人心中的妖魔鬼怪，忘记了人的心中其实也是有鬼的。这正是文章题目所揭示的，人类应该寻求“不逾矩”的位置。

犷悍的文化景观

少数民族作家笔下对风俗与民俗的展现，有着与汉族作家不一样的表达。和一些汉族作家对乡土中国诗意的呈现有所不同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某种原生态的，未被现代文明“同化”的犷悍的文化景观更值得我们探寻和了解。

铁穆尔(裕固族)的《逃亡者狂想曲》像一阵文字的狂風暴雨，让人感到无处可逃的张力。作者铁穆尔是一名地道的尧熬尔人，儿时草原牧民的生活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边缘的文化身份让他的文字充满了对命运、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思索。当我们从作者的文字中了解到尧熬尔的历史后，感受到的是一种荡气回肠的复杂情感。铁穆尔在作品中突显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让他对强势文明进程中本民族文化的削弱产生忧患意识的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希望。这正如作者所言，“如今逃亡者不再有避难之地。逃亡没有起点没有目的地。逃亡不是诗不是梦也不是谎言。美的诗歌依然将诞生在逃亡中。”相较于铁穆尔开阔的情感呈现，刘晓平(土家族)的《蛊女澧水赛龙舟的日子》则让我们在沈从文所构建的恬淡美好的湘西世界里，感受到了某种暗涌般的爱恨情仇。读罢此文，我们得知在那田园牧歌的诗情背后还有一种需以死来做代价的爱。原来恨有时也是一种爱，是一种更强烈的爱的逆向表现方式。

温新阶(土家族)的《萦绕于树梢之上的乐音和舞步》也颇有味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市所辖的一个自治县，这里不但有有趣的山歌，还有南曲。南曲，和山歌同时存活于长阳的大山深处，但是和山歌却截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长阳的女孩子出嫁要哭嫁，在一首首歌曲的哭唱中，女孩儿便出嫁了。和姑娘的哭嫁相反，鄂西人去世了却要唱歌跳舞。土家族认为，年长者过世是“顺头路”。而鄂西的丧鼓歌中大部分是情歌，这与悼念亡者的情景似乎不协调，却说明了土家族人豁达乐观的生死观。死亡，也许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这与儒家文化下汉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有所区别。禾素(傣族)的《你是悲悯的珠穆朗玛》和杨继国(回族)的《贺兰山麓的仓央嘉措》也都不约而同展现了作者对异质文明的探寻意识。禾素从外部视角，以文明对话的姿态关注藏族文明的博大。而杨继国则通过走访仓央嘉措的足迹，让我们感受到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在这篇兼具史料搜集与实地探访的学者型散文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文化探寻意识。

帕蒂古丽的散文总是流淌着丰富的文化血脉。作为维吾尔和回族共同的孩子，她的文化视角较之其他作家多了一份天生的优势。而生于新疆、长居浙江的生命状态又使得她对多维的文化空间有了更多感悟。散文《沿着来路的风》是她独特的时间之经和空间之纬相交的作品，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血脉深处潜藏的波澜壮阔的丰富情感。那是内地和新疆的连接，是历史和现实的连接，是回族和维吾尔族的连接，是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的连接。帕蒂古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这四个字的重量。

如何面对和讲述自己

散文除了走向外在的天地，同时也走向内在的自我。阿舍(维吾尔族)的《一天的隐喻》即用一种极度私人化的表述，将一位困于城市写字楼的女性作家的“搏斗”展现给了读者。在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在面对自我时，公共空间是如何挤压一位作家的私人空间。当日常琐碎的繁杂工作占据了人身体，继而有可能侵入到精神内部的时候，灵与肉的挣扎便成为这反复循环的工作日最大的战役。作者悲凉地体会到，办公室的每一天都雷同琐碎，连怨言和烦恼都没有新意。实际上阿舍更深刻地指出：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毫无隐私性可言的、碎片化的生活状态如何将一个完整的人从内部分裂了。同样是女性作家的自我面对，连亭(壮族)《列车是略有颠簸的一种平稳》则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表述方式。在“自叙”与“他叙”中作者转换着叙述的角度和身份，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与自我的对抗和妥协。最终，一次逃离换回了灵魂的安静。

阿慧(回族)的《前头有很多好东西》让人疼痛并欢喜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曾是特级教师的父母居然每日都在拾破烂。强烈的自尊让“我”无法接受眼前看到的事实，“我”开始抱怨父母，甚至嫌弃他们家里的味道。但随着真相的逐步呈现，我们才看到父母是在通过捡破烂为破产的小女儿还债。在《前头有很多好东西》中，我们看到了天下父母穷其一生为儿女“还债”的生命状态。当面对私己化的来自父母的爱时，情感到底该如何表达?

阅读别人的故事何尝不是在述怀自己的情感。侯健飞(满族)的《三镜斋生活随笔》通过几篇朴素的小短文，讲述了“情”之于人是永远写不尽的人生百态。在电视和网络取代纸媒攻占人类日常生活的当下，电视机里的世界已经让人们见怪不怪了，可侯健飞却带我们在这些节目里既看到了寻找了58年的战友情，也看到了毫无人性可言的女儿如何逼着父亲走向不归路的“糊涂老翁”。他人的故事在侯健飞温情的笔下，闪烁出了动人情怀。

阿微木依萝(彝族)是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女作家。阅读她的散文，能够明显感受到她对语言掌控的成熟度，初看《采玉者》，就不由自主被作者的叙述才华抓住了。面对十年不见的侄儿阿嘎，作为大姑的“我”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展开交流?通读全篇，我们似乎也并未看到作者解决了这个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反而在一种陌生与亲近之间，看到了彼此不可捉摸的猜想和在意。在这段神秘的采玉之旅上，那个并不美丽的阿嘎散发了一种玉石般沉默的光芒。虽是采玉却并未采到玉，阿微木依萝以一种略显俏皮的感动，带领我们体味到了笔下人物某种不可言说的孤独感。

李佩伦(回族)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展现了个体与一座城市的情感。天安门对于国人而言，不单是一处轩昂的地理坐标，更是心向往之的首都的象征。在老北京李佩伦“京味儿”笔调的娓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记忆如何与新生共和国的成长互为伴随。在看过了关于家国记忆的宏大叙事之后，这篇短文带给了我们别样的情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韩伟林(蒙古族)的《今生仅有的两次见面》是一篇怀念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散文。这是作家之间怀思之情的真挚表达，文章很短，却情真意切。2016年8月26日，土家族作家龚爱民因病去世，这篇回忆散文是龚爱民留给《民族文学》的年度记忆。

与文化精神同在

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优势文体。优秀的诗歌应该与生命、与自然、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在，它的情感是真实、自然的，却又内在蕴含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性，而这恰是少数民族诗人天然的气质所在。

好诗一定是真诚的，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读到阿尔泰(蒙古族)《故乡的土》中的诗句，“诗人 是一株苍翠的大树 扎根在 故乡的土中 诗篇 是那缀枝的硕果 轻荡在 故乡的风中”，那种对故土深沉的爱恋可见一斑。同写故乡，金哲(朝鲜族)的《故乡》踏实而又厚重，每一句都落满了生命行走过的味道。他的诗歌中的叙事与抒情是内心律动的需要，是必须表达的需要。这种必须表达的情感在徐国志(满族)的《大地之盐》中则表现为对父亲的思念。我们看到了立于大地之上的，堅毅、伟岸的父亲形象，“这点一点就飞起的蜻蜓 高出豆垄玉米 高过 斜洒进来的一缕余晖 夕阳压在父亲的脊背上 又滑向父亲弯着的腰际 父亲弯腰的阴影 刚好将我遮盖。”在巴音博罗(满族)的《大西街的旧物市场》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旧货市场这个在普通人的视野里被忽视的天地，呈现出了生命呼吸的种种痕迹。那一件件被丢弃的物件无不浸润着主人的回忆，在快速行进的城市化中，被我们扔掉的一件件家什，就如同我们日益变得粗糙的情感一样，如作者所说“物在消耗 像情感的旧唱片一圈圈磨损 像锋利的刀具，渐渐迟钝 我们的生命，以及 古老的哲学”。姜庆乙(满族)组诗《在大地栖居》有着对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黑暗与光明敏锐而独特的感知，“时间之谜恰是死亡的神秘 身影像旧衣服 在衣柜里折叠 黑暗不过是谎言 编织的游戏 死又如何 只是身体丢掉的 一个用错的比喻。”在鲁若迪基(普米族)的组诗《在扶阳古城》中，诗人将这个“快递时代”带给人的恐慌感描写得入木三分，“雾包裹着我 仿佛要把我速递到哪里去”，但最后“说不定因为停电 早已在包裹里窒息”。同样的黑色幽默出现在久美多吉(藏族)的组诗《风扶着一棵树》中，“街头别致的公共卫生间 摇身变成一家咖啡店 人们就像如厕一样 花钱去品尝咖啡”，诗人对于城市的观察角度是如此的别致，却一语道破了城市空间变换的光怪陆离。

人口较少民族诗人对母族的表达，为我们呈现出一片看似陌生而又无比真实的世界。密英文(傈僳族)在诗歌《傈僳人》中，以淳朴的抒情唱出了心中的赞歌，“啊，傈僳人 甩亮你的鞭子吧 万马嘶鸣怒吼 负重奋蹄 风云岁月 远方，粗犷，悲壮 我相信，终有一天 这个从太阳升起的地方 迁徙而来的民族 一定会在太阳落下的地方 驮起一轮轮辉煌”。鄂尔魂(裕固族)的诗歌《东迁遗梦》流淌着和本民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逃亡者狂想曲》相同的血液，有力量、有速度，“阿尔泰杭盖迎来了溢满希望的眸子 他们以独特的祭祀 高昂的祈祷方式 虔诚地将从故土揣来的信仰供奉在每一座毡房 他们在等待和祈祷 能从岁月的心里走出许多失散多年的聲音”。相较而言，普米族诗人曹媛《简单的美好》则舒缓、克制了许多，“为了一个祖辈的梦 从泥土地跌进了高楼大厦间 不知道脚步该向何方 没有理由地活在了别人的梦想里 小心翼翼、卑躬屈膝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在 别人的世界里突然出局”。

《民族文学》致力于对诗歌新人的发现，如“大学生诗页”栏目就推送了不少新人新作。值得一提的是杨晓澜(苗族)的组诗《还记得初来时浩浩荡荡》，让人看到了一位80后诗人可贵的情怀。作者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几位普通个体。在诗中他不单是一个观察着、叙述者，同时还是一位在场的体验者：他自责于自己的无能为力：“百无一用的书生啊”，也感受着与女孩李小桃同样的恐惧：“和她一样，我也来自贫穷疼痛的村庄 我也害怕夜幕的降临”。

彝族诗人阿克日布的母语翻译诗歌《种下昨天》颇有气势。作者以独特的视野和笔法，用高速奔跑的词语呈现出彝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此外，格桑多杰(藏族)的《早霞》、孙谦(回族)的《乌镇，乌青的怀乡病》、曹有云(藏族)的《海拔三千米的钢琴》、羊子(羌族)的《群山上的孤岛》、高若虹(满族)的《去看一棵树》、完玛央金(藏族)的《回首》等，也都是值得一读的优秀之作。

矫捷的时间触须

2016年《民族文学》开辟了反映时代前沿脉搏，展现民族精神的“中国报告”栏目。周建新(满族)《钱为谁而余》和山哈(畲族)《寻找师傅》是两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钱为谁而余》中，小平房村是一个穷得没有一点儿家底，村主任走马灯似的换的地方，钱学余带领全村完成了质的飞跃。这篇作品可以说是对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奇迹的回顾。曾几何时，“师傅”这个词和“老师”一样成了一个随意的称呼。在山哈的《寻找师傅》中，我们看到了“师傅”一词的重量，它不单是一种师徒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托起一个民族企业走向未来、走向国际的精神动力。当我们谈论回归传统文化时，一个快要消失、但同时被泛化的称呼“师傅”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精神的血脉传承。

同时，2016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间的触须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红色历史的追忆。阿云嘎(蒙古族)的《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即是一部展现红色记忆的恢宏之作。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蒙古西部草原。“赶马大盗”朝乐蒙、他的女友娜仁、驻包头日军骑兵中队长岗村，因为一匹枣红马，将命运纠结在了一起。“赶马大盗”朝乐蒙懂得马的语言，驻包头日军骑兵中队长岗村似乎也懂马，但马在他的眼里是侵略的工具，而在朝乐蒙这里则是保卫家国的战士。那匹左臀上有一枚五角星烙印的枣红战马让我想起英国桂冠作家莫波格以“一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战马》，讲述了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关于勇气、忠诚、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通过主人公乔伊的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战争的残忍与人性的美好。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一致的。

本年度阿云嘎的《草原人在菜市场》将时间之轴架构在了正在进行的现实。小说以城市人司空见惯的菜市场为中心，为我们讲述了草原人和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平民对待生活的乐观和坚韧。小说结尾张三望着拉扎森的那个笑脸仿佛是城市里最温暖的表情，以这个温暖人心的笑容作为结束也未尝不是一种文学的互文。

2016年《民族文学》容纳的含量远比我以上的评述丰富得多。在多元文化交集碰撞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端详摆在我们眼前的《民族文学》时，它的意义就不单单是一本纯文学杂志，而是一个拓展汉语写作、沟通中华文明内部、将民族和世界完成对接的文化使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仍在延展。

责任编辑 石彦伟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艺术兴起的时间不长，在发展初期，国内的设计大部分摒弃了我国的民族文化而进行设计。这导致我国的设计行业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不强，设计作品不突出，本文从民族角度出发，提出把民族文化融入当代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 当代艺术设计 民族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无人关注的艺术设计行业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开始活跃起来。对于我国来说，艺术设计兴起的时间不长，所以国内的设计者的设计模式往往是吸收、借鉴甚至模仿外国的艺术设计风格和思想。长期的发展导致我国的艺术设计缺乏民族文化，无法体现我国的本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和自主创造性的欠缺严重影响到我国艺术设计的健康发展。可想而知，如果艺术设计要在当代潮流中分一杯羹，就必须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不断增强民族特色，提高创新水平，设计出符合我国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进而提高在艺术界的核心竞争力，并且让我国的艺术设计绽放独特的光彩，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一、当代艺术设计

从时间角度来说，当代艺术设计特指今天的艺术设计。它不但具有现代精神，还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以前，人们使用的是“现代艺术”，后来为了把它和“现代派艺术”区分开来，同时，因为艺术家是生活在今天的环境里，感受的是今天的社会，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反映出时代特征的也恰恰就是今天的时代特征，而不是昨天的，更不可能是明天的。所以人们使用“当代艺术”替代“现代艺术”，使得它更贴近它本身的涵义。

二、中国民族文化是我国当代艺术设计的源泉

当代艺术设计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符合大众的审美观，而且被设计对象从中看到了商机。现在的审美要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文化性正逐渐成为审美的一个客观条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说到民族文化性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中，我国的艺术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流逝，会受到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意识观念的袭击而开始发生变化，并为此而進行了融合。民族文化性的精神和内涵是我国长期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而最后得到的结果，这个是我国特有的，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替代的，这也正是我国的民族灵魂所在之处。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且是文化保护最好的一个历史大国，其传统民族文化是不可多得的景观，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百花齐放，是不可比拟的艺术形式。我相信，中国民族文化会不断的去其糟粕，留其精华而达到更好的境界，并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独特的文化魅力，最终成为既具有时代性又有传统性的精神财富。

三、把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

作为时代的一种产物，艺术设计不但具有很强的社会特性，而且还有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艺术作品来了解它所处的时代。我国的设计行业起步比较晚，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设计领域的作品大都是模仿、抄袭西方的设计方式。由于我国本土化的设计理论还不成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设计师的思维被影响了，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基本没有我国的文化特色。龟仓雄策曾经说过“中国没有设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设计里找不到中国的民族文化。这句话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句话确实是正确的。它直接道出了我国设计的现状，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把民族文化元素加入到设计里，是我们目前急需做的事情。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增强当代艺术设计的人文性和民族性。

（一）重视当代艺术设计在视觉上的民族性特点

我们欣赏艺术设计作品，最直接的体验就是视觉的效果。所以对于艺术设计作品来说，在视觉上给予人们冲击就显得特别地重要。那么要如何给予人们视觉的冲击呢？我们知道，一个很现代却没有民族文化的作品是不能被大众接受的。所以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关注设计的民族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国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就为我国的视觉艺术设计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资源宝库。如果设计师能立足于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深刻理解我国民族文化的情况下，再吸取国外艺术设计的精华，那么他必定能创造出一个能起立于设计之界的作品。在继承我国民族文化的同时走出一条民族性的视觉之路。

（二）把民族文化融入当代艺术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中

中国的设计元素是取材于本国的本土文化，它的民族特性十分鲜明。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它。 在艺术设计过程中，设计过程是最核心的部分，在进行设计前，设计师应当先对自己的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进行规划和选择。如果要设计更加具有民族性，那么设计师必须在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中融入我们本国的民族文化，而不能一味地使用现代元素。因为如果现代元素使用得太过频繁，就没有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艺术设计上无疑是个错误。当然，也不能随意使用中国传统设计元素，设计师应该在理解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设计元素加以挖掘并创新，把它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艺术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中，使其更加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

四、民族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作用

1.民族文化提升当代设计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的提高，在需求层面上，人们已经不仅仅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向更高层次发展。那什么是更高的层次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就是精神层面。当代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层面，因此我们在考虑设计的时候也应该与时俱进，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能只想到物质需求的层面，而应该创新思维方式，往精神需求转变。我们知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潜移默化，国际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频繁，对此，我们要树立一种民族意识，深刻意识到，设计只有在民族上站住脚，才能走出去，走向世界，让设计具备民族特色性。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并且富有民族特色，在现代的设计中，我们要学会融民族特色于现代设计，让设计具有个性化，形成特有的艺术设计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占据市场，走在时代的前沿。所以，我们要想让我国的艺术设计在世界设计界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就应该形成自己的民族特性。

2.民族文化让当代设计有更强的生命力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当代人对于设计的概念，不单单停留在设计本身，而是转向隐藏在设计背后独特的文化气息与内容。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观念的转变，才能让设计更具备感染力以及独特的个性化，而不是人云亦云。什么是当代设计的灵魂呢？我觉得在于文化。设计本身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脱离了文化的设计，就像无水之鱼，无根之木。不难发现，现代的设计作品中，优秀、震撼心灵的设计，往往都是蕴含着浑厚的文化内涵。而且，我们也应该可以深刻体会到，浑厚的文化内涵恰恰是源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史民族文化。

（二）民族文化深刻影响当代设计

我国的民族文化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前人层层传递、创造、积累出来的财富。有着浓厚文化内涵。它是当代艺术设计的基石。在当代艺术设计中加入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潮流和趋势，也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历史证明，艺术设计要在对民族文化深刻学习研究后，再借鉴民族文化来进行创作，才有可能站上世界的舞台，发挥出它的作用。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深的一笔。

说起民族文化精神，必然会想到当代艺术设计。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个时代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它的内涵却离不开民族文化精神。因为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的当代的设计者作品必定是会体现出民族文化精神的。也就是说，虽然当代设计作品的表现的是现代感，内容是现代生活，但其内涵却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在过去的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中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或者创作的设计作品都是优秀的。因此，在设计要融入民族文化才能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只有以民族文化为源泉中的设计才能体现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是总结了前人留给我们的经验才会有出今天的成就。没有一个文化是无中生有的，一个标新立异的文化是不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民族的文化必須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才能够得到的。设计是将文化表现出来，让人可以看见，就比如中国各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那么必有属于自己的特性，比如一讲到火锅，那么很多人都会想起重庆，也就是说火锅已经作为重庆的文化之一了。因为全世界的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所以必然就存在民族性的问题。而优秀的设计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淬炼和改革。所以优秀的设计文化第一眼就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精神。设计是需要创造，而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设计创造方面，所以优秀的设计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五、结 语

任何一个优秀的设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想要创造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作品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的本土文化，在深厚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创新，把民族文化融入到设计中的同时，汲取国外设计中的精华。当然，在我们汲取我国民族文化元素的时候，绝不能盲目跟风，要做到独具特色，这样才能屹立在世界的前沿，充分地展现我国的民族特色。这样的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作品才能经久不衰，被社会大众喜闻乐见。

参考文献：

[1] 李蒙.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我国当代艺术设计[J].前沿，2012（22）

[2] 杨岩.论民族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意义[J]. 现代商贸工业，2010（22）

[3] 唐绍钧，沈德坤.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设计中的运用[J].美术之友，2008（03）

[4] 吕静.构建当代艺术设计的民族文化观[J].芒种，2012（18）

作者单位：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犹太民族文化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形式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为古代文学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打破了媒介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文章指出了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社会中的重要价值，从媒体融合视角下，对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总结了当前几种常见渠道。

关键词：媒体融合；古代文学；媒介传播；主要渠道

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象征，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地位时，应尤为重视古代文学的传播。但是当前主动阅读古代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为改善这种现象，便必须从当下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出发，采用跨媒介传播方式改变古代文学的传播途径，使其在创新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一、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古代文学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象征和精神财富，在当代文化社会中体现出了多方面重要价值，具体包括文化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首先，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其所蕴含的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任何文学都是以现实为依托而创造的，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自然面貌、民风民俗等，是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重要渠道，能够提高当代人的认知水平。另外，文学经典具有情感教育的功效，通过阅读古代文学，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还能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有利于高尚品质及健全人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古代文学所具有的价值，所以必须结合时代发展形势拓宽其传播渠道，使其在当代文化社会中得到良好传播和传承。

二、媒体融合视角下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渠道

古代文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当下信息社会中应做到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媒体融合所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通过跨媒介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具体可从以下几种渠道实现。

（一）音乐媒介传播

音乐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歌词而深受人们喜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媒介传播方式，而我国古代文学中作为曲谱流传之间的诗词较少，但是当前却有很多歌曲歌词都是改编、借鉴于古代文学作品。如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便是取材于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如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的部分歌词，便选自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等。同时，现在很多现代流行歌曲歌词都化用了古诗词意境，包括徐小凤的《别亦难》、王力宏的《花田错》、毛宁的《涛声依旧》、霍尊的《卷珠帘》等。这些都是古代文学通过音乐媒介传播的具体体现，扩大了其在现代社会影响力。

（二）影视媒介传播

电影、电视剧是古代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四大名著都已经被搬到电视荧屏上，并且近些年出现了较多的翻拍版本。但是，当前很多取材于古代文学的影视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娱乐化特点，夸大、改动、戏说等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规律和文化传统，忽视了艺术真实，这种传播方式是不可取的。而由王竞导演的《大明劫》可谓是对历史的再现，坚持用严肃的笔触书写现实，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细节方面都认真细致，片中的道具，都是利用现有文物文献考察得出，极力做到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在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中堪称业界良心，在采用先进技术保证制作精良的同时，也包含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

（三）全景媒介传播

全景媒介是现代化媒介的典型代表，在传播古代文学时应将其加以充分利用，让观众在获得全新感官体验的同时，能够感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由谭盾所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便是通过全景媒介传播古代文学的成功案例，所演奏的音乐极具历史韵味，选用与琵琶声音相似的竖琴作为主奏，在变换无端的声乐中，配合13段微电影视频，使人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四）戏曲媒介传播

戏曲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古代文学传播形式，在媒体形式日渐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不能将其遗忘，应融入时代元素对其加以创新，重新焕发出传统媒介传播方式的活力。如昆曲肢体剧《陀螺》，融合了戏曲、杂技、舞蹈、音乐等多种元素，在视觉效果方面极具时代感，而其中也随处可见古代文学的元素，采用戏曲所独有的寓言内涵，将社会人的无奈、惶恐、抑郁等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带个人们视觉和心灵上的双层冲击。

三、总结

跨媒介传播已经成为了媒体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的一种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媒体行业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其传播和发展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共存的现状，只有做到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优势，在尊重历史规律和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古代文学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用新颖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新媒体文艺作品，实现古代文学的传播传承和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彭金金.网络剧的跨媒介传播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1）：48-51.

[2]孔朝蓬.大传媒时代文学的跨媒介传播现象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5（12）：133-136.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