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谭雅玲国际金融专论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从表象上看，似乎日元汇率的变动焦点突出，呈现美元脆弱性扩大 的 局面，并导致国际金价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已经明显地出现市场 心理超越经济信心影响和技术主导压制政策效果实施的特点，虽然国际金融关注的焦点似乎 从美国转向日本，然而，仔细冷静分析则可以发现，这与我国经济金融联系也较为紧密，对 我国潜在风险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其中包括汇率、经济等多层面的潜在压力。

首先日元升值的内外因素本质，或许依然是压人民币升值。从近期日元走势看，汇率水 平上扬突出，并且扩大，日元兑美元出现110－106跳跃性上涨，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主要 源于是日本干预政策的变化，并伴随日本财年临近而出现日元资金明显的调整趋势，日元汇 率波动在所难免。

日元干预策略的转变。近期突出的变化就是日本央行转变干预政策，采取放任市场的应 对策略，使得日元急剧大幅走升。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干预举措的一种调整，先前面对国际市 场投机性风险的上升，日本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不仅干预资金规模远远超出去年水平，且预 算数据大大增加，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止，日本已经抛售了30万亿日元（2800亿美元）。 尤其是财年结束周期的临近，这种干预似乎对日元具有抵御作用，多数出口商已经完成美元 兑日元的转换，进而呈现日本政策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日本放弃干预，而是策略技术的表 现。日本企业前段借助日本大规模干预的日元价格“优势”，借助日元低点汇回资金，有助 于日本投资人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则在于日本整体金融改革的反思与思考转变。日本整 体金融改革观念和措施已经开始显示政策策略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去年年底 以来，对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关注与对应的转变，已经对金融机构效益和经济基本面具有影 响；而货币政策贬值取向的反思，使得日元汇率水平弱中有强，对日本经济、贸易以及金融 形成“适应”和“顺应”效果。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竞争激烈的当今，日本一定程度上开始考 虑和关注货币作用对经济金融以及贸易信心心理的作用，这种转变已经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 推助力。因此，面对经济复苏相对利好的形势，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环境的波动甚 至动荡，日本干预策略的突然转变，以及灵活性的转变，均对日元走高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财年决算资金的转流。伴随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暂停，日本企业资金大量回流，以 应对企业决算的需要，毕竟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资金规模势力 依然明显存在，财年企业结帐的集中操作，以及经济复苏改善乐观条件和前景，均减轻了经 济复苏对强劲出口的依赖性，而通货紧缩的缓解也降低汇率波动对物价的影响，市场短期愈 发看好日本经济复苏；并伴之股市上涨，日元升值水涨船高。此外，国际金融市场在美联储 例会之后保持利率稳定，使美国加息预期弱化，日本投资人超卖外国公债，大量兑回日元， 形成日元资产支撑的多层面反应，日元汇率上扬扩大。

地缘政治和政策心理的转向。全球外汇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由于近期西班牙爆炸事件的影 响，恐慌心理尚未平息，欧洲一些国家接连受到恐怖警告的骚扰，美国也有恐怖因素干扰， 欧美金融市场心理恐慌延续不断，地缘政治心理干扰性导致美元脆弱、欧元乏力。相比较日 本恐慌避险效应也是形成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虽然瑞郎作为公认的避险性凸显，英镑经济 利好支持扩大，欧元技术性因素扶持有依托，但地缘政治的心理，使这些货币有抑制性，汇 率水平跌宕难定。加之，美联储3月16日例会保持利率稳定，使其加息预期有所调整，美元 经济忧虑并没有消除，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严重，美元政策与技术指导对美元投资心理有所 抑制，也致使美元走跌，日元上升。

基于上述因素引发的思考点在于：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扩大，亚洲主要货币自去年 以来也持续走升。从表面看，似乎日元变动是内部自身的事情，但联系周边和美元状况，或 许具有美日货币政策“默契”的可能，这种可能潜在风险则是更大程度上针对我国人民币问 题而起。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已经有复苏迹象，相对乐观凸显，但未来经济前景依然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美日为了维持各自经济复苏的态势，他们势必将会创造各自经济需要的 条件与环境，其中不可否定“嫉妒”我国经济相对利好的出口和投资吸引力，美欧将会继续 以我国人民币升值作为目标，利用周边环境与条件，继续干预或指责我国人民币升值。因此 ，我们对于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应有必要的防范准备与措施。

其次是日元兑美元转换中，美元报价产品的价格风险依然有针对我国的可能。从日本干 预角度看，干预举措实施力度以及变化有日本国内因素，同时也源于国际因素，但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结果直接影响着美元和美元报价相关层面的变化，对日本经济利益的影响，连带着 对周边或我国的影响，依然是不能不顾及和思考的。

经济复苏难有定数。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数据显示乐观，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 长大幅走高1.6％，不仅显示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扩大，而且也在信心心理上刺激投资，日 本股市的上涨，一定作用来源于经济刺激作用，而更多是政府注资和提振举措的效率，投资 信心恢复促使股市转旺。日本经济复苏明显的表现在于自然经济周期恢复性，外围环境对比 性，政策转变态势明显，进而出现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去年第四季度达到5.1％的水平 ，2003年全年为11.1％；同时出口业绩明显，全年4－9月份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出口的 贡献率。尤为明显的还在于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状况的好转，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 例已经从2002年年底8.1％下降到2003年7月底的7.2％，预计2004年将降到6％，2006年更降 至3％－4％。日本银行历时4年的贷款下降现象在2月份已经开始出现缓解的迹象。日本银行 周一宣布，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下跌4.4％。这是银行贷款连续第38个月下跌，但较1月份的 4.6％跌幅微有改善，自2001年1月以来，这一数字逐月向下，显示银行也在好转。日本银行 一直努力清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遗留下来的巨额坏账，2月份日本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总 贷款额为40800亿美元，但如果不计算信用合作社和排除证券化等因素，贷款额较去年同期 仅下降1.7％，是2001年6月以来最小的跌幅。日本经济好转是银行贷款改善的环境乃至政策 因素，而贷款的增加也推进了经济复苏，两者具有连带关系。日本严重干扰经济的不良资产 等金融问题的缓解，从信心心理上给予经济复苏希望和动力。但是并非日本经济已经完全复 苏，经济前景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沉淀时间过长，且结构性问 题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尤其是占经济总量55％的消费没有恢复，消费信心和储蓄 率扭曲表明经济复苏缺乏支撑，经济短期、周期复苏特征存在。此外，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格局竞争性，使日元被动顺从明显，货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美元，给予經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短期难以消除，使经济难以确定真实和“虚假”。

防范投机应对紧迫。2003年至今，日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升级，干预资金规模 上升幅度之大，是市场所料不及的。日本财务省在去年20万亿日元干预基础上，今年大幅提 高干预资金的规模，由2003年度的79万亿日元提高到140万亿日元，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投 入10.5万亿日元（约891.5亿美元），阻止日元升值，但从实际结果看微乎其微。目前市场 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保持警觉状态，而日本政府对于市场投机具有提防心理，干预主要意义是 应对国际市场投机的推波助澜，防止因汇率问题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

货币与经济反转思变。今年以来日元升值似乎并不完全是因日本经济复苏所带动，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美国货币政策“胁迫”因素，也有日本货币政策策略的主旨。一方面美国货币 政策需要强势引导弱化价格，美国主导依然突出，技术技巧运用灵活；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自 身周期策略的体现，或许是日本政府防范未来财年资金回流的一种准备性策略，防止日元过 度的大起大落的一种铺垫。面对国际货币领域的激烈竞争，日元国际货币地位与作用的保留 面临压力，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美欧货币的竞争力明显强于日元，从经济利益和金融发展角 度看，日本在努力维持日元国际作用与影响，而过去几年日元弱势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伤害 了日本货币，并对经济信心心理具有影响。而从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看，是十分 有限的。当前日本经济复苏中出口的支持也并非日元作用，而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相对利 好的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出口旺盛，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和策略的变化，是日元走势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应对防范我国地区竞争力的考虑。

从上述分析判断可以思考的问题在于：日元和欧元一段时间以来的升值并非意味美元反 弹周期来到，与美元贬值相比，目前的美元反弹远没有美元缩水快，反之可能预示美元将会 有更大幅度的贬值。理由在于美国经济利好中有忧虑，经济政策支持空间具有不匹配和矛盾 面压力，日本经济复苏有不确定因素，很难定论经济将持续复苏，因此与美元有联系的金融 和战略资源产品的大幅走升，其中金价重上400美元，油价接近40美元，达到13年来的最高 水准。而这些金融或资源战略产品就全球而言，对国别、区域和世界整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但相对而言，美日具有相对“优势”或主导作用，直接或间接针对的目标，依然可能是我 国。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其中既有石油需求和经济复苏增长的需求，同时也与美日、美 俄、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石油生产和储备战略策略联系，而我国石油需求和对国际市场的依 存众所周知，潜在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不能忽视当前和未来油价潜在的打击与影响，而最 终目的可能依然与人民币升值具有关联。

近期标准普尔预测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流入我国的“热钱”估计 已经达到500－600亿美元，这些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的投机， 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而从香港股市前段时期的涨幅看，经济与政策面尚无变动 ，股市中热钱炒作国企股较为突出，进而推高股价水平，加大人民币游资的流动面扩大。

外汇投机虽然是金融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投机，但基于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其所产生的 影响将会有所不同。目前外汇市场投机性因素存在，一方面是力图从汇率波动中获利，运用 利差效应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交织，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政治 需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较为集中，但是无论外汇投机的“空头”或“卖空”和“多头”或“ 买空”，都不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 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 变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为避免受热钱之害，我国必须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 ，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这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一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关键词：经常账户；投资一储蓄假说；两元选择模型

本文在评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发现全球的经常账户失衡有着深刻的经济运行层面的原因，并证实“投资一储蓄”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常账户问题，片面地将中国的经常账户归咎于人民币低估问题是偏颇的，而矫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举措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经常账户失衡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是指经常账户本身，以及与之相连的国外资本流人头寸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规模，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汇率等受到显著影响。经常账户研究的重要政策结论在于，通过研究可以将对经常账户赤字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之中。

自从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和调整问题的重要性，对国际收支的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分析的视角、计量方法，还是理念上都有较大的改观。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较好地梳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认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以及投资和储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经常账户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对经常账户向均衡水准调节的速度和方式问题。也即所谓的“均值反转问题”(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区域内和关键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东盟国家在1961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发现上述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长期失衡，汇率的估值水平起着关键性的影响。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经常账户失衡的镜像关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技术化的研究，发现采用非线性的技术探讨经常账户的均值反转问题，要优于线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视角，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决定问题，发现开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财政赤字等宏观变量都是影响经常账户收支的关键变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关特征事实后，提出应当从结构视角来审视全球失衡，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Kimetal.(2009)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可持续性问题。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应用样本数据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其对于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适用性。仍有待于经验事实的确认。所以有必要对文献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结构分析论”、“汇率变化论”、“投资——储蓄分析法”，以及“财政赤字分析法”等几种代表性观点。

首先来看“结构分析论”。顾名思义，其要点在于充分解释影响进口和出口因素的结构性变化，或者采用结构化的视角剖析影响经常账户变量的不同路径。比如，将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分为外生扰动(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内在驱动因素；后者包括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还有贸易条件随时间而出现的调整路径，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Lueas(1976)认为上述系数面对外部冲击具有时变性质。除此之外，类似的观点来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将经常账户的失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体对某种冲击的最优反应，以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展现出来；另一类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错误计算，错误决策和经济扭曲造成的，此类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调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将经常账户的变动分解为持续变动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临时变动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认为后者对于解释经常账户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至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特别是“豪斯克一麦奇不对称效应”成为其造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移民效应、供给效应、生产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国际贸易的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影响经常账户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别探讨。认为美国大部分经常账户的逆差应当诉诸于汇率的贬值。而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应当诉诸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手段。冯蕾等(2008)也采用结构性分析方法，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结构性逆差，不应诉求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等数量性调控手段而加以改善。可以看出，该类方法区分了汇率价格变量和进出口决定的实体因素变量对经常账户不同的影响途径。

其次，来看“财政缺口”模型。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应当具有协同关系。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双缺口模型”，国内私人储蓄+贸易赤字=私人投资+政府预算赤字，如果国内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大抵匹配，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往往同财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持续地财政赤字被认为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招致来自宏观变量作用模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比如，政府采用增税，而非对外借贷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就会打破国内外利率的互动机制，从而使利率无法对货币供求自发调整。

再次，来分析“投资——储蓄缺口论”。相关研究大都探讨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会否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状况。因为经常账户能够映射出该经济体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着本国消费超过自身的产出和积累。刘遵义、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美

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国民储蓄造成的，业已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逻辑架构里面，如果一国资本完全不流动，不存在国际借贷时，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或者完全由投资与储蓄的余额来决定。Clarida(2008)也认为投资储蓄的缺口所导致的金融与金融资本账户成为促进经常账户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而持续地储蓄过剩则是进一步导致金融与资本账户变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讨论了投资储蓄余额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关系。考虑上述关系之外，还引入了贸易条件、汇率和财政政策，并认为上述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变了常规性的跨期投资与储蓄关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资和储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赤字，中国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过度储蓄，而日本的长期顺差则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如“不对称效应”假说。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认为，国民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贸易流；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取决于通胀率的变化，或者各国货币的变化。美国的收入的进口弹性要远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弹性要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影响，同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不对等效应；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持续，除非美元持续贬值。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对收入不对称效应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

实际上，上述几类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通的。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丁骋骋(2006)，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等三种微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施建淮(2006)将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称为弹性方法，将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称为储蓄一投资缺口法，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何志强(2007)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整体内部投资恢复缓慢、消费不振是形成外部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原因。这就为我们建立统一的框架，检验内部宏观变量和经常账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征事实：与美国的比较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呈现着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断加深。如下图所示，进入到2000年之后，除却中国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呈现顺差外。OECD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都呈现出逆差状态。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了“五补”的镜像关系。尽管诱因各不相同，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经历了三次显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600亿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4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6.35％。

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寻出美国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开始时，大量而持续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虽然不同时期美国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诱发原因，然而这段时期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都从属于“美元本位”的整体架构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担全球贸易结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经济周期上升区间，对美国的交易需求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中心，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所以东亚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以本国资源换取并累积了大量“东亚美元”的同时，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形式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各国的经济资源。不过，结构分析的数据表明，尽管近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国，但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变。

另外，从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资本账户的匹配结构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外净投资从国外获取了正向回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地，可以从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的进出口速度的比较来看其端倪。中国的出口速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稳运行，而美国的出口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贸易产品的出口出现一轮下降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其经济具有先导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同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同周期性。从进口变量来看，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进口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增长速度呈现出“协同性”的变化特征。2004年进口的数量有较快上升，从而恶化了经常账户状态。与此同时，次债危机的冲击使得金融与资本账户的盈余有所回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有所恶化。从总体趋势上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外，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上图显示出，美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储蓄率几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多年。根据经典的“双缺口模型”，经常账户余额为进出口差额减去经常转移项，也可以表示为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额(CA=X-M-Tr=-(Sp-I)+(T-G))。这说明，美国的投资和储蓄缺口可能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观点，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净流入，这些资本以购买美国企业、债券、国库券和货币为形式。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的储蓄。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持有国外的资产。负向的国际投资头寸带来了经常账户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人的持续性问题。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权意味着收入的外流，以牺牲未来的消费为代价。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关键原因。即便是暂时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将在当前增加支出还是在未来事关重要。如果当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取资金，预期当前供给相应减少，导致价格相对上升，引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发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赤字效应被储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解释。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呢?从总量变化趋势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额的顺差，盈余额由1994年的69.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将

梳理出的几个假说分别探讨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问题。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从机制上来看，决定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技术变迁的速度和要素类产品的供需结构，如油价高企可能是导致全球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缺乏足够的“弹性”，“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加快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农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转变为机电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形态。与之相匹配，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稳步提升，第二产业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产业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无论生产所用的能源要素价格调整，还是汇率价格调整都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经常账户的水平与结构。

虽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能够较为有利地改变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作为需求管理转换的重要变量——汇率水平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各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常账户余额水平的变化。较具启示性的当属贺力平(2008)的观点。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将经常账户平衡的调整寄希望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很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来看，更多的影响应该体现在结构效应上。

除却结构性因素和汇率等价格性变量之外，还应该观察投资、储蓄与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从上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模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总量、结构与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储蓄／GDP指标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中国由于储蓄率过旺，远高于投资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扩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逻辑，其结果是中国应当拥有经常账户的盈余。因为国内的消耗远抵不上积累的速度，需要强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够维持内外均衡。图4的右轴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波动也较大，但是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以上借鉴美国的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汇率价格变量、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因素可能对中国经常账户带来的影响，然而具体的作用渠道，及其对经常账户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都需要实证分析给出解答。

三、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分析与决定因素

若要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解析，需要处理两项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判断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并给出经济学层面的解释。

(一)有关中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判断

经常账户的可持续问题及其决定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是在实证分析层面基本都采用计算理论上均衡经常账户(CAO)实际经常账户的差值得出残差序列，判断上述序列是否平稳，且收敛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经常账户的水平由物价(cpi)、政府财政赤字(fiscal)、GDP增长速度和国外净资产(nfa)之间的协整关系给出。各变量的取值来自于中经网，其中国外净资产由作者参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计算得出。数据区间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依据为AIC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群体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为平稳变量。

各变量是平稳变量。以下将采用VEC的方法测度出均衡经常账户水平CAO，由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决定，并判断实际经常账户与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均衡值之间的差距。通过VEC模型测度的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值同实际水平的对比分析见下图。可以发现，由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经常账户水平同实际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检验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敛于零。同样对二者问的差值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二者的差值能够维持在一定区间，且能够通过5％显著性检验，但是并不收敛于零。说明从数量关系上，中国经常账户的水平并未向理论均衡值收敛，说明存在着更深层的机制使得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值。

(二)基于两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计量结果

上文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进行了判断，也初步讨论了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代表性假说。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断。若要得出各类变量对经常账户水平的较为量化的结论。还需要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为此，下文拟采用两元选择的Pro-bit、Logil和极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类模型对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按照前文对经常账户影响变量的归类，并考虑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来分别测度结构变量、汇率变量、收入变量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以及对经常账户可能的影响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水平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本文将经常账户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经常账户赤字时，定义为0；当经常账户盈余时，定义为1。分别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极值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分析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决定问题。

计量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7)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CCER经济与金融数据库，作者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将经常账户余额、金融与资本账户余额、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用其对GDP的比值来表示；其次，为了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仅保留了投资变量。回归的初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或者盈余的关键变量在于投资变量和GDP变量。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经历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同经常账户顺差迅速累积的数据特征大不相同。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都验证了GDP变量和投资变量都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者亏损，两变量都能够在5％的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同时，中国大量增加投资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中国的出口，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投资——储蓄”假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之不同，财政收支的盈余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未能够充分解释经常账户的盈余变化。所以，造成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均衡值的根本逻辑在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背景，长期持续的投资——储蓄缺口，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使得经常账户的顺差得以持续。

按照投资——储蓄分析法，由于经常赤字从属于经济体内部的失衡造成的，无论赤字、盈余，还是平衡状态，都不需要将经常账户的失衡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处于最优角度的考虑在跨期内使其实现平衡，调节失衡的关键在于内部经济结构和宏观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理顺，而非仅仅关注汇率水平，或者外部进出口变量的调整。

四、小结与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经常账户失衡的“产业结构论”、“财政赤字论”和“投资一储蓄缺口”等假说，并对比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认为“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持续性，采用两元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增长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均衡经常账户理论水平与实际水平持续偏离的内在原因。“投资——储蓄”假说也得到了中国数据的印证。

这也同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仅仅以外部经常账户或者国际收支的平衡为目标，必须对内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若要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内的储蓄累计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形下，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便是其快速经济成长的代价。简言之，经常账户的失衡内生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宏观变量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汇率对于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影响并不显著，扭转失衡状态仍然需要经济体内部的政革来缓解，通过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合理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姜天鹰)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而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上升，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下降，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率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充分验证这一论点。

关键词：FDI；经济波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FDI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多种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借助于研究FDI这一关键渠道和重要变量，探讨世界经济波动影响FDI的区域分布进而影响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机制，拟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和研究条件所限，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85—2005年的各项统计数据。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来反映世界经济的波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FDI增长率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涨期：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以及2001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同时处于下滑之中。而80年代初期（1983—1985年）、90年代初期（1991—1995年）以及最近五年我国GDP增长率则非常之高。与之相反，90年代中后期，FDI流入我国的增长率较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两个时期世界经济则相对繁荣，我国GDP增长率则处于较低水平，1989、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3.8%和4.1%，1998—2001年则在波动徘徊。样本期内的数据直观显示的结果是，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对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系统普遍存在二分岔现象，即系统中某个参数很小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行为的剧烈变化，该参数被称为序参数。客观世界存在许多普适关系，认识了这些关系就可以通过两个问题间的相似性将一个问题的结果用到另一个问题上，这就为借鉴自组织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

增长）由政府的行为这个序参数决定，而FDI作为一般的参数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FDI对发展的影响不平衡，可能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更严重，加剧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资上，使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加大；生产上，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满足我国富裕阶层和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区位选择上，投资在沿海富裕城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城乡差距扩大。

第二，从增加就业角度，FDI一般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无益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三，使我国资源无法配置到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上，进而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机制。

第四，FDI利用其经济势力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过度的保护、税收减免、投资补贴、廉价使用土地等，这样获取相当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使私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使我国最终收益甚至为负，不利于其经济增长。FDI经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大量偷税漏税，给我国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

第五，FDI企业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损害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这些手段包括：抑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运用自身的先进技术、世界范围的联系、广告技巧、关键的支持服务等兼并当地竞争者。

第六，从政治角度，强大的跨国公司会控制国内的资产和工作机会，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直接贿赂我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政治捐献间接手段颠覆我国正常的政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验证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利用统计数据，运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计量模型对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以及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并大致估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FDI增长率以及FDI流入增长率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首先对我国FDI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考虑到FDI国际转移对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性，此处选用的数据是滞后一期的世界GDP增长率，回归结果如下：

FDICHN=127.4268-29.2285GDPWORLD

T =（3.7208）（-3.0409）

P值=（0.0017）(0.0074）

R2=0.3523F=9.2472

上面公式中：FDICHN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GDPWORLD表示世界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

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GDPWORLD)的系数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检验)和F检验，并且其P值极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上升1%，我国FDI增长率会减少29%；反之，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下降1%，我国FDI增长率会增加29%，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和前面通过观察数据与是相吻合的。

对我国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GDPCHN = 8.4662+0.0451FDICHN

T =（13.8188）（3.7329）

P值=（0.0000）（0.0014）

R2=0.4231 F=13.9349

上面公式中GDPCHN表示我国GDP年增长率，FDICHN仍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FDICHN)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P值也很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8%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提高0.045%；反之，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下降1%，GDP增长率会减少0.045%，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和前面数据结论相吻合。

三、对FDI相关性模型的分析

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都表明：在整个样本期(1984—2006年)内，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理解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在整个世界GDP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份额，比如，1992年仅仅美日德三国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49.4%，因此，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决定的；第二，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波动都是同步的。由于发达国家GDP占有世界GDP的绝对优势份额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市场体系、开放程度、经济实力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明显。伴随着世界经济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的进行，FDI的国际区域分布就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同步，在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FDI国际分布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规律：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FDI会大量流入发达国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FDI很大一部分会流出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流出的FDI并非规模均匀地流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只会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稀缺要素，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FDI不可能惠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动机促使FDI只会流入少数发展前景广阔、投资环境优良、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量FDI的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且会带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会有很大一部分FDI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同时，发达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促使很大一部分FDI从发达国家流出，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据统计，整个90年代，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到了1%以下。而我国吸收外资成绩斐然，特别是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FDI更是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与劳动力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经济活力更强、能为FDI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因而我国成为这一时期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推动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产质量，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FDI的流入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同时，FDI的流入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FDI的大规模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短期来看，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频繁波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尽管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样本期间内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长，但是FDI年增长率却处于起伏波动的变化之中。我国FDI年增长率的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步入繁荣时期，我国FDI流入的金额虽然仍在绝对增加，但FDI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受到抑制甚至出现下滑；当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不仅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不断增加，而且FDI增长率也会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了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

四、我国对FDI的管理建议

将我国FDI作为一重要经济变量，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波动、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FDI流入，并通过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存在着负相关性，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引起FDI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密切跟踪研究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动向。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不仅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FDI大量流入我国只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变化这一机制在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以及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好投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走出萧条步入繁荣，FDI必定会出现回流；而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良好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更加优惠的吸引FDI的措施，我国的FDI必定会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从而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冲击。鉴于FDI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位分布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吸引FDI的动向。

2.借鉴拉美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加强对FDI流出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拉美国家、“东亚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腾飞与经济高速增长受挫在很大程度上都与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有关，而FDI区域分布的调整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总结和吸取。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加强对FDI流出我国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这对避免或减轻FDI大量流出情况发生而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失是极为必要的。

3.在继续吸引FDI的同时，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从当前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考虑，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继续引进FDI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加强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同时，从长远考虑，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本实力，加大对本国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轻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诸多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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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总部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产生的新生事物而备受世人瞩目，它已经逐步成为 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的一种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 新的经济形态。文章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主要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 ，分析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最后，针对厦门市的 实际情况，提出厦门市打造成海峡西岸区域性研发中心总部，并重点发展几个富有特色的总 部聚集区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总部经济 发展战略 海峡西岸经济区 区域性研发中心

总部经济是近两年来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城市政府和理论界以及新闻媒体 对总部经济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热情。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企业总部集群布 局，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 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赵弘 ，2006）。总部经济优化了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是提升城市和企业综合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有效途径，它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趋势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 和企业集团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对一个地区(城市)而言，总部经 济可能是一个地区(城市)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对一个企业而言， 总部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模 式。它已经逐步成为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的一种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成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新的经济形态。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主要中心城市总部 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分析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 同时对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战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国内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出现了“迁移总部”的热潮，纷纷将企业总部向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批国内中心城市迁移。与此同时，针对上述现象的总部经济概念和理 论自提出和创建以来，得到了国内外经济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可和共鸣，也得到了政府部门 的积极响应、推动和落实。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加快了中国总部经济的发展进程 。首都北京最早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并将总部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继北京 之后，许多城市陆续提出总部经济概念，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青岛、厦门、南京、大 连、沈阳、重庆、郑州等国内大城市都纷纷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性总部聚集区的战略思路，并 出台了一些吸引企业总部向本区域聚集的政策，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新亮点。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和总部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总部经济进入到政府与市场相 互借力，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快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现状。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北京已然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国内 企业集团总部的聚集之地。2005年底，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5家，有爱普生、佳能、 欧姆龙、松下、索尼爱立信和西门子7家跨国公司已通过商务部的最新认定。拥有跨国公司 的 投资性公司140家，占全国的60%以上，高居全国首位；拥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北京设立的办事 处3016家，外国企业在北京设立的常住代表机构9677家；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中心189个 。从国内企业集团情况来看，2005年，北京市共有286家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型企业地区总 部达137家，有1000多家外省、市及外埠企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海尔、大唐、中兴、T CL等87家外埠企业在京设立120家研发机构（以上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05年）。此 外，北京还聚集了大量非经济总部，北京总部的内涵也从跨国公司延伸到国内大企业集团， 从外资企业延伸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从生产制造领域延伸到了以金融业为主的服务领域 。将这些资源充分整合利用，无疑将大大提升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和发展总部经济的城市地位 。

目前北京已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定功能的总部聚集区域：一是中关村形成以IT产业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研发总部聚集地。二是朝阳CBD成为跨国公司、外埠大企业集团总 部聚集地。三是西城金融街成为国内外金融企业的聚集地，聚集了以“一行三会”(即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为核心的国家金融决策监管部门及国有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530家国内外金融企业总部 ，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撑。此外，北京发展总部经济的后起之秀，且是 全国第一个有目的、有规划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实践者——总部基地，2003年4月在北京丰台 正式诞生。以上三大地区是目前北京发展比较成熟的总部聚集区，它们构成了已具规模，功 能分离的北京总部经济发展格局，各自拥有比较明显的资源优势，在北京总部经济发展中具 有较强的实力和竞争力。

2.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现状。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在经济、 社会、政府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造就了最适合总部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目前 上海已经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国内企业集团总部的聚集之地。位于上海的企业总部不仅在数 量上位于全国各大城市前列，而且在空间上已经初步形 成了两大总部聚集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总部集群现象。一是陆家嘴CBD聚集了大量的金融 企业、贸易性企业总部。二是上海高科技园区聚集了大多数的高科技企业、制造型企業的总 部和研发中心。目前上海拥有漕河径、金桥和张江等高科技园区，这些高科技园区吸引了大 量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研发中心，它们已经成为上海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新 生产空间。此外，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发达的服务业，使得上海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总部经 济产业体系，为上海进一步发展总部经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了吸引更多的总部经济项目 落户上海，上海也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支撑。

3.广州总部经济发展现状。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区域经济、贸 易、教育文化中心，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功能逐步增强，广州对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许多企业总部也随着生产、技术与信息获取、贸易发展需要的增加而进驻广州市区。

广州有着比较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企业众多，构成了企业总部的基本类型。近年来已有 不少企业迁入广州，如乐百氏、健力宝等知名企业将总部迁到广州，还有跨国公司总部和相 关机构进入广州。据统计，至2006年上半年，世界500强中已有142家进入广州，投资总额累 计96.12亿美元，一大批跨国公司已在穗设立行使总部或地区总部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企 业或机构。

二、国内总部经济发展的误区

虽然总部经济在提升区域经济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就当前各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现状来看，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严重阻碍 了 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指出并澄清这些误区，对于加快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部分城市和地区对总部经济相关理论认识不足，将总部经济片面理解为总部地产经 济，认为建设总部大楼就是发展总部经济。继北京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战略之后，国内众多城 市也一拥而上，提出了自己的总部经济概念。但各地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对什么是总 部经济，怎样发展总部经济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

2.部分城市和地区对发展总部经济条件分析不够，在不具备发展总部经济条件的情况 下盲目跟进，一哄而上提出所谓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总部经济遍地开花而结果甚少。目 前，很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把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拉拢企业总部、吸引投资 的有效手段。在国内某些中心城市，总部经济正在成为政府和开发商们用来招商引资的口号 ，开发商一边借这一口号卖楼，一边以打造总部经济的名义向地方政府为入驻企业寻求税收 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的约束，一哄而上盲目发 展总部经济，这也使得总部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泡沫”而难以评估其对地方经济高速增长 的引擎作用。

3.部分城市和地区对发展总部经济缺乏整体规划和合理定位，区域之间围绕总部 资源的盲目争夺、恶性竞争现象突出，政策“价格战”愈演愈烈。《中国总部经济回顾与展 望》调查报告认为，总部经济导致城市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有使城市经济发展空洞化、虚拟化之嫌，容易产生经济泡沫，并导致城市经济结构脆弱。 报告认为，这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重复性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 投资(典型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5个机场)，过度的税收优惠和极低的土地价格，影响了公 平竞争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

另一方面，透过目前各地区出台的众多总部经济战略，笔者发现价格策略已经成为地方 政府实施总部经济战略的重头戏，地区间正在上演硝烟浓烈的政策“价格战”。例如，以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为总部提供场所用地，并在企业总部上缴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特批其 在开业后数年内免税，或给予将总部介绍进来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以高额奖励等等。其实 ，盲目搞政策“价格战”发展总部经济，是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获取短期效益的短视行为 ，其结果是形成本地企业与入驻企业之间巨大的歧视成本。

4.部分城市和地区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拉大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总部经济的发展，尽管有利于区域性的产 业经济布局，但是如果对各地区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善，这种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发达地 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首先，在总部经济模式下，高端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 节向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集中，也就意味着利润和税收向该城市集中；低端向制造基地所在 地区集中，也就意味着把污染、劳资纠纷等“包袱”甩给了不发达地区。其次，企业将总部 迁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原所在地区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总部迁出后，必将使原 有产值、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所在地的经济实力。此外， 企业总部迁移增加了原所在地的就业压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风迁往武汉使十堰沦为废 都”。一般情况下，企业总部迁移路径都是从不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因此，总部经济 发展有可能成为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利益协调的一大难题。

三、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避免上述问题，促进我国总部经济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应 注意战略先行、科学规划、准确定位、完善制度、务实发展。具体而言，有如下建议：

1. 深化对总部经济的理论认识，冷静应对总部经济热潮。总部经济作为信息网络背景 下企业总部聚集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揭示，是在区域经济范畴中对城市特定空间上 的特定经济形态的概括和描述。这种经济形态虽然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某特定区域上总部大楼 在空间上的聚集，但总部经济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在于这些总部和它的生产制造环节在空间上 分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它所强调的是总部以及由总部需求所衍生出 来的金融、保险、会计、法律、教育、培训、物流等构成的一套完整的服务业体系，是各经 济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尽管总部经济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但是总部经 济不等同于房地产。

此外，一个城市和地区发展总部经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二是完善而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高度发达的相关产 业。三是宽松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四是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五是能满足特定 的总部经济布局的要求。所以地方政府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理解总部经济的 实质和内涵，并考虑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做出合理的部署和规划。总之，应冷静应对总部经 济热潮，防止总部经济误入歧途。

2.科学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定位，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产业趋同现 象。总部并非专指跨国集团的总部，总部经济也可分为多个层次：全球总部、跨区域总部、 国家总部、地区总部等。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出发，选择吸引总部的层次和类 型，并由此确定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一般来说，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要正确判断和估计其 在全球、全国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同时充分考虑本地适宜的产业发展方向，使自身的 总部经济具备产业特征，从而形成具有差异化的总部经济发展格局。

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强调要素禀赋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合作分工，进行企 业价值链的空间分解，从而使得整个区域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共赢。 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应通盘考虑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区域 经济合作模式，促进区域产业和功能的合理分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对总部资 源的恶性争夺。发展总部经济，城市之間应当是一种在相对公平环境下促进效率的竞争，而 不是受到政府干预，市场信号扭曲的竞争。这种竞争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是有益的，但是如果 对总部经济发展缺乏统一的空间规划，将导致过分的竞争，不利于形成城市合力，甚至容易 造成一定的浪费。

3.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总部经济模式 是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种发展，是满足企业发展的一种组织模式。它的出现是企业和区域经济 发展过程中适应市场机制的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即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 ，而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政府必须扮演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创造条件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包括改善地方 宏观经济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地方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加强地方教育 、医疗等社会服务行业建设；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系；改善地方人文社会环境，增 强地方居民精神文明素质等。而不是直接干预、操纵经济活动，或者完全以牺牲地方其他方 面利益来刻意吸引总部、发展总部经济。总之，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 转变，优化地方政府职能。

4．处理好软、硬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发展总部经济软环境的建设和完善 。发展总部经济，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优美的城市环境、浓厚的商业文化、开放的市场体 系、发达的现代化服务业等。在这些要素中，政府一般对硬环境建设都很重视，却容易忽视 发展总部经济的软环境建设，结果还是很难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因此，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 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软、硬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发展总部经济软环境的建设和 完善。

城市必须重视对自身软环境的建设，主要应包括如下方面:(1)自然生态环境。清新的 空气、优美的城市环境无异于吸引总部入驻的一张王牌。美国西雅图郊区的雷特蒙德市由于 优美的生态环境而吸引了微软、任天堂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国际性大公司的总部入驻，高 效益的现代经济和洁净的自然环境，在这儿找到了和谐的统一。(2)人文环境。一个城市的 居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的潜力，也决定了城市的形象，这是总部选址的重要考 虑因素。(3)科技、教育环境。这些都是出于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一个好的科研、教育环境 ，如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有科研水平一流的大学等，能让企业就近获得人才，降低研发成本 ，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在未来的人才争夺中占尽先机而立于不败之地。

综合来说，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关键是在把握市场经济的内涵，按市场经济规 则办事的前提下，认真权衡发展总部经济给所在地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正确定位、搞好自身 条件建设，不可不切实际、盲目发展。总之，发展总部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发展总部经济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成本效益观和系统观。

四、关于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1.厦门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自2004年厦门市政府发布《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境外 企业在厦门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有150多家企业的总部落户厦门，其中不乏 戴尔、柯达、ABB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总部，呈现出了企业规模化、经营品牌化、产业集群 化、营销网络化等特点。作为中国的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厦门的经济一 直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和综合竞争实力均位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厦门产业结构布局合理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此外，厦门地理位置优越，城市环境优美，社会治安良好，社会风气 文 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对台区域合作优势不容置疑，加之一年一度“9.8”投洽 会、“4.8”台交会、国际马拉松赛等平台，可以预期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企业总部入驻厦门 。

2.关于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目前，厦门聚集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 理工学院等理工院校，还有武汉理工大学厦门分校、华侨大学分校、哈工大分校以及中科院 和省部属科研院所，廈门拥有十多位两院院士和上千名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专家学 者，吸引了众多国际国内著名企业的生产基地和研发机构，已初步具有了中国区域性研发中 心总部核心区的雏形，有条件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研发中心，辐射福建全省及外围地区，对 于与长三角、珠三角产业对接具有重大意义。

厦门应依据海湾型城市发展战略，以制造业企业迁往岛外，岛内外空间置换为契机，以 研发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动力，以推动海峡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为目标，努力建设海西生态 环保型区域研发中心总部。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将厦门打造成为省内外乃至 境内外大企业投资、著名高校、科研机构选择建立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总部的首选之地。

另外，厦门应依托自身优势，着重规划思明区鹭江道中心商务区、滨北金融商务区和五 缘湾至会展中心一线商务区的建设。发展定位是根据思明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重点，全力打 造区域性总部和业务总部的聚集地，建成全国知名的中心商务区。重点吸引周边地区乃至国 内外知名的金融机构组织、国际金融企业地区性总部；国内主要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 等金融企业总部、结算中心；与金融业务有关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咨询等服务业企 业总部；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技术开发总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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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凤洲，王飞.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协调发展［J］.福建论坛(社会 科学版)，2008（1）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厦门集美 361021）

(责编：贾伟)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

外国经济衰退影响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2018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修订，此次个人所得税法改革重点是减低税负和优化税制，响应2018年国务院提出的8 000亿元整体减税目标，同时优化个税税制和征管制度，将有利于增加居民实际税后收入，促进社会消费增长，从而通过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并且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减小居民实际收入两极分化，促进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后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社会劳动供给，与新释放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相匹配，推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健康高速发展。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宏观经济影响;刺激消费;收入再分配;劳动供给

引言

个人所得税的计征与群众的民生福祉息息相关，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中国第六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收入再分配能力有限，计征收入庞杂且协调不充分，个人所得税设计机制和设计工具也缺乏人性化[1]。然而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为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需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满足群众的普遍需求。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着力解决居民的税负负担问题，致力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体现了中央主张和人民意志有效结合。

同第六次修订相比，本次新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包含五大方面的改变：按年计算个人综合所得、再次增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首次创立、优化个税的税率结构以及健全个税的征管制度。为了确定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以及相关制度，需要在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背景下思考个税改革问题[2]。那么，个人所得税法的出台有着怎样的目的和意义？对中国宏观经济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在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中国目前尚存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与保障经济健康高效发展？

一、文献综述

由于本次个人所得税法出台时间较短，因此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订的相关研究较少。并且，中国的国情和税制设计与国外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国外的减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刺激措施，而中国属于永久性的减税政策[3]。所以根据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实践情况来分析本次個人所得税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就近些年的中国个人所得税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

首先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问题一直是个税税制研究的热点问题。王亚东（2017）[3]认为，仅是提高免征额对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影响甚微。黄晓虹（2018）[4]对CHIP城镇居民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提高免征额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并优化消费结构升级。关于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再分配和社会公平影响的问题，叶菁菁等（2017）[5]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有利于促进劳动总供给，但是无法发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周心怡和龚锋（2018）[6]通过测度中国历次的个人所得所改革，发现税前减免养老、住房、子女等基本家庭因素支出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张学诞（2018）[2]提出，个人所得税制应该担负起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稳定经济周期波动、夯实现代财政制度基石三大重任。黄凤羽（2018）[7]等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协调个税筹资职能与再分配职能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优化个税税收制度以及完善个税征管体系。

在此之前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实，同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税所得税的收入功能和再分配功能。但是对于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研究仍然较少，而且针对本次个人所得税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研究不足，因此对新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深入剖析并且研究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个税法的政策解读及对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一）增收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

本次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一定程度减轻了居民的个税税负，通过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3 500元/月提高到5 000元/月，并且以家庭为单位的税前抵扣专项附加扣除大大提高了隐性“起征点”。如今养育两个孩子、赡养老人，以及偿还首套住房贷款或租房的家庭属于较为常见的的状况。按照目前5 000元/月的免征额计算，加上专项附加的扣除以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五险一金，隐性“起征点”可以达到10 000元/月;如果还有继续教育和大病医疗的专项扣除以及其他扣除，隐形“起征点”还会继续提高。这样就减小了纳税群体和纳税范围，大大减轻甚至免除了中低收入群体的个税税收负担，增加了居民的税后收入。

货币主义领袖Friedman的永久性收入假说提出，理性消费者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时做出的消费决策，主要考虑的是稳定的持久性收入。然而对于长期的减税政策，当期收入或可预期的未来收入增加应会使得纳税人本期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3]。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不仅将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而且会激发居民新的消费需求。中低收入居民在中国占比较大，刺激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才能卓有成效地促进社会消费和优化消费结构。消费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据统计，自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来，中国总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高达47%～76.2%，尤其是2018年增至76.2%，可见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力量。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为3.5599%～5.9047%，所以消费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无论是最终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还是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在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所占的比重）都稳健上升，如表1。可见消费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提高免增额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在减少居民纳税额，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居民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从而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通过增加需求激发市场的活力，从而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趋势。参考2017年GDP，本次新个人所得税的实施预计将使中国GDP提升0.87%[8]。

（二）强化再分配职能，助力社会公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物质生活总体上极大丰富。但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加大，公共服务与设施供给仍然不足，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尤为关键。个人所得税本应该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可是由于之前个人所得税税税制不合理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不足。2003—2016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45以上，最高达到了0.491。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均衡的基尼系数对判别社会收入分配情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通常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由此可见中国居民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较为突出，亟需进一步解决。

新个人所得税法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还优化了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新个税法的出台相比旧税法更加强调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方式，根据纳税人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支出水平的不同进行税前专项附加扣除的减免，合理调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提高了纳税公平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基本民生问题的关注。反避税条款、纳税人识别号以及自行申报制度等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也为进一步实现纳税公平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多方面的改进强化了收入再分配职能，加强了公民的纳税意识，为以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再次优化打好了基础;通过合理科学的个税税制减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和谐。

（三）增加劳动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

对于个税税率的调整和扣除标准的改变，不同收入居民会面对的不同的税率调整幅度，因此对劳动供给的刺激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参与的激励作用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税负减免力度呈现正相关。每减免100元的个税税额会增加0.08%的劳动参与率，并且每减免1%的个税税率会增加0.9%的劳动参与率[6]。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全面降低了居民个人所得税应纳所得税额以及减低部分纳税区间税率，有利于增加社会劳动供给。

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只有从微观层面充分激发和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减免税负提高了劳动参与度，在“供给侧”创造了高质量的劳动供给;同时，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社会消费，在“需求侧”释放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有利于实现中国宏观经济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的动态供需均衡，塑造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动力。

三、结论

新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在起征点、计税方式、专项附加扣除、税率结构和征管制度五大方面进行了改革。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围绕“减税”为主题，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增加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全面降低了居民的个税税负负担，将有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同时，综合所得计税可以减少纳税过程中的不合理问题，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根据居民实际情况进行税前减免，并且优化了个税税制和征管制度，有助于强化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职能，减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最后，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社会劳动供给，与新释放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相匹配，从而推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并且助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后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减税降费的范围和程度，从而加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仍然会以满足居民需求的“减税”为主旋律，通过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并健全科学化、法治化、人性化的征管体系来推进社会公平与提高市场效率，在保证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也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万相昱.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改进的微观模拟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8）：91-107.

[2]  张学诞.个税改革应肩负起三大重任[J].中国财政，2018（14）：34-36.

[3]  王亚东.从减少个税免征额谈税收改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20）：166-167.

[4]  黄晓虹.个人所得税改革、消费刺激与再分配效应——基于PSM方法[J].中国经济问题，2018，（5）：25-37.

[5]  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王宇晴.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7，（12）：20-32，187.

[6]  周心怡，龔锋.开放视角下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J].亚太经济，2018，（2）：114-123，152.

[7]  黄凤羽，韩国英，辛宇.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注重三大关系的协调[J].税务研究，2018，（11）：29-37.

[8]  苏剑，邵宇佳，陈丽娜.个税改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中国经济报告，2019，（3）：101-109.

Policy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personal income tax Law and Macro-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WANG Ying-dong，LV Qin

（School of Grammar and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65，China）

Key words：individual income tax;macroeconomic impact;stimulus consumption;income redistribution;labo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