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公司的重大决策、经营管理中，企业法律顾问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完善企业法律顾问与关联律师制度。文章论述了两者的基本概念，通过比较，认清了两者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协同发展

一、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总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明确了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具有从业资格的，由相关机关注册过的，企业聘请的从事内部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因此想要成为企业法律顾问就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获得两部一委发布的《企业法律资格职业资格证书》，经过省级注册部门注册，得到企业聘用，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并且受到国家主管部门、企业内部的法律顾问协会与法律事务机构三方面管制。

企业总法律顾问是指由企业聘任的，直接服务于企业法人或企业总经理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中包括企业总法律顾问，但是企业总法律顾问有更高的权力，负责企业内一切法律事务，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5万人通过了考试并取得了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在国家中央企业中，几乎全部都设置了企业总法律顾问。

公司律师或律师法律顾问与企业法律顾问概念不同，也不属于一个范畴。根据《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接收法人或组织的聘请，担任其法律顾问”的业务能力，因此律师法律顾问是指：依照相关法律，律师可以接收他人的聘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其处理法律方面的业务的行为。而公司律师则具有一定的专属性，2002年，我国颁布了相关法律，启动了公司律师试点工作，到目前为止，试点单位有100多个，有律师大约2000人，竞争力度在不断加强。

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异同

（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差异性

1.法律依据和管理体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法律依据是由国资委颁发的规章制度，受企业、国资委的管理；公司律师的法律依据则是《律师法》，受企业、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管理。

2.任职条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的任职条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企业法律顾问从业资格证；受到企业聘任；从事企业内法律事务；不得服务于企业外人员或做兼职；经国资委注册、登记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证书。公司律师的任职条件：具有律师职业资格证；由公司聘任；从事于公司内法律事务；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考试并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

3.准入条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需要通过国资委、司法部组织的考试，由人事部、国资委与司法部共同颁发职业资格证；公司律师需要通过司法部组织的考试，由司法部颁发职业资格证。

（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相同点

这两者都是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岗位，都属于内部职工，具有一定的专属性。从两者的工作职责来看：两者都是替公司处理法律事务，解决或规避企业运行中的法律风险。归根结底，这两者的差异只是准入条件与管理机构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职业的并存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有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也感到很为难。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统一这两种制度的想法，把企业法律制度取消，保留公司律师制度，法律顾问也并入到公司律师中，使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更加统一。

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协同发展的国外经验

1882年，美国一家公司首次在企业内设立了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逐渐发现了企业内法律机构的重大作用，许多企业为了降低风险、获取最大利益，纷纷在内部设立了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等机构。而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此方面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

（一）英美法系国家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实践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企业法律顾问与职业律师是一样的，所以许多企业内的法律顾问其实都是职业律师。他们即使服务于企业，也依然拥有律师的权力与义务，并且可以代表本企业出庭。

1933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改革触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地挑战，而由于外聘律师费用高昂，实用性也不强，因此企业逐渐开始发展法律顾问制度。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公司都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法律事务机构，并且有各自的法律管理体系，甚至在一些企业内部，总法律顾问可能会身兼多职，担任副总裁或董事等，拥有独立的法律部，直接对总裁负责，一般他的意见都能够直接传达到公司决策层，非常有话语权。

英国企业有所不同，他们聘任法律顾问都要求对方取得事务律师资格，但是不能代表企业出庭。企业法律顾问不仅需要精通本职工作的内容、技巧等，还要对公司经营事务一清二楚，他们甚至可以打着自己或企业的名号编撰刊物、组织研讨、开展培训等。

（二）大陆法系国家处理法律事务的实践

大陆法系国家企业内部的法律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区分较为明显，一个律师不会长期被一家企业所雇佣，这是为了防止律师利用自身行业特点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有明文规定，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不能相互兼任。

其中，法国是最早在企业内部设立专业顾问团队的国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制度较为完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法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成分开始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力度降低，因此，法律事务部门与法律顾问的地位有所提升。截止到目前，法国大部分企业的法律事务机构都受命于董事长，总法律顾问还要列席董事长会议，一切工作要向董事长汇报。企业法律顾问主要负责的是法律咨询，参与企业决策，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在法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即使有律师资格证也不能代表企业出庭。

德国与法国情况相似，大型企业几乎都设置了法律事务部，根据业务量大小分配一定数量的法律顾问。在企业内，法律顾问的地位很高，他们直接服务于董事长，并且可以参与企业最高层次的决策，参与制定重大文件、企业投资、合同编制与审查、公司诉讼等一切法律事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极具参考价值，很受领导的重视。

在日本，他们将企业法律顾问机构成为法务部，由企业内负责法律的董事长管理。法务部包括一名部长和若干名部长助理，主要负责公司的决策与规避法律风险。从事法律顾问的人员不一定必须取得律师资格证，但是要接受过正规的法律课程，而且进入企业后要进行培训。

综上所述，两大法系国都设置了企业法律顾问，并且都会外聘律师，两种组织互相补充。因为，企业法律顾问属于企业内部人员，一般情况下不能代表企业出席法庭诉讼，这就需要企业外聘律师；另外，企业法律顾问由于长期工作在企业内部，无法对所有法律问题都完美解决，这时就需要公司律师参与其中，共同解决。鉴于此，许多大型企业都会外聘律师来弥补企业法律顾问的不足。

四、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协同发展的途径

从上述对两大法系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采取了专职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律师相结合的制度，其中专职企业法律顾问不一定非是律师。换句话说，企业内的专职法律顾问的水平要低于外聘律师，一般问题交给他们解决，当企业遇到重大问题时，就要外聘律师进行解决，法律顾问帮助其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说，我国在建立企业法律制度时，不应该硬性的从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中二选一，而是用结合的眼观看待这一问题。我国在设计法律职业制度时，规定了两者不同的准入门槛，这一点体现了国际普遍的认识；企业法律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有差异，这也体现了两者业务水平的不同，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

从职能上看，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职能存在一定的重合，因为两者都成了企业内部人员，并且都可以代表公司出庭。对于这一问题，可采取下列办法进行解决：1.企业终不能同时聘请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以防止职权重合、冲突等；2.企业法律顾问不能代表企业进行诉讼活动，遇到这一情况需要聘任律师。这么做，一方面保证了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不发生大的变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和平共存与竞争，不用必须面对“二选一”的难题了。另外，还能够解决国资委、司法部等相关部门职权划分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全球经济正处于漫长的恢复调整过程中,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金融改革创新也应当顺应经济形势变化。本文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为切入点,分析后危机时期金融改革创新取向,探索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和突破点,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改革创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四大趋势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以下四方面发展趋势。

(一)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金融泡沫的破裂,金融服务业大幅缩水,表明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发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我国将更加注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在加快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同时,也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同时,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以及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都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因外需疲软而导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应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来化解。危机发生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实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正是重视实业发展的体现。

(二)经济发展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加速转变

危机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转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即依靠提升内需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消费,通过增强消费能力、发展消费热点、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预期等方式,带动消费增长。

(三)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周期中,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或成为主角,能否掌握先进低碳能源技术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这也将为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科技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多的与贸易保护联系起来,为突破西方国家设置的技术门槛和绿色壁垒,我国必须要摆脱依靠高能源消耗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探索新型低碳发展的道路。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强调“控制产能”与“鼓励创新”,信贷政策坚持“有保有压”原则,无不表明我国已开始重视低碳经济发展。

(四)金融活动更趋活跃,综合经营稳步推进

金融危机虽然促使人们对金融活动进行反思,但并不能减缓金融业务发展的步伐。我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金融活动将更多形式,更深层次的渗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产品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元化,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越发显著,金融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将逐步加大。综合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演变来看,业务结构较为单一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大,而综合性的银行则因其业务结构的多元化减轻了危机的冲击,体现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独立投行也在危机中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因此,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各机构的协同效应,保持宏观金融稳定。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改革创新取向

(一)正确认识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坚定加快推进金融创新的信念

改革创新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金融改革创新是一个社会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通过对金融领域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组合,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目的。而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华尔街在短期利益的激励机制、放任自由的监管理念下的过度创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形成巨大泡沫,但这并不能抹杀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我国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不同,美国过度创新导致危机爆发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创新会走同样的危机之路。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产品相对缺乏,导致金融体系整体运作效率不高,投资者的多层次投资需求和资金需求者的多元化融资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事在必行。

(二)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为目标,坚持金融创新的“适度性”原则

任何创新都蕴含着风险,金融创新也概莫能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摒弃创新,关键是要在创新中坚持“发展适度、风险可控”的原则。危机发生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就是,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任何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创新都只是空中楼阁,容易导致危机。因此,我国的金融创新必须要实实在在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根据经济、社会特点和发展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要以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目的,解决当前存在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融资难和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等实际问题,避免创新链条过度延伸,从而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演变成为投机经济。

(三)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发展并重,稳步推进金融创新

我国与美国的金融创新体制截然不同。美国的金融创新是自成系统的一场革命,其创新更多的是基于市场需求,创新主体是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创新则是从属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带动产品创新。市场主导型创新的优点在于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做出反映,但需要辅以必要的监管,否则容易使创新对市场反映过度;政府主导型创新风险相对较小,但却限制了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导致创新滞后于市场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创新仍应当以政府主导,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和引导职能,同时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市场化步伐,鉴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不成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市场化创新应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然后推广。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防范风险都是第一要务,因此在加快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监管措施应当到位,以约束市场上的不规范行为,使得创新朝着正确、安全的方向发展。

三、加快推进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着力点

(一)做大做强金融产业,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天津金融资产和业务规模总体偏小。2008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7%,远低于北京的14.2%和上海的10.6%;2008年末全市各项贷款余额仅相当于北京和上海的33%和32%。要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应着力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扩大金融产业规模。通过引进和设立新机构、支持现有机构扩充业务等手段,不断扩大金融产业规模,更好地适应天津加快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城市的需要。其次,大力发展中介服务业。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离不开金融资信评级、经纪公司、信息服务、服务外包、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撑,而金融中介机构缺乏又是天津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着力强化。再次,兼顾行业和业务的平衡发展。当前,天津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主,银行业务又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完善金融体系需要加快发展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期货、消费信贷、征信公司等机构,逐步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比重,同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扩展中间业务,逐步实现盈利模式多元化。

(二)大力发展总部金融,增强金融业竞争力

在津的总部性质的金融机构还较缺乏。目前,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有1家总部在天津,而北京和上海分别是4家和2家,在津的外资法人银行2家,而北京和上海分别有6家和17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证券、期货、基金等公司数量仅是北京的1/6、上海的1/9;总部设在天津的保险公司数量仅是北京的1/3、上海的1/9。大力发展总部金融,形成总部聚集效应,不仅可以提升金融机构研发和决策能力,而且可以通过“总部——分支机构”的功能链条,辐射带动分支机构所在区域发展,发挥天津在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中的作用。第五届中国总部经济论坛发布的“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显示,天津位列第七,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差距较大。天津可通过先行实施金融总部规划,创造更加有利于实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带动实体经济总部向天津聚集,以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三)统筹兼顾机构设置和产品创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中央赋予天津金融业改革创新很大的政策空间,用好用活这些政策就要求金融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天津市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政策出台以来的实践看,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大多体现在机构引进和设置上,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依然不足,经营趋同化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当前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应坚持“两条腿走路”,即在发展金融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理顺金融创新监管机制,为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健全金融产品创新机制,明确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立足于自身优势领域,综合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开发特色化、个性化和品牌化的金融产品。

(四)形成完善的金融创新体系,逐步建立区域、部门联动机制

目前,天津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创新体系,各个主体在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尚未实现有效的交叉融合。虽然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在推动金融创新方面不遗余力,但在创新方向和重点等大的问题上缺乏有效沟通,报批程序复杂、环节多,没有建立起统一、高效、快捷的金融创新发展机制。在创新研究方面,金融机构偏重于实务,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偏重于理论,理论与实务脱节,造成科研成果层次低,转化率不高。另外,天津要发挥金融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就必须进行改革创新。目前天津与周边地区的金融合作日渐密切,但缺少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的协作机制,还没有将天津的政策优势与周边地区的市场、技术、科研等优势整合起来,这就无法打造区域统一的金融创新基地。推动金融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区域创新协作机制,应成为天津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五)强化金融安全意识,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当前,天津市的一些金融机构在管理制度,经营机制、产品定价方式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缺陷,遇到不确定因素时,其可持续经营的难度就会增大。因此,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进程中,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强化风险意识,提升抗风险能力。要支持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及时、合理处置风险的能力;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经济周期和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把握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做好对系统性风险和政策风险的预判,以便及时化解风险;要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完善利率、汇率定价机制,增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四、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突破点

(一)发展金融中介机构,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天津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除吸引和建设金融总部,聚集门类齐全、数目众多的金融机构外,还应大力发展诚信、高效的市场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起到提高金融业运行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金融创新的作用。天津要积极设立和引进资产评估、资信评级、货币经纪、资产管理、保险经纪、投资咨询、金融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外包、法律服务、审计服务等中介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健全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要加快发展担保业,整合现有的担保机构,设立担保集团公司,建立担保分包再担保制度,为企业融资服务。政府部门要积极培育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对中介市场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监督,同时要健全和完善对中介机构的考评机制,有效防范中介机构从业人员道德风险。

(二)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天津应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全方位、多角度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在机构设置方面,可考虑设立脱离于大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目前我国设立的财务公司都附属于大的企业集团,其服务对象也主要是集团内的成员企业),主要从事中小企业贷款和消费者信贷;也可借鉴美国经验,建立金融服务公司(中间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由于金融服务公司兼具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创投基金及保险公司等业务特点,风险较高,在发展初期应以合资为主。在直接融资方面,除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以及引导各类基金投资中小企业外,还可考虑发展企业集合债券,由几家企业一起申请、冠名、担保,券商对其进行捆绑式发行,集合债券因有多个中小企业参与从而实现了信用内部增级,可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发债难问题。在间接融资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快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

(三)推动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有效拉动内需

首先,可考虑出台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地方性法规,有效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引导商业银行树立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的观念,积极开发个人信贷额度、无抵押个人贷款、个人资金周转贷款、房屋整修贷款、学生助学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债务重组贷款、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消费信贷证券化方式提高流动性、增强赢利性,分散金融风险。再次,尝试建立专门的消费信贷公司,如住房信贷公司、汽车信贷公司、耐用和日用消费品信贷公司、农用品消费信贷公司等,通过成立专业性公司,开展专业性消费服务和零售业务,推动消费信贷业务发展。

(四)发展供应链金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一个特定商品的供应链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到中间制造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供应链金融则是金融机构站在供应链全局的高度,为协调供应链资金流,降低供应链整体财务成本而提供的系统性金融解决方案。物流金融是供应链金融的主要模式,在供应链中,所产生的流通费用约占商品价格的50%。目前,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了航空、航天、船舶、石化、新能源、信息、医药、钢铁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应围绕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以物流金融业务为切入点,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延伸金融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群整体发展。一方面,要以物流业被纳入国家“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为契机,加快培育一批服务水平高、市场竞争能力强、有诚信的大型现代物流企业,积极搭建物流企业与银行的沟通、交流平台,引导二者合作开展物流金融业务,并将物流金融列入政策扶持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引导物流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资金提供者可由单纯的银行扩展到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质押物的评估和管理机构可以是第三方物流企业,也可以是资产管理公司、中介管理公司;融资者可从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扩展到上下游的供应商、生产型企业和流通型企业,形成针对整个供应链的全方位融资体系。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开发物流金融产品,扩大可质押物范围,除存货外,应收账款、订单、未来货权、知识产权等也可用于质押融资。

(五)积极探索碳金融业务,支持绿色经济发展

碳金融是指与碳特别是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融资和碳指标交易等。天津应发挥金融先行先试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开展碳金融业务。一是鼓励各金融机构设立与碳金融相关的业务部门,引导商业银行创新信贷管理机制和信贷品种,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如对于符合清洁发展要求的项目,可开发碳权质押贷款。二是鼓励和扶持上市公司发展低碳经济,引导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基金投资绿色企业,倡导建立针对碳管理技术和低碳技术开发的碳产业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企业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进行直接融资。三是依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打造碳交易市场,逐步丰富交易内容和扩大市场规模,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的碳交易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

五、完善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微观主体创新意识,引导创新市场化发展

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创新应当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部门在规划、推动、引导和营造环境等方面的职能。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金融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金融机构才是金融创新的主体,政府应激励金融机构的创新意识,促进金融业创新发展。一是为金融创新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为满足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企业金融创新,并配合金融机构宣传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二是为金融创新提供优惠的政策。鼓励全国各金融机构研发的新产品和服务在天津滨海新区试点,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在推广宣传上予以便利。三是为金融机构提供外脑支持。政府可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金融需求研讨会,征集企业、消费者等经济主体对金融需求的意见,可聘请国内外专家、金融机构高管、业务骨干等参与讨论,为金融机构创新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二)建立多部门分工协作机制,完善金融创新体系

首先,可通过指导性文件,明确各主体职责分工。政府要统揽全局,负责资源配置、政策调控和环境建设;监管部门要重点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则承担资金投入、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以及承接科研部门成果转化的职责;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重点做好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工作。其次,建立金融改革创新协作机制。可由市政府牵头,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等多部门参与的金融改革创新协作机制,定期就金融业发展规划、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问题进行沟通协商,探讨突发性和临时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再次,建立金融机构与科研机构间的合作机制。将金融机构的发展需求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与创新研究对接,顺畅产、学、研链条。最后,从软硬件环境建设入手,支持金融改革创新。主要包括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建立金融创新区域协作机制,综合利用区域资源,提升天津金融创新能力和水平

在金融改革创新中,天津要进一步强化“区域”理念,充分发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有效利用环渤海区域其他省市的市场、技术、人才和科研等方面资源,合力打造区域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一是由政府牵头,与其他各省市建立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制定区域创新规划,大力宣传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进展和政策优势,引导区域内创新资源向滨海新区流动,逐步将滨海新区打造成高水平的研发转化基地。二是引导和鼓励天津金融创新主体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各省市金融创新主体的横向合作与互动,如建立创新联盟、科研机构合作承担产品研发等,实现产、学、研跨区域合作。三是通过金融改革创新联系会议,共同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推进创新的政策和法规,并设立区域技术、信息、人才共享平台,促进区域内创新资源有效流动,畅通天津利用区域创新资源的渠道。

(四)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创新与监管严重失调。因此,天津在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完善政府部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合作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金融体系透明度的要求,对金融机构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措施,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理,提高金融运行、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市场约束中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披露的信息进行全面审计,并进行必要的审计检查;利用专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级,以减少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的监督和约束。

课题组组长:林铁钢

课题组成员:吴超李西江秦亚丽

(责任编辑钟辉)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3篇

8月的明媚早晨，初秋的缕缕阳光洒在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张效祥的书房里，记者有幸在这里采访到了这位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领导并主持开发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他见证了我国计算机事业50年的发展历程。

这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的手边是一部翻开的《江泽民文选》，书桌上还摆放着他亲自担任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88岁高龄的张院士精神矍铄，不仅每天仍然坚持看书，还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的国产计算机科研项目的鉴定会和推广活动中，他依然关心着我国青年计算机学者。就在8月16日，他还亲自参加了由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组织的“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咨询”第三次研讨会，以拳拳赤子之心积极地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献计献策。

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张院士在回顾这50年来的风云变幻时感慨万千。面对这半个世纪的沧桑，他仍然记忆忧新的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的中国正百废待兴，那时的中国计算机事业才刚刚起步，那时的他正风华正茂……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许多经验和精神都是在50年后的今天值得继续借鉴和发扬的。

初创：从无到有的飞跃

记者：今年，中国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５０个年头，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程，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张效祥：是呀，一晃50年过去了，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现在的我都已经88岁了。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中国还没有计算机，而且计算机人才也非常少。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的最初10年，直到现在都是我经常怀念的记忆珍藏。

记者：回顾这段艰苦时期，您如何看待最初１０年所取得的成就？

张效祥：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本身就是质的飞跃。应该说，这些计算机后来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包括“两弹一星”的顺利研制都提供了支持。但应该说，这其中还有更多的内容是更重要的，也是至今仍然借鉴的。

记者：那么当时有哪些经验是５０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借鉴的呢？

张效祥：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协作。国家提出要发展计算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当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计算机重要，但是单靠一家是不可能把计算机做出来的，不管是企业、科研单位还是部队都不可能成功。在协作精神下，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部队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就需要集中力量干大事。现在中国计算机行业要摆脱核心技术含量低的状况，同样需要大家协作的精神，因此协作精神是50年来最可贵的经验，它不但没有过时，到现在还应该继续发扬。

创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虽然没有像现在提得这么明确，但我们其实已经将这种精神融入了实践当中。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相继诞生，它们都是仿制前苏联的计算机，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仿制，而是本着实验和学习的目的把它作为一种桥梁。在仿制104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单位就开始自主研制计算机，并先后独立研制成功一些自行设计的、全部国产化的型号。我们自己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计算机，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向别人学习。

人才：思想的栖息地

记者：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研制１０４机的时候，前苏联要求中国的专家在苏联研制，而您认为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事业。

张效祥：当时我到苏联学习并参与了谈判。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中国当时不具备制造计算机的条件，所以应该在苏联设立计算机研究室，这样，苏联专家在身边，研制起来也会更为方便。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因为那时一个国家的计算机从无到有确实是飞跃，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制造出一台计算机，而是要考虑并联系一系列关键问题：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仔细想来如果当时都在苏联研制，最多只能培养100人的研究队伍，但是仅有研究人员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形成生产能力，要有自己的工厂，能够批量生产计算机。因此，国家需要的是计算机事业的管理人才、制造人才等一系列配套人才。此外，我还考虑到，在国内研制可以让中国全社会都有计算机的概念，实现更广泛的影响效果，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计算机这个概念。

记者：一个假设，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建议会如何呢？

张效祥：当然，最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还是要回到中国来，不可能一直在国外发展下去。如果当时接受了前苏联专家的建议，我们的计算机事业肯定会经历再重起炉灶的弯路。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有能够研制计算机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精神和物质，而这个环境即使当时并不具备，也要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必需的，在国外设立研究室是绝对无法替代的。

记者：人才需要思想的栖息地，那么我们后来又是如何培养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人才的？

张效祥：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什么计算机人才，而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计算机专业。那时，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当时的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方面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这些人才现在都70岁了，他们都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年来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记者：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还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培养青年计算机学者。您还是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指导委员会的首席专家，对青年计算机学者寄予厚望。那么，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张效祥：我对年轻人没有很大奢望，就是要求青年计算机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振兴中国计算机的雄心壮志。青年人最重要素质是需要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科技工作者虽然不是政治家，但要有政治头脑。具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科技工作者在具体做法上是有分别的，比如说一个爱国的科学家不会去做欺骗国家的事情，想尽各种方法要把科研成果做到最便宜又最好，而那些只想着自己名誉地位的人只管能否出名。任何做法都包含了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些人带着好多东西跑到国外赚钱去了，虽然我无法阻止，但我不欣赏。

遗憾：自主研发含量不高

记者：那么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是否也存在不足？

张效祥：我认为那个10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10年。但是现在看来，当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时的计算机应用和开发多用于国防、大地测量、天气预报等科研应用，商业应用很少。计算机的工业化不够，虽然科学工作者开发了很多型号的计算机，但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对于工业化、产业来讲都是不够的。

记者：今年也是微机诞生２５周年的日子，计算机现在在很人眼里都是个人电脑（ＰＣ）了。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中后来也经历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之后在几十年中，您认为又有哪些遗憾呢？

张效祥：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工业涌入中国，对中国计算机产业也产生了较大冲击。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对计算机工业化问题下了很大力气，一开始是小型机，后来逐渐形成以微机为代表的工业化生产。以微机为核心的计算机工业化发展对计算机事业发展很重要，如联想、长城、浪潮、曙光等中国企业都迅速成长起来。但遗憾的是，现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含量不高，很多知识产权在别人手里，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很薄。但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所以国家提出自主开发，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工业化是计算机事业的核心，但根本问题是技术创新为主的企业体系的形成，这方面未来恐怕还要花很大工夫，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

创新：全面理解企业是创新主体

记者：在最近的科技大会上，国家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但是目前只有约１／３的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研发部门，那么您如何理解未来的创新机制呢？

张效祥：在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计算机生产制造靠工厂，研究和开发是科研单位的事情，那时双方协作得非常好，到现在也是值得发扬的。现在，国家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产、学、研相结合。这很重要，因为创新并非靠企业一家就可以完成，必须要产业、高校和研究单位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技术创新。我认为，前一阶段三方的协作并不理想，甚至有的地方是脱节的。科研单位的成果要转换成产品非常困难，而很多企业的产品又没有自主技术。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您仍然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项目的鉴定会上，并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一直表达对自主创新型国产企业的支持，并曾多次表示了对政府采购的担心。

张效祥：我认为中国计算机事业需要政、产、学、研、用五个方面的结合：政就是政府、产就是产业、学就是高等院校，研就是研究机构，用就是广大用户，五个方面共同倡导这个事业，缺一不可。特别是政府，一方面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一方面也是重要的用户，所以我对政府采购非常关心。政府采购是我国计算机产业非常好的国内市场，应该是自主创新的优秀产品主导，而不应该被国外产品占领。政府采购必须以政府采购法为依据，首先要优先购买国产的优秀产品。我们的国产产品有的不比国外差，甚至比国外产品好，政府如果都不用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它对长期的创新机制很有必要。因为成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不用还不如不开发，浪费了经费和人力。毕竟创新成果的最后归宿就是市场，而政府对市场起着引导作用。这五个环节如果可以结合得更好，我国计算机产业也肯定能做得更为出色，但现在这五个环节的结合得不是很紧密。

记者：中国计算机学会１９６２年成立，您后来连任三届理事长，现在还是名誉理事长，在目前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情况下，学会本身有没有角色转换？

张效祥：我很关心计算机学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超脱的组织，一切从学术出发，没有任何偏见，从公正态度看待计算机事业。未来我同样非常坚持地认为，学会仍要以学术为中心，这点不能离开，但是要坚持这点不是很容易，学会不能产业化，虽然现在也有企业进行赞助，但是学会不能变成企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学术界包括院校、研究单位，也非常欢迎企业来参加学术活动，因为技术不能脱离产业。

记者：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与美国的计算机发展模式，作为计算机的发源地，美国的发展模式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效祥：美国的创新力量非常强大，计算机领域几乎所有技术都有美国的身影，而他们的很多企业有很强的研发机构，甚至投入研究10～20年后的前瞻性课题。此外，他们的学校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密接，如加州的圣荷塞附近除了有硅谷的很多计算机企业，也有很多著名学府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美国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少创新力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引进：新拿来主义

记者：在创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有时不得不引进很多技术，这与创新有冲突吗？如何理解创新与引进之间的关系？

张效祥：我感觉在信息产业中不创新是没有生路的，哪怕采取跟进策略紧随其后也不行，至少要齐头并进，甚至超越领先，走这条路必须要自主创新，但我也不反对引进。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计算机事业中，引进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就是自己要先有创新的思考。80年代，我曾经受国家委托在全国调查，看到很多部门引进的都是国外不要的落后产品，甚至有的连桌椅板凳都是“引进”，花了很多冤枉钱，也无法起到任何效果。为什么很多引进项目失败？是因为他们事先自己不做研究，不发现问题，引进以后自己也无法消化吸收，所以引进也要与创新相结合。同时，技术转让问题也很重要，这也很复杂，比如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国家还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记者：计算机行业与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计算机行业渗透性很强，可以说哪个行业都离不开计算机，那么如何成功实现行业的信息化？

张效祥：信息化工作我印象很深，1982年我参加过国家计算机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应该说20多年前国家就开始重视信息化了，当然真正信息化的全面启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现在，国家又把信息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信息化对计算机很重要，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计算机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是计算机行业的工作。国家信息化实际是要大规模应用计算机，对计算机事业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对它的支撑程度还不够，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很多都是外国产品。计算机事业应该加强对中国信息化的支持，信息化要靠本国信息力量的支持。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要下工夫想办法，对信息化形成强大支持，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张效祥院士简介

１９１８年出生于浙江海宁。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及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５６所所长、总工程师，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计算机顾问，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８６３计划”监督小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委员等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等职。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穴学部委员?雪。

张效祥院士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领导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在此后的３５年中，先后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从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率先在我国开展多处理并行计算机系统国家重大项目的探索与研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于１９８５年胜利完成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为我国巨型机的研制开拓了新的技术途径，也对我国跟踪当代国际计算机向多处理器化发展的趋势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由他主持撰写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发展我国大型通用机的建议》和最近由他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都在我国计算机界产生很大影响。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总参谋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立军队一等功。他被国家科委授予“为国家８６３高技术计划的实施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荣誉证书。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4篇

2006年12月20—26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大学和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马世晓书法作品集》首发式同时在京举行。22日上午和下午，分别由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持召开了两场“马世晓书法艺术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就马世晓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在当代书坛的积极意义展开了热情与理性的讨论。

书法创造的一种精神世界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马先生的书法，这个喜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感性上的喜欢，也就是它直觉地让我在欣赏马先生书法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认识，创造个性的一种欣喜，一种激动，所以马先生的书法在我一种粗浅的认识中是相当具备个性的。“个性”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它包括了马先生书法中他的渊源，他的一种意态，他的笔法，乃至于他的书法中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总体视觉形态，所以以我浅识马先生书法创作的视觉形态是个性的，而且是新颖的个性。任何创造跟传统创造都有渊源，但是在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书法和当代的其他家的书法创造之后再看马先生的书法，我仍然觉得获得一种非常惊喜的审美愉悦。

我在翻阅他的书法集和看他的作品时特别注意到，马先生草书这一部分的创造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典型的个人面貌，除了传统的渊源之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可能是支配他创作的重要契机，一个是他书写的内容，另一个是书写的状态，我觉得两者是密切联系的。我就注意到马先生的许多书法作品的契机非常有意思，是非常独特的，是和他自己一种感性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相联系的。比如略举一首，在展览的西厅里面正对的那个照壁上的一个对子，上面写着“诗赋千秋笔，风云当代书”，在看马先生的其他许多他书写的内容都体现了与自己情怀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创造就内容与形式，就书法的内涵与视觉的形态之间似乎可以找到一种关节，这种关节它能够把一种原发于精神的契机变成非常直观的视觉形态，当然这中间贯穿着他的表达和表现。我想马先生的书法正是这样的，是可以通过很生动新颖的视觉形态去读解他的书法经验，特别是书法创造的那么一种精神世界。

汉唐大气在北京又回来了

韩玉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以为草书是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是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就是中国体系，所以草书可不是雕虫小技，她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形象是《虢季子白盘》？假如《虢季子白盘》不行，那么是不是《散氏盘》就行了呢？这个历史的发展经过了很曲折的道路，中国艺术找到自己的形象是很费周折的，她终于在汉唐狂草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象，所以今天的活动可谓壮观的是我们汉唐大气在北京又回来了。我们草书正宗，狂草正宗，是传统的主流，但是到了清朝就中断了，所以在清代、在近代，凡是敢于写草书、写狂草的，都是豪杰。今天就出了这么一个豪杰马世晓，他对狂草有很多新的发现，有自己的新境界。你看马先生的狂草起横势，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演员，水衣袖走的是横，跟传统以竖为主不一样，这种横势确实不多见，当年张旭追求过这个。这是马先生和古人不同的地方。

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新境界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从马先生的作品来看，他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稳步地前进。展览的《前言》讲的是“沉潜”，踏踏实实地钻进去。有一个过去的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们看马先生的草书，觉得他这个草书里音乐性很强，非常有画。刚才有位说他每一幅书法节奏感非常强，轻与重，疏与密，聚与散，横斜与平直，干与湿，墨色也有变化，每一幅书法作品内涵非常丰富，又是在一气呵成。我觉得马世晓先生的书法是通过用笔实现了他的这种境界，这种精神，这种气象，很能够使我们理解成“一笔书”、“一笔画”这种精神。

生命的旋律、情调、舞蹈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看了马先生的书法，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动起来，好像伸手伸腿伸胳膊地要跳、要蹦，好像是一种自由的现代舞，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这样地随心所欲，而不是乱蹦乱跳；不是没有节奏地瞎蹦，而是非常自由地优美而舞，自由奔放而很有节制。这种感觉就是观者和书家的心灵起了一种共鸣、一种沟通。看马先生的作品，好像跟了他去翻山越岭，跟着他去搏击长空，跟着他去大江大海当中去扑打翻滚，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他的书法是一种生命的舞蹈，好像我们穿越了生命的欢乐的歌唱。因此，我觉得他的书法是一种生命，有着生命的情调，有一种生命的旋律。字写到这个分上，那真是神了。

价值和地位应放在书法史中论述

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前创作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很多评价说马先生在草书方面是林散之先生以后的一位大家。马先生七十年代就成名，到现在才第一次办个人展览，这一点使我惊讶，也使我感佩。因为在目前的艺术界，熙熙攘攘，自炒成功，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先生如此潜心书海，不事张扬，非常难得，这和马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就相联系。书法到一定的程度，功力过关以后，那就是要表现书家的人品、襟怀、抱负，所以没有这样一种为人处世的襟怀，很难实现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另外，我看了李廷华先生写的马先生传记，感觉非常好，他把个人传记和美术理论、草书理论结合起来，将个案放置在书法史、草书史的历史长河中来论述，来评价，这就把马先生的书法艺术的价值和地位确立了。

草书水平是目前的佼佼者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在近现代的众多书家里边，我最欣赏林散之先生，对林先生的草书非常钦佩，但是现在又出了第二位马先生。草书之美，好像从古以来都是比较难的一个课题，因为草书艺术本身所展现的已经不完全是功夫，书家的个性和内在的心情都已经化成了笔道在其中传达出来了，这个难度很大。记得林先生有句话，就是说书法要在出新与法度之间，马先生他勇敢地写那么大的草书，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写出了广场效果的草书，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得了的，所以这一点也体现了马先生书法在发挥传统上所取得的成绩。另外，我看了马先生写的那几句话，钦佩极了，他是沉潜于书法经典，兼修学养，“在沉潜中深入，在沉潜中积累，在沉潜中脱化”，整个的过程是相当合乎治学规律的，我是钦佩的不得了。看了这个展览，我就牢牢记住“沉潜”这两字。虽然头一次和马先生见面，但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草书能达到这个水平，在目前来说那真的是已经是佼佼者了。

取得了一个很惊人的成就

蓝棣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作为一个爱好者，特地提前了一个小时来看，我从心底里很喜欢。我看过韩国的书法展，但就他们的那些字母其实也还是看做 民族的一个珍宝，就是最能够跟世界各国划清界限的东西，表示是自己民族的艺术，是书法。马先生在书法里头下了这么多功夫，也许他开始不一定很自觉地意识到这样东西，但是他在写的过程中就比较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他取得了一个很惊人的成就。

气韵与节奏在圆浑中有骨力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马先生主张以“用笔为核心”，书和画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通的，如果说书法是“用笔为核心”，我们的中国画何尝不是如此。墨中怎么样见笔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从马先生自身的作品来看，看他对二王的东西，或者对碑学的修养，章草，狂草，魏碑，我都看得出来有一点，感到有突破的东西，气韵非常好，气韵与节奏在圆浑中有骨力，柔中有刚。这使我想起他喜欢音乐，画过主席像，当过工人，这些坎坷的经历，多种多样的文学、绘画、音乐、诗词的学养和他坎坷的经历，我想都寄托在他的书法当中了，都含蕴到他的笔画当中了，所以大至十二条通屏的大气流贯，小至手札草稿的不经意出笔（尤其自然），然后就是敢于在作品的粗细、急徐、浓淡的变化上追求一种写意性，有胆，有魂，有势，有韵。我是山东人，我们家乡出了一个马世晓，我也感到骄傲！既然是老乡，我斗胆提一点建议：建议今后多写一点自书诗，想抒发什么就抒发什么，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就是圆笔转换的过程当中略增加一点阳刚之气，希望您解决得更好一些。祝您成功，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收获！

雄浑又潇洒非常难得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责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看了马世晓先生的书法展，感觉到马先生的字确实好，既雄浑又潇洒，这个非常难得。林散之光潇洒不雄浑，武中奇光雄浑不潇洒。马先生是北方的山东人，后来到徐州，在文化史上北方就指是徐州和山东，南方就是江南。我觉得你北方的气质还存在，但是到南方去又学了些南方的秀逸潇洒的东西在里边。后来一看我觉得可以理解了，没有一个大人物不是经常到这到那的，马世晓先生他是“平生多移居”。我想他在书法上的成功和他在这南北几个地方都生活过有关系。首先有山东的雄浑之气，他从山东到徐州又到浙江去，故而又吸收了南方的潇洒和灵秀之气，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整体风貌。林散之是沾水写字，马世晓先生是走美术的路子，独树一格！

有希望成为第七人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整个书法史来说的话，草书这么重要，但是真正对草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我认为一共有六个人：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林散之。林散之创造了一种新的境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林散之先生做到了。虽然林散之跟我们不是一辈人，但是在我们同时生活的人当中，有对书法史上作出这么重要贡献的伟大人物，这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种传统发展得非常充分的艺术中，我们还能作出伟大的贡献，这个激励了我们最有抱负的书法艺术家。这个时代，在草书中，假如我们说有希望成为这其中的第七人，或者说能把草书再往前推动一步的，我想马世晓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人了。

不同于古人，更不同于今人，

堪为大家

徐寒（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教授、中国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去年我们请马先生为北大的书法研究生讲了一课《草书论》，一年之后，今天才比较真正地全面地看了马先生的书法作品。我认为先生的书法展览是成功的，可喜可贺。马先生的书法，我觉得可用三句话来概说：第一个，面目是独一的；第二个，个性是很典型的；第三个，个性是鲜明的。我读过李廷华先生《马世晓传论》，对马世晓先生的艺术人生也是深为感佩的。我觉得你的书法，或者你的那种形式、那种面目是体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你的艺术理念、学识，或者你审美的一种理想，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形成的。有时候我觉得你的书法不是在写字，而是在写你的情感，写你的性情，是你心迹的流露，是你艺术理想的抒发，袒露是自然而然的。我可以说，马先生自己的书法艺术是不同于古人的，也是更不同于今天的书家的，堪为大家！最后用两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草书弥漫气韵出，自在沉潜到清秋。”

马世晓，1934年出生于山东滕州。幼承家训，笃志翰墨。1960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茶学系，留校任教。后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工作。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国展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浙江省高校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钱江书画院名誉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顾问等。

主攻行草书体，以大草为其代表。创作注重格调、气韵；重移情入书，风貌多变。其作品清逸流荡、联翩飞扬或雄浑博大、苍劲深沉的独特风格，在草书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

出版专集《马世晓行草二种》、《马世晓草书咏菊绝句二十二首》、《马世晓书法作品集》、《浙江省博物馆当代美术名家精品珍藏库?马世晓卷》、《张芝草书系列研究》。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历代小楷精选》等。2005年文化学者、作家李廷华先生专著《马世晓传论》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2006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大学、中共滕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持两场《马世晓书法艺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其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在当代书坛的积极意义展开热情与理性的讨论。发言纪要先后刊登在《美术报》、《书法导报》等报刊杂志。

2007年9月至10月，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西湖美术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承办“世纪掇英——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作品特展?书法篇之二‘情寄八荒——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杭州浙江西湖美术馆展出。展出代表作品六十件，全部捐赠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浙江省文化厅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作品还为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化部、中南海及全国多家省级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江苏省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重视文化立校和文化立人。多年来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校企融合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校本探索和体系化构建。学校将“创造幸运”作为核心精神文化理念，赋予其“为学生创造价值，为教师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效益”的内涵，并将之融入每一成员的思想深处，转化在其教育细节和管理领域之中。

【关键词】“创造幸运”；精神文化；校园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皇甫大欢，江苏省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常州，213000）办公室主任助理。

多年来，江苏省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刘国钧高职校”）坚持“创造幸运”校园文化理念，即“为学生创造价值，为教师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效益”。在“幸运教育”理念滋润下，广大师生如沐春风，带着“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的幸福体验，阔步行走在人生大道上。

一、“创造幸运”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内涵

作为一所职业学校，刘国钧高职校自2001年开始注重学校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那师生就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学校管理的本质就是为服务对象不断寻求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服务途径，从而实现为人的发展服务，并以此达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学校这种“服务意识”的觉醒，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形成，其核心表达是“创造幸运”，具体来说是“为学生创造价值，为教师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效益”。

“为学生创造价值”，这是教育价值本源的最主要体现。学校教育是塑造人的工程，说到底是对学生价值的塑造。学校与企业生产不一样，企业里是上道工序为下道工序负责，学校教育应该对“最终产品”负责，而不只是为下一道工序负责。所以，职业教育工作者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对学生这个“特殊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负责。学生的个性是有差异的，发展也是有差异的，其最终表现的价值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学校推行人才成长“立交桥”教育模式，提倡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倡导让每个能力各异的人获得他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学校为此将培养内容细化，把“积累知识和练就技能”称为是学校给予学生的“一般价值”，把学生“非专业能力素养”称为是学校给予学生的“增加值”，把学生“个人创新和创业的智慧”称作给予学生的“附加值”，前一方面培养由专业课程体系来保障，学校重点是就后两方面培养进行设计。

“为教师创造机会”，这是体现教育价值本源的关键所在。没有一流的师资就没有一流的职业院校，也就没有一流的学生。管理本质是寻求合作，不是让教师被动服从，而是让广大教师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学校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学校就要激发每个教师的积极性，挖掘每个教师的潜能，提高每个教师的水平，这跟简单的确定目标、调配资源、监督控制这样一个机械的、忽视人的情感因素的管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为教师创造机会”，主要体现在为教师提供专业成长的平台，张扬教师个性特色，增加教师工作和生活幸福指数。当教师感到幸福、获得快乐时，他才能输出幸福、输出快乐；当教师体验到发展带来的成就感时，他就会把这种体验传递给学生；当教师体验到“幸运”时，他才能“创造幸运”。多年来，许多教师成长为学校教育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有省级领军人才、“青蓝工程”青年教师培养对象、省市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省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等。应该说，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他们是幸运的。

“为社会创造效益”，体现教育价值本源的目的所在。随着工业化转型、城镇化加速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带来的挑战，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校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为社会创造效益”，主要体现在扩大学校办学品牌的信誉度和影响力，通过提供人才和产教结合、产学研成果为经济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学校积极研究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如何结合并寻找其中的结合点，主动为企业行业和地方中小学服务并取得了较好效益，这是“创造幸运”理念在校园“围墙之外”的延伸，背后体现的是一所职业院校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二、“创造幸运”精神文化的生长与实践

1.实施“幸运德育”，让学生遇见最好的自己。

一是实施“十个一”德育工程。用各类高雅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让他们“充实”起来，让他们“美好”起来。刘国钧高职校学子的每一天都是忙碌而充实的。因为学校对学生有“十个一”要求，即每天阅读一小时，每天锻炼一小时，每天练字一小时，每天随笔一篇，日行一善，每周参加一次社团活动，每月参加一项公益活动，练就一套职业礼仪，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拥有一个国际视野。各班可根据自身专业特色，有创造性地推广“十个一”，这个做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二是构建“活动德育”体系实践平台。古希腊人对生命的理解不是活著，而是活力，学习、行动、有所作为、展现自己。学校领导者对此深有感悟。活动德育文化的源点就是要打造有青春活力的校园，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活动”中成长，在“活动”中发现自我，在“活动”中收获自信。学校秉承“创造幸运”的理念，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铺设了各类成长实践平台，正所谓“数生十过，不如奖生一长”。为此，学校搭建了培养兴趣、增强归属感的基础性平台、锻炼服务与管理能力的服务性平台、培养沟通与表达的对话性平台、培养“三创”能力的创新创业创优平台等。学生们自主选择参加各类活动，最终在各种岗位上被锻炼成为各类“优才”。

三是让“幸运教育”成为班级工作指南。教师们秉持“因为我的存在而让学生感到幸运”的理念，争当学生成长引领者。优秀毕业生夏任波的故事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一名职校生，初入校时他也曾茫然。班主任史庭足一番话鼓舞了他，“学问是金饭碗，技能是铜饭碗！这就像人们在穿金戴银的时尚打扮里趋之若鹜，可金的总有一天会贬值，而铜的却能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历久弥坚。”这番话启发他重新认识成才道路，鼓舞他对高技能精益求精的追求。在校五年，他多次摘得全省全市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一等奖。由于技能过硬，毕业后，他被常州工学院录取，后又通过继续教育，获得常州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文凭，现正攻读河海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其间，他被评为常州市有突出贡献技师、首席技师。常州工学院为他建立了“夏任波技能大师工作室”。像夏任波这样的故事在刘国钧高职校有许多。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这是“幸运教育”的目的所在。

2.实施“师德、师能、师智”三维度建设策略，“发展好每一位教师”。

一是以“工匠精神”塑造师德。学校提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耐心专注、坚持严谨、专业敬业、敬畏入魂、谦恭自省”的工匠精神，强调技能、工艺、道行的高尚境界。以此为标准，许多教师成为师德标兵、优秀教育工作者。

二是以“名师工程”提升師能。实施“名师工程”，打造品牌教师。锁定推优评选条件，分类遴选学术带头人、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等学校“三类培养对象”，出台《三类培养对象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青蓝工程”，培养后备力量。重视新教师“入格”培养，从“严、带、练”着手，做细做实新教师入职教育；出台《师徒结对管理办法》，每年组织师徒结对签约，师徒共同签订“结对协议”，通过“师徒结对”，以老带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最后大胆放手，让青年教师承担教学、比赛等任务，促其专业发展。抓名师带动，促团队整体提高。以名师为核心，形成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创新型骨干教师团队；把“名师工作室”建成名师成长摇篮、热点问题研究中心、优质资源整合基地、优秀成果展示舞台，充分发挥工作室培养名师、生成优质教育资源功能。同时为有特殊才能的教师进行专门化设计，实施个性化培养。

三是以“制度创新”凝聚师智。建立富有内涵的培训制度。做到专题培训与全员培训相结合、校内培训与校外培训相结合、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相结合。学校每年组织全员教师专题培训，开阔理论视野，促进教育理念更新；由学校人事部门协同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工作处、信息技术处，了解教师真正培训需求，设计、实施适合教师实际的校本培训计划，通过专题讲座、课题研讨、座谈沙龙等丰富多彩的培训形式，促进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提升。建立富有吸引力的引进制度。常州市出台了《高层次教育人才管理办法》及《高层次教育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学校出台了相应政策，建立人才绿色通道，注重筑巢引才，更注重上门揽才；注重待遇留才，更注重感情用才。学校建立魅力四射的激励制度，出台《绩效分配方案》，打破教师职称身份，优劳优酬，多劳多得，促进了教师自我提升与发展；出台《三类培训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高校副高以上职称奖励办法》，直接驱动教师业务成长。

3.找准结合点，不断提升社会贡献度。

一是整合资源，拓展空间，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作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向行业企业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刘国钧高职校学生因“专业技能好、综合素质高”，受到用人单位普遍欢迎。除此之外，学校还充分整合已有的社会资源和办学软硬件优势，打造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产学研开发和职业体验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服务综合平台。学校利用现有师资、课程、技术、设备等，在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社会培训、学历提升培训等三方面为本地企业和社会各界提供服务。

二是首创“普职融通”。7所中小学把劳技课搬进学校，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多方面提供了保障。课程设置方面，由双方学校共同商定。供选择科目多达数十种，不同年龄段各有不同。每年课程都有所创新，给学生以新鲜感，并确保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有所收获。此外，学校还同常州市北初中校等3所学校进行校本课程共建，及早培养学生最基本的专业意识和职业意识。

现实中，并不是每一所职校都愿意或敢于面向中小学开办劳技课，其中原因一是“无利可图”，二是要承担学生人身安全等方面诸多风险和责任。刘国钧高职校领导者认为，职业学校应该有博大胸怀，体现开放性。中小学校限于条件难以做到，而职业学校恰好具有许多优势条件，帮助中小学开展好劳技教育，也正是学校“创造幸运”理念的具体体现。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研讨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研讨式教学;理论研究;教学实践;问题和建议

近年来，高等教育围绕着三个层面实施改革：宏观层面教育观念，探索和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观层面课程设置，对现有的课程结构进行调整，创立具有时代特色的课程体系;微观层面改革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以及考试评价方法。研讨式教学模式属于微观层面，在教改中立竿见影，受到高等教学领域争先追捧。为见其庐山面目，笔者通过关键词“研讨式”、“教学”查询《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三个数据库自建库至2006年收录的有关研讨式教学的所有文献，研究了其中的282篇文章。现就理论研究、教学实践、问题和建议三个侧面对研讨式教学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现状进行综述。

一、研讨式教学的理论认识现状

1﹒理论基础

在查询的文献中，对研讨式教学模式的基本定位为：其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影响课程设计的同时渗透到教学领域，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主流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等，是一种符合现代教学理论，建构主义教学观的教学模式。

2﹒特点

各学者从各个侧面探讨了研讨式教学模式的特点，归纳起来认为主要有如下七个特点：第一，以人本为理念。研讨式教学模式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把人本作为其基本理念。在研讨式教学中，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体性原则，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授人以渔”，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即塑造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学生终生学习奠定基础;合作学习，包括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相互合作。对话和讨论是其主要实施方式;从内容、过程、方式等方面建立立体评价机制是其主要的教学评价方法。第二，以研讨为基本特征。研讨式课堂教学是以研讨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研讨式课堂教学主张为研究而学习，为教学而学习。通过研讨式教学，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提高了科研能力，获取科研创见。第三，以培养综合素质为目标。研讨式教学完全不同于单向传授知识的讲授式教学，它将研究与讨论贯穿于课堂的始终，以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为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归宿。在专业知识教学中强调学生能力训练，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学术性与技能培训以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实现诸方面的有机结合。第四，以学生主体，教师为主导。“研讨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者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教”者的主导作用，使教学双方在认真研讨的基础上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方法。第五，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基础。研讨式教学，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训练思维的新型教学模式。第六，以情景教学为方法。研究式教学主张在对话的语境中，教师引导学生像科学家发现真理一样，用自己的头脑去探索，去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和事物的内部联系。第七，以研究与讨论为追求。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将科学研究与讨论交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重视对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它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⑴教、研互动，教、学相长;⑵和谐教育，协同学习;⑶既“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⑷严格督导，科学评估。

3﹒教学目的

对研讨式教学已形成的共识是，研讨式教学模式不仅能使学生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教师在“精讲”的基础上，就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内容，疑难问题或者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学生独立钻研和认真思考，展开课堂讨论或交流，教师最后作归纳小结，对达到教学目的很有效。

4﹒意义

推广研讨式教学的意义，综合众观点，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研讨式教学是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一种有效途径。研讨式教学法是探索从传统教育向创新教育转变的成功范例。其创新性主要表现有三：变静态教学模式为动态教学模式，变记忆学习为发现学习，变外部与近景动机为内部与远景动机。研讨式教学是创新教育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激励、自我强化，并使之能够得到自我表现、自我满足，且在研讨式教学中不断地寻找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同时，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教育，创造一种富有个性、充满活力的课堂文化。第二，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具有交往特色的教学形式，交往活动和认识活动在其中有机结合。研讨式教学中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两种关系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内涵。第三，研讨式教学法是近年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实践证明它是符合教改方向、深受广大师生欢迎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在高校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讨式教学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研讨式教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注重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能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研讨式五步教学法”是本科教学模式的一种创新，是针对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由教师单向传授灌输知识的方式，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而提出的一种教学改革思路。它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获取知识方法的传授和多种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它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多年的实践，已显示其作为教学模式改革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教学法会随着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推广，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研讨式五步教学法”是“本科教学改革的创新之举”，具体的操作上分为“指导选题”、“独立探索”、“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和“总结提高”五个步骤，将指导学生研究和讨论置于全课程的中心，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重知识和方法的传授，更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使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达到有机的结合。研讨式课堂教学是突出学生“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运用，便于全体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互相启发，又互相修正，自由地、自我地从不同角度去探索、去获取、去巩固和深化知识。它对学生探索精神的形成，合作意识的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个性特征的发展，科学素质的提高都是十分有效的。第四，研讨式教学是科学的教学方法。研讨式教学法能够实现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统一、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统一、知识能力教学与思想教育相统一，满足了大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注重掌握方法和提高职业能力的心理倾向，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二、研讨式教学实践的现状

1﹒由来

研讨式教学是郭汉民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功实施多年的一种新型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其核心创意在于通过虚拟化的角色转换，将教师的“话语权力”让渡给学生，确立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在本质意义上改变传统师生关系样式，使教学过程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学生自学为主与教师适时指导相互结合是研讨教学的突出特色。它为高等师范院校学生性与师范性的紧密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学生将自己的学习成果以讲课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国内外当属首例，它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一朵奇葩。

2﹒教学实践覆盖面

研讨式教学已经在各种高等教育实践中得到应用，从研究生、工程硕士教学，到本科生、高职生、成人教育、党校、在职培训乃至高中教育都得到推广，充分应用于从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到医学、国际贸易、数控技术、管理科学等应用学科乃至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教学领域。

3﹒教学实施程序

研讨式教学分为四阶段、五步法、七步法。四阶段包括：准备阶段、学习与研究阶段、研究成果展示阶段、评价与总结阶段这四个步骤。实施研讨式教学的原则主要由课题的设计原则和教学原则两部分组成。五步法分为：指导选题、独立探索、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和总结提高五个步骤。七步法包括：教学示范和布置任务;学生查找资料，撰写论文;小组研讨;学生讲述，师生评议，教师做阶段性的综述。其中研讨式教学的准备工作是基础和保障，对于提高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至关重要，而研讨式教学的准备对于整个教学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以往的研讨式教学效果不佳、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就是准备不够，经验不足所致。

4﹒教学经验

研讨式教学是大学本科教学中，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来获取知识和强化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的一种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具体设计有效的原则和程序，不同学科总结了各具特点的具体经验。如历史课程研讨式五步教学法，郭汉民教授从1997年开始，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大学本科高年级选修课和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中进行激活历史教学的探索，变讲授式为研讨式，将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将研究结果加以交流置于中心地位，并贯穿教学的始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和研讨学术的热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多种能力与综合素质，在长达八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受到历届学生的热烈欢迎。王若素的研讨式教学法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中的运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采取的是：学员提出难点问题，在教员的指导下独立研究、集体讨论、自己解答，学员、教员点评和判分。其特点体现了主体性、研讨性、全体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学员的多种能力，增强了自主学习的自觉性，激发了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提高了教员的教学水平。

5﹒教师素质是关键

教师素质是实施研讨式教学法的决定因素。我国高等学校教师角色应该实现从“经师”到“人师”、由教书匠到科学家的转变。研讨式教学设定的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教师从战略的高度有效地运用研讨式教学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保证，而制定相关原则、研讨前的充分准备、研讨过程的引导方法是达到目标的较佳途径。

三、问题和建议

目前国内教学领域虽然对于研讨式教学模式反应雀跃，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表面化。对搜集到的282篇文章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高教领域若干年来已有群体仿效此教学模式的趋向，并且经验文章都表明效果很好，但有相当部分教师对其建构主义理论基础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理论研究现状基本停留在引进和解释上，缺乏进一步的系统探讨。这方面应该与专业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欠缺有关。建构主义是一个经过近百年探索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现代认知理论的典型代表，对现代教育理论影响很大，其内涵非常丰富。应该组织专门课程对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这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必要过程，应该纳入教师的继续教育内容。第二，研讨式教学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应用方案，应该组织专题予以系统研究，并将之有组织地推广，以纠正目前教师自发式零星应用的现状，这将有利于高素质大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第三，绝对化导致的片面化。所有文献对研讨式教学模式都是一片赞歌，这很不正常。大家知道，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针对性强的社会活动，绝不是某一种教学方法可以完全包括的。最少不存在某一种教学方法可以有效的实施于某一领域的所有过程，或对所有类型和基础的学生都完全适宜的可能。虽然对大部分学生来说，研讨式教学也许有效果，但是对某一类型的学生就不一定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如逻辑性强的教学内容和知识性强的某一学科，有时教师为主体的所谓传统式教学可能更有效果。这些方面我们看不到有文章予以阐述。可见教师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建议举行一些公开课深入的对研讨式教学模式进行剖析和讨论，避免千篇一律。第四，关于有利于研讨式教学模式推广的基础研究如学生知识基础评价等前提性课题缺失，大部分文章或停留在空洞的理论说教上或是经验总结，似乎都很熟悉研讨式教学模式，都能对其应用游刃有余，缺少务实的研讨文风。实践中我们感觉到，研讨式教学模式很突出的要求是，在充分了解学生知识基础和个性特点后，针对性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其中，了解学生是基础的工作，是有根本意义的，但是却没有文章述及这一点。这表明相当部分探索者还未进入实在性层面，需要专题研究和恰当引导，以纠正盲目跟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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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