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

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都披着受影响的外衣将舶来文化慢慢消化成为本民族特有的东西。本文以“不安”为线索考察日本文学，立体呈现了假名文学学中女性的焦虑，近现代文学中作家对于时代和个人发展的焦虑，以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学的特质。

关键词：不安;女性焦虑;自我确立;民族传统

一、骑在龙背上的古典文学—假名文学中隐匿的女性焦虑

我们常用“一衣带水的邻邦”形容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关系，但就文化层面来讲，明治维新之前两国是文化大国影响文化落后国的关系，即形成了以中国为辐射中心，南至越南，北至朝鲜的汉字文化圈，借助汉字中国对周边国家实现了儒家思想，律令制，大乘佛教等的文化输出。公元四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日本，为日本记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播下了日本与中华文明的不解之缘。汉字的传入，缩短了日本本土产生文字的漫长周期，加快了日本的文明进程。日本人借用汉字创作了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实现了假名与汉字混合的书写特色，开启了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以及更能直抒本民族胸臆的假名文学。这种文学格局随着时代的演变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不同样态，但二元格局持续了近千年一直延续到江户时期，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更是久远的。

假名文学亦称“女手”文学，顾名思义，是与当时男性主导的汉学世界相抗礼的另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平安朝时期，日本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日本开始了第一次文化跃进，简化汉字草体创作了平假名，为以后表述本民族的心理提供了语言基础，女性主要通过假名进行和歌和散文的创作。与此相对，以天皇为首的文人贵族向往唐土，大肆推崇汉文，一切官方记载全用汉字记录，受唐文化的影响，当时出现了诸如《经国集》《怀风藻》等优秀的汉诗集。同时，也出现了《入唐求法寻礼记》等记录留学僧跨海求学经历的作品，也有《御堂关白日记》《宫泷御幸记》等记录宫中行事等公家性質的汉文日记，这些记录性质的作品以记录，汇报为主要功用，大多缺乏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性也较低。这一僵局直到三十六歌仙之一的纪贯之执笔的《土佐日记》的出现方被打破。纪贯之作为国风文化的推崇者不仅主持编纂了《古今和歌集》，更为其做假名序谈及和歌的本质并对收录歌人的作品风格施以详尽阐述，标志着日本歌论的诞生，对其后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佐日记》开篇便假托女性口吻用假名书写，有意识地规避汉字在文本中的使用，开启了日记文学的序章。具体记述了自己在土佐任满，历时55天回京都的旅途见闻和所思所想。日记中和歌随处可见（57首），通篇流露出对亡女的思念，尽管日记中所记载的是返京途中的日常琐事，但它在单纯记录的基础上，嵌入了作者心境的描写，为事件赋予了当事人的主观感知，实现了日记由实录到文学的时代跨越，突破了之前的日记作品在抒情上的局限，成功地将私人化和内省性的内容导入到作品当中，被认为是日记文学的鼻祖。至此，日本人找到了表达私人感情的突破口-假名文学，同时也标志着在经历了师汉唐化之后，日本民族开始了反思和沉淀，开始用本民族的语言记述本民族的感情，标志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日本的女性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值得特书的一笔。10世纪左右假名的产生为女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字基础;同样是男性意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女性修养却大相径庭。平安朝的贵族非常重视女性的文化修养，《枕草子》中记载了贵族从习字（假名），学琴及背诵和歌等方面进行女性教育，这样女性自身具备了吐露自己感情，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积淀。其次，在摄关政治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下，贵族们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将女儿视若攀龙附凤的工具，女性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当时社会普遍的婚姻形态是走婚（访婚），男女相悦即为婚，男子不受一夫一妻制的制约，可以同时跟多名女子保持关系，这种暮合朝离的相处模式，造就了文学中“等待的女子”的意像。情感生活的不稳定性激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女流文学的绽放异彩助力。至此，日本的散文文学开始由虚构的物语文学转换为着重描写个人心理的日记文学，冈一男更是把《蜻蛉日记》看作近代私小说的原型，女流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土佐日记》为女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促生了《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作品和《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描写宫廷贵族生活风貌的时代画卷类作品。其中，《蜻蛉日记》作者是有着“本朝第一美人三人之内也”（《尊卑分脉》）之称，和歌造诣极为出色（《大镜》），才貌双全的藤原道纲母，从作者的姓名（藤原乃夫姓，道纲乃其子之名）我们可以窥看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叙事方式，加入了大量的内心独白与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出生动的临场感与真实感，作者以敏锐纤细的感受将生活体验艺术地表现出来，披露了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道德结构以及挣扎于此境地下女性的凄惨命运。文本以她与摄关家贵公子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为中心，回顾了近二十一年的人生经历。上卷详细记述了与丈夫相识，结婚生子直至发现丈夫用情不专的前15年;中卷描述遭遇丈夫疏远，自己内心的悲苦;下卷则描述作者摆脱苦恼，倾心于艺术创作和母爱的人生结局。其中，安和二年（969）至天禄二年（971）年除了道纲母之外，兼家与多位女子来往，导致夫妻关系冷淡恶化，主人公每天都生活在等待丈夫来访的郁郁寡欢之中。以至于她于新年之际许下的愿望都是“三十日三十夜kゎかもとに”（三十日三十夜都来我处），满心的期待等来的却是丈夫与另一名女子关系渐密的消息。期待落空忧愁不安的道纲母频频去寺庙参拜，虔心礼佛以求得丈夫的回心转意。所以整部作品可以解读为得不到丈夫始终如一的爱情而整日惶恐不安的女性控诉。

《源氏物语》众多女性中被刻画为理想女性的紫上，因酷似藤壶，从小被光源氏抚养。成年的她，享受着位压群芳的独一专宠。尽管如此，却还是要忍受丈夫光源氏的四处留情。与人共事一夫的婚姻现实与跟一人相伴到老的婚姻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终日的惶恐不安中，紫上最终选择了出家恪守自己对爱情的信念。

对于平安时代的女性而言，丈夫的造访意味着两者之间爱情的延续，丈夫不再造访则意味着夫妻关系的终止，男子的造访左右着女子的喜怒哀惧。关于爱情的传统节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七夕。它作为舶来品对日本的影响深远，笔者曾在2016年考查过七夕节在日本的具体传播情况。中国的七夕诗重在述理和述志，日本的七夕和歌更倾向于表达对牛女间亘古不变爱情的向往之意，其社会原因应该在于走婚这一婚姻形态。七夕和歌中经常出现的“糸”既可以是长久爱情的象征，又可以是稍折即断，及不稳定的婚姻状态的外显。在日本每逢七夕之夜，人们尤其是女性，面对着银河，乞求得到的或许不是“巧”（女红并未被纳入女性教养行列），而是可以解消自己内心焦虑和不安的男性的造访更甚者是旷日持久的爱情。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古代文学虽紧随中国文学的步伐，但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最终形成日本特有的文化性格。女性在日本中古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无论是作为描写者还是被描写者，她们呈现的是一夫多妻制这一婚姻形态下彷徨和不安的女性形象。

二、时代不安中摇曳的日本文学

七世纪中叶日本政府为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了一场名为大化改新的政治运动，通过学习和改革，日本确立了先进管理体制，顺利地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1200年后的1868年，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日本开启了又一次的改革（明治维新），踏上了近代化改革的列车，迅速跻身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说，日本社会每一次的巨大进步都是紧跟强国之后，通过借鉴和学习来实现的。儒家思想对构建日本国内的伦理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近代化的过程也是西方自我（个人主义）确立的过程。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都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只是在学习西方文明时有些无视本国国情，进行了近乎囫囵吞枣似的机械模仿，面对这种不加任何批判，西方文化一边倒的倾向，国民作家夏目漱石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不安，审进度势，先后进行了《现代日本之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等讲演。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找到了“自我本位”這个实现民族救赎的信条，“那时我的不安完全消失，我以轻快的心情眺望着伦敦塔。打个比方说，经过多年的懊恼，我觉得自己就好象用自己的洋镐挖掘到了矿脉”云云，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只有站在自我本位上的学习才能够触及西方文明的核心，只有以己为中心，通过冷静的思考，吸取有益的部分并使之日本化，西方的先进文明才能在日本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实现自内而外的近代化。夏目漱石为我们呈现的是东西方文明冲突这一社会语境下，面对成长由于缺乏主体性而痛苦迷茫的《三四郎》;躲进爱情婚姻的狭小天地，独自咀嚼着由于爱情理想不能实现或曾经有违道德良心的爱情结合带来的苦果，而不敢走向社会的宗助（《门》），这些知识分子背后，隐匿的是明治初期找不到自我而彷徨，纠结的身影，他们承载的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不安。

夏目漱石的逝世宣告了明治文学的终结，日本迎来了多彩的大正文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芥川龙之介。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激荡与平和、闭塞与明朗对立的矛盾体。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开始将势力伸向我国东北地区，20年代世界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日本爆发了抢米风潮，这些动荡不安的社会事实为芥川文学烙下了不安的印记。在“茫然的不安”中，芥川结束了自己35岁的生命。这种不安既是对个人前途未知的不安，也是对时代发展的苦恼。

芥川以写短篇小说见长，构思机智，结构严谨，形式多样，内容上博古通今，融东西方文化于一身，使其作品既具有至高的人文深度，又兼备至宽的国际视野。前期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古代典籍，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赋予其独特的意义，延续了作品的时代价值。《鼻子》取材于《今昔物语集》，高僧内供因为异于常人的长鼻子而备受煎熬。为打破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性，尝试各种途径试图达到与集体的一致。鼻子改造成功的内供，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内心徒增了更多的焦虑，最终故事在内供于萧瑟秋风中耷拉着以往的长鼻子之处结束。当个体丧失了主体性之时，就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只能为别人之命是从。尽管内供身居高僧之位，却也摆脱不了缺乏主体性的困扰，时刻以他人的评判作为修正自我的基准，这不得不说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味机械模仿西方，偏离本国传统，失去自我的近代日本社会的缩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日本文化持有的极大的封建性，这注定了近代自我的确立和个性解放的推进在日本举步维艰，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像极了一个模仿大人抽烟的孩童，只学会了大人抽烟的样子，却不懂得如何品鉴香烟。以至于大正文学为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个软弱无力，摇摆不定，向现实妥协的人物形象。

主张“文学的革命”的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以其独到而卓越的感受性为日本摘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创作的《山音》，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将主人公在迈向老年时体内蠢蠢欲动的不甘与不安，对死亡的恐惧和预感，用非现实的梦境表现的淋漓尽致。《古都》（1962）借助干重子和苗子两位孪生姐妹的完美形象，为读者描述了京都的春夏秋冬四季之美，花车巡游之美，禅寺佛寺之美，和服衣带之美，以及蕴藏其下的人情之美。干重子和苗子就像一个人的两面，一个城市的两面，作品在深层次上揭示的是工业化对传统文明的破坏，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及此潮流中人们的挣扎。我们可以将作品解读成川端对工业文明发展前途的不安，对日本故乡的探寻，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三、小结

中国和日本，虽同文，有着同样的文化源流，却似两股道上跑的车，看似相似实则相似为表，不似是里。日本的古代文学，借助汉字，实现了本民族感情迸发的外向输出。虽吸收了大量中国元素，但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认真的鉴别、甄选，形成了通过对平淡朴素的生活描写冷静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的文学性格。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艺思潮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烙上了浓重的西洋印记，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日本在文学领域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本文所考证的作家作品中，既有对国家发展思路的批判，也有对自我生存方式的矛盾性思考，还有对民族传统前途的忧虑，这些都依然充满了日本特质。从平安朝的女流日记文学到近代私小说，当我们以“不安”为线索考察日本文学时，它一脉相承的纹路或许更为清晰。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吸收外来文学的模式[J].外国文学，1997（1）：66-77

[2]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8）

[3]肖书文.试论芥川龙之介《鼻子》的深层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09-113.

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2005～200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阵地、研究成果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势头强劲，社会史研究走向纵深，各自呈现出独有特色;档案运用、大历史观及微观与精细化研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2005年至2009年5年来，在中共中央“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对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热点、不足及研究趋势做一梳理，使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一、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5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近代中国》、《近代史学刊》、《近代文化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新史学》等等，均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并推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趋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的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在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举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1940年代的中国”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三次就是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以及近代社会史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呈现出系列性、专题性的特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近代中国博览会研究、近代教会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近代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01年设立的“章开沅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近5年来在资助国外学者到中国短期访学，举办诸如“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暑期讲习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在学术领军人桑兵的带领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成果突出，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硕果众多，人才辈出。2007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举办了“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论文集。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之独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孙中山崇拜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都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也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硕。通史与综论方面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等。

近代政治制度史方面有：郭宝平等的《探寻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杨绪盟的《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付椿扬的《民国时期政体研究(1925 1947)》，刘景泉的《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程舒伟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赵金康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曹成建的《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19201949)》、《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常宝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等。

中国国民党研究方面有：茅家琦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崔之清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田湘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等。

近代经济史方面有：汪敬虞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洪葭管的《中国金融通史：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杜恂诚的《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戴鞍钢的《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夏国祥的《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1949》，张忠民的《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巫云仙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研究》等。

思想与文化方面有：张岂之主编的《民国学案》，龚书铎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沈卫威的《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麻天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等。

近代社会史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乐黛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陶飞亚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许纪霖的《回归公共空间》，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

的新陈代谢》，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杨庆元等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石源华等的《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等。

资料整理与原始文献出版方面有：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喻春生等主编的《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欧阳哲生主编的《丁文江文集》等。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第一，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丰富的发展阶段。所谓新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史的研究，相对于过去比较成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

纵观近5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社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职业会计师群体、职业律师群体、西医职业群体、职业记者群体，陆续有论文发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另外，近代城市人力夫群体、地区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初步展开。社会组织的研究，近代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宏观研究已经成熟。新的研究趋向是更加细化、微观，如朱英对上海、天津、无锡商会投票选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很有特色。其他关于商会参与外交活动、银行公会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有新的论文发表。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社、工业会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第二，慈善史的研究。主要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赈济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活动，上海、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周秋光主持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被列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三，劳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对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做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考察了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有学者系统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并对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源做了分析。此外，有关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的研究、城市研究、灾荒与社会救济、士绅阶层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Ⅲ

第二，传统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复兴。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历来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积累了很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凤凰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被学者们公认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传统划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时期的认识，从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著名学者茅家琦、龚书铎、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发表笔谈，从各个视角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分为晚清政治史和民国政治史两个部分。

关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维新历史、清末新政及官制问题等。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考察了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问题。另外，茅海建通过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校勘、考察，出版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指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诸天讲思想属于康有为事后添加。孔祥吉发表了若干考证文章，对《诡谋直记》及康有为代人撰写条陈做了深入辨析。江中孝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关于晚清新政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晚清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如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新设机构课吏馆的职能及其效用、地方咨议局的设置及其运作、近代警察和法制问题等。叶晓青对光绪帝庚子以后、特别是其生命的最后两年的阅读书目做了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关心立宪的皇帝形象。

关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包括：民国政治制度问题、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研究、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关于国民党南京政权政治制度的研究，王奇生对19241927年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了系统考察，指出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从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陈瑞云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有学者还对国民党国家体制、国民党军队政治制度、政工制度与党务工作做了研究，指出国民党的国家体制是党国体制，国民党的治军理念与制度是“以党治军”，但实际运作中却是“以军治党”。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有关国民党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争，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角逐和冲突，政界与学界，以至大学校长易人的背后，无不蕴藏着颇为复杂的派系斗争。金以林、桑兵、王奇生、张皓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关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研究，学者分别选择北平、四川、两湖地区为案例，围绕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1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抗战期间四川地区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的纠缠互动以及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国民党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复杂关系，颇有新意。

从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二是农民素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合作运动的考察。另外，关于地权问题与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第二，近代财政金融体制及个案的研究。财政方面，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广东地方政府1894年和1905年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其不同、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变化，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比较。金融方面，近代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的考察，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分析，都属于新的探索。货币方面，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的意义，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对于企业发展及其

环境的研究趋于细化，更加微观，如对中国航空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以及大生纱厂“账略”的研究，都在新的视野下有了新的进展。第三，近代博览会的研究，是近代经济史与近代社会史共同关注的新课题。马敏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博览会研究已经结项，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此外，关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研究、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发展中政府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等，也有所深入。

5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斐然。第一，近代文化思潮的研究。2006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潮做了重新审视，分别出版了学术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第二，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由9本学术专著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团队多年研究的成果，被虞和平誉为“2008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此外，耿云志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围绕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做了深入系统且卓有见解的分析研究。章清主持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获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趋向。第三，概念史的研究。概念史，又称近代新名词或关键词，也有人称历史文化语义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论是称新名词研究也好，还是概念史研究也罢，甚而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都是同一问题研究。2006年，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界说、中西日文化交会与新语生成、新语厘定与迁衍考析等进行了热烈研讨。会后出版了由冯天瑜等人主编的学术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此外，冯天瑜先后出版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冯天瑜文集》及系列论文，黄兴涛出版了《“她”字的文化史》及系列学术论文，罗志田对“天下与世界”的研究、章清对“自由”的研究等，都是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概念史的研究，促进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其积极影响，黄兴涛总结为三个方面：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关争论也不少。比如，冯天瑜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曾经引发了关于“封建”一词翻译与定义的论争，而且争论仍在继续。

从现有发表的成果来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依然嗣绕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展开，没有明显的热点，讨论也不是很集中。有关研究的新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近代外交体制、外交方针、外交立法、主动外交行为的研究，涉及晚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所奉行的方针是以儒家的诚信思想和国际法原则为指导。有学者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北京政府的外交体制，认为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有学者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做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在参与国际组织、处理亚洲地区事务、制定战后对日处置计划等方面，既有积极作为，同时又有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其二，国别关系史。有学者分别从海关税则、广东禁烟问题、权利与体制等方面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中日在朝鲜的电信权之争，侧面揭示了中日关系的微妙和斗争。中美关系方面对中美合作所、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研究等，也颇有新意。中韩关系的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发表，是近几年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热点。另外，中国与暹罗近代关系的研究也悄然启动，值得关注。其三，国民外交的研究。学者分别从国民外交、朝野纠葛的视角重新审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关税特别会议以及19231924年问的中苏建交谈判，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台北档案、欧美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两蒋档案、宋子文档案以及名人日记做研究，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还出现“跨越国境的对话”，即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中外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单纯学者层面的，也有政府层面的。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本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等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发起“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研讨中日历史与社会变迁，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而经中日两国首脑达成一致，开始建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制，于2006年12月正式启动，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实施。几年来，双方委员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原则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中日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之间也形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定期对话。牛大勇等主编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和外化》，也是一种以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尝试。

三、学术回顾与学术论争

重视学术回顾，通过学术回顾以展望和预测未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近5年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刊物比较重视相关领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比如，2005年对晚清政治史的学术回顾、抗日战争的学术回顾、2008年对戊戌维新研究的学术回顾、2009年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回顾，都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领域近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学术创新，并对其不足和局限性做了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论争也逐渐开展起来。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范式中，对于国内学界普遍推崇的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夏明方发表文章给予质疑。作者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旦把近代中国纳入16世纪开始的所谓内发原生的近代化道路之中，凸显近世中国历史变化所谓的自主性和延续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会淡化外来冲击的影响，模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成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作者主张建立“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意图十分明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在讨论的初期，有学者将“革命史范式”定位为“旧范式”，而将“现代化范式”定位为“新范式”，或主张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或认为应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经过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现代化范式”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其实，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和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的。李文海、龚书铎两位先生以前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后来逐渐转向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只是顺应了中国时代主题的变化的学术研究侧重点的调整，难道就能说他们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吗?李文海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现代化，革命也不能发生。同样，革命也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对于学界普遍使用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外来概念，朱英提出质疑。朱英认为，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不如使用“社会与国家”概念更为稳妥和合适，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太过庞杂，又源于西方，不管怎样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总难免被批评为“舶来品”，甚至被指责为带有明显的某种价值取向和丧失研究主体性、创造性。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往往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严格区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概念上又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而“社会与国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可以纳入其中。以上讨论，总体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突破西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尝试和努力。如果说是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的“挑战的挑战”，或者说是对西方学界说“不”，也未必不可。此外，《近代史研究》上展开的关于“假如史学”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讨论，是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活跃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值得提倡。

四、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法、人物、事件评价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其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具体如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潜台词即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

第二，有些人借“重新评价”，得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怪论。有人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有人对清末的秕政捐纳予以重新评价，认为捐纳制度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为新政机构预备了人手，捐员较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等。尽管此类观点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现有学术职称评定机制与博士生培养考核机制片面强调论文发表数量，造成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降低了学术要求，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垃圾论文。与此相关，学术抄袭与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界的声誉。五、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第一，档案材料的充分运用，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献的运用。其中包括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如金冲及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重点研究了蒋介石是怎样应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过程，丰富和深化了解放战争的研究。吴景平自2005年起连续四年前往胡佛研究所，较全面地梳理了宋子文档案，对宋子文档案的学术价值及关于利用宋子文档案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有助于学者正确使用该档案。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深与国内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国外所藏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大历史已经初步形成共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畛域开始被打破，统统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同时，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逐渐打通，长时段研究被广泛应用。2005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共同申报教育部创新基地“985”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获得通过。2006年由中国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研讨会“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第三，微观研究与精细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马敏在预测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曾经指出：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这一预言现在已经变为现实。综观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微观研究逐渐超过宏观研究。如桑兵的《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熊月之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同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徐秀丽的《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等，都是近年来发表的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的研究趋势。

[责任编辑　李文苓]

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鸦片战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晚清社会急剧变迁，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民族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挑战性话语不断高涨，导致了清廷逐步走向灭亡，辛亥革命应运而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变迁；结构；话语；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用赵鼎新提出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来解读辛亥革命的发生，以期对此问题作一点新的学术研究。

根据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影响和决定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等。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1]23。由此可见，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笔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

社会变迁是引发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变迁，一般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1]23。社会变迁很容易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引起人们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感的产生，导致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政治机会等，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约束和控制，从而引发革命的发生。

晚清中国，在外患内忧的压力下加速了社会变迁进程，其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结构，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打破了晚清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权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晚清中国的政治统治权“由鸦片战争前的清中央统治者一方掌握，发展到由帝国主义、清中央统治者和地方势力三方分享的局面。”[2] 27-28适应权力分化的需要，新的政治机构不断增设，具体表现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总税务司署以及咨议局等。权力分解、转移的后果是皇权渐渐被摧毁，中央权力逐步被削弱，地方权力日益膨胀。地方一旦敢于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对抗，一场革命将势在必行。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3]34。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地方势力合法化并在体制内和中央王权冲突的符合逻辑的展开”[4]118，清王朝瓦解的一个重大原因是“1909在全国各地成立咨议局”[4]116，辛亥革命的本质“也是一次地方分权运动”[4]120。

经济领域，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又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非常容易把晚清中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个体农民经济挤垮，因为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相抗衡。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特别便于造就一批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农民是革命发生的潜在种子，他们走向反叛道路之时，也就是革命到来之时。

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存在着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和农民阶层。清末随着工商部门、自由职业的出现以及军事改革，晚清中国新的精英阶层应运而生。新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和军人阶层。晚清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中，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他们的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清廷的存在为前提。这样清廷便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如果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其垮台就指日可待了。比如，士绅阶层的新绅士“他们既拥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常常犹疑不决，左右摇摆，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抛弃清政府”[5]34。知识阶层“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而且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6]18。工商阶层“在政治上，他们只能做新绅士的尾巴”[5]36。军人阶层“本应是清王朝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为了自身利益，这一集团可以支持清王朝,也可以背叛清王朝，甚至可以取而代之”[5]38。农民阶层“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的革命作用”[7]267。

二

结构是影响和决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1]23。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仅简要阐述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行为方式对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影响。

晚清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其政治行为运行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执政基础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魅力、意志品格和领导能力。统治者一般也不相信组织的力量，经常运用个人权力和私人关系违背国家的各种制度去处理各种问题、抉择种种决策。例如选拔人才，任用谁和不任用谁，全凭统治者个人修养、素质和喜好。一旦昏君当政，就会是小人得志、奸臣挡道，有才能的人很难进入官僚体制里，更难执掌权力管理国家，政局势必混乱，结局只能是政权垮台。在这种政体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也通常因最高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因统治者的好恶改变而改变。因此，其政策的抉择很难做到理性化、科学化，更难实现连贯性；其官僚体制的设置，也是形同虚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国家治理社会由于没有法治和有效的官僚体制而根本无法有效地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当矛盾激化危机局面出现时，国家却通常倾向于选择暴力手段进行直接干预。这往往又导致民众更加的反感和不满，以至于他们都想推翻这个专制国家。这种情况下，革命就很容易爆发了。

晚清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极权政体，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建立在传统和绩效表现的基础上，是通过传统和政绩来换取执政空间和时间的。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要巩固国家政权，最好是这个国家社会保持在相对静止状态。但1840年后的中国，因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不停地在改变。布兰特利·沃玛克和詹姆斯·R·汤森曾强调，是“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8]41。晚清中国被动地走向世界，置身于现代化的历程中，在此历程中，传统大大地被削弱，皇帝权力来源的神秘性也逐渐地被揭开。传统一旦崩溃，人们不是去重建传统，而是去摧毁传统，去寻找和构建新的政治神话、符号、伦理与规范。传统和依附于传统上的国家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一并抛弃。

把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基础之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国家政权也是不太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国家防御三个维度。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好，政权的合法性就越高；反之，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差，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越低，政权极易陷入危机。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到辛亥革命暴发，就经济发展而言，清廷穷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根本无法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精力去搞经济建设，大规模的战争也在不断破坏经济，所以晚清经济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的发展。从道德表率来讲，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腐败，让愈来愈多的人怀疑统治者是不是还能做道德上表率。这种情况下，道德政治，依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显然无法实现。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多次与西方列强较大规模的战争较量中，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在民族危机发生和加重时，清廷不能解决危机，而是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甚至最高统治者慈禧还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直接影响了晚清王朝在民众中的形象，严重削弱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打破了天朝大国的政治神话。同时，这让人们感到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革命是“拯救祖国的唯一办法”[9]210。

简而言之，清末传统的崩溃、经济的衰败、道德的堕落、防御能力的丧失，摧毁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结果必然促使革命发生。

三

话语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因素。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1]23。话语影响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它是革命行动的驱动力量，它通过一定的政治标语、口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和组合，影响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311。

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晚清意识形态的失控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被认同是分不开的。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他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1]338意识形态控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清末意识形态失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一是清廷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媒介。例如：报刊数量激增，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报刊为34种，1902为46种，1903为53种，1904为71种，1905为85种，1906为113种，1907为110种，1908为118种，1909为116种，1910为136种，1911为209种[12]134-135；报刊主体民间化，1905年至民国初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其中为清廷所控制者尚不足10%[13]244；报刊内容革命化，一百多份白话报中，倾向维新和革命立场的占了绝大部分，尤其具革命立场的占了大比例[14]160。进步报刊的涌现，革命新话语的撒播，让清廷的腐朽无能的负面形象得到了数倍的放大和广泛的宣传，其正面形象遭到了灾难性的毁损，其统治的合法性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形势下，清廷未能有效地统驭舆论媒介，革命话语最终与社会动荡、革命活动形成合力，将清王朝推向灭亡的深渊。时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无不认为:“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出来的。”[15]22

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二是儒家学说的认同危机。鸦片战争之前，儒家学说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鸦片战争以后，这套意识形态观念面临着亘古未见的危机。在回应西方的挑战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由于这套意识形态不能提供应对时局的有效办法，毫无建树，从而遭到了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它的怀疑、反思和批判。他们把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戊戌变法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儒学负连带责任。当然他们这种对儒学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但这种情绪化反应的后果引起了儒学的正当性危机。正如著名学者张灏所说：“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礼俗规范和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16]234儒学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消解了晚清统治的基础，为革命的产生埋下了种子。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是如何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彭怀恩说：“权威所依据的文化及心理基础一旦被怀疑，政府的合法性不再被人视为‘正当的’。”[17]16金观涛和刘青峰是这样解释的：“革命团体随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出现而产生，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中不断高涨，它如同越来越多的小地震，震撼着一体化上层组织的大厦。”[4]97-98

在儒学逐渐地失去了话语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并为人们所认同。许多先进分子都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引导中国和世界走向光明的两面旗帜，认为“此二主义”使欧美列强“国势乃如春华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福音：“吾惟信此民主主义，吾惟信此民族主义，吾惟崇拜欧罗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终莫明此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义而不能利用此主义。岂彼白人者独能专美于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声疾呼者三：曰民主主义！曰民族主义！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义！”[18]20新的意识形态，为革命的阶级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有了“批判的武器”，革命的阶级就有了“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19]9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摧毁晚清王朝统治的物质力量，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高涨，催生了革命的到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晚清社会急剧变迁、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革命新话语相互作用之中，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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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评析

3、建设中国近代史学习型教学研究团队的若干建议

4、《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国近代史部分）与教材编写问题略论

5、中国近代史上化学教育家

6、如何复习中国近代史两次农民运动

7、毛泽东近代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研究

8、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标志

9、从金融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史

10、细雨润物 相得益彰：思政素质教育在高校历史课堂同样精彩

11、试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

12、评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

13、记忆中国近代史知识的几种方案

14、略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

15、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分

16、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

17、关于中国近代史中“范式”问题的理性思考

18、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19、中国近代史与乡土史结合，开展素质教育

20、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21、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22、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派别的辨析

23、中国近代史纲要教育功能的探索

24、一张债券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25、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新”在哪里

26、文书写作在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27、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养生之道

28、道德教育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学

29、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救国思潮

30、中国近代史述略及学习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31、从李鸿章谈到中国近代史

32、中国近代史遭遇的省域视角

33、学习中国近代史必须掌握两个过程

34、中国近代史教学中铸魂育人案例探讨

35、基本问题与基础史料：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的思考

36、票号：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革命

37、浅谈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的划分

38、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多种经济成分及其历史启示

39、新视角看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40、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41、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42、浅析“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切入点研究

43、中国近代史上“西画东渐”的背景及影响

44、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

45、中国近代史教学与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46、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重要旗帜

47、杨度，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

48、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另外14个“共产党”

49、家国情怀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实践思考

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想要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脚步，就要改进农村金融制度体系和发展，实现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路径依赖

一、发展全面的农村金融市场

随着农村的全面变化，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了新的变化。应农村金融市场所需，政府部门应给予一定的支持，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的环境、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1.发展农村保险市场。想要发展全面的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村保险市场。一是应该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多种有利于农村金融建设的多种保险。新推出的保险要价格低廉、保障适度，为申请小额贷款的农民提供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二是要创新经营模式。由国家支持成立农业保险工司，实行因地制宜的多种保险，加大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和加大农民自身的利益；三是改变投保对象。要由单一的一个人投保形式逐渐成为组织和团队投保，可以对组织、团体投保对象适当降低投保要求。

2.大力发展农村的信贷体系。依据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农村信贷体系。鼓励商业金融市场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此加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政府支持农户自主创业的贷款，降低信贷还款利率，开发多种试用信贷方案，加强农村近代消费。还可以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抵押担保。可以用使用权、订单、固定资金、粮食、房子、土地、产权等进行抵押信贷。

3.发展农产品的期货市场。想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力开发农产品的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有两点好处：一是风险转移；二是发现价格。依据这些好处，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对于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应采取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农产品的期货品种。例如，发展水稻、黄豆、香油等农产品期货；加大食料、化肥这些农产品肥料的期货开发；加大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保值，提升农户们的种植价值。

二、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和有效干预

1.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要从两大部分入手：一是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二是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软件金融设施。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说，农村金融市场在制定发展方面、规划和建设要考虑交通、安全设施、营业场所等。一些条件便利的农村地区可以推广流动信贷、保险服务，使农民享受金融市场带来的服务。同时，还要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人才工作素养和创新能力，从软件方面来说，国家应该尽快颁发一些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条令和资金补助等，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竞争原则，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合法交易，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体系。

2.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干预。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干预的目的就是维持市场机制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弥补市场缺失的作用。想要彻底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干预，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不仅对农村要给予生活、医疗和教育的投资，还要投入资金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并给予技术帮助，提倡中、大型企业对农村投资；第二是让金融机构投资农村，达到一定金额时可以适当减少税收。还可以赋予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同的任务，让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相互合作、共同完成。

三、加大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理力度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其中的管理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选用“多元复合式；综合监管型；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我国现今的管理行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这样的监管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而且还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和稳定。因为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所以还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规范实施。现今要改善监管体系就要做到：一是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外部监管与协调，达到目标一致，形成目标统一为农村金融市场管制所服务；二是政府要尽快出台一些相关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条令，从而实现依法管理。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管理，形成新的管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从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管理体系。

四、给予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定位及有效监管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性并隐与地下的一种民办金融组织，我们可以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能出现在台面上是因为法律对它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就此我国可以出台一些相关法律条令来监管农村非正规金融，用法律条令来促进、规定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还可以将“高利贷”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赋予他们合法地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收购、兼并。有了法律条令之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就属于我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可以正大光明的了解非正规金融的内部资金流动情况和业务洽谈等内部消息，可以对非法交易记性提前防范、制定管理措施。引导非正规金融正规发展，减小金融风险。

五、结论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建设实体条很长的道路，它依赖于国家等方面对它的扶持和帮助，并依靠其自身的价值和制度的有效监管体系。相信，今后农村金融市场在国家和各界的支持和扶住下的发展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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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史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东方文化　近代　科学革命　历史影响

美国科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说：“直到16或17世纪，我们整个地球上的文明有数千年之久一直集中于地中海沿岸附近。在基督教时代，地球上的文明也大都是由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莱人的文化构成。”他还说：“我们必须把科学革命看作西方的创造性的产物取决于只有在西欧才有的那些复杂的条件。”然而，这种观点会遇到下面这样的反诘：既然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一直占据着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她不直接产生近代科学，而非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为什么近代科学一反古代唯理主义的传统，本质上是经验和实验的，与东方传统科技倒有许多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近代科学的确产生于西方。但是它的产生除了经济、政治和地缘因素外，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间的相互融合与创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说的东方文明或文化是一个异质于古希腊及整个欧洲文明或文化的整体。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这种整体的东方文化包括宗教、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等。过去有关东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包括科学革命)关系的研究，较多地是把东方文化中的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拿来进行比较，缺乏整体的观照意识;或者满足于一一对应式的比附，把东方文化纳入先入为主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概念框架中，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以西方文化中“所有”来对应东方文化中“所无”，自然也就谈不上东方文化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笔者认为，东方文化在近代以前很长时间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过度的理性主义传统起到了纠偏、涵化和升华的作用，对西方科学中疏离价值、缺少人文关怀的“先天不足”，起到了“培补”的作用，在总体上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潜在的、积极的、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东方文化的这种影响，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产生的。

一、 古希腊科学遗产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古代希腊的科学体系为人类奠定了认识和理解自然的基本方式，古希腊科学成为人类科学精神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然而，古希腊科学自身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几何学的片面发展。几何学是古代数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古希腊有影响的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把几何学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几何学是认识和理解自然的一种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和途径。随着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的形成，希腊几何学更是君临一切。例如，大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其创办的学园门口高悬“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几何学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只有用几何学说明的科学真理才是完美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希腊人把数学主要限制于几何，从而延缓了算术和代数的发展。随着数学范围的扩大，用几何方法会使证明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清晰地表达概念，避免矛盾性，希腊人把几何作图仅限于直尺和圆规，数学表达仅限于正整数。这虽然有利于一些数学问题的解决，却也回避了不可通约数和无理数。正如数学史家克莱因所指出的：“由于他们未能把无理数定义、接受并且在思想上搞通它是数，他们就硬是把数和量区别开来。结果就把代数和几何看成是不相干的学科”。同时，“由于他们怕无穷步骤，所以他们也与极限步骤失之交臂。”“希腊人坚持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证明这个美德，从数学创造发明来说却是一个缺点。”

第二，对演绎推理逻辑的过分推崇。从早期作为演说术、论辩术的“辩证法”，到后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希腊的逻辑学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不过，这个逻辑学主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原本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由已知进到未知的重要逻辑工具，但在希腊人那里，这种逻辑工具受到过分的推崇，即使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演绎推理也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就说道，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其中包括真正推理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妨碍了人们对自然的探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有重演绎、轻归纳的倾向。这一点，对形式逻辑本身是致命的。正如科学与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所想的这种完全是逻辑的观念，表面的严格性是很吸引人的，却对后来的自然科学有很大的阻碍。”例如，有一些概念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质，他们很难像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那样被归入证明的科学。人们处理实际的变化事物时，不可能每次都从原因直接推论出结果。

第三，对纯心智概念和形式化的迷恋。与上述两个局限性相联系，希腊人迷恋于纯心智的概念和抽象思维。他们普遍强调理性高于感性。柏拉图认为，“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且正确地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的话，我们就也应该象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见的事物。”由于这样一些观念，希腊人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往往不是从研究的特定对象出发，而是从纯粹的心智概念系统出发，以经验事实穿凿附会于既定的概念、形式系统。这样，“早期的希腊哲学坦率地建立在对可见世界的观察基础上面。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手中，哲学的探讨更进一层，从现象问题追究到背后的实在，从自然哲学走到一种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例如，在天文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分为不完善的直线运动和完善的周围运动，而本体的运动是圆周运动，因而是完美的运动。他进一步以地球为中心，把宇宙划分为由若干同心圆组成的封闭的圆周状体系。尽管当时也有人根据观测事实而加以反驳，然而，由于对所谓“形式完美”的追求以及“神”的外在表形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地心说”得以保存下来，并经过托勒密的系统化，统治天文学界达1000多年。对此，科学史家李约瑟总结道，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是希腊几何学精神出人意外坚固的物质化”，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极端化和混乱”。

第四，轻视经验技术，忽视科学的功利性。古希腊人始终抱有以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方法揭示自然奥秘的信念，对自然的好奇和理性求知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尊敬的，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时说：“美德即知识。”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并不乏对科学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强调了求知与求善的统一。然而，他们对科学的价值评判更多地是局限于知识论的领域内，他们通过求知而对自然的认识并未同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联系起来，因而，那种面向现实的

技术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和实验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柏拉图学派认为，探究物质的东西要比追求精神的东西来得卑微。手工工作即使是为了科学的目的，仍被视为有损于哲学家的尊严。西塞罗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指出，一切手工艺者所干的都是粗鄙卑贱的工作。这种倾向造成古希腊学者与工匠的分离，学者大都不愿从事技术研究和讨论。因此，“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理念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理论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于促进实验科学的事业的。”这种情形造成了古希腊在技术上的成就比不上古罗马和中世纪，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世纪的学术特征。

总之，古希腊的科学并不像那些“欧洲文明中心论”的人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缺，它的优点常常是与它的缺点并存的。而且，这些缺点或局限性又是受到那个时代和环境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谈到希腊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希腊人的思想还受到缺乏知识的妨碍，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简直对于人类的以往毫无所知，最多不过有一些锐利的猜测。他们的地理知识超不出地中海盆地和波斯边境的范围。关于伯里克利时期的修泽、珀塞波利斯、巴比伦和孟菲斯等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远比他们当时多得多。”很明显，这样一个带有“先天不足”的科学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庞大知识体系的。事实上，到古罗马时期，希腊化的科学已呈衰微之势。

二、东方科学技术的优长

东方诸民族的文化不仅在宗教、哲学上，而且在科学与技术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类同性。例如，中国、阿拉伯和印度，在天文学上很早就发展起二十八宿体系，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都具有官方性质。而且，东方诸民族的科学文化与古希腊科学的科学文化相比有自身的优点。这种“优点”确保了东方科学技术在中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领先于希腊和整个西方。归纳起来，东方科学技术的优长有以下4点：

第一，独特的算法体系。东方人很早就对数学和计算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人用一种位数权值体系的重要技巧，对所有的数、包括整数和分数进行运算。他们开创了非常方便的六十进制，我们在度、分、秒的角度计量的时间划分上仍然保持来自他们的传统。”公元5至12世纪是印度数学的全盛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算术和代数方面。大约公元6世纪，印度产生了十进位制数码，也称“阿拉伯数码”。印度数学家婆罗摩及多在公元628年左右给出了正负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印度人还大胆地引入了无理数，并能进行正确的运算。可以说，“古代印度对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我们现在用的记数法，以及一般代数演算方法。”其实，印度的记数法大大晚于中国的十进位记数法。而且，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使用空位来表示零号。中国古代数学也是东方算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还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中国仅汉代以来创造的解多元一次方组的“遍乘直除”算法等，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经验性的法则，而应当被看作是高度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

第二，丰富的科学发现方法。此即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更多采用观察、实验、归纳、计算、类比、论证、揆度甚至体验、冥想、顿悟、直觉等方法。以天文学为例，东方诸国的天文学都比较发达，其对各种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历法的完整和系统以及计算的准确性等都要远远高于古希腊罗马科学。在科学理论的表现形式方面，东方科学家往往采用隐喻、象征等非逻辑手法。例如，在阿拉伯最著名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那里，“他那早期更为纯理论的著作中所潜在的思想里的神秘主义倾向，显示在《训导书》和一组高度形象化的论文中”，他的著作“偏爱并不只是包括使用寓言或神话的专门问题。它是体现对哲学评述的推论形式所具有的不满意精神”。因为，“真主”即是真理，通往真理的道路，除了理性以外，还有神秘主义所特别喜欢的意象和冥思。

第三，高度重视经验事实。与古希腊研究抽象的概念、构造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不同，东方科学技术更注重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和对理论的检验。中国古代对几何学、物理学以及逻辑学有重要贡献的墨家学派认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肯定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瞽者不知墨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主张“取实予名”、名实相符，强调对意见判断的检验。与此相类似，古代印度的顺世论派主张认识的对象就是物质世界，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其“顺世论”一词即具有面向经验世界的意思。

第四，实用科学和技术发达。东方的宗教、哲学都有一套道德行为规范，教导人们抑恶扬善，以通向天国乐园或进入涅磐境界：主张通过知识、技能和劳动而获得幸福。因此，科学技术都有着浓厚的伦理、实用色彩。伊斯兰科学的起源和发展与《古兰经》和“圣训”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认为，知识与“安拉”的某一显现有关，因而知识是有神性的。中国古代先哲强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认识自然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化成天下”，所以，“天文”与“人文”并重，科学技术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古代人发明了丝织、制瓷、造纸、建筑四大技术体系。其中，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称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显示出东方实用技术的独创性。这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中，即实用科学门类齐全、蔚为大观。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9801037)将科学部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称为实践科学。主要包括(1)治国的科学(政治学)，(2)厚生的科学(经济学)，(3)修身的科学(伦理学)。一类是与自然有关的，称为理论科学，主要包括形而上学、数理科学和物理科学。而其中又具体分为实用数学、实用物理学等等。从中可看出，阿拉伯科学十分注重应用科学，他们研究的“目标在科学史上是与前不同的，他们是为了要支配自然界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时，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指出：“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善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

三、东方科学文化西传欧洲的主要方面

总的来看，西方中古时代的科学出现相对停滞，而东方科学在同一时期却一路领先，东西方科学此消彼长。这样，东方科学之“流”伴随着民族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政府外交、领土扩张、民族征服等现象，源源不断地流向中世纪的西方。归纳起来，东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文化的西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宗教方面。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均发源于东方诸民族，尤其是西亚诸民族。其中，对西方影响最大、扎根最深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左右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公元1世纪30至40年代，耶稣所选使徒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起初期的教会。公元2世纪，基督教遍布整个

罗马帝国;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此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科学史家萨顿说：“基督教是把希伯莱精神和希腊精神连在一起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早期的基督教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发生了融合，但基督教的东方源头和精髓仍然保留着，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如此。此外，把基督教看作是东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还在于基督教不断地受到伊斯兰教、佛教的渗透和影响。例如印度宗教典籍《奥义书》的思想通过教父派奥古斯丁传入西方，影响了当时的基督教。对于科学而言，宗教并不像过去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总是与科学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与冲突中，在许多时候它不仅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而给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某种母体般的孕育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宗教的西传及其长期的浸润，“十七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点是后来才有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圣经》中上帝的唯意志的统一，还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坚信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有秩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性才有可能去整理和约束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从中引出科学规律。正如丹皮尔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是对这种唯理论的反抗;科学诉诸无情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是否与预定的理论体系相合。但是，这种唯理论却有一个必要的假设作基础，那就是，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一的。”

其次，哲学方面。随着东方宗教的西传，东方哲学也传入西方。应当说，东方的哲学与宗教是不分离的，但有意识的理性思索相对说来要晚些。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伊斯兰哲学较早与地中海西岸的文明发生联系。公元8世纪，随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阿拉伯人的哲学与科学著作大规模地从东方输入西方。到了12、13世纪，伴随着拉丁西方大规模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再次大规模地从东方传入西方。这对西方的科学产生了影响。例如，阿维森纳批判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强调经验的价值，以亚里士多德的“有论”为手段，对新柏拉图的“流溢论”进行了改造，这种哲学思想启发过托马斯阿奎那和唯名论者的哲学思想。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维罗伊(11261198)以及其后所形成的阿维罗伊主义对西欧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科学史家、物理学家迪昂甚至认为，1277年应作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日子。因为这时的阿维罗伊主义者已被正式剥夺了在神学上职责，他们更加可以在世俗中进行关于自然的研究。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比较集中的西传在时间上要晚一些。1298年，意大利商人兼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了他的《东方见闻录》，该书很快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向西方人打开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一扇大门。明清之际，西方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向西方大量地介绍包括中国哲学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哲学包括宋明理学被大量地介绍到西方，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不仅影响了培尔、伏尔泰等具有政治家气质的哲学家，而且影响了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具有哲学家气质的科学家。而这些人都是其所在领域的旗手，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1737年，哲学家卢多维西在《评论莱布尼茨哲学之全部发展》的序言中指出：“莱布尼茨与沃尔弗两人世界观的发展史，是有两重来源，一个是柏拉图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法国汉学家安田朴评论道：“如果认为中国哲学当时已经触及到了欧洲，如同基本在此前后的阿拉伯思想已触及到中国一样，无疑会使教理改变方向，那也并不为荒谬之说。这完全如同阿维森纳和阿维洛埃斯改变了阿尔贝尔勒格朗，托马斯阿奎那改变了基督思想一样。”

第三，科学思想方面。通常认为，公元8至10世纪期间，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翻译运动”，他们将古代希腊、波斯以及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从而使大量古代学术著作被保存了下来。约在1100年至1200年期间，这些学术著作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特别是拉丁语，又重新回到了欧洲。但是，在这样一场持续的伟大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并不只是起到一个“储存”和“传递”的作用，穆斯林世界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的独到贡献也影响了西方。如在代数方面，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是通过巴斯的阿得拉德等翻译家的译介而传播到欧洲的，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花拉子米的代数学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由之而为西方人所熟知，并且是中世纪欧洲各大学主要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了16世纪。也正是通过花拉子米的著作，印度阿拉伯数字传入西方，并对西方数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如果带着科学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独有产物这样的先入之见，那么阿拉伯学者所做的重要贡献就很容易被忽视。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科学的数个世纪中，穆斯林学者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只是重复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来的遗产。”

16至18世纪是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大量西传的时期。历史学家考狄的《中国书目》(1878年)所列，从1645年至1742年，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的书籍有262部之多。这比当时西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数量要多。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邓玉函是伽利略的好友，在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仅把西方天文学介绍到中国，还曾经写信给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把《尧典》中关于星辰的记载告诉了开普勒。他无疑也顺便把中国推算交食的方法告诉了开普勒。而后者也收到了关于《书经》、《诗经》、《春秋》以及历代史书中记载的日食报告。邓玉函的信和开普勒的评论于1630年用拉丁文发表以后，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7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搜集了大量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和研究资料，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论著。这些介绍和研究不仅改变了欧洲学者对中国天文学的看法，而且直接影响了18、19世纪欧洲的重要天文学家。研究表明，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天象记录记载了黄赤交角的变化、彗星的回归周期、流星的观测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注意到宋君荣有关中国古代二至日圭影观测的手稿，并整理出版，为黄赤交角变小的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四，实用技术方面。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获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和更为迅速的进展。此外，它们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即使还没有系统化的许多科学事实(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十二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十世纪以来逐渐出现，而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在计时上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的机械时计。”李约瑟指出，中国“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除此

以外，东方技术的西传还给西方世界带去了东方人的实践方式和实用理性，因为技术系统所蕴含的恰恰是人与自然的功利性的关系，它不仅帮助人们认识自然界，而且帮助人们改造自然界，从技术的改进中使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利益。

最后，审美观念和艺术形式方面。如在11至13世纪的“东学西渐”过程中，西方文学中的传奇、故事、诗歌、寓言等，建筑艺术中的教堂建筑、城堡建筑和微型艺术等都留下了阿拉伯及拜占庭的印记。又如，随着丝绸、瓷器、漆器等器物用品的西传，中国的工艺美术很早就传到西方。从10世纪开始，中国的绘画、服饰、工艺、建筑、园林以及文学大量地传入阿拉伯、印度，并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东方艺术的西传还给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以极大的激励。如但丁的《神曲》不仅受宗教文学的寓意和象征手法的影响，而且受到穆罕默德的登霄故事和阿拉伯诗人麦阿里的《饶恕集》的影响。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吸取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在16、17世纪，中国艺术和风物在整个欧洲极为时兴，以致形成了欧洲17、18世纪以法、德为中心的“洛可可(Rococo)运动”和18世纪的中国园林运动。很难想象，伴随着东方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巨大潜流，西方人仍然固守于片面的逻格斯主义，而不朝着感性认知方式迈进。

四、近代科学从东方科学文化中获得的灵感和启发

东方人以自己独有的自然观，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给予西方近代科学以直接的灵感和启发，促成近代科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一些关键方面取得突破。下面试举近代物理学、近代天文学和数学3个方面的例子对此做简要说明。

首先来看物理学。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占绝对统治地位。按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一切地上重物体都具有趋向宇宙中心的自然运动，圆运动是基本的、第一位移。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运动者皆有推动者推动;推动者和被推动者一起(中间不夹任何东西)。这种运动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长度内，由推动者所施加的恒定的力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加速度，在整个运动期间只是匀速运动。同时，按照这种观点，运动不可能在虚空(真空)中发生。因为物体的速度是与其遇到的阻力成反比的;如果阻力减小到零，速度将会趋于无穷大，物体会在瞬间由此处到达彼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反对“真空”学说的理由之一。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观察事件不相吻合。例如，一支射去的箭在离开弦接触的一瞬间，本应落地，然而它却作了一个一定距离的抛物运动：当它落地时，本应该是匀速运动，却作了加速运动。这两个“反常”显然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质疑，也是开启近代惯性运动理论的门径。在通常的科学史中，由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到近代伽利略的运动理论是一步跨越的。但实际上，近代运动理论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中世纪的阿拉伯的“原动力”说。所谓“原动力”(也称“冲力”，impetus)，是指在一个强制运动中一些非永久的、短暂的形式注入到运动体内，因此只要该形式持续存在，物体的运动就是可能的。在欧洲中世纪经院自然学者讨论这一概念和问题之前，阿拉伯的学者们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阿维森纳把注入物体运动的力称为“倾向”(mail)，他把它设想成初始动力的一个工具。物体在失去动力之后能借助这一工具持续运动。阿维森纳区分了3种类型的倾向：精神的、自然的和强制的。按照阿维森纳的观点，一个物体所接受的强制倾向与其自身重量成比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把一个铅球掷得比一块轻木或羽毛更远。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物体在一个虚空中强制运动，他将无限运动下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让它停下来。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布尔巴拉克特(?1164)所持的冲力说与阿维森纳有所不同的是，倾向是非永久的和自耗的。很有可能，阿拉伯学者的思想通过阿拉伯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传至西欧，在那里影响到罗杰尔培根、让布里丹、奥里斯姆等人。迪昂在其1906年和1909年发表的著作《静力学的起源》、《达芬奇研究》两书中探讨了近代力学思想的源头，指出14世纪巴黎大学学者对冲力说的探索很可能受到阿维森纳等人的影响，而这些巴黎学者又影响了其后的伽利略、托里拆利、牛顿等人。笔者认为，统观西方科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到牛顿的“上帝之手”，依靠外力来推动物体运动的思想始终是西方科学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其中很难产生“自己运动”、“原动力(冲力)”的思想萌芽。与之相反，东方科学大都强调宇宙万物的内在动因，强调运动的生生不已。J皮亚杰、R加西亚在《心理发生与科学史》一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静态宇宙观中，一切运动(除了由神力推动的天体的永恒运动)都被认为是作用于物体的“强制力”。在这样的概念体系下，惯性定理是难以想象的。倒是在中国的运动的永远不停止的观点中包含有惯性思想。例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皆是如此。由此可以推论说，近代惯性理论的形成是东方“原动力说”与西方“第一推动说”相互融合的结晶。

再来看天文学。近代科学是从近代天文学开始的。近代天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天文观测记录和材料的大量涌现。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不乏古代遗留下来的完美的宇宙论体系，这种宇宙论体系成为一种范式，规范着其后的各种天文学学说和理论，即使是哥白尼天文学，在范式上说，也不过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几何宇宙论的延续。在哥白尼天文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的圆周性和均匀性原理仍是其主要的依据和出发点。

那么，是什么彻底打破了这样一种僵局，谁是近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革新者呢?是来自东方的经验性的观察和独特的天文学思想，是接纳这些观察资料和思想的第谷和开普勒等人。巴特菲尔德指出：“第谷布拉赫正是这场革新的第一位领导者，他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假说，而恰恰是由于他遗留给他的继承者的那些所谓混乱’的观察资料。”那么，接着要问的是，这些观察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第谷一个人做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应当看到，在第谷以前就有许多观察资料与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不相符合，这些“反常”的观察往往作为特设性的假说的基础而保留下来。但是在中世纪后期，新的天文学观察资料大量产生，其主要来源正是阿拉伯的天文学。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很早就有观测天空的传统，他们依靠星辰来识别游牧和旅行的方向，或根据星辰的变化来判断气候的好坏。为此，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天文观察资料，例如，发现了很多新的星体并编篡出新的星体目录。他们还把数学应用到天文学当中，例如，利用正弦计算和三角学知识在天文观测中获得更高的精度。最重要的是，他们修正了托勒密以地心为核心的体系。例如，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12011274)等人认为地球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他们对西方的地心说进行了不懈的批判。正是由于阿拉伯天文学的巨大影响，科学史家贝尔纳甚至说：“假使曾让天文学中断，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就不会现成享有留给他们的大约900年的观测资料，而现代科学所依据的那些有关键性

的发现，或许要迟许久才作出，或竟始终作不出。”

其实，中国古代天文学也以其完备而精确的观察记录间接地影响过近代的西方。李约瑟指出，中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编写的中国天文历法书籍曾在14世纪的阿拉伯大量刊行，这种历书和星历表被称为“大昆”，1328年曾印行300万册以上，后来有些印本还进一步传到西方。还有学者如塞迪约(1844)曾引证17世纪贝蒂尼的观点，认为中国和阿拉伯在汉代就一直存在着接触。中国和阿拉伯所采用的赤道坐标系和使用赤道仪可能对吉马弗里西、第谷等人有影响。李约瑟推测道：“也许受到东方某种影响的结果，第谷才放弃了古典的黄道坐标。”他还大胆地提出，中国人完全不相信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固体天球的思想，究竟是不是促使欧洲中世纪宇宙观发生崩溃、并对近代天文学的诞生有贡献的一个因素，是值得进行专题研究的。李约瑟还认为，欧洲天文学家把圆圈子当作最完善的图形，“一直到开普勒，才从这种顽固思想中解脱出来”。

最后来看数学。近代科学在数学上的伟大创造，一是解析几何，二是微积分。数学史家们普遍认为，微积分不仅为近代科学大师们推论宇宙定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为创立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提供了源泉。然而，微积分的创造并不只是西方人独有的贡献，东方人的智慧也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灵感和有效的方法。吴文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到西欧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乃是通向所谓近代数学的主要的两大创造，一般认为这些创造纯粹是西欧数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古代数学决不是不起重大作用(甚至还是决定性的作用)的”，“我们甚至不无理由可以这么说，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希腊式数学的产物”，“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笔者认为，吴文俊先生的这些判断是深刻的，如果能够把中国数学对近代西方的贡献纳入整个东方文化内来考量，似乎就更为全面些。就整个东方数学来说，其对微积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宗教)的启迪，二是算法的融入。

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大都主张通过某种沉思达致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对永恒与深邃的领悟。东方宗教对于“无限”是宽容的，哲学亦然。而希腊自然哲学则不然。如前所述，关于“无限”、“无穷小”的问题，希腊的科学是刻意加以回避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实无限”与“潜无限”观点，使他无法解决连续性的问题。这倒不是说希腊人没有对“无限”、“无穷小”等问题进行过思索，而是说他们过去那种过渡的理性主义难以有效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而由于东方哲学和宗教的传入，一种关于“上帝”宇宙观以及诉诸于信仰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使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有了新的视角，过去难以理解的“无限”等问题变得容易起来。例如，库萨的尼古拉对于“无限”概念的丰富想象正是与他作为红衣主教对“上帝”的理解分不开的。而这一点对后来的微积分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数学史家波耶说得中肯：“中世纪的贡献主要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来思辩地讨论无限、无限小和连续，以及关于运动和可变性的新的观点。这些论著对微积分方法和概念的发展，起了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作用。”其次，正如学者李文林指出的：“算法精神在文艺复兴之前就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被欧洲学者所吸收，并给出了最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的诞生。”的确，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就体现了算法精神，阿拉伯数学和印度数学也有鲜明的算法特征。公元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的《算经》一书出版，阿拉伯印度数码和东方算法体系开始引起欧洲的广泛注意，并逐步改变了欧洲的数学面貌。与算法体系相联系的是对许多有关“无限”、“无穷小”、“极限”等概念的理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了极限的概念。刘微在《九章算术注》的“割圆术”中继承发扬了关于极限的思想，而且比古希腊阿基米德的“穷竭法”更为简便。祖冲之之子祖暅在计算球体积时，’应用了“祖暅原理”，用“不可分量”法求积。这些思想连同阿基米德、开普勒、卡瓦利里等人的思想，可看作微积分的思想的不同渊源。从算法的角度来看，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间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曲率、求物体计算、曲线求长等。从16世纪中叶开始后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例如，开普勒的积分学实际上是作为测量酒窖的求积术而发明的。在这里，开普勒为了寻求体积算法，可以说是自觉地回到了非公理化的经验几何学上。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和积分，并进一步指出它们的互逆关系。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日本数学家佐佐木力在其“走向真正世界性的数学是编史学”的报告中指出：17世纪的欧洲数学是古希腊的证明数学、印度的数字计算以及伊斯兰文明的代数学的“混合体”，是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以来几个世纪持续传入的东方数学和希腊化数学共同“发酵”的产物，因此应被称为“欧亚数学”(Eurasian mathematics)。

五、欧洲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如果说东方科学文化的有益成果对西方近代科学是一种直接刺激，那么，由东方科学文化促成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则是一种间接的孕育。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所谓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非积累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作为一种“范式”，近代科学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希腊的科学，它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但是从文明的传承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来看，这一事件并不像库恩所夸大的那样是历史过程的中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透过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前后的历史的、积累的、渐变的过程。这就是在古希腊形成的理性主义的框架内，逐步地肯定和接受了其他文明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在某些时期甚至更强调后者。由于这样一种转变，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一次大的转型。当然，这种转变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从时间上来说，从7、8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大致定型，最终形成所谓“理论经验论”。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东方科学文化一向重视经验的方法，也较早进行过科学实验。例如，阿拔斯王朝第三位哈里发(775785年在位)迈赫迪时代的穆阿台及勒派教义学家查希兹，在其撰写的《动物志》一书中，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观点，他强调经验事实对观点的检验。他用经验事实来检验亚里士多德关于雌麻雀寿命长、雄麻雀只能活上1年的说法。他说：“大概与肯定是两回事，因此应当了解两者的区别，认识例证与准例证的区别。”这种经验的方法随着阿拉伯著作的拉丁文本的大量翻译，肯定会对西方科学产生影响。研究表明，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的罗吉尔培根与东方科学文化有过实质意义的接触。苏提尔(W.E.Soothill)

所著《中国与西方》与罗伯特斯(EM.Robets)所著《西方旅行中国记》两书均述及13世纪罗吉尔培根与中国的关系。意大利科学史家米埃里在其1938年写出的《阿拉伯科学》一书中也指出，阿拉伯学者阿尔哈金(哈塞姆)、阿维森纳对罗吉尔培根思想的影响。这表明，培根高度重视感性经验，提倡实验方法，是有东方文化渊源的。在哲学上，他主张唯名论，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实在论。他指出：“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分被认识”，“推理作出一个结论，并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但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他举例说，经院哲学家们硬说只有用山羊血才能切开钻石，但这种说法从来未通过实验。科学实验表明，能切开钻石的不是什么羊血，而是钻石的碎片。因此，“培根高出于同时代的哲学家，事实上还高于整个中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地方还在于，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这是心理态度的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只有在详细研究了当代的其他著作之后才能领会这种革命性改变的意义。”在培根之后，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康等人继续坚持唯名论的立场，进一步加速了经院哲学的衰落。“由于唯名论的复活，人们对直接感官知觉的对象重视起来，这种精神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实验，促进了归纳研究。”

二是东方技术的输入，从实践的层面上促成了学者与工匠、探究与实用、理论与工艺技术的统一，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提供了最切近的物质基础，进而在科学活动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人们常常谈到地理大发现对近代科学的重要作用，可是，葡萄牙人正是在阿拉伯和犹太人天文学的指导下进行探险的;意大利人进行航海时使用的正是中国的罗盘。有了这些技术的先导作用，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改变了。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越过了赤道，发现热带地区以及南半球都有人居住。做出这些发现的人都是一些水手、机械师、工匠和领航员，即所谓“未受过教育”的人，这一事实对自然哲学中那种学究式的冥思的声誉似当头一棒。16世纪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恩斯(15241580)写道：“未受教育的水手以长期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导师，而学者只凭科学和纯粹理性进行判断。但我已经注意到，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水手宣布为真理的东西却被学者论证为不真实的和错误的。”60年后，英国牧师威廉瓦茨(William Wates)于1633年讲得更为直率：“哲学家的思想被航海家的意外发现驳倒了。”不仅对自然哲学思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纯粹的数学的研究也发生新的改观。例如，波耶指出：“数学是宇宙结构的基础这个观念，十六、十七世纪时又有所变化。在数学中引起这种变化，是由于对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从阿拉伯传入，后来在意大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代数不那么审慎而更侧重于实用的结果。”当然，这不是什么“不审慎”，而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整个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领域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一场“形而上学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这场革命被他们的成就强力地推动并并入正规，它似乎暗示了在科学中还潜伏着另一个潮流，这个潮流虽然踌躇而缓慢地流动着，但在趣味和成效上仍然是科学的。它的方法完全是经验的和实验的，但不是数学的。”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感性经验、形象思维的重视，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最先表现了出来。因为，文学是文艺复兴知识发酵的一个重要因素。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劝演员要“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画家达芬奇也爱用“镜子”这个比喻。他说：“画家的心应该象一面镜子，面前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芬奇强调说：“我们的一切知识，全都来自我们的感觉能力”，“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智慧是经验的产儿”。虽然他也提高到理性的、数学的方法，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经验的方法，至少也是经验与理性的统一。他说：“最大的不幸是理论脱离实践。”这样，关于经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老弗兰西斯培根把正确的实验方法加以不充分的哲学解释，和伽利略实行这种方法之前一个世纪，列奥纳多已经凭着直觉领会到，并且有效地运用过这种方法了。”因此，达芬奇等人的工作业已证明：“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的演绎，必须代之以从自然界而来的归纳，而这个基础最初是在意大利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与解剖学家那里找到的。”例如，作为近代科学的第一位人物，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其《两种新科学》中指出，力、阻力、力矩、图形这些概念可以在与物质相分离的抽象事物中来考虑，也可以在与物质相联系的具体事务中来考虑。因此，当人们用物质来填充那些只是几何的和非物质的图形，并且给予它们以重量时，就必须修改属于那些图形的性质。也就是说，当用物质来填充一个几何图形时，这个图形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力”或“力矩”。这里，伽利略通过物理学的概念把抽象的几何图形与现实世界联系了起来。他放弃了中世纪柏拉图主义和经院哲学那看起来完备的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在他那里，“事实不再是从权威的和理性的综合中推演出来的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是根据数学简单性这一“先验”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伽利略却用望远镜去加以实际的检验。综观伽利略的科学贡献，“最重要的是，他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

同样地，被认为真正与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决裂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其《占星术的基本原理》中说：“哪里有物质，哪里就有几何学。”他与伽利略一道提出了一种“数学的经验论”。他的科学思想特别是早期的科学思想，虽然秉承了数学的柏拉图主义，但是经验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在开普勒思想的成熟时期(以抛弃哥白尼的行星均匀的圆周运动为标志)，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对“数”的神秘处理或者对几何幻想的美的深思。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在数学和天文学中受到的长期训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第谷布拉赫的影响。因为，“在近代天文学中，第谷是第一位对严密的经验事实充满热情的能力卓著的思想家”，科学史家沃尔夫说，开普勒的“神秘狂受到第谷布拉赫经验主义的有效遏制，后者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的天文学家”。正是这个原因，有科学史家将开普勒而不是哥白尼看成近代科学范式转型的代表人物。

在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达到了一个高峰，产生了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这样一批倡导感性经验的哲学大师。在培根那里，他对三段论演绎法的批判和对科学归纳法的倡导独树一帜。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演绎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从少数例子和特殊的东西，加上一些普通概念，一下子飞到最普遍的结论或第一性的原则，进而从中间命题入手引出一些较低的结论;如有与这些教条相违的新的特殊的东西和例子，不是将之巧妙地溶入旧体系中，就是粗暴地将之加以排除。”所以，“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他希望“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这无疑乃是排除和肃清假象的对症良药。”“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

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更重要的是，培根在强调经验的归纳、科学的发现的同时，也大力提倡科学技术能给人带来的好处。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人在赞美上帝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多行善事，以改善人类的自下而上状况，而科学技术正是达此目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他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要求人们以知识和技术的力量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显然有助于扭转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对技术的轻视倾向。受到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波义耳强调，科学和宗教两者都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的;人们能够从哥伦布的同伴那里学到比从100个学者那里更多的有关美洲自然史的知识。

无疑，在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牛顿那里，其思想本质上也是经验的。这集中表现在牛顿对待力学与几何学的关系问题和如何看待“假说”两个方面。牛顿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故人从两方面来探讨力学，一方面是理性的，用论证来精确地进行;另一方面是实用的。一切手艺都属于实用力学，力学之得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由于艺匠的工作并不完全精确，所以力学和几何学就此区分了开来，凡是完全精确的就称为几何学的，凡是不那么精确的就称为力学的因此，几何学是建立在力学的实践之上的，它无非是普通力学的一部分，能精确地提出并论证测量的方法。”对于“假说”，牛顿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他们的地位。”他认为，“因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第一是勤恳地去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进而建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事物本身。因为假说只应该用于解释事物的一些属性，而不能用于决定它们，除非它能为之提供一些实验。”虽然他一直没有发现重力的那些性质的原因，但他仍然坚持不建立假说。

综上所述，在近代科学革命中，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以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与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帕斯卡、波义耳和牛顿等人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经验的和实验的。当然，我们切不可以为，近代科学革命完全丢掉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她实际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面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丹皮尔虽然说，“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但却是相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性而言的。

[作者蒋谦　湖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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