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重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从自我感受出发，与文学经典传达的情感和经验直接对话，运用了诸多现代文本解读手法，将阅读还原成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心灵沟通。王富仁的这些经典重读的文章，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

关键词：王富仁 古代文学经典 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这组文章给中学师生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体验的阅读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换言之，这些解读并不以思想层面的标新立异自炫，它展现的是解读者细腻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将现代文本解读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带来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种低气压的环境中，试图通过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沟通，寻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稳。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者收发自如的学术功力令人称赞。自然，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当年实际任教中学所带来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在内。在技术层面上，作者将现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技巧应用于古典作品，以读者的身份——而非权威的阐释者或宣教者——与作品进行精神沟通，切入角度新颖，结论别具一格又平和稳妥。

王富仁的经典解读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从自我感受出发，将阅读还原为审美体验的过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结论对阅读活动的干扰。他曾谈道：

当我们一提到岳飞的《满江红》便想到它是一首爱国主义诗词，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想到它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它们的诗意特征便淡漠了。这些“主题思想”像横亘在我们心灵与诗之间的一道堤坝，使我们的心灵再也难以与诗的本身实现直接的拥抱。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对诗的任何一种主题思想的确定，都把诗的各种丰富的内涵简化了，而诗意恰恰只有使心灵主要活动在直感的、情绪的、审美的，亦即难以言说的境地的时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现出来。a

上文中提到的结论性描述，无疑是以往解读活动一步步提纯的结果。但结论性的描述会受制于时代或个人的局限，对一名“新读者”而言，如果对论断的接受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则未必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富仁的诗歌解读强调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诗歌意境入手，将自己的心灵直接沉浸到诗歌所展现的丰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复的意象中去，用个人感受与诗歌传达的经验直接对话。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人人熟稔的小诗，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为诗人对自己描写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状况下的创作，展现了诗人从朦胧的无意识到建立起自我主动意识的过程，即人从沉睡到醒来的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蕴；并进一步提示到，伴随这一过程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是有着玄妙意味的，这种玄妙之处可以感同身受，却不可言传——“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b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这更接近于“直觉”论的分析方法。“所谓‘直觉’，就是对解读对象的‘直接的领悟’，即当下的、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理解、觉察。”c

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解读，无疑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如《江南》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多强调乐府民歌内容的写实性和音韵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诗中却读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该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莲叶茂盛丰美的样子，但后五句却很快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莲”转到了“鱼”上，鱼围绕着无穷碧绿的莲叶追逐嬉戏，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图景，而五个方位词，“间、东、西、南、北”的运用，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实则是没有方向、没有限制、无拘无束地游戏和穿行，更突显出鱼的自由和惬意。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它跨越的是历代对这首诗的分析、讨论和定评，将“现代人读古诗”变为“现代人读诗”，让读者与作品猝然相遇，将中小学古诗文讲解这种知识传递活动，还原为阅读审美活动；但作者紧扣文本，只谈个人体验，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颠覆性结论，将重读牢牢框定在审美范畴之中。这种稳妥性正如解读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时展现的，王富仁从刘兰芝的陈述——“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意识到自我存在价值却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辩，在这种申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兰芝对丈夫的埋怨和失望，这无关爱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这里，王富仁从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发，认为“一个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视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产生对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爱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传统妇德，尽到一个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d。接下来，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这个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兰芝被遣归时表现出的既同情又犹疑的态度，以及在自己的母亲面前缺乏独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获得一名正常女子爱情的基本条件。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开来，王富仁认为，刘兰芝的死是由于相继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结果，她对焦仲卿的眷恋，只是由于对方维系了她在人世间的一丝温情。简言之，刘兰芝的死是为了绝弃薄凉无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残存的自我意志，《孔雀东南飞》一诗是作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其中亦有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但却不是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关系的歌颂。以往文学史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将《孔雀东南飞》定义为爱情主题，实际已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划归和提纯操作，王富仁质疑该作品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历史场景的还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采用了袁昌英改编同题话剧时相似的策略，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现代心理活动和伦理原则，内涵的丰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题归纳，实则扬弃并重构了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理路。充分呈现“现代”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凸显以往文本阐释的僵化和粗疏，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现代文学学者重读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唯一途径。”e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赏析，十分注重分析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系数，行文时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融入其中，这是古诗的新读，而解读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进行精神追索的热切和虔诚，同样让读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读出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意志。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三首》，包含了从死者观察生者的视角及对生之意义的拷问。在传统的主流文化观中，人們更为重视的是对人生的评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死后哀荣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陶渊明却注意到，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仪式，原本只是为了排解生者的情绪和意愿。这一由死观生的写作视角，让人猛然醒悟——对身后名的追逐，会让自己的一生系于别人的意愿，失却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袭的重负，也是人生的异化。讨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时，王富仁强调的是，诗人的孤独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结构中体味到的“孑然独存，无所凭依”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使命意识的个体，面对人生的困境，又对所从属的精神谱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时的缄默与痛楚。上述解读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个人体验，这样的文字贯穿着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低气压氛围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许，无疑会令读者动容。

另一个例子是王富仁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他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在这篇赏析中，作者将自己的中学老师米中和儿时所见的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拿来与杜甫作比较。他们都在一连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断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线——一个精神上的“窝”。一旦这个“窝”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样被风卷跑、被年轻人公然抱去，他们便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王富仁看来，杜甫对茅草得失的担忧，象征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的不信任和无助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现的，正是这些经历了人生节节败退、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安放自己风烛残年的困惑。将普通人的经历与文学经典的情景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去探究文字所传达的人类共同的困境，从而拉近读者和经典的心理距离，使得王富仁的经典解读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从教学层面看，王富仁的解读方案是先赢得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性认可和亲近，再去处理诸如文字、音韵和思想等具体问题，以求事半功倍。

总体而言，王富仁的解读极为契合世态人情，这种世态人情无疑是遵从现代而非古代的逻辑。这批经典解读文字，更像是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躯壳中吹入现代的气息，使其鲜活，和现代人心灵相通。在艺术感悟力和历史知识背景之间，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自己的解读妥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解读重心偏向前者；对于中学师生而言，这种文本解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为作品的先验性主题左右，在紧扣文本的前提下，表达个人在阅读时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a王富仁：《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旧诗新解〉（十二）》，《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第52页。

b柏格森：《创化论》，《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c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d王富仁：《主题的重建——〈孔雀东南飞〉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8期，第17页。

e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共同体，两者相互依存，同构共生。不过现如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存在诸多问题，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机械化、同质化严重，甚至趋炎逢迎，不能真实地评析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批评又认为文学创作过于套路，毫无新颖，没有佳作。事实上，两者之间都应坚持以人为本，为读者服务，共同担负起构建时代精神的责任来。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隔膜

1引言

写作是表达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方式，应伴随人们一生，然而在我国写作止于高中结束，很多人到了工作岗位可能连写一份工作报告都要去网上照抄照搬，而文学创作只是小众行为。近些年，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长篇小说每年出版量达到3000部，这些小说种类繁多，成功地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表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在我国文学界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随之复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做出褒贬评析，在文学共同体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不过随着文学批评与政权的逐渐分离，文学创作似乎得到了自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友谊的裂缝也越来越宽。

2唇齿相依，却彼此隔膜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两者都在文学范畴里，不过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相对独立，文学批评却要从整体视角下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符合文化传统或文化背景。没有文学创作，谈不上文学批评，所以文学创作是文学批评生存的土壤，为文学批评提供养料。而文学批评则是文学创作的生长剂，为文学创作催生助长，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先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依存，这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字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共识。

文学创作者往往期待文学批评者能够读出自己作品里的细腻情感和作品里蕴含的真正价值及理念等，以此来使自己的作品得到公众的认可，扩大自身的知名度，激发自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不过文学批评家并不会按照创作者的期望对其作品进行评析，由于文学批评者接受到的文学教育各不相同，面对众多的作品，只能按照自己所学到的批评套路对作品进行评论，要么搬来一些概念和生僻词语，要么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对作品里的内容却提到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参照文本，因此这种批评很难按照文学创作者的预期达到效果，自然让作家非常失望。所以在写作技术方面，作家们往往对文学批评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文学批评在他们眼中成了鸡肋[1]。不过文学批评者也经常对文学创作表示不满，指出文学界虽然创作出的作品数量和种类繁多，尤其现在多媒体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创作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总是缺乏新意，不能使人眼前一亮，不能使人为之呐喊，真正鼓舞人心的作品太少等。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友谊的船说翻就翻，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逐渐形成了一层无法超越的隔膜。

3敷衍与痴爱，责任同构

文学的边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延伸，文学批评也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向前一步，文学创作失去文学批评，虽然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变，但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痕迹[2]。同样没有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则会是纸上空谈，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它们的最终服务目标，都是人。它们其实是对等互助、同生共构的关系。

然而在许多作品研讨会上，我们不难看到存在太多的敷衍现象。文学批评者在发言中对作品极力赞赏，他们经常高歌赞美一部作品，称其为“珠宝”、“完美的艺术”等等，也给于作家高度的评价，称其“优秀作家”、“先锋”等等，这些溢美之词太过泛滥，即使谈及作品的不足之处，也会稍稍带过，话锋一转，又转回作品的优势，批评者的这种态度使人很自然联想到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这样反而使读者对作品本身降低了兴趣，也使文学进步的可能性降低，也会使文学界出现的有特色的作品销声匿迹。而文学创作者也会在公众场合公开表达对批评家的感激之情，感谢批评家对自己的栽培，感谢批评家对作品的欣赏，并立志以后会出更好的作品等等。

不过文学创作者在私下里会觉得，创作是个体的行为，是自己的宇宙，与文学批评着没有什么关系，文学批评者的评析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实质性的用处。而文学批评者在谈到整个文学的形势时，则又义愤填膺，指出整个文坛都比较死寂，没有上好的杰作，整个文学界都为了逢迎读者而写作，太过媚俗。总之，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家的隔膜越来越大，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的分析太过僵硬，分析不做作品真正的内涵，所以越来越不信任文学批评家，而文学批评家也看不上文学作家，认为作家们按照套路写作，引诱读者进入圈套，或者作家只是把写作当成赚钱的手段，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营养在里面。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没有做到并肩同行，同舟共济，文学创作者没有从文学批评家的评析里判断出自己作品的好与坏，而文学批评家也没有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是否有实质性的进步。

尽管如此，存在即意义，即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都无一不可或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要服务于读者，它们是文学的共同体，注定要在每个时代留下脚印，是每个时代人们对文字对情感的表达方式，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所以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间隙问题，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是同生共构的关系[3]，尤其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应坚持以人为本，致力追求真善美，

文学作品要反映人们的心声[4]，而文学批评也要深入社会实际，分析作品对照现实生活所存在的缺陷，并真诚地揭露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提醒作家，使作家进步。因为文学批评只强调作品对读者的娱乐性质，却忽略作品背后的消极因素，那就没有负起文学批评的真正责任，只是敷衍了事。但是，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文学批评家，应建立一种对文学痴爱的态度，文学批评家由于痴爱文学，才不能容忍文学作品里的负面影响，而文学创作者由于对文学痴爱，才应该坦然接受文学批评家真诚的建议，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文学水平上真正地提高。

当我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文学创作应该积极地站出来，贴近实际，洞悉社会问题，参与时代精神的而构建。而文学批评也要介入现实，加强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文学的理解，解析文学作品与现实的關系，帮助人们发现现实中的深层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洱.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J].上海文化，2017（1）：103-127.

[2]毛郭平.问题·原因·对策——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J].西北民族大学报.2020（5）：182-188.

[3]毛郭平.“多元对等互动”视角下的文学批评[J].学习与探索，2020（2）：170-178.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信息：肖一诺，女，2000年10月，汉，湖南省衡山县人，大学本科，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文艺学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提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法，定量研究了留学生的阅读重点和阅读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教材篇目选择问题以及课堂教学中多媒体使用情况，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现当代文学 教材选编 多媒体教学

一、引言

1. 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仅有的这些研究也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方面，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当下，对外汉语教材还存在很多漏洞，如：教材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等。

这是所有对外汉语教材的通病，当然也包括现当代文学教材。在编教材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因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对篇目的选择也不同。有的是基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有的是通过研究分析已有教材提出自己的建议。然而，学习者对这些篇目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在学习时有什么样的偏好和需求呢？在这方面，很少有学者涉及。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者应该深入学生中去，了解他们学习的兴趣点和难点，从而编出一套更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现当代文学教材。

2. 多媒体教学

媒体技术的出现使现代教育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往往可以使教学事半功倍。 基于现当代文学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在文学课上，更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已被翻拍的影视作品和由诗歌改编的歌曲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为南京师范大学的30名留学生，他们都是汉语高级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间约为3年。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12个不同国家，都上了一些课时的现当代文学课，有一定的中国文学素养。

2. 研究方法

我们在本次研究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前期先对该班现当代文学课进行调研，了解老师的教材使用情况和上课模式，然后设计调查问卷。为了保证受试者能够理解問卷，我们将问题和选项翻译为英文，并请英语母语者校读，以确保语义表达正确、没有歧义。在做问卷前，给学生发放礼物，以确保学生更加用心填写。

三、结果和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收回了23份有效问卷，将每一位同学的每一道题的选项输入电脑，并使用excel进行统计，经过整合与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结果。

1. 留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我们让留学生列举了他们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的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从中选出他们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中，有12篇为现代作品，6篇为当代作品；其中，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5篇，散文3篇，中篇小说2篇，小说集1部，散文集1部。

关与留学生为什么对这些作品印象比较深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刚学过或是刚读过不久（如《兄弟》），有的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特点，有的是因为留学生个人的个人偏好（以上两点我们会在后文讨论），还有一部分印象深刻是因为比较难理解，如下表所示：

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鲁迅的作品是留学生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也是被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诚然，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是鲁迅作品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且语言有时也和现代汉语有些疏离，导致留学生理解的困难。

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不同的学生由于关注的重点不同学到的东西也不同。

例3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大的收获是“扩大了词汇量”（56.52%）和“学会了新的表达”（52.17%）。从中可以看出，语言不仅是文学阅读的基础，也是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当然，现当代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的还不止这些。不少高水平的留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一些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的文学作品，更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逻辑与思维方式。

2. 留学生的阅读偏好

为了了解留学生的阅读偏好，我们让他们根据第一问（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并说明原因，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此问为主观题，23个受访者仅留下了7个答案。可见，除个别高水平留学生外，大多数人真正喜爱的现当代文学篇目有限。再通过对仅有的几个答案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一方面，虽然语言是留学生关注的重点（如表3所示），但是极少有人会因为某一篇作品“语言简单”而喜欢它。在所有受访者中，朱自清的《背影》提及率最高（在调查中，朱自清的《背影》是唯一被重复提及的作品），最受留学生的欢迎。通过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背影》深受留学生们的喜爱，有其独特原因：篇幅短小，陌生词汇少，使之简单易读；在内容方面，父爱主题具有跨越国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共鸣。因此，兼具高可读性和高共鸣性的《背影》成为留学生们的最爱。

另外一方面，虽然很少会有人因为某一篇作品“简单易读”而喜欢它，但是却有大量的受访者会因为某一篇作品“难读”“读不懂”而不喜欢它。兴趣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语言障碍的作品留学生根本无法理解、甚至可能伤害学习兴趣，便也不可能出现在答案之中了。

为了更加具体地研究留学生对于某个作者的喜爱程度，我们综合考察了当下流行的教材和各大作家排行榜，选出11位主要作家，使用五度量表法，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喜欢“到“非常喜欢“。当然，其中也包括“不认识”的选项。

在喜爱程度上，我们借用了“豆瓣电影top100”的排名计算方法，将每一个作家获得的票数、相应得票分数、每一张得票的投票者质量（按照投票者所标记的作家认识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该投票者认识的作家数量越多，这一票的质量就越高，在最后呈现的作家综合评分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以上结果：表5显示，曹禺、沈从文、毕淑敏、龙应台的作品相较于鲁迅、莫言更具有“易读性”，其中的爱情、父爱、母爱、自然之爱也具有跨越国界的高度“共鸣性”，受欢迎程度可能因此较高。而鲁迅、莫言、张爱玲的作品存在大量语言阅读障碍，带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想内容也最难，这也可能是导致不喜欢鲁迅、张爱玲、莫言的得分低的主要原因。然而具体到对于莫言、鲁迅两者的评价上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莫言，大家普遍呈现出“不喜欢”；然而对于鲁迅，评论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喜欢的非常喜欢，给分相当可观；然而不喜欢的也不在少数，给分较低。

3. 课堂教学与多媒体使用

教材只有和课堂教学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针对教师的授课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表6显示，教师的授课方式还略为单一，以课本讲解为主，穿插拓展材料和小组讨论。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比较低，只有不到一半（48%）的同学认为老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可见，教师的多媒体教学并没有给大部分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价值和作用。

当被问及“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增加什么比例的教学内容”时（多选题），60%的同学选择了“文化知识介绍”一项，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留学生学习现当代文学的诉求与中国学生是相似的，他们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属性，还希望能够了解这种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透过文化去感受一个时代的特色。有43%的留学生希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增加对字词的解释。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克拉申的“i+1”公式，在对班级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学习需求做一个大致了解后，有针对性的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对于中文水平较高、希望了解更多当下中国文化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更与时俱进的作品，对中文水平还有待加强的学生则可以考虑选择语言更直白晓畅的文本，而不必只一味追求大家之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选编情况和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留学生阅读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语言词汇方面，一些高水平的留学生关注深层文化意蕴；留学生偏好简单易读的作品，尤其喜爱具有跨国界情感意蕴的作品；留学生获得的课外资源有限，教師在课堂上没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根据以上结果，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初级阶段，教材选择上更应偏重具有“可读性”（语言障碍少）和“共鸣性”（思想内容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旨在打好、巩固语言基础，保护留学生的情感，引发学习兴趣，为下一进阶阶段做好准备。

2.教师应加强引导，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水平，分层次教学。对于高水平学生，教师应注重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篇目选择与课堂教学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适当增添有一定深度、难度的作品，增加作品文化内容的“中国特色”，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3.教师应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尤其是视频和音乐。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搜集了由中国现当代诗歌改变的乐曲（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使用会声会影整合诗人的文字介绍、诗歌改编的民谣歌曲、诗中出现的意象图片、演唱视频，制作出一个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音乐视频，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实际自己制作视频，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信地址：210008 江苏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作为面向特殊阅读群体的文学形式，儿童文学作品在帮助少年儿童提高心智水平、增强语言能力、塑造审美意识等方面作用显著。本文以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为视角，以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为研究对象，指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应该立足于儿童读者，克服文化差异，使译文再现原文意趣并有效传达作品中的教育意义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交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趣味性;教育意义;审美意义

【作者简介】陈琪，陈文铁，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言

当代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势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高涨，国内儿童文学作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当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并获得国内少年儿童的喜爱。例如小说家雷克·莱尔顿所著的魔幻小说《波西·杰克逊》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后经久不衰，受到国内少年儿童的热捧。但是翻译者的素质良莠不齐，加上译著作品经济利益可观，最终造成儿童文学译作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翻译不仅有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更有利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一、交际翻译

纽马克根据 Karl Bü hler的语言功能学说提出了“文本分类说”（text typology），并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呼唤型三大类，他认为这三大类文本之间相互关联，所以翻译者应分别忠实于各自文本中的“原作者”“真实性”和“读者层”。而后根据不同文本功能提出“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这两大简明扼要的翻译方法。“交际翻译”将关注点放在目的语读者上，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更大程度上是强调译文的“效果”而非“内容”，反映出“归化”翻译的特征。翻译者通过“交际翻译”能够竭尽所能为目的语读者排除交际困难，使交际顺利进行。

二、交际翻译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可行性和优势

“交际翻译”旨在让目的语读者尽可能获取和原文读者相接近的阅读效果。翻译者不能机械地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与“翻译”等同视之，应该更多地考虑作品中被赋予的教化意义。优秀的译文能打动儿童读者的心，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为他们带去潜移默化的影响。

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他们年纪较小，与成年读者在理解力、认知力、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差异明显。“交际翻译”只针对目的语读者，为了不制造理解上的障碍，对于所有异域成分，如有必要，都要充分转换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及和语言当中去。所以，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确保目的语读者，即少年儿童能够充分理解译文。

“儿童读者”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3至17岁的少年儿童按年龄又分为幼儿期儿童（3-6岁）、童年期儿童（7-12岁）和少年期儿童（13-17岁）。因此，不同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裁和特点各不相同。翻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在不同阶段的心智特征和语言能力。“交际翻译”会更通顺、更简单、更清楚、更直接、更地道，与语言特定的语域一致。该译法能使翻译者通过简洁易懂的译文将更完善的作品信息传递给儿童读者。

儿童文学作品趣味性十分丰富，通过多种题材将作品中蕴含的深刻意义传递给儿童读者。“交际翻译”具有社交性，着重文本信息及其效力，往往为“欠额”翻译，表达简单、清楚、扼要，风格自然多样。翻译者通过“欠额”翻译，能去掉译文中一切导致文化障碍的表达。

三、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

儿童时期是人类成长的黄金时期，儿童文学作品则在成长的道路上举足轻重。由于三个不同阶段的少年儿童在语言发展、心智水平和审美需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幼儿文学作品的体裁多为童谣、儿歌、诗歌等，作品内容文字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优美; 童年文学的体裁则多为篇幅较短、主题清晰、角色个性鲜明的寓言、神话和童话等;而少年文学作品的情节多变，主题复杂，例如爱情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和魔幻小说等， 代入感非常强，字里行间渲染的氛围也更加扣人心弦。

虽然儿童文学作品风格迥异，但是它们都有以下共性：具有趣味性，具有教育意义，具有审美意义。翻译者的译文，应同时表现出原文所具有的这三种共性，缺一不可。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既具有可读性，又能在少年儿童的成长发育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启蒙和教育作用。

四、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

1.以儿童为中心。译文要做到最终以儿童为主，翻译者不仅需要在译中做到字斟句酌，时刻关注译文的语言是否有趣、优美、易懂，在译前就需要精准定位原文所对应的少年儿童的年龄阶段。用词上，翻译者可以通过使用拟声词、感叹词和口语词等让译文浅近;修辞上，则可以通过采用夸张、拟人和比喻等让译文妙趣横生。

例1：Why， I woul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even if I fell off the top of the house！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哼，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会一句都不提的！（赵元任 译）

翻译者将Why译成了“哼”，画面感很足。查阅陆谷孙《英汉大词典》可知， why做感叹词时表示惊讶、不耐烦、赞成、异议等，可译为“唷”，“嗨”，“呃”，“哎呀”。

例2：Just then she heard soothing splashing about in the pool a little way off.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正在那時，她听见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在池里浦叉浦叉地溅水。（赵元任 译）

相比于文字信息，儿童读者对声音更加敏感。翻译者使用到了拟声词“浦叉浦叉”，译文立刻有了灵气，溅水声仿佛就在读者耳边响起。

2.克服文化差异。文学作品的基调、内容或者人物形象等总是受当地人文环境、作者自身经历或传统观点等因素影响，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克服文化差异的最终目的是使译文内容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方式，优化阅读效果。

例：“I’m seeing things，” he whispered. （E.B. White， Charlotte’s Web）

“我见鬼了”，他轻轻地说。（康馨 译）

考虑到上下文情境，翻译者没有将原文译为“我看到了一些事情”，因为在中国文化里男女老少总是用“我见鬼了”来表示自己认为出乎意料、不可思议的感叹。

3.再现原文童趣。译文浅显易懂并不代表译文的语言没有艺术价值。因为翻译者面对的是儿童读者，所以译文需做到保留原文的趣味性。兴趣盎然、朝气蓬勃的译文不仅能激起儿童读者甚至是成人读者的阅读欲，还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身临其境，激发想象，学会思考。

例：So she scraped and scratched and scrooged， and then scrooged again and scrabbled and scratched and scraped， working busily with his little paws and muttering to himself， “Up we go！ Up we go！”（Kenneth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它不停地掏着土，不停地刮，扒，抓，不停地抓，扒，刮，忙忙碌碌地干着活，一边自言自语，“上去！上去！”（乔向东 译）。

译文中的动作描述“不停地刮，扒，抓，不停地抓，扒，刮”整齐押韵，戏谑的语气营造出可爱的氛围，童趣跃然纸上。

五、结语

本文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探析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方法和原则。翻译者在翻译儿童作品时需要遵循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可以借鉴“交际翻译”译法，神意为主，形意为辅，力求译文在儿童读者中间达到最大的阅读效果，充分发挥儿童文学作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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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尔德著，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M].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

[4]陆谷孙.英汉大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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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雷厄姆著，喬向东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母亲，在幼儿教育中有机地吸取民间文学的精髓，有选择地借鉴并运用到幼儿教育中，能让植根于祖国大地的民间文学陶冶现代幼儿。本文结合实践，从幼儿民间文学内容的选择、幼儿民间文学融合幼儿园课程的途径两方面展开思考。旨在通过研究和探索，构建更加适合幼儿发展的幼儿园课程。

关键词：幼儿民间文学；幼儿园课程；选择；融合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同时，《纲要》也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母亲，在幼儿教育中有机地吸取民间文学的精髓，有选择地借鉴运用到幼儿教育中，能让植根于祖国大地的民间文学陶冶现代幼儿，丰富知识，启迪智慧，训练语言，培养美德。因此把幼儿民间文学的内容融入幼儿园课程，符合新《纲要》对幼儿发展要求的新观念。

一、 幼儿民间文学内容的选择

民间文学的体裁很多，包括民间童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民间童话等等，所包含的内容包罗万象，良莠不齐，并且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内容也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语言特色。我们应选择那些内容科学、语言优美、思想健康、有益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符合时代和幼儿认知特点，融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于一体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并和幼儿园现有的课程相整合，共同促进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

1．内容的选择要有科学性、时代性

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作品，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生活记录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集中反映了人民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在流传至今的民间文学中，有些作品的内容已经很古老，与现在幼儿的生活距离太远，同现代教育观、价值观不相吻合。因此我们教师在选材时要避免那些带有迷信色彩，不符合幼儿兴趣的内容。还有些民间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时代久远，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现在差别比较大，我们就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写，以便于幼儿的理解。如在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时，给孩子们讲关于屈原投江的故事。可原来的故事里面有好多文言文的句子，并且关于那些官场争斗孩子们也不是很理解，教师在讲这个故事时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改编，比如第一段就可以这样改：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很有学问。他在楚王身边做官，一直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可是楚王却是个昏君，听信奸臣的话，认为屈原是有罪的，把他放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在放逐的途中，屈原听说楚国的都城被敌人占领，百姓遭难，心中非常悲愤。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他来到汨罗江边，怀抱一块石头，纵身跳入了汨罗江中。这样一改编，幼儿就基本能听懂故事的大概意思了，孩子也能初步认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2．内容的选择要有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是指选择的内容要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同时关注孩子的兴趣。例如，小班孩子理解能力比较差，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无意注意占主导地位。根据小班孩子的特点，我们选择民间文学的内容时就以短小易记、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形象生动的童谣为主。例如《拉大锯》《小老鼠上灯台》《数蛤蟆》等，让孩子们在生动的情境中感受童谣的乐趣。

孩子到了中班，语言有了明显的发展，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有所增强，那我们在选择民间文学的内容时，除了选择一些童谣外，还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绕口令、民间故事，如《种萝卜》《葫芦娃》《老鼠嫁女》等，发展幼儿的语言，拓展幼儿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而大班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控能力，有意注意发展迅速，注意力更易集中，理解、表达能力也大大增强。因此我们在选择内容时，更多地可以选择一些谜语、快板诗、神话故事、成语故事，如快板诗《感恩时时在心中》、成语故事《车水马龙》《刻舟求剑》等，鼓励幼儿自由表达，扩展他们的视野。

3．内容的选择要有本土性

民间文学是向幼儿进行家乡特采访时也指出，无锡的文化渊源深厚，尤其与吴文化的大环境相采访时也指出，无锡的文化渊源深厚，尤其与吴文化的大环境相适应，民间文化带动了方方面面文化的流传。为此老师们特意到网上、书店搜集关于无锡本土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收集过程中发现无锡的民间文学时间跨度极大，取材范围颇广，有的反映了人民勤奋好学、淑贤礼让的传统美德，有的记录了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有抗压迫英雄，有民间智者，还有巧匠神医……可以说，民间文学是一部历史书，是一个了解无锡文明发展史的小窗口。教师们完全可以从中选择一些符合幼儿特点的民间文学作品来进行教育，如民间童谣《二泉映月》、民间故事《鼋头渚的传说》《刘伯温考测阳山莫老虎》等，让孩子的心中扎下地方文化的根。

4．内容的选择要有教育性

幼儿期是孩子思想道德形成的重要时期，3～6岁幼儿已有了明显的个性倾向性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兴趣、能力与性格。由于不同环境的影响，幼儿不仅需要塑造性教育，而且也需要进行不良个性、品质的矫正性教育。尤其是目前不少独生子女养尊处优，父母及家庭成员没有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缺乏科学育儿知识，教育不得法，表率作用苍白无力，因而影响着幼儿良好个性品德的形成。

在矫正性教育的多条途径之中，幼儿民间文学教育可以作为有效途径之一引入日常教育活动之中。民间文学教育可以通过其朴素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启发幼儿辨别生活中的是非、好坏、真伪、善恶、美丑，培养他们坚强勇敢的性格以及勤劳、善良、热爱集体等美好的思想品德，让幼儿在学习作品中获得丰富的情感熏陶。

幼儿在接受民间文学作品时，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情感经验融入作品中，常常分不清是自己的事还是作品的事，在与作品的不断相互作用中，他们自身被作品所同化，在情感、行为上趋向于作品中的真、善、美的形象，从而矫正自身的不良个性、品质。如寓言故事《买椟还珠》，就是教育幼儿不要被事物的表面所迷惑，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成语故事《愚公移山》、神话故事《女娲补天》中的主人公，为了拯救他人而甘于奉献，这种舍己为人的思想潜入幼儿的心田，能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从而懂得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要学着去关心别人，给别人以温暖。《农夫和蛇》则能让幼儿懂得不要滥用同情心，在帮助别人时要分清对象，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鲁班造锯》《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故事更是教育幼儿遇到问题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积极动脑，才能想出好的解决办法。

二、幼儿民间文学融入幼儿园课程的途径

幼儿民间文学融入幼儿园课程，不是纯粹地在现有的课程中加入新的成分，而是把幼儿民间文学同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融合和渗透到其他课程之中，使民间文学的教育真正达到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目的。

1．和幼儿园主题活动相融合

幼儿园现在的教育活动一般都以主题活动的方式进行。主题教学也可称为多元智能主题活动，也就是通过一个主题活动，使幼儿的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等等都同时得到相应的发展。一个主题活动围绕一个话题来进行，话题内容要求贴近幼儿的日常生活。而幼儿民间文学要作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就要渗透到各个主题活动中，和其他活动一起共同促进孩子各方面智能的发 展。比如在大班上学期的主题《四季畅想曲》活动中，就可以选择渗透民间文学内容《十二月花名歌》等，《动物大观园》的主题活动中，则可以选择《十二生肖的传说》等，这些民间文学教育活动和主题活动相融合，扩展了孩子的知识面，提高了孩子的能力。

2．和各领域教学相融合

幼儿民间文学属于幼儿语言教育内容，因此在实施民间文学教育教学时，老师往往会认为这是一种纯语言的教育，因而走入教学模式单一的误区。其实民间文学教育可以和艺术、科学等领域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成为一种综合型活动。

（1）和音乐的融合。幼儿民间文学和音乐进行融合，主要体现在童谣教育中。民间童谣本身就具有韵律和节奏感，结合着轻快活泼的音乐来教学比单调地朗诵更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如童谣《两只老虎》，在幼儿理解了童谣的含义后，配上音乐让幼儿演唱童谣，孩子们边唱边表演，既提高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又加深了幼儿对童谣的记忆。还有如大班童谣《孙悟空打妖怪》，在幼儿学会以后，再配上打击乐器，幼儿在不断变化的节奏中，引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2）和美术的融合。幼儿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可以和美术活动相融合。比如学习了童谣《看月亮》以后，可以让孩子一边念一边画出童谣的内容，“初一一条线，初二看得见，初三初四像眉毛，十五十六圆又圆。”这样孩子对童谣的内容不仅记得快，而且记得牢。而学习了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后，可以让孩子根据故事内容画成连环画，画完以后还可以装订成一本本小书，同伴之间相互交流。这些内容孩子画起来不仅有趣，而且没有了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画起来就更意到笔随，天马行空。虽然幼儿的绘画技巧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却更能体现他们的创新意识，画面表现出的抽象性、动态性和稚拙意味完全是他们童心的自然流露。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是自由的、是放松的，真正体现了他们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和数学的融合。幼儿民间文学还可以与数学活动相融合，促进孩子数学能力的提高。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幼儿较难理解抽象的数字。在民间童谣中有大量的数数歌，这类民间童谣往往将数学与文学巧妙结合起来，例如《数蛤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跳下水；二只蛤蟆二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三只蛤蟆三张嘴，六只眼睛12条腿，扑通扑通扑通跳下水……”幼儿可以在念童谣的过程中轻松地掌握数序，了解一些简单的数字变化等。

此外，幼儿民间文学教育还可以和民间游戏、健康活动结合起来，实现与数学活动的融合。比如在组织孩子跳绳活动时，我们就教孩子念童谣《马兰花》，将有节奏有韵律的数数与跳绳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让幼儿在有节律的吟诵和运动中体验童谣的美感和游戏的快乐。

3．和整体环境相融合

《纲要》指出：“幼儿园的设施应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游戏和多种探索活动，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与环境之间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环境是幼儿的教师，能让幼儿获得经验，建立自信，发展自我。”良好的环境创设可以达到“随风潜如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在一日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民间文学教育也离不开环境的支撑。

（1）物质环境的创设。首先，根据幼儿的兴趣与需要，可以设置语言活动区，提供数量充分、种类齐全的玩具和操作材料，并让幼儿一起参与材料的收集，如请他们一起带民间故事书来园，和他们一起做头饰等等。教师有意识地更换活动区材料，将教育意图蕴藏在材料中，让幼儿在刻意设计而井然有序、丰富的学习环境中主动探索，发现问题，引出问题，相互交流，使幼儿获得成功和自信，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展。

其次，可以在教室的墙壁、横梁等可供利用的地方张贴、悬挂简单的童谣、唐诗，使幼儿一进教室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民间文学氛围，在课间，孩子们三五成群，指指点点地读着上面的句子，在自发的学习中体验乐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2）心理环境的创设。为孩子们创造健康、愉快的心理环境，是幼儿教育的责任。在整个幼儿教育环境的创设中，物质环境是必要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创设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孩子发展的心理环境，这有赖于教师本着一颗诚挚的心去热爱幼儿，尊重幼儿，建立一种和谐的、平等的良好感情联系。在一日活动中，教师应尽可能创设轻松、自由、愉悦的心理环境，鼓励孩子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孩子讲故事讲不下去时，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等待的微笑往往就是他继续往下讲的勇气；当孩子拿着书用求救般的眼神望着你时，你轻声细语的故事就能在他的心灵滋润出点点浪花，点点渴望。教师的微笑、点头、抚摸、鼓掌都是对孩子的重视、信任和良好期待的体现，都能提高孩子对民间文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和区域活动相融合

区域活动是幼儿自我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活动，有相对宽松的活动气氛和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能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民间文学教育渗透于活动中，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对达成民间文学教育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语言区里，可以投放大量的民间故事书，如幼儿熟悉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也可以是一些幼儿以前不是很熟悉的《掩耳盗铃》《东郭先生和狼》《聪明的阿凡提》《农夫和蛇》《乌鸦和狐狸》等，以及一些相关的故事磁带、VCD和道具。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一到区域活动时间，语言区总是最热闹的。孩子们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进行想象、表达和完善，不断丰富语言材料。如在学了《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后，在区角活动中，有的孩子就选择了《小蝌蚪找妈妈》的图书来看，有的就选择听录音故事，有的选择实物图片，边看边讲，还有的戴上了头饰来进行表演……在这个时候，老师就要善于观察，做孩子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给幼儿提供适当的帮助，使民间文学教育能在区域活动中顺利实施。

5．和日常生活相融合

在一日活动中，除了上课、游戏外，还有很多关于生活活动环节方面的零碎时间，如午餐时间、午点前、洗手时、午餐后、离园前等等。这些小时间可以充分利用，用以组织一些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活动。如可以安排在晨间谈话或离园前进行“我是故事大王”的活动，让幼儿上来讲一些短小的成语故事、传说故事等。孩子们可以讲上课时老师讲过的，也可以讲在家里爸爸妈妈教过的，老师适时对幼儿进行奖励，能大大提高幼儿讲故事的积极性。每个孩子都渴望当小老师，在餐前我们就可以顺应幼儿心理，组织开展“今天我来当小老师”的活动，请幼儿把自己学过的唐诗、童谣等上来教给其他小朋友，这样就调动了孩子上课及课后学习的积极性。

这些灵活多样的日常活动，充分利用了孩子们的各种经验及这些经验的不同特点，能促使幼儿对民间文学有更多的学习与了解。

幼儿民间文学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园课程建设的重要资源，只要我们努力挖掘，合理利用，把这些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去，不仅能够让幼儿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独具魅力的文化，还可以帮助每一个孩子实现其富有个性的发展，乐在其中，悟在其中，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和积极的情感态度，从而促进素质的全面多元发展。

愿我们不断研究和探索，从幼儿的生活中挖掘有益的素材，构建更加适合幼儿发展的幼儿园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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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陆区中心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