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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作者:莲生三十二2025-09-191

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1.1 积极影响

网络作为一种先进工具和更为广泛公开的媒体, 为中职生在成长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技能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条件, 这有利于他们思维方式的形成, 有助于他们在学习、生活过程创新能力的增强, 为青少年交流、沟通搭建了互动平台。

1.2 消极影响

目前, 我国在网络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 一些虚假信息、暴力文化、黄色文化等精神垃圾充斥网络, 时刻都在蒙骗和毒害广大网民。尤其是对文化基础薄弱、自控能力差并且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的中职生毒害更为严重。

首先, 失范的网络行为特别突出, 严重损害网络文明。由于中职生知识水平、道德水平的局限性, 他们思维片面, 情感不稳定, 行为偏激, 难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容易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 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主要表现为:在网络上肆意谩骂和攻击, 把网络当做发泄不满的窗口, 毫无自律意识。利用“网恋”骗取别人的感情, 在聊天室里露骨的情话、下流的脏话到处都是, 有的还在网络上投放黄毒, 寻求刺激。浏览色情网站, 模仿不道德行为。甚至充当黑客, 非法进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 篡改计算机数据, 恶意攻击信息网络, 危害社会公众信息资源的安全。

其次, 网络上一些腐朽的、不健康的信息内容严重影响中职生身心健康的发展。网络游戏使很多学生上瘾, 不能自拔, 经常有学生夜不归宿、翻墙出去上网包夜, 白天上课睡觉, 黑白颠倒, 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互联网的虚拟特征不利于青少年健康心理的形成和优良人格的塑造, 有网瘾的学生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冷漠,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畸形或变态, 甚至出现严重的人格障碍, 在网上聊天中常有人“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 进入“虚拟时空”寻求感情寄托, 不愿直面现实, 从而迷失自我。

2 网络心理障碍的分析及原因

2.1 网络本身的特点是中职生沉溺于网络的主要原因

开放性、丰富性、虚拟性的网络精神文化空间具有灵活而匿名的身份、易建立的人际关系、变化的梦幻般的体验等特点, 网络人际交往不受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约束, 他们通过网上交友, 在网上寻找关怀、支持和信任, 甚至在网上寻求刺激, 于是日益对网络产生依赖, 但是他们却无法以真实生活中的方式与他人产生真正的联系, 从而产生落寞、失望和孤独等负面情绪, 诱发网络心理障碍的产生。

2.2 学生自身不良的心理品质也是诱发网络心理障碍的重要根源

有些学生纪律观念淡漠、学习成绩差, 时常受到老师批评和家长指责, 对现实生活缺乏良好的感觉, 企图借助网络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些学生性格内向, 人际交往能力差, 出现社交障碍, 成就感低, 在现实生活中郁闷和自卑, 他们求助于网络从烦恼的生活中获得解脱。

2.3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

父母与孩子缺乏沟通, 对孩子期望过高, 管教控制过严, 孩子缺乏快乐和满足, 一旦他们成绩不好, 家长失望, 则放任自流, 出现失控状态, 而这些孩子自控能力差, 就会迷恋上网, 不能自拔。

2.4 学校教育形式不科学

中职校学生来源多样化, 素质参差不齐, 他们大多数是基础教育中经常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成绩普遍较差, 相对普教缺少升学压力, 厌学情绪比较严重, 校园生活单调, 他们缺乏发泄和放松方式, 从而促使他们依赖网络释放内心的苦闷和排解单调枯燥的生活。

2.5 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

中职生文化知识匮乏, 辨别是非能力差, 业余生活单调, 一些低俗影视文化、色情和暴力在网络上传播。据有关调查, 互联网上与娱乐有关的内容中, 有47%与色情内容有关, 并且与其他媒体的有关内容不同的是, 互联网上的这类内容几乎是对任何对象都不加限制的。这就使得中职生有意或无意地接触到有关信息后而不能自拔, 成为“网络色情心理障碍”的患者。这不仅不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 而且还可能诱发性犯罪的动机和行为。

3 网络心理障碍的主要表现

3.1 上网时间不断延长, 需要长时间使用网络才感到满足

对网络过度依赖, 把网络当做生活的中心,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或停止上网。

3.2 上网时间失控, 头脑里时刻都在想上网

一有机会就到网上“溜达溜达”, 一旦停止上网, 马上出现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头昏眼花、疲乏无力、双手颤抖和食欲不振等不良身心反应, 严重的可能会采取自残或自杀手段, 危害个人和社会安全。

3.3 对学习、生活失去兴趣

不愿参加集体活动, 减少和同学交往, 孤立、封闭自己, 把上网作为排解、调节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 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和情绪。莫名其妙的焦虑、烦躁, 容易激动。

4 网络心理障碍的预防和矫正

4.1 家庭与学校形成合力, 科学指导学生上网, 形成正确的网络观

家长应注意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为他们营造平等的成长氛围和成长空间, 对缺乏控制能力的孩子, 要适当控制其上网时间, 培养其自律能力, 教会其守时、守信。学校要加强对中职生安全上网的教育, 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 合理利用网络, 进一步完善学校课外活动体系, 丰富学生课外生活, 使他们避免空虚、孤独和压抑, 满足他们渴望交流与友谊的需求。通过讲座、展览和讨论等形式, 说明网络成瘾的危害, 提高学生免疫力。可以在班级和校园里开展一些关于网络问题的讨论, 例如:如何正确认识“网恋”, 如何对待网络上一些“黄”、“黑”的东西, 如何控制个人上网时间, 如何处理上网与学习的矛盾等。通过这些讨论, 以环境、舆论等形式影响和教育他们正确使用网络。

4.2 加强心理疏导

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 要多与学生沟通, 保证信息畅通;要善于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 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在与异性交往的问题上, 要适时适人地进行正面疏导、反面警示, 培养学生的自制能力, 抵制诱惑, 成为网上求知的主人;加大青春期心理教育, 疏导学生的情感障碍。

4.3 个别辅导与团体干预相结合

通过个别辅导, 帮助他们认识到过度上网行为潜在的心理问题, 协助他们面对现实, 处理心理问题, 协助他们制定改善过度上网的计划并督促执行。通过班主任、心理咨询老师、班级积极向上的同学等团体为网络依赖或上网成瘾同学提供心理咨询和帮助, 并通过签订契约协议的形式, 相互支持和相互监督, 逐渐减少上网时间, 克服心理障碍, 使他们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摘要:网络作为一种先进的媒体传播工具, 对中职生的成长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网络为中职生学习知识和技能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网民”队伍的不断壮大, 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网络行为心理障碍综合症。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网络健康教育, 家庭与学校共同努力,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促使他们克服心理障碍, 形成正确的网络观, 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1 网络购物交易规模巨大、增长快速成为核心零售渠道之一

2016的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已达4.7亿元, 比2015年成长23.9%;且预估于2017年能轻易突破5亿元大关, 来到5.6亿元;报告还指出, 在网上购物中, 社会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15.5% (智研咨询集团, 2017) 。此外,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7年6月,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亿1 400万, 增长10.2%, 与2016年底相比;已占我国总人口数的37.25%, 可见网络购物已深入民众的生活之中 (CNNIC, 2017) 。此外, CNNIC年度报告也提及, 截至2017年6月, 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7亿5 100万, 互联网普及率却仅有54.3%;可以看出, 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不仅已有庞大的用户基础, 更具备大量的潜在用户, 而这些潜在用户可为网络购物等网络消费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CNNIC, 2017) 。

1.2 移动终端的规模首次超过PC端, 成为网络购物市场中最主要的消费终端

2017年所发表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 2017年6月为止,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亿2 400万, 相较2016年增加2 830万人;同比网民规模总数的7亿5 100万, 手机网民已占比达96.3% (CNNIC, 2017) 。此外, 若从交易规模来看, PC端及移动端的市场交易规模已在2015年时已发生实质转变, 网络交易市场的占比由PC端转向移动端, 从2015年起, 移动互联网购物市场的交易规模占比也从55.1%上升到2016年的68%, 且预估于2017至2018年之间将突破70%的占比 (CNNIC, 2017;智研咨询集团, 2017) 。

1.3 移动端交易规模, 阿里无线一家独大, 稳居首位

从市场份额看, 2015年阿里无线一家独大, 在整个市场份额中占比约为85%, 远超其他电子商务企业;然而, 相关调研数据也发现, 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 阿里无线虽持续领跑国内移动购物市场, 但市场份额逐渐缩小, 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等网络购物业者已逐渐的瓜分更多市场份额 (艾瑞咨询, 2016) 。在如此强烈的竞争之下, 各业者无不更加精进自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 推出更多营销方案来争夺市场大饼。基于如此良性竞争中, 相信不久我国将会诞生一批世界级互联网企业, 并成为国际上的互联网经济大国。

2 网络购物现存障碍

2.1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隐私问题 (Privacy Concerns) 一向是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会担心自己的购买纪录 (Information about Web-shopping behavior) 、个人资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甚至是借记卡、信用卡 (Information about debit card&credit card) 等重要数据外泄, 因而对其网络购物的意愿有负面的影响 (Hsieh&Tsao, 2014;Xu et al., 2011) 。Hsieh&Tsao (2014) 的研究中更认为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属于网络购物业者应该负起的服务责任。但是, 买家信息泄露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商家利欲熏心, 出售买家的个人信息从中获利, 它给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也限制了整体产业发展。

2.2 网络购物的商品的质量与用户体验问题

由于网络购物的特殊性, 使得消费者无法像在实体店面一般的试吃试用后再行决定购买, 因此产生许多对产品质量上的疑虑;消费者往往在购买后收到东西才能发现产品尺寸不合、质量不佳甚至根本与自己预期完全不同 (Hsieh&Tsao, 2014;Chang&Tseng, 2013) 。再者, 国内许多网络购物平台中的产品鱼龙混杂, 以次充新现象时有发生, 假冒伪劣产品也时常见诸于报端;一款产品在不同店铺的价格天差地别, 网络市场竞争的无序性让不少不良商家以牺牲产品的质量为代价大打价格战, 最终不但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也造成整体产业环境本质上的崩坏。用户体验方面, 相较于传统的门面销售, 虽然网络购物无需雇请店员, 也无需租店面, 销售成本更低, 价格更具优势, 但却不能给买家提供真实有效的用户体验;以购买服装为例, 在实体店试穿和选购的衣服往往比网络购物的衣服更贴身, 更合适 (Chang&Tseng, 2013;Tsao&Hsieh, 2012) 。许多买家在看到服装模特无与伦比的穿衣效果后, 不假思索的购买然而等到衣服到手之后, 自己穿上的效果却是与模特当初的效果大相径庭, 造成了买家秀和买家秀差距过大的尴尬局面;因而导致许多买家因尺寸大小, 颜色款式的问题退换货, 无形之中增加了购买成本, 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

2.3 网络购物在交通运输环节存在风险

Parasuraman et al. (2005) 的研究认为, 对于网络购物商品运送的保证 (Fulfillment) , 如:承诺投递顺序 (Delivery order when promises) 、承诺准时送达 (Makes item available for delivery within a suitable time frame) 与承诺产品能被准确的送达 (Makes accurate promises about delivery of product) 。目前国内对于快速送达到消费者手上维持消费者的时间利益这部分, 由于目前国内快递业者众多, 竞争激烈, 快速送达的问题大致已被攻克;然而, 近年来由于交通运输而导致的货物破损事件层出不穷才是真正问题所在。买家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 究其原因来自于快递员暴力收发件和运送时货物破损;因此, 对快递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和职业素养教育已是重中之重。以每年的双十一为例, 每年双十一是全民网络购物狂欢节, 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 物流快递行业如何在保证商品完好无损的前提下, 提高配送的速度, 将产品准确无误的送至买家的手里, 这是快递行业需要长期攻克的课题。

2.4 网络购物提供的售后服务不方便

消费者对在线下实体店买到的产品不满意时, 可以直接到其门店要求退换货, 但对于网络购物商品的退换货却存在着空间上的限制。Parasuraman et al. (2005) 与Hsieh&Tsao (2014) 的研究均认为立即并妥善处理消费者退货问题, 及提供一个通畅的联系管道是业者非常必要提供的服务, 同时也是促使消费者再购的主要原因。然而, 国内消费者有时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 买家找到卖家要求维权退货, 有信誉的卖家会满足的要求, 要是碰上没有诚信的卖家, 他们对于买家合理的要求百般推诿, 更有甚者置之不理, 造成买家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因此, 即便是在网络购物日益发达的今天, 仍有部分消费者面对网络低廉的价格时, 宁愿多花钱到线下权威授权的实体店购买, 不为别的, 只为买到一个有保障的售后服务。

3 网络购物未来趋势分析

3.1 社交网络, 物联网与物流网络将在网络购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许多用户期待线上和线下的连接, O2O等模式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有利线上和线下走向融合。传统企业, 零售便利店和电子商务平台, 线上店不断结合。不仅如此, 网络购物的形式不再单一, 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主要由闪购, 社交商务, 物联网等几种主要形式组成。此外, 在政府相关战略政策倾斜下, 网络购物产业吸引了一大批的投资者, 大量的资本涌入此行业, 同时, 在可预见的五年内, 物流行业也将得利于网络购物的飞速发展, 物流业的发展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由此可见, 社交网络、物联网与物流网络对网络购物未来趋势的影响深远。

3.2 网络购物向纵深化与专业化发展

随着我们生活的各个当面被逐渐渗透, 网络购物类目将会更加全面、细致。从最初的小件物品日用品, 食品, 美妆品到现在的大型3C家电, 从早期的实物类商品到现在的虚拟服务以及各种缴费服务, 无一不是可以通过网络购物实现。因此,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网络购物行业将会向纵深化发展, 经营的类目更多, 经营的范围更广。专业化发展部分则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垂直专业网站前景广阔, 特定行业的专业电子电务平台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专业化趋势。对于B2B电子商务模式, 基于行业的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也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3.3 网络购物向区域化发展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区域购物产业发展水平有所差距;在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内, 网络购物的主力军仍然会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网民;而中西部则是相当具潜力的地区。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 电子商务企业在做企业战略规划时, 必须优化资源配置, 科学合理的规划, 统筹兼顾, 制定有针对性的不同的区域经营战略。

4 对于网络购物未来发展的对策研讨

4.1 消费者应理性网络购物并强化维权意识

不少网络购物者受虚假广告和错误信息的误导而盲目的购买自身并不需要的商品, 更有甚者网络购物成瘾, 通过网络购物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 此种网络购物行为已达到了病态和畸形的地步。藉此, 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 不盲目从众, 按需消费;量入为出, 适度消费。网络购物时需考虑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此外, 虽然网络购物行业发展的势头很迅猛, 但是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出台的却并不多。许多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的残次品后, 自认吃亏, 不申诉, 不维权, 无形之中助长不良商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气焰。因此, 消费者应提高网络购物的维权意识, 买到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应主动联系卖家寻求解决, 若不能妥善解决应走法律程序, 捍卫自我权利。

4.2 网络购物平台业者应加强科学管理

信息爆炸的时代, 网络购物平台如何科学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 藉由大量的数据库数据、消费者网络行为观察与后台数据整理以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藉此更准确建立起目标客群, 并依照其喜好提供产品、促销信息以达到营销目的。因此, 网络购物平台应在每次交易过程中纪录用户的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 喜好等个人数据, 然后对产品进行详细的属性整理, 用户也可以在网络购物平台上自动计算出适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业者可以此规范各网络购物商店进行统一整理, 并且实行标准化管理, 以提高网络购物平台的效率并降低成本。网络购物的规模和数量的增加, 对快递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快递企业应优化资源配置, 科学规划, 统筹兼顾, 提升物流配送服务的质量和速度, 用快的速度把最好的商品送到买家手上;同时,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引导快递从业人员端正工作态度, 提升服务能力。

4.3 政府应完善网络监管机制, 加强监管力度, 净化网络购物环境

政府应充分发挥“有形手”的宏观调控作用, 健全网络购物平台的监管机制, 加大购物平台的监管力度, 出台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 强化对经营性网站的广告监测, 规范网络广告发布行为, 对于虚假广告, 假冒伪劣产品应采取“零容忍”政策, 严厉打击。通过消费预警, 增加违法行为曝光率, 引导消费者理性购物,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净化网络购物环境。

摘要:网上购物是消费者在网络媒介的帮助下, 不必离开家就能购物的过程, 它的主要特点是买卖双方看不见对方, 却能实现交易活动。借助网络, 消费者在屏幕前浏览商品信息, 并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或货到付款等方式下单付款。随着信息时代到来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 网络购物的优势被体现, 日益取代线下实体店购物成为消费者购物平台的主要选择。由目前整体消费市场发展可知, 网络市场前景相当广阔;然而伴随着近年来, 网络购物的规模和用户呈现爆炸性增长, 它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 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信息安全、商品质量与售后服务不便等) 。因此, 本文通过对网络购物发展现状、现存障碍、未来趋势与对策研讨, 旨在引导网络购物往正确的轨道发展, 帮助建立一个健康, 有序的网络购物环境。

关键词:网络购物,互联网经济,发展现状,现存障碍,未来趋势

参考文献

[1] 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监测报告-现状趋势篇[M].上海:艾瑞咨询, 2016.

[2] 智研咨询集团.2017-2022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营运态势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M].北京:智研咨询集团, 2017.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M].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7.

[4] Chang, E.C.&Tseng, Y.F.Research note:E-store image, perceived value and perceived risk[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846-870.

[5] Hsieh M.T.&Tsao W.C.Reducing perceived online shopping risk to enhance loyalty:a website qualit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4, 17 (2) :241-261.

[6] Hsieh, M.T.&Tsao, W.C.Exploring how relationships quality influences positive e WOM: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 commitment[J].Total Quality Management&Business Excellence, 2012, 23 (7) :821-835.

[7] Parasuraman, A.A., Zeithaml, V.A.&Malhotra, A. (2005) .E-S-QUAL: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Assessing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J].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05, 7 (3) :213-233.

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法律冲突;障碍;设计

资产证券化是对不良资产的一种处理方法,是一种金融创新方式,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取得了一些发展成果。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对原有的法律法规做出修改,或者颁布实施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用以解决资产证券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法律是社会开展诸多行为的规则底线,资产证券化框架的设计,有赖于法律作为支撑和行为准则,尤其是交易本身和当事人的权益更是需要法律作为保障。法律与资产证券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政府对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能够对其不良因素起到制约作用。因此,研究我国资产证券化法律冲突与障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一、资产证券化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界定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的概念是有投资银行家刘易斯拉尼利(Lewis S.Ranieri)在1977年提出。指的是一个或一组能够预计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其具有较差的流动性,通过一系列的结构重组和安排,对其所存在的收益和风險实行重组和分割,并进行一定的信用增级,使得资产的预计资金流转变成为流通性和信用等级更高的金融产品的整个过程。

(二)资产证券化类别分析

资产证券化的分类较为复杂,可以狭义地分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债务担保证券(CD0)两类。资产支持证券(ABS)包括以信用卡贷款、住房权益贷款、设备贷款以及汽车贷款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债务担保证券(CDO)包括以基础资产为相应的债务工具,诸如银行贷款、HBS、新兴市场国家债券等等。资产支持证券(ABS)以债券作为基础,债务担保证券(CD0)以贷款作为基础。

(三)资产证券化运作原理解析

资产证券化运作原理包括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和信用增级原理。资产重组原理其核心是稳定的资金流,将基础资产作为被转让的标的物,实现与原有所有者的成功脱离。资产的风险和收益也都转移到了新所有者身上。资产收益来自于没产生的现金流,风险表现为是否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足够可以提供预计收益。资产重组原理采用市场化的模式,将企业的资产进行充分拆分和组合,实现企业风险和收益的重新分配,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风险隔离原理指的是将作为证券化的资产,在完成所有权的转让时,还要将风险彻底转让,使得风险与原所有者彻底脱离。信用增级原理指的是全面使用內部和外部的所有因素,使得证券交易的信用等级得以提高,缩减证券发行的费用,实现成本的缩减。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法律冲突与障碍分析

(一)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模糊

资产证券化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转递结构,另一种是转付结构。当资产证券化以转递结构形式出现时,通常情况下,认为收益凭证代表持券人对资产证券化具有无法割裂的所有权,可以将这种情况确定为股权类证券。当资产证券化以转付结构形式出现时,通常情况下,对于证券化资产的享有方面,持券人具有债权,可以将这种情况确定为债权类证券。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当中,存在诸多的投资者,其原因在于这一过程需要采用证券作为载体,加之繁杂的增加信用等级事宜和融资结构问题,使得众多投资者在对资产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证券价值、损失预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将资产证券化划归到金融监管法律的范围之内。但是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涉及到这一内容,缺少关于资产支撑证券的调整方面的规范,法律的缺失会导致诸多问题。

第一,模糊的界定不利于资产支撑证券的流通性。通常情况下,承兑、贴现、交易以及赎回,是以证券的流通性特点实现,其核心是公开的、集中的交易,但是就收益凭证来讲,由于没有一致的、有效的交易市场,因此使用柜台交易,或投资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易,这种交易方式效率不高,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融资质量和效率均具有负面效应。

第二,就资产证券化而言,我国没有明确认定专门的审批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我国资产证券化处于发展阶段,很多领域都处于匮乏状态,尤其是我国证券行业的相关事宜。目前,我国企业债券的审批工作是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实行,金融债券的审批工作由中央人民银行实行,次级债的审批工作由银监会实行,但是关于资产支撑证券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并没有明确的认定和归责,没有确认其审批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机构的缺位,使得资产证券化的相关问题,找不到处理机构,会限制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第三,当前我国的资产支撑证券主体不能确认。我国证券市场上流通的证券品种,与资产支撑证券均不相同,资产支撑证券无法归类于任何一种现流通的证券品种之中,所以资产支撑证券的发行人很难被确认。一般而言,证券化的专门机构、银行以及信托公司,都可能变成资产支撑证券的发行人。如果机构成为资产支撑证券的发行人,那么首先需要考虑怎样将基础资产的风险与此发行机构进行隔离,因为这能够决定资产支撑证券的发行人是否能够成功,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二)SPV构建与运行的法律冲突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融资,通过比较特殊的结构设计来实现。资产证券化架构设计的特殊性,既体现在融资方面,又体现在对于投资人以及风险隔离方面的权益保障。自然人设置“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SPV)的方式,将基础资产的两个部分即是资产风险合资产信用相分离,并能够将资产售卖给特殊目的机构,而后利用增加信用等级的方法提高证券化资产的吸引力。近年来,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特别是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和信托型特殊目的机构的建立和运行,与《信托法》的诸多内容出现了法律层面的冲突。比如:《信托法》明文规定,以受托人信任作为基础,资产委托人将基础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将实行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嘱托,对委托人的基础资产进行管理和处分。

我国的《信托法》,与我国法律体系“一物一权”一脉相承,不确认资产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委托的资产享有法律上确认的所有权,这有悖于特殊目的机构建立的初始意愿,即强调与发起人破产隔离。并且,我国《公司法》对相关法律业务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的建立形成了阻碍。《公司法》对于公司的成立,要求其必须具备固定的生产经营地点,必须具备所需要的运营条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不需要有固定的地点和条件,一个空壳公司即可。因此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的法律规定,明显会提高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的建立和运营成本。此外,《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当年利润收入,在进行缴税行为以后,需要将利润的10%作为公积金,同时将利润的5%至10%作为公益金。以上《公司法》规定,与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的实际功能背道而驰,《公司法》的目的是鼓励公司进行长期性的发展和长远投资,而资产证券化则不然,其目的是将缺少流动性的资产变现。

SPV的运行具有三个方面的法律障碍。第一,《破产法》的阻碍。特殊目的机构不能获得被破产隔离实体的法律地位,因其是实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特殊机构。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在实现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就特殊目的机构进行了破产法的豁免,反观我国,直至目前,没有出现对特殊目的机构进行破产法豁免的相关规定;第二,我国对于特殊目的机构的投资具有限制。我国法律对于保险、养老、商业银行、证券等机构,具有严格的投资限制。例如:《商业银行法》规定,不允许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相关业务进行投资。《保险法》对保险机构资金使用也有精确规定,保险机构的资本投资范围为金融债券、政府债券等,坚决不允许出现投资保险机構以外的机构。所以,作为资产证券化而言,在我国法律环境下,特殊目的机构难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目光。

(三)资产转移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资产转移指的是证券化资产,从发起人处转移至特殊目的机构的整个过程,资产转移也是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多样,主要包括部分参与、让与以及债务更新等,均是证券化发起人亲自参与,需要注意的是,不管证券化发起人使用哪种转移资产的形式,证券化发起人的转移行为均需要法院认定是真实出售才可以,让证券化发起人的诸多风险对于特殊目的机构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针对资产转移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应考虑如下事项:

第一,明确划分融资担保和真实出售的界限。当前,资产转移的界定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注重形式。资产证券化的两方在实行资产转移的过程中,是真实意愿将资产融资以此担保,如果资产证券化的两方是以签订合同为目的,那么法院可以确认资产转移是合同买卖。此种形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保障资产支撑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另一种模式是更加注重内容。即使资产证券化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进行债券化资产的买卖,并且签订合同,但是法院不会考虑资产证券化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存在,法院要求交易一定符合判例或成文法的相关规定。此种模式最大的缺点在于资产证券化的当事人预见性缺失。

第二,资产转移有效性特点。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当中,应该注重资产转移的有效性问题。笔者认为,资产转移的有效性需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不良资产的可转让性,其可以作为基础。我国《合同法》明确表示,资产证券化中,限制债务的可转让性,其中包括法律法规不可转让、资产证券化当事人约定不可转让以及合同规定不可转让三个方面。其二是流程一定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但是,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转移有效性没有明文界定。想要保障资产证券化资产转移的有效性,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应该将证券化资产能够在法律上被允许转移,并且按照法律法规实行。所以,资产证券化发起人要具备三个行为,其一是向特殊目的机构进行资产证券化转让时,执行主债权的从权利。比如:在转移资产的过程中,需要将保证、抵押等担保权利进行同时转移;其二是在资产转移的过程中,要告知债务人关于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其三是在转移资产的过程中,资产证券化发起人要将与债券有关的所有文件一并提交特殊目的机构,将与债务有关的所有事宜阐述。

第三,破产隔离。实行资产证券化,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对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破产风险进行有效隔离,能够保护特殊目的机构与破产脱离,保障资产支撑证券当事人获得补偿,不受到破产的负面影响。资产变成抵押物可以分成两部分,其一是基础资产与债务一致,其二是基础资产的额度大于债务额度。其实,这两个部分均无法实现破产隔离。我国现行法律环境下,基础资产与债务额度相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特殊目的机构优先受偿权。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破产资产不包括成为担保物的资产,除去与债务额度相一致的资产额度后,剩余部分可以作为破产资产。所以,如果想要实现资产证券化法律化,需要考虑破产隔离的问题,因为其能够在资产内部实现增加信用等级,提高资产证券化的融资速度。

三、消除我国资产证券化法律冲突与障碍的路径思考

(一)选择合适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

目前,我国相关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已经为我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路径,但是这并不能从本源上解决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现存问题,并且相关条例与我国其他法律条文如存在冲突,受到我国法律优先等级的限制,条例的法律效率经不住学理的推敲。实质上,从全局来看,对于资产证券化而言,我国的法律大环境还是存在诸多障碍,具体表现形式是资产证券化法律的缺失以及资产证券化与我国法律的冲突。因此,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发现并调整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资产证券化之間存在的法律冲突,使得我国的诸多法规与资产证券化之间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保持一致。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将不良资产以证券化形式交易,所以应该将关于证券法的相关问题进行明晰的确认,以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由于SPV具有不同于普通机构的目标和能效,因此我国《公司法》应该对特殊目的机构进行规定,对特殊目的机构另外建立法律规定,包括证券的相关事宜。在我国的不良资产当中,银行占据比较大,因此《银行法》应该对于涉及银行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设立。出于增加信用等级的要求,法律法规需要对超额抵押的基础资产进行明确的解释。

第二,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能够解决我国诸多不良资产的问题,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处理不良资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颁布和实施具有更高立法层次的法律法规,从而展现立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通常而言,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统一立法模式,一种是分散立法模式。美国是分散立法模式的主要代表国,统一立法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则是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国家已经相继颁布和实施了关于资产证券化的单行法。我国应该依据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现状的立法模式,借鉴其他较为发达国家的做法,综合考虑,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模式更加适合单行法。

(二)完善资产登记制度

在我国基础资产和基础资产当事人权益进行转让的过程当中,通过我国法律制度可以发现,在基础资产的转让方面,缺少具有专门职能的资产登记机构和向社会展示的环节,并将此作为保障基础资产的独立性,以及基础资产本身的优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证券化成功案例已经证明,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实施有赖于资产登记机构的运行和操作。所以,我国应该确立和健全财产交付的登记、公示、查询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此保证特殊目的机构以及基础资产证券的投资者的诸多合法权利,能够规避基础资产持有人随意处置资产,并自行将资产转让和给予他人,造成特殊目的机构难以避免善意第三人的出现。所以,保护资产投资人的相关权利免于遭受特殊目的机构的利益损害的同时,能够实现对资产管理的严格执行,对已经实现了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不可以实现担保和抵押等行为,这样可以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利和收益。

(三)确立SPV法律地位

我国应该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项立法,使用专门的法律对特殊目的机构进行界定,主要有特殊目的机构的主体、建立所需条件、建立的流程、运营范畴、运营活动等等,如果指定的法律法规与我国现行的其他法律有冲突,那么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性解决。特别是对于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的界定,需要明确有别于传统法律规定的公司。对于特殊目的机构的建立,要体现空壳的特点,建立的流程要简化,体现出简洁高效,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对于证券的发行权利,确认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形式,是我国法律所承認的证券类型之一,批准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者没有资产负债、盈利现状和年限的制约,批准发行者在一次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中,可以同时发行不同年限、不同偿付、不同利率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此外,当前我国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经存在,其以目前或将来收益权为基础而建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应该具有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机构的功能,但是在我国法律和会计原则方面均没有明确认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是一种信托模式,但却不适用《信托法》。因此我国法律应该界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法律主体地位,让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能够对证券化资产实行以所有权名义进行相关的登记和变更等行为,使得基础资产能够真实销售。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作为运营主体,规避资产出表的问题。

(四)明确“真实销售”认定条件

真实销售其最本质的中心地位是基础资产和资产发起人的破产和信用等多方面的风险相隔离,明确保证所有投资人和特殊目的机构关于基础资产的合法权利和收益。所以,能否真实地将资产销售,其规则的规定,需要将法律做为重要依据和支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真实销售形式有两种,其一是依据形式进行判定。如果证券发行者愿意销售,和特殊目的机构签约,法律即确认其具有出售的权利,这种做法在英国和加拿大适用较为广泛;其二,判断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易行为。证券发行人的真实销售行为是判定根据,这种做法主要以美国作为代表国家。如果确认资产转移方式真实销售,那么应该具有诸多条件:1.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资产转移的形式均为真实销售;2.基础资产和收益进行了比较顺利的过渡;3.资产的转移行为,不能够撤销并且不可以逆转;4.资产转让的价格,必须适应当前的市场价格的合理范围之内。

以资产证券化设计的目标以及我国法律对其的判断准则,可以发现,美国所使用的判定规则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实质特点更加适用,这种判断形式,从资产证券化的整个流程,现存的法律联系和收益等诸多条件进行证券真实销售行为实现判定。对于证券交易行为是否真实销售,也是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所以,利用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能够将证券发起人的转让意愿、转让价格、资产权益转移后回赎权和义务等等,进行较为明晰的认定,令证券发起者具有比较明晰的资产转让执行依据,规避真实销售被确认是担保融资,进而减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风险。

四、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资产证券化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受到来自于法律的阻碍颇多,除了以上涉及到的问题,还涉及会计、产权登记、税收等等。虽然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与我国法律冲突颇多,但是这样的法律冲突与障碍,正是我国相关法律改革的机遇,可以对我国法律的规则制定和重新调整,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途径。

同时,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过程当中,必须将法律法规作为其发展的主要支撑,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将会举步维艰,因此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资产证券化的问题,一个是资产证券化法怎样确立,这也是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正确思路和途径。对于资产证券化立法而言,我国应该积极的借鉴和移植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资产证券化法律的做法和经验,在我国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SPV)的设计方面、破产隔离机制的制定方面、资产真实出售和转让的规则方案方面,积极向具有成熟资产证券化成功经验的国家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立法。

我國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资产证券化的良好发展,有利于我国金融领域的整体发展,因此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应该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出发,以立法创新和调整作为核心,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情况下,以点带面,逐渐地推进我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发展,规避资产证券化的不良行为,以免导致经济泡沫化,以及与正常经济发展相脱离的情况,使得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成为处理不良资产、让我国资产走向国际等方面的优良路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发展。

[责任编辑:农媛媛]

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从前,有个小镇的运动场坐落在悬崖边。经常有小孩坠崖事件发生。后来,镇委员会决定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孩子们再次受到严重伤害。但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委员会陷入了僵局。有的委员建议在悬崖边上筑起篱笆,有的委员建议在悬崖下准备一辆救护车待命。

这个故事中,在悬崖下准备救护车的想法无疑是很愚蠢的。在伤害可以避免的情况下,等孩子们先受伤,再提供救助是很残忍且野蛮的。这样做既没有必要又得付出很大代价,救护车的成本远比篱笆的成本高。

但是,特殊教育长期以来的政策,特别是对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政策类似于上面故事的不明智的观点。学校一般在幼儿园、一年级以及更高年级提供非常好的课程,但是,学校也知道有部分孩子会掉队。特别是一定数量的具有正常智力的孩子不会阅读。然后,这些孩子很可能留级,被提供长期的补习服务,或者被标识为有具体学习障碍的人且被提供特殊教育服务。

当遭遇这些服务时,多数学生认识到他们在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上失败了,那就是阅读。从而,他们很可能丧失掉很多先前的动机、热情、积极的预期。学校将为没有保证学生在早期教育上获得成功付出几年的代价——包括特殊教育成本、补救成本。

一、不按学生能力分班是否有效?

目前,我们对多数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进行分班教育。分班教育比独立安置要好得多,但是,距理想状态还很远。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接受分班教育经常被同龄人鄙视,在学习上也很挣扎,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Bear et al. 1991)。

显然,当学生接受知识时,刚开始的成功会让他们进步很快,因此,我们要拒绝特殊教育和分班教育。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和早期的干预措施,确保每个孩子刚开始都能成功,这就是“不按学生能力分班”(Slavin et al. 1991)。

没有人否认这是个好政策。问题是,在真实的学校面对真实的孩子,这样做是否现实?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保证几乎所有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成功是很可能的——至少在阅读方面。这对特殊教育、对那些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有深远的启示。让我们一起看看下面的证据。

二、证 据

证据1:“全体成功”项目

实施不按学生能力分班是可行的,其最有力的证据可能来自“全体成功”项目的研究(Slavin et al. 1996),这是一项综合改革小学教育的方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危学生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Placed at Risk,CRESPAR)正在24个州70个地区的300多所学校实施这一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学前至6年级的学生进行预防和全面的早期干预措施。

作为预防性的措施,我们在阅读、写作、语言艺术方面提供基于研究的指导。项目强调合作学习,在声学、儿童文学、创造性写作、家庭式阅读方面保持平衡。我们提供以下内容:(1)全面的专业发展;(2)专职人员帮助教师不断提高教学策略;(3)基于课程设置的评估体系,监控学生的进步、识别需要额外帮助的孩子;(4)父母的积极参与。

即使是最好的课程也难保证每个孩子都能成功。鉴于此, 实施“全体成功”的学校也给1年级有阅读困难的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进行一对一辅导的老师都是经过资格审核的。他们的目标是学生不会成为需要补救的读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为学生提供与课堂阅读紧密相关的指导,同时,交给他们元认知技能——例如,怎样询问自己所读内容是否有意义,是否与所学内容相关。

每个学校的家庭支持小组也提供全面的早期干预。小组成员让家长参与进来,给家长提供帮助孩子的策略。他们也开发提高出勤率、解决行为问题的项目,且与地方机构合作保证给孩子们提供有眼镜、助听器、健康服务,或者其他需要的帮助。

“全体成功”项目的研究表明该项目能持续提高孩子的阅读技能,无论是单独组织的阅读考试还是标准考试(Slavin et al. 1992,1994,1996;Madden et al. 1993)。全美9个学区的学生上完1年级课程的平均分比那些不参加该项目的学生的平均分要高。对成绩处于年级后1/4的高危学生的效果尤其明显。

这些发现与特殊教育有直接的关联。巴尔的摩地区贫困学校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参加该项目的3年级学生,包括特殊教育的学生,只有2%学生的实际水平为1年级,这是识别阅读障碍的常用标准。相反,不参加项目的学生中,9%的3年级学生的实际水平为1年级(Slavin et al. 1992)。

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市的一项研究中,史密斯及其同事发现控制组的学校从幼儿园至3年级(K-3)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人数是“全体成功”项目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人数的3倍多。在另一项跨四个学区的研究中,史密斯及其同事也发现“全体成功”项目学校比对应的学校1年级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取得的成绩好得多(Smith et al. 1994)。

“全体成功”通常是由重新分配Title I基金赞助的,有时也由特殊教育基金补充。如果没有该项目的赞助,很少学校能够有超过应得部分的资金。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额外的资源,学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阅读失败。拥有额外的资源可以提供更多的辅导人员,他们能进一步减少不能达到阅读标准的学生人数(see Slavin et al. 1992)。

证据2:“恢复阅读”项目

“恢复阅读”是一个1年级辅导项目,已经在美国的数千所学校成功实施。该项目是由新爱尔兰的玛丽·克莱(1985)发起的,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盖伊及其同事研究及传播。

该项目给参加成套诊断测验但成绩糟糕的1年级学生每天提供30分钟,一对一的辅导。辅导员都是经过资格审核的教师,他们都经过全面的专业发展培训。

就如同“全体成功”的研究,“恢复阅读”项目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孩子能够在1年级结束时有效地进行阅读(Pinnell et al. 1994)。而且,“恢复阅读”项目的学生比控制组的学生远离特殊教育的可能性更大(Lyons 1989)。

证据3:“预防学习障碍”

正如名称所表明的那样,“预防学习障碍”是要让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避开特殊教育(Silver and Hagin 1990)。就像“恢复阅读”,这个项目给1年级高危学生提供一对一辅导。但是,这种辅导侧重于总体感知技能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关该项目的研究发现,采用该项目的1年级学生比不采用的学生取得的成绩要好得多(Silver and Hagin 1990)。

证据4:“早期儿童干预”

“卡罗莱纳初步研究项目”(Campbell and Ramey 1994)是早期干预项目的最好例证。该项目的研究表明,对孩子最关键的前5年生活进行跟踪会产生强烈且持久的影响。

“恢复阅读”和“学习障碍预防”从一年级的孩子开始,“全体成功”从4、5岁的儿童开始。然而,很多孩子的认知能力发展在4岁的时候就发生了(Carnegie Corporation 1994)。该项目进一步证明如果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被有效地激励,父母创造健康的家庭环境,那么这些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良好且远离特殊教育。

证据5:“家庭支持和综合服务”

两项针对低年级孩子提高“学校与家庭”合作的国家级项目分别是Comer的“学校发展计划”(1988)和Zigler的“21世纪的学校”。这两个项目旨在避免学校对孩子认知能力无所作为,例如,家长与学校的价值取向和预期方面的矛盾,不规律的出勤,对眼镜、助听器、足够的营养的需要。家庭支持和综合服务可以解决很多类似的问题。

三、结 论

到目前为止,没有单一的项目能够保证所有的孩子阅读足够好以至于远离特殊教育。但是,以上描述的项目已经可以很接近,额外的研究与经验肯定可以更接近我们的目标。

试想如果所有需要早期干预的孩子都参加类似以上这些很全面的项目,且从学前一直到低年级,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仍旧有阅读困难的孩子人数肯定会只占目前人数的一小部分。

我们需要侧重预防和早期干预。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保证每个孩子都成为熟练的、有策略的、热情的读者,但是允许孩子掉队后再提供帮助,那么我们就是在犯罪。不按学生能力分班应该成为对所有高危孩子的做法,而不应只是分班教育或者特殊教育。

参考文献

[1]Bear,G. G.,A. Clever,and W. A. Proctor. (1991).“Self-Perceptions of Nonhandicapped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Integrated Classes.”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24: 40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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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lay,M. (1985). 3rd ed. The Early Detection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Auckland,New Zealand: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5]Comer,J. (1988). “Educating Poor Minority Children.” Scientific American 259: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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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innell,G. S.,D. E. DeFord,and C. A. Lyons. (1988). Reading Recovery:Early Intervention for At-Risk First Graders. Arlington,Va.: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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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lavin,R. E.,N. A. Madden,N. L. Karweit,L. Dolan,and B. A. Wasik. (1992). Success for All:A Relentless Approach to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rlington,Va.: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13]Slavin,R. E.,N. A. Madden,N. L. Karweit,L. J. Dolan,B. A. Wasik,S. M. Ross,and L. J. Smith. (1994). “‘Wherever and Whenever We Choose.’:The Replication of Success for All.” Phi Delta Kappan 75,8:6399-6647.

作者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危学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译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

(责任编辑 王永康)

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目的:了解辖区内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患病情况及其危险因素,为制定服务决策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6月在上海曲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60岁以上老年人5 687人,其中男性2 337人,平均年龄(76.9±7.61)岁,女性3 350人,平均年龄(76.4±7.58)岁。使用记忆功能障碍自评表(AD8)筛查老年人的记忆功能障碍。结果:5 687例老年人中,记忆功能障碍阳性1 561人,阳性率为27.4%;阳性率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与婚姻情况和痴呆家族史也相关,P均<0.001。慢性病患者的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脑卒中49.5%,高血压合并糖尿病33.5%,糖尿病31.1%,高血压27.3%。结论:老年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减退,提示在社区日常健康管理中应早期开展评估工作,在做好慢性病患者管理的同时,重点关注高龄、独居及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以降低发生痴呆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关键词 记忆功能障碍;筛查;危险因素;老年人

Analysis of memory dysfunction and risk factors in the elderly people in a community in Shanghai

ZHOU Yunqing, XU Yu, ZHANG Yue(Gener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Quyangl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memory dysfunction in the elderly people in the jurisdi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of service decisions and interventions.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17, 5 687 elderly people aged 60 and over in Quyangl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 of whom 2 337 were male, with the average age(76.9±7.61) years, and 3 350 female, with the average age(76.4±7.58) years. The memory dysfunction self-rating scale(AD8) was used to screen memory dysfunction in the elderly people. Results: Among 5 687 elderly people, 1 561 had positive memory dysfunction,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27.4%; positive rat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growth,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ucation level, and correlated with 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history of dementia, P<0.001. The positive rat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from high to low were 49.5% for stroke, 33.5% for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31.1% for diabetes, and 27.3% for hypertension. Conclusion: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cognitive declin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hich suggests that early assess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mmunity daily health management, while doing well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lderly people who are the senior age, live alone and have low educati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mentia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 memory dysfunction; screening; risk factor; elderly people

根據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32%[1]。随着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呈现升高趋势[2],严重威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世界阿尔茨海默病2015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新增阿尔茨海默病(AD)病例990万例,平均每3秒即新发1例;全球大约有4 680万例AD患者,到2030年AD患者可达7 470万例,2050年前后突破1亿例[3]。通过对老年人进行记忆情况的筛查,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的记忆问题、认知损害状况和存在的危险因素[4],评估存在的痴呆风险,对痴呆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具有重要作用[3]。本文旨在了解社区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情况,以早期发现具有痴呆与认知功能障碍危险的老年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7年1月至6月在上海曲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门诊就诊的6 045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完成有效问卷调查5 687人,有效率为94.08%。其中男2 337人,平均年龄(76.9±7.61)岁,女3 350人,平均年龄(76.4±7.58)岁。60~69岁2 468人,70~79岁2 252人,80岁及以上967人。

1.2 评估工具

认知功能评估筛查工具采用信度和效度得到认可的记忆功能障碍(AD8)问卷[5],共8个条目:(1)判断力出现问题,如决策出现问题,管理财务能力下降,或者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下降;(2)对以前的爱好或者活动感到越来越没有兴趣;(3)重复的讲一件事情,如重复地问问题、讲一个事或者要求;(4)使用某种工具时出现困难,如使用电视、电脑、微波炉或遥控器等出现困难;(5)忘记或者记错了年、月、日;(6)处理复杂的财务出现困难,比如还银行借款、交税、或者交水电煤等费用;(7)记住跟朋友见面的时间出现困难;(8)对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思考或者记忆力出现困难。通过询问记忆、定向、判断、功能水平来评估调查对象过去几年中因认知功能问题导致的改变[6]。回答选项分别是“是,有变化”,“没有变化”和“不知道”。

1.3 调查和评价方法

参加筛查工作的家庭医生均通过集体培训,内容包括AD8问卷的调查方法、意义及信息的采集和录入。由家庭医生为在门诊就诊的60岁以上老人填写电子化AD8问卷表,由系统自动打分。对AD8问卷中问题回答“是,有变化”计1分,总分大于2分者被评定为阳性[6]。

1.4 统计方法

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5 687例老年人中,记忆功能障碍评估阳性人数为1 561人,阳性率为27.4%,男性和女性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记忆功能障碍的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呈现明显上升(P<0.001),随文化程度增高而下降(P<0.001)。未婚老年人阳性率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痴呆家族病史老年人中阳性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各类慢性病患者的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脑卒中49.5%,高血压合并糖尿病33.5%,糖尿病31.1%,高血压27.3%。而没有这三类慢性病病史的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为19.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3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减退,严重者可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影响老年人群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李文秀等[7]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記忆功能障碍发病率不断升高,其发病率与年龄、低文化水平、独居等个人因素及各类慢性病患病情况有关。本次调查结果发现,记忆功能障碍患病情况随年龄的增长有明显升高,而文盲老年人的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为高中以上学历老人的1.5倍以上;有痴呆家族史的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为无痴呆家族史老年人的2倍,提示高龄、低文化程度和有痴呆家族史是记忆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类似[8]。同时调查也发现已婚老人的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低于未婚、离婚及丧偶老人,也说明了日常生活中老年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和沟通会对记忆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社区家庭医生的日常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中应特别关注社区高龄、独居及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早期开展评估工作,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效果,减少痴呆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

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患有脑卒中、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老年人,其中患有脑卒中的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阳性率达到了49.5%。相关调查结果也显示,脑卒中后有50%~70%的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且脑卒中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几率是未发生脑卒中者的6~9倍[9]。因此在做好对社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工作以外,还应特别关注脑卒中的预防工作,减少社区老年人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老年人记忆功能障碍、痴呆、认知功能障碍等的发病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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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雪琴, 廖雄, 李梦倩, 等. 社区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 36(13): 3283-3286.

[3]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the global impact of dementia[EB/OL].(2015-08-25)[2016-07-08]. http//www.alz.co.uk/research/worldreport-2015.

[4] 李明秋, 黄海华, 牟鑫, 等. 江汉油田70岁以上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现况及影响因素[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7, 19(11): 1137-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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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网络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主导货币地位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举措,是目前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途径。尽管中国的宏观经济条件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成果使得人民币具备了在东亚地区提升主导地位的基础条件,但仍然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与挑战,包括东亚美元体制的制约、日本的竞争、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认同、国内的金融开放度和货币区域化带来的风险与成本等。为此,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地位,需要在五个方面取得突破:第一,弱化人民币对美元体制的依赖;第二,利用国情优势扩大人民币的金融版图;第三,利用地缘优势开展与近邻国家的次区域金融合作;第四,借助上海自贸区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第五,在东亚范围内扩大人民币的多元功能来规避“人民币升值萧条”。

关键词:东亚地区;人民币;国际化;主导地位

文献标识码:A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虽然仍高居全球货币金字塔的顶端,但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国际货币体系积累的深层次风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将会陆续释放。欧洲地区选择以共同货币的方式与美元进行集体对抗,非洲、拉美等地的货币合作程度也在不断深化。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问题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为讨论的热点,但合作程度还非常低,区域主导货币缺失是东亚货币合作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将给中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成本,人民币急需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取得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国内学界虽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进程上存在分歧,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路径上基本达成一致,即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渐进发展路径。在日元直接挑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失败的教训下,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

一、人民币具备上升为东亚地区主导货币的基础条件

雄厚的经济实力、紧密的对外经济关系、稳定持续的增长潜力、稳健的宏观政策和较高的货币自由度,是区域主导货币发行国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初步具备推动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主导货币的基本经济条件。

(一)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区域主导货币的发行国,在区域经济中应该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在维系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在东亚地区处于第一位。近20年来,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在东亚经济中的比重成反方向变动,1990~2011年,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比重从8.6%升至43.9%,日本则从75.0%降至35.2%。①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中的比重高于日本近10个百分点。

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逐渐成为稳定东亚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以及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支持,终止了危机的竞争性贬值,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21世纪初,美国“新经济泡沫”崩溃后,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强劲增长的中国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与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并且恢复较快。在东亚各国对日本、欧洲出口大面积受阻情况下,中国的进口需求削弱了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些地区出口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与东亚地区建立密切的经贸联系

贸易和投资是扩大货币国际使用的重要途径。货币发行国通过本币计价结算的进口贸易、对外投资等方式使货币流出国境,再通过出口贸易、吸收投资、发行债券等方式实现货币的回流。因此,提升人民币区域主导货币地位,要求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提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1.7%提高至2011年的9.9%。同时,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联系非常紧密,中国约40%的对外货物贸易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中国大陆重要的经贸合作对象。

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2011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975亿美元,其中从东亚进口7067亿美元,对东亚出口6908亿美元。中国是东亚各国和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2012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贸易统计,中国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还是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泰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新加坡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马来西亚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东亚地区是中国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地,2011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其中从东亚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892亿美元,占76.9%。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是中国大陆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东盟地区对中国投资数额较小。

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加速扩大。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9%。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6位,存量位居第13位。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统计,2012年中国完成对外直接投资878亿美元,进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前三位,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319亿美元,其中,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3332亿美元,占总量的63.6%。

(三)稳中有升的汇率预期能够扩大人民币的流出规模

人们愿意接受和持有具有升值趋势的货币,因为在升值后售出货币可以获得汇差收益。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进入持续升值通道,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近几年国际上对人民币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汇率水平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汇率双向波动频率将加大,扩大人民币国际需求的因素将从金融领域转向实体经济领域。中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实现人民币长期稳中有升的根本因素。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和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是货币区域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规模则是抵御汇率冲击的重要防火墙。

(四)中国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清迈倡议是东亚货币合作最突出的成果,中国在清迈倡议框架下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和金额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与泰国在清迈倡议框架下签署2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后,中国又与东亚多个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09年4月,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中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签订总额16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签订的是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成为中国向东亚地区提供人民币的一种方式。除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外,2011年以来中国与东亚多个国家签订5项合计12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亚洲国家对货币合作的热情有所提升,清迈倡议开始向多边化发展,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2008年5月的“东盟+3”财长会议上,与会各国决定合作筹建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2009年商定将储备库规模提升至1200亿美元,其中中国和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各占32%的份额。中日相同的出资比例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显示了两国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处于力量均衡状态。

(五)人民币国际化在东亚地区得到初步发展

东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地区。人民币的跨国使用始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中国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在缺少美元外汇的周边国家成为美元的“替代品”。2009年中国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启动标志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起步。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最初的试点就开始于广东省和长三角地区对港澳地区、广西自治区和云南省对东盟国家的货物贸易。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双边贸易自由化度大大提高,在扩大双边贸易总量的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额也得到提升,2009年至2012年6月末中国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11200多亿元。

中国还十分重视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与交流。为减少合作的政策壁垒与制度障碍,中国与东盟金融当局之间进行包括金融制度安排、金融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同时,中国与东盟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数量增加、深度加大。中国与东盟银行之间通过互设分支结构、互为代理行等方式进行合作。截至2012年9月,中资银行在东盟共设立8家分行,东盟国家在中国设立7家外资法人银行、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5家代表处。东盟在中国的银行机构资产总额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2003年以来,年均增加38%以上。

随着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相应得到扩展。为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需求,香港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载体。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进展迅速,新加坡和伦敦市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不断增加。

流动性是货币当局在选择外汇储备的构成时需要考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作为一种不完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很难大规模进入他国外汇储备。目前只有部分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将人民币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中。

二、人民币上升为东亚地区主导货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中国已经具备提升人民币区域货币地位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但在扩大区域货币影响力方面还面临来自区域外和区域内的巨大阻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给人民币成长为区域主导货币带来挑战。

(一)提升人民币区域主导货币地位受制于东亚美元体制

美元体制指美元本位制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连锁形式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体制下,美元成为世界性的支付手段,在其他货币之间的交易中发挥兑换媒介作用,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最终产品贸易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受区域资本市场规模限制,外汇储备中有相当大份额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债。东亚地区无论是贸易结算货币、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货币还是主要储备货币,均以美元为主,因此,东亚地区是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

提升人民币区域主导货币地位,中国首先应寻求自身退出美元体制的路径,同时推进东亚区域的“去美元化”。美元体制下,美国充分享受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铸币税、通货膨胀税、转嫁经济风险、转移纠正收支失衡义务等一系列收益。尽管美国经济、贸易规模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存在下降趋势,美国却占据“金融国家”的位置。美国必然利用其“金融国家”地位维护美元体制,采取种种措施阻挡人民币的区域化。

(二)提升人民币区域主导货币地位面临日本的竞争

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为推动日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日本政府于1984年启动日元国际化措施,并制定货币国际化计划,然而收效甚微。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被日本视为日元在亚洲扩张势力的良机,因此在2000年左右将日元国际化目标缩小为在亚洲成为区域核心货币,立足东亚与美元、欧元抗衡。日元区域化策略和人民币走出国门使两种货币在东亚地区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产生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是两国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货币地位的较量。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元依然稳居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位置,欧元集中美日以外主要发达国家之合力,尚不能与美元分庭抗礼,以日元一己之力更无法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尚处于国际化起步阶段的人民币,近期只能在区域范围内追求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因此,日元和人民币都无意也无力成为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双方面临追求次级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从竞争策略角度,争取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权是谋求更高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两国货币竞争的首要目标。

(三)东亚国家的态度影响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路径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既有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缅甸、老挝等发展中国家;有以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立足的新加坡、中国香港,还有诸如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接受人民币的原因和可能的接受程度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不但难以接受人民币的区域化,而且试图扩张自己的货币版图,将与中国形成直接竞争。有能力主导东盟决策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试图通过站队形式左右东亚大国间的竞争关系,从中获利。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谈判能力较弱,在东盟中处于从属地位。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自由港,一方面是人民币提升主导货币地位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新加坡为日元、人民币以及美元、欧元提供的是同等竞争的舞台,各种货币在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变化,仅仅表达货币竞争的结果。人民币发展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过程中,只有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并且净收益高于美元化的净收益时,才可能得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持。

(四)金融开放程度制约人民币东亚区域主导货币作用的发挥

中国虽在东亚范围内具备提升区域货币地位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但目前国内金融体制的完善与开放、金融现代化的进展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走出去的要求。人民币发展成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意味着大规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和海外存量的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无法迅速开放资本市场,对于人民币的流出、回流还有较多限制。1996年,我国在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之后,曾数次试图取消资本项目管制,皆因国际经济金融动荡而被迫延期。近年来,我国虽在外商直接投资、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债券市场国际化、股票市场国际化等领域放宽了资本交易限制,但在金融市场层次、交易品种多样化、交易机制多元化方面显然无法满足人民币区域化的要求。我国金融管理法律建设不完备、金融监管规则与国际规范不兼容问题突出,增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为保障人民币区域化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顺利推行,完备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的监管措施必不可少。

(五)中国需承受货币区域化的风险与成本

区域化或国际化货币的发行国面临更多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这对货币发行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在货币国际化的初期,人民币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美元或者其他国际货币的替代品而存在,对人民币的需求变化往往由其他国际货币需求变化所决定。即便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主要发挥避险货币功能。投资者对美元信心下跌时,对日元的需求就会增加,引起日元升值,这会对出口造成较大影响,进而恶化日本经济状况,形成“日元升值萧条”。人民币在区域化之后,如果也仅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避险货币存在,那么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人民币升值萧条”困境。

三、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策略选择

推进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货币金融条件,提升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主导货币地位应把握好节奏,与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协调,不滞后、不冒进,适当引领经济发展。从国际货币理论出发,某种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持续的认可,是基于两种效应: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价值效应包括货币与黄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较窄的波动幅度,能提供套利套汇的投资价值,以及基于货币交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特殊便利。网络效应指某种国际货币在交易中被大量使用而形成规模效应,能够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依靠巨大的转换成本形成锁定。人民币提升东亚区域主导货币地位也需从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着手。我国应利用国情优势、地理优势扩大人民币的网络效应,通过制度调整、政策调节提升人民币的价值效应。

(一)逐渐弱化人民币对关元体制的依赖

东亚美元体制的突出表现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2005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十分有限,是东亚美元体制的重要依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同时,汇率双向波动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去美元化趋势。从汇率角度弱化美元体制,一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上,调整人民币的参考货币篮构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投资、资本交易对象确定货币篮中各种货币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美元在其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变动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弱化人民币对美元体制的依赖,还应从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角度,逐步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其中美元占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元储备多投资于收益率非常低的美国国债。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重点是降低美元储备的规模。可将部分美元储备逐渐转换为其他货币,将外汇储备进行分散化投资。我国可通过与日本、欧盟等主要货币发行主体签订本币互换协议来相互储备对方货币的方式,扩大非美元储备,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这也有助于增加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

(二)利用“两岸四地”的国情优势扩大人民币版图

中国特殊的“两岸四地”、“一国四币”状态,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特殊的条件。即首先扩大人民币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的使用,然后将港币、澳元与人民币进行整合,实现“三币统一”;同时与新台币进行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流通与使用,进而实现“四币统一”,从而完成次区域货币统一。当然,这种货币整合设想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如大陆与相关地区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金融联系更为紧密、经济波动具有一致性等,虽然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可以在这个设想之下,开展初步的准备性工作,在可能的领域和内容上进行积极探索。

中国香港特殊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目前,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也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在香港的交易与沉淀。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联系的中介与纽带,为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在此过程中,保持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在人民币供求波动剧烈的时候,为大陆化解货币冲击提供了一道防火墙,形成一定的缓冲。

中国澳门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中介作用尚未发挥。澳门拥有全球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完全的自由化,对货币买卖和国际资本流动都不加以限制。目前,澳门地区与大陆的合作更多在贸易领域,两地已经签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两地应在紧密贸易关系基础上,寻求金融领域更为密切的合作,将澳门发展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一个新窗口。

中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现已全面实现贸易、金融的自由化。大陆与台湾地区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对放宽金融交易提出了更高要求。2008年6月开始,台湾在本岛与人民币实现了限额下的双向兑换。

两岸三地证券市场市值和融资能力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三地之间金融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愿望也十分强烈,未来这个地区的金融产品创新将日益活跃。2010年1月18日,中证两岸三地500指数正式发布,该指数覆盖内地、香港和台湾证券市场,由沪、深、港、台四个交易所的500只股票组成。该指数的推出为发展投资两岸三地市场的指数化产品和衍生产品提供基础。

(三)鼓励国内部分地区与近邻国家开展次区域金融合作

在东亚范围内对日货币竞争中,中国拥有日本不具备的区位优势。中国与东亚众多国家和地区海陆连接都很便利,这为扩大人民币跨境交易提供了优越的区位条件。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难以同步接受人民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强化与接壤国家间的金融联系寻求突破。除东亚外,中国还可借助与俄罗斯、南亚、中亚国家的地理联系,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从而形成网络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产生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通过边境贸易方式,人民币在越南、缅甸、老挝等东盟国家中形成一定存量,并已在这些国家实现“自由流通”。云南、广西等地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扩大与接壤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在这些地区采取试点措施提升双边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比重。

放宽相关省区在扩大经济开放问题上的政策限制,加强这些地区与接壤国家的资本、金融交易,扩大对接壤国家的人民币直接投资。如,在广西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试点,扩大人民币在北部湾区域的使用范围,建立北部湾区域金融中心,形成与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互补的区域金融中心、区域人民币市场;继续深化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的范围与深度,在人民币对外投资方向上争取更大进展。

(四)借助上海自贸区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虽然有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国际化初期两项政策可以协调推进,但是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较高水平的货币国际化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不相容的。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体现,也是提升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必要基础。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容、时机、顺序问题至关重要,一旦选择失误,就有可能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目前,在全境范围内推行资本项目开放风险过高,中国可以尝试在具备条件的局部地区进行探索性松动。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扩大对外贸易的数量,而在于以自贸区为载体,进行更深入的金融开放试点工作。将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内部金融与外部金融的中介区域,制订系统化的金融开放政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上海自贸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充分联通;与此同时,选择试点效果良好、对宏观经济冲击较小的金融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为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有效的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体系必不可少。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试点的同时也是科学地进行金融立法与金融监管的尝试。通过试点,逐步建立起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公平的金融法律管理体系,成为人民币提升区域地位的必要保障。

(五)在东亚范围内扩大人民币的多元功能

为避免出现“人民币升值萧条”,人民币应该突破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单一投机功能,增加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流动性需求,提升持有人民币的长期收益预期。

国际区域主导货币的跨境流动过程包括货币的流出、海外沉淀和回流等环节。国际投机货币的特征是货币跨境流动迅速,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动量与货币海外存量的比值较高,大规模的货币流出或流入对国内经济影响强烈。反之,如果货币的海外存量足够巨大,即使短期内货币流量增加,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限制。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人民币的海外存量,控制投机性需求在海外人民币需求中的比重,是规避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重要任务。

增加人民币海外存量,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人民币的持续性净流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出台后,人民币流出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于国际贸易交易本身的需求,而是由于离岸、在岸市场利差的存在和人民币升值的较强预期引发的以套利、套汇为目的货币流出。这种人民币净流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当利差消失或者升值预期反转时,就会形成大规模的人民币回流,因而难以形成长期的海外人民币存量。

与以投机为目的的持有相比,以贸易支付为目的形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扩大国际贸易支付中的人民币使用范围,特别是扩大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可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流动性需求。无论是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从产业发展梯度和生产分工网络看,东亚地区都是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可行性最高的区域。为促进东亚地区贸易中人民币使用率的增加,提升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必须提供充分的人民币保值、增值手段。具体包括在东亚地区建立人民币交易市场、人民币债券市场,增加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及扩大人民币业务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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