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当前，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增速过快、行政浪费严重的问题非常突出，对此，应大力实施政府改革，努力减控(减少、控制)政府行政成本。政府行政成本的减控，离不开立法的引导和推进。在总结以往经验和借鉴西方国家有益做法的基础上，我国应健全和完善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立法体系，保障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促进节约型政府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政府行政成本；新公共管理；绩效评估制度

在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增速过快、行政浪费严重的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社会公众也强烈呼吁和要求政府降低其行政成本。政府行政成本的减控改革，客观上需要立法的引导和推进行政成本减控的立法保障研究，对我国相应的政府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和价值。

一、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必要性与立法保障需求

1.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运行，需要支付行政成本。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物品而付出的，包括政府机构内部运行成本、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成本以及政府决策和行为成本在内的成本之和。现实中的政府行政成本，既有必要成本、有效成本，也有超量成本、无效成本。由于后者过高及增长过快，致使我国政府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问题非常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太多，行政管理费数额巨大、增长过快。1978年，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52.90亿元，仅占政府财政支出的4.71％；而2005年，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6512.34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9.19％。如果把预算外行政事业费支出加上的话，行政事业费支出则更高，2005年，我国预算外资金分项目支出中，行政事业费支出为3133.80亿元(不含乡镇自筹、统筹支出)；预算内与预算外行政事业费相加为9646.14亿元，超过了经济建设费与社会文教费，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目，占预算内外支出总额38282.01亿元的25.2％。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还在大幅度上升，年均增长23％。

(2)政府追求预算最大化，行政成本意识淡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款违规配备小汽车和通讯工具、建豪华办公大楼和培训中心、文山会海等行政浪费严重，奢侈之风盛行。例如，长期以来，我国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三公消费)几乎占财政收入的1／3，一直为百姓所诟病。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数字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消费3700亿元，公车消费3 986亿元，公款出国旅游消费2 400亿元。三项相加，“三公消费”达一万多亿元15。

(3)政府缺乏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机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导致权力滥用或腐败，对预算外财力的使用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和浪费。据有关专家的估计，我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9 875亿元～12570亿元，占全国GDP的13.2％至16.80％，各类税收损失是5700亿元～6800亿元，占全国GDP的7.6％至9.1％。

(4)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执法，行政决策失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和无法挽回的巨额损失。

过高的政府行政成本，加重了财政负担，大大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毒化了社会风气，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与执行力，引发了公众的不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对我国的政府行政成本进行减控。

2.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立法保障需求

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无疑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会遇到巨大困难。故而，除依靠党和政府的政策指引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立法的引导、推进、保障和巩固功能。

第一，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中应兴应革的事情，均需运用立法为其指明方向、具体要求和步骤，这也是其得以深化和成功的重要前提。改革的每一决定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应具有合法性，每一重要改革措施都要规范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以便一体遵行。就是说，立法对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作用，首先是提供规范或制度的安排，保证其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几乎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立法的保障和推进。法律能总揽改革全局，大力推动政府行政成本减控从初始走向深入，防止其出现随意性，消除改革中的阻力和对改革的破坏与干扰，及时纠正和克服各种反序或无序行为。

第三，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成果，若没有法律加以巩固这样的后续行为，就有极大的畸变、“回流”乃至付之东流的可能性。所以，行政成本减控改革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依赖于立法的确认和巩固，只有如此，政府改革的成就才能在更深广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二、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立法保障现状、不足与缺失

我国虽经历了多次政府改革，也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及措施，但至今还没有完善的立法体系来保障和巩固行政成本减控的成果。结果可想而知，反弹和逆转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我们有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立法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与缺失：

第一，已有的国务院部门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还仅是内部方案，不是法律或法规，缺乏法律强制性。再者，地方还无政府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或虽有相应规定，但约束力不足。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立法状况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精简以后的再反弹。

第二，人事行政法中政绩考核与行政成本支出情况、预算法中政府预算与行政评估和绩效情况均无关联。过去，在我国立法中，政府部门的业绩评估仅以行政结果为依据，忽略行政成本损耗，造成政府行政成本失控和浪费；同时，我国一直奉行以收定支的理财观念，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财政工作思路，财政预算立法中的行政支出规范严重滞后，政府预算与行政评估无法律关联，工作绩效不佳的政府部门的预算支出也只增不减，年复一年，致使政府行政成本总体居高不下。

第三，公务消费制度已落后于时代。现行公务消费制度，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供给制，一切都由组织负担，没有公私之分，随意性大。这在战争

年代有其合理性和便利性。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已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在政府中仍采用这种制度，就不合时宜了，它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失控。

第四，反浪费和行政成本问责机制还未建立。反浪费仅停留在道德倡议阶段，没有上升到立法惩治层面，尚未建立浪费的法律追究机制。2003年开始的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萌芽状态。已有的问责实践多发生于突发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领域，对于政府官员失职造成的铺张浪费和行政成本失控的责任，是否问、由谁问、怎样问、问后的结果到底如何，均无立法规定。

第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缺失行政成本信息公开条款。现在，政府支出除了预算内的，往往还有预算外资金。由于预算外资金使用的不透明、不公开，每年准确的政府行政支出数据谁都不知道，只能在公开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推算。2008年5月1日我国虽施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该条例并未涉及政府行政成本及其信息公开。这显然不利于对政府行政成本的监控。

第六，电子政务法仍为空白。网络现代化的办公技术和手段，可为政府管理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处理工具，电子政务使政府面对复杂的信息，能够快速地作出反应，从而大大提高政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有非常大的开发利用空间，这与我国电子政务立法滞后、保障和推进不力不无关系。

不难看出，上述立法保障现状、不足与缺失，无法满足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客观需求。因而，必须大力加强我国政府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相关行政立法。

三、西方国家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立法及其启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相继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化解因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导致的财政、信任和管理危机。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改革及相应立法最为全面、系统和典型。

早在1978年，美国政府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法》，露出了削减政府机构、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在政府中引进私人部门的成功管理办法以提高政府效率的改革端倪。1985年，正“处于一个管理既无效率又无效益的危急关头”的联邦政府，出台了《平衡预算与赤字紧急控制法》，以推行精简战略，缩小公共部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尤其是大量削减政府项目，减小不断扩大的联邦赤字。1993年开始的“重塑政府”改革，目标是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1998年以后，联邦政府为推行基于绩效的预算体制，颁布了《首席财政官法》、《联邦会计准则》、《现金管理改进法》等法律。美国的31个州还通过了相关立法来推行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其理念是：政府必须以公民的偏好和需要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规则和规制为依归；纳税人为政府部门工作的结果纳税，而不是为政府部门的工作纳税。政府部门的绩效愈佳，拨款愈多，改变那种政府花钱多少与其工作绩效不挂钩的状况。

1979年开始的英国政府改革的每一步都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方案作指导。1988年《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1991年《“公民宪章”行动方案》、1992年《“为质量而竞争”行动方案》以及1999年《现代化政府白皮书》构成了政府改革的总框架，其价值取向是“少花钱多办事”、让钱更有所值、竞争绩效和成本指标的使用、加强成本核算和强化审计系统。

1983年开始的澳大利亚政府改革的总体法律框架主要有1984年《公共服务改革法》、《联邦文职人员条例》以及1997年《财政管理和会计法》、1999年关于税制改革的《拉尔夫报告》，这些立法文件采取的是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引进公共部门、提高行政绩效、注重税制改革、强调对改革的评估及反馈、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度等措施。

1984年开始的新西兰政府改革形成了基于1986年《国有企业法》、1988年《公共部门法》和1989年《公共财政法》的总体法律框架，其根本原则是使许多由政府履行的功能商业化，将商业活动与非商业活动分开并将交易活动转移到公共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上引入合同制和绩效工资制以及新的责任机制。

上述各国政府改革及其立法——在行政成本减控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对正在进行政府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我国具有以下重要的启示。

一是近30年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具有趋同性，“新公共管理”理念——其核心是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加强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估，压缩政府规模，千方百计地减少行政开支，强调顾客导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已是行政变革的共同取向。一些“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减控行政成本的有益经验值得我国吸收和采纳。

二是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相应立法的具体内容虽有差异，但注重运用立法的力量来引导与推进改革并巩固其成果这一点则是相同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在反思以往我国政府改革效果不明显的立法原因基础上，我国也应注重强化立法对行政成本减控改革的保障、推进与巩固作用。

三是西方国家为减控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加强和完善有关精简机构与人员、收缩政府社会职能、公共服务市场化、基于行政绩效的公共财政预算、审计监督与问责、行政成本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并注意其相互协调、衔接和配套，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效应的合理做法，同样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四、完善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立法保障体系的对策、方案与措施

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立法，是一个体系，它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立法及其相关配套措施构成。其中，编制立法、绩效评估制度、财政预算法、公务消费制度、反浪费条例、问责制、电子政务法、政府行政成本信息公开条款无疑对政府行政成本减控的改革最具保障功能和作用，最为根本和重要，因而，也最亟须健全和完善。具体地说，我国应采取以下立法对策、方案与措施。

1.加强“三定”规定法规化工作

我国应在原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的相关实施细则，加强编制立法，规定在政府机构改革完毕后，必须将“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和定编制)调整的内容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让机构和编制的数量、职能范围、超编的责任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以体现其严肃性和刚性，保持改革成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具体地说，一要加强职能管理。在核定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时，提出转变和调整政府职能的总体意见。在各部门制定“三定”规定时，合理配置其职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协调同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二要加强机构设置管理。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能总量及类别，确定每级政府机构的总量规模，根据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性质，划分机构的

属性。规定机构的行政地位，明确其层级节制的关系，加强对机构的级别管理。根据行政组织机构所处的地位、级别、所属关系、工作内容和性质，规定机构的名称。对机构规模的管理，应包括对各部门内设机构权量的控制，以及对工作人员权量的限定。三要加强人员管理。制定各级政府编制比例和编制标准，核定各部门人员编制总额，确定人员编制结构，如领导与被领导的职数比例、业务人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文职人员与工勤人员的比例、不同年龄层次的比例、各种学历以及文化程度的比例。四要加强法律责任的规定与管理。明确规定违反行政编制管理的具体行为种类、处理机关和程序、处理措施种类乃至超编责任的法律追究制度。

这样将有利于克服行政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府规模增长的核心就在于职能、机构和人员的扩张，严格依法确定职责、机构、编制及超编责任，能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进而达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

2.完善绩效评估制度

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该有政绩，但是，不惜行政成本，片面追求表面政绩，一味地以GDP作为考核指标已经被证实存在大量的弊端。与政府成本支出不挂钩的现行行政评估制度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故应完善我国的行政评估制度。

新的制度应重视行政成本与效益关系，将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占GDP的比重、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重大政府性工程建设投入产出比等能够反映政府效率、管理成本、管理能力的指标列入绩效评估体系，对政府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结果与绩效目标及为达目标所耗费的行政成本、生态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及公众满意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其结果作为政府各部门及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绩效评估制度对行政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它的完善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政府官员更加注重行政成本的减控。

3.制定以绩效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法及其配套措施

绩效预算是政府成本的总控制阀。为充分发挥其作用，我国应制定以绩效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法，将绩效与预算拨款相结合，政府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干多少事拨多少钱，对绩效好的部门予以奖励，对未完成绩效指标的部门，则削减其预算开支。

为有效减控我国政府成本，还需制定与财政预算法相配套的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完善政府成本考核体系。这是控制我国政府成本的技术平台之一。目前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预算会计体系不科学，政府财政透明度不够，政府会计信息失真，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不能真实反映政府行政成本，很难起到控制行政成本的作用。因此，借鉴国外政府会计实践的有益经验，我国应逐渐完善政府会计体系，改善政府会计的环境，倡导政府成本的理念；区分会计的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完善主体管理体系；引人权责发生制，加强我国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基础；重新规范政府会计对象，引入量化指标，强化预算约束；建立政府成本会计制度，强化政府成本控制。

第二，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平台，实现财政资金的全程监督。当前，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为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相适应；因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量大，尚无一个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性支持，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降低政府成本。由此，我国应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健全有关的法律规章，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国库机构体系，提高政府预算管理水平；改革会计核算办法，为国库集中支付分析提供有效信息；加快实现国库业务电子网络化，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提供基础条件；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保证资金运作安全。

第三，把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没有预算或超过预算的所有费用都一律不予报销。规定保留和使用预算外资金为违法行为，应追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实现财政预算的法律刚性约束。

4.变革公务消费制度

要严格控制公务消费，规范政府机关公务接待行为，改革公务接待方式，探索公务接待社会化的途径。严格控制会议、差旅、出国考察和公务用车等支出，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要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祝、达标评比和表彰活动。

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将公务消费从供给制转变为货币化，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公务消费(如会务、通讯费和公务招待、用车等)均须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按公务需要，严格制定消费范围和限额，并按人、按次、按期结算和定期公开。对属个人公务消费部分，可核定标准，包干使用，节约奖励，超额自付，从而缩减公务消费支出，控制公务活动费用。

5.制定反浪费条例和建立行政成本问责机制

一些国家对行政浪费实行问责制，追究公务员的责任。有这样一个例子，2000年8月，德国莱法州高级行政法院因为一名警察在工作期间多次拨打私人电话和特种信息服务电话，造成约2500马克的损失，决定将其开除。法庭认为，虽然官员可以因私少量使用公务电话，但拨打特种信息服务的电话则是严格禁止的，且数额相当大，因此属于严重的行政浪费行为。法国一直注重官员的公正廉洁，对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等行为，实行责任追究与惩戒。

我国的行政浪费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制定惩治浪费行为的《反浪费条例》，规定行政浪费的具体责任主体、法定情形、法定标准、法律责任及法律追究程序，并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成本问责机制，为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浪费以及违反决策规则和程序造成成本失控与经济损失的责任提供法律依据。

6.制定政府行政成本信息公开条款和出台电子政务法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补充或加入政府行政成本信息公开条款，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法律不允许公开的以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预算和各种行政支出事项或情况都应向社会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使政府行政支出在阳光下运作，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出台《电子政务法》，规定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行政中应用的范围、条件、方式和效力，推动信息化平台的构建以及网上视频会议、信息发布、公文快速传递等电子政务的发展，减少各种行政管理费用和事务性活动，促进政府各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努力降低其行政成本。

参考文献：

[1]谭桔华，政府行政成本简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杜，2005：3

[2]魏铭言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EB／oL]，(2007－03－11)[2009－06－16]，hnp：//news.cctv.com/china/20070311/101082.shtm

[3]国际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4]刘声，潘圆，政协委员：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长23％[EB/OL](2006一03—06)[2009—06一16]，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6/9598371803.shtml

[5]骆玉方，政府“三公消费”一万多亿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EB/OL].(2008-12-24)[2009-06-16].http：//news.sina/com.cn、p1、2008-12-24/091916910638.shtml

[6]尚晓汀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价政府[J]理论前沿，2006(23)：11－13

[7]唐敏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五大原因造成[J]，瞭望新闻周刊，2008(16)：36－37

[8]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4

[9]Jan-Erik L.Public sector Reform[M].L0ndon：ThousandOaks.1997

[10]蔡立辉，政府法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54

[11]姜异康，唐铁汉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5

[12]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07－03－18(1)

　责任编辑：王薇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自从2012年美国政府推出《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以来，全球各组织、国家都纷纷在大数据战略推进方面积极行动，大数据相关的基础设施、产业应用和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大数据正从单一的技术概念逐渐转化为新要素、新战略、新思维。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关于大数据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系统化的描述。为深入理解认识大数据的本质，更好挖掘利用大数据的潜能和优势，文章从大数据概念入手，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大数据的研究现状，梳理了大数据的概念演变及其特性，并对大数据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大数据研究提供指导。

关键词：大数据研究，概念，特征

一 定義及内涵

（一） 定义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1]。

（二）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产业界、政府机构都对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有过不同界定，其研究涉及性质特点、要素构成、技术系统、应用范围、价值来源等诸多方面。

（1）技术分析角度。这一类定义重点关注的是对海量、复杂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而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技术手段[2]。其中较为权威的观点来自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所发表的《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该报告提出：“大数据”是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数据集成软件商纳斯达克（NASDAQ）认为，大数据包括了海量数据和复杂数据类型，其规模超过传统数据库进行管理和处理的能力。综合此类观点来看，一是大数据是一种难以处理的大规模数据集，二是需要特定的技术才能完成其采集、分析、应用等。

（2）大数据应用价值角度。这一类定义强调的是大数据的应用，关注的是从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最终目的是建立商业方面的竞争优势甚至是创新商业模式。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 Group）曾提出：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徐晋在《大数据经济学》中指出，大数据是指存在价值关联的海量数据。其本质是社会经济的离散化解构和全息化重构，表现为行业间海量数据的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深度挖掘）。

（3）大数据对社会发展影响角度。这一类定义强调大数据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范式等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大数据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并且认为这种范式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及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在出版的《大数据时代》中提出，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4]。哈佛大学定量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盖瑞·金（Gary King）在名为“Why‘Big Data’Is a Big Deal”的演讲中指出，大数据技术完全是一场数据革命（big data revolution），这场革命对政府管理、学术及商业带来了很多颠覆式变革。他认为，大数据技术将触及任何一个领域，同时“大数据”时代还将引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生产力，更是信息生产关系。

二 起 源

（一）萌芽期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为人类提供了有机自然观，整体全局、关联、演化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和新的科学理论方法，也为大数据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大数据形成的萌芽阶段。1997年10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阿姆斯研究中心的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和大卫·埃尔斯沃斯（David Ellsworth）在第八届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关于可视化的会议论文集中首次使用“大数据”概念，并界定了内涵。他们表示，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迅猛生长，并带动了数据处理技术的革新，促使人类重新调整自身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1999年8月，史蒂夫·布赖森（Steve Bryson）等在《美国计算机和协会通讯》上发表了以“大数据的科学可视化”为副标题的论文，首次在期刊中使用“大数据”这一术语。

这一阶段的“大数据”多是一种概念构想，并逐渐开始被一些研究者作为一个术语使用，常直指“大量的数据或数据集”这样的字面含义，还没有涵盖到相关的收集、存储、分析、应用等技术方法与特征内涵。

（二）发展期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是大数据的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中大数据逐渐为学术界的研究者所关注。如经济学家弗朗西斯·X.迪博尔德（Francis X. Diebold）在2000年撰写《大数据，宏观经济度量与预测动态因素模型》来讨论大数据在经济分析方面的运用。英国Nature（自然）、美国Science（科学）等期刊分别出版了大数据专刊，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经济学、超级计算、环境科学、生物医药等多个方面讨论了大数据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在這一阶段中大数据逐渐为理论界的研究者所关注，相关的定义、内涵、特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三）成熟期

2011年至今，是大数据发展的成熟阶段。2011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具有创新力、竞争力与生产力的前沿领域》报告，系统阐述了大数据概念，列举了大数据的核心技术，分析了大数据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提出了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应对大数据发展的策略。2012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大数据成为主题之一。同时，会上发布的报告《大数据，大影响》宣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2014年后，世界经济论坛以“大数据的回报与风险”为主题发布了《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13版）；美国发布了《大数据：抓住机遇、保存价值》；联合国启动“全球脉动”计划，并发布了《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中国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使用大数据作决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也从技术概念丰富到了信息资产与思维变革等多个维度，一些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开始将大数据上升为重要战略。

三 特 性

大数据特性最早的提出者是麦塔集团（META Group，现为高德纳）分析师道格·莱尼（Doug Laney），他在研究报告《3D数据管理：控制数据数量、速度及种类》中指出，“数据激增的挑战和机遇是三维的，不仅仅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数据量（volume）层面，还包括数据进出的速度 （velocity） 以及数据种类范围 （variety）”。此后，研究者纷纷从特性角度去分析和理解大数据，并对这种“3V”的观点加以丰富。如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在《分析：大数据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报告中提出应增加准确性（veracity）；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分析师布莱恩·霍普金斯和鲍里斯·埃韦尔松认为应增加易变性（variability）等。其中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的观点最为权威，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同，该公司在《从混沌中提取价值》报告中提出了大数据的“4V”特征，即：数据容量大（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商业价值高（value）、处理速度快（velocity）。

（一）规模性（volume）

或称数据体量巨大。目前，大数据的规模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指标，单一数据集的规模范围从几十TB到数PB不等，各方研究者虽然对大数据量的统计和预测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致认为数据量将急剧增长。

（二）多样性（variety）

即数据类型多样。从生成类型上分为交易数据、交互数据、传感数据；从数据来源上分为社交媒体、传感器数据、系统数据；从数据格式上分为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光谱等；从数据关系上分为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从数据所有者分为公司数据、政府数据、社会数据等。

（三）高速性（velocity）

数据的增长速度快，以及要求数据访问、处理、交付等速度快。数据创建、处理和分析的速度持续加快，其原因是数据创建的实时性属性，以及需要将流数据结合到业务流程和决策过程中的要求。速度影响数据时延——从数据创建或获取到数据可以访问的时间差。目前，数据以传统系统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在产生、获取、存储和分析。对于对时间敏感的流程（例如实时欺诈监测或多渠道“即时”营销），某些类型的数据必须实时地分析，以对业务产生价值。

（四）价值性（value）

大数据价值巨大。大数据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将低价值密度的数据整合为高价值、作用巨大的信息资产。如美国社交网站 Facebook 有10亿用户，网站对这些用户信息进行分析后，广告商可根据结果精准投放广告。对广告商而言，10亿用户的数据价值上千亿美元。据资料报道，2012 年，运用大数据的世界贸易额已达 60 亿美元。

（五）易变性（variability）

大数据具有多层结构。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分析师布赖恩·霍普金（Brian Hopkins）和鲍里斯·埃韦尔松（Boris Evelson）指出，大数据具有多层结构，这意味着大数据会呈现出多变的形式和类型。相较传统的业务数据，大数据存在不规则和模糊不清的特性，造成很难甚至无法使用传统的应用软件进行分析。

（六）准确性（veracity）

或称真实性，包括可信性、真伪性、来源和信誉的有效性和可审计性等子特征。一方面，对于网络环境下如此大量的数据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其真实性、客观性，这是大数据技术与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大数据分析，真实地还原和预测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大数据未来发展的趋势。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在发布的《分析：大数据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报告中指出，追求高数据质量是一项重要的大数据要求和挑战，但是，即使最优秀的数据清理方法也无法消除某些数据固有的不可预测性，例如天气、经济或者客户最终的购买决定。不确定性的确认和规划的需求是大数据的一个维度，这是随着高管需要更好地了解围绕他们身边的不确定性而引入的维度。

四 现状与发展

（一）数据战略

大数据全球战略布局全面升级。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建立大数据竞争优势，巩固和加强领先地位。美国作为大数据发展的策源地和创新的引领者，最早正式发布国家大数据战略。2012年3月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将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管理和应用。继美国之后，全球各国家、组织都纷纷在大数据战略推进方面积极行动，各国的大数据发展战略形成以下特点：一是政府全力推动，同时引导市场力量共同推进大数据发展；二是推动大数据在政用、商用和民用领域的全产业链覆盖；三是重视数据资源的开放和管理的同时，全力抓好数据安全问题。

中国加快构建大数据战略体系。中国敏锐地把握了大数据的兴起及发展趋势。在短短几年内，大数据迅速成为我国社会各领域关注的热点。为促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大数据的战略性政策。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中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大数据”写入会议公报并升格为国家战略；2016年3月，国家在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再次明确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重大价值，要加快推动相关研发、应用及治理。2017年1月，《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全面制定了“十三五”期间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计划。

地区大数据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之前，广东、上海、贵州等地率先启动了大数据地方政策的先行先试。而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后，各地政府加快跟进。截至2017年2月，全国31个省份均出台了大数据相关政策文件。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地区大数据发展的梯次格局初步显现。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基础完善、人才优势明显，成为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重庆等地区，通过战略创新形成先发优势，政府积极实施政策引导，引进大数据相关产业、资本与人才，也在区域竞争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数据资源

数据总量爆炸式增长。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数字宇宙报告》，2020年以前全球数据量将保持40%以上的指数增长速度，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与农业时代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资本不同的是，数据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全新的生产资料。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数据就已经存在，但互联网的发展才使数据流动和利用变得更为容易。数据用于记录、反馈和提升互动体验，过往杂乱、无用、静态的数据因为流动而变得鲜活，数据拥有了生命，能够用于量化决策与预测。发掘数据价值的技术成本降低，数据可以用在全局流程及价值优化，并且实现真正的数据业务化，产生新的社会经济价值。

判断数据价值成为数据管理的核心能力。数据总量的爆炸性增长也给存储、分析和使用大数据带来挑战。据统计，当下世界各大公司存储的数据中充斥着半数以上的价值模糊的暗数据，在总体中的占比能够达到52%；此外还有大约33%的历史数据处在难以发掘的尴尬处境，或是失去了时效性，或是难以进行二次利用以及价值含量过低。因此，除数据总量构成的挑战以外，大数据自身所包含的模糊性、时效性以及冗杂性，都对海量数据的价值挖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因此，迫切需要开发者与决策者加快对大数据处理技术和分析能力的研究进程。

（三）数据流动

跨境数据流推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数字全球化：新时代的全球性流动》（Digital Globalization：The New Era of Global FIows）报告提出，“2008年以来，在全球商品流动趋缓、跨境资本流动出现下滑的趋势下，全球化并没有因此而逆转或停滞。相反，因为跨境数据流的飙升，全球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数据开放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在2014年由澳大利亚Lateral Economics 所发布的Open for Business ： How Open Data Can Help Achieve G20 Growth Target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开放数据将能够帮助G20国家在5年内实现1.1%的GDP增长，而单这一项带来的增长就已占到了G20国家5年GDP 增长总目标的50%。

面对开放数据所能带来的巨大潜能，中国也正推动全国范围的数据开放。构建交易平台成为促进数据流通主要举措。数据交易平台是数据交易行为的重要载体，可以促进数据资源整合、规范交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数据流动性。2015年前成立并投入运营的有北京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长江大数据交易所、东湖大数据交易平台、西咸新区大数据交易所和河北大数据交易中心。2016年新建设的有哈尔滨数据交易中心、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上海大数据交易中心以及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数据交易白皮书》显示，中国的大数据交易市场在2015年的规模为33.85亿元，预计到2020年或将提升至545亿元。

（四）数据产业

大数据产业核心层将保持每年40%的增长速度。目前大数据产业的统计口径尚未建立，对于中国大数据产业的规模，各个研究机构均采取间接方法估算。通常认为，大数据产业核心层主要是指围绕大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挖掘等环节所形成的产业链条。中国大数据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36氪研究院認为2018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将超过500亿元，复合增长率为47.0%，是全球复合增长率的2.2倍。据中国信通院（CAICT）数据显示，2017—2018 年大数据核心产业还有着40%左右的高增长空间。

大数据产业规模2020年要突破1万亿元。广义大数据产业已超出了信息产业的范畴，其广义范围涵盖到关联层与衍生层各大领域的应用。2017年1月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所使用的大数据产业范围，其定义首先包含了围绕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等一系列经济现象，同时还涉及数据资源本身和相关硬件的产销环节，此外信息技术服务也可以归纳在内。《规划》提出，到2020年大数据产业要突破1万亿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大致达到30%[7-13]。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EB/OL]. http：∥www.gov.cn.

[2]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块数据2.0：大数据时代的范式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3]城田真琴.大数据的冲击[M].周自恒，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J].战略与决策研究，2012（6）：647-657.

[6]倪光南.大数据的发展及应用[J].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13（9）：6-9.

[7]工业和信息化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EB/OL]. http：∥www.miit.gov.cn.

[8]Franks B.驾驭大数据[M].黄海，车皓阳，王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9]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涂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M].马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块数据：大数据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数据白皮书（2016）[EB/OL]. http：∥www.catr.cn.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加入WTO对我国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素质。掌握一门乃至几门外语，才能使我们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据报道，我国进入WTO最需要的人才之一就是外语人才，尤其是既懂专业又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作为素质教育基石的基础外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高素质的外语人才的培养。进入90年代以来，以课程与教材为核心的外语课程改革从理论上、实践上为外语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总体上说，我国外语教学质量仍落后于形势发展：教师外语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较低，教学评价标准单一，教学技术和手段落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外语课程改革之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吸收。本文将全面探讨国外外语课程改革的最新发展动向，以求对我国新一轮的外语课程改革有所借鉴。

一、积极的语言教育政策

在国外，无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国家都十分重视语言教育政策，并把统一连贯的外语教育政策看作是外语课程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语言教育政策涉及到诸多方面，如经费的投入、语言地位、语种的选择和在课程中的比例等等。

198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简称NPL））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语言教育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澳大利亚向多元化社会发展，积极支持各种有创建性的语言教学。同时，它还帮助建立了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机构这一联结澳大利亚大学和教育学院语言教育的组织。在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下，各州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并用于指导广泛的教学实践。澳大利亚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教育政策是《澳大利亚学校策略亚洲语言研究》（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ies简称NALSAS），它为各州实行亚洲主要语言---中文、日语、印尼语和韩国语教学的州立教育机构提供各种资助，使得澳洲学生的外语学习扩展到除欧洲语言的多种亚洲语言。这些积极的语言政策极其有效地提升了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和国民对语言的意识和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1996年以色列政府推出一个全新的语言政策，教育部根据学校实际对其进行修订出台了一个称之为“3+”的外语政策，除要求犹太人掌握三种语言：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外，还必须学习其他语言（如传统的依地语或拉地诺语；共同语如俄语、阿姆哈拉语或西班牙语；或世界语言如日语、中文、德语等）。西班牙通过的一项政府法案（LOGSE）规定了外语为核心课程和必修的每周时数，小学外语教学总时数达到9%-11%，既保证了外语教学的早日开展，又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国外语言教育政策非常重视提升外语的地位，许多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不但把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且大多数还把其列为核心课程，学习者年龄也不断地前移，语种的选择也极为多样化。

二、完整的课程指导框架

除了重视制定外语教育政策之外，国外外语界还致力于建立完整的课程指导框架，以利于促进和指导外语教育朝着计划、统一、明晰的体系方向发展。完整课程框架既有国际化的（如欧盟教育委员会），也有国家的。

为适应欧洲一体化进程而由欧洲语言政策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共同课程指南框架》（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1996）出台后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各国纷纷据其制定各自的国家标准，如意大利为此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期望，引发了教育部、工商界、家长和媒体对外语教育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欧委会还出台一系列现代外语改革框架，如《现代外语：学习、教学、评价--欧洲共同课种指南框架》（Modern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1996）等，提出外语教学共同目标，它不但有助于各国制定具体目标和评价标准等，同时对大纲设计、考试、教材、教师培训等也产生了影响。为使该《框架》得以落实，欧委会还编制了《一般指南》和《使用手册》，供教育政策制定者、课程开发人员、教材编写者、考试委员、教师、教师培训人员、学生（含成人教育）等参考。《多语和多元文化的欧洲》（1997-2000）是欧委会最新出台的语言政策，并为此制定《欧洲语言档案手册》（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用于：（1）让学生自我了解各阶段学习情况；（2）记录学生语言技能发展，供下一阶段学习或到国外就业参考。

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外语课程框架当属1988年颁发的《澳大利业语言水平计划》（The Australian Language Levels（All）Project）。这个国家总课程框架试图提供一种既能涵盖语言共性，又包括教师发展和研究的课程综合模式。此外，《完全指南》（All Guidelines）对国家主要语言课程，尤其是亚洲语言（中文、日语和印尼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不但指导中学高年级教学实践，而且成为国家高中外语课程评价框架（NAFLASSL）的基础，指导大纲的编写和构建共同评价标准，同时它也为外语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可参照系数。

1993年美国全国性语言组织——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美国法语教师协会、美国德语教师协会和美国西班牙语葡萄牙教师协会获得联邦政府《教育目标2000》资助，历时两年多联合编制了新外语学习标准。《标准》制定出外语学习的五个目标：交际（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沟通（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和参与（社区Communities）。各州根据其制定了符合本地发展的标准和课程框架，为各学区各学校提供最佳的教学指导。

三、成功的教学策略

国家教育政策和课程指导框架为各国外语课程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外语教学改革、外语课程实践，其成功的教学策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双语教育发展

虽然传统的外语学科教学仍占主流地位，但用外语作为教学媒介教其他学科，融学科与外语为一体的双语教育在各国得到广泛的实践。

初创于加拿大的浸入式是双语教育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它还被推广到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并发展了多种模式，如半浸入式、全浸入式、双向浸入式等等。德国的一些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实行双向浸入式即进行混合编班，讲德语和操外语的学生各一半，柏林现有14所这类学校，教学用语除德语外，既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还有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等。在美国，类似的学校已经发展到254个。以移民为主的澳大利亚情况也极为相似。芬兰目前也有4000多名学生用这一模式习得第二语言。

传统的浸入式大部分是在低年级进行的，随着对外语要求的不断提高，现已不断上移。奥地利、芬兰、德国和荷兰等国一些学校的高中阶段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及职业技术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荷兰的一些大型职业学校如酒店管理学校，部分课程是用法语或西班牙语讲授的。卢森堡的许多学科都是用德语或法语教授的。1996年芬兰的一些调查表明，33%以上的职业学校，15%的初中（7-9）年级，25%的高中采用了双语教育。

（二）强调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交际能力既是教学目的，又是重要的教学策略。荷、法、英、美等国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各具特色。荷兰外语课程设计以\"单元\"组成，每单元由一些由交流情景话题或主题构成，鼓励学生在实际交往中进行广泛的实践。法国强调\"情景教学法\"，为学生营造学生敢于开口、善于开口的机会和良好的语言气氛，小学外语教学通过儿歌、童谣、短故事、游戏等，培养儿童对语言的敏感性。在英国，5、6年级外语虽是选修课，但其教学目标仍强调初步的交际能力的获得，教学以听、说为重点，教材、练习以对话为主，课堂活动灵活多样，3/4的时间用于各种听说活动。更让人称道的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接触英语的机会，英、法、美等国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优势，纷纷与国外的学校建立联系，利用假期，两国学生互相“串串门”，各自住在对方的家中，让他们在地地道道的外语环境中耳濡目染，接受文化熏陶。由此，学生的交际能力获得了全面提长，根据欧委会的最新报告，有70%的年轻人认为能用外语与外国人交流。

（三）重视学习策略和原有语言基础

荷兰的外语教学重视对学习者策略的指导，教师帮助语言学习者不断地进行反思，帮助学习者了解自身的学习特点、学习风格，以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丹麦国民中学的外语课程规定外语教学应包括语言习得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学生对各种交际策略，如一般语言学习、阅读、听力、词汇学习等的敏感性。

在多元文化社会进行外语教学应重视第一语言的作用已成为国外外语界的共识，第一语言可以为学生学习学科内容提供背景知识，使其产生安全感，同时它还有助于提高学生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高级”语言能力。卢森堡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实验，如：DECOLAP， DECOPRIM等充分证明了第一语言的作用。摩洛哥的调查也发现，成功的英语学习得益于学生此前已经学习了至少2门其他语言--标准阿拉伯语和法语（同属摩洛哥幼儿园-9年级语言）。

国外外语教学的重要策略还包括：1）用外语教外语。摩洛哥外语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用外语教授外语，其10-12年级学生经过3年的外语学习，口语和书面语均已达到中等甚至中等以上水平；2）模块教学。意大利最近在第二语言选修课推行模块教学，改变过去以年龄或学年分班的做法，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编班；3）项目学习（Project-Oriented Learning）。丹麦使用项目学习外语的年级，尤其是高年级（8-10年级）增加，这不但强调用电脑技术获得真实的语言材料，而且更强调的是语言与内容学习的融合：深入到英语国家（不仅仅是英美）去学习其文化，如在澳大利亚学习土著文化，在加拿大学习环保等等。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民营企业参加装备研制中影响官方的持续采办的外生风险进行研究，发现融资环境与税赋条件都对企业持续经营有积极作用，并建立了民营企业控制持续采办风险的模型。

【关键词】 融资环境 税赋条件 民营企业 军品研制 持续采办

随着产业经济和军事变革的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紧密结合，“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的武器研制模式为民营企业融入军工领域提供了机遇。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持续经营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张晓岚和宋敏（2007）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事件研究法、回归分析法等实证检验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开展研究。不少学者也开始了对私营企业发展的经济学论证探讨。然而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作为其构成主体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如何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杨红菊（2008）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了增值税免税产品进项税转出涉及的税赋公平问题。由于民营企业不能获得参与军品研制初期的经费支持和税收优惠，客观上降低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利润空间，影响了其参加军品研制积极性和服务保障的持续性。这种在研制经费和税收制度上的非激励制度，将会造成军方的持续采办风险。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外溢的作用更加显著，营造公平的激励方式维护装备的持续采办是当前装备建设的实际需求，也是保证民营企业研制的军品持续采办和军方控制质量风险的重要手段。

关于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持续经营问题的研究，大多学者主要运用成本收益经济理论法、博弈法、供应链、SWOT态势分析法，而采用国家基本面的调查数据做实证分析的还不多。依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税赋条件对军品持续采办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试探性提出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研制中军方面临的持续采办风险控制模型。

一、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1、研究框架

国防高科技产品研发风险大，周期长，军品定价由成本加5%的利润的完全成本制度对民营企业加入军工领域产生消极影响。而民营企业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弱，容易导致资金不足，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装备持续采办；在国防税收政策中，民营企业不仅按照最终产品确定税率，相对军工企业还少很多减免税项。这些内外因素使其处于竞争劣势，影响从事军品研制的持续经营。本文采用民营企业运营数据，应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取影响因子，分析企业持续经营风险因子与装备采办之间的相关性，为后续建立风险控制对策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关于持续采办风险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并开展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2、研究假设

H1：融资环境影响企业持续经营

H2：税赋条件影响企业持续经营

H3：企业持续经营影响军方持续采办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

1、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使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私营企业调查表》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向部分参加军品的民营配套企业发放问卷，共计1050份，总共回收问卷905份，问卷回收率达到86.2%。

2、量表衡量

融资环境，要求被试者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对5点量表做出选择，从“1完全不是”到“5完全这样”；税赋条件，要求被试者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对5点量表做出选择，从“1完全不是”到“5完全这样”；持续经营，要求被试者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对3点量表做出选择，从“1没有”到“5有”。

3、测量结果

（1）融资环境问卷。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测量结果如下。

融资环境问卷结构效度。在融资环境的问卷中，共提取了1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64%，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说明结果符合要求。其因子负载及公因子方差如表1所示。

融资环境因子命名。共提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融资环境。融资环境是参与军品研制到的民营企业在融资中遇到的不利环境，主要是贷款难和缺乏国家研制项目经费支持。

（2）税赋条件问卷。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测量结果如下。

税赋条件问卷结构效度。在税赋条件的问卷中，共提取了1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61%，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说明结果符合要求。其因子负载及公因子方差如表2所示。

税赋条件因子命名。共提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税赋条件。税赋条件是按照税法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义务。因子命名中体现了民营企业对减免税赋的意愿和税赋调整可能的效果。

（3）持续经营问卷。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测量结果如下。

持续经营问卷结构效度。在持续经营的问卷中，共提取了1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66%，因子负荷都在0.8以上，说明结果符合要求。其因子负载及公因子方差如表3所示。

持续经营因子命名。共提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持续经营。持续经营是企业按照既定目标持续下去，可以预见未来，不会面临破产清算、解散等变故。如果将参与军品研制作为既定目标，这里的持续经营是持续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保证。

三、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在前面提出了研究框架，以探索融资环境和税赋条件通过企业持续经营影响军方持续采办的对策。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采用软件LISERL8.0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反映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和参与军品研制的税赋条件形成军方持续采办风险的作用对策。

模型作用结果及相应的拟合指数如图2和表4所示。

如表4模型的拟合指数所示，模型的各项指数都符合模型的拟合优度要求，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四、融资环境和税赋条件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机理探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融资环境与税赋条件融资环境和税赋条件都对企业持续经营有积极作用，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64和0.61，企业持续经营对军方的持续采办也有正的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66。

1、融资环境方面

缺少国家专项科研费拨款。按照《军品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拨款用于研制生产军品的费用支出”。军工企业在从事军品科研项目时，一般都有国家专项科研费拨款，解决前期启动和投入的问题。《空军航空装备审价工作标准》规定军品不予承担的管理费用中包含“研究与开发费”的规定，可见审价过程中就不考虑前期科研费投入问题。但是对于没有国家拨款、自筹资金搞科研的民营企业来说，科研成果被军队采用后，先期投入的大量科研经费在军品价格上得不到必要的补偿，会挫伤民营企业生产创新的积极性，也会增加民营企业持续经营风险，加大军方持续采办风险。

同时，民营企业还要面对融资难、自身资金量不充足的问题。在全国银行贷款规模中，民营企业的贷款仅占20%，从贷款结构上看，民营企业的这些贷款大多属于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和基建贷款等长期贷款比率较低；从贷款利率上看，民营企业取得贷款的利率也比国有企业高。在通过金融机构为媒介的间接融资中，民营企业处于被压制的环境下。在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上，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起步比较晚，自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设立中小企业板块以来，其发行要求仍然和主板市场一样需要三年盈利，等同主板市场的上市标准，对民营企业进入融资比较难。民营企业最大的融资来源是内源融资，即企业将自己的留存盈利等转化为投资。但这种投资的原始性、自主性使企业的抗风险渠道单一，不利于军品的持续采办的风险分散。

2、税赋条件方面

税收政策不利于民营企业减免税。根据（1994）财税字第011号文规定，军品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军品合同免征印花税，军品生产占地免交土地使用税。在国防产业的税收政策执行中，不仅按照产品来确定税率，通常还用企业性质来确定是否减免税。因此，一些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研制后，仍然没有得到这些减免，相对同等条件、同等价格产品的军工企业，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在纳税筹划上，不利于民营企业合理避税。国有军工企业规模较大，亏损较大的单位与利润较大的单位一旦合并计算，可大大减少所得税成本和现金流出，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民营企业往往规模有限，即使《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军队系统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通知》和《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减免税，也要提供房产、土地“用于生产军品、民品比例计算”，难以实现纳税筹划。

因此，通过问卷调查与因子分析，民营企业不利的融资环境和不利的税赋条件，客观上降低了民营单位的利润空间，激励政策措施缺位，必然影响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持续经营动力，从而造成军方的持续采办风险。

五、研究结论

融资环境影响企业持续经营，其中专项拨款、审价方式、贷款政策、直接融资途径都是融资环境中作用于军品的持续采办的因子。税赋条件影响企业持续经营，免税政策和税收筹划则是税赋条件中作用于军品的持续采办的因子。融资环境和税赋条件通过企业持续经营的中介作用影响军方的持续采办风险。

六、研究建议与展望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备了某些领域内军工生产所需要的技术能力和资质的民营企业，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支持。对于缺少国家专项科研费拨款的民营企业，建议建立分阶段对待的审价补偿模式；并希望国家在融资法律法规上给予参加军品研制的民营企业特殊政策支持，以缓解融资难、自身资金量不充足等问题，增加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研制的积极性；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计税优惠。

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研制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比如技术外溢对军工保密的影响、产品质量体系融合都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Z].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广播影视工作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充分反映人民心声，热情讴歌火热生活，及时传播国内外重要信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政策突破、技术突破和整体推进为特点的三个阶段：

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这一阶段，确立了中央、省、有条件的地(市)和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方针，各级广播电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基本停滞到高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二是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这一阶段，有线电视崛起、卫星电视开播，形成了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新格局。

三是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这一阶段，突出抓好电台电视台内部机制改革、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影视剧和影视动画产业发展、数字化和广播影视“走出去”等，广播影视呈现出整体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舆论引导水平不断提高。首先，圆满完成重大宣传报道任务，突出做好重点主题、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其次，不断推进宣传创新，突出新闻价值，增加信息含量，注重宣传效果，同时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以“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为原则，以主导国内舆论、引导世界舆论为目的，建立健全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机制。再次，积极发展网络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媒体新阵地，使它们在舆论宣传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业规模与传输覆盖迅速扩大。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分别比1978年增长3倍和9倍；开办公共广播节目2477套、公共电视节目1283套，分别比1980年增长17倍和32倍。有线电视用户达1．53亿，居世界首位。数字电视用户2686．05万户，用户数逐年增加。收音机、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分别达到5亿台和4亿台，千人平均拥有量居世界首位。建立了广播与电视并重，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并用，模拟与数字并存的多层次、现代化的广播电视传输体系。全国有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6万多座，卫星上行站30多座，卫星接收设施2000多万面，微波线路8万多公里，有线电视网络300万公里。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5．43％和96．58％，分别比1982年增长了49％和69％。全国共有34条城市电影院线，股份制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46家，数字电影放映点达5000多个。

节目生产制作能力大幅提升。2007年全年制作广播节目633．25万小时，电视节目255．33万小时，分别比1984年增长26倍和91倍。电影连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产量达到402部；电视剧年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07年产量超过1．4万集。影视动画实现跨越式发展，2007年突破10万分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受到人民群众好评。

安全播出保障能力不断提高。面对高科技条件下日益严峻的安全播出形势，各级广播影视部门加大投入、健全体制、建立制度、完善技术，安全播出水平显著提高。经过多年建设，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基础设施普遍加强，初步形成了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调度灵活、令行禁止的覆盖全国的安全播出调度指挥和管理机制，完善了广播电视安全播出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制定了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预案，安全播出工作实现由重点防范向安全运行转变。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着眼于解决农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难的问题，加大广播影视资源向农村倾斜，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广播影视重点工程，解决了近亿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问题，提高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和电影放映能力。农村广播影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财政保障机制和内容供给机制逐渐完善。

产业规模日益扩大。2007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1300亿元，比1982年增长149倍。电影综合收入67亿元，创历史新高。视听新媒体业务迅猛扩张，收入明显增加，逐步成为广播影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07年底，东方明珠等广播影视系统6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达到263．27亿元。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入占广播电视总收入的90％以上，2007年财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3％。广播影视经营性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其他事业建设。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11座境外整频率电台、153家境外合作电台、15个对内外宣频率、12家环球网络电台，通过53种语言对外播出，同时拥有38种外文报纸、3158个海外听众俱乐部、10家海外孔子课堂，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新体系。中国电视长城平台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央电视台英语、中文国际、法语和西班牙语频道海外用户总数超过8400万。30年来共有541部影片在国际国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我国电影越来越具有品牌影响力。

人才队伍逐步壮大。2007年全国广电系统共有从业人员近58万人，比1980年增长了164％，基本形成了一支以新闻宣传、艺术创作、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人才队伍。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影视发展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广播影视是党的宣传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是广播影视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最根本的任务。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中国广播影视既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广播影视繁荣发展，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也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通过改革创新，找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结合点，找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点，进而找准改革发展的用力方向和着力点，解放和发展广播影视生产力。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广播影视是现代科技的产物，科技创新是广播影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导力量。无论是发挥广播影视的内容优势、提高广播影视的传播能力，还是提升广播影视的影响力，都必须适应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充分运用技术发展的新成果，改造传统媒体，发展新媒体，进而促进广播影视的发展进步。

四是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管理。实践证明，改革越深化、科技越进步、事业产业越发展，加强依法管理就越重要。必须遵循广播影视发展规律，坚持抓管理、保安全、促改革、促发展的原则，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科技等手段，推进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五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广播影视实际紧密结合，根据广播影视的性质任务职能，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让中央放心、让群众满意。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广播影视大发展大繁荣

当前，我国广播影视已进入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必须在认真总结30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广播影视大发展大繁荣。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提高广播影视引导能力。新形势下，广播影视在整个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责任更加重大。这就要求广播影视必须更好地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从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引导能力。特别是要认真总结我们在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宣传报道中获得的成功经验，真正做到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话语权由我们掌握，国内舆论由中国媒体主导，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面向基层、服务群众，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要把服务“三农”作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的要求，采取无线、有线、直播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力争“十一五”期间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同时积极推进县对乡广播电视的垂直管理，加快由工程建设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转变，确保村村通、长期通。西新工程要继续按照“建养并重”的方针和播出与监测、节目与覆盖、广播与电视统筹发展的原则，重点加强边境地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语言节目翻译制作能力。要继续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思路，进一步抓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力争2010年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广播影视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靠改革，今后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当前，电台电视台等公益性事业单位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突出公益性质，重点是做好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努力降低节目制作成本，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影视剧和影视动画等经营性产业，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加快产业发展步伐，重点要加快经营性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积极推进广播影视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加快各类影视产业基地建设，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充分运用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广播影视传播力和影响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前，要紧紧围绕实施广播影视数字化工程，创新广播影视传播体系，带动体制机制变革，加速广播影视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一要推进电台电视台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二要推进有线电视、无线广播电视数字化，三要推进移动广播电视发展，四要推进直播卫星的应用，五要推进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存储等各环节数字化，加快构建多层次的数字电影放映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统筹国内国外发展，进一步加快广播影视“走出去”步伐。要与外交、外援、外宣等相结合，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健全网络、形成合力，加快建立多媒体、跨平台、广覆盖的广播影视国际传播新体系。要创新手段，拓展渠道，积极争取鼓励广播影视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构建海外营销网络，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采取合资、合拍、以进带出等多种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加强管理，进一步为广播影视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广播影视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府全面履行导向把握、政策调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的各项职能。要抓好宣传导向管理、播出机构管理特别是广播影视新媒体管理。同时要结合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提高广播影视系统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本领。要创新体制机制，扩大人才总量，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为广播影视发展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回顾过去，我们倍感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广大广播影视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上贺信的要求，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腾飞。

社会变革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视频网站向移动端迁移

网络视频移动化是2013年业内聚焦的行业热点，亦是行业发展的关键点。据统计，在全国607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持证机构中，提供移动终端应用服务的共有215家，占全部持证机构的35%。上述215家机构共开办移动终端App 422款，其中视听类App 207款。这说明，具有视听节目服务资质的网站正纷纷开办移动互联网视听应用业务，抢滩移动端市场。

根据2013年中国网络视频播放量分终端情况数据显示，整个视频行业已呈现PC流量增长停滞，移动端爆发增长的趋势。因此，视频网站正积极布局移动互联网视听应用，制作移动终端App，将网站的视频内容向移动端推送迁移。有数据显示，国内主要视频网站正积极布局移动端业务，例如腾讯视频在2013年实现了移动端视频业务日均VV过亿次;优酷土豆占据了移动端视频业务约三分之一市场占有率;乐视网凭借移动端技术创新和精准市场定位，成为移动端的佼佼者。

随着互联网上海量的视听节目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移动互联网上的节目传播呈现出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平台集中、受众差异化明显等特征。

视听节目内容丰富。据统计，在持证机构全部207款视听类App中，传播影视剧、综艺、动漫、纪录片、公开课等长视频的141款，占68%;传播新闻时政类节目的110款，占53%;传播网民自制节目的83款，占40%;传播微电影、网络剧的41款，占20%。在全部207款视听类App中，支持网民上传视听节目的共51款，占25%。

视听节目传播形式多样。移动终端视听节目传播主要分直播、点播、下载三类。直播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频道，中央以及地方电台频率。据统计，在全国持证机构全部207款视听类App中，有68款提供广电节目直播，占全部视听App的33%(见图1)。其中，提供中央机构广电节目直播的26款，提供省级机构广电节目直播的44款，提供地方机构广电节目直播的47款，提供境外机构广电节目直播的两款。

点播绝大部分还是来自腾讯、搜狐、优酷、土豆、激动、PPTV、PPS、乐视等专门视听频道或专业视听网站，以及CNTV、芒果TV等广电媒体网站所发布的手机视听应用软件，少部分内容为专门针对手机开发的拍客或播客(自制类)、娱乐综艺(专辑类)、分类影视类(欧美大片、美剧、韩剧等)。下载主要是通过应用软件安装后点击标题自动下载到移动终端。

传播平台集中。据统计，iOS系统和Android系统为移动终端App传播的主要平台。全部207款视听软件中，iOS系统版本的169款，Android系统版本的148款，相比之下，Window Phone系统仅有18款。

受众差异化明显。根据调查，网民使用移动视听应用的目的可归为四类，包括：娱乐需要，点播影视剧类节目;了解新闻，即浏览新闻、查看财经资讯;获得资讯，如学习等;社交需要，通过社交软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受众差异和用户偏好，移动互联网上的视听应用分类和聚合更为精细，一些差异化、个性化的应用异军突起。

4G爆发力

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成熟与应用推广，移动互联网视听应用将发生“裂变”，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

拥有100Mbps下载速率及20Mbps上行速率的4G的普及，将宣告真正高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输速率加快、带宽加大、视频观看流畅度大大提升，通过手机观看影视剧节目越来越普遍，即拍即传的便利将促发网民原创UGC视频的大幅增长。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的研究显示，未来几年的移动视频流量年均增幅将达108%，预计2014年占数据流量的比例将达68%。

云计算被认为是电子信息产业又一次技术变革。云计算通过网络提供可伸缩的廉价的分布式计算能力。也就是说，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搭建以虚拟化技术为核心，以低成本为目标的动态可扩展网络应用基础设施。

近年来，基于云计算的云应用、云服务、云终端的出现，提升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体验。其中，云视听应用备受关注。云视听应用对用户来说完全透明，不管是何种终端用户，用户看到的都是统一的云端内容。云视听应用可以通过独有的视频动态格式转换技术完成对用户终端的适应匹配，从而做到对用户终端的无限制性，即可以兼容各种终端设备访问或接收云端视频内容。简单地说，不论在哪里，只要在移动网中，不管使用什么设备，用户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到海量的最新最全影视剧，内容播放无缝连接，视频体验多屏互动。

在业界，乐视网实现了PC、手机、Pad、TV等“多屏联动体验”，率先打造出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云视频平台。随后，新浪网、百度纷纷推出云视频服务。云视听服务将在未来渐成基础应用。

大数据最初是指多到无法去进行统计和分析的数据集，后来被衍生成通过某种方式和方法去分析海量数据，从中获得所需的具有巨大价值利益的服务内容。随着移动终端视频流量的爆发性增长，各大视听网站正抓住机遇，紧锣密鼓地部署大数据战略，通过大数据挖掘，提供更贴近用户需求的服务，采取更精准的推广、营销手段，提升移动视频用户体验。

以优酷土豆为例，2012年优酷土豆合并，两家搜索平台进一步打通，其搜索引擎“搜库”目前可以挖掘和推算出四个多亿的视频用户浏览行为数据，包括对视频的搜索、观看、寻找、互动等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研究和分析，能够对不同地域、不同用户、不同的行为有精准把握，推出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的应用服务。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用户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和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与智能识别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融合发展，通过在移动终端上集成传感器、新型人机交互等技术来支撑融合类应用。新型智能终端包括集成传感器和人机交互技术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以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以及以终端为中心的多屏互动、智能家居等等。“新型智能终端+视听内容”是物联网时代移动视听应用的必然趋势。

新媒体管理体系变革

社交行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已占据相当长的篇幅，互联网社交网络服务(SNS)的发展也有一二十年的时间。移动社交网络更像是社交网络服务与移动终端特性的自然结合。用户只是将进行网络社交活动的媒介从传统PC网页转移到移动App上。

随着互联网站移动化的深入，基于视听服务的移动社交应用开始出现，并且迅速趋于主流。以腾讯公司于2013年9月底推出的移动终端App微视为例，微视的定位是基于开放关系链的8秒短视频分享社区，用户通过QQ号、腾讯微博以及腾讯邮箱账号登录，可以将拍摄的短视频同步分享到微信好友、朋友圈、腾讯微博。在国外，视听类移动社交应用早已普及，像美国的Vine、日本的Snap Movie都是类似的应用。可以想见，随着4G的来临， 8秒短视频或者比8秒更长的视频将会在社交应用得以普及。

移动社交化的视听应用方式迅速趋于主流源于移动终端的便携特性。一旦“移动+社交”在技术层面和业务层面得以实现，便会引爆应用潮流。目前流行的新名词数字杂食者(digital omnivores)是指同时拥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用户，利用这三种移动终端来进行上网交流的群体。2012年6月，美国44%的平板电脑用户和38%的智能手机用户在看电视的同时使用社交媒体。与此同时，社交网络正经历一个由娱乐化向工具化的过渡。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这样一个趋势，从而着手利用社交网络和社区的作用带来业务的增长。

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发展将引领政府视听新媒体管理体系的变革。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首次探索视听网站对网络局、微电影进行“自审”，松了绑、立了规，迈出了视听新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尊重新媒体的价值观和传播机理，循序渐进地进行视听新媒体管理体制改革是未来政府管理的趋势。

一是政府管理机构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手段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视听业务。例如，面对大量出现的融合性业务，需要跟踪业务变化、适时调整管理方式、拓展新的管理职能。

二是视听新媒体管理与传统媒体管理逐渐从早期的分业管理、对称管理走向融合管理。在全国范围，视听新媒体多元融合进入深化阶段，视听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加速，台网资源深度整合，因此视听新媒体管理与传统媒体的融合管理将成为必然。

创新与融合是移动视听未来发展的核心关键词，亦是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主流方式。所谓融合从业务角度是为了使用户获得无缝对接的视听体验，而从管理角度而言则是以更科学、合理、有效的手段，更好地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