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要：综述了社会语言学在美英诞生40年来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作为交叉和边缘学科的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成长轨迹，与传统语言学的分歧。探讨了当代社会语言学内部的五个主要流派：语言社会学、社会方言学、语言社会心理学、言语交际民族文化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指出它们的研究方向各有其侧重，最终共同构成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关 键 词：社会语言学;性质;历史背景;成长轨迹;流派

文献标识码：A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社会语言学,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边缘学科, 主要研究社会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社会中的人群怎么发挥语言功能来进行交际活动。用通俗的话来说, 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使用 (uses) 和使用者 (users) 的有关问题。

社会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 研究的是言语社区、多语制、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计划和标准化、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狭义社会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看社会, 研究的是语言事件、语言功能、语码变异、语用、语篇分析、语言和性别等等问题。因此可以说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关系到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信息论等领域的多科性交叉边缘科学。

2 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由于社会语言学打破了语言学界历来只注重研究语言形式 (如语音、语法、词汇等) 的传统, 着重从语言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规律, 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崭新领域。

在我国, 许国璋、桂诗春等很早就注意到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与外语教学的关系。许国璋率先指出英语教学要对言语的得体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桂诗春等从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英语听说教学、语言学习者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差异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言语得体性 (即交际能力) 的重要性。

因此, 可以说英语教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本质联系, 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 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 一门外语的培养目标取决于这门外语在本国 (或语言集团) 的交际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语言学使人们认识到, 从语言的使用范围、方式、风格上看, 每一种语言都有很多种语体, 语言变体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社会语言学认为, 即使是讲本族语的人, 也只能掌握语言的基础, 称为语言共核 (common core) , 母语习得如此, 外语教学更不在话下, 由此而产生的是专门外语的概念, 在英语教学中就有所谓专门英语 (Engl 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简称ESP) 。专用英语给我们的启发首先是宏观的教学思想, 不管是哪一种外语教学, 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然后根据此来确定学什么范围的外语, 听、说、写、读、译有何要求, 风格上有何要求。培养目标越明确, 越具体, 组织外语教学的针对性就越强。

(2) 在外语教学中, 教学大纲经历过多次变换。起初是语法教学大纲, 其优点是脉络清楚, 易为成年人掌握, 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 (1) 过于求全, 从语法形式出发, 往往引导学生死记背规则。应当注意, 有些语法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 而同一意义往往又可以有不同的语法形式。 (2) 不是以语言素材, 而是以这些素材的描述为基础, 因此学生的时间往往不是花在掌握语言素材, 而是花在学习描述素材的术语上面。 (3) 语法教学大纲只教语言符号、系统 (code) 、不教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 (use of code) , 使学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正确的使用语言结构。后来出现的情景教学大纲按情景或专题把有关的语法结构和单词编在一起, 较之语法教学大纲, 情景教学大纲实用得多了, 但是有些在交际中常用的结构, 在许多情景中均可以出现;而有一些概念 (如可能性、确切性、怀疑、信念) 又不易找到典型的情景。针对这些缺点, 不少人提出制定“意念教学大纲” (notional syllabuses) 亦也有人称为functional syllabuses或communicative syllabuses。而继“意念大纲”之后, 威多森提出“交流大纲” (interactional syllabus) , 以语段为中心设计教学内容。也有的教学大纲以语法为基础, 意念、功能和交际活动围绕语法进行。这样, 从教学内容上讲, 老师所教授的内容不仅包括传统教学所注重教授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 也包括语义范畴, 话语的交际功能, 学生的交际能力等。专用英语的兴起更使外语教师意识到教学大纲改革的必要性。

(3) 随着指导大纲的改革, 教学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较之于以往只注重语言基础训练, 新的教材着重从培养学生交际能力方面入手, 编入一些情景对话, 让学生在实际语境中去进行操练培养学生在具体的场合中正确使用语言的能力。此外, 专用英语概念的提出使得研究人员意识到要编写出专用英语教材。

(4) 社会语言学认为, 教学方法要有一个中心目的:训练学生懂得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才对, 怎样说才对。也就是说, 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要训练学生掌握“说话规则” (rules of speaking) , 目的是让学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作出正确的反应, 因此一种新的教学法交际法教学被人们提了出来。使用交际法进行教学, 打破了教师教、学生学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演变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学的效果也不仅仅取决于教或者学, 而是取决于教学互动的结果。交际法重点不是在于学生获得语音、语法知识的多少, 而是再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交际中, 在实际交际中提高外语交际能力。交际教学法重在给学生营造交际的范围, 加强语言的刺激, 培养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

3 社会语言学给外语教学的启示

3.1 重视交际能力

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它给了英语研究者和教学人员一个启示, 那就是应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只注重研究语言本身, 致使传统的语言教学只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征。人们从社会语言理论中得到启示:交际能力不仅仅是语言的能力, 它的形成受许多因素制约。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 l Hymes将交际能力定义为基本的语法规则和语言在特定社会场合发挥实际交际功能知识以及话语和交际功能在一定原则指导下的综合。也就是说交际能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语法性 (grammaticality) , 即合乎语法;二是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 即在文化上的可行性, 在情境中的得体性和实现性。他认为学习语言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 那么, 要想提高交际能力, 必须了解目的语国家与本民族的文化差异。Dell Hy mes还指出:语言必须有使用原则, 否则语法规则就失去意义, 他这里所说的使用原则就是在交际中语言使用的得体性。在他们看来, 这种交际功能包括对各种变化因素 (如语境、语域、社会地位、性别及年龄等) 的敏感性。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用所学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这里的交际能力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能力:

(1) 语言能力。这就是语法、语音、词汇的知识。这些语言知识是学习者大脑内在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些背熟了的规则或单词。 (2) 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 这就是使用功能变体和语言功能的能力。 (3) 话语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 这就是学会怎样用语言来做事。 (4) 对应能力 (strategic c om p e te n c e) , 即在交际中学会应用各种对应手段, 如怎样开始一段谈话, 怎样表示愿意 (或不愿意) 进行谈话, 谈话中怎样转换话题, 怎样结束谈话等。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英语教学, 就是要求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设计者不仅要看到所教授的语言本身, 而是要看到与语言相关的社会因素;通过把语言与这些因素相联系来确定教学目标, 设计教学程序、确定教学方法、完成外语教学任务。

按照培养交际能力的要求来组织教学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语言准则 (l inguistic criteria) , 所教的语言必须控制和选择, 过去着重从词使用的频率去考察, 而现在则强调从“全部”语言中去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 真实的 (authentic) 材料, 选择那些与学生将来工作有关的词语和句型。 (2) 情景准则 (situational criteria) , 所选择的语言项目必须有一定的框架来把它们组织起来, 这些框架必须使这些项目尽可能自然地组织起来。 (3) 意念与功能准则 (notional a nd functional criteria) , 把意念与功能联系起来, 强调的是“我们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做事”的能力, 如:怎样传递与找寻信息;怎样表达与发现情感与态度;怎样进行社交;怎样要求解释;怎样道歉;怎样请求或作出许可;怎样找寻原因;怎样约会等等。 (4) 修辞准则 (rhetorical criteria) , 怎样使用言语手段来表达连惯的思想, 如介绍、辩论、结论逻辑关系、选择、评估等等。 (5) 交际准则 (communicative criteria) , 怎样使用语言来影响别人, 如怎样发出信号以打断别人的说话;怎样让别人说话;怎样改变话题;怎样根据身份的变化而转换语码等等。

外语教学应从以上的五条准则考虑。这样, 老师所教授的不再主要是词汇的发音、形式和意义, 语法结构和形式等, 而是这些结构和形式用于什么交际目的, 在什么情景中有什么功能, 可产生什么交际效应等。然而长期以来, 中国的外语教学只重视语言形式却忽略了交际能力, 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带来的后果。它统治了语言学界很长时间, 对中国的外语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2 重视社会文化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 任何语言都是特定文化的一部分,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们用以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一面镜子, 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揭示该民族的文化的内容, 因此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在教授语言、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同时, 介绍文化背景, 结合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教授语言的交际原则, 培养学生使用语言的得体性和交际能力。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十分重要的, 它直接关系到对学生语言运用合理性的培养。要知道, 真正掌握一门语言, 就必须正确地理解所学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 学习语言也可以说是一个认识文化的过程。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了解对方语言的文化背景, 即使外语讲得很地道, 也可能出现语用失误或文化休克, 从而影响交际的效果。过去的英语教学由于对文化差异教学不重视, 学生常常出现语用错误。例如: (1) 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错误。如称呼语、寒喧语的使用错误。 (2) 因价值观念的冲突, 不同的民族对隐私、禁忌有不同理解。中国人在看到别人购买的东西喜欢询问价格, 而在英美来说是不合适的。教师应帮助学生了解:西方人一般忌谈年龄、婚姻、收入、物品价格、死亡、贫穷、衰老、发胖等话题。 (3) 文化上的错误, 即从文化的角度看是难以接受的。如中国人常以自贬的方式表示谦虚, 这常常令西方人迷惑不解, 在他们看来, 这是缺乏自信甚至是无能的表现。正确的英语习惯用法是接受对方称赞, 然后可做些补充说明。作为外语学习者, 中国学生缺少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及其交际方式。所以在外语教学中, 外语教师有责任在向学生传授语言形式的同时, 还应该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并为他们创造语言运用的文化氛围, 从而培养学生使用语言的得体性和交际能力。

3.3 重视语篇教学

社会语言学理论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某些意义连贯的话语称为语篇。它可长可短, 产生于语境中;语境反过来对语篇的结构、主题、语体等又具有选择的功能。

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单位是语言的交际单位, 而不是语言的语法单位。而语言的交际单位就是语篇, 也就是说, 是一个语篇中在一个交际事件中起作用, 而不是单个的句子或者词汇。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单位, 是一个语义 (semantic) 单位。它可以是以口头 (spoken) 形式出现, 也可以以书面 (written) 形式出现。它是使用中的语言单位, 是一种交际活动。黄国文 (2001) 认为文化语境是语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所能表达的所有意义, 任何语篇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环境而存在。这样, 社会语言学同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一起也引发了语篇教学的路子。

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社会交际能力这一宗旨决定了外语教学要在语篇层次上组织教学活动, 即从整体到细节, 到语言点的教学模式。宏观语境因素决定了语篇所用的语言的语体 (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 以及语言形式 (口语或书面语) 。在结合上下文 (微观语境) 讲解语言点的时候, 教师不仅要讲解词语的用法而且要讲解他们的使用, 即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这一点是社会语言学和半个世纪以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的根本区别所在。

语篇教学法属于功能意念的教学范畴。它的指导理论是语学中语义宏观结构和语用宏观结构理论。因此根据语义宏观结构理论, 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引导学生抓住作者的主题思想然后讲解和分析词 (短语和句子的意义及其用法) 而根据语用宏观结构理论运用语用分析进行教学则有助于提高语言技巧训练的效率, 克服孤立地讲解语言形式的弊端, 使学生能有效得体地使用语言。

3.4 重视语境教学

语境指的是语言运用的环境。作为整个语言系统的社会环境的语境称为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在语境中进行的。Halliday在理论上首先指出:“任何语篇是在一定语境下作用的, 从中可以抽象出若干与描写分析有关的某些特征”。语言包括语法、语篇和社会语境三个层次。这就是说, 词语及语法构成小句, 语篇中超越小句的序列意义构成社会语篇, 并体现社会语境。语篇中的意义选择、遣词构句、谋篇布局, 都置于社会活动之中。语言的使用与语境不可分割, 语言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 因此, 分析语言现象, 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环境联系起来, 离开一定的语境, 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分析就难以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的结构和意义。

语境与语言使用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 要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语言的选择必须考虑到语境的影响, 语境制约着语言的选择;另一方面, 语言的选择同样影响着语境的建构。在语言选择过程中, 语境与语言结构的互动并动态地生成一定的话语意义。

外语教学应从建设语言技能训练所依赖的真实语境入手, 以情境存在为前提, 以学生为主体, 从根本上解决“哑巴英语”和“语用失误”等交际障碍, 避免“情境模糊存在”所造成的交际场景缺失和语境信息残缺对交际活动产生的不良影响, 帮助构筑学生未来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外语交际能力。

4 结语

总而言之, 以语言在社会中的运用为根本出发点, 无论是外语教师还是外语教学设计者, 在当今的外语教学中都应开阔外语教学的视野, 给外语教学以活力, 不仅要看到所教授的语言本身, 而且要看到与语言相关的社会因素。另外, 通过把语言与这些因素相联系来确定教学目标, 如提高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设计教学程序、确定教学方法、完成教学任务等。中国的语言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 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正确认识语言现象, 把握语言最本质的特征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对我们的外语教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摘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英语教学, 分析了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并指出了它对外语教学的启示:要求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设计者不仅要看到所教授的语言本身, 还要看到与语言相关的社会因素。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交际能力, 重视社会文化, 重视语篇教学和语境教学。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 许国璋.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J].外国语教学, 1978 (3) .

[2] 桂诗春.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J].现代英语, 1978 (1) .

[3] Hymen, D.H Founda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4] 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354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作者简介：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周鑫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作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1}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2}《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作“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3}。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把它叫作“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象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4}中就把“语言地理”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作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5}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4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地理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7}。

三、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1902～1909年出齐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中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 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100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涌现，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8}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对它进行介绍，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的名称叫作《汉语方言地理学》。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些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从理论角度对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著作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9}。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导师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 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许多同行的集体智慧，跟20年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 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通过答辩的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我们已经指导研究生对湖南最南部的江永县做类似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写出了系列硕士论文。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湖南全局的研究。

四、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作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作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作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作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作“普通话”，面对古代，叫作“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作“汉语”，面对外国人叫作“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作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共同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音标，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

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提供帮助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1924年北京大学由于沈兼士提倡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查，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作《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从此，方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五、衡山南岳的方言特征地图举例

我们{10}在湖南最先尝试用地理语言学方法高密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汉语方言。下面我们提供衡山南岳的方言地图两幅，并且做一些地理语言学的分析。

从“声调系统及其类型”的地图可见，声调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对整齐，是分区地理研究要首先考虑的。山脉整齐地把老衡山县分成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方言区域。在山势平缓的东北方向，由于交通方便，产生了一个混合方言区——夹山腔区域。在西南方向伸入衡阳县范围的部分地区不属于前山话，反而属于后山话声调系统。“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只是在后山话系统的基础上，把阴平的调值改变成前山话的调值。考虑到前山话是县城方言，是强势方言，我们推断夹山腔本来是后山话，是前山话影响了它，使它变得开始接近前山话。

从“‘门槛’的词音及其词素结构类型”的地图可见，后山话非常统一，都叫作“地方”。前山话的词素结构也一致，只是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异。这些语音变异又主要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又有一些小的语音变异。在夹山腔中，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特点参差不齐地分布成多种格局。

注 释：

{1}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

{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鲍厚星：《〈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7}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8}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1期。

{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10}彭泽润：《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4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Hunan Dialect Geography

PENG Ze-run，ZHOU Xin-lin

Key word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Chinese Dialectology；Hunan dialect；Hengshan dialect；Nanyue dialect；dialect atlas

（责任编校：文 建）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几年高校法学教育改革中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案例教学法对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我国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特殊性，要使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明确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与普通院校法学教育的差异，构建适合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案例集合，培养高水平民族院校法学教育教师队伍，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课程设置中注意其他学科的引入，以此来推动民族院校法学教育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法学教育；民族院校

判例教学法由美国哈弗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戈伦姆布斯·兰德尔于1870年创立，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新型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之间是采用苏格拉底式讨论的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采用的教材也以判例为主要内容。

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的法学教育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案例教学法仍不是法学教育的主流教学方法，多数法学教育仍然采用的是教师课堂讲授模式。

虽然近几年在我国的高校法学教育改革中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中。

一、我国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特征

我国民族高校，特别是民族地方的民族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性法律人才。以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为例，学院以建设“区内一流、国内知名”的法学专业品牌为目标，以培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扎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熟练的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和民族干部为己任，不断改革培养模式，突显特色办学优势，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专业人才支撑，为“依法治国”、服务“广西新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与普通院校法学教育相比，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学生构成的特殊性

与普通高校相比，民族院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学生大多是少数民族。以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为例，2013年录取的227名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有92人，2014年录取的228名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有138人，汉族学生为90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到总人数的60%，民族构成除汉族外，还包括壮族、回族、瑶族、苗族、么佬族、白族、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15个少数民族。不同民族的学生都有自己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及信仰等民族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的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对民族院校的学生进行授课的时候，应注意其民族性。

（二）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

2011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要求，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主要为应用性法律人才，人才输送地主要为民族地区，特别是基层。

1.培养基层法律人才。民族院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面向基层培养一批吃苦耐劳，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以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为例，2014届175名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中有160人选择在广西区内就业。

2.熟悉当地民风习俗的法律人才。法律与风俗习惯都是社会调控的两种基本手段，尽管法律与风俗习惯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具有深层的联系。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有着较大的差异。以广西“三月三”为例，自2014年开始，“三月三”成为广西的公众假日。在北方，三月是踏青春游的好时节。对于壮族而言，“三月三”则是壮族的重大节日之一，又被称为“民歌节”、“歌圩节”，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对山歌，在歌圩场上赛歌、赏歌，有些地方还会举行斗乌、斗鸡、斗狗、斗牛比赛；对于布依族而言，“三月三”则是以祭祀社神和给自己祖先扫墓的节日，家家都做五色糯米饭，通过“扫墓挂青”来感恩自然、祖先和社会。因此，要想在基层做好法制工作，就需要了解当地的民俗习惯。

3.通晓当地及周边地区民族语言的法律人才。此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意味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可能面临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如果法官、诉讼参与人等相互之间语言不通，必定会影响到纠纷的顺利解决，执法、司法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法律又熟悉当地风俗习惯、通晓当地语言的法律人才。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位于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特殊的地缘优势促使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确立“以国家法教学与研究为基础，以东盟法、民族法研究为特色”的发展思路，在法学教育中引入东盟国家案例，增设东盟国家语言学习课程，为“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不断完善提供了专业人才支持。

二、案例教学在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中的现状

（一）案例选择不够准确，缺乏系统性

与传统教学相比，案例教学的首要优点就在于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缩短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成为进行案例教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法学案例非常丰富，如何选择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老师喜欢采用法学经典案例，特别是在某一领域引起广发关注和讨论的案例，如“恶法非法之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赵作海案”，采用经典案例可以较为明确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收集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分析，可以扩大学生知识点的涉猎范围，但缺点是已经有大量分析资料的存在，容易使学生产生“投机取巧”的心理而不再进行自我思考；也有一部分老师会选择学生在生活中有所耳闻的或是当下比较轰动的案例进行分析，采用此种类型的案例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思考，缺点是这类案件往往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定论，教师在和同学们一起分析时仅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与实际操作距离较远。

另外，一些法学教师选择案例的途径较为单一，多是从法学案例辅导书中选择，对于网络等新兴信息传播方式利用率不高。

虽然多数老师都会在讲授不同部门法律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时，都会选择与本法律部门相关的案例，但在实际教学中，老师选择的案例往往局限于某一知识点，学完整部法律，虽然学生学到了很多案例，但都是零散的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此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中

（二）案例设置不够合理

案例教学的重点是要将案例合理地与所讲内容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其学习效率将大大提高。在案例讨论的过程中，师生之间有较好的互动，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选择合适的案例后，教师如何进行组织和引导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这样一种情形：为了调动课堂气氛把案例引入当成讲故事，但却不把问题的实质或关键传达给学生；或把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如在讲授法律解释作用时，谈到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上的差别，也由于人们利益与动机的差别，因此会对同一法律规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法律规定中的一些专门术语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有人持枪抢劫，但事后发现所持枪支是一把假抢，关于“假枪是不是刑法规定的持枪抢劫的枪”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法律解释来确定“枪”的范围是否包括假枪。显然，这种方法虽然能使学生意识到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但是该老师的这一设置并不能被称为案例教学，只能被认为是举例教学法。

还有些教师虽然引入了案例，但是自己做“甩手掌柜”，对学生不引导、不总结，只是把案例传达给学生，任凭学生漫无边际地讨论。

（三）缺乏显著的民族性

基于民族院校法学学生培养目的的特殊性，教学也应有其显著的特征，因此，在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法学教育的时候也应体现其民族性。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民族院校法学学生的专门教材（仅有吴大华主编全国民族院校成人高等教育教材《法律基础》），也没有专门的案例教材，民族院校的法学教材都采用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教材，案例教材也是一样。

三、如何完善我国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案例教学法

（一）明确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与普通院校法学教育的差异

在法学教育中引入案例教学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有目共睹，其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是，我们也应承认目前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法学教育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时不能千篇一律，必须要考虑民族院校与普通院校在法学教育上的不同。卓越法律人才的提出，对各类高校人才培养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位，民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要为民族地区别特是基层地区输送应用性法律人才。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特殊性在前文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只有明确了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特征，在进行人才培养时才能够准确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二）构建适合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案例集合

民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内容的特殊性，迫切需要建立适合民族院校的案例库。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化，且传播速度很快，相较于编写一套适合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案例教材，构建适合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案例库要容易得多，且构建的案例库并不局限于文字形式，可以增加庭审视频或是相关法律影视作品。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已经和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合作，实现庭审直播，学生在课堂上就可以进行现场庭审观摩。

广西民族大学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学生大多是少数民族学生，因此在构建案例库时要考虑到各民族特点，比如在婚姻法中有关结婚年龄方面，计划生育方面，或是在物权中的林权保护问题等。在法律与道德、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的关系上也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因素，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解民族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

构筑适合民族院校的案例库将有助于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教师在进行教学设置时不再是大海捞针般自己去收集案例，而是可以直接从案例库中选择，不仅可以节约搜索资料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高案例选择的准确性。

（三）培养高水平民族院校法学教育教师队伍

案例教学法虽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较大差异，但教师在其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次成功的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高水平的老师。不论案例选择多么精确，如果教师不是很好的教学组织者，也很难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的大部分教师都是通过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法学理论和实务能力方面比较欠缺，特别是民族院校，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虽然国家对民族院校的教师在培训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但由于经济条件和地域限制，很多教师在能力提高之后会选择离开，造成了人才流失。因此，一方面要给民族院校的法学老师更多能力提升的平台，如鼓励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学习或是做兼职律对教师，增加老师的实践经验；进行案例教学法系统培训，使教师在课堂上明确教学目的，周密安排教学活动，恰当引入案例，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分析，并及时进行引导和总结。另一方面提高民族院校教师待遇，使教师在能力提升之后还能够安心留下来，保持民族院校法学教师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广西民族大学近些年来非常重视法学教师的发展，引入高水平法律人才，鼓励教师攻读博士，选派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行访学，为教师提供科研平台，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教师进行教学质量提升培训，有力地促进了高水平法学教师队伍的建立。

（四）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课程设置中注意其他学科的引入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教育各专业之间有一定的封闭性，但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对法律的把握和熟练运用需要其他学科知识和社会现实的支撑，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因此，建议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中除了现有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外，增设民族学、地方史课程，加强学生对民族自治和民族法制建设的认识，增多社会实践课学时，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除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外，还开设了民族法学、越南语、东盟国家司法制度等特色课程，为民族地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为“依法治国”、服务“广西新发展”贡献力量。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专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可以从精神、物质、课程、制度、行动五个维度来建设。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动漫专业遵循“职业文化进专业、企业文化进课程、创意文化进头脑、审美文化进作品”的“四进”思路，将专业精神文化培育落实于物质文化、课程文化、制度文化、行动文化建设中，实现校企文化的零距离对接。

关键词 专业文化；动漫专业；专业建设；高等职业院校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孟男（1979-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信息学院讲师。

专业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构成主体，也是校园文化的实体性支撑。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以下简称“动漫专业”）将专业文化建设作为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着力点，采取“动漫文化进专业、企业文化进课程、创意文化进头脑、审美文化进作品”的“四进”思路，整体搭建融合宗旨、核心价值体系和实现路径为一体的专业文化构架，实现校企文化的零距离对接。

一、专业文化的建设维度

专业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指向性特征，体现在价值观、情感态度、教学安排、教学环境、师生交往、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中。因此，专业文化可以从精神、物质、课程、制度、行动五个维度来建设。这五个维度相互包容、渗透，不可分割。

（一）专业精神文化

专业精神是指对工作是否执著于专业的规范、要求、品质化程序等，是在专业技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的品质。具有专业精神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着精深的研究并充满创造力，在各个方面追求精益求精，并能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不断地学习与创新。专业精神文化是指在专业建设过程中确立并被共同遵循的专业意识、理念、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等内容。专业精神文化是专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深处，是指导师生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二）专业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如工具、服饰、建筑物、公园等，表现为文化的有形部分，其内里凝聚着人的观念、需求和能力。专业物质文化指的是专业文化的外在物化形式，包括专业教学基地、教学设施等硬件环境，也包括以语言和符号等形式呈现的相对抽象的专业文化表现方式，是折射专业文化建设的镜子和展现专业文化建设理念的窗口。语言和符号是物质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语言和符号才能反映和传授，因此提炼反映专业文化的语言和符号在专业文化建设中尤其重要。

（三）专业制度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1]。专业制度文化指的是专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体系。专业制度文化是专业价值观和专业精神的刚性体现，具有规约、引领师生行为的功能。专业制度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建立管理、监控、规范和量化专业建设的准则，提出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从而保证专业建设规范有序地展开，是学校专业建设的基本保证。

（四）专业课程文化

课程本身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这不仅表现在课程是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的产物，还表现在它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2]。专业课程文化建设是指从行业文化、技术典籍中选择出需要学生掌握的专业内容，提炼行业文化、专业精神、专业技术的精华，构建既符合行业发展需要和企业用人需求，又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通过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将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融于育人过程中。

（五）专业行动文化

专业行动文化指的是专业建设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活动状态、方式、程序和效果[3]，是学校专业文化建设的实现、表现过程。专业行动文化建设，一要突出专业特色，突出专业行动规划来指导专业活动的开展，以活动为载体，搭建专业行动实践平台，全面提高师生素质；二要以“生”为本，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素质为核心构建专业教学体系，寻求校企合作新途径，为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二、专业文化视角下动漫专业建设的路径

（一）开展文化调研评估，凝练专业精神文化

动漫专业文化建设首先要提炼和丰富符合时代特征、体现专业特色的专业精神文化，让专业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逐步转化为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共同目标，用专业精神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使之成为专业群体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专业建设的思想基础。具体做法是：从校内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三个维度展开调研，制定详细的调研方案、调研任务和调查问卷，分析并提炼出富有时代特征的体现动漫特色的专业精神要求，组织师生商讨和确定专业精神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并用简洁、清晰、明了的文字表述专业精神内涵，如“健康、多彩、品味、艺术”，“用动漫传递情感，用动漫传播快乐”等。

（二）构建专业文化框架，融入专业建设方案

根据专业精神文化内涵，将其转化为可行动、可操作的专业文化建设规划，专业文化建设规划应包括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既为学校专业建设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保证，也是专业建设要遵循的行动逻辑。将专业文化建设任务与专业建设方案中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即以专业精神、教师风范、学习风气建设为核心，用校企紧密结合的专业环境，丰富多彩的专业文化活动，突显艺术文化品味的专业课程体系，规范有序的专业管理方法，浓厚热烈的学术研究氛围，科学健康的人文精神促成催人奋进的专业精神，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导向正确的舆论环境，使专业形态、文化生态、师生心态内外和谐，专业活力、师生能力、文明魅力刚柔相济，促进专业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系统推进专业文化建设，建立专业文化评估反馈机制

开展专业文化评估，即对动漫专业文化建设的状况进行测评与衡量。主动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参与动漫专业文化建设，定期组织校内外专家开展研讨和调研活动，积极开展校企互动的文化实践活动，特别注重来自企业的反馈信息，积极利用和吸纳来自校内外师生员工和社会方面的反馈，对偏离专业文化建设目标的行为进行调整，对有助于专业文化建设目标的行为予以强化。

三、专业文化视角下动漫专业建设的策略

（一）创新载体，全面建设专业物质文化

引入动漫企业（行业）先进文化理念，规划布置体现专业精神，展示专业特色与企业（行业）要求同步的高水平专业物质文化。专业文化建设内容必须通过合适的物质载体呈现出来，其主要载体有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具体可分为教师办公室、学生教室、实验实训室、走廊楼道、学生宿舍等。具体策略：将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教师工作规范、教学事故处理规定等内容张贴于教师办公室；将提炼出的专业精神以比较醒目的形式张贴于实训室、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内的显著位置，在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的走廊楼道等张贴体现专业理念、专业精神的格言警句；在实训室张贴动漫行业职业规范、岗位职责、工作守则、工作程序、工作标准等，并逐步采用具有动漫特色的专业标识来统一办公用品和学习用品标识；在实训室、宿舍张贴利于营造团结友爱、和谐共处、互利协作、积极向上、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宽容别人、善待自己的人际文化的标语；在走廊楼道张贴往届优秀毕业生、专业领域著名的技术能手技能标兵的画像，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及发展趋势介绍，本专业的人才需求信息和趋势，动漫行业名人格言警句，合作企业的简介等。

（二）突出实践，深入打造专业课程文化

动漫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岗位有角色建模、场景建模、贴图及后期处理、动画设计、美工设计、影视后期编辑等。在调研中发现，不同企业对动漫人才的需求存在一些共同点，即希望招到具有一定的美术与音乐基础、手绘能力较强、审美能力较高的人才。

围绕“创意+技能+艺术+品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本专业构建了体现动漫文化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其课程主要有动漫技法、素描、平面设计、黑白画、FLASH动画、3D动画、动漫技法表现、静态网页设计、非线性编辑、动画前期制作、分镜设计、影视合成、MAYA基础、DV拍摄、后期特效等。同时，构建了由平面设计实训、三维动画实训、影视动画综合实训的三个项目技能实训构成的专项实训体系，并采取集中分段式授课的教学模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强化课程文化的实践性。

动画制作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学和学生创作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非常重要。动漫专业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通过项目带动教学，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完成一个动画片制作，让学生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体验团队合作的价值并学会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重视学生在团队合作中的表现、作用及评价。通过自评和他评，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在人际交往、团队合作中的优缺点[4]。这也是构建课程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重视规范，统筹构建专业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专业在日常管理要求或规范中逐步形成的，是专业全体师生认同和遵循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体现专业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动漫专业制度文化应体现“和谐、规范、保障、激励”八字方针，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搭建师生参与管理的平台，开通民主管理的渠道，创建和谐的管理环境。二是要对专业建设的领导、协调、检查和评价以及师生行动的方式、程序、职责等环节进行明确阐述与严格规范，形成制度文本，从而使专业建设在规范的制度文化氛围下有序开展。三是要建立对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支持和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责任心、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要建立健全师生参加专业建设活动的激励和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师生自觉投身专业建设的内驱力。

（四）落实行动，系统构建专业行动文化

一是做好新生入学专业文化渗透教育。每年新生入学后，举办“明确专业学习方向，树立职业理想”为目的的新生教育活动。活动采取教师宣讲和师生座谈两种形式。专业教师将专业文化建设内容分解为动漫专业文化理念、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实验实训特色、校企合作、就业岗位要求等若干模块，使学生既了解本专业学习内容，又对专业文化建设有了概念性认知。

二是以专业活动为载体，把专业文化建设通过活动的形式落实到实践中。搭建专业文化建设活动平台，让师生的道德情操、团队精神、专业技能、创造能力等在活动中升华提高。例如，为提高学生的绘画能力，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成立了动漫手绘艺术协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协会活动，如组织学生绘制学校各类技能大赛的宣传海报，通过集中组织学生进行艺术图形和字体的绘制，不仅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绘画知识，提高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三是发挥专业骨干团队作用，以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等方式搭建专业文化建设课题研究平台，使专业文化建设真正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从而优化专业文化建设的过程和结果。在专业文化研究和创建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设计一系列选题让学生参与，在研究中提升学生对专业发展的认识，在活动中增强学生的专业文化意识和专业文化建设能力。

四是深化校企合作，在校企对接的系列活动中深化学生对专业文化的认识，将企业文化融入专业文化。具体策略是：组建动漫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围绕“黑龙江省动漫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对动漫以及相关专业人才技能的具体需求”、“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课程设置建议”和“校企合作思路”等内容展开讨论，明确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向和思路。根据专业发展需要，定期聘请行业企业专家以“行业引领”为主题开展讲座活动，详细讲解动漫行业动向、学生知识结构、学习方法、专业证书考取和就业前准备等内容；根据专业课程实施进度及学生实践要求，有计划地邀请动漫企业艺术总监和技术专家举办动漫专业技术讲座，以“三维游戏中的美术制作”、“影视动画流程化”等专业中的难点技术和流行技术为主题，开展系列技术讲座，使学生对动漫技术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深化。

五是建立学生顶岗实习跟踪、调研和指导机制。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实习时以赴企业参加实践设计的形式进行，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动漫相关设计的实战能力。实习过程中，企业结合学生实际状况及个体需求，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岗位，并将课程内容与工作项目结合，使学生对企业的工作环境、岗位要求、业务流程及行业发展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并在其中融入当前行业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新技术，使学生能够更熟悉当前行业的发展趋势，更新知识，提高实践技能水平。而专业教师则定期与企业和实习学生沟通，保障实习各环节落到实处，提高实习效果。

参考文献：

[1]曾小华.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4）：18-20.

[2]臧春兰.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论民族地区课程的双向选择[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7）：45-47.

[3]周会青.关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文化建设的研究[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2（8）：38-40.

[4]陈丽婷.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07（35）：15-18.

The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imation Special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MENG Nan

（Heilong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8， China）

Key words professional culture； animation specialt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社会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模式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都市白领们虽然在大城市谋得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但面对持续攀升的房价却力不从心。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选择一种折中的生活方式，即在中心城区工作，在房价相对较低的远城区或周边城市买房安家。他们有规律地往返于单位和家庭之间，或每天一次，或每周一次，就像来回摆动的钟摆一样。于是，有人形象地将这个族群称为“钟摆族”。

（1）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日益加深，长三角出现了诸多“钟摆族”，如家在杭州，办公室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袁先生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钟摆族”，有很深刻的“异地同城”感。（《开封日报》2010年6月18日）

（2）阿华说自己是“钟摆族”，他的钟摆周期一般是一个星期，五天在重庆工作，周末两天在成都生活。（《成都商报》2010年7月20日）

（3）穿梭于两座城市之间，生活就如钟摆般，从一个定点到另一个定点，然后再回来，这就是“钟摆族”的生活。（《新闻晚报》2010年6月11日）

“钟摆”这个用来形象描绘人们在两地之间有规律往返的名词，还出现了名词动用的情况。如：

（4）每天钟摆于上海与苏州之间，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件麻烦的事情，但是刘建春却是乐此不彼。（《青年报》2010年7月5日）

（5）此外，在两地钟摆，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交通成本。（《羊城地铁报》2010年3月31日）

例（4）和例（5）中的“钟摆”均用作动词，表示“像钟摆一样运动”的意思。

“钟摆族”最早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这些城市在发展规模、基础设施、经济、文化、消费等方面都领先于其它城市。诱人的就业机会和超高房价之间的矛盾使得“钟摆”生活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而当地发达、便利的公共交通网络则为“钟摆”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支持。目前，随着我国二三线城市交通建设布局的加强、发展机会的增多，不少年轻人开始选择在离家乡较近的中型城市求职，每周往返于单位和家乡之间。城际交通的高速发展使得“钟摆族”的队伍在二三线城市也逐步壮大起来。

“钟摆族”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在单一城市内工作生活的传统模式，突破了城市之间的地理界限，反映出新时代人们在就业、置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观念转变。从语言学角度看，“钟摆族”这一新词是通过词语模的类推方式衍生出来的。词语模是在词语使用和创造的过程中逐步约定而成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在模槽里较自由地填上一定的语素、词甚至词语，就构成了一个新词语。“X族”是“钟摆族”的词语模，其原型义指的是“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族群”，“X”用以标明其共同特征。如“打工族”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务工的族群；“月光族”指将每月工资全部花光的族群；“草莓族”指像草莓一样经不起磕碰、承压能力差的族群。具体而言，“钟摆”能进入到“X族”词语模中，是基于隐喻的认知模式。隐喻指的是以象似性为基础的不同认知域之间的语义投射，通常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形象表达另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在城市之间有规律地往返，时间固定、地点固定、方式固定，这和钟摆的有节律来回摆动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同时，钟摆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用它来隐喻人们的这种新生活模式，既直观形象，又易于理解和记忆。于是，人们便将“钟摆”放入到既有的“X族”词语模中，构成了新词“钟摆族”。

其实，在新词“钟摆族”出现之前，人们曾使用过另外的名称来指称这类人群—— “城市候鸟”。如：

（6）广州市民黄开家住江南西路，属于典型的家庭在广州，工作在深圳的“城市候鸟”一族。对广东五年来的交通巨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新快报》2007年10月15日）

（7）每天，大珠三角区域内数以万计的“城市候鸟一族”穿梭在两个城市之间，越来越便利化的轨道交通，让他们把将“家”和“办公室”安排在了沿线的两地。（《南方日报》2008年10月19日）

但是，“城市候鸟”不仅可以用来指称“工作在此城，生活在别处的跨城际就业人群”，还常被用以指称留守儿童、农民工等流动性较大的人群。如：

（8）暑假，对城里孩子而言，只是一段拉长的假期。可对于父母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暑假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是他们和父母难得的团聚时刻。每年7月，他们“飞”往城市，与父母团聚；8月，他们又陆续回到农村上学、生活。留守儿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城市“候鸟”。（《湖北日报》2006年7月18日）

（9）江西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只做城市“候鸟”（《赣南日报》2010年4月2日）

“城市候鸟”指称的不明确性注定了它只能作为一种比喻用法来使用，无法凝固成具有精确语义内涵的一般名词。这便为“钟摆族”的“后来者居上”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需要新词语来表现，另一方面，“X族”词语模旺盛的构词能力和已有词族成员的大量使用，均为“钟摆族”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一出现就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被专门用来指称“在一个城市工作，在另一个城市生活，有规律地往返于两地的人群”。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原本明晰的城市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一些特定经济发展区域内的“钟摆族”开始用“区域名+人”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地域身份，如“长三角人”“珠三角人”“长株潭人”等。

（10）由于城际交通网络的健全改变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令公共设施的覆盖半径迅速扩大，将使“长三角人”这一新兴人群大量涌现。（东方网，2010年3月29日）

（11）铁轨网的建设与可预见的通车盛景，已让不少珠三角人开始规划未来2到3年的全新生活。（《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8日）

（12）城际铁路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长株潭半小时通勤圈，催生长株潭“钟摆族”。……有一天，当一个路过城市群的陌生人在长株潭城际列车上遇到一个人，陌生人问对方“你是哪里人”时，或许对方会略加沉吟后告诉你：“我是长株潭人！”是啊，生在湘潭、在长沙工作、在株洲居住，这样的人，只能叫长株潭人！（《长沙晚报》2010年6月30日）

这种新兴的表达方式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是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过去，人们在指称自己的地域身份时主要用“城市（省份）名+人”的方式，如“武汉人”“湖北人”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圈的逐步扩大，人们工作、生活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钟摆族”在一个城市工作，却在另一个城市安家，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地域身份时已很难再用某个城市的单一名称来进行概括。社会生活新现象的出现需要语言系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于是“区域名+人”的新兴表达方式应运而生。该表达方式在继承“地名+人”的基本组合模式基础上，将“地名”的范围由原本具体的地理行政区划名称扩展到边界相对模糊的经济文化区域名称。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原有的语法、语义底层，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易于为语言使用者所理解和记忆。

目前，我国的社会公共交通网络正日益繁荣，城市间的连通性在逐步加强，城际联系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频繁，这必将催生更多的“钟摆族”，“钟摆”式的新生活模式也将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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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丹 湖北武汉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