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性的思维得到不断的更新与提升，只有在历史的思维下，才能理解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思维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

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

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

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②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③因而历史认识论的批判不仅未能确立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历史认识危机之中，这个结果显然有悖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衷。

当现代历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机之时，思考历史的新思维要求另辟蹊径。在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历史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发生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研究以海登·怀特的新叙事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新叙事主义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叙事的性质，把历史叙事不仅应当作文本，当作语言修辞与编纂形式，而且还应当上升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历史观念取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

历史思维解放的尺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的历史性方面看，西方历史哲学要么从非历史的概念中构筑一种先验的历史体系，要么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要么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语言的虚构与修辞技巧。虽然其一再声称要摆脱现代社会中别无选择的生存现状与技术理性的逻辑，但其批判力度并没有声称的那样彻底。西方历史哲学至此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开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时代呼唤历史理解的新思维之时，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入了历史理解的视野，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于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方式探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即它探讨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规律、模式、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它是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把思辨的哲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颠倒过来。“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归入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实践体系中。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使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认识的真理看作是在历史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在历史学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认识历史。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历史事实”与其“摹本”的对立，这也就消除了历史认识论中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物自体”。④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的思维既是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继承又是对其的超越。它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恢复了历史学和历史本身的尊严。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能力扬弃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非历史的思维，也能去除自身思维的非历史性，从而推动历史思维的不断跃迁，使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被另一种新生的、开放的观念所更替，使形形色色非历史的历史思维得以终结，从而表明了真正的历史观念与真正的历史思维的发生乃是同一个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政教部；本文为西安市2012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Y61）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②[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③[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茶在当今世界饮品中的消费仅次于水，它形式多样，产地众多，4种源自中国的茶叶绿茶，白茶、黑茶和乌龙茶，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其它的商品比茶更能揭示世界的演变史

在石油坐拥“黑金”的头衔之前，茶是世界的“黑金”。与石油不同的是，茶是可再生资源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上最后的油田枯竭后，茶，会如同几千年前一样，将重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从中国到全球的饮料

几千年前。茶最早成为了中国人的饮料。之后，由于茶作为提神的剌激物，有助于佛教的打坐，于是，茶与佛教的密切联系，开始影响中国精英们的品位，并最终对亚洲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由于木制、金属和土制的杯子会破坏极品茶叶的风味，对于茶具高品质的需求。刺激了中国瓷器的发展，瓷器生产成为了中国以及后来全球产业和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和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作为诗词和艺术的一个表现主题，品茶、茶馆和茶叶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出现了专门介绍制茶和饮茶的著作(陆羽的《茶经》)。僧人最澄于公元805年最先将茶树苗带到日本，从此，中国的饮茶习惯演变成为了对日本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茶道。

南宋年间(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阿拉伯商人从福建的泉州得到茶叶，带至中东等地方，那里的穆斯林用茶代替了葡萄酒和其它伊斯兰教禁用的刺激物和饮料。1610年，一艘停靠在澳门的荷兰船只将第一包中国茶叶带往欧洲，欧洲人最初看重的是茶的药用价值，这一特性很早就被中国医生所认识。到18世纪初，欧洲人已经和中国人一样，将饮茶视作富有和高雅的象征。到18世纪中叶，这种象征意义吸引着英国商人前去酒馆和咖啡馆喝茶(效仿土耳其人的做法)，在那里，茶很快取代了价格昂贵且稀少的咖啡虽然这些店铺在当时都是以咖啡命名的。1658年9月《伦敦宪报》上的一则广告说：

“品质卓越、内科医生有口皆碑的中国茶在苏丹一海德咖啡馆有售，地点位于伦敦皇家交易所的斯威廷公寓楼。”

因为位于伦敦交易街的加拉威咖啡馆为那些直接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服务。所以人们普遍将它视作最早以茶代替咖啡的咖啡馆。加拉威咖啡馆后来成为狄更斯好几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这些咖啡馆是地位上升但手段有限的中产阶级商人和股票经纪人碰面，将他们的技艺和财力资源联合起来的场所，狄更斯则是最早描写这些咖啡馆的作家之一。这种平等的聚会鼓励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现代保险业诞生在伦巴第街的爱德华劳埃德的咖啡馆，水手们在那里寻求有钱商人给他们的船只进行保险，劳埃德本人进行拍卖活动，高喊着航运新消息(后来就有了英国最大的保险市场“劳合社”)。当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比如约翰德莱顿、乔纳森斯威夫、亚历山大蒲柏、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以及塞缪尔约翰逊，将这些咖啡馆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时。这些咖啡馆也促进了英国文化的繁荣。

糖、茶和工业革命

欧洲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将糖加入茶中，这是他们恢复体能的一种实用、便宜的方法。通常认为，工人将茶水煮沸饮用(喝开水对身体更安全。喝加糖的茶水则更美味可口)，能够抗拒一些由水传播的疾病。而《和平中的野蛮战争：英国、日本和马尔萨斯陷阱》的作者艾伦麦克法兰进一步认为，茶有助于健康这一特性，令它在英国及稍后的日本产业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看法遭到了很多批评。它所持的决定论是肯定有缺陷的，例如，中国人也喝茶，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快速地进行了工业化。

不论欧洲人对于加糖的茶叶需求日益增长是否推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它肯定导致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为甘蔗的种植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西方对茶需求日增。当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品时，中国就进入了正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欧洲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白银涌入中国造成了这种金属的快速贬值。茶因此更为昂贵(当要求更多的白银以满足中国的茶价)。欧洲和美洲商人通过一种商品的买卖以解决不断上涨的茶叶开支费用。这种商品同样很值钱，但在中国却是非法的，那就是鸦片。

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

中国人试图阻止欧洲人走私鸦片进入他们国家，这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公元1839年～公元1842年)。这一;中突最终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屈辱地位。然而，全球对于茶叶的需求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为满足这一需求，欧洲人利用其帝国主义的实力，建造茶叶种植园。开始是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还有斯里兰卡，之后是在东非、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全球茶叶生产推动了全球茶文化的形成，中国式的茶馆成为欧、州大都市的一个特色，而茶话会则在海外的帝国官员及其家庭问频繁举行。喝茶也成为殖民地土著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甚至成为后殖民时期西方帝国主义最显眼的遗产之一，印度尤其如此。

殖民时代所建的利润丰厚的茶叶种植园，现在却面临着生产成本提高以及工人不安定的问题。然而。茶叶生产、销售和消费不论上升还是下降，都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股强大的力量。通过茶在联合利华(“利顿茶”)和塔塔集团(“泰特莱茶”)这些现代跨国公司兴起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茶在世界经济中的推动力。

这种将茶置于全球的历史叙述，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而与此同时，也令人看到了此时的西方国家作为推动文化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原动力的兴起。它也证明了世界近代早期贸易如何以中国为中心，同时也显示出欧洲如何攫取美洲的白银资源，以及英国对于印度鸦片种植园的控制。这些因素支持西方最终取代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此外，人们可以通过一个更为唯物论的方法，来洞察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变化，就是曾经无处不在的“砖茶”。

作为“交换商品”的砖茶

在近代前期的中国，茶用水压制成带有浮饰的造型。由此形成的砖茶(最常见的是压成平滑、直角的，但也有圆形或是有纹路的)的优点是，可将茶的类型、重量和茶叶含量统一规格。方形砖茶通常分割成许多规格相同的部分，这样，有些部分被去掉后，剩下的仍然可进行等价交换。砖茶易于运输，能当食物吃，碾成末可以药用，加水可以当饮料喝。它们也很容易兑换成白银。因此在近代前期的整个亚非欧地区，广泛使用砖茶作为交换媒介。蒙古和许多中国王朝购置战马时，使用砖茶作为货币。元朝设有负责“茶马”的政府机构，以监管用茶交换西藏的马匹。学者们认为这一贸易路线就如同丝绸之路一样，必然会起到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作用。甚至到今天。“滇藏茶马古道”还吸引着游客。从外面输入的砖茶(常常达到1年6500吨)，在不丹和西藏一直作为货币使用，后来才慢慢被英属印度卢比(公元1874年-公元

1935年)所取代。俄国贵族对砖茶需求很大，在苏联东部地区，砖茶作为货币，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砖茶很早就是中东和北非的贸易品和货币。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茶水中加糖取代了葡萄酒成为一种交际的饮品。砖茶在这些经济区盛行，引发了投机买卖，以致它们渗透进入邻近的欧洲市场。然而，它们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中是“交换商品”，这一点没有疑问。17和18世纪时，砖茶是合法的偿付手段，甚至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为自家庄园购置物品和经营开支的支付工具，这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坚实证据。

砖茶在美国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773年12月16日，“自由之子”倾倒进波士顿港的正是砖茶，这一举动促成了托利党控制的英国议会与它的美洲殖民地最后决裂。此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议会试图通过所谓的《船运法案》来避开所属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直接征税。这些法律保证了英国所属船只出入英国并往来美洲进行贸易的特权。它部分是防止殖民地人民通过走私，规避英国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美洲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种垄断不抬高美洲殖民地人民购买茶叶的价格，它的作用是以低价与美洲走私者所出的价格相抗衡。垄断者精心策划了这一着，结果却适得其反，成箱茶叶被倒入波士顿港就是明证。执政的托利党随后封闭了波士顿港、在那里驻扎英军等等，这一系列举动最终激起了来自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痛斥英国罪恶统治的著名演说。其结尾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何高策，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波士顿茶叶党开辟了一个全球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战争和革命导致了在北大西洋的第一大英帝国的土崩瓦解，也促成了在亚洲的第二大英帝国的出现，中国在该地区数世纪的优势地位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在美洲革命战争短暂失势后，托利党在英国又重掌政权，最后首相威廉姆皮特(公元1759年～公元1806年)上台，他要在印度次大陆找回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的损失。根据1784年的《印度法案》。英国议会夺取了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政务的控制权。到1818年，英王所任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已经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19世纪20年代，阿萨姆被吞并，那里很快就建立了茶叶种植园。10年后，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制了印度的许多鸦片种植园，它们的产品在加尔各答加工并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出售。这里的鸦片帮助西方解决了与中国间的贸易逆差，并获取了中国过去数世纪中的经济优势地位。尽管上述的因果关系可能看起来还有些薄弱，但是，从中国到英国，到波士顿港到加尔各答，再回到中国，砖茶这一历史的过程及影响，肯定是与关于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茶叶的更大部头的叙述相一致。

结论

中国茶提供了许多研究古代和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极好机会，并为观察亚洲和世界打开了许多窗户。这些包括社会食品及食用方式的作用(比如，“茶道”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整个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都喝茶);“商品货币”的作用(这是观察“世界体系”的一个极好方法);商品交换和饮料消费的地方多样性(比如糖和茶馆);“咖啡馆”在全球贸易和保险网络建立中的地位：种植园经济的推广;饮食和疾病对于西方和日本的工业革命的影响。汤姆斯坦奇在《六个玻璃杯中的世界历史》中认为，世界史可以包含在“六个玻璃杯”之中，“六个玻璃杯”就是六种饮料啤酒、葡萄酒、烈性酒、咖啡、茶和可乐。而提姆科恩为新版的《牛津现代世界百科全书》撰写了“茶”条目，其中的看法就是，仅通过茶“这一个玻璃杯”就可以观察中国以及世界的大部分历史。

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未来三十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做了高屋建瓴的规划，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其中都有關于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方面的目标，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生态文明水平全面提升，建成美丽中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成美丽中国、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战略目标，至此，中国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成美丽中国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奋斗，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的建设方针。

生态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现代化是对经典现代化的纠偏与超越，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纠偏与超越。经典现代化很少关注资源的减少与枯竭、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而恰恰是以大量消耗和全面耗竭资源、严重破坏和污染全球环境为代价的，生态现代化则要求现代化发展不以耗竭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而是资源可再生、可循环利用、无垃圾。环境不破坏、无污染，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现代化方式，现实之中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勇敢地向这个方向迈进，逐渐降低资源消耗，逐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逐渐减少垃圾的焚烧与填埋，逐渐减少垃圾的制造，逐渐减少环境的破坏，逐渐降低环境的污染，最终通向资源无损耗、垃圾零排放、环境无污染，这样工业文明就逐步消解和超越了，生态文明社会就自觉地建成了。走生态文明之路，不是回归传统的原始生态文明，也不是回归传统的农业文明，当然更不是重蹈传统的工业文明之路，而是走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现代化之路。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环境污染脱钩是生态文明的根本特征。我们既要消解工业文明的弊端，又要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发展的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第一，为什么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茫茫宇宙之中，有一艘极小极小的宇宙飞船，这艘宇宙飞船相对浩瀚的宇宙而言，只是一粒尘埃，却是人类生死与共、不可或缺的载体，它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人类是地球宇宙飞船上的命运共同体。地球宇宙飞船目前没有逃生系统，人类在可知的宇宙领域还没有发现适合人类逃生的星球，人类目前也还没有制造大规模逃生系统的能力，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目前人类唯一的维生系统，因此，人类必须像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生态系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生命主要是水构成的，生命对水的依赖极为严重，清洁的水是生命健康的保证，可是处身于全球工业文明时代，污染几乎无处不在，有机污染物、重金属与农药更是对水产生了致命的污染。我们不但生活在缺乏净水的时代，而且也处于一个缺水的城市化时代，世界上的城市普遍饮水紧张，并非危言耸听的新闻，而仅仅是一个事实，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

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既不应该是自然的主人，也不应该是自然的奴隶，而应该是自然的好友。无止境地掠夺自然、无节制地破坏自然、无休止地排放污染，不应是人类的理性选择，生命是一个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人与自然是一个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存亡相系的生命共同体。我们必须明白“人养树，树养土、土养山、山养水、水养田、田养人、人养树”的生命共同体命运攸关与生态系统一体联动的整体性的深刻道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第二，为什么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世界历史上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小亚细亚文明、古玛雅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的衰亡消失都是证明。中国历史上西域文明、楼兰文明、黄土高原上的文明的衰亡也是证明。当人类砍下第一片天然林的时候，人类文明由此开始；当最后一片天然林被砍倒的时候，人类文明也将结束。农业文明主要是一种土地文明，其存在的根本性环境问题主要是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对森林的过度砍伐，但还只是对自然环境的局部性破坏，并没有制造多少致命性污染和全球性污染，也没有带来自然环境的全球性破坏。中华文明也经历了农业文明，对土地也曾过度开发，对森林也曾过度砍伐，但始终有所节制，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内在地制约着对土地与自然的过度利用，另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文明的不断兴起且向中原农耕文明的扩展外在地制约着对土地的过度开发。

而工业文明就不同了。以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在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却对自然环境不加计较的前提下，带来的必然是自然资源的全球性枯竭，必然是空气和水的全球性污染，必然是气候与土壤的全球性危机，必然是全球城市的垃圾围城现象，必然是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危机，最后必然是人类自食其果，损坏自己的生命健康，也损坏地球的生命健康，引发地球危机与人类毁灭。我们必须吸取工业文明发展的严重教训。工业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匆匆过客，生态文明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漫长的原始生态文明孕育人类300万年发展，经历了短暂的农业文明（1万年左右）与更短暂的工业文明（300年左右），必将重新进入漫长的生态文明发展时期。

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之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其奥秘之一在于中华文明有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明理念。在对待自然方面，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惠施等无不主张亲近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老子“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常宽容与物，不削于人”，呼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墨子主张“兼天下而爱之，交遂（育）万物以利之”；孟子主张“亲亲、仁民、爱物”“斧斤以时人山林”；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兼怀（爱）万物”“顺物自然”“以天地为春秋”；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在资源利用方面，老子、孔子、墨子都主张“啬”“俭”“节”，老子列“俭”为“三宝”之一，主张“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墨子主张“节用”“节葬”，“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认为“俭节则昌，淫逸则亡”“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对于人的无节制的物质欲望，老子主张“寡欲”，孔子主张“欲而不贪”，墨子主张“节欲”，宋钘主张“情欲寡浅”。中华民族要实现永续发展这个战略目标，必须传承发扬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传统。

第三，为什么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学并没有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并没有核算自然资源的成本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的成本，并没有采取对策去防范环境问题，而这正是导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的根源，等到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与破坏达到空前的全球性规模的时候，人们才会最终意识到环境破坏与污染的代价是人类生命的终结和发展的终止，至此，我们才开始科学地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开始摒弃传统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观念、发展观念、现代化观念与文明观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生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命运高度一体，可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破坏，就是人类文明走向衰落与毁灭之时。美国黑尘暴（1934年），中国持续特大沙尘暴（20世纪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0多次），四川、陕西特大洪水（1981年），长江、松花江、嫩江特大洪水（1998年，直接经济损失约2551亿元），埃塞俄比亚大饥荒（20世纪80年代），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1930年），英国伦敦烟雾（1800年-1952年），日本四大公害（1953年-1972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1940年-1970年），美国农药污染导致的癌症高发，全世界土壤重金属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俄罗斯持续高温（2010年），巴基斯坦超级洪水（2010年），格陵兰冰盖消融等一系列重大环境事件带来巨额经济损失，不断彰显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我们必须牢记我国黄土高原森林消失、黄河变黄、罗布泊消失、八百里洞庭缩小一半、90%的草原退化、2.7万条河流消失等特大生态灾难发生的严酷的历史教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一种自然的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也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之路。

第四，中国如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开始走向工业文明时代；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确立“以工立国”的发展方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加速；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全面开展；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以空前的规模深度开展，至今中国还在工业化的路上。但鉴于西方发展工业文明的深刻教训，也鉴于中国自己开展工业化运动的严重环境代价，中国开始走上了继续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但又要消解和超越工业文明，走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之路。

走过了贫困落后与破坏污染环境的恶性循环、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有得有失之后，我们今日以高度的清醒自觉地走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之路。过去求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是人民的美好追求。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要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了环境保护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把环境保护当作国策；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1世纪我们开始实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经历了近50年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初显成效，为我们继续高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大旗进一步坚定信心、积累经验、树立典型。

我们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制度体系，建立持续、稳定、成熟、完善的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高消耗、高速度、大生产、大破坏、高污染）与消费方式（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建立生态文明的生產方式（低消耗、小生产、高效益、高质量、低污染）与消费方式（低消费、无浪费、无污染）。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能源，逐渐淘汰不可再生资源能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生态旅游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乡村与城市，建设生态文明的乡村与城市，即建设美丽乡村、生态城市。

第五，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全球已经出现十大生态危机（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湿地退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环境污染、气候暖化、臭氧层破坏），中国是地球重要一员，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必须积极有效应对。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沙化面积最大的国家，世界两大尘暴中心有一个在中国西北部。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7%。中国有1000多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世界濒危物种，中国占了四分之一。中国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不到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我们必须大力进行森林化与绿地化，持续推进绿色化，保护好每一寸绿色。

生态文明建设，不进则退，进则全胜。我们必须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资源消耗上线、环境质量底线与生态保护红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形成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节约资源能源，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能源。森林是地球之肺，绿地是城市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生物超市，必须持续提高国土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有率、城市绿地覆盖率。积极应对水、土、气污染，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中国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退耕还林，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大大提高森林与绿地覆盖率，保护并不断扩大湿地覆盖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持续减少碳排放，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我们必须超越工业文明，坚定走生态文明之路，建设美丽中国，做全球生态文明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和先进引领者。

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形成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通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必然性的阐述，马克思深化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无产阶级；人的自由

[文献标识码]A

刘国胜(1966—)，男，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动力机制，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为现实依据，以无产阶级解放为价值旨归，从而构建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这一理论深化了马克思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对世界历史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注和终极关怀。“世界历史”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环节。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P28)。纵观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活动因狭隘的民族地域形式而被分割开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2](P105)，因而是不可能形成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因此，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历史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谓世界历史，它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工业活动取代了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由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向度不断生成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近代以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归结为“工业”，就是从现代经济领域中寻找世界历史的发源地。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活动是开启世界历史的物质性的动力因素。“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P92)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人的理解还遗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但是从人的劳动这一客观历史活动中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显然是马克思思想的巨大进步。我们通过回溯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会认识到马克思此时已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等著作中总是力图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黑格尔说：“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2](P56)尽管黑格尔把世界描绘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但他是以理性的“世界精神”为基础来论证世界历史是如何在“精神”中从空间发展到时间的，所以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动力是理性和精神，这无疑就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视界融合。马克思则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黑格尔这一历史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从近代工业这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阐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P87-88)马克思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没有直接提出“生产关系”范畴，但其中所论述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范畴就是从“生产关系”这层意义上来使用的。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世界历史发端的又一“秘密”：“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P88)所以说，马克思是从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认识各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的。因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这表明，各民族由“封闭状态”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标志，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动力就是生产力及交往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进程充分说明：世界历史的本质内容就是人在历史中追求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活动而已，因为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意味着现代世界生产力的形成从可能变为现实，而且还意味着世界各民族可以根据本民族的实际交往情况现实地利用这种世界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P107-108)这意味着在世界交往的基础上，世界生产力就以它特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世界各民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而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两种力量，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就超越“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处于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之中。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论述了世界历史生成过程的必然性，而且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哲学透视，阐述了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57)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因为他对人类社会作了与哲学史上任何哲学家不同的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P56)这一重大发现预示着马克思以一种革命的世界观精神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中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重新颠倒已被各种唯心史观所颠倒的世界，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语词世界”回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提纲”的主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7)正是以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中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规律，从而以哲学特有的批判精神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初始语境中，“现代化”是从资本主义化这一维度上去理解的。具体说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对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历史的终结与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成的宏大叙事中揭示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是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而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画卷，所以现代化与工业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西方某些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二者理解为一个名词，其实这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这一宏大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历史变革，与工业化相比，现代化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和世界历史这一范畴具有更加融合的性质。在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中，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展开的现实力量，它表征出资本主义化的特征，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实质。正是以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研究对象，所以马克思哲学中，资本主义社会被理解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理解为“现代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被理解为“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这表明，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真实图景，以此揭示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矛盾所在。

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世界生产力以巨大的力量决定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世界历史首先走进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同构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以它的力量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又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以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方法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才造成了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表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4](P277-278)在这里，马克思郑重地告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是反对“现代生产力”的!

毋庸置疑，资产阶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在世界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由可能变为现实。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就是从生产力的维度，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4](P144)。但是，也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由于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史时代，使处在闭关自守状态的一切民族在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都卷入到世界文明中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化运动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张目，而是通过辩证的批判态度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此后，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主体性存在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暂时性、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化的运动中，由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索取和无节制的本性追求，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陷入“商品拜物教”的严重对立之中，从而使人和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4](P275)。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正是世界历史理论合目的性要求，也是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中反思世界历史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68)。作为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所考察的“现实的人”就是以一种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个人的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明确地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状态，称之为“偶然的个人”，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现实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获得个人自由和解放，或者要以牺牲个人自身丰富的个性为代价，或者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考察，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化反人类性、反自由的本质特征。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通过广泛开拓世界市场，“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整个世界也就被纳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初始进程同步，但这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范畴。前者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后者则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由于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启的，所以长期以来，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被理解为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这一认识无疑不仅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的真实意义，而且严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化的本质。马克思以现实为依据彻底地戳穿了这一历史假象。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它是世界历史展开不可逾越的时空地带，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在。未来社会的理想性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现实本质规定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一致、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的统一。

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旨归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119)可以说，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反思、探索人的发展如何可能和如何必要的认识史。这一主题的确立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标志着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心地位开始得以确立。即使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在至高无上的神的笼罩下仍能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将人的地位抬至和神平等的地位，这是古希腊人学思想的“复活”，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还不能否认神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和支配作用。在此之后，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维科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两股思潮沿着不同的路径，分别地将神从不同的哲学王国中清理出去，极大地推进了近代哲学对人的认识。

资产阶级虽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并取得了全球化运动中的领导权，但这不表明资产阶级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恰恰相反，资本主义这种引领全球的地位是暂时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4](P84)。在这一条件下，资本逻辑所具有的强大现实力量，决定了在社会中对人起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关系、物的关系，这因此使“现实的人”丧失其个性，其生存意义仅限于工具性价值。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占有工人阶级本身，使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异化。异化的出现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全面的剥削和统治关系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4](P89)在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个体从形式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单个人的活动却越来越受到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异己的力量”的支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遇中，这只不过是以人对物的依赖性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性。为此，马克思以人学的视野审视了资本主义化的实质，表明世界历史并未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这也是“具有某种同样的经验根据”：只有“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89)时候，世界历史才具有其真实意义。而要实现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现存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如此，“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P89)

由此可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世界历史宏大叙事中的真正主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不仅意味着世界历史拉开序幕，而且更预示着无产阶级的诞生，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马克思指出：“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4](P115)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民族利益”的时候，它是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这一重任的。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P307)。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性存在。无产阶级产生于现代大工业时代，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4](P87)而存在的，是自觉成长起来的真正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人类社会新的美好的未来，彻底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给无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也赋予它神圣的历史使命。人的发展的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使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这其中的关键命题就是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一定的，是“定在”，而这一“定在”往往就规定了人的不同的时代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5](P626)，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异化了。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这一扭曲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经济学批判，也就是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路径，终于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科学认识。马克思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真正的革命的现实批判：实现共产主义，使个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真正统一。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4](P121)在此，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发展最高价值目标定位于“有个性的个人”，而“有个性的个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其现实的规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P23)，这是从主观和客观的维度来理解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P81)；到了《共产党宣言》那里，马克思完成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自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凸现在无产阶级的视线之中：为“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为“一切人的自由”而奋斗!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核心价值旨归!

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将革命的现实问题和批判的哲学思维结合起来的内在逻辑。但在马克思以前，囿于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们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发展这一历史难题。马克思以革命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中自然包括了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注，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斗争的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完成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的生成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历史创造过程，而这一历史创造过程就是蕴含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龚剑飞】

人类学哲学世界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纵观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众多，但也分歧众多，这样就不免让这一理论显得“扑朔迷离”，基于此，笔者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就现今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世界历史；全球化；欧洲中心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而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着新的形势，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希望能在马克思这里找到应对问题的良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被充分“挖掘”了出来。如今，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众多，但也分歧众多，这样就不免让这一理论显得“扑朔迷离”，基于此，笔者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就现今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一、“世界历史”理论概述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从古至今都在被人们所研究，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从对于希波战争历史的研究，论及了近20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图景，渐具了一种“朴素的世界历史眼光”；而近代“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将“世界历史”的研究从史学领域初步提升到哲学领域，并通过构思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概念来揭示世界历史的法则。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圣西门、傅里叶则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分期和发展动力的揭示，来表达对于未来社会的向往和描述；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笔下，“世界历史”则是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是“绝对精神”不断实现自我的過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表述过他的这一思想，而是散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的《资本论》和《人类学笔记》中，但是马克思通过对于前人特别是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同时，他进一步论述：“各国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P.46）这样，马克思就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考察世界历史，形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同时，马克思还强调：“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其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现实的人”的关注，再者，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的论述，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普遍交往的发展，世界历史诞生的标志—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的世界整体化，最后，马克思在晚年还集中论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过渡的必然性等问题，渐渐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真正将“世界历史”从玄虚的“天国幻境”拉到现实的人间。

二、“哲学的世界历史”与“史学的世界历史”

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起初只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指与国别史相区别的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历史，也是指对这种历史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的名称。对于马克思笔下“世界历史”基本含义的界定，国内学界分歧很多，多数学者认为此概念包含四层意思：第一，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促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系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将来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蕴含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四，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世界历史成因论、世界历史时代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时代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等[3]。同时，国内众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在哲学意义上规定世界历史的基本内涵，是与以前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相区别的，这一点，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经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以及国内各学者的研究，笔者发现，马克思本人以及其后的马克思研究者都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具体而言，它指的是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2]（P.119）可以看出，这一基本含义的如此界定是建立在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并没有脱离开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可以说史学意义的研究是马克思整个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后来对东方社会历史研究的著作，如《人类学笔记》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可以说他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史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结合，史学意义的研究让他排除了16世纪以前各民族国家相对隔离，孤立还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同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理论等。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从逻辑上进行提升，从历史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揭示出人类实践活动的进程，并且将之与“现实的人”的活动紧紧相连。

三、“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纵观现今学术界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将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划上等号，或是说世界历史是全球化思想的源头，笔者对这样的言论持怀疑态度，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什么是“全球化”。

据考证，“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是由莱维在1985年提出的，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说明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对于全球化，如今学界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哈贝马斯在其1998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中所界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谓的：“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业相互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席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4]诸如此类的界定不胜枚举，这也说明了，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且更多的是指称一种经济上的全球化，同时对于“全球化”的态度问题，国内外学界有三种基本态度，一种是乐观态度，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给世界带来一种新的发展，每个民族国家都无法不面对他。第二种是悲观态度，认为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和“分化”的战略新手段，是西方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工具。最后一种是中间派，认为全球化有利有弊。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与世界历史之间有很多相同点，即都将历史看成是一种进步的发展过程，都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看作为世界历史运动的必经阶段，同时两者都将人类相互依存，突破地域性存在，民族国家联系更加紧密作为自己的理论内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一个方面就是二者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不同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其最终的发展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而存在，但是，对于全球化的最终发展去向，理论界多有分歧，特别是在西方学界，更多的人主张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如学者雅克·阿达就主张：“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等。另一方面，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历史，其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目标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时的作用，称其为“不自觉的主体”，而“全球化”理论的主流更多强调的还是商品，资本，技术的世界性流动，在其中主导其发展的是资产阶级。

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性，全球化理论的复杂性势必要求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而应该理性对待。

四、“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具有重大价值，这在国内外学界应该说是认可的，但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具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例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2000年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有封闭的和开放的两种历史进步觀，所谓封闭的历史进步观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观点，“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或封闭的辩证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把源于欧洲都市的生产力发展历史进步等同起来，因为生产力发展必然导向社会主义。”[5]类似的观点还存在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中。这里，我们不禁要替马克思“鸣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关注的是全人类，其批判的正是黑格尔眼中那种将世界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展现，并将“世界精神”从东方游历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达到了那种所谓充满活力、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并不承认世界体系有特定的中心，或者由某个民族来主导，同时，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新的对华战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更是表现了他对东方国家反殖民斗争的由衷赞赏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美国学者奥古斯特·尼姆兹在题为《所谓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相关的无稽之谈》的所认为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很早就以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进程作为自己的根本观点，从未将眼光拘限于英国或欧洲。”[6]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能被定位为“欧洲中心论”，反而，他是把人类的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历史”理论，其本身充满着丰富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眼光”和“人学”的新视域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更需要我们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思维去研究，不能过分神话这一思想，也不能对其做简单化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赵世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刘会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当代诠释[J].社会科学，2002，（7）．

[4]文军.西方多学科视野下的全球化概念考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1，（3）．

[5]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教学与研究，2002，（3）.

[6]徐跃勤，陈铮玲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州中心论者吗？[J].理论前沿（国外理论动态），2009，（5）

[责任编辑：赵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