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在现代的教育教学，不只是要教会学生学会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做人，要培养高素质的小学生，没有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是不可能，如何通过民主和谐师生关系的构造，造就良好育人环境是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民主 和谐 良好育人环境

引言

在學校管理中，如何使教师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造就良好的育人环境，是教学管理一大难题，许多教师因循守旧，以传统的方式处理师生关系，过于注重师道尊严，往往师生关系搞僵，作为学校管理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如何引导教师与学生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这是实际的教学管理过程努力追求的目标。

一、首先明确什么是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师生关系讲究的师道尊严，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说一不二，学生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学生在校园学习生活中一直处于被教育、管理的角色，但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教师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平等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尊严。学生可以与教师平等地讨论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在感情上情感交融，在学习上与教师共同探讨，共同学习。这就是新型的民主和谐师生关系。

二、建立民主和谐师生关系的必要性

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对造就良好的育人环境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有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将无从谈起。我所在的学校，就有一位教学经验很丰富的教师，所带的班级纪律很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也感到奇异，作为学校领导的我，私下找这个班的几个学生进行了解情况，发现造成这怪现象的原因这位教师把师生关系搞僵了。致使学生与班主任对着干，你想要我学？我偏偏不学！把准了脉，给那个班开了一味和谐药方，不久治好了班风滑坡的顽疾了。

三、如何构建民主和谐师生关系

1.掌握与学生沟通的技巧

要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注意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互换，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这就需要注意掌握与学生沟通的技巧，班主任要做到充分知晓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学生的个性特点、心理健康程度等等情况。还有适当地进行感情投入，如学生在家庭生活上到困难时，教师想办法及时帮助，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带来的温暖，教师不再是统治者，而是学习上的朋友的关系。这种情感投资法的教育方法，成功应用在一个不时有小偷小摸坏习气的学生身上。有一个叫莫X杰的同学，有偷东西的坏习惯，我知道后，没有直接找他谈话，而是不动声色地到他家做家访，帮助他家改善经济，通过走访他的父母，从而引导他改变人生观。从那以后，不再有发现说班级同学不见东西的现象了。

2.提高教师自身素质，通过人格魅力征服学生

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不但要有丰富的经验和管理技巧，还要通过提升自身修养，用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思想和行动。比如，强调学生遵守纪律时，先自己做到上课不迟到，不早退；要学生不穿奇装异服时，先把教师自己的仪容仪表，衣着打扮做好，给学生树立一个高大端庄的教师形象。难以想象，一个上课接听手机的教师，想要学生上课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听他讲课，是多么可笑的事。有一个六年级班级，不少女同学抹口红，穿的裤子本来新新的，却头面膝盖挖一个洞，后面屁股挖一个洞。引来不少同学效仿。原来以为是班主任不管，但班主任说已经多次找该同学谈话了，但仍然没改。我对该班师生进行了观察，发现英语教师是一个时髦的女孩，穿着打扮很前卫，所以引来学生的效仿，我对该教师进行了谈心，建议她前卫的打扮要注意场合。后来，该班的学生仪容仪表重新焕然一新了。

3.班级管理工作做到充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原则

在日常的班级管理工作中通常是班主任布置工作，给出具体的条条框框，然后是学生有条不紊地全部遵照执行。久而久之，学生都成了教师的奴隶了。指向东不会向西。这样何来民主？何来和谐？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会长成变态的性格，没有个性，没有创新精神。为了改变这现状，我在学校教研会议上多次指示班主任在管理班级时，要做到民主，平等，遇事要与本班学生共同商议，尊重和接纳学生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以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育人环境。保证班级的管理具备民主、和谐、团结、自主的氛围。在选举班级干部时要做到全班参与投票选举，学生的事情学生自己说的算。教师只是参谋，把握大的方向。学生自己选举的班级干部在未来班级管理过程中会非常受到信赖，对于班级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4.全校一盘棋，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通过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来造就良好的育人环境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各师各法，如何把这盘棋下好，这就需要群策群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此，每周都开教研会，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如果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每个学期，都召开三次以上比较大型的座谈会。教师与家长的，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座谈会，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进行民主、平等的和谐地谈一谈。谈学习，谈生活，谈家庭，谈工作，相互交流经验，没有师生之分，大家都是朋友，在这样气氛下，能更好地交流与创造和谐师生关系，以更高效地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综上所述，良好的育人环境离不开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离不开班主任们的努力，通过一年的研究，学校的育人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学生面貌朝气蓬勃了，纪律更好了，学风更浓了，学生玩手机现象没有了，不尊重教师的现象没有了。学生终于能在良好育人环境中快乐成长着。

[ 参 考 文 献 ]

[1]梁慧仪.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温馨的育人环境[J].读写算：教师版，2016（33）：51-51.

[2]赵颖.构建高校师生和谐关系的新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2）：139-140.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构建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责任政府是政府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制度安排。政府责任的实现，既是指积极意义的责任履行，也是指消极意义的责任承担。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务件：一是制度制约，这是一种外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二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内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的责任伦理既强调对政府行为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政府行使职能的手段和过程负责。政府责任伦理的基础是政府的代理信用，责任伦理终极性地根植于公职人员的内心，责任伦理强调一种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政府责任伦理的维持既是“自律”的结果，也需要“他律”来推动。

关键词：责任政府；政府责任；责任伦理

根据民主政治理论，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公众的让渡，公众与政府是权力所属者与权力行使者的关系，公众行使主权，政府行使治权，公众是公共权力的所属主体，政府只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即公众是委托人、授权者，政府是受托人、受权者。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一个责任机制来维系。政府代表社会公众施政，作为代理人必须承担代理责任，对公众负责或对代议机关负责。因此，在民主政治中，现代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府，任何公权机关与公职人员都是责任主体，任何政府行为都必须处于责任状态，这是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逻辑。

一、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的意涵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国家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权力至上，君主意志支配下的权力运行即使失误，君主及听命于君主的官吏对民众也不承担任何责任。责任政府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在英国，根据政治惯例，政府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组阁建立，与议会保持着协调一致的关系。如果政府的政策或行为得不到议会的多数支持，政府就应集体辞职，或者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由选民决定政府的去留，这就是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

根据社会契约论，政府是由于民众的需要，按照社会契约规则创立的，政府权力的产生是公民与政府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政府掌握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必须担负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显然，政府的权力来源决定了政府应当是责任政府。现代民主都是代议制民主，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还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都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蕴涵着公共权力在公民和政府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关系，这是责任政府存在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只要在公共权力问题上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就会逻辑地推导出政府必须承担委托代理契约中的责任的结论。

责任政府是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对等的制度安排。英国政治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反复强调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理。他认为，如果能够将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对等的，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狭义上的责任政府可以理解为责任内阁制政府，即行政机关由代议机关产生并对代议机关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英国责任内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1)议会的信任构成政府的执政资格。(2)政府一旦在议会的重大表决中失败，即视为政府丧失议会的信任，政府即应辞职，或提请国王解散议会，组织议会选举，以取信于民。(3)政府对议会负责，而负责方式主要是向议会报告工作和在丧失议会信任后辞职。(4)内阁必须团结一致，接受首相控制。(5)政府采用两种形式对议会负责，即政府集体负责制和大臣个人负责制。(6)文官不对议会负责。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责任政府是指一种需要通过其赖以存在的立法机关而向全体民众解释其所作所为的决策并证明其正确合理的政府形式。《布莱克法律辞典》对责任政府是这样解释的：责任政府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这样的政府体制，政府必须对其公共政策和国家行为负责，当议会对其投不信任票或他们提出的重要政策遭到失败，表明其大政方针不能令人满意时，他们必须辞职。学者王邦佐、桑玉成认为，“责任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概念，是指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委托与被委托关系中，使具有责任能力的政府基于一定的政治原则向人民负责的政治制度安排。任何政府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是责任政府。只有那些有能力承担其基本责任并且有制度保证责任履行的政府，能够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以称为责任政府。与非责任政府比较，责任政府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在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当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责任政府不是民众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民众而存在。二是在责任制度上，应当实现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调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转变。三是在政府行为的约束上，应当从强调对政府的外在约束向同时强调外在权力制约和内在责任自觉转变。

一般来讲，广义的责任是指行为主体所应达到的行为要求；狭义的责任则指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后果。伦理学中的责任更多地强调一种责任意识，法学则侧重讨论某一行为发生后的责任。哲学上的责任概念是同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学者Starling，Grover认为，责任存在有三个条件：“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到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后果。”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文献中，对于何谓政府责任，存在不同的解释。行政学者斯塔林认为，政府责任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回应(responsive-ness)；弹性(flexibflity)；胜任能力(competence)；程序正当(due process)；负责(accountability)；诚实(honesty)。政治学者达布里克认为，政府的责任理念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从宪政结构的视角来看，责任是一种规则和任务，通过它权威被控制起来以使其恰当地发挥作用；从社会交易的视角来看，责任是一种社会个体之间维持和发展信任的根本手段，这主要是通过个体之间持续的述职和听取汇报来实现的；从组织和组织结构的视角来看，责任是组织处理预期的和不确定事件的非正式和正式的机制；从复杂的组织环境的视角来看，组织面临着多样化的、多元的和相互冲突的预期，责任就是处理各种混乱状况的手段。总之，责任就是一种治理形式，它依赖于动态的社会互动和在这个道德共同体中创造的社会机制。总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从政府责任的内涵范围和追究方式来看，政府受托责任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全过程，政府责任

一般分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是指政府制定符合民众意志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职责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虽不受法律追究，却要承担政治责任。在政府工作中，行政主体因违反政治上的约定或行政伦理均可以构成政治责任。政府的法律责任既包括政府履行法律规定正当要求的责任，也包括接受法律惩罚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违宪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具有强制性。广义上的行政责任即政府责任，包括行政政治责任、行政法律责任、行政道义责任，狭义的行政责任是除此之外的行政活动中的工作责任。由此看出，行政责任一部分归属于政治责任的范畴，一部分归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道德责任是指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时必须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公职人员必须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遵守职业道德、遵守家庭伦理道德，坚持民众利益至上。

二、责任伦理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诉求

如何维持政府的公共责任，建立责任政府，一直是民主政治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责任的实现，既是指积极意义的责任履行，也是指消极意义的责任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制约。这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是一种外在约束。二是责任伦理。这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内在约束。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外部责任机制(extemal mechanism of responsibility)在现代政府体系中，至少包括组织的或监督的义务，行政控制、立法监督以及司法争议的解决。”“内部的政府责任机制或形式(internal forms of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至少包括职业主义的作用、代表性的重要性及其伦理道德的考虑。”行政学者弗瑞德里奇认为，“在现代大型的、复杂的政府体系之中，通过外在的约束，并没有保证客观责任(objective responsibility)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且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行政官员在大多数时间里，事实上遵循着主观的责任道德(sub-jeetive ethic responsibility)。”伦理学者库珀强调，政府责任是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统一。任何责任都只有通过社会个体的信念和自觉才能得到履行，否则，人就自然而然会回避责任。

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题为《作为职业的政治》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并就“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作了区分。针对当时政治家只讲权力运用不考虑后果的现象，他呼吁社会倡导一种超越信念伦理的责任伦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扭曲，而其中深层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权力的“悖论”、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政府责任之间的冲突。

其一，公共权力“公属”与“私掌”的矛盾。政府公共权力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又可能是个人权利最大的侵害者。“一方面，社会要保持良好的秩序，就需要公民让渡私权利以形成公共权力来安排和管理社会，这表明社会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期待。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私掌’又有可能使其失去控制，而异化为危害社会的强权力量，这表明公共权力对社会的背叛和侵犯。”从形式上看，公共权力是“公属”的，实际上被公共职位上的个体“私掌”。在代议制政府中，作为公职人员，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和事业成就或职位升迁；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又有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是“经济人”，存在自利性或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政府未必总是按照民众意愿行事。所以，公共权力在运行中极有违背民众意志、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除非委托人能根据受托责任的履行隋况对受托人进行奖惩，否则不存在真正的受托责任。

其二，委托一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行为必须依法进行，遵守契约规定，政府作为代理人应当按照委托人(民众)的意志行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当一种行动不是直接代表行为者的利益，而是代表着他人或公共利益时，便会出现代理者的行为偏差，存在着代理人偏离甚至背弃委托人利益的危险。在公众与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本来委托人的地位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由于这种委托代理是一种意向性的委托代理，其中委托人对公共权力的所属权被虚置。“政府出现行为偏差的总根源在于，政府作为代理机关脱离其委托主体而自行发展，成为自主自立、为所欲为的主体陛组织，而公众作为委托人被搁置与虚化，失去对代理人的制约手段与机制。”处于劣势地位的委托人难以对代理人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加以约束。在委托代理中，民众或代议机构与政府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可能通过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加大了对政府监督约束的困难和政府的责任风险。在承接公共权力的代理中，不存在代理权的竞争，政府是独家垄断的。政府凭借这种优势，常常不顾民众的利益，追求集团或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来，要求公职人员做出负责任的行为，行为者的伦理水准就显得至关重要。

其三，政府多向度责任之间的冲突。政府承担的责任是多向度的、多层次的。“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代理人角色，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即对多种委托人负责，这些委托人包括组织的上级、政府官员、职业性协会和公民。”在政府系统中，公职人员面临着三重职责：“一是最为直接的对上级负责；二是对民选代表和选举的官员负责；三是对公民负责。这三重职责有时是冲突的，公职人员在面对冲突时，会不由自主地坠入伦理困境之中。”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主要是对社会公众或代议机构负责，对法律负责。在科层制下，政府机关或人员还要对上级或领导负责，因而存在行政责任之间的冲突。公职人员被夹在民众与上级之间、权威与法律之间、不同部门和层次之间左右为难，不知道自己究竟对谁负责。伦理学者库珀认为，“实践中，行政责任冲突最常见的三种形式是：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其中利益冲突是指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的冲突。权力冲突主要是各种权力来源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组织的上级、政府官员和法律之间的冲突。作为社会公众是权力的所有者，作为政府公职人员是权力的行使者，这一特殊身份，增加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突破道德底线的可能。同时，作为特定政府组织的公职人员角色。尽管在理论上只是对公众负责，但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它却直接来自科层制内部，公职人员角色十分容易受制于特定政府组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效忠组织的义务与维护民众利益的职责就被混淆，通常把执行上级的命令看成是自己唯一的职责。

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委托代理的道

德风险和政府多向度责任间的冲突等问题，近现代政治理论设计了大量的救治方法，主要采取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硬约束，即制度控制和调节，主要是权力制约或法律控制；二是软约束，即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的约束。现实中这种软约束常常被忽视，由于政府责任伦理的缺失，单纯的硬约束不能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促进负责任的行动，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没有伦理精神的公共管理是不可能持久的。

三、政府责任伦理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马克斯·韦伯针对政治家只讲权力运用不考虑后果的现象，呼吁社会倡导一种超越信念伦理的责任伦理。他认为，“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韦伯提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动，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lltwonungsetllik)。”在他看来，“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信念伦理是对终极的价值的信仰，指向终极的价值；责任伦理是对可预见的行为的后果负责，指向行动的后果。“信念伦理体现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体现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而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信念伦理有时利用目的而为手段辩护，合乎逻辑的结果可能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而责任伦理不只从结果出发来判断行为或手段的好坏，责任伦理既要承担后果，又不以结果定善恶。“责任伦理是实践的，它不只是专注于‘良知’，而更强调行动及后果，我们的活动创造着实在，也创造着自己的未来，应该对自然、自己及子孙后代负责。但是人的能力和预见又是有限的，我们的行动常常导致无法控制的结果，因而更应该增强对后果的自觉。”马克斯·韦伯强调，参政必须根据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当然，韦伯并不是全然否定信念伦理，按韦伯所说，信念伦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既是对立的，也是可以统一的，他强调，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必须把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起来。任何一种信念，惟有当它与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时，才可能是有效的。通过责任伦理可以导出目标与手段合理性的行动，为人们的行动方式提供伦理约束；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结合，为坚守抽象的信念奠定现实的基础。学者蒋庆认为，“所谓责任伦理，则是从政者必须具备做事的热情、超越虚荣的责任感和人事保持一定距离的判断力，对自己行为可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在伦克看来，就责任伦理而言，行为主体对下列行为后果必须承担责任：一是该后果是由自己的行为直接引起的；二是该后果与自己的行为有着某种关联；三是该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四是该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伦理学家忧那思认为，责任伦理要求“我们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不允许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

基于马克斯·韦伯等学者对责任伦理的论述，笔者认为，政府责任伦理是政府履行和承担各类责任和义务的使命感，是对责任和义务要求的内化而形成的品格和行为准则。政府责任伦理是指从政者必须具备务实的态度，为自己言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政府责任伦理既强调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政府行使职能的手段和过程负责。责任伦理的责任贯穿于整个政府行动过程之中，而非仅仅是对结果负责。责任伦理不仅表现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责任行为上。政府责任伦理的实质是公权伦理。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公共权力行使的过程，任何权力与责任都是对等的，行使一定权力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共责任的承担不仅需要客观的外在约束，也需要权力价值观的内在约束。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如何认识和看待权力，直接关系到权力能否正确运用。具体说，政府责任伦理主要有以下特征：

其一，政府责任伦理的基础是代理信用。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类似于民法中的信托关系，民众是信托人，政府是受托人，委托代理规则主要是信用规则，政府责任伦理的基础是信用伦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维系，一方面离不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对民众的信用或守约，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政府对民众的信用为前提。政府信用就是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用伦理，是指政府遵守委托契约、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是指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感。政府信用既是政府对自己行为的约束，避免或减少责任风险，也给民众带来确定的行为预期，增强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如果政府讲求信用，忠实履行委托代理契约，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得以巩固和发展。如果政府不能履行契约所规定的责任，就会出现信任危机或合法性危机。因此，政府的责任伦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政府信用，确立正确的责任伦理观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信用观。

其二，政府责任伦理是源于政府的责任自觉。政府责任伦理是政府及公职人员将责任和义务内化的结果，承担责任需要责任主体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政府的责任伦理终极性地根植于公职人员的内心，政府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能讨价还价，不是在某种压力下的迫不得已的行为。承担责任是无条件的、自觉的。这才是责任伦理的道德价值所在。也就是说，政府责任伦理是对治理者内在的制约，强调公职人员之所以尽职尽责，是源于内在驱动力，是公职人员伦理的自主性。恪守责任伦理完全出自价值理性，是由于自己而不是因为外力的强迫而产生责任意识，是对自己行为的自觉承担责任。如政府官员对其管理下的事务出现重大事故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之“咎”，并不是指法律上的责任，并不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但一个具有正常的理智和情感的官员，必须主动地承担自己或下属工作疏忽或过失的责任，这是一种责任伦理。

其三，政府责任伦理强调前瞻性的责任认知。传统的政府责任模式代表一种事后责任，是一种消极的责任追究。政府责任伦理代表一种事先责任，以未来要做的事为导向。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主要是指一种事先的行为选择，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顾及后果或至少可预知的后果，这样，就要选择恰当的手段行事以达到或避免这种后果。因此，政府的责任伦理强调一·种以未来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陛的责任认知。伦理学家忧那思认为，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这或许根本就是一件狂傲无边的事情)，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忧那思提出，责任伦理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防范意识，预防人类不负责的行为后果给

人类带来的威胁，阻止罪恶与痛苦，维护生命个体与生命种类的延续。责任伦理的关键是自律，如果政府公职人员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责任，他们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政府责任伦理的培育与维持

培育和维持政府责任伦理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等曾分析了追求责任的几大困境：专业知识与信息；专职地位的优势；人事制度的保护性质；下属的反控制法则；协调问题广；政治指导的缺乏；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分割；公共管理的规范和范围的庞大。伦理学者库珀认为，要有效地维持政府责任及其伦理限度，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因素。“首先，有必要对工作组织进行限定并培养一种超越组织的身份认同；其次，有必要建立法律和法规机制以限制组织的权力和保护个人行使伦理自主性的权力；最后，如果想要在具体情况下能够作为个体而活动，就必须培养组织内外的自我意识，这些自我意识包括：价值观、权利、需求、职责和义务。”库珀认为，如果要保持负责任行为，管理者就必须关注四种方法：个人道德品性、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学者杨雪冬认为，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四个机制：民主选举、内部监督与控制、社会参与以及官员的自觉。前三个机制共同构成了政府责任制度，官员的自觉则是责任制度在个体行为中的内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责任履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减少制度运行的成本。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责任伦理无法产生，责任伦理是完全可以培育的。概括地说，政府的责任伦理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途径得以实现。综合以上观点，维持和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政府公职人员的德性是政府责任内化的必要条件。政府责任伦理是公职人员将责任和义务内化的结果，对行为主体来说，义务转化为责任意识就是自律的义务，义务只有转化为主体内在自觉的责任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里，政府公职人员的德性是政府责任和义务内化的必要条件，而责任伦理又是公职人员德性的重要内容。尽管政府责任伦理不同于个人德性，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个人德性在政府责任伦理中的基础作用。个人德性水平较高的责任主体，能够更自觉地履行自己的积极意义的责任，也能够更主动地承担消极意义的责任。因此，政府责任伦理首先是公职人员自身学习和德性修炼的结果。政府公职人员的德性的核心是具有履行公共责任和义务的良心。伦理学家伦克认为，良知或良心在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任何政府公职人员都面临着牵动良心的对公私利益的伦理抉择。另外，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

其二，责任共识和责任能力是责任伦理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基础。任何一种伦理规范或价值原则都必须为当事人所接受，否则就无法作为伦理规范而赢得普遍的认可。同时，政府公职人员主观的责任自觉需要自身的责任能力作支撑。而责任共识和责任能力一般是通过教育、培训、理性交谈与对话、实践的形式实现的。拥有和完善关于组织、组织的使命以及政策领域的知识，这对于政府履行责任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必备的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是由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信念以及生活重点等方面构成的。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实用的教育和培育计划，以提高职业水平和培养责任伦理。通过教育培训及实践使政府人员掌握有关职业和其他综合技能和知识，提高其维持公共责任的能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公职人员对责任伦理的认知水平，培养责任伦理的思考能力和自律意识，将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自觉，形成良好的伦理习惯，从而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在西方一些国家，伦理委员会已日益成为引导公共价值取向的形成的重要机构，是人们通过民主对话与协商解决伦理悖论或冲突，从而形成道德共识的重要场所。伦理委员会可以为政府整体行为做出合乎道德要求的决断。

其三，将政府的责任伦理规范纳入到政府伦理制度建设之中。政府责任伦理的维持只依靠公职人员的自律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责任伦理的维持是不能稳定和持久的。人性都有“恶”的一面，当行为主体不受约束时，就会突破道德底线，特别是那些缺乏道德自觉的公职人员是很难恪守责任伦理的。对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可以弥补公职人员道德自觉的不足。通过制度规范能够使公职人员预期到自己行为的现实性后果。一方面对不道德的行为给予严厉惩治，增大不道德者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对讲道德的善行进行激励，增大道德人的预期收益。伦理制度建设通常以监管责任制和过错责任制为主，监管责任制主要是监管行为结果和预期任务的完成情况，过错责任制则更加深入地追究行动者的伦理责任。把政府的责任伦理规范纳入到法制体系之中，通过法制明确基本的责任伦理准则。在现代国家中，很多国家通过政府责任伦理立法来约束政府的行为。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都制定了明确的行政伦理法规。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达成共识，但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指国家全部的权力机构，而狭义的政府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府行政部门。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使用政府这个概念。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加强班组民主管理，依法落实职代会的各项职权，使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落到实处。从近几年开展的班组民主管理建设中不难看出，班组生产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矿井生产和管理工作目标能否实现。因此，红柳煤矿班组民主管理工作在矿井发展建设过程中，需不断改进，逐步建立一个“民主”的自我价值实现平台，员工可通过此平台充分的展示自我，并创建内部的管理环境，逐步提升管理水平。

[关键词]创新；管理；班组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059

1 以健全机制为保障，不断夯实班组民主管理的基础

为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加强专业管理的同时，要切实实行班组民主管理。要建立各项民主管理的相关责任机制，在员工参与管理中，行使好自身权利，履行好自身义务；在管理权责的分化中，建立分层管理机制，逐级管理，逐级落实，环环相扣，紧密连接，保证企业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的正常行使。其次，根据企业内部民主管理的具体情况，每年选拔优秀的职工代表投入管理班级中，为班级组织注入“新鲜血液”，避免班级内部的闭门造车，保证员工意愿的有效“发声”，进一步促进员工知矿情、参矿政、议矿事等诸多权利的正常行使。再次，在班级的日常管理中，逐步规范管理制度，以制度作为班级内部议事的约束准则，保证各类事宜参办流程的公开化。最后，为了提高管理效率，需建立督办和监察小组，其他全责人员不得担任，在班级各部分行使权利时，督办和监察小组作为监督部门独立存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班组民主管理的内容。一是岗位责任制的落实，对班组职工制定各自工作职责，做到职责分明，工作到位，建立健全班组长岗位责任制和相应的各项管理制度。二是建立了能够纵向比较，评价班组业绩基础数据每月统计上报制度，基础数据包括生产、质量、设备、安全、成本等各项内容。三是建立班组基础管理台账，班组台账要体现整个班组状况，真正反映班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四是班组民主管理的公开化、规范化。

2 班组民主管理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由于班组是企业的细胞，是企业组织职工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小单位。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方针目标和工作任务、企业内部的改革措施，最终都要依靠班级的研究探讨才能得以落实，因此，班级组建的整体质量要求较高。仅依靠班长的组织，难免在思想上过于局限和单一，即使实际的政策是正确的，也会因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淡薄，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此外，“一人建议”更难面面俱到，在内容上也容易产生“掩耳盗铃”“闭门造车”的现象，只有实行班组民主管理，才能达到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和谐统一，班组的民主管理自然也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途径。

3 创新载体，不断丰富班组民主管理方式

民主管理的方式，是一种有实效性、针对性强，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神宁集团主力生产矿井之一，我们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职工日常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和坚持不懈地开展班组民主管理工作，不断创新民主管理载体。在班组民主管理工作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以人企和谐为目标，不断提高班组民主管理水平

3.1.1 加强班组民主管理，使其成为构建“和谐企业”的重要手段

坚持“以人为本、人企双赢”的理念，在班组建设提升管理水平过程中要突出班组民主管理的内容，注重员工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中，无论在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奖罚制度的确立与实施环节、工资发放环节、晋级评选环节及优秀员工评定环节中，都能通过参与、监督的全过程，确保评定结果的真实性、公平性，坚决抵制不平等待遇的流传和发生，每个员工都具有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同时也有遵守各项规定的义务。民主管理的班级建设，能有效发挥企业内部员工自我意愿和价值，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使企业内部空气得到净化，共同建立和谐、凝聚、团结的企业管理机制。

3.1.2 延伸日常民主管理触角

在日常的企业民主管理中，班级内部的管理人员，要具备组建班级意识以及将班级逐渐壮大的能力，应成为企业发展的监督者，深入企业生产的诸多环节以及员工生活娱乐的场所中去，了解员工生产生活中的切实问题，并做好问题的核实，确保问题的真实可靠性，将已经核实后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并在区队班级召开问题研讨会，将问题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然后认真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并把结果落实和传达到各个职工岗位中去。

3.1.3 拓宽日常民主管理渠道

职工是企业最基层的劳动者，企业最末级的执行者，也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有不断加强员工与管理层的沟通，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在具体的工作中，可设立独立的谏言投票箱，以不记名的形式，给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创造机会，有效提升企业民主基础建设水平。首先，要将职工切身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一切工作需建立在员工的实际需要之上，要注重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给予答复和落实，为员工与管理层的沟通扫清一切障碍。其次，针对员工所提出的问题和面对的困难，应定期地走访，并针对每次整改的效果和满意度进行记录和备案。再次，需建立明确的奖罚制度，注重群众性技术创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以提高生产能力、参与创新材料能源辅助生产、以新的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的提升等问题，组建研发小组，有效激发员工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企业发展和长效生产提供合理化建议，定期组织创新征集和技术研发活动，调动员工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给员工提供有效的展示才艺的平台，促进企业的民主建设。

3.2 坚持班组民主管理与区队各阶段的生产经营工作重点相结合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培养员工的企业荣誉感和归属感，积极调动员工参与班级组建和管理的热情，通过各类激励政策，让员工感知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人翁地位，不断地为管理班级注入新的生命力，促使企业的对外“发声”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区队班组，而班组的活力在于班组的民主管理与和谐，在于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班组的民主管理工作一定要融入企业中心工作，在促进企业经营生产任务完成中彰显作为，为企业的发展出力。其中劳动竞赛就是一个有效的载体，能充分调动班组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职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使职工有效地融入企业重大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中来，对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让劳动竞赛围绕矿中心工作在班组民主管理中成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才能勃勃生机，持续发展。同时，在班组的民主管理过程中，既要提倡埋头苦干，也要通过开展竞赛活动来调节职工的身心，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建立和谐企业是至关重要的。

3.3 坚持班组民主管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在坚持班组民主管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工作中，一是抓示范班组的民主管理工作，一个企业没有班组的品牌，这个企业是一个沉默的企业；二是班组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班组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三是把企业精神融入到班组工作中；四是在矿和区队两个层面强化劳动认同，在班组民主管理中突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价值观引导；五是制定文明班组、文明岗位（窗口）、文明职工和岗位操作明细的创建标准并坚持开展争创文明班组和文明职工活动，每年对活动进行评比表彰。

3.4 坚持班组民主管理与分配考核体制改革相结合

指导和督促各单位建立有效的班组激励机制，使文明生产、现场管理、岗位练兵、劳动竞赛等目标，不再停留在表面上，而是与价值创造和科学分配有机结合，增强班组的生命力。矿支持各区队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正确运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等方面对职工进行考核，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职工的业绩，由此激发职工的潜能，实现职工价值。

3.5 强化民主管理与建立有效的班组民主管理推进机制相结合

首先，班组与科室建立联系点，指导推进。其次，抓两头，正面推进。班组民主管理同其他的工作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应用好的典型班组去激励指导较差的班组，是推进工作的有效手段，这样才可以使班组民主管理平稳、协调稳步发展。再次，组织现场观摩，示范推进。在推进班组民主管理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增强立体感和实效性，使职工明确民主管理的内容和标准。

班组民主管理是基层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直接、最好的形式。切实加强班组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主人翁积极性，使人人参与企业管理，人人为企业献计献策，从而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加速企业的振兴发展。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关键词：独白；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

一、从独白走向对话：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转型的哲学追求

传统理论自然科学的方法主张排除人的参与，以追求所谓纯粹的客观真理。但是社会不是什么纯粹的客体，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不仅包含人的认识，而且包含人的情感和意志等，这不是自然规律能够完全给予解释的。因此，从哲学角度探讨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如何展示人的理性普遍性问题成为一个议题。哈贝马斯把过去西方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强调进而转化为对“互主体性”的强调，并以此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普遍性。他不同意康德关于道德律的说法——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确定其为普遍的道德律加在别人头上，这样的道德律是独白式建立起来的，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交谈、对话，才能达成共识，达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1]。哈贝马斯的对话式也是区别于传统儒家独白式与西方传统独白式的。传统儒家都把封建道德律看成是无需经过主体间的任何交谈、对话即可确定的，这些道德完全是“天”或圣人之“心”的独白的产物，而究其根源，则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天子”的独白的产物。而哈贝马斯认为的道德律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方式建立起来的，其交谈伦理学的实践理性是对话式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交谈，共同诉诸理性，以达到共识。

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组织制体系，遵循严格的效率取向，注重法律与程序，处于该组织权力之下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命以及职能的行使都严格地服从非人格化的取向，是一种“独白式”的统治方式，认为行政道德律是无需主体之间任何交谈和对话即可确定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对一个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而言，只有选择以形式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官僚制，才能有秩序地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的全面运行提供最佳转轴。在制度和程序的枷锁内，传统公共行政的技术理性压制着价值理性，话语权被垄断，在这种缺乏对话的独白体制下，显示出管理主义严重的弊病：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官僚机构内部在纵向关系上缺乏“对话”，依赖等级结构在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和管理，下级只能对上级负责，而上下级获得的信息又是不对称的，造成官僚机构纵向等级间的独裁；另一方面，在横向关系上缺乏“对话”，由于强调专业化和分工，但是协调不够，这种“鸽笼”式的分工造成部门之间“壁垒森严”，难以沟通。这样，整个行政系统在纵向结构上呈现金字塔式结构，而在横向上是缺乏联系的横向结构的“鸽笼”式结构，部门职能重叠只能在金字塔的顶端相遇，使解决问题缺乏总体的思维和方法[2]。其次，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精英”统治也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在他们垄断的领域内维持并扩张自己的行政地位和权力，形成独立的权力群体，不顾及社会大众的呼声，滥用权力，成为民主进程的阻碍。因此，传统官僚“独白”式管理无法适应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那么难逃被唾弃的命运。

随着以信息为基础的新文明在社会中的扩张与渗透，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利益和价值多元化，政治层次范围不断被扩大，公民社会发育壮大，社会诸要素也开始多元化，官僚制的信息垄断逐步被打破。“学者们希望为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些可替代的方法，这些方法更加注重价值（而不只是关注现实），更加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是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含的各种情感。”[3]38一种以群策群力，赋予金字塔下层和塔外人士参与决策的治理方式应运而生。建立在系统内外“对话”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在此时凸显出重要的时代意蕴，公民的话语权开始被尊重，“我们在后现代世界中相互依赖，所以治理必然会越来越以相关各方——包括公民和行政官员——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为基础。”[3]38

二、“对话”在公共治理价值体系中的哲学意蕴

公共治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公共治理的价值体系中的“对话”的哲学意蕴体现在民主参与、责任、正义、回应、合法性取向之中。

（一） 公共治理的民主参与取向中的“对话”

建立在马克斯·韦伯官僚（科层） 制基础上的公共行政制度与民主治理之间有着依存与对立的关系，为了保证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有强势的官僚（科层） 制集中管理；但另一方面，官僚制强势又通过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下而创造了不平等。官僚体制对于公共治理虽说无法抛弃，但是过分的官僚制又妨碍民主，所以公共治理的价值观更加追求民主。公共组织的治理过程并非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 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公共组织与公民互动的过程。公民社会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公共参与是善治的体现。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参与取向最能体现治理的互主体性。作为公共治理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其存在的内在动力，这就使公共治理中民众的参与成为必要。参与是人的能动性的充分体现，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人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权利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得到充分的展现。在公共事务中让人自由地参与，就是实现主体间相互对话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打破话语垄断权的途径。

（二） 公共治理的责任取向中的“对话”

在传统的官僚制模式运作中，政府行为的结果是不重要的，传统的公共行政需要明确区分下达命令者及执行命令者，负责任的是下达命令者，而执行命令者不负责。这种模式使大多数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对公众负责，而是对上级（下达命令者） 负责。公共治理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公共治理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公共治理主体应对人民群众负起与其权力相对应的公共治理责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取向，必然要求公共治理的主体在实施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对人民负责，对每一个单个的个体负责，能以人为本，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利益。

（三） 公共治理的正义取向中的“对话”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公共组织是社会正义的依靠，追求社会正义是公共治理主体的天职。人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由发展的状态，“人们在社会生活状态中的非正义行为和暴力行为产生了对于政权的要求”、“政权本来应该制止非正义的行为，但是它却给非正义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诱因。”[4]公共治理主体的行为本来应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制止非正义行为的发生，但是一旦公共治理主体失去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就会追求形式上的“正义”。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本来是为了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但是如果出现政府与民争利，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之脑后，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片面实现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于一部分人或者某一行业（如政府垄断性公共企业） 来说的确是“正义”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这是政府的非正义行为。因此，公共治理的正义取向必须服从于治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平等对话、实施正义的行为。

（四） 公共治理的回应取向中的“对话”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公共治理中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是责任性的延伸，是指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任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者没有下文。在与公民及时的对话中做出回应，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就越高。

（五） 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取向中的“对话”

在公共治理视野中，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遵守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最大限度的同意或者认可。”[5]传统行政把人当作了管理的对象，只注重权威对公民的刚性制约作用而忽视了人内心对权威的服从程度；现代公共治理把为人服务当作公共治理的目标，在治理的过程中与公民商榷对话。公共治理具有合法性取向，这就标志着公共治理是为人服务的，取得的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因此，“对话”在公共治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在公共治理实践中追求“互主体性”的对话

（一） 在公共治理民主参与取向实践中实现对话

1. 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以法管理到依法管理转变。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对话得到了有力的政治支撑，公共治理的民主模式才得以建立。官僚制的基础是强调公共权力和话语的垄断权，官僚强势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下而阻碍了对话的实现。官僚制更喜欢采用以法管理方式来推进公共事务管理，以法管理的核心是把法律作为工具，用法律来治理公民，公民成了法治的对象，管理者反而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是与现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背道而驰的。依法管理是法治社会的产物，依法管理要求公共治理主体和公共治理的对象，都受法律的制约，其核心内容是公共治理主体必须受法律制约。追求互主体性的对话，必须将公共治理主体的强势置于公民的权利之下，把公共权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2. 让低层员工尽可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在官僚层级的公共治理机构中，低层员工有着巨大的能源和才能被压抑而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低层员工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与公共治理对象联系最为紧密，最能了解民情，他们掌握了公共治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因此，他们对公共治理的目标——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有发言权。低层员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一方面可以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提供给高层管理者，以便于公共事务决策；另一方面，让处于官僚制宝塔底部最广大的基层管理者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既有利于发挥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政策执行的自觉性，又有利于公共治理中这一部分人的全面发展。

3. 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未来的公共部门在结构和程序上将有别于现有的公共体系。有更多的服务将会以合同形式转包出去；公共产品的价格将更为明确；国家不再是供应者，而是使个人能更充分地满足自身偏好的推动者。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 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成本高而效率低，且排斥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竞争。政府在排斥市场竞争保护少数垄断行业时，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伸张。作为市场主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竞争权被排斥，助长了公共企业谋取自利，同时也排斥了公民和社会组织正常发展的要求，甚至出现强求公众接受低质价高服务的现象。改革这种现状的措施就是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去，尽可能剥离政府直接生产公共产品的职能，只有这样政府才能仅充当“掌舵者”，而不同时充当“划桨者”，才不会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现象。

（二） 在公共治理责任取向实践中实现对话公共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府） 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

1. 政府一定要对“人”负责，包括对“少数人”负责。在社会事务中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少数人”，尤其要得到关注。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一般来说能维护公共利益，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整体利益。尊重少数人的正当利益是发展进步的表现，当公共治理活动将所有的人都平等地考虑进去了，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人也被考虑进去了，政府也对他们负责了，那就标志着我们的政治文明又上了一个台阶。

2. 完善公共治理责任追究制度。公共治理的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主权的让渡，公共权力的行使向人民负责是这一主权原则的内在要求。公共治理主体必须做到对管理组织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职位之间进行严格的责任关系落实，让人民能清楚地认识公共治理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便于人民追究公共事务管理不负责任者。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公共治理者的赐予，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人民对于自身的全面发展应该拥有决定权，要拥有这种决定权，就必须做到真正当家作主，而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就是能对不负责任者追究责任。完善公共治理追究制度，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三） 在公共治理正义取向实践中实现对话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不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唯一手段，公共治理行为的不适当或不适度都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1. 克制公共治理主体做“好事”的冲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并非总能把事情做好，政府做“好事”的冲动往往达不到正义的结果，因此政府在做“好事”之前，需要慎重考虑其行为是否为唯一选择。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常常存在能比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社会中介组织扮演着缓冲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和成功机会的重要角色。同时，随着公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的增强，民主权利的维护也需要适当的表

达途径，社会中介组织即是理想的对象。”[6]作为弱者的“个人”，相对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来说，更愿意接受自己所委托的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这样也就能更好地体现人民主权原则。随着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也会提高，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会得到充分发展，个人的需要就能达到充分的满足，也就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 在公共治理实践中不断推进制度变迁。人类需要设计制度对付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人安全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但是，一旦制度形成之后，经过不断沉淀，旧有制度又可能阻碍人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公共治理中不断推进制度变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变迁是需要成本的，个人总免不了会搭便车，支付制度变迁成本的往往是公共治理主体。推进制度变迁，是公共治理社会正义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由公共治理主体推动制度变迁往往成本最低，因而最能体现社会正义。新的制度一旦形成就成为了公共物品，人人都可自由地享有。由公共治理者不断提供优化了的制度，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 在公共治理回应取向实践中实现对话

首先，完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为政治体制的有效变革提供动力和前提条件，整个社会结构的走向才可能沿着弱政府、强社会的优化模式前进，这样才能促进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众的两元分化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和完善，让相对于公众而言依然具有相当强大的权威性和支配性的政府在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制约下，不能不对公众的价值给予更多的关注、尊重、理解和回应。其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提高公众素质，增强政府回应提供夯实的物质基础。再次，市场经济在作为一种经济模式运行的同时，它也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在运行，市场经济高扬自由、平等、竞争等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并深入人心，对传统的“官本位”文化、臣民文化、依附人格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使广大民众由臣民心态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心态转化，公众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

（五） 在公共治理合法性取向实践中实现对话

首先，中国公共治理已经迈进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它将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挤压（既有改革任务的挑战，又有利益集团的保守性压力，既有国内一国两制的竞争，又有国际上先进生活方式的比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想说服公众，需要极高的说服能力；最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和传统地位，这意味着政府要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把民意资源纳入改进的视野，当然，这一改进由于特殊的国情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难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回避的。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幼儿园管理要像园丁管理花园中的苗木那样精心、耐心呵护，培植好每一颗稚嫩的幼苗。在幼儿教师管理中应以人为本，尊重教师的权利和尊严，全面关怀教师，充分点燃教师的激情，重视和发挥教师的价值，让和谐春风吹满园。

关键词：人文思想；思想动态；生活状况；专业成长；归属感

如何在幼儿园管理中有效施行教师管理，让每一个幼儿都能成就精彩人生，让幼儿园健康和谐发展？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给我在教师管理上很大的启迪，具体管理方法如下：

一、关心教师思想动态，带动幼儿园稳健成长

思想决定行动。在平常的管理中，我们需要经常和教师接触、谈心，关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能动性，凝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主动维护幼儿园工作的稳定，促使幼儿健康成长。

要真实了解教师的思想动态，必须营造民主管理的氛围，争取教师的认同和参与，不断提高教师参与意识。切忌专制管理，避免一言堂，应尊重教师人格，相互平等对话，和教师亲近交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乐于说出心里话，真心乐意为管理、教学等方面的工作不遗余力地献计献策。我每天都会到教师中间，和他们聊聊家常，谈谈工作，与他们说说知心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全体教师参加的“茶话会”，环境宽松的“茶话会”将平时全心投入教学而无暇聚会的教师相聚一起，让他们将家庭生活中的郁闷倾诉出来，对工作中的困惑吐露出来，让他们将工作中的经验心得互相分享，将对幼儿园发展的良策贡献出来，大家通过融洽的“茶话会”放松心情，交流感情，增进友谊。我在大家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充分触摸到他们的思想，了解到他们的内心想法，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今后的科学管理获悉到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及时把握教师思想，我还在幼儿园设置了一个“知心信箱”，邀请教师将内心的委屈或者对幼儿园工作合理化的建议投入信箱，我每天都会在下班时打开信箱，将里面的“教师心声”带回家分享，并及时和教师沟通商谈，采纳合理的建议，使管理工作更有效。

二、关怀教师生活状况，推动幼儿园和谐进步

幼儿园管理更要对教师的生活状况给予关怀，对她们的生活嘘寒问暖，使她们无后顾之忧，将心思和精力全部扑在幼儿教育管理工作上。

我在一次巡课中发现小班的杨老师在工作中精神有点低迷，眼睛有些红肿，于是找她谈话，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没有告诉我，只是眼眶红红地坐着。事后，我从和她搭班的老师处得知，杨老师的女儿生病了，严重到需要进行骨髓移植。而她的爱人又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家中的经济条件一直不是太好，经济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都在她一个人肩上，杨老师不仅要为女儿的身体担忧，还要为女儿筹集医治的费用，整个人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弄清楚原委后，我又找到杨老师说：“你不要太担心，你家中的事儿有我们大家呢！需要请假的时候就说，大家可以轮流帮忙带班。治疗费用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忙筹集。我们是一家人，一定会帮忙的。”杨老师听完我的话，眼眶又红了，但也露出了笑脸。我知道，这时她一颗焦虑的心得到了安慰和依靠。

管理者需关怀教师的生活，深入了解教师的生活需求和工作需求，关心、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教师，让他们深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唤醒他们对集体的归属感，营建一种上下齐心的和谐氛围，以推动幼儿园的和谐进步。

三、关注教师专业成长，驱动幼儿园持续发展

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状况与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在管理中，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鼓励和促进教师不断提高专业素质。

教师专业发展机会越多，自身业务素质则相对越高，幼儿教育素质也就相应提高。我平时注重为教师创造专业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每年科学制定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规划。让教师“走出去”，每学期积极安排教师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并要求参加培训的教师回园后要向全体教师汇报、展示所学到的新的教育理念和业务知识、技能，既扩大受益范围，又进一步促进参训老师的业务水平的提升。请专家“走进来”，每学期至少邀请一位幼教专家走进我园，对园内全体教师进行业务培训讲座或示范授课，为教师传经送宝，让教师不断更新观念，提高教学素质。我们还依托课题，培养教师教科研水平，要求教师积极参与学校课题研究，在平时教育教学中探索实践，不断反思，及时总结经验得失，撰写心得论文，提升个人教科研素养。我们要用发展的战略眼光，激励教师参加培训学习，参与教学研究，关注专业成长，驱动幼儿园持续发展。

“人文管理”是幼儿园教师管理的最高境界与最佳方法，让我们以人为本，实施“人文管理”，让和谐的春风吹遍教师的心田，让温暖的阳光照亮园区的每一个角落。

浅析民主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民主管理是普通员工积极参与公司事务的重要形式，也是企业管理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论文主要针对新时期企业民主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指出相关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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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代;民主管理;厂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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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对企业发展和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企业将民主管理与实际改革创新和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完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民主管理制度的实践和实施，促进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2 目前企业民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企业民主管理过程之中出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项。

2.1 企业管理人员对民主管理重视程度不足

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也发生着深刻变革。在企业推行民主管理的过程中，会导致企业管理模式和利益驱动方式的改变，给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企业领导人对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忽视了对企业员工的监督，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影响民主管理实际进行的效果。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民主管理还存在执行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在进行巡视检查时，相关机构和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够重视，未能及时进行问题的解决，时间节点模糊，严重影响巡视检察执行效果而影响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开展。还有的落实单位在执行民主管理过程中遇到困难，存在延迟办理的现象，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有效体现民主管理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1]。

2.2 企业民主管理形式单一

企业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能够协调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推进企业正常发展和运作，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民主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工会在实施民主管理过程中使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相对还比较落后，直接影响民主管理工作实际开展效果。而且，随着企业改革及人力资源结构的不断变化，工会组织的业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兼职化的现象也愈加严重，工会活动在企业中所拥有的话语权不高。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在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一部分企业工会开展工会业务工作，依然使用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不但没有增强工会工作活力，而且在转变工作职能、转变活动方式、转变工作作风及转变评价方式上也没有什么管理上的进步及突破，管理效率低下，不能更好地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要不断积极进行管理工作的创新和研究，加强工会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民主管理成效，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工作，促进企业的升级和发展[2]。

2.3 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力度不足

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对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相对完善的工作体系，可以有效保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利和民主权利。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民主管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也不断深化，企业实际民主开展管理工作与企业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管理执行效果弱化，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民主管理工作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员工代表对民主管理的认识仍然存在问题，有的职工代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没有自主参与和主动参与的意识，导致企业职代会提案质量不高，合理化建议缺乏。在进行企业民主活动过程中，参与的职工人数不足，得到的提案内容也多是集中在部门内部和班组内部的事务性工作中，缺乏对企业整体发展规划的提案和建议，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职能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3]。

3 新时期加强企业民主管理的对策

在新的时期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压力和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找到企业内部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挑战，大力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建设，深化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要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充分发挥每一名企业员工的作用，凝聚所有员工的集体智慧，保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存活并长期稳定发展下来。

3.1 完善民主管理机制，规范管理方案

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机制是保证企业民主管理有序开展的前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加强组织内部建设，确保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规范的有效开展。按照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的要求，出台《企业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成立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法律监督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及工会福利委员会等专项委员会，成立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领导小组、监督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员工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为民主管理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基础。

企业还需要按照《中国工会章程》《工会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规定，完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民主参与的规章制度，根据行业内部要求完善组织机构，细化工作机制，实施内容公开、载体公开、程序公开、评议监督和问责等工作，加大对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明确职工代表大会、总经理联络员会、民主议事会等专项会议的公开形式和作用，有效促进民主管理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民主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推进效果。

3.2 转变民主管理思想，提高普通员工的民主管理意识

企業要想顺利有效地开展民主管理工作，企业广大管理人员和干部职工需要明确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能够及时转变自身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提高对企业民主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提高企业民主管理的效率。企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建立起党政工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民主管理格局，不断丰富企业民主管理形式和内容，创新工作方法，保证民主管理工作得以顺利有序推进。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管理意识的培训，通过开展讲座、培训课程、媒体宣传等形式，切实提高职工对民主管理思想的认识，使得员工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强化民主监督，保障企业能够持续高效发展。

3.3 运用高效载体创新民主管理形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企业民主管理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工会组织作为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传统的工会组织工作模式效率低下，管理理念落后，违背企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不断将创新思维应用到工会组织工作中，要以高度的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准确把握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要求，坚决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不断提升“引领力、凝聚力、服务力、创新力”四种能力;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作为，根据企业现实的发展情况，为企业建立起多种民主管理平台，提高职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加大互联网在民主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利用企业内部网络信息平台，开发出新的职工投诉与职工管理窗口，职工可以利用网络随时为企业发展提出建议，为自身发展提出有效诉求，从而提高民主管理的效率，保障民主管理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在本文之中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企业，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协同发展。在新时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企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积极探索研究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工作方法和途径，能够更好地落实职工各项民主权利，推动工会工作向纵深发展，实现企业职工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梦云.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现实内涵“五论”[J].理论探讨，2018（2）：138-142.

【2】习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