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体育新闻报道长久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这样普遍的文化现象传递出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维系了男性在运动领域内的霸权地位。本文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对2008年～2011年台球项目的国内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最终都可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

【关键词】女性运动；媒体再现；女性研究；运动传播

自古以来，运动对女性就存有偏见和不平等的待遇。对于人类体育竞技活动影响最深远的奥运会，在希腊雅典时期的古奥运时代，只有男性才有权利参加，妇女和奴隶一样，连在场边观看都不被允许，遑论参与竞技[1]。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创办人顾拜旦爵士（Coubertin）更是坚决地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ESPN选出20世纪100位最伟大的运动员，其中只有8位女性。以至于可以说，女性在运动历史中不只是被排挤在边缘，而且简直是完全排斥在整个体系之外，彻底剥夺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并使女性成为“不在场”的一种虚无存在[2]。

正当运动与媒介两个领域在建构性别差异上，各自扮演重要角色之时，一旦两者结合为一体，所传递出的性别意识又如何呢？此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内容分析为基础，针对媒介中对女性运动员的呈现，特别着重在女性运动特质被边缘化与贬低的方式，以及将男子的能力视为常规的媒体产制方式加以剖析[3]。此类主题的体育传播研究，已经是国外文本传播研究的主流，但反观国内却缺乏相关成果，以至于无法得知国内媒介是如何呈现女性运动员[4]。故本文拟以体育媒介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分析其呈现男女运动员的再现策略。本文同时采取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借由多元方法的三角检核，希望能对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解析。

内容分析

首先，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内的台球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台球项目已经获得国内媒体的充分关注，且男女台球选手均具世界顶尖水平，在比较媒体的再现策略中，不会受到来自男女间表现差异悬殊的因素干扰。

在赛事的选择上，基于赛事报道需具备的内容丰富性特征，本文选取国际性赛事作为研究对象，包括2008年～2011年的安利杯世界女子九球公开赛、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的男子与女子组赛事、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斯诺克世锦赛以及斯诺克大奖赛。

在样本的选择上，是以在市场占有率和读者影响力上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报刊《体坛周报》、《体育周报》、《东方体育日报》、《扬子体育报》，以及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台球板块在赛事期间所有的相关新闻作为分析样本，本文共搜集了596篇相关报道。

其次，类目建构及信度。

本文根据运动传播领域中有关性别议题方面内容分析的研究文献，以及研究者实际搜集报纸报道过程中的经验，根据研究目的与需要，将内容分析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报道主题内容；（二）报道对象性别；（三）胜负归因；（四）运动员特质的描述；（五）外貌∕成就重点。

信度方面，本文以“编码员信度法”检定信度。所有题项求得的编码者信度为0.87。而针对个别题项部分，信度则都在0.9以上。

最后，内容分析结果。

媒体关注度差异。在所搜集的596篇新闻文本中，单一赛事中，以男子赛事斯诺克世锦赛的平均报道量最高（体育报刊87篇，网络165篇），其次是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新闻（体育报刊34篇，网络51篇）。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上，男子比赛的报道数量均多于女子比赛。因此，扣除亚运会这个区域性综合体育赛事，单就台球赛而言，女子赛的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重视，而积分最高的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则有重男轻女的现象。

就报道形式而言，报纸报道各项赛事均以纯粹新闻或是赛事结果的解释分析为主。进一步分析发现，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有较多的选手侧写（23%）、专题报道（6.3%）与花絮（17.8%），报道形式比起其他赛事较多样化。报道主题以选手侧写（23%）最多，每年赛事都有针对每一位参赛选手的人物侧写特稿。赛前预告的新闻比例也很高（20.9%），锦标赛自从1998年起每年开赛前都会举办盛大的记者会，由于赛事引起了广大反响，自2008年起就开始举行许多造势公关活动。

再现策略的性别差异。虽然单一赛事中，以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到媒体重视，但是当分析男女合办的赛事时，失衡的现象就显现了。分析报道主角的性别，发现4项男女合办的赛事（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与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都比较强调男子组（57.3%比28.3%），即便是在报道中男女的字数与强调程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媒体仍将男子组放在报道较优先的位置，而这些合办的赛事主办单位也都将女子决赛安排在前，视男子决赛为最后高潮，依旧不断复制社会中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

分析媒体对选手表现的归因，发现在胜利归因方面男女并无很大的差异，都以正面肯定他们的技术优异、表现稳健。但在失败归因上就对女选手较为不利，女选手有较高的比例被形容为阵脚大乱、技不如人，而男选手则较常被归为运气不佳，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符。

在报道的强调重点上，虽然媒体不分男女，形容选手时都以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为主，但在比例上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形容男子的运动表现占98.8％，相对的，女子则有较多的报道会提及她们的穿着与打扮，有15.9％的比例在报道中完全只谈论选手的外貌与穿着打扮，不谈运动表现，总计有近三成的新闻都谈及女选手的表情与外貌穿着打扮，与男选手仅有1%的比例相差甚远。这样的研究结果也都与过去文献相同，这显示媒体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再现中，篇幅花费在她们的女性气质与美貌，已经是体育记者在新闻写作时的常规。

论述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文本中陈述的排比，分析隐藏于新闻文本中的对于女性运动员的论述结构，以及潜藏的权力关系，接近于傅柯的权力观点，故采用傅柯的论述分析策略，并结合使用Kendall and Wickham（1999）在《运用傅柯的方法》中提出的“论述形构方法[5]。

命名与分类。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将人们分门别类，通过对类别间差异的辨识，区分出我群与他者的分别，进而加以命名、贴上标签，而这些命名或标签都是富含价值评判的操作，并携带了不同的意义。运动选手尤其常被人们用各种封号来称呼，尤其是职业运动选手，在高度商业化的同时，为了吸引注意、彰显个人特色，常有固定的绰号，多半这类绰号的命名权掌握在运动组织与大众媒体的手中[6]。

搜集媒体对男女台球选手的命名可发现，对于女选手的绰号使用两种命名策略，一是强调外貌特征，二是使用“幼稚化”的符号。例如，“漂亮宝贝”、“台球芭比”与“台球情人”也都因为选手的外貌美丽动人而得名。

反观男选手的绰号，“冷面杀手”、“魔术师”、“飞弹”、“无敌铁金刚”等，所使用的符号大都强调台球选手所需的运动特质，如沉着冷静、爆发力、精确度等，男选手的命名策略直接关连台球运动所需的天分与禀赋。当这些命名与卷标一再在媒体中具体而重复地被提及时，它就成为一套有规范力的论述，依据性别一分为二，制造出一种社会共识，男选手着重的是技术，女选手则是美貌。

运动能力的解释。Duncan and Messner认为专业的运动评论家有相当大的力量能塑造阅听人的收视经验，进而影响阅听人对运动员表现的评价。本文在内容分析部分，发现在赛事结果的描述与解释上，男女在胜利归因上主要都是称赞他们技术层面或是心理状态的优异表现；但在失败的情况下，媒体归因对男子选手较为有利。但是内容分析只能对每场对战结果的输赢原因进行次数的计算，说明的只是表面意义，本文继续在质化分析上进行诠释。

以《台球神童长大了》与《改变造型扭转球运》两篇报道为例分析发现，上述分别对丁俊晖与潘晓婷的报道，都在他们拿到重要国际赛事的冠军后，以特稿的形式对两位运动员的成就予以赞扬，立意原旨都是要正面肯定当事人的成就，丁俊晖以《台球神童长大了》的标题，而潘晓婷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对于潘晓婷的改变加入相当篇幅的外貌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者成就的因果推论，丁俊晖是“这两年他很认真求进步”，潘晓婷却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如此将男性的成就归于主动性的自我努力，而女性的成就却来自与运动毫不相关的造型改变因而带来的运气，显示潘晓婷的主体位置是被动、外控的，如此的归因方式论述是将女性的成就平凡化的实践。

此外，两篇报道都对过去不受重视的处境加以剖析，但是丁俊晖的场景描述都来自球场上的抗衡，但是提及潘晓婷却是因为其姿色不显眼，造型平凡。就两篇报道发言的主体上，丁俊晖有许多次主动的发言机会，主动诉说金牌对自己的意义，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反观潘晓婷的报道却无任何发言，所有场上的表现，甚至容貌的形容定义权都来自记者单方面的陈述，从发言权的行使上，可以看出媒体文本中的权力结构，男选手的报道中，选手与记者同时拥有对当事人行动的解释权，而女选手则未握有发言权，显现男选手与记者两个主体间的权力位置较为平等；女选手的主体与记者相较之下则居于弱势。

结 语

本文无论是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借由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可以发现，运动新闻文本建构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男中心／女边陲、男成熟／女幼稚、男主体／女客体、技术资本／美貌资本等陈述的排比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媒体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正如同Derrida指出的，很少二元对立的划分是中立的，性别论述的二元对立中，男性的一端总是居于主控位置。此外，各种陈述主题最终都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美貌是女性运动员获得赞赏的条件，也是父权体制将她们边缘化的武器；美貌是女性运动员借以竞争地位的资本，同时也是压迫女人的一种主宰力量。

总之，体育作为一种动感的艺术，通过展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呈现出运动员的健康之美。[7]56我国媒体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体育新闻界，获得更多的国际体育文化信息，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从中获取知识，从而更快地提高我们的体育新闻报道水平和地位，赢得世界体育新闻界一席之地。[7]56

参考文献：

[1]王建台.奥林匹克与妇女运动[J].体育学刊，2010（2）.

[2]陈玫霖.女性与媒体再现：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4）.

[3]陈治.性别、政治与媒体：报纸如何报道女性政治人物[J].南方论刊，2009（12）.

[4]蔡采秀.社会转型期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反思[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4）.

[5]姜廷波，辛鹤.内容分析、文本分析与论述分析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J].传媒观察，2009（7）.

[6]牛森.论体育新闻报道异化现象及其负面影响[J].山东体育科技，2010（1）.

[7]何福洋.简论我国体育新闻的发展趋势[J].新闻爱好者，2012（1下）.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编校：张红玲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主要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的起源角度为主要的出发点，进而对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进行阐述，希望对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中国女性艺术；女权主义；生发机制

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发展与盛行对中国女性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二者受到区域、社会背景以及文化等方面差异性因素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以及社会主张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若想更准确对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进行研究，必须要对从二者不同生发机制进行着手。

一、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来自于同一个英语单词“feminism”的两种不同的译法，主要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具有同等社会的权利的一种主张行为。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女性主义主要侧重于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精神上以及文化上具有平等性，而女权主义主要侧重于主张女性与男性在权利上具有平等性。

女权主义最早时期是由法国人在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时而提出的。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也逐渐被美国人们所接受。然而，女性主义是西方国家一种新型的社会热潮，并且起源相对比较早，大约在文化复兴时期就曾有人提出，并与后期由妇女发起的运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对妇女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西方女性艺术

隨着第二次妇女运动的发生，西方女性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自女性艺术产生的初期，这种艺术形式就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以及反叛性意识。根据相关的专家与学者对于西方女性艺术进行研究表明，早期的西方女性艺术家通常都被看作是社会与政治的一种景观，并且以媒介的方式，对女性受压抑的两种最为主要的领域（生育与性欲）发起挑战。举例来说，著名的日裔美国艺术家所创作的《剪》，直接的指出女性的受到男性目光欺凌的这一身体政治性的问题。后期西方女性艺术家逐渐创作出不同的作品，对当时的父权主义思想发起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七十年代，西方女性艺术家以女性身体作为主要的艺术创作媒介已经明确的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并且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女性发起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艺术创作形式与实践使得当时父权制下的女性权威地位有所动摇。

三、中国女性艺术

在中国，曾经两次的传入“feminism”一词，第一次传入发生在五四爱国运动时期，而第二次传入发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五四时期，男女平等的主张已经成为反封建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帜之一，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具有标志性的口号。但是与西方女性主义存在着差异性的是，在中国发起的女性主义重点是在婚姻上进行女性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一种的追求。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艺术才逐渐的显露出来，九十年代得以盛行，但是，与西方的女性艺术相比，中国的女性意识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土壤的差异性。90年代是中国女性艺术家最为活跃的年代。从1990年陈淑霞、喻红、宁方倩、李辰、余陈、姜雪鹰、刘丽萍和韦蓉这八位年轻的女画家的联展《女画家的世界》开始，女性艺术家的活动就愈加频繁。到1995年初，徐虹在《江苏画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女性意识的觉醒》，5月廖雯主持了在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女性方式》展，8月又有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女性艺术作为一个话题逐步展开并形成第一个热潮。到1998年，女性艺术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中展开：3月在北京的《世纪·女性艺术展》、4月在台北的《意象与美学——台湾女性艺术展》，以及6月在德国波恩的《半边天——中国女性艺术展》，进入21世纪后又有《进行时·女性》、《时尚之巅》、《自我画像》等重要的女性艺术展览，可见，女性艺术在中国逐渐被接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有着不同的生发机制，从而使得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追求的社会目标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性，但是，中国女性艺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进行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过程中，需要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着手，进而才能更加明确对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与社会关注点。

参考文献：

[1]黄一斐.对社会制度的质疑与女性主义的实践—读《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J].参花（下），2017（07）.123-126.

[2]凯西·戴维斯，沈齐齐，闵冬潮.女性主义作为理论旅行和跨国实践—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为例[J].浙江学刊，2016（02）：45-47.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艺术类高等职业教育一直被广泛重视，随着我国高考筛选制度的发展衍变，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习。目前，该类院校多数都开设了音乐鉴赏课，但由于开设情况存在自由、零散、不系统的现象，没有形成科学的音乐鉴赏课教学体系，导致多数院校的该类课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无法发挥艺术教育的最大功能。音乐鉴赏课的教学应该从实际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授课内容、教师和学生差异、教学环境几个方面，探讨更加科学有效的教学对策。

关键词：艺术类; 高职院校; 音乐鉴赏课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交叉产物，归纳《教育大辞典》中有关条目解释，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从学理上是并列关系，同样都肩负培养人才的使命。艺术类高等职业学院特指高等职业教育中只含有音乐、美术、戏剧表演等艺术专业门类的学院，以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为使命。

教育部教体艺司函 [2013] 3号文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关于印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創新、实践能力，在2018年之前，全面实施新课程，把艺术教育作为学校一项重要工作，提高艺术教育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艺术教师要更新观念、积极探索、改革艺术教学的结构、模式、方法和手段，并充分利用和发展本地的文化艺术资源。学校艺术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内容就是音乐鉴赏教学。

音乐鉴赏课的授课和学习过程是丰富的，同时是提升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在教和学的同时感知和理解审美，通过聆听、语言、表达、演唱、演奏等方式表现出来。音乐鉴赏课，从教师的角度，如何进行创新，让学生提升兴趣和审美是教学的重点;从学生角度，新颖的、趣味的、知识的课堂是学习的关键;从研究者的角度，分析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感受是其侧重点。只有教师、学生都从理论参与到实践中，才能感受音乐鉴赏课的活力和魅力。

一、艺术类高职院校音乐鉴赏课现状分析

音乐鉴赏课不属于新开发、新创造性的课程，最早关于“音乐欣赏课”的论文从20世纪50年代就有，包含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各层次的研究论文，但是针对高职音乐鉴赏课的论文从21世纪初开始才出现，至今不过100来篇，针对艺术类高职院校的音乐鉴赏课教学就少之又少。很多研究者认为，本身属于艺术类高职，音乐鉴赏课存在的意义被削弱，即使开课也是为了完成课程设置和学分比例的硬性规定。为了提升音乐鉴赏课的意义，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作为实验教学改革的对象，通过实践教学，对高职音乐鉴赏课的授课内容、教师和学生差异、教学环境进行分析。

（一）授课内容

1.西方音乐部分。西方音乐是音乐鉴赏课中出现的主要内容。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音乐题材和体裁，或者以经典的音乐作品为线索，包括器乐、声乐、歌剧和舞剧音乐。从基本鉴赏角度来看，多数学生在听到音乐的时候，感觉非常熟悉，但是不能准确地说出作曲家的名字，变成了“文盲鉴赏”，针对这个基本问题，首先，让学生了解西方音乐的历史背景，划分历史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代表作曲家和作品;其次，认识乐器，能分辨乐器的音色，可以列举各种乐器代表的经典作品;再次了解西方音乐发展中重要的体裁，例如组曲、协奏曲、交响曲等;最后，可以接受欣赏歌剧和舞剧音乐。这些就是在音乐鉴赏课西方音乐部分的要求和标准。

2.中国音乐部分。中国音乐是音乐鉴赏课中另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民歌、民族器乐、戏曲说唱等。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的音乐鉴赏课为例，全部班级上课第一节，都是从中国民歌开始，目的是因为中国民歌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背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存在不同的民歌，例如，汉族民歌分为号子、山歌、小调;蒙古族民歌最典型的特色是“呼麦”;朝鲜族民歌的特点是“摇声”;新疆民歌经常载歌载舞，所以民歌很方整;民族器乐包括吹奏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还有包括京剧和地方剧种的戏曲说唱音乐。也可以从中国音乐史的角度，对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中国音乐进行讲解。从传统意义的角度，中国音乐鉴赏需要给学生听赏更原始状态的音乐，虽然“新民乐”一度在社会上流行，但是应该回归更加传统的形式让学生清楚其原本的面目，培养学生正常的传统音乐价值观和自豪感。

3.突出本土化音乐部分。教材使用的不同地区、著作者的不同地域都会决定音乐鉴赏课的授课内容。例如，在河南省的授课环境中，教师一般在授课中强调河南豫剧;在四川省会强调清音;在江浙地区会强调昆曲和越剧;在广东地区会侧重粤剧或者潮汕地区的民歌;在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对其民族音乐有更多的关注。教师在针对本土化音乐进行教学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地区认同”和“民族认同”，以新疆多民族地区为例，他们的课间操就是在操场跳自己民族的舞蹈。这些地区的学生天生能歌善舞，具有很强的民族艺术修养，除非教师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在着重进行这方面内容教学的时候，以自身地区和民族的音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

（二）音乐鉴赏课教师和学生差异

1.教师差异。教师的差异决定音乐鉴赏的授课质量。教师的差异包括性别、性格、学历背景、知识储备量、教学能力等方面。以艺术类高职院校为例，在开设课程方面女性教师人数大于男性教师人数，在第二章教学情况分析对教师问卷显示，七位音乐鉴赏课的教师有五位是女教师。性别差异决定音乐鉴赏课程教学的整体基调。不同学历背景和知识储备量的教师，会决定音乐鉴赏课的拓展性，对知识“故事化”的能力和扩充会产生差异。教师不同的教学能力，关系到课堂上控制学生注意力的能力。同样的内容，具备不同的教学能力的教师明显会更加具有魅力和吸引力。

2.学生差异。学生的差异决定音乐鉴赏课的授课深度。针对艺术类高职院校，不同系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异、性格差异。多数学生在进入大学阶段后，对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远远低于中学阶段，这种情况主要是受我国考试机制影响，特别是高职院校的生源，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以广东舞蹈学校为例，文化创意系和音乐系的音乐鉴赏课授课深度就不一样。前者更注重知识的横向维度，以普及为主，后者在有一定音乐基础的前提下，更深入地关注到音乐本体方面的内容。

（三）音乐鉴赏课教学环境

1.设备配备。艺术类高职院校在教学设备配备方面，比较齐全，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每间教室配备钢琴、五线谱黑板、多媒体讲台，从功能方面，能够满足音乐鉴赏课教学需求，也是国家对高职院校评估标准的硬性要求。从艺术实践方面，学校的小剧场、文体馆使用率极高，在活动方面，学院的灯光、音响、舞美等专业都积极配合。

2.学校态度。音乐鉴赏课教学的效果与学院领导的重视程度直接有关。教学管理、教学评价、教学资源都与其相关。通过对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及其他院校的调查和有关高职音乐鉴赏课教学论文资料的整理分析，仍然存在一些学院对音乐鉴赏课教学不够重视，从开设课程到资源配备，都略显简单，要求不高，甚至没有固定的专职教师负责课程的教学。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还没有在全院所有专业开设。

二、 音乐鉴赏课教学对策

（一）细化音乐鉴赏课

音乐鉴赏课涉及内容广泛，短暂的一个学期往往都是“蜻蜓点水”式的教学。可以将课程进行细化，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音乐系为例，针对不同专业方向，开设了同名称类别的音乐鉴赏课。例如民乐专业开设传统器乐鉴赏;钢琴专业开设钢琴音乐鉴赏;声乐专业开设歌剧音樂剧鉴赏。让不同专业的同学针对自己的专业进行更加详细的鉴赏，例如民乐的同学，以同专业为组，进行与自己有关乐器资料的收集整理，在课堂以讲授者身份进行分享，甚至将自己的乐器带入鉴赏课堂;钢琴专业的同学以钢琴艺术发展史为思路，介绍钢琴在中西方的发展情况，详细地介绍钢琴作品，分析不同演奏家的演奏特点等。这样细致划分后，对同一种类的音乐授课周期增加，内容更加深入。但是课程的细化造成的影响就是知识的广度不够，不同专业的学生只能针对自己的知识领域深入地学习，所以需要其他课程的辅助和补充，例如细化后的音乐鉴赏课在学生已经学完中外音乐史开设之后再安排开课，还可以把细化后的音乐鉴赏课作为专业课的横向拓展课程进行开设。

（二）让学生参与音乐鉴赏课教学

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是最好的实践教学。学生是教师和教学内容双向交流重要的接收者和给予者。针对音乐鉴赏课中的授课内容，将学生分组，每组负责一个专题，要求分工合作，充分查找资料备课并以课件的形式在课堂进行讲解展示，教师把教授的主动权转移给学生，但并不是全部由学生控制课堂，教师需要进行提问、点评、讨论和知识的补充。首先，培养学生在讲台的教学实践能力;其次，培养学生备课能力;最后，培养面对教师现场提问的应变能力。这样的设计需要教师要合理安排课时分配，还需要对学生分组和授课专题进行恰当的筛选，控制每次学生教学的时间。参与教育活动会让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学习，可以和教师进行良性的课堂讨论，加深了知识的印象，甚至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三）从性别差异视域研究音乐鉴赏课教学

性别差异存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不仅表现在生理上的差别，行为方式也受性别差异的影响，教育中也存在性别差异。从教师性别差异角度，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男女教师的差异对受教育群体会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在教学环节中，教学节奏男教师比女教师快;男教师比女教师在提问之后等待时间要少;女教师比男教师喜欢提固定答案性的问题，男教师喜欢提问开放性问题。从学生性别差异角度，女生喜欢听旋律清晰的音乐，男生节奏性强的音乐。例如男女生在行为、想法和语言都不同，女生学过乐器的比例高于男生，男生和女生喜欢的音乐风格也有所差异。音乐鉴赏更倾向于女生的喜欢，课堂教学中，女生多数坐在前排，男生在后几排。性别差异的研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女性主义音乐教育的研究，因为固有的研究角度多是从男性为中心的研究。文章虽不是以性别研究为侧重点，只是希望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更加符合实际的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

（四）结合就业市场需求调整音乐鉴赏课

就业市场需求是市场对缺稀人才的需求，艺术类高职院校培养学生最终目的也是就业，高职院校会紧紧围绕国家对市场就业的需求来衡量和安排课程设置。课程在设置时要考虑到这一层面，艺术类的学生的毕业就业意向主要是艺术类辅导性工作，面对的受众大部分是婴幼儿，所以音乐鉴赏课在设置上，要以基础内容为主，挖掘内容背后的故事，启发学生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以轻松愉快又不失专业的状态把音乐知识表达出来。在教师教授知识的同时，教授如何教学的方法。经常针对培训中心、早教中心、少年宫、文化站等机构进行市场调查，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教学实践，不断调整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

三、结语

作为艺术类高职院校的音乐鉴赏课教学的视角进行实践与理论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能代表整个高职院校的艺术教育现状。音乐鉴赏课只是一个视角，不能代表所有高职类院校的艺术教育情况，但是它却是整个艺术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渗透在整个艺术教育环节中。（2） 艺术类高职院校是整个高职院校中的一类。具有优势性的艺术类高职院校的艺术教育远超其他高职院校，如果在艺术类高职院校的音乐鉴赏课教学都存在问题，那么其他高职院校这方面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和思考。（3）音乐鉴赏课教学是一个多元对话的课题。开放、包容、差异都是音乐鉴赏课重要的理论内涵。（4）艺术类高职音乐鉴赏课与地域性的结合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地域中的教学内容都存在差异性，要结合不同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来进行准备教学。（5）音乐鉴赏课教学是解决艺术教育实际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

论文中对艺术类高职院校音乐鉴赏课的教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实践性地增加了音乐鉴赏课教学的互动性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保持教学内容的质量，所有研究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之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实际情况，带着理论的指导进行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教学完善教学理论。

从教学角度，在调研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研究主体，以学生的兴趣实施教学。音乐鉴赏课在多数高职院校中都有开设，但是能真正意义地将该课程“上好”，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具体解决问题上面临很大的争议和挑战。首先，没有办法对全国的高职院校的音乐鉴赏课进行统一标准，不同院校对音乐鉴赏课的标准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次，音乐鉴赏课的教学内容界定非常宽泛，对授课教师素质要求标准不同。因此，还需要协调各个专业老师之间教学的协调问题。最后，对于教学环境（院校）和教师的要求较高，要求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变化进行灵活的应变，并进行最有效的教学。

从研究者角度，很多音乐教育的专家和学者，在国内会议、学术论文中，常常表现出对我国音乐鉴赏（欣赏）课教学的担忧，特别是对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环境。有一部分情况是因为经济的落后影响了艺术教育的普及，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最缺少的不是完善的教学环境，而是教师资源，因此有一大批积极的青年志愿者走近偏远地区，进行周期性的支教，希望可以缓解艺术教育落后的困境。另一部分情况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标准体系，非本民族的研究者缺少对该民族的了解，经常妄自菲薄地认为他们的艺术教育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地调查研究。针对艺术类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的特点，应该鼓励更多的在校生和教师，能走出校园，进行教学和演出。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打破传统的音乐鉴赏课教学模式和思维方式。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普遍一个模式，教师是课堂的主导，学生被动地进行学习，虽然教学环境日臻完善，但是教学方法一成不变。音乐鉴赏课应该以培养学生兴趣为基本点，遵循教学规律，创新教学环节，将教育拓展到学生生活实践中，融入人性化的教学，鼓励学生除了观看音乐演出，还可以参与表演，参加校内外的比赛及社团活动，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顺应职业需要。

参考文献：

[1] 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高 [2000] 2号[D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8_sjhj/201109/124842.html

[2]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 35 号[DB/OL]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tnull_27730.html

[3] 关于印发《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的通知》，教体艺 [2002] 6号[D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95/ 201001/80694.html

[4] 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教体艺厅[2006] 3号[D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4/200603/t20060308_80347.html

[5]  關于印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教体艺司函[2013]3号[DB/OL]http：//www.moe.gov.cn/s78/A17/A17_gggs/A17_sjhj/201302/t20130207_147569.html

[6]  周敏.高职《音乐鉴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J].职业时空，2012，8（8）：56-57.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4篇

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

———阿多诺《最低限度道德》

提防那些令人陶醉和迷离的疼痛……

人们所施加的疼痛，比他们所遭受的疼痛更实在。

———尼采《晚期笔记》
一

“你到底想怎样？”———常规异性恋关系中男女发生争执时常常出现的这个经典疑问句，标示着故作镇定的男人惯用的一个防守姿势。在无法回答诸多具体质疑的时候，男人有时会突然发起对日常关系的形而上学式逆袭，其潜台词是，女方所有外在攻击或质疑，不论巨细，背后无非隐藏着一个指向“到底”的问题。他以此来拒绝“表面上”细节的纠缠，在快速揿动按钮抹掉可疑短信的同时，以退为进，试图把问题引向两性关系的终极方向：放过我衣领上的口红，让我们讨论一下这段关系的本质吧！

用尼采的话说，这是在注射形而上学的麻醉剂，“我们关系的本质”这种抽象命题散发出的思辨荷尔蒙的芳烃味，有时竟能愚蠢地安抚住倫理上的炎症。尼采还说，男人，这时作为一个总是发现自己快编不下去的苦修教士，在发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反问时，实质上是虚弱而焦躁的。我现在就明显感到这样的虚弱和焦躁，在我忍不住对这本书的作者发出这般疑问的时候：“她到底想怎样？”

她想要的，难道不就是———或者可以转译成———一个绝望女友的追击吗？

“使得‘意义王国’中的无权者获得某种概念性形象……”封底的作品简介上写着，“我究竟在这段关系中算什么？……”

“女性主义的哲学气质”开篇的标题说：“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末章的标题发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了！”

我翻到最后，几乎觉得可以断定，这些表述里藏着作者“到底”还没摆脱的“女性欲望”：她并不是真的着迷于黑格尔留下的“女性迷踪”或拉康“女人不存在”的预判，她想要的无非是———男人们防守反击的一招到这里才图穷匕见：

“没有什么女人，不要拿她说事，你无非是无力构建你自己的生活。”

———以上不只是戏谑之语。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想测试对一本好书进行极端读解的可能性，如本雅明所说，批评必须尽量尝试摧毁作品。在这篇书评里，我将尝试质疑张念近年高效的学术产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主要就体现在全书主旨———“对女人问题进行哲学表述”这一不太“哲学”而过于“女人”的表述上。

这种说法把“哲学表述”当作对被表述者———无论是女人问题还是其他的真正严肃的对待（犹如婚姻之于资产阶级妇女）：似乎只有通过哲学表述，女人才被提升到真理和存在论的水准，得以“重返本体论现场”；通过哲学表述，“东西方哲学的起源处”的女性元素才得以显现，并在其后的哲学史中草蛇灰线地不绝如缕；通过哲学表述，“性别伤口”被标识为“意义的发生场所”为女权女人提供原动力，鼓励她争取“伴随着差异性而不断生成”的女性自主，“经由无目的的爱去抵临他者”。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经由与女性主义的联姻，哲学似乎也获得了新生。“女性主义在哲学上的回应方式，就是改变提问方式”[1]，随着哲学对女人的重新发现/发明，差异和分裂被带入哲学Bachlor的苦修秘室，在这里，女巫与哲学家共同“召唤陌生的真理”“邀约未曾来到的事物”，将洞穴变为朝向未来哲学的子宫，合力造出“激进的现代人”，在末章“余论”中作者为女性主义哲学给出这样的期许：

“当下，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紧急状态，如何能够在被意识形态渗透的地方，重启关乎未来的哲学思想，并重思服从的自由与显示的自由，秩序和变化、安全与恐怖的辩证，避免形而上学的暴力，直视现代性的平庸之恶？欲望革命与女性主义需要探讨的正是：如何成为激进的现代人！”[1]285

这场从相杀走向双赢的联姻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在最基本和关键的哲学层面处理女性问题，同时从女性视角和概念形象出发，重述哲学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而构建一个相对于其他与性别相关社会和政治理论更具有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以重新看待性别差异、平等、身份政治和解放的重大议题。

全书可以这样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导论到第四章是哲学史重述，虽然多有跳跃穿插，但脉络相对清楚。作者挑选了欧洲思想史上五处出现女性论题的重要节点，它们分别是：①经由德里达解构过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Khra[2]概念；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对于女性在伦理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的探讨；③启蒙辩证法中理性批判与女性奴役命题的复杂关系（同时评论了尼采和魏宁格将理性批判和厌女立场结合起来的激进言论）；④波伏娃基于存在主义的处境意识对“第二性”和女性经验中的自异性的揭示；⑤精神分析对女性和“石祖母亲”（作者表述为“阳具母亲”）所处的既源始又缺失这一悖谬性地位的讨论。

接下来第五到第九章的线索和议题划分并不清晰，虽然这倒也没有影响作者文采和洞见的发挥。关键词似乎是“女性意识”和“差异”。第五章“思考差异，成为女人”或许可以看作全书的枢纽，尤其是“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有点题之功。然后作者似乎是想从思想史的讨论转移到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上。第六章应该是基于此前对女性经验和处境的特异性的论证去质疑或“抗辩”传统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立场，攻击范围涵盖了从自由主义传统到阿伦特、斯特劳斯和施密特的广泛谱系，似有神来之笔，比如对施密特的凌空一击———“……经验的‘多’以及哲学之母就被秘密扣留在纯粹性的理论大厦之中，而这个内部的‘敌人’，其政治性又该如何处理呢？”[1]203———就令人拍案。第七章的讨论延伸到历史哲学和美学，“血腥样本”[1]220和“血之花”[1]228以下的表述或许会帮助读者深化对第五章中提到的“性别伤口”和全书主旨的理解，对安提戈涅的三副面孔的描述可能是全书带来最大阅读快感的部分。跟之前和之后相对具体的共同体、身份政治和解放论题相比，这一部分的论述既尖锐而又有些游离。第八章再回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回应了当前从性别切入身份政治讨论的热点，作者对欧美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有所引述和批评，尤其质疑了比如朱迪·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基于跟权利相捆绑的“身份”而不是跟欲望与爱相关的更富于生产性的“差异”，因此损失了女性主义应有的激进性[1]256。第九章作为最后一章，按惯例推进到未来的向度，在渐渐增强的呼告式语气中谈到“革命”和“解放”，同时接回了此前在谈“创伤”和“血祭”时反复出现的身体和爱的动机。解放的范式———如“作为他者去尊重他者”（伊利格瑞语[1]267）———仍然只能止步于抽象的概念。不过意旨大致还是明确的：女性特有的经验中蕴含着保有差异（使二永远不会混同于一）的奇异力量，足以支撑激进民主的游戏空间[1]268，并通过超越既有束缚的先在行动（但行动的主体并不明确）引领解放政治的发生[1]280。

以上是对结构的初步勾勒。作者的语言带有今日罕见的几乎在肉身上可辨识的奇异节奏感，冒着语法支离的危险完成的断句方式很有冲撞力。推论过程中在句法层面都时不时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急转或升降，有时让人有不完整和没头绪之感。但在总体上，跟问题意识如影随形的辞气仍然是连贯而有力的，使这些“突转”总会带来“发现”。对安提戈涅命题的穿越式追踪，对尼采和魏宁格的反客为主的援引，对于时新的政治哲学和技术哲学议题的连消带打，说明她在理论搏斗所必需的注意力、距离感和力度把握上都超越了大部分今日的哲学写作者。

在欣赏了这些优点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作者本人所要求的那种“哲学”的、“赤裸”[1]277的层面，以一种“打破僵局”和“爱”的方式提问：

“她‘到底’想怎样？”
二

如前所述，作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性别问题还原为（也可以说是提升到）基本概念或原初动机的层次，并从这些概念和动机在经典哲学家文本中的具体展开方式中找到裂缝或缺失，然后继续进行编织和推衍。在之前的《性别政治与国家》中，作者的理论概括还跟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的历史语境，跟纷繁而沉重的妇女经验保持着联系，在这部书里，一切皆是从概念到概念。作者艺高胆大地以一种跳跃的方式展开她的概念工作，从存在学、知识论到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从对思想史疑难的再审（安提戈涅问题），对经典文本的重述或阐释（《蒂迈欧篇》或《精神现象学》），到对特定方法的再检验（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在转换阵地和战法的同时，她并没有觉得需要首先标定自己的论证本身在方法论或基本概念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哲学写作方法，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作者在论述时，不得不自己锻造出一条“到底”的线索，以把不同层面的论述收束到一个可以相互参照勾连的统一框架中来。这个线索，在我看来，就是“女性意识”概念。

作者把黑格爾视为在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中“真正将‘女性意识’纳入哲学思辨”的第一人[1]47，但这第一次亮相中女性意识就如头牲之祭般被牺牲掉了。《精神现象学》描述的那个在与他者的斗争中获得自明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回避了性别差异中包含的他者因素，另一方面，当它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作为“伦理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伦理制度（家庭和国家的法权制度体现的“真实的精神”）时，又把女人所代表的“无意识的精神”牺牲掉了。然后，在《法哲学》中，作者引用了第158节谈及“爱是伦理的统一”的著名段落，指出黑格尔强行用爱来化解性别意识的差异，抹杀了爱欲辩证法中“殊死搏斗”的一面，试图把女人的意识发展永久性地固锁在婚姻关系中。她从这种做法中看到，黑格尔只赋予女人“主体性半成品”的地位。结论是：“可见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其逻辑的力量之于女性问题，显得如此疲弱与荒唐。”[1]56-60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本来就没有“女性意识”的说法，女人、家庭问题只是作为伦理问题才出现和被讨论的，这时自我意识才要发展出自身与原始的“精神本质”的真正差异，性别和国家中所包含的矛盾由此才要获得其客观表达。从另一方面说，男性和国家也只在这个时候才获得其现实性，并马上因为这种现实性的自我矛盾（国家总是建立在以父子兄弟相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少数男性对大多男性的宰制）而毁灭。所以，这时不只女性是主体半成品，男性同样也是。

因此，指责黑格尔为什么会让女性在意识朝向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提前出局，在我看来更好的做法是重新检讨他的“意识”概念本身的缺陷，换言之，一开始就要把性和性别问题放到对自我意识的考察中去，这样才可能引爆意识哲学的根基：意识发展过程中的自性差异问题。尼采和魏宁格关于女性的佯狂般的极端言论的真正标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康德与萨德”命题的外科手术式的解析，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但作者的处理方式却是另起炉灶，提出“女性意识如何成为辩证法中的斗争环节”这个问题。然后，再把尼采和魏宁格当作厌女症———主体理性自我批判失败的产物———的典型代表，顺便把康德也列入共犯之后，作者赞同了《启蒙辩证法》的论断，即遵循合理化法则的思维机器已经无能处理性别问题，所以，女人需要摆脱既有性别模式的“绑架”，在意识的辩证法历程中为自己制造一节“女性意识”专属车厢。[1]86-87

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呢？作者先下了个初步的定义：“一般来说，女性对自身经验的反观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女性意识”，然后赋予这种意识以一种“在‘我思’与‘我在’之间”“与人的自异性和平共处”的特殊地位。[87]之后又说，女性意识有一个更原初的“逻辑起点”[1]109，它“比自我意识早熟”，“先于那个被对象化的‘自我意识’”[1]111。在第三章关于存在主义的部分里，作者把女性意识进一步归结为女性对其特有的身体处境的体认，并冒着陷入一种肉体形而上学的风险说道，这种体认就是一种身体性的经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有能力包容一切差异、并在这种包容中实现自身的女性的自我理解，其原型就是Khra，晃动的子宫，是潮汐起伏的肉身：

“不管男性之于身体的体验如何，身体之于女人就是她的第一处境，女性经验奠基于身体经验，在与世界最初相遇的那一刻，之于身体的领悟首先应该表述为身体是我，这样的陈述是前主体的，就是说在没有神性根基或者先验规定的情况下，存在的雏形就是身体，女性意识也就获得了一个不同于意识哲学（男性意识）的逻辑起点，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肯定。”[1]109-110

这样，我们被带回到某种意识与肉体合一的境界，只不过，这次不是意识节制了肉体（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之爱节制了情欲），而是相反，肉身统摄一切。黑格尔要女性满足于爱和家庭，把政治留给男人，而作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带着肉体颤动的意识才能够承担普遍的生命政治主体：

“因此，生命政治在某种层面就是女性主义政治，女人这个词意味着她们几乎反对所有的制度，……反之，女人一词就代表着一个被压抑的由无意识所决定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她们就是艺术，就是图像，就是生命政治的生命体。”[1]279

这里作者用的是跟黑格尔“爱作为伦理的统一体”几乎同类的语汇，只不过“精神无限的泡沫翻涌”换成“血之花的绽放”，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人肉版或女主型的绝对精神。

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女性意识———在男权的意识哲学中失落的女人的身体经验———恰恰是经由作者指控为男权的自我意识的赋型才获得自我理解的，这种自我理解———以弥补缺失的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她本来要指控的那个赋型过程。批判没有推进到跟批评对象的短兵相接，却变成双边立场———“女性意识”VS男权哲学的“自我意识”———各自的反向强化。用传播理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争论中的“极化”现象。极化的后果是，为了维持住相反的立场，她不自觉地分有了意识哲学本身的本质主义和原始主义倾向，并被对手的立场同化。

这种极化现象常常伴随着概念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作者对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描述，即使用了“迷踪”“暗夜”“血”这样的隐喻，或者援引了痛经、生育等生理现象，指涉着卵巢、子宫和乳房等解剖学对象，因为过于信任语言跟经验的同一性关系，所以仍然是抽象的。

抽象化的概念必然使其所概括的经验偏狭。一个表现就是，作者把女性问题视为哲学最独特的、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裂隙（这背后是怎样一种阳具母亲的自我想象？），并将之跟种族问题切割开来：

“至少还没有某个学说在显示黑人或者少数族裔与认识论的切近关系，而‘女人’概念却能够被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所运用。”[1]83

这个论断是错的。胡塞尔就坚持现代科学跟希腊—欧洲的血脉关联[3]，海德格尔进而把希腊—德意志的哲学血统铆定为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质主义。《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们则从另一个方向，将犹太人在现代欧洲的命运视为启蒙理性逆转的一个证据。
三

偏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把女性经验跟少数族裔的经验切割开来的同时，作者必然会去描述一种在哲学上有独特意义的“受难”经验，只有这种经验才能通向“哲学的紧急状态”，只有在女人痛苦里人才能回到“衳身状态”：

“不正当的私人痛苦，除了单独性地隐蔽地被心理治疗接管之外，现代性作为症状，已经构成了人们心理命运的共同体，在女权主义这里被放进了哲学的紧急状态之中。因此，女权主义所释放的力量正是将人遣返回裸身状态，那被抑制的自然元素与权利正当性的冲突现场，正是女主体的现身之地，而自然正当的安全不正是要穿越危险之境才能善了的吗？”[1]283-284

把“裸身状态”跟“女主体”并置的做法复制了那种最常见的性凌霸套路，将女人的身体以神圣禁忌的方式切割为供窥淫者争抢的祭余。这跟“心理命运的共同体”的说法完全自相矛盾。“被抑制的自然元素”绝不只是女人，它还包括有或自以为有缺陷的女人，包括一切可能被歧视的族裔和年龄阶段的女人和男人，包括不同性向和身体障碍的人，包括动物，而最为关键的是，最受压抑的自然元素，恰恰就在压迫者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癖好中，在那些“强人”的施虐欲望中，“不正当的私人痛苦”才达到其阈值。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萨德———作为向“她们”施虐的“他们”的代表———的评论中写道：

“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拒绝为———萨德笔下那些呻吟的女人们———“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直接加上解放的和声，因为这种亲和性———今日我们可以在无数对MeToo报道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施虐者饮鸩止渴的药引，本身就是“强人”主导构建起来并如吸血蝙蝠般赖以为生的，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不自然：“据称是自然造物的女人就是那个把女人弄得不自然的历史的产物。”[4]132

对这种可能越是痛苦和耻辱才让人们觉得越自然的经验的一切直接援引，都难以避免沾染着某种施—受虐的潜在淫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会极端地认为：“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5]换言之，任何对受压迫者的赞美（尼采认为同情即已暗含这种赞美）都在强行赋予他们某种其自身本来可以不是的形象并以此取“乐”；受压迫者对自己形象的反观亦然，而且更多了一层自毁倾向。对痛苦的最前卫的展示可能变为对造成痛苦的最保守话语的迎合。[6]

这里有必要指出张念一个隐蔽的关键操作。她当然知道，传统女性的自然状态是男权的自我理解向外投射的产物，但是，她在拒绝男权意识以赞赏和规范性话语塑造的这种自然的女性理想的同时，却以一种近乎受虐的方式，迫使这些形象在哲学概念中升华，将之施洗命名为女性经验，进而以此为武器去反击，却没有想到，这倒戈一击可能是正中下怀———正如她在美学部分的探讨中也察觉的，对抗可能是“迷狂极乐”的[1]228。意识哲学本来已经耗尽了的本质主义话语，现在凭借这个“血之花”的反哺，重新在某种酒神式狂喜中复活，并变身为一种新的自然形而上学。其核心概念，就是据说女性所特有的“疼痛”和“创伤”。

这个话题集中出现在我认为是全书文眼的第五章“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作者先是引述了齐泽克，指出性别差异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性的创伤，人类的生物学身体经由性别分化而导致身体稳定性的丧失，进而给人类文化内部留下剧烈冲突的伏笔。然后，作者认为这个冲突在女人身体上才被“更为明显地表征着”[1]164，如同神圣的病人一般，女人因为这种表征而受命成为真理的暗夜守护人。女性主义者，在拒绝了歌德的“永恒女性，引領我向上”的模范表白之后，一转身接受了德勒兹的“女人自身就已然生成为一个秘密”或齐泽克的“只有女人才能体会到大他者的快感”[1]168-169的另类恭维！但这两种对女性形象的指认都是非历史的。

正是依据这种去除了历史语境的女性经验的概念，在第八章谈身份政治时，作者又一次表示不屑于加入族裔、阶层、性取向的“孩子气的边缘竞赛”[1]248———她因此批评巴特勒仍然只是满足于“向已经存在的被称为常态的合法性系统靠拢”[1]251，女人从自身的自然欲望出发———“正如女孩欲望的形成与权威—社会无关，其本身就是性的或性别的”[1]254———就可以直接进行抵抗了：

“经由弗洛伊德和德勒兹理论的提示，我们就获得了社会抵抗之外的另一种抵抗，就是说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女性抵抗，试图直接面对存在之伤，身体之痛。”[1]254

这种对疼痛与创伤的“直接面对”必然带上了上面说的那种自毁倾向，因为它会把具体的、各有来历的苦痛经验离析还原为某种混浊而乖张的心理冲动或身体反应。本书前半部分说到启蒙方案中暗含着“焚毁女人”的用意，而后半部分则以积极的口吻描述女人“焚毁自身”以抵抗，就是这种自毁倾向有意无意的暴露。

这种倾向背后就是尼采提到的那种近乎宗教的嗜痛症。尼采看到，疼痛有一种特殊的“提升”力量，它比快乐“更实在”，快乐总是倾向于夸张和欺骗，而疼痛则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清醒性。他提醒我们[7]，我们会更加信任自己能够“施加”的痛苦的实在状态并陶醉于对它的反复确认中。这个“施加”的过程，就是哲学用概念之刀来切割活的经验的时刻。在形而上学的根源，或者张念喜欢说的“本体论现场”，尼采看到的是一种对痛的陶醉和对伤口的维护。犹如通过刺激神经而迫使自体大量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思维迫使我们在抽象思辨中获得自我陶醉。

以此观之，在张念这里，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概念化也伴随着对痛苦的刻意品味和提炼，而且跟尼采一样，都走向对生存的美学辩护。在第七章中提到安提戈涅的第二副面孔的时候：

“作为‘血样本’，发挥美的功效，即惊诧以及净化，以便修复人从自然之中诞生或坠落时的伤口，‘美’依然被征用为庇护所；安提戈涅能够‘道成肉身’吗？一个鲜活的面孔，在人之中？在社会秩序之中？”[1]235

与尼采不同的是，张念使用了发问的口气，她想要的是一种“既是又非的陈述逻辑”，以“释放出语言凹透镜之中被抑制的折射物”，并相信，这种陈述中可以绘制出安提戈涅的第三副面孔：“这张面孔不再神秘，不再沉默，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方式开口说话。”[1]235这样，问题从美学延伸到了语言哲学。
四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疼痛、表达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醒我们注意，这里隐藏着语言起作用的多种方式，语言并不只以一种唯一的方式传达思想，否则我们一定会面临疼痛既可说又不可说的悖论。疼痛，正如所有感觉，不是某种确切的东西，但也不是“乌有”，而只有在我们觉得无可陈述时，这种“无”倒是作为某种“有”在起作用。但一旦将之说成“有”，陈述就会复制出难以禁绝的伪装，在语法的强制下，增生出难以确定的姿态、言辞、信念。[8]

这一考察或许可以帮我们理解张念其实一开始就给出，但后来并未鲜明贯彻的那种“是/不是女人”[1]28自反式姿态。这个姿态跟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是相通的，也是一种以语言游戏的方式绕开概念陷阱的尝试，它事实上对我之前指出的她在概念化和抽象化时的用力过度实施了制衡，也暗中抵消了将“女性意识”概念绝对化的倾向。照我的看法，这个自反的姿态实际上可以更连贯地引入更进一步的女性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不用某种“概念帝国主义”的方式把痛苦和创伤总体化和抽象化。这里需要的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的策略———“对概念祛魅”。不是让无权者获得“概念形象”，或构建适合于“女主体”的新概念，而是反过来，要让已有的概念在那些伤痛面前破裂、变形，从而让主观的感受获得客观的表达：

“让苦难说话，这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就是主体所要担负的客观状态；主体当作最主观的东西来体验的，它的表达，是被客观地中介过才传达出来的。”[9]

如果我对这段广受女性主义者引用的晦涩之语理解正确的话，阿多诺说的是：疼痛和创伤，作为主体最主观的体验，总是经由特定的历史境遇才为我们所知的，并因此成为客观的了：MeToo运动中那些看似空口无凭的指责之所以令人恐慌，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经验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是被中介过的：所以，哪怕那些呻吟令我们汗毛倒竖，我们也有不将之直接等同于本真的经验的自由，我们也可以拒绝从中提炼出某种马上决定我们命运的政治契机，不用某种概念将它點石成金，变成抽象的口号。我们要做的毋宁说要把这个中介的过程持续下去，把那些痛苦所发生的情境，联结到性别差异以外那些更难以启齿、更触目惊心的中介环节中去，以助成最后社会性的“链式反应”。

在这篇书评完成之前不久，张念、我和两三好友之间有过一场关于MeToo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此。在我看来，女孩们的愤怒必须跟其他类型的社会苦难联结在一起，不然将神秘化为某种无常的怨恨，或竟反过来被加工成给“强人”助兴的药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不要尝试对疼痛做私人指涉，而是要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各种方式参与对痛苦的表达，这样表达和经验才能相互校正，最终，“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8]384。

要在女性问题上展开这种让概念与经验相互校验的学习进程，熟悉中国妇女解放史和当代妇女境遇的张念大概是最好的开拓者。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把张念这本书读作女性主义在汉语哲学中第一次通过概念“让苦难说话”的尝试。如果尼采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在我此前的所有质疑之外我必须承认，她的思考和表述所施加的痛苦确实有一种超乎我所能遭遇者之上的实在性，正是这种异质的实在性令我不安和发出那些虚张声势的指控。她所有的用力过度和一意孤行，都是一次辩证法冒险的开始，把我们带入那种陌生的清醒，开启出后续无穷的表达实验和学习进程，正如她在全书结尾所说的———这也是对“她到底想怎样”的最好回答：

“女权主义没有指路的习惯，也不创造什么新世界，并且拒绝历史目的论，拒绝意义象征系统和身体的分隔，穿透这个世界的幻象，她的位置在边缘，而不是可以看见的底层，为解放的任务不断刻写新鲜的标记。”[1]293-294

注释

[1]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8.

[2]作者将这个词译为“切诺”；一般的译法是“子宫间”（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9页）或“容器”（[法]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A].陈永国译.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6页注6）.

[3]“新哲学的奠基是近代欧洲人人性的奠基”，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4]Horkheimer/Adorno，Dialektik derAufkrung，inGesammelteSchriftenB. 3，hersg.vonRolfTiedemannu.a.，Suhrkamp，F.a.M.，1981/2003，S.132.

[5]Adorno，MinimaMorailia，inGesammelteSchriftenB.4，hersg.vonRolf Tiedemannu.a.，Suhrkamp，F.a.M.，1951/2003，S.108.

[6]庫切在剖析文艺界在恋童癖面前的恐慌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在色情问题上，女权主义关于前卫运动的其他考虑，却选择了与虔诚的保守派交媾，一切都陷入无法解说的混乱。”库切.凶年纪事[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39—40.

[7]Friedrich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7-1889，KSA13，hrsg.von GiorgioColliundMazzinoMontinari，DTV/deGruyter，1999，11[332]，S.143.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3.

[8][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1节以后，尤其是304节.

[9]Adorno，NegativeDialketik，in GesammelteSchriftenB.6，hersg.vonRolf Tiedemannu.a.，Suhrkamp，F.a.M.，1970/2003，S.29.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5篇

一、由影片《玛格丽特》引起的思考

2011年，著名导演肯尼斯·罗纳根拍摄于6年前的电影《玛格丽特》终于在人们的久久期待中登陆院线，片名取自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一首诗，《春与秋：玛格丽特，你还在哀恸吗？》。影片集中展示了“令人生厌”的丽萨———这位性格外露而又内心矛盾的纽约青少年———竭力对一场部分是由她引起的车祸进行善后的故事，并以此对9·11事件后在如漩涡般混乱复杂的纽约都市中自我与主体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在影片接近尾声处，丽萨的英语老师朗诵了这首致青年女子玛格丽特的诗，玛格丽特对预示着夏末的落叶（诗的叙事者称之为“金色的林苑落叶”）所表现出的悲伤预示了影片随后部分的悲悼时刻。玛格丽特自认为是因其他伤心事而心碎，但事实上她是为失去的自我而痛苦，正如诗的结尾句所言“你所悲悼的正是玛格丽特”。

为此，这首诗也就泄露了影片的中心之谜———丽萨无处不在的不安来自何处？影片中，丽萨与她自恋而又自私的演员母亲琼之间冲突不断，二人突然会爆发各种激烈的，常常是莫名其妙的争吵；她与同学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也经常争得不可开交；无论是以最终误判的法庭案件为线索，对撞到路人的肇事司机穷追不舍，抑或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潮涌动的城市街道，丽萨均似乎在追寻某种失去的确定性———正如玛格丽特之于落叶———这种消逝的确定性既在她生活之外，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尽管评论家将影片《玛格丽特》誉为“辉煌而庞杂的现代生活剧”，《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甚至赞其为“创世杰作”，但电影首映却是票房惨败。这种令人惋惜的命运起因于导演肯尼斯·罗纳根固执地让制作公司探照灯影业保持电影的片长，而未做必要的剪辑。除了“庞大”之外，影片无法赢得观众也在于片中出现了几个令人不适的过渡。这些过渡常常是从痛苦的亲密时刻（如第一次窘迫的性尝试、她疏远的父亲和母亲拙劣的家长建议）闪到抒情的场景中，摄影机试图在这些场景中探索纽约城市空间公共生活的节奏和纹理，而观众则不喜欢这些过于富有挑战性的影片表现风格。然而，这些风格恰恰吸引我们对之进行讨论。

影片没有定位在一部单纯地描绘母女关系的情节剧上，对主人公丽萨的叙事更多地集中在由视觉、音响、对话等效果形成的对社会世界错综相依的感受上，以此而反映出了女性主义在理解大众文化和媒介性别政治上的某种态度变异。既然触及了这个主题，那么先让我们将视野集中在英国文化研究曾对此的讨论，然后移至德国，并尝试通过综述德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来阐明这一主题所发生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看，德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中的批评视角源自早期对社会性别与女性“反抗”的文本解读，后来又转向了现象学解释，从而将社会性别（还包括阶级、自然性别和种族）经验看做一种感官上理解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交叉点的物质场域。毫无疑问，这种视角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历程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亚文化研究谱系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

电影《玛格丽特》的开场引出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用街景的蒙太奇将现代纽约展现为一个集体情感投入的空间；在第二个叙事序列中，主角丽萨与怀疑她测验作弊的亚伦老师相遇并对峙。在第二序列中丽萨与多个权威人物交锋抗衡，先是她的老师，接着是她的母亲，再就是律师和纽约警察。她拒绝他们的控制，同影片在他处的表达相似，这位任性易怒的青少年用她那声嘶力竭的声调传递了某种拒绝（“你真是太公平了！”）。但这种拒绝的表达又混合着成人性意识的挑衅性主张（如超短迷你裙、低大的领口以及随意摇甩长发传递出的性信号），这让她的对手们感到困惑，以致他们无法确定丽萨究竟是一个幼稚的叛逆者还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此外，丽萨还采用了极具主流女性特质的传统标志（性感的裙子、齐踝短靴和精心装扮的身体与脸庞）作为她争取青少年自主权的武器，由此将这部影片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首次联系在一起。我早期发表的论文《爱丽丝漫游消费仙境》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在原西德出现的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该文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众多女性主义写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于它挑战了盛行的文化研究对大众青年文化性别政治的阐释。安吉拉·麦克罗比的开创性著作，包括收录在论文集《女性说了算》中关于工人阶级女孩和大众文化的文章都旨在矫正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中女孩子“完全缺失，或短暂出现，并且常常是通过‘小伙子’的视角”这一失衡状况。20世纪70年代，源自于文化人类学和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伯明翰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探索这些由于阶级或种族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年青人是如何通过挪用并再造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物品与社会关系去理解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有霍尔和杰斐逊主编的《通过仪式的抵抗》、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迪克·赫布迪克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这些研究探讨了赫布迪克所谓的亚文化实践和风格是如何由“对抗自然化”转向冒犯“沉默大多数”之话语的。这一话语挑战了团结一致的原则，与众口一词的神话相抵牾。

赫布迪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现代英国，城市黑人的“拉斯特法里崇拜”去除了其滥觞于牙买加的宗教意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风格，一种雷鬼头、卡其迷彩服与大麻构成的综合表达，旨在宣称许多英国黑人青年所体认到的疏离感”。威利斯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通过将视角聚焦于12个劳工阶级小子，他认为这些“铁锤镇男孩”（英国中部的一个城镇）不是通过政治举动，而是通过以一种行为模式或风格———常常表现为劳工阶级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男性至上主义或种族仪式———来表达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一种早期抵抗。威利斯还发现，铁锤镇男孩们生活中特有的反抗仪式说明了他们自身对现实状况的“不完全文化渗入”和对“体力劳动的神秘化推崇”。威利斯强调，早期的反抗在男孩们对自身附属状况的再生产中被抵消了，对这一悖谬的强调也见于麦克罗比对工人阶级女孩是如何被女性特质文化“拯救却又被困其中”的描述之中，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威利斯、赫布迪克和其他人通过朋克的切割重组、无赖男孩的杂糅表达或光头族亚文化，辨认出其对于工人阶级男性仪式和风格的一种挪用、混仿，或是歪曲模仿，并以此在青年亚文化中寻求“艺术性表达”（赫布迪克）的相反形式的迹象。对这些作者来说，对主导文化传统的重塑可以打破或消除现存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编码，尽管这种力量也会转瞬即逝。与之相对照，麦克罗比的研究则专注于工人阶级女性亚文化。女孩子对未来和彼时的女性规范的抵抗仅仅围绕生理属性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主妇身份，没有采用亚文化风格这一打破偶像崇拜的大众现代主义，而是采用了最主流的女性文化形式———逃避的形式：以购物旅行为中心的“好朋友”文化、谈论男友、女孩杂志、装扮和服装，这些既为这一主体因阶级地位和“物质匮乏”而产生的沮丧提供了想象性解决办法，同时又将自己绑缚在“女人作为性压迫”的罗曼司文化之中。

麦克罗比的早期研究与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关于显现于女性主流商业文化内外的女性反抗书写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事例是对大众罗曼司的研究，该研究基于女性大众文化“不仅包含矛盾，同时具有相互矛盾的功能这一假设之上：看似仅仅是个逃避主义者，同时又挑战和重申传统的观念、行为和态度。我对20世纪50年代的原西德工人阶级女孩的服装消费研究采用了这种方法，研究了大众市场文化对人工丝袜的疯狂迷恋。我认为，人工丝袜是根植于制造过时（准确说，就是人工尼龙比真丝更易于废弃）的大众市场文化，从而为使穿者对控制女性劳工阶级生活的资产阶级自我节制原则表现出了“一种脱离常规的漠视”。

女性主义通过对经典好莱坞情节剧和女性电影的研究最终发现：在这种女性特质最为突出的流行文艺作品类型中，过度的风格为某种压抑的女性欲望表达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调控这种欲望。正如苏珊·海沃德精辟的总结：女性电影一方面将女性的狂喜（无法言语的快感）搬上银幕，但同时通过“再次重申女性的生育者角色”，“以狂喜为理由来毁掉她”。电影情节剧中涉及的对女性欲望的最初表达让我们联想到了电影《玛格丽特》。通过情节剧的过度风格洞悉女性叛逆初期的迹象这一女性研究方法，有助于解读影片中丽萨的形象。丽萨将对老师所代表的男性权威的蔑视，及夸张性地激发老师性幻想（影片中，当丽萨引诱他时，他屈从于这种幻想）的大众色情文化矛盾性地连接在一起，这很好地回应了早期流行的英语女性主义文化研究阐释。片中表现出的女性气质成为社会身份和象征性形象，并陷落于资本主义男性至上的大众文化与对流行的性别标准的抵抗所构成的张力之中，尽管这种抵抗是崭露头角的。

然而，假如我们再回到《玛格丽特》的开头，回到电影慢镜头中纽约市中心的漫步，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早期英语女性主义方法在研究21世纪电影上的局限性，以及绕行到德语文化研究的优越性：无间断的切换将引领我们对当代电影的性别“经验”进行更令人信服的阐述。

毫不奇怪，这部电影的导演肯尼斯·罗那根，迫于工作室的压力，忍痛割爱，把电影从最初的四小时大刀阔斧地删减到两个半小时，否则福克斯探照灯影业，作为鲁珀特·默多克新闻国际旗下的一个分公司，绝不可能支持这样一部露骨的政治电影。首先，影片的性政治过于敏感：女主人公分别随意地主动与两名男性发生关系（尽管付出了一定的感情代价），堕胎，因男性的殷勤而恼怒（如，她对律师咆哮：“不要叫我亲爱的，好吗？”），与不睦的家庭抗争，这些都与美国的主流电影格格不入。此外电影也多次涉及更为广泛的，乃至全球的政治形势，如丽萨在课堂上与叙利亚裔的安吉之间的激烈争论反映了9·11事件所引发的民族政治争端。尽管丽萨反对自己的阶级和种族，但是，面对琼的哥伦比亚情人拉蒙与自己的忘年交埃米莉因为一句“典型的犹太反应”而冲突时，她却没有做出任何抵抗。这部关注爱与失的影片萦绕着一种明显的抑郁，此也被齐格蒙·鲍曼称之为“流动的现代”状态，鲍曼认为，这一状态是由作为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特征的“疯狂的个性化”所导致的，而电影《玛格丽特》则是将这种引发丽萨矛盾孤僻的“疯狂的个性化”状态公开化了。

影片的片头字幕这一序列已经为丽萨的疏离感埋下了伏笔，这个序列是将个人体验嵌入广阔的社会政治情境的典型呈现手法。慢镜头的运用营造出一种弥漫于城市生活的凄美：都市生活没有与繁忙的车流步调一致，却与大众的内心世界的节奏合拍。大千世界的一个简短掠影———一个在人行道上玩耍的孩童被大人用心呵护，远离危险，显示出对陌生人的故事与对丽萨的故事同样关注。由此，影片中多次出现声音遮蔽对话的情景，以转移对主人公的注意力，而代之以偷听陌生人的谈话；在关键的叙事时刻，远景镜头的运用，比如当丽萨告诉亚伦先生车祸的事，我们只能透过咖啡店的橱窗看到，对话也是模糊不清的；当丽萨与母亲对峙时，镜头拉回，透过市中心的公寓窗口，淡漠地记录着这些情节类似的母女之间的小摩擦。

影片通过摄像机的移动、声音拼贴、多视角切换链接叙事和背景声音前景化这些手段将历史、政治和社会写入审美之中。影片的开场尤为重要，因为它道出了早期英语女性主义文化和电影批评研究的局限性。第二次女性主义文化分析浪潮中的重要著作大多受到理查德·罗蒂在1967年著作中所说的西方哲学和文艺批判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受到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随后是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包括福柯、德里达和近期的朱迪丝·巴特勒等后结构话语理论家的影响，文化批评承认广义的语言（包括视听语言、广告、照片或电影）是社会政治历史生产的建构力量。于 是，尽管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一直坚持研究劳工阶级的物质地位———社会经济上、制度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却同样低估了在形构麦克罗比称为主体“发展中的阶级和性别意识”时，文化文本的决定性力量。因此，麦克罗比早期关注的焦点是青少年杂志《杰姬》，并把它作为少女构造性偏好以及具体世代和阶级归属感的“意识形态建构”来源。所以，自这一时期始，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也坚持认为观众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意义重大的议题。假如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文本能积极推动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批判性地质询电影文化。正如杰姬在《明星凝视：好莱坞电影与女性观众》（StarGazing）中所说的，女性的主体性构建于“女性作为物在男性间交换”这一符号关系之中。

三、绕道与超越

然而，电影《玛格丽特》论证性地展示出，源于或至少部分源于语言符号是建构力量这一观念的女性主义文化分析有其自身的缺陷。例如，很多基于社会学的电影受众研究，包括杰姬的研究，都对安妮特·库恩称为“文本-语境二元论”的观点提出质疑。所谓的二元论即把电影与观众相分离，只承认电影的决定性。库恩的批评出自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电影的“人种历史学”，主要依赖口述历史访谈和社会历史资料来证实经典电影，不论是社会实体的时空组织，还是对文本形象的想象性认同，电影都对主体具有同等的影响。针对电影的时间安排，库恩建议如下：

在影院充满魔力的氛围中，时空呈现出新的维度，看电影度过的时间在质量上不同于平常时间。它更有弹性，更有灵活性，也更有生产性。

库恩的评论对于我要表述的德语作品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引子，也有助于本文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末，有几部与德国女性主义电影史相关的著作出版，这几部著作为女性主义在性别和大众媒体———尤其但又不完全是———电影的研究引入了新的维度。这些从事德国电影和媒体研究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如米莉亚姆·汉森、海德·苏普曼、帕特瑞斯·派特罗和凯特·莱西，她们认为当代精神分析-符号女权理论仅仅关注媒介文本在性别文化生产中的决定力量，是非历史的，她们对此表示不满，转向了重新出现的德语大众文化批评，以便从更加根植于社会的角度阐释电影在历史的性别形构中的作用。正如米莉亚姆·汉森在对这一领域的调查报告《电影与经验》中指出的，尽管原西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电影制作人沿袭了英语同行的做法，从以法语为主导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寻找灵感，但她们也转向了长期被埋没的德国-犹太知识传统，将之作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源泉。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原西德电影理论和批评，以及电影制作和电影政治都开始兼顾贝尔托·布莱希特的革命美学和新马克思批评理论，把两者都作为创作实践的源泉以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的掌控，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反而呈现了原西德没有勇气面对法西斯余毒却自鸣得意的表象。

原西德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阵地是《女性与电影》，这是当时唯一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和实践的专刊，还有美国的《新德国批评》。当汉森从德国初到美国并被聘任为该杂志的编委时，她的早期著作为两次战争间左翼和女性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的第二次跨越打开了一扇窗户。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批判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他们指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以文化产业为核心，融入了媒体产业，但又不局限于此，即也通过将社会主体封闭在“控制和（生产）需求的循环中”压制批判性的对抗。然而，汉森解释道，1968年的抗议运动之后，文化产业的范式变成了对反抗实践的一种召唤，通过求助“先锋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激进化。这些“先锋知识分子”的作品被重新刊登在左翼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得以在学术主流之外占据了一席之地。

汉森首先关注了沃尔特·本雅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他的作品被德国左翼刊物推崇备至，很快进入到学院学术圈中。同时，汉森也注意到学界对电影文化批评家西哥弗莱德·克拉考尔的认可却有些姗姗来迟。彼时的克拉考尔已经凭借他对战后电影历史和电影理论研究的两部著作《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和《电影理论》而声名远扬。实际上，这两部著作早就主导了英语界对德国电影历史和理论的表述。汉森辩称，克拉考尔战后的作品过久地遮蔽了他在魏玛时期的文化报道，大量关于大众文化日常性的文章表现了他投身于政治性新闻报道的实践。在魏玛时期，克拉考尔的文章涉及大众媒介的形式（收音机、插图杂志、大众报纸）、日常文化实践（看电影、城市漫游）、风格特色（《群众的装饰》）、建筑（电影院和交换劳动）以及诸如“心不在焉”“全神贯注”等感官状态和意识状态。事实上克拉考尔认为“百无聊赖”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能使人从无所不包的大众文化现代性媒体机器的纠缠中暂时解放出来。

有三个标志性的特点吸引了女性主义电影和媒体批评家关注克拉考尔、本雅明以及魏玛时代其他人物。第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实践与机构上，并将媒介文本嵌入日常平淡生活的文化形式，这一特点似乎在克拉考尔的作品中非常明显。克拉考尔坚持主张“电影批评只有当其是社会批评时，才是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一主张能够使他从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大众市场是如何全面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方面，在魏玛时代的作品中，克拉考尔对于购物、舞蹈和逛市场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好奇，对这些文化活动的展示，也将对电影的认知根植在更为宽泛的大众休闲娱乐消费文化中。

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当前媒介理论只关注文本的做法不满，克拉考尔关于媒介消费的阐释就会更具吸引力，而这是因为它可能为媒介形式中性别主体的生产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解读。其魏玛时期理论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将文化理论的阐述安置于经验的土壤上。女性主义一直把女性的经历作为性别批判的必然出发点。所以，不论是西方第二次浪潮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还是以家庭暴力、家务劳动、性和身体为话题的激进女权活动家都将提升女性意识作为核心的命题。魏玛时期文化理论所提供的社会经验理论不仅与当时的女性主义批评相吻合，更拓宽了后者的视野。文本或语言学模式使得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将性别“表征”作为其首要的研究对象，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成为首选的批评方法。与之相对照，魏玛时期的文化理论也根植于源自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感知现象学。不同的是，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哲学反思不是以意义的符号产出为核心，而是把感官知觉作为主体理解社会世界的首要模式。

最后，我想回到《玛格丽特》这部电影，深描这部电影的开场部分，目的是探讨在大众媒体———尤其是在现代电影中———采用魏玛-新马克思主义电影现象学来理解性别的可能性。影片开场是黑屏幕，拒绝给观者一个确定的镜头，从而否认将视觉作为理解片中纽约情境的主要模式。相反，嘈杂的交通噪声，不确定的画面，直到那辆快速经过的卡车镜头确定了声音是影片传递美国城市生活电影体验的首要因素。当卡车加速呼啸而过时，电影的第二个元素才显现出来，也为给女主人公带来创伤的那场车祸埋下了伏笔。旋即，卡车的镜头就被缓慢的蒙太奇式的过往人群的镜头所替换。缓缓流淌的美妙音乐，旋转的摄影机映照梦幻般的移动，专心玩耍的孩童和高低起伏的人潮更印证了流动和节奏是该片的审美特色。此外，这些特色有助于对共有的深邃的社会情感生活进行感官上的理解。

正是通过时而冲突时而和谐的时空变换节奏，《玛格丽特》需要用现象学而非文本阐述学来解读———解读在移动光影节奏中辨识集体的主体情感轨迹。影片的开头就暗示了一种极其忧郁的内心生活。这种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结合对于安娜·帕奎因饰演的丽萨这一角色的社会性别而言极为重要。随着剧情在不同场景的转换：先是置身于矛盾重重的家中，然后是一如她自己内心暗流涌动的大街，最后是迫使她就政治问题与同龄人唇枪舌剑的教室，帕奎因不仅在语言和身体上要包容开场处城市蒙太奇传递出的共同体验的乌托邦冲动，还要包容将城市人群分裂破碎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政治的各种矛盾。

她出色的表演记录了青春期的反叛、特权阶层的傲慢、朦胧的性觉醒，以及9·11事件后笼罩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分裂的纽约与“养尊处优的犹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总之，帕奎因的表演夸张，风格过度，因此也可以将这部电影解读为是情节剧，但我们又不能按早期的女性主义对情节剧的模式进行解读———主要以夸张的身体作为表达女性不满的工具。解读电影《玛格丽特》不应拘泥于电影所表达的矛盾的性别意义，而是应当关注电影的时间、空间以及身体的组织安排，这使得我们看到，丽萨是深深嵌入现代都市生活中主体社会感情经验的一个样板。

作者单位：英国国王学院

译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

女性个体主义探讨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情境化的知识概念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中心概念，对此，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已经在认识论传统内的三个方面发展了知识的情境的三种进路：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唐娜·哈拉维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对知识也进行了独特的解析。基于对一般情境化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对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作出剖析，可以发现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区别于一般情境化知识的特点以及与传统的科学知识观的异同。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分析对奠定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和女性主义科学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认识论；情境化知识；唐娜·哈拉维；科学的客观性

情境化的知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提出了有别于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和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的独特的观点。唐娜·哈拉维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其研究范围广泛，在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皆造诣深厚。她在1985年发表的文章《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其思想的主要体现，在文中“赛博格女性主义”得以确立，同时被称之为“20世纪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一。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是在其赛博格理论基础上对科学客观性问题的深度诠释，它既以一般情境化知识为基础，又有哈拉维自身的深刻见解，引导我们从一种崭新的角度理解科学客观性及知识的客观性。

一、一般情境化知识

很多女性主义的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在科学知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证明的实践不利于妇女以及其他从属群体。因此，女性主义认识论者试图对这些概念和实践进行改革，以使这些知识能够反映这些群体的利益，而不仅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利益。在知识论上，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尤其对社会性别情境化认识主体充满兴趣。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三个不同的进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这三个进路的共同之处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所获得的知识以及认知者的方式反映出认识者的地位和立场。

所谓一般情境化知识，主要指思考人们如何可以以反映他们坚持的不同关系的不同方式理解同一对象。影响认识者认识对象的主要因素有：具体、第一人对第三人知识、感情、态度、兴趣和价值、他人的个人知识、技能、认知风格、背景信念和世界观、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社会地位、社会性别角色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认识者。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性别对于情境化知识的产生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区分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物性别包括女性和男性的生物学上的不同。社会性别是社会造成的性别差异：他们根据他们真正的或设想的性别特征给予男人和妇女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事物以不同的角色、作用和意义。社会性别会对其他因素产生交叉影响进而使认识主体情境化。社会性别会与感情、态度、兴趣和价值、他人的个人知识、技能、认知风格、背景信念和世界观、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影响认识者。例如，社会性别化认知风格、社会性别化的背景信念和世界观、社会性别化关系中的他人的知识等等。

具体就女性主义经验论而言，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提出“语境经验论”，其中就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情境性”在知识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她宣称“科学的客观性是由研究的社会性所保证的”。朗基诺认为境遇价值深层地构建了科学，科学的核心目标——从经验中产生充分的、客观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不是通过忽视或抑制境遇价值而是通过使其作为科学研究的完整部分公开化并使其接受批判性审查，而被最好地实现。

女性主义立场论非常重视调查研究（inquiry）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核心的情境化的理解是：所有的知识是情境化和视角化（perspectival）的，所有的科学都是“不可通约地具有社会性的”，知识是产生于多样化的立场的。例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认为不同的社会地位、立场以及经验的人群能够提供知识的不同来源，知识是社会情境化的。那些处于稳固的特权结构之边缘的人们，无论是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还是包括他们的性别在内的文化的原因，与那些具有相对特权的人们相比，会显示出能够较好地理解既定的主题域（自然的或社会的）。

二、唐娜·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主流的知识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同时她也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知识论。我们在哈拉维的文章《情境化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局部视角的优势》中可以发现她对传统科学哲学的种种批判，更重要的是她从视角（vision）出发，试图建立更加“客观”的知识。

第一，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女性主义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审视科学，批判传统科学的客观性的教条，并希望通过女性主义的努力建立一个对事物作出可行和可靠说明的客观性。哈拉维认为，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关于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官方意识形态，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知识实际上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看，没有任何局内人观点拥有特权，因为所有知识中的内外界限都在理论上被视为权力运作，而不是迈向真实的步骤。所以，哈拉维认为没有必要理会科学家对自身活动与成就的描写；科学家及其赞助者巴不得我们眼睛都蒙住。社会建构论者主张，科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意理或所有关于知识论的哲学废话，都是瞎掰出来混淆视听，免得我们认清科学的现实世界。由此，哈拉维说，科学是修辞的，是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劝说，主张他制造出来的知识可以通往一种相当可取的非常客观的权力。可见，哈拉维认为，科学和权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20世纪末，在一个充分文本化与符号化的世界，科学实体——传染媒介（微生物）、基本粒子（夸克），以及生物分子符号（基因）——并不是具有连贯法则的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客体。哈拉维认为，这个作为符号的世界，乃是一个高科技的军事场域，一种自动化的学术战场，那些成层次的光点对彼此加以解组，以便继续留在知识与权力的赛局里。

鉴于科学的现状，哈拉维对女性主义的出路作出阐述。她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再只是显露科学当中的偏见，也不再只是把科学界里的好科学和那些充满偏见与滥用的坏科学区分开来。女性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世界作出更好的说明，不能够仅是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彻底的建构主义历史偶成性和建构模式。哈拉维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作出一个说明，指出所有知识宣称与认识主体的彻底历史偶成性，并有从事一种批判实践，认知到我们自身制造的“记号科技”（semiotictechnologies），以及做出一个有所依凭的奉献，努力对一个真实世界作出忠实说明，可以部分加以分享，并有助于实现一个全地球的计划，实现有限自由、适切的物质富裕、合理意义的受苦以及有限的幸福。在哈拉维看来，我们并不想要一个无辜权力的理论来再现世界，在此，语言和身体都落入有机共生的天佑中。我们也不想透过“全球系统”的词汇去理论化这个世界，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全地球的连接网络，包括需要有能力在高度差异——以及权力分殊——的共同体中对知识进行部分的翻译。我们需要关于意义与身体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现代批判理论的力量，并不是为了拒绝意义和身体，而是为了活在意义与身体里，同时保有走向未来的机会。

第二，哈拉维坚持视角（vision）的观点。哈拉维认为，对于避开二元论来说，视角可以是最好的。通过视角，哈拉维用它指出传统科学哲学中人们视野中呈现的景象以及在女性主义坚持的立场下呈现景象的异同，说明传统科学哲学关于客观性、关于知识的狭隘和偏见，进而提出她的独特的情境化知识。

①具体的客观性（embodied objectivity）。哈拉维所坚持的观点在于，一切的视角都具有具体的性质。在传统科学哲学中，视觉化宣称所看到的是与权力无关的。眼睛一向被用来指称一种变态能力，把认识主体抽离出来，远离那追求无边权力的一切人和事物。“正是这种凝视，神秘地铭刻所有受标记的身体，让未被标记的范畴得以宣称拥有去看却不被看见的权力，去进行再现却逃避被再现的权力。”在哈拉维看来，视觉化科技并没有明显限制；借助超音波系统、核磁共振显影、连接人工智慧的操作系统等科技手段，任何普通灵长类的眼睛，像我们的，都可以无限提升。在这样的科技飨宴中，视觉变成不受限制的狼吞虎咽，所有的都让位于无限移动的视角，那不再只是神秘地关于天外无所不见的神明诡计，而必须把神话放进日常实作。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的视角被毫无限制地延伸，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对于这样的无限视角，哈拉维却认为，这样的无限视角的观点把人带入一个幻想、一个神明的诡计（god-triek）。她提议我们应该在隐喻上坚持一切视角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同时不落入有人的视角神话。因此，她想建构一个优雅的但并不无辜的客观性义理。

②“唯有部分观点许诺了客观的视角。”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客观性容易陷入一个幻想之后，哈拉维认为客观性应转变成特殊与特定的体现，并很确切并不是承认超越一切限制与责任的错误视角，“唯有部分观点许诺了客观的视角”。这种客观视角会自动自发负起所有视角实践的所涉及的责任问题。部分观点可以同时对它充满许诺及具有解构性的怪物负起说明的责任。也就是说，哈拉维认为“女性主义客观性乃是关于有限的所在和处境知识，而不是关于超越性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对我们学习去看到的东西负起回答的责任。就现代高科技中所提供的视角而言，哈拉维认为，它不是完全被动的。她说，这些义肢装置向我们展现出，所有的眼睛，包括我们自己的有机眼睛，都是主动的感知系统，内建了反应和特定的观看方式，亦即，生活的方式。即现代的高科技的观看方式，其实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哈拉维继续解释，在对身体与机器的科学说明中没有任何不受中介的摄影或被动暗房，只有高度特定的视觉可能性，每个都很神奇地透过细致的、主动的与部分的方式去组织世界。因此，只有当所有视角都是部分的、主动的和特殊的时候，世界的真理性知识才会显现。

③受压制者的位置具有较好的视角。哈拉维认为，较好的视角是来自有权者的明亮平台底下。她反对各种无法定位因此也不必负责任的知识宣称。不负责任，表示没有能力去进行说明。她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从边缘向深处去看的能力。被压制者的位置之所以受到偏好，是因为他们在原则上最不会允许拒绝一切知识的批判及诠释核心。受压制者的立足点之所以受到偏好，因为他们似乎许诺对世界进行比较适切的、站得住脚的、客观的和具有转变能力的说明。但被压制者的位置并不能豁免于批判的检视、解码、解构与诠释。被压制者的立足点并不是“无辜的”位置。也就是说，被压制者的位置比有权者具有优势，但是被压制者的位置并不是绝对客观中立，也会接受批判和解释。

第三，认知主体是部分的，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哈拉维在对认知主体进行分析时提出认知主体是部分的，从来不会是完成的、整体的，仅是存在于原初的；它总是被建构出来的，并且不完美地缝合，因此可以彼此接合，不必成为对方也可以一起去看。即一个科学的认识者所追求的主体位置并不是关于认同，而是关于客观性；亦即，部分的关联。哈拉维指出了传统科学哲学中认知主体是自我同一的。唯有那些占据支配者位置的人是自我同一的、未受标志的、解除身体的、没有中介的、超越的、重新诞生的。受压制者可能也会很不幸地贪求甚至竞相挤入主体位置——然后就从视角中消失。由未受标记的观点所出发的知识实在是幻想的、扭曲的，并且如此非理性。那唯一不可能实施与荣耀客观性的位置就是主人、大写之人、唯一真神的立足点，他们的眼睛生产、占有并且排序了所有差异。因此，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客观性之主体由于其位置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客观性，相反，被压制者更具有优势实现客观性。认识主体不是完整的，是部分的关联。对此，Baukje Prins也指出，“哈拉维的局部定位的观念不能与认同政治混同”。哈拉维反对身份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她强调主体的建构而不是认为身份是一个事先存在的主体。实际上，不存在“对抗历史”的单一主体，相反是主体地位的多样性。

第四，认知客体是行动者和能动者。哈拉维认为，在传统科学哲学中，认知客体是一个被动与惰性的东西，对这种客体的说明似乎是包含着对世界的占用，将世界还原到资源，用以服务毁灭性西方社会的工具性计划，或是他们可以被视为遮掩利益的面具，通常是支配的利益。哈拉维进一步追溯这种观点的根源，它们有部分出自分析的传统，这就必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及“白人资本主义父权体制”的转型历史。其将所有事物转变成可供取用的资源，在此一个知识客体本身到最后只是为了认知者的再生产力量——行动。在此，客体同时保证也更新了认知者的权力，但知识生产中任何具有能动性的地位者都必须不能够身为客体。例如，自然只是文化的原料，被取用、被保存、被奴役、被提升，或是被弹性运用，以资本殖民主义的逻辑被文化多用。类似地，性被加以“资源化”，以便再度呈现为“我们”可以控制的性别。哈拉维说，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避开这种早已建人自然/文化二元论及其生成世系，包括性/性别的区分，以占用为基本考虑的支配逻辑。因此，在传统科学哲学中客体被资源化，没有能动性。

哈拉维提出的情境化知识与之截然不同。处境知识的要求是，要把知识的客体想象成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而不是一个荧幕，或一个地基，或一项资源。哈拉维认为唯有正视被研究“客体”的能动力，才能够避开这些科学里的各种错误和假知识。世界既不是为自己发言，也不会因为一个自居主人的解码者而消失。世界的符号并不是静止的，只等着被阅读。世界并不是进行人性化的原料。因此，在哈拉维看来，女性主义把世界看成机智能动者的图像具有相当丰富的召唤性。她还对生物学家论述的客体——身体——进行了分析，她说，身体是一个能动者，而不是资源。当雌性的“性”经过如此彻底的重新理论化与视觉化，以致无法和“心智”区分开来，生物学的范畴也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当今生物学行为说明中举目皆是的生物雌性几乎已经不再具备任何“被动”属性。她在一切面向上都具有结构力和主动力，“身体”是一个能动者，而不是资源。差异在生物学上被理论化为处境性的，而不是固有的，在每一个层面上皆然，从基因到觅食模式，从未彻底改变身体的生物学政治。这并不是说，这些关于生物学雌性的新图像就是真理或不允许任何的争议与对话。相反，这些图像凸显了知识在每个关联层次上都是处境对话。总之，情境知识中的认知客体是有能动性的，是行动者和能动者。

三、对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的解读

第一，从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系看，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一种，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强调情境知识，拥有不同见解的女性主义哲学家都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他们认为知识本身已经被赋予许多人类的价值观念，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实际的知识产生于社会实践。在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女性主义经验论重视实践，认为性别歧视主要是受了偏见和成见的不良影响，或受一些虚假信念的误导而产生了“伪科学”（bad science）。只要能更严格地遵守现有科学原则和方法，就有可能最终消除知识领域中的歧视。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女性具有一种与男性不同的经验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认知风格。他们更强调女性主义者与女性具有一种独特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于男性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视角。与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相同的是，哈拉维也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突显知识的情境性。然而，“哈拉维对客观性的理解既是对社会建构论的继承，也是对两种女性主义认识论，即经验论和立场论的一种批判性的超越”。哈拉维的知识论不仅仅是如女性主义经验论那样，看到了传统知识论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把女性排除在探索范围之外、无视女性特殊的认识方式，也关注到女性主义立场论中强调的从妇女的立场出发、从边缘人角度出发的重要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拉维提出坚持视角的观点。视角的观点是哈拉维避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最好方法。视角是体现的、具体的，不是如主流知识观中视角是无限的；视角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不是完全中立的，并不是如女性主义经验论所言消除科学知识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和科学方法失误，就可以实现知识的客观性，而在知识体系之基础中就存在着问题。对于哈拉维来说，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从妇女立场出发”、“从边缘人角度”出发来增加知识的客观性显然是视野不够广阔，她从视角出发，而把视角不仅仅是限于妇女或者是某些特殊群体，指出视角的体现性、具体性和部分的特点。这样，哈拉维的视角比立场论的“立场”范围更广阔、性质更具体。因为哈拉维重视各种视角的互相联结和互相批判，重视共享与对话。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开放的理性。

第二，从哈拉维的知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关系看，产生了一系列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挑战。从根本上看，哈拉维的知识论批判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二元论以及知识客观性，触及了传统认识论的基础。哈拉维在对科学现状出发批评了传统客观性。自近代科学建立以来，确保知识客观性的方式不外是充分发挥理性、理智、科学方法、逻辑论证等的作用。为使知识不受主观臆想的干扰，还须保持中立态度，以致客观性被理解为就是中立性的最大化。哈拉维则明确指出，科学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且是政治的，或与政治有复杂多样的关联。哈拉维曾坚决否认对性别的理解可以独立于种族、阶级和政治，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正如她所揭示的那样，20世纪生物学在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对“自然”的建构和对性别的建构一样，都深受当时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政治的影响。在其所著《灵长类的看法》一书中，哈拉维提出科学及其研究其实也是“叙事”，即作为一种科学的“叙事”，它依赖于作者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

此外，哈拉维也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进行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科学哲学的剖析。西方传统科学哲学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例如客观与主观、自然与文化、肉体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的对立等等。哈拉维则从视角的观点进行驳斥，她认为，认知主体是部分的，是部分的关联，而不是完整的。那些处于主体位置所产生的知识是扭曲的、非理性的，正是从他们的视角出发产生了有等级的差异。相反，被压制者成为认识主体，其位置更有优势实现客观性。因此，哈拉维突破了传统科学哲学对认识主体的界定模式，赋予被压制者以认识主体地位并肯定从其位置出发所见的优势，这是以往的科学知识批判理论所没有强调的。

对于认识客体而言，哈拉维揭示出认知客体的能动性，认为认知客体是行动者和能动者。传统认识论中，认识客体就是被动的东西。哈拉维从哲学史上进行分析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后，提出认识客体是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而不是一个荧幕，或一个地基，或一项资源。唯有正视被研究“客体”的能动力，才能够避开这些科学里的各种错误和假知识。哈拉维对传统认识论的认知客体的批判后，提出具有能动性的认知客体的观点，具有辩证色彩。在呆板的二元对立中发现客体生动的特性，赋予客体以生机和活力，从情境中再现了客体。

第三，从哈拉维情境知识论自身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无可否认，哈拉维的知识论揭示了社会实践对于科学活动的影响，她意图开发新的途径，来理解科学是如何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意义的。哈拉维的认识论所论及的问题与社会现实关系非常密切，显示了与传统知识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别，并为认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哈拉维的知识论在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总体上看，她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程度非常激烈，触及其二元论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上来说，她的视角观点的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在现今，虽然对科学技术及其相应机制的批判越来越多，但是从实际上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在人们生活生产中的地位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虽然哈拉维注意从实践出发对传统科学哲学技术进行批判，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完全的效果。当然，这的确提醒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尤其是从被压制者的位置去负责任地去看。其次，她认为被压制者的位置比有权者具有优势，不可否认，从被压制者的位置出发的确能看到有权者所不能看到的事实，但是，在现实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决策者往往是有权者，即使是被压制者有着绝对的优势，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使其发挥出优势。因此，不难看出，哈拉维的知识论中所要实现的被压制者的较好的视角是有一定难度的，至少需要有权者有足够的心胸去考虑被压制者的位置优势，而且把某群体的位置放置于其他群体之上容易使该群体冒着进入中心主义的危险。再有，关于认知主体的部分性问题，实际上给予妇女以及一切被压制群体的主体的地位，而不仅仅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有权的人群，因为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将妇女及其他被压迫群体排除在知识的主体之外。这样的观点确实是反映了哈拉维理论的部分、分散、非中心的后现代特征。可是我们也不禁设想如果认知的主体皆是如此，被压制者更具有优势实现客观性，那么我们怎么界定他们产生的知识呢，又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哪些是理性认识、哪些是不甚深刻的认识？实际上从占统治地位者位置出发也不能排除会产生客观知识，而这些会不会在强调部分的主体中被忽视或排除呢？哈拉维强调主体的部分性，这本身就存在矛盾性，要求主体身份，实际上就是被压制者要求肯定自身的身份，要求同一性，然而，主体的非完整性、部分性恰恰是要消除这种同一性。这是哈拉维知识论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最后，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比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客观性更大的客观性，其策略与其他女性主义进路相比更彻底、更激烈，但是在现阶段并没有对传统的科学哲学认识论造成致命的打击，可行性反而较小。因此，她的客观性在现实中的实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