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盘古文库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距今8200年至74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之一。但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农业文化的源头,它处于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唯一起源地,仅仅是黍作、粟作农业起源地带的一部分。不过,从史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渭河上游应该是西北地区黍、油菜等农作物和羊等家畜的重要培育地;考古亦发现大地湾农业文明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关键词:农业考古;大地湾一期文化;农业起源

渭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距今8200年前后,本区就已经出现了以种植黍(糜子)、粟(谷子)和油菜等旱作农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为标志的定居、半定居的农耕经济。大地湾[1]和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新石器遗址[2]230-238,是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遗址的中的两个,它们的发现,为探索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学术界有人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3],这不利于对中华文明源流的深入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欲对大地湾一期文化(6000BC-5400BC)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及意义进行一番新的检讨,以就较于大方。

一、大地湾一期文化透露的农业信息

1980年,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遗存H398中,发现了少量人工培养的黍、油菜等植物的种籽[1]。1991年,应用浮选法选取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禾本科花粉个体为中等大小,常成团状出现,判定为早期栽培的农作物花粉[4],赵邡先生判定为谷子的花粉。[2]342说明至迟在8200年前,渭河上游已经出现了黍、粟和油菜等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

考古还发现,距今8200-6900年,渭河上游原始先民已经开始了养殖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在1979年清理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的M15和M208中有猪下颌骨随葬[5];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中师赵村一至七期都有猪骨出土。[2]335-339何双全先生认为“当时家庭以饲养猪为副食,而养猪是以农业为后盾的,所以从事养猪证明农业是比较发达的”。[6]尽管当时的农业没有像何先生认为的那么“发达”,但至少说明这时原始畜养业已经出现了。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有家鸡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7],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饲养家鸡的最早的年代记录,为探讨家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以及年代依据。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10多个幼羊头骨,为国内新石器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有学者认为,野羊有可能是由大地湾先民驯养的。[8]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和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5]中都有狗骨发现。[2]333

以上考古发现中,黍、油菜、家鸡和羊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因此,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唯一源头,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先生认为,探索农业起源问题必须回答六个问题:(1)农业产生的原因;(2)农业产生的地点;(3)农业产生的时间;(4)农业发明于何人之手;(5)农业产生的方式;(6)农业的对象,即最初的农业是以什么为种植对象的。他还认为,农业的起源不等于栽培植物起源;某一早期遗址并不能代表农业的起源地,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9]根据徐旺生先生的论述及作者个人的初步研究,对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石兴邦先生将我国粟作农业发展阶段分为五个时期:

1.采猎文化时期。人类不定居或穴居。

2.采集农业阶段或高级采集时期。在生产工具、知识、技术和经验上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条件。

3.原始农业阶段。这时初级聚落形成,在聚落或居住地附近小面积点播种植。驯养家禽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4.锄耕农业阶段或“刀耕火种”农业阶段。前期为初期锄耕农业,后期为发达锄耕农业,间歇性地更移住址,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5.犁耕农业阶段。前期由锄耕向犁耕过渡,后期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较长时间种植和定居,较大的聚落和聚邑形成,最后进入文明时代。[10]大地湾一期文化经济形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种植业和家庭畜养业为次[11],耕作方式可能为灰坑点播[12],相当于石兴邦先生所说的原始农业阶段或由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

第二,大地湾一期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黍、油菜的栽培地,但并不意味着是黍和油菜的唯一起源地。研究表明粟类和黍类为原产热带的C4型植物[13]27,可能是在寒冷的更新世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期沿着河谷、平原跃迁至北方;十字花科的油菜为全北植物区古地中海亚区的伊朗—土兰地区的特有种属,为盐生和旱生类型[13]91-92,可能在寒冷的更新世期间东扩至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南沿—蒙古高原中东部一线。野生的粟、黍和油菜在迁入地不是呈点状分布,而是呈带状分布。因此,探索黍、粟和油菜等农作物的起源地不应该局限于个别地点,而应该将目光投向黄土高原东南边缘的沟谷、山前坡地和台地,秦岭山地的河谷阶地,淮河上游山地和平原,山东丘陵南部的河谷和台地等适宜于粟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地带;投向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和辽宁中西部等适宜于黍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沙性黄土地带。目前,学术界根据原始农业的发现地提出的黄河流域起源说、华北起源说、宝鸡渭水流域起源说、太行山起源说、西辽河流域起源说和关中地区起源说等点状起源学说是值得商榷的。[14]关于羊的来源,郎树德先生认为从中亚传入的可能性更大。[8]家鸡的来源有待继续探索。

第三,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地区可能不是农耕方式的独立起源地。尽管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就有陇山以东文化向陇山以西传播的传统,但考古发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似乎有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安志敏先生认为,起源于华北、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细石器传统工艺,很可能是陶器产生和新石器出现的基础。不过细石器传统不是唯一来源,“也会有相当于中石器的其它遗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15]位于清水河二级阶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共发现墓葬15座,这15座墓葬,墓葬头向不同,其中11座头向东北,4座头向西北或北。[16]居民墓向多反映其迁徙方向,大地湾居民分属早晚不同的族群,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从西南、东南或南方温暖湿润地带迁入的。2005年10月,作者至大地湾考察时,有幸见到大地湾二期文化时期的一枚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骨牌照片,这说明渭河上游和华南地区很早就有交往,其年代不会晚于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二期。从地理分布特点看,本区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与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分布区不重合,与后者相比,前者纬度偏南。由此我们推断,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的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华南地区,或者至多是北方干寒地带与南方温暖地带两种文化交汇的产物,这与冯绳武先生的本区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源于陇山东侧的推断[3]有所不同。正如徐旺生先生所言,“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大地湾一期居民可能来源于南方温暖地带,在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二期文化层发现的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启示我们大地湾一期文化农耕方式可能与华南有密切的联系。

三、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对农业起源的启示

虽然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不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上源,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但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可能是西北黄土高原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作物的培育地。

(一)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黍、粟等作物适宜于年积温(≥10℃)1600-3000℃、年降雨量在400-600毫米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今天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10℃年积温在2000-3400℃,年降雨量在400-650毫米,最适宜于喜温凉干燥的黍、粟和油菜等生长。不仅现在如此,史前时期也是如此。早更新世本区气候温暖湿润,以后趋于干燥,至晚更新世更加寒冷干燥。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温暖湿润,但基本上未脱离半湿润半干旱气候[17],因此适宜的气候条件,为黍、粟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2.植物区系条件。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处于东亚、中亚和喜玛拉雅物种的交汇中心,在全新世大暖期间,这里还处于北亚热带物种的分布边缘。这里是一个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reservoirofgenes),有孕育家庭畜养业和旱作农业的条件,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值得关注的地方之一。

3.地形条件和土壤条件。与沟塬地貌为主的陇东黄土高原相比,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里既有土石中山,又有黄土丘陵;既有串珠状的河谷盆地,又有阶梯状的黄土台地,特别是黄土台地,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北黄土高原旱作农业的摇篮。

第一,河谷阶地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结构稳定,有利于营建居室。如大地湾遗址位于清水河南岸二至三级阶地,两面临沟,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西山坪遗址位于耤河南岸的黄土台地上,离河高度50-100米,地势高燥,不易受洪水威胁,而且台地结构稳定,不易滑坡,可长期安全居住;师赵村遗址位于耤河北岸二级阶地上,二级阶地之上有更宽阔的三级阶地,且两面临沟,便于防洪、防御进攻和自由迁移。

第二,河谷阶地背倚大山,面临河水、沟溪,宜于采集、狩猎和捕鱼。大地湾遗址背靠长虫梁,面临清水河,当时山坡上草木丛生,野生动物出没林间,河中水生的鱼蚌游弋其间,是一处理想的采集、狩猎、捕鱼的场所;环境考古亦证明,史前时期师赵村与西山坪一带山坡与山地森林茂密,水中鱼、河蚌、龟等生息繁衍,为另一处采集、狩猎和捕鱼的理想之地。

第三,高阶地黄土层深厚,不宜于大面积生长森林,地面被草原植被覆盖,再加上这里土质疏松,因此,在工具落后的原始农业时代,仅仅用简单的工具(如石斧、石铲)就能清除草莽、松土播种。

从考古资料看,早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及后来的众多考古学文化绝大部分为河谷阶级型遗址。而且,原始文化的演进也是沿着河谷阶地展开:在陇东黄土塬区,新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由河谷阶地向塬边、塬面中心推进;在陇西黄土高原,从早到晚,原始文化由低阶地向高阶地推进。

第四,河谷阶地处于山地和山坡林地边缘,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易于杂交,改变遗传性状,因此这里是天然的旱作农业的试验地。

第五,河谷阶地土壤条件有利于旱作农业。研究表明,谷子(包括糜子)最适宜于在壤土、砂质壤土或黏质壤土等土层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较高和质地松软的土壤中生存;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的土地比地势低湿,积水不畅的土地更宜于种植谷子。[18]在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低阶地广泛分布有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土质肥沃的草甸褐土和淤灌土,高阶地分布有质地疏松、土层深厚、保水性高、土质干燥的黑垆土。所以本区河谷阶地是最宜于从事旱作农业的地方。

正如美国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者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OrtwinSauer,1889-1975)在他的《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认为的那样,一个地形多样、气候复杂、动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应该是农业的驯化中心之一。[19]

(二)社会经济条件

1.旧石器时代晚期,渭河上游发达的采集经济,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章钘文先生认为,与黄河中游的山西大同盆地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植被覆盖率低,前者为森林草原,后者为草原,因此,前者狩猎经济发达而后者采集经济发达。[20]发达的采集经济成为本区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2.渭河上游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另一个历史背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章钘文先生认为,与中国北方总的形势相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亦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传统工艺,石器类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20]如庄浪双堡子地点(2.55万年)打制石器种类达10多种,其中刮削器种类最多。[21]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使人类有可能制造出在木柄或骨柄上镶嵌细小石刃的复合工具,而复合工具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经济条件下砍伐草莽、整地掘土的工具,如石斧、石铲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三)考古印证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原始旱作农业文明以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为中心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1.向东传播。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前仰韶文化分东、西两大区系,即东为磁山-裴李岗区系,西为白家-李家村区系。后者分布于陕西、甘肃境内,其中白家文化分三期,即早期为大地湾类型(7800aBP-7600aBP),中期为北刘类型(7300aBP-7000aBP),晚期为北首岭类型(7600aBP-7355aBP)。大地湾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北刘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下游地区;北首岭类型扩大到整个渭河流域。另外,在汉水上游地区还发现了与白家文化相似的李家村文化,年代与白家文化晚期类型相同或稍晚。[22]从以上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文化年代最早,其次为渭河下游地区,汉水上游出现最晚。由此我们推断,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可能起源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然后沿着渭河谷地和西汉水谷地向东传播,分别进入渭河下游地区和汉水上游地区。

2.向西和向北传播。据研究,仰韶文化中期,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以大地湾仰韶中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开始分为两支:一支为以大地湾F901、F405、F411为代表的大地湾上层文化,另一支为以大地湾九区为代表的石岭下文化。前者以泾渭流域为中心,发展为大地湾上层—常山下层—甘肃东部齐家文化序列;后者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并扩展至西汉水流域,此后向西转移,以洮、湟流域为中心,发展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诸类型—甘肃西部(包括青海东部——笔者注)齐家文化序列。[23,24]因此,马家窑文化被认为是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农业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冯绳武先生推断,传播路线大致西过洮渭分水岭与黄河,再循庄浪河谷至河西走廊与南疆绿洲。当然应该还有进入青海东部和西藏的一条,此处不赘。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北路线大致沿葫芦河北上,经固原、同心的清水河谷至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3]考古已证明,葫芦河上游和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是由葫芦河中游向北传播的结果;至于冯绳武先生推断的更北的传播路线,还需考古学的进一步印证。

3.向南传播。仰韶文化早期,原始农业文化由西汉水上游地区进入白龙江流域。[25]仰韶文化中期,白龙江(嘉陵江支流)流域的仰韶文化顺嘉陵江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白龙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影响的农业文化继续南下,与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相混杂,然后南进四川盆地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对当地文化造成较大影响。[26]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两支迁徙,一支东进今绵阳地区,一支南迁大渡河下游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区,形成“大墩子—礼州类型”新石器晚期文化。[27]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南传播的路线从秦安南至天水,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及綦江谷地,经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3]考古证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是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岷江上游—大渡河下游—云贵高原西北这一条路线传播的,与冯先生的推断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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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以青海省乌兰县希里沟灌区“马铃薯种植灌溉”为例，通过对灌区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喷灌技术的研究，得出现状年和规划年灌溉区用水量分别为3 499.70万和2 367.27万m3，用水量减少1 132.43万m3。在75%的保证率下，规划设计年都兰河来水量可满足项目区的灌溉需水要求，水资源供需达到平衡。与现状年相比，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幅度提高，节水效益明显。

关键词节水工程;水资源;喷灌技术;灌区

Key words Water saving project;Water resources;Sprinkler irrigation technology;Irrigation area

近年来，随着用水与供水的供需矛盾突出，农业已成为各行业中的用水大户。灌区可通过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来改善灌溉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用水利用系数，合理利用水资源，引导和推动节水灌溉事业健康发展[1-4]。许多学者对灌区灌溉制度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5-10]，如蘇旭等[5]在青海省都兰地区莜麦高额颇丰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莜麦的需水规律，提出了该地区莜麦栽培过程中的灌溉措施;魏志玲等[8]研究青海东部农业区春小麦的非充分灌溉制度得出，小麦扬花到成熟期是小麦耗水的关键时期，也是需水量最大的时期;吴学明等[11]对柴达木盆地香日德灌区春小麦的需水规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该地区春小麦高产的科学灌溉措施。前人对柴达木地区小麦灌溉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灌区综合作物灌溉制度研究的较少。笔者拟从调整灌区种植结构和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等方面进行探讨，得出灌区现状年和规划设计年的用水量及节水效果。

1 研究区概况

乌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部——希赛盆地，地理坐标为97°01′～99°27′E、36°19′～37°20′N，东西长216.9 km，南北宽112 km，共辖希里沟、茶卡、铜普和柯柯4个镇，总人口36 761 人。该地区属典型大陆性干旱区气候，主要特点为干燥少雨，年平均气温2.5～3.l ℃。初霜期始于9月份，终霜于次年5月份，无霜期90～150 d。最大冻土深度166 cm。作物生长期（5月1日—9月20日）总积温1 700 ℃·d以上。多年平均降水量197.4 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 919.6 mm。

希赛流域耕地面积为4 199 hm 其中都兰河流域1 135 hm 赛什克流域3 064 hm2。希赛盆地以都兰河湖和柯柯盐湖为中心，四周地形向中倾斜，形成向心水系，主要河流有都兰河和赛什克河

2条。都兰河全长32.51 km，集水面积 1 259 km 实测多年平均流量1.12 m3/s。赛什克河全长62.0 km，集水面积987 km 多年平均流量0.74 m3/s。

2 灌溉现状

2.1 灌溉渠道

希赛灌区全部为渠道灌溉，灌区建成干渠7条，长46.2 km;支渠29条，长70.8 km，均为防渗渠，干支渠各类建筑物218座;斗农渠137条，长84.3 km;排洪渠13.6 km。人畜饮水管道14.5 km，供水点25个。希赛灌区经过多年的运行，灌区老化，干、支渠已有近2/3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引水渠淤砂、渡槽渗漏严重，加之灌区斗渠几乎未做任何防渗处理，目前灌区综合水利用系数只有0.35左右，水资源浪费严重。

2.2 水库希赛流域已建水库2座，涝池2座，都兰河水库（小型）库容240万m3，控制面积2 267 hm2;赛西水库（小型）库容102.6万m3，控制面积933 hm2;赛什克涝池（小型）库容50.13万m3，控制面积250 hm 赛什克农场涝池（小型）库容23万m3，控制面积200 hm2。希赛流域正在建设水库1座，下湾水库兴利库容为280万m3，总库容为300万m3。

2.3 机井

希赛灌区内2010年已打井2眼，位于塞纳村，井深150 m，单井出水量为80 m3/h。

3 水土平衡分析

3.1 灌溉分区划分

结合水文地质条件、水系分布以及现有水利工程的布局和供水条件，为便于供需平衡分析计算，将全灌区划分为库灌区和井灌区。库灌区包括希里沟镇北庄、东庄、西庄以及柯柯镇兴隆村、西沙沟村和东沙沟村，主要以都兰河水库和下湾水库联合调度供水。井灌区包括柯柯镇的赛什克村、塞纳村、怀才吉村、圆山村和兴乐村，主要以开采地下水供水灌溉（表1）。

3.2 灌溉保证率

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1999）[12]中灌溉设计保证率的确定原则，以早作物种植为主的缺水地区，灌溉设计保证率取50%～75%。结合希赛流域降雨条件和现状灌溉条件，规划水平年灌溉设计保证率采用75%。

4 水资源平衡分析

4.1 库灌区和赛什克井灌区水资源平衡分析

4.1.1 项目区水源及来水分析。该项目区水源为都兰河，都兰河上设有上尕巴水文站，采用上尕巴站的观测资料作为水资源分析的代表站。上尕巴站实测多年平均流量为1.12 m3/s，变异系数（CV）为0.15，偏态系数（Cs）为0.30，在75%保证率下测得的上尕巴水文站的径流年内分配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项目区来水年内分配比较均匀，连续最大4个月来水量月份为7—10月，1月份来水量最小。

4.1.2 现状年用水分析。

4.1.2.1 灌溉制度。

库灌区和赛什克井灌区同属希里沟灌区，水源同为都兰河，该地区灌溉制度为：小麦比例50%，每年灌水7次，灌溉净定额4 575 m3/hm2;草料豆类比例15%，每年灌水5次，灌溉净定额3 750 m3/hm2;油料比例l4%，每年灌水5次，灌溉净定额3 750 m3/hm2;马铃薯种植5%，每年灌水5次，灌溉净定额4 200 m3/hm2;蔬菜比例l%，每年灌水10次，灌溉净定额6 600 m3/hm2;林带比例15%，每年灌水8次，灌溉净定额5 250 m3/hm2。综合净灌溉定额4 458 m3/hm2。灌溉水利用系数0.65，综合毛灌溉定额6 858 m3/hm2。

4.1.2.2 灌溉水利用系数。

现状年灌溉以渠道灌溉为主，现状田间水利用系数0.60，渠系利用系数0.75，灌溉水利用系数0.45。

4.1.2.3 灌溉用水量计算。经计算（表3），在75%的保证率下，在现状水利工程下项目区毛灌溉用水量为3 359.70万m3。

4.1.2.4 人畜饮水用水量确定。

下湾水库为希里沟镇及赛什克乡提供人畜饮水水源，希里沟镇和赛什克乡现有人口20 401 人，大牲畜5 496头，小牲畜121 993只，供水期为30年，人口增长率为8‰，牲畜增长率为3‰，供水人口为25 910人、大牲畜6 013头、小牲畜133 464只。人用水量按80 L/d计，大牲畜用水量按40 L/d计，小牲畜用水量按10 L/d計，平均每月按30.4 d计，供水管道水利用系数为0.95，人畜饮水每月用水量为11.67万m3，全年用水量为140.04万m3。

4.1.2.5 总用水量计算。项目所在灌区总用水量为农田灌溉水量和人畜饮水水量之和。经计算（表4），项目区总用水量为3 499.70万m3。

4.1.2.6 水资源平衡分析。

由于现状年采用渠道灌溉模式，灌溉水利用率偏低，毛灌溉用水偏大，经计算，虽有水库调节，但现状年在局部月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河道来水不能满足项目区的灌溉用水要求，尤其以4—6月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现状年水资源供需不平衡（表5）。

4.1.3 规划设计年用水分析。

4.1.3.1 灌溉制度及用水量分析。规划年项目区主要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生产方式。其中小麦、草料、油料、马铃薯、蔬菜和林带种植比例分别调整为18%、4%、7%、55%、l%和15%。项目区马铃薯种植区由渠灌改为喷灌，灌溉水利用系数有所提高，灌溉水利用率提高至85%（表6）。经过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喷灌项目的实施，项目区总用水量为2 367.27万m3（表7）。

4.1.3.2 水量平衡分析。

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喷灌项目的实施使得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率得以提高，项目区灌溉用水量下降，在75%的保证率下都兰河来水量可满足项目区的灌溉需水要求，水资源供需达到平衡。与现状年相比，节水效益明显，节出的水可满足生态需水要求（表8）。

4.2 井灌区水资源平衡分析

4.2.1 井灌需水量。

项目区井灌区总面积为1 597.6 hm 根据灌溉制度，井灌区总灌溉需水量为789.40万m3。

4.2.2 项目区地下水量。根据项目水文地质资料计算得到项目区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9 920万m3。其中平原区补给量为10 550万m3，山丘区排泄量为9 370万m3，平原区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重复量为9 370万m3。

4.2.3 井灌区水量平衡计算。

通过对项目区井灌需水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的计算，项目区井灌需水量仅占该地区地下水资源量的7.48%，项目区灌溉需水量有保证。

5 效益估算

5.1 经济效益

项目区控制面积2 666.7 hm 有效灌溉面积1 872.3 hm2。据资料统计，一般水平农业措施 2016年马铃薯平均单产为30 000 kg/hm2;高水平农业措施合理灌溉后马铃薯单产可达60 000 kg/hm2。按照近年来马铃薯市场情况，马铃薯平均市场价格1.2元/kg，除去种子、化肥、人工等成本，采用喷灌后新增产量为5 616.8万kg，新增产值为6 740.16万元。

5.2 生态效益该项目本着优先满足生态环境用水以及提高灌区灌溉保证率的原则，通过实施高节水灌溉技术，促进用水结构调整，建立水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的格局，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和改善流域及灌区生态环境，确保流域下游区域的生态用水，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现代化灌溉方式，将节水技术与农艺技术有效结合起来，使水、肥、药同步进行，提高其利用率，减少其施用量，减少了化肥和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量，对改良土壤和减少对土壤负面影响起到很大作用，减少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采用现代化灌溉方式，可有效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有利于土壤生态环境的改善。采用现代化灌溉方式，可减少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开采量，达到涵养水源，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并可利用节约的水种植经济林及牧草，发展林、果、草、牧业，形成复合性生态系统，促进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

5.3 节水效益

项目实施后采用喷管机组灌溉，节水率可达

60%左右，该项目区控制面积2 666.7 hm 有效灌溉面积1 872.3 hm 项目实施前以渠道灌溉为主，毛灌溉定额达10 000.5 m3/hm 项目实施后采用喷灌，毛灌溉定额为4 935.0 m3/hm 节水5 168.4 m3/hm 节水量达 967.66万m3，节水效益显著。按项目区现行灌溉水费计收办法计算，项目建成后节水货币化值为67.74万元，节水效益非常明显。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项目区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喷灌技术的研究，得出现状年和规划年灌溉区用水量分别为

3 499.70万和2 367.27万m3，用水量减少1 132.43万m3。在75%的保证率下，规划设计年都兰河来水量可满足项目区的灌溉需水要求，水资源供需达到平衡。与现状年相比，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幅度提高，节水效益明显。

喷灌灌溉的经济内部收益率48.5%，大于社会折现率;效益费用比为5.53，大于1;各项指标均达到规范要求。该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喷灌灌溉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率，缓解灌区水土不平衡的矛盾，增加了灌区生态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和改善流域及灌区生态环境，确保流域下游区域的生态用水。喷灌灌溉提高化肥和农药的利用率，减少施用量，减少了化肥和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量，能有效减轻化肥和农药对土壤造成的污染，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项目区地处山地及丘陵区，地面坡降大，普通的灌溉方式使地表形成径流，造成土壤流失严重，采用喷灌灌溉，避免形成地表径流，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项目区水土保持状况。采用现代化节水灌溉方式，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管理定额，扩大了经营规模，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使农民收入和家庭农场收入水平明显提高。采用现代化节水灌溉方式，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产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使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对地方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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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汉唐时期西部地区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完善了水政，而且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关中地区、四川盆地、河套一带、河西走廊等地水利事业尤为发达，并且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水资源的开发对当时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汉唐时期；西部地区；水利建设

汉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西部开发蓬勃发展的时期。出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汉唐王朝加大了开发水资源的力度。为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西部地区的水资源，不仅加强了水政建设，完善了水利管理机构，而且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水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1.关中地区的水利成就

汉唐时期定都关中，十分重视关中地区的开发和经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与水路交通，扩大了旧有的灌溉渠系，同时兴建了一些新的水利工程。当时兴建的水利工程分属于泾水系统、渭水系统和洛水系统，此外对秦岭北坡诸河也进行了开发和利用。

引泾灌溉工程是汉唐关中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建议修建六辅渠，以补郑国渠灌溉效能之不足。《汉书•沟洫志》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六辅渠建成后，为了加强渠道管理，倪宽制订了专门的灌溉用水制度。《汉书•倪宽传》称：“宽既治民，劝农业……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这是我国最早的灌溉用水制度。它标志着我国农田水利管理技术的新的进步。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建议引泾溉田，“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作白渠。白渠和郑国渠同为引泾渠道，在渭北平原发挥了广泛而持久的灌溉效益，郑白二渠又相距较近，人们遂合称为“郑白渠”。郑白渠可灌溉农田三十一万亩，灌区呈现出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班固《西都赋》云：“郑白之沃，衣食之原。提封五万，疆场绮纷。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也曾修建过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可以称道的首先是曹魏对成国渠的两次修治。其次是前秦苻坚依秦汉郑白故事，开凿泾水上源，修建堤坝，通渠引渎，灌溉渭北地区的冈卤之地。再者是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置六门堰以节水。此外，大统十六年（550）泾州刺史贺兰祥修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洛水［1］。唐代关中水利发展很快，引泾的郑白渠灌溉系统日臻完备。这一时期泾河水系灌溉以白渠为主，有郑白、三辅、三白渠等不同名称。有唐一代，曾多次对郑白渠进行过修复或扩建。如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曾引白渠灌溉华州下邽县东南二十里的金氏陂，在那里设置屯田［2］。永徽六年（655），有富商大贾在郑白渠上造碾磑，致使郑白渠“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唐高宗、唐玄宗、唐代宗等人都曾采取毁碾磑主措施，以提高该渠的灌溉能力。

引渭工程在关中水利建设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汉唐时期修建的引渭工程主要有二：一是成国渠，一是漕渠。《汉书•沟洫志》载：“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茏渠”。《水经注•渭水》亦载：“斄县北有蒙茏渠，上承渭水于郿县，东经武功县为成国渠”。具体说来，汉代的成国渠从眉县起引渭水，经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县，复入于渭河，全长121公里［3］。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农田。唐代的成国渠吸纳韦川、莫谷、得谷、武安等水，灌田规模一度超过白渠，达到二万顷［4］。漕渠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修建的一项水利工程。史载“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5］。为了完成年输送百万石粮食的任务，大司农建议开凿漕渠。武帝下令征发数万民工，历时三年，修成长达三百余里的漕渠。漕渠起于长安县境，引渭水东流，过秦岭北麓，至华阴流入黄河。漕渠的建成极大地便利了漕运物资，同时，又兼灌溉之利：“且田且漕，大以为便”［6］，渠道两岸万顷农田得到灌溉，关中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史记•河渠书》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隋唐时期曾几度修复漕渠，使其在漕运方面继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引洛工程在关中水利建设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大约在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128～前117年)，黄河在瓠子决口，关东十六郡灾，“岁因以数不登”，关中粮食供应不足，而其时沟通汉中以取粮的“褒斜道”工程又受重挫。为了发展灌溉农业，提高关中粮食产量，庄熊罴向汉武帝提出引洛灌溉的建议。《史记•河渠书载》：“庄熊罴言：临晋(今大荔县)民愿穿洛水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当时征调一万多人开渠，渠道由征县(今澄城县)境内开始，经商颜山(今铁镰山)而至临晋平原。工程进行到商颜附近时，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井渠法。《史记•河渠书》载：“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井渠法施工的成功，反映了龙首渠建设中高超的测量技术。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战，龙首渠建成。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蒲城商颜山发现龙首渠遗迹［7］，说明该渠工程规模很大。唐代引洛水修建通灵陂，也取得了明显的灌溉效益。

此外，汉唐时代还在关中地区修建了灵轵渠、樊惠渠、蒙茏渠和湋渠等。灵轵渠兴建于汉武帝年间。《史记•河渠书》说：“灵轵引堵水”。《汉书•地理志》右扶风盩厔县下载：“灵轵渠，武帝穿也”。渠道西起周至，过户县，北流入渭。樊惠渠是东汉时期兴建的一条引泾渠道。渠首在泾水下游阳陵县(今咸阳东)。东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由京兆尹樊陵主持修建。樊惠渠规模不大，但工程效益显著。著名文学家蔡邕在《京兆樊惠渠颂》中描述了樊惠渠的修建过程：“树柱累石，委薪积土，基跋功坚，体势强壮。折湍流，款旷陂，会之于新渠。流水门，通窬渎，洒之于畎亩。清流浸润，泥涝浮游，曩之卤田，化为甘壤。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从中可见，樊惠渠渠首工程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石堰，堰为堆石结构，下有基柱，上有护埽，分拦泾水成陂后再入干渠，支渠以下有水门和涵洞控制。樊惠渠兼有灌溉和放淤作用。蒙茏渠西汉时修建的一条小型渠道。《汉书•地理志•眉县下》说“(成国渠)东北至上林入蒙茏渠”。可见，蒙茏渠在上林苑内，其作用主要为上林苑供水。湋渠是西汉武帝时期修建的一条小型灌溉渠道。湋渠在周至县境内。《汉书•沟洫志•如淳注》说：“湋音韦，水出韦谷”。湋渠自周至县北流入渭。唐代在黄河和杜阳水上开辟了两个新的水系，并加大了引用秦岭诸水的力度。武德七年（624），云德臣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引杜阳水溉田数千顷。与前代所不同的是，隋唐两代渭河以南的水利事业也得到了开发。长安附近的丰水渠灌田多达万亩。华阴县开凿敷水、利俗、罗文三渠。眉县等地也修建过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

2.四川盆地的水利事业

四川盆地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从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的农业环境大为改善，因而成为重要的农业区。汉唐时期，四川盆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水利建设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汉代在四川的水利建设主要是巩固和发展都江堰灌区的成果。西汉景帝时，郡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床，引内江水灌溉繁县（今彭县、郫县及新都县部分地区）农田一千七百余顷［8］。其后武阳县（今属彭山、蒲江）拦蒲江水修筑大堰，开六水门引水灌溉农田。东汉时，将都江堰的岁修工程从民间自理改为政府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9］。三国时期，诸葛亮相蜀，对都江堰格外重视，专门设置堰官进行管理，同时征调丁男一千二百人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治理。此后尽管四川曾发生过一些战乱，但都江堰等大型水利设施还是被保留下来。除引江灌田外，汉代还在四川盆地凿井溉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曾在成都平原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汉唐古井，有些地方还发现了古井群，墓葬中也有陶井模型出土。据不完全统计，解放以来成都地区清理的汉井有三百多口。1989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时就清理了汉井五十余口，占清理古井总数的五分之二，具有数量多、密度大、分布广的特点。其范围西南的老西门外向南直到青羊宫，东面从文化宫向北直到火车北站均是汉井分布密集区。这一地区在汉代属城市郊区，所发现的汉井往往成群分布，相距不过数十米，近者间距仅一米左右。这些汉井大多远离居住地，主要用于农田灌溉［10］。水井的普遍增多，为农田灌溉开辟了新的水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唐代为了开发四川盆地的水资源，曾在盆地内修建过许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扩建都江堰灌区，增加益州和鼓州的溉田面积；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水渠，以灌溉绵州和汉州境内的农田；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冲平原上兴建堤堰，以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史载太宗贞观元年（627），高士廉在益州大规模扩建都江堰，“于故渠外别更疏决”，使蜀中“大获其利”［11］。同年，神泉县北二十里建成折脚堰，“引水溉田”［12］。盘石县北七十里有一个周回六十里的百枝池，水源丰富，贞观六年（632），薛万彻决池引水东流。高宗永徽五年（654），白大信在罗江县北五里筑茫江堰，引射水溉田并供县城使用。龙朔三年，刘凤仪在阴平县西北二里开利人渠，引马阁水入县溉田。大体与此同时，导江县也修建了侍郎堰和百文堰等水利工程，引江水灌溉彭益等处田地。武则天当政时期，刘易从决县的沲江，凿渠引水，灌溉九陇、唐昌等处田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剑南道采访使章仇兼琼在彭山县筑通济大堰及十条小堰，自新津中江口引渠南下一百二十里，溉田一千六百余顷。在温江县因蜀王故渠开新源水，以漕西山竹木。又在新津县西南二里筑远济堰，“分四筒穿渠，引水溉眉州通义、彭山之田”。此外，还在成都北十八里筑堤成万岁池，积水溉田。唐德宗时，龙安县人在县东南二十三里修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雒县人也筑堤堰溉田四百余顷。可见唐代四川地区的水利事业亦有发展。当然，说四川地区的水利发达，主要是指成都平原而言。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带引水灌溉的情况较少，由于地形的限制，一般是用潴水和陂池之水灌溉农田。工程规模小，数量少，溉田数量也不是很多。

3.河套一带的水利建设

河套地区即今宁夏、内蒙古一带。黄河东流行经宁夏平原后，东面为鄂尔多斯高原阻挡，折转北上，又遇阴山阻隔，复由北向东畅行八百余里，进入山陕峡谷，转折南下，过潼关后向东流入大海。在转折过程中，形成一个“几”字形大弯。习惯上，人们称宁夏平原为西套，内蒙境内阴山下的冲积平原称为后套，土默川一带称为前套。广义而论，河套地区指前后套和西套，狭义则单指西套而言。俗语“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宁夏”对河套地区的经济繁荣作了极高的评价。

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大开发兴起于汉武帝时期，并很快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水利灌溉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兵征讨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在当地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并向朔方移民十万，进行屯垦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兴建了一批渠系灌溉工程。如宁夏平原的汉渠据说是武帝元狩四年创修的，后经历代修缮，现可灌溉农田二十万亩［13］。贺兰山东的光禄渠，自青铜峡口引水经银川至上宝闸口入西河，灌溉面积一百万亩以上，据说是汉光禄勋徐自为开凿的。宁夏中卫的美丽渠、七星渠也是汉代修建。御史渠、尚书渠自汉代建成后，一直发挥了灌溉效益。这些水利工程奠定了后世套区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础。汉魏之际，河套水利一度衰落，但也有人曾致力于水利建设，如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刁雍出任薄骨律镇镇将，考察了银川平原黄河两岸前代的水利设施，发现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因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县悬，水不得上”。于是在河西高渠之北另凿新渠，“灌官私田四万余顷”［14］。

到了隋唐时期，宁夏河套一带的水利事业又有大的发展。贞观七年，朔方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余顷。开元七年，安敬忠在会宁县筑堰以捍黄河。唐代中期以后，灵州是朔方节度使的驻所。朔方作为北方重镇，“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15］。从解决军粮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宁夏境内设置了七十一屯，从事农业生产。唐德宗贞元年间，李晟在灵州开决光禄旧渠，溉田一千余顷；李景略在九原开咸应、永清等渠，溉田数百顷。此外，宁夏回乐县有薄骨律渠，溉田一千余顷，特进渠，溉田六百顷。灵武县有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顷［16］。有人估计，盛唐时期，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当超过一百万亩，农田灌溉达到空前水平［17］。

4.河西走廊的水利开发

河西走廊一带区降雨量少，属干旱地区，但祁连山脉的冰川，每年向山前大约输送七十六亿立方米的水量，存在着引水灌溉的有利条件。霍去病打败匈奴后，汉武帝在此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屯垦，河西水利由此兴起。

《汉书•地理志》载，在今张掖县和酒泉县境有千金渠（亦名角乐得渠）,引羌谷（今黑河）水，使大片农田获灌溉之利。在今玉门市和安西县间，引藉端水（疏勒河）溉安西农田。在今敦煌县西南的有党河，古名氐置水，也得到开发利用。而西河郡美稷、广田县，敦煌郡宜谷县等也都是因兴办水利，勤效得谷而得名置县的。此外，汉代河西水利开发事迹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居延屯田水利分为明渠和凿井灌溉两类。明渠灌溉是从额济纳河开渠引水，浇灌农作物。井灌则是就地凿井，当时“已有了一定规模”［18］。随着农田水利的开发，河西地区由牧区很快变为著名的农牧交错地带。故班固在《汉书》中说：河西四郡“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9］。

曹魏时期对河西地区的农业比较重视。史载凉州刺史徐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20］西晋时河西经济持续发展。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关中等地许多富有农耕经验的农民为避战乱纷纷逃至河西，于是河西再度出现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的热潮。《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说，前凉时曾在今敦煌地区修建过“阳开渠”、“北府渠”、“阴安渠”等等，其中北府渠是前凉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的，到唐朝时仍在继续使用，“其斗门垒石作，长四十步，阔三丈，高三丈”。

隋唐时期，河西地区的水利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沙州图经》记载：“州城四面水渠……五谷皆饶”。现存沙州敦煌县的户籍、田册残卷中提到的灌溉渠道就有两支渠、无穷渠、神龙渠等五十余条［21］。由此可见敦煌水利之一斑。当时唐王朝在河西大量屯田，这些屯田也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22］。

5.其他地区的水利状况

除上述地区水利比较发达外，汉唐时期汉中地区、河湟地区和西域绿洲的水利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汉中位于陕西南部，地处秦巴之间，汉江上游的褒河、湑水、黄沙河、溢水、濂水、冷水等众多的支流历布于汉中盆地，为水利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汉时期汉中水利发展迅速，水利工程主要有山河堰、湑水堰、五门堰等。山河堰又名萧何堰，相传为汉相萧何所建，由拦河坝、引水干渠及各级分水渠道、控制水量的设施等组成，灌溉面积达数千顷之多。湑水堰是灌溉效于次于山河堰的第二大堰，位于湑水上游，长百余米，湑水两岸有十余里的长渠，渠上建上中下三坝，灌溉城固县农田一千八百余亩。五门堰位于湑水高堰与杨填堰之间，相传建于王莽居摄年间（公元6～8年），可溉农田四五万亩。1964年以来在汉中地区汉墓中先后掘出陶陂池和陂池稻田模型多件，它形象地反映了汉代陂塘工程的建设情况：水田模型中间有一道田埂将田块分为左右两块，田埂上开有水洞。陂池模型由蓄水池、接水坝、放水闸门和稻田四部分组成，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其鲜明特征之一是坝体朝陂池方面微凸弯曲，具有拱形坝的萌芽。

河湟地区即今湟水流域，地处青海东部。此地水利开发肇始于武帝时期。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3］。汉宣帝时，赵充国西征羌人，在湟水两岸进行屯田水利建设，“开青海水利之端”［24］。东汉时期，陇西太守马援加强河湟边防，发展经济，召抚流民，“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25］。金城郡（治所在今兰州）西部都尉曹凤在龙耆（今青海民和县南）屯田，发展水利。后来金城长史上官鸿在归义、建威（今青海贵德县北）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在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县南）屯田。从某种意义上讲，河湟地区的主要农业灌区正是在汉代屯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域水利亦兴于西汉。史载汉武帝时，有汉军四千余人在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建成了能溉田五千顷农田的水利工程。此后，西域屯垦水利事业由此向三个方向延展：一路向西，经龟兹到疏勒、沙车、于阗；一路向东南发展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一路向东北推进到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在这个过程中，西域地区还出现了坎儿井。此后，传统农田水利技术逐步取代了西域的原始灌溉模式［26］，兴建的水利工程也日益增多。今新疆若羌县米兰古堡附近有一个汉代灌溉渠道系统，渠道与古米兰河通联，干渠长十七公里，支渠七条，总长五十六里多，还有错纵交联的毛渠，干支渠上都设有闸门。沙车、新和县境内有一条宽约六米，长一百多公里、渠深三米的渠道，维吾尔语称之为“阿古斯当”，意即汉人渠。到了唐代，西域地区已形成了一些灌溉网络。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的许多地方发现过汉唐时期的水利工程遗迹。就连罗布泊西南地区也是如此。“1964年、1965年在对米兰水系和罗布泊（南罗布泊）南岸的查勘中，发现了米兰汉唐时代屯田水利工程的遗址和屯田区域范围。虽然其荒芜已逾千年，整个灌区已被风砂砾石所覆盖，但仔细考查，古灌溉渠道系统尚历历在目，而且基本配套完整。屯田畦埂阡陌纵横尚一一可见，而且灌区面积集中连片”［27］。

以上对汉唐时期西部地区开发水利资源的情况进行了探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唐时期的水利事业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复旧、扩建工程的存大，说明汉唐时期的水利建设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的，吸收了前代水利建设的成果。而创新工程的大量出现，则说明汉唐时期的水利建设又有新的成果，是汉唐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汉唐时期所修建的水利工程中，以航运为目的的水利工程只占少数。换句话说，汉唐时期修建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排灌工程，也就是农田水利工程。这种情况是与当时农业的发展相适应的。事实上，水资源的开发和水利事业的进步，直接促进了汉唐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正是汉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06JJD770019］；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

参考文献：

［1］（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0《贺兰祥传》。中华书局限性971年标点本。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地理志》。

［3］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页48-55。

［4］（宋）宋敏求《长安志》引李石记。

［5］（西汉）与马迁《史记》卷28《河渠书》。

［6］（北魏）郦道元《水泾•渭水注》。

［7］《陕西蒲城永丰发现汉龙首渠遗迹》，《文物》，1981年第1期。

［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9］《隶释》卷15《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

［10］雷玉平《考古所见川西先秦两汉水利》，《古今农业》，1992年第1期。

［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2《地理志》。

［13］有人估计，两汉时期银川平原的灌溉面积当在50万亩左右。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页86-100。

［14］（北齐）魏收《魏书》卷38《刁雍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1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1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旧唐书》卷133《李晟传附李听传》所载略同。

［17］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页86-100。

［18］张芳《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页45-47。

［19］（东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20］（晋）陈寿《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21］［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页561-564。

［22］《陈子昂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23］《汉书》卷94《匈奴传》。

［24］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页274。

［25］《后汉书》卷24《马援传》。

［26］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页132。

［27］饶瑞符《汉唐时代米兰屯田水利初探》，刊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页53-65。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 田野考古概述

所谓田野考古, 主要是使用有效方法与技术, 针对发掘对象在地点组织的文物研究活动, 这也是科学、可行的考古学研究方式。目前在田野考古领域, 主要应用全国文物普查、专题性调查以及重点性复查这三种方式[1]。一般考古人员需要提前了解发掘对象相关的资料, 在地图以及卫星拍摄照片中获取文物遗迹的线索。考古勘探过程中如果发现遗迹和文物, 需要先进行地面遗存, 通过探铲这一工具, 合理运用物理、化学两种探测方式深入地下了解情况。如果有必要, 考古人员也可以进行试掘, 对调查期间所有发现的所有遗迹遗物详细记录。

随后展开考古发掘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 由于前期盗墓或者工程施工等原因引发的抢救性发掘;第二, 为了完成课题展开的主动性发掘。一般发掘工作都是以开掘探沟、探方, 遵循地层学原理, 依据遗址中文化层所呈现的层次进行合理发掘, 从而对断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进行判断。

例如对于墓葬进行考古的工作, 首先要对墓葬的表面是否存在封土进行观察, 并且发掘墓葬内的葬具、尸骨以及随葬品等;如果是房址考古, 需要按照所处地区提出的要求进行观察, 重点是房屋内部的柱洞、是否存在夯筑、灶台散水等;窑址和房址的发掘手段类似。发掘期间可以应用测绘、拍摄以及文字等相关方式将遗迹情况进行记录, 对出土的所有文物进行收集, 按照记录文字以及出土物状态, 将遗址以及墓葬恢复。

2 田野考古勘探基本方法

田野考古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方法在考古发掘,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第一, 开始发掘前按照发掘最终目的和所有人员进行发掘线路的设计, 保证方案能够得到落实[2]。考古发掘一般在遗址、墓葬这两个领域最常应用;第二, 对于遗址发掘主要以探方法为主, 将发掘区进行划分, 使其成为多个规模一致的正方格, 也就是所谓的“探方”。探方中土层按照土质的松软程度、土色以及结构这三点划分成为各个文化层, 遵循上、下这一顺序完成考古发掘工作。探方内部每层土体下存在的遗迹, 具体包括灰坑、房基以及窖穴等, 需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其进行清理;第三, 发掘期间, 针对不同类型的遗物, 比如陶瓷器、石器、人类遗骸等, 需要全部收集起来。墓葬发掘过程中要先对墓葬所处土层进行确认, 了解墓葬形制以及结构, 将葬具和随葬品等全面清理;第四, 做好整理工作。通过地层学、类型学这两个学科基础理论, 展开实物资料的整理、修复与分析。遗物类型学研究非常重要, 依据类型学原理深入探究遗存的具体类型, 从而了解文物的年代。

3 田野考古勘探中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3.1 全站仪技术

通过研究发现, 在田野考古中所使用的全站仪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拓普康; (2) 索佳; (3) 莱卡; (4) 广州南方; (5) 科力达等。在上述几种全站仪中, 索佳、拓普康以及莱卡三种设备的性能最佳, 稳定性最强。全站仪技术可以在信息采集工作中发挥优势, 一方面提高测量的精准度, 另一方面保证了测量效率, 操作也十分便捷, 除此之外, 全站仪的存储容量非常大, 处理性能极强, 这些优势都为田野考古工作带来极大帮助。田野考古勘探过程中, 全站仪是应用最早且十分广泛的一种技术, 除了上述几点作用之外, 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 充当绘图仪, 用来绘制考古遗址的平面图和地形图;第二, 发挥平板仪的作用, 测量遗迹遗物距离以及坐标。

3.2 GIS技术

在我国考古学研究领域, 对于GIS技术的应用并不是十分广泛, 基本上来说还处于发展阶段, 重点是利用GIS构建考古数据库。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构建的中国考古数据库以及三峡库区文物所使用的电子地图等, 以上都属于GIS技术的作用[3]。除此之外, 当前在田野考古勘探过程中都会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例如Map GIS和ESRI、Intergraph等开发的地理信息软件。

3.3 物探技术

物探技术有非常多的形式, 按照探测根本原理以及被探物质物化所呈现的特点, 主要被分为磁法探测、电法探测、探地雷达以及电磁法等几种形式。其中, 磁法探测主要核心是磁性差异, 电法探测的原理则是电性差异, 探地雷达、电磁法与瞬变电磁法等方法核心则是电磁原理, 类似于重力探测以及放射性伽马能谱测定等方法, 都是以物性差异为前提, 这些都是考古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物探技术。

考古物探本身的优势在于不会对遗存造成损害, 且实际工作期间体现的效率非常高, 工作时间短、不需要非常多的资金, 能够保证准确性。然而, 田野考古物探技术实际应用期间, 成功的案例比较少。比如, 河南省地矿物探队在1978年与河南省博物馆一起对固始县候古堆古墓进行了勘探, 期间便应用了位置探测磁法以及电阻率法;再如, 陕西考古研究所通过

考古地球物理勘探法对秦始皇陵进行了考古勘探, 了解了陵墓结构, 并确定了内部存在水银河这一现象, 且地宫依然保持挺立, 这些都为开发、保护秦始皇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之后的1994~1995年期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地质矿产部国家现代地质工程技术中心多个部分一起, 使用考古地球物理勘探法对故陵镇古墓导致的帽盒岭异常现象进行了推断。通过以上案例可以, 未来我国考古勘探技术必然会实现飞速发展, 物探技术也会面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4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也是田野考古中的一种常见技术, 在国际上有“考古信息可视化技术”之称, 通过该技术能够生成三维交互环境, 这一优势也提高了其在考古工作中的地位。第一,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文物信息收集方面应用, 完善保存文物本体相关数据, 并且以此为依据构建实物三维模型以及数据库, 延长古代文化遗存的保存时间;第二,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完成文物遗存的修复与复原, 不断提升修复精度, 使勘探、修复时间缩短;第三, 利用计算机网络将规模比较大且涉及范围较为广泛的文物资源进行整合, 构建虚拟博物馆, 使大众能够更加方便的了解文物咨询, 形成一种虚拟的漫游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技术对于考古遗址、重建遗物三维以及三维展示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 我国起步较晚, 西方一些国家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上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例如很多大规模博物馆已经建立网站和数据库, 开始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虚拟漫游系统以及数字化博物馆, 为大众提供新形式的体验[4]。当然也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主要通过虚拟展示技术重建三维遗址。在这一方面国外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 为我国考古学领域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成功经验。然而因为部分研究人员观念较为落后, 加上资金、人才不足, 导致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应用等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无论如何众多专家、学者在虚拟现实技术研究上贡献了大量精力, 我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多, 采用有效手段保护好这些遗产, 并且将其完好的展现给大众, 再次呈现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蕴含的内涵, 这是相关人员研究的重要课题。

4、田园考古勘探实践的建议

4.1 在进行田园考古的过程中要有保密性以及对考古的成果进行开放性。

在进行田园考古勘探的过程中, 考古专家以及考古队员等都需要无时无刻的保持警惕, 在进行文物的挖掘过程中小心谨慎, 并且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推测来进行言论的发表, 更不能够对挖掘出的文物的相关信息向外透露, 不能够将有关的信息过早的暴露在公众的面前, 这对于文物的保护等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 考古队员在进行田园考古勘探过程中, 就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文物的情况, 定期的向外界进行相关的介绍, 对于考古勘探的工作开展的进程进行一定的汇报, 并且在田园考古勘探结束之时, 还需要举行一个发布会, 而发布会的内容就是要介绍相关的田园考古勘探的情况, 对于本次的勘探结果进行汇报, 让公众能够制动相关的消息。不仅如此, 在田园考古勘探的过程中, 勘探人员还能够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以及工作开展的情况, 来向一定数量的公众进行开放, 让公众了解到实际的相关信息, 能够将勘探进程、勘探的结果、挖掘出的什么等信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 在进行田园考古勘探的过程中, 就应该重视起保密性以及一定的开放性, 把握好两者并确保不会发生冲突, 将两者相互的结合, 才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田园考古勘探工作, 而不会受到公众的影响或者其他方面的影响。

4.2 提高田园考古勘探人员的职业素养。

其次就是田园考古勘探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 这里所说的职业素养, 并不是只包括田园考古勘探人员的专业水平方面的素养, 更是在面对公众的一种开放包容的问题。就例如在一个田园考古勘探的实例中, 在进行勘探的开始阶段, 有一位民工阿姨想要进行探测方位的交换, 就是因为个人的弥新问题, 害怕原来的地方会有私人而不吉利, 但是出于对原来地方的好奇, 阿姨总是一直在关注那个方向, 然后在他人进行勘探的过程中, 还在进行一点点的记录, 进行拍照, 描绘图等等, 最后也是迈过了心中的那道坎, 前去勘探并观察, 并且她在向田园考古勘探人员问问题时, 工作人员都是非常有耐心的解答, 却没有一点趾高气昂, 还在解答的过程中为阿姨拓展了更多的相关知识, 而在田园考古勘探人员的帮助之下, 那位阿姨也就逐渐的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田园考古勘探的观念也有着重大的改变, 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田园考古勘探人员不能够仅仅是拥有着专业的勘探技术与能力, 还应该有着与之相应的态度, 不管是对于勘探的坦度还是对于相关人员的态度, 都应该热情积极的对待, 才是最为正确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我国拥有5000年发展历史, 期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现如今的重要工作是使用有效方法发现这些遗产, 并且进行妥善的保护, 向众人传递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意义。目前对于田野考古勘探而言, 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期间专业研究人员必须要加大探究力度, 为今后考古勘探的顺利进行提供支持。

摘要：文章以推动田野考古勘探发展为前提, 并以此为前提, 首先对其进行了概述, 了解了田野考古的基本形式, 其次分析了田野考古方法, 最后对全站仪技术、GIS技术、物探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展开论述, 明确了这几种技术应用的优势与不足, 目的在于使用可行的勘探技术, 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关键词：田野考古,考古发掘,物探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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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过去与现在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的演讲[J].江汉考古, 2018 (01) :3-11.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1987年出版的《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收录12篇文章，其中新石器时代的3篇《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雁北三处史前遗址调查》，均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84年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23篇文章，第一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和第二篇《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59年出版的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收录的10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夏鼐先生在《编后记》中讲：“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这一部分共收录3篇文章，为《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临洮寺洼山发掘记》和《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录的7篇文章中，至少《昂昂溪史前遗址》《后冈发掘小记》和《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3篇属于考古报告。

更早的例子可举1946年出版的《六同别录》，此书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庆祝抗战胜利，即将离开四川南溪李庄时石印一部三册的论文集。傅斯年所长在《编辑者告白》中讲：“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临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傅先生在这里除了解释文集名称的寓意外，还讲到收录的文章性质是属“论文”。这些论文如不刊在此“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中，都是可以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发表的。《六同别录》3册共收录27篇文章，于此仅举数例：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属于语言学，张政烺《奭字说》属于古文字学，劳幹《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属于历史学，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属于人类学，属于考古学的则收入石璋如的三篇：《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读过宿白先生执笔的《白沙宋墓》的人，都不会说此考古发掘报告不是学术著作。该报告内容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河南禹县白沙镇所发掘的三座宋代赵氏家族墓。徐苹芳先生在2002年文物出版社再版《白沙宋墓》之际，写有一篇《重读〈白沙宋墓〉》的文章，客观准确地对该报告作出介绍和评价。白沙这三座北宋中晚期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属于新发现的墓葬类型，在编写报告的时候，没有可资沿用的同类考古发掘报告体例。《白沙宋墓》报告的整体安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资料，一个部分是论述。资料部分以墓葬为序，详细介绍发掘经过、墓的构造、墓的装饰、人骨和随葬品;论述部分包括三座墓葬的年代、三座墓葬的关系和墓主人的社会身份、三座墓葬的墓室构造和布置。这样的结构安排兼顾到考古报告的两大特性资料性和著述性。历史时期考古学主要方法就是用传世文献解释考古遗存，《白沙宋墓》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的、超出正文字数的文献注释，读者无不钦佩作者在注释中表现出的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将阐释考古遗存的文献从正文中移出放在注释中，徐苹芳认为：“考古报告本身便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为了达到学术研究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以大量注释史料方式写成的《白沙宋墓》，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及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的注释相媲美。《白沙宋墓》使用文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当世文献阐释当世历史，报告引用最多的文献一是讲建筑的李诫《营造法式》，一是讲葬俗的王洙《地理新书》，这两部著作均为北宋时期的著作。

史前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举张忠培先生执笔的《元君庙仰韶墓地》。《元君庙仰韶墓地》报道的是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于1958年秋至1959年夏，在华县元君庙全面揭露的一处由57座墓葬组成的史前时期的墓地。故宫博物院新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收有陈雍先生撰写的《认知“元君庙模式”》一文，该文对元君庙墓地的发掘及发掘报告创建的以墓地材料重建史前社会的模式做出客观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可以称得上《元君庙仰韶墓地》最突出的体例特点。陈雍以阶梯式的形式表述了《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的三个递进论证逻辑：“从一种炊器/认识了/一组器物的/演变逻辑/一种文化的/序列维系/一片墓地的/时空关系;从一种墓葬/认识了/一片墓地的/类型含义/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一种社会的/形态性质;从一座墓葬/认识了一群男女的/生活差异/一种制度的/存在真谛/一种社会/与另一种社会的/内在联系。”第一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弦纹夹砂罐入手，推导出尖底瓶、夹砂罐、钵盆组合的演变，进而认识了墓地的形成有三个阶段，墓地的结构布局是六排两片;第二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合葬墓为家族墓的认定入手，进而得出墓区为氏族墓、墓地为部落墓的人群性质，墓地的人群组织为两个氏族构成的一个部落;第三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M420成年女性与未成年女性的合葬墓入手，看出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因男女社会分工不同導致男女的社会身份地位不同，元君庙社会处于发达的母系制阶段。三个逻辑论证链自身是递进的逻辑论证，三个逻辑链之间也是一个递进的逻辑论证，即从墓地的分期认识墓地的布局，从墓地的布局认识人群的组织形态，从人群的组织认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史前时期考古学是最能体现考古学方法的断代考古，《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墓地分期和空间布局是用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社会人群组织的认识则是用民族考古学的阐释方法得出的。

朱乃诚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批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的编写体例，认为报告作者出于公布研究成果的目的，将本应写在最后的著述性的《墓地范围、分期与布局》一章放在了《前言》之后、资料性的《墓穴与葬式》《随葬器物》《遗址》各章之前，此与大多的考古报告编写体例不合。资料性和著述性是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的两个特性，两者在一部考古报告中如何安排，是否一定是资料部分置前，著述部分置后?其实，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是多样化的，采取何种体例，要视编写内容而定，正像上文讲到的徐苹芳看待《白沙宋墓》阐释文献安排位置一样，“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

殊不知正是由于人们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八股式编写体例资料在前著述在后，才有了一些人包括其他学科的人也包括考古学的人产生了对考古发掘报告的厌读;也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资料性，才有了一些人对考古发掘报告不属于学术成果的认识。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我曾写过一篇导读苏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调查报告的文章，在此，仅重复一下该文对调查者于开瑞庄北清理的一处剖面的层位学意义：1.继梁思永发掘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之后，再次发现仰韶、龙山、历史时期的“三叠层”。2.揭示出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在考古层位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在遗址的有序堆积中，均属独立的堆积单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义。3.给出在层位堆积中，除叠压、打破两种地层关系外，还存在第三种地层关系“平列”的启示。

在中国考古学文献中还有一篇经典调查报告，即徐旭生先生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的重大学术意义，当首推揭开了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并且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自1960年代发掘至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考古学界大多人认定该遗址就是夏王朝都城的废墟。报告的研究方法是据文献记载确定夏氏族活动的区域，徐氏排查梳理与夏氏族相关的先秦文献史料后，“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 )一带”。这种以文献记载为线索的调查方法，颇类海因里希谢里曼相信《荷马史诗》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城的做法。该报告还使用了一个方法，即考古遗存的“区域认定法”。晚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安阳殷墟所在的豫北，早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郑州二里岗所在的豫中，周代早期文化在丰镐所在的渭河流域，而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布的区域之外的豫西寻找夏文化。这种历史时期族文化考古遗存的探寻方法，不同于“系谱追溯法”，即如从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追溯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再向前追溯先商文化。

考古学业内对考古报告性质的认识。

《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样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不仅是学术著作，而且是经典学术著作。

前不久，《大众考古》上发表贺云翱先生一篇讲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章。作者从考古学的立足之本、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产生和运用、考古人对考古遗存的认识过程、考古人揭示考古遗存的工作过程、考古报告的成果性质、考古发掘报告为社会服务的属性、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费用等七个方面阐述了考古发掘报告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

曾有一个时期，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项目只是资助重要发掘、重大发现的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这说明考古发掘报告在国家项目层面上受到的重视。《六同别录》中收录的石璋如的三篇考古报告，傅斯年将其与语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论文一视同仁。与此相同，考古报告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享受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相同的待遇。

鉴于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有人讲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尤其是那些品质不高的考古发掘和那些挖完以后不报道材料的考古发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干预下，在考古发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延迟报道的重大考古发掘材料也已陆续以大部头的专题报告形式发表。考古发掘材料未能及时报道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原始记录不存，发掘人过世等。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应负责报告编写的人对报告重视不够，未能把考古报告理解为学术著作，热衷于写作“学术论文”，考古材料还未报道，相关的研究文章早已充斥纸端;一个是把考古报告的学术含量看得过高，总想把自己负责的考古发掘报告写成像《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那样的学术经典，却眼高手低，迟迟拿不出来。

张忠培在《还是要向邹衡学习》一文中说：“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臺，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著史、考史、论史之分，若论重要，当首推著史，次为考史，而论史居后。依此衡量考古学，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性质与著史相同，其重要意义当在编写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之上。对于考古人而言，真正能够传世的著作只能是考古发掘报告。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