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
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在经济新常态下,公司只有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制定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才能适应市场发展规律,提高综合竞争力。本文首先阐述了资本结构优化、财务管理目标的相关概念,然后指出资本结构优化方法,最后分析了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途径,以供参考。
公司资本结构优化,是调整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化,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财务管理目標,则是分析财务未被发现的价值创造点,根据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开展财务控制工作。新形势下,公司通过财务管理目标,可以加快资本结构的变革;优化内部结构,有利于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并执行,因此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下结合实践,分析了资本结构的优化方法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途径。
一、公司资本结构优化
(一)影响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因素
1.外部因素。(1)国家发达程度。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积累、结构重整中存在制约因素,例如人均收入低、金融市场不发达,难以将分散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等。(2)经济周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处于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循环中。在复苏和繁荣阶段,应适度增加负债,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在衰退和萧条阶段,应紧缩负债、稳定经营。(3)行业竞争程度。公司处于竞争力较弱的行业中,能保证利润稳定增长,可提高负债水平,例如通讯、水电、燃气等行业。公司处于竞争力较强的行业中,应降低负债水平,保证财务状况的稳定性,例如房地产、化工、家电等行业。(4)税收机制。税收制度影响企业的筹资行为,我国税法指出:企业债务利息可计入成本,来冲减利润指标,降低企业所得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
2.内部因素。(1)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大小,决定了资本规模大小,影响资本结构。一般来说,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利于分散风险、稳定现金流,减少财务状况带来的影响,提高公司的负债能力。(2)资产结构。公司的可抵押资产价值越大,获得的负债越多,有利于筹集到更多的资金。(3)获利能力。公司融资时,一般按照的内部融资、债务融资、发行股票的顺序进行。如果企业的获利能力低,会导致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重加大。(4)偿债能力。通过分析公司的财务指标,评估偿债能力强弱,也和资本结构有关。(5)股利政策。公司如果不愿进行债券筹资,可采用内部积累的方式筹集资金;内部筹资时则会减小股利分配金额。
(二)目前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1.融资比例不平衡。股权融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一种形式,我国企业融资中的问题,是存在不均衡现象,即股权融资比例高,内部融资比例低。在此影响下,内部融资不断萎缩,企业缺乏主动性。
2.负债结构不合理。调查显示,不少公司的债务结构复杂,不论是公司和银行之间,还是公司和个人之见,债务关系混乱,容易产生纠纷。公司在转型期间,债务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成为阻碍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资本市场不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取得明显成就,但依然不完善,体现在以下几点:(1)资本的规模小,不利于企业融资;(2)投资结构单一,带来的风险更多;(3)流动性不强,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抵抗风险的能力弱,不利于公司对资本结构进行优化。
4.存在道德风险。股权融资时,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营业绩考核没有落实,就会出现道德风险。例如:股权融资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经理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足,就可能降低资金利用效率。经营者利用股权融资得到的资金,存在银行收利息,或用来偿还负债,会损害股东利益。
(三)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改进措施
1.发展债券市场。成熟的证券市场,企业债券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方式。针对我国的现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其一应该改变债券发行、审核方式,采用核准制代替行政审批制;其二建立利率形成机制,实现市场化的债券定价模式;其三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数量;其四建立多层次的债券交易体系,提高债券的流动性。
2.培育理性投资者。国内公司对于投资银行的认识不足,不少投资和融资活动,均未经投资银行咨询。对此,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公司发行证券时,必须经咨询机构论证,对债券进行评级,提高投资和融资行为的理性程度。针对投资群体,加强教育培训,先有理性的投资者,才能有理性的市场。
3.加强相机性控制。相机性控制,就是公司有偿债能力时,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债权人是合同受益人;公司不具备偿债能力时,债权人拥有这两种权利。该控制方式的应用,可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建立市场化的债权债务关系。
4.完善审批制度。公司的配股、新股,要严格审批,定期发布项目进展和收益,针对大股东占用资金、改变资金用途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在考核工作上,可增设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利润占比等指标,避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来操控利润的情况发生。
二、公司财务管理目标
(一)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类型
1.利润最大化。假设投资预期收益确定的条件下,通过财务管理工作,可实现企业的最大利润。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1)此处的利润是税后净利润,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2)不能反映获得利润和投入资本的关系;(3)风险因素较多;(4)企业可能采取短期行为,不利于实现战略目标;(5)无法反映未来盈利能力等。
2.股东财富最大化。通过财务管理工作,最大程度上提高股东的利益,在股票数量一定的条件下,股票价格最高,股东的财富也就最大。相比之下,该管理目标的优点是:(1)对风险的敏感度强,能及时做出反应;(2)可避免企业的短期行为;(3)方便量化考核,有利于进行奖惩。存在的问题则是:(1)适用于上市公司;(2)股价影响因素多,不能准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3)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度不够。
3.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是市场价值,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以反映出公司的预期获利能力,优点如下:(1)兼顾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2)能反映出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求;(3)可避免公司的短期行为;(4)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二)影响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因素
1.外部环境。(1)法律环境。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均要和外部經济产生关系,且经济活动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财务人员熟悉这些法律,在守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管理目标。(2)经济环境。公司在财务管理上,必须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预见政府的经济政策,并考虑到利率波动、通货膨胀等因素,提高应变能力,才能实现管理目标。(3)金融市场。公司的投资、筹资、资金转化,均离不开金融市场这个平台。公司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才能服务于财务管理工作。
2.管理决策。(1)投资项目。针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及时识别风险因素,落实决策审批制度,才能推进财务管理工作。(2)投资报酬率。在风险相同的条件下,投资报酬率决定了股东的财富。评价投资项目时,采用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等,才能提高管理决策的质量。(3)资本结构。公司的资本结构有问题,会影响经营效益,增加风险因素,甚至造成破产。(4)风险。公司在决策时,应衡量报酬和风险,制定风险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上提高企业价值。(5)股利政策。股利政策和企业的融资计划、资本预算有关,公司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用剩余股利、额外股利、低正常股利等政策,有利于实现财务管理目标。
三、基于财务管理目标下的资本结构优化方法
(一)以股权价值为准
在股权价值最大化的条件下,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的方法是:第一,全面分析公司的财务风险,合理安排债务,不断降低资本成本。第二,采用每股利润分析法,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对预计的息税前利润点、筹资方案的息税前利润点进行比较,确定是否股权筹资。第三,股权价值最大化,可能会降低债券的部分价值,适用于资本规模小、资本结构简单的企业。
(二)以债务价值为准
部分公司在特定的环境下,增加负债就可能获得利益,当负债达到一定数量时,就能凸显出财务杠杆效应。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增加债务比例,企业效益相应提高;但是债务比例过大,就会增加财务成本、代理成本,不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综合来看,实现债务价值的最大化,难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只能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公司中应用。
(三)以企业价值为准
大多数公司的资本结构体系,是由债务筹资、股权筹资两个部分组成,这两者相互影响,突出其中一项的价值,会影响公司的发展。只有合理分配两者的比例,才能为财务管理工作创造打下基础。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债务筹资、股权筹资,可以获得明显的效益。不同的公司,公司处于不同的时期,这两者的比重也有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在公司刚起步时,债务筹资的比例大,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财务风险也会增大。因此,债务筹资时,应该在风险防控的基础上,尽量采用短期贷款;一旦企业价值下降,就要改变资本结构,实现资本结构的平稳化、最优化。
四、优化资本结构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途径
(一)平衡融资比例
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模式。其中,内部融资反映出公司的资金能力、运营能力,是外部融资的参考指标,因此企业应该重视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相比,内部融资的稳定性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能方便公司优化资本结构。在财务管理中,资本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重要内容,只有不断优化资本结构,才能提高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增强盈利能力。
(二)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公司而言,合适的负债融资可以降低税额,提高市场价值,对经营人员产生约束作用。一旦融资行为不合理,导致负债量不断增加,就会增加财务风险,甚至因资金链断裂造成破产。可见,公司必须合理控制负债情况,分析债务升高引起的税收效益、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当这两个方面处于均衡关系时,也就实现了资本结构的优化。具体操作上,公司可以实现股权的多元化,一方面能扩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对财务风险进行分担。
(三)加强资本运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规模更大,在资本的运营上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提高系统化和规范化。公司加强资本运营,是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另外,资本运营过程中,必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采用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评价的工作体系,避免留下风险隐患,确保资本在安全的环境中运营。
(四)提高盈利能力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是优化资本结构的前提,能为财务管理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其一,公司在运营期间,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适应公司的发展需求。其二,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员工认识到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意义,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专项培训活动,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其三,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既适应整个经济大环境,又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其四,推行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各种软件和硬件设施,实现财务管理的自动化、流程化,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确保管理结果真实可靠。
(五)建立结构优化机制
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出发,建立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可促使相关工作有序进行。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的发展方向也会相应改变,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应该和市场动态相结合,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该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应该处理好资本结构、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利用资本结构的优化,推动财务管理工作实施,切实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资本结构优化和财务管理目标之间相互影响。分析可知,影响资本结构优化的因素较多,针对存在的问题,应该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理性投资者,加强相机性控制,完善审批制度。而财务管理目标,分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三种类型。只有平衡融资比例,实现股权多元化,加强资本运营,提高盈利能力,建立结构优化机制,才能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实现预期财务管理目标,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1 钻井监督目标管理现状
随着目标管理在钻井监督中的应用, 钻井工作的部分安全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没有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保证了钻井工作的顺利开展,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钻井监督实施目标管理的应用效果, 同时会因为某一缺陷引发安全事故, 在当前条件下钻井监督目标管理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层次不一, 造成了管理混乱; (2) 现有的相关监督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 (3) 安全保护措施不完善, 影响了安全监督管理的顺利实施; (4) 不同管理阶层之间在安全监督方面缺乏及时有效地沟通。在具体的安全监督管理中具体表现为: (1) 不同油田区域的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在文化程度、工作经验、责任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导致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不同区域管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2) 作业人员以及部分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安全意识, 在工作中不重视安全的预防工作, 对于安全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较少。
2 钻井监督目标管理模式初探
2.1 明确钻井监督目标管理的原则
钻井监督目标管理需要具备一定的原则性:具体的有以下几个原则: (1) 目的性, 监督管理必须确定一个明确的目的, 让所有监督安全管理人员了解监督的短期目的、长期目的等, 这样有利于监督管理人员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同时对于上层领导在实际的监督效果评价方面也提供了方便;目的主要指的就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工作过程中目标的完成比例、完成质量以及安全保障等。 (2) 计划性, 在目标管理过程中, 明确目的之后, 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 这就需要做好计划安排, 计划也是保证监督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只有在明确计划的基础上才能保障目的性的完成, 没有计划, 目的的达到可能就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3) 结构的合理性, 在监督目标管理过程中, 监督结构的合理性也会影响到监督管理有效性。结构就要求在整个安全监督体系中不同的人员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实现在指挥中心指导下完成监督管理的工作; (4) 可操作性, 监督管理的模式需要在实际的应用中具备可操作性, 纯理论的无法在实际工作中操作的监督管理是没有办法去实施的, 可操作性就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责任和目标, 同时按照计划要求去完成监督管理; (5) 民主性, 目标管理的实施需要所有人员的参与, 仅仅依靠几名监督管理人员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在制定目标管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所有工作人员, 并在明确的目标下发挥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意识, 全员参与到安全管理过程中, 提高监督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6) 分权性, 目标管理需要不同结构层管理人员的实施, 所以在不同的管理阶层需要有一定的权利, 便于在实际开展监督管理中运用权利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指挥。
2.2 设立安全监督管理目标
安全监督管理目标的设立主要依据国家和石油开采的行业法律法规, 同时结合所在区域的实际条件, 设定安全监督管理目标, 这其中包括总体目标也包括具体目标, 其中具体目标主要指的是杜绝有工作人员伤亡的安全事故, 避免经济损失超过100万的安全生产事故, 保证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损失的最小化。总体目标就是在国家政策法律条件下, 保证零事故、零伤亡、零排放以及安全生产的持续性。
2.3 建立完善的安全监督目标管理体制
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 具体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监督管理体系工作: (1) 设置目标管理组织, 设置目标管理组织就是在监督体系中保证不同安全监督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具体的监督组织由管理层次、管理跨度、管理部门以及管理职责共同形成; (2) 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督组织设计; (3) 管理机制; (4) 运行机制。
2.4 安全管理监督的实施
安全管理监督的关键就是要正确的处理好监督管理人员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 具体实施是需要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实施监督, 同时要在监督过程中重视服务质量, 需要所有的监督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实际的监督管理经验, 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每个施工的队伍都亲自在现场做放喷演习, 并拍视频留存, 严把二开验收、井控设备试压, 打开气层验收等关键工序。
3 结语
通过钻井监督目标管理模式的应用,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无井控险情发生, 无安全环保事件发生。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摘要:钻井工程由于投入资金量较大, 以及作业过程中安全风险较高, 在出现安全事故后不仅会造成过量的人力物力材料浪费, 同时对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也会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 在钻井施工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对于钻井作业的顺利进展有着较大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分析的是钻井监督目标管理模式, 全文主要从钻井监督目标管理的现状以及钻井监督目标管理模式初探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钻井监督,目标管理模式初探,分析
参考文献
[1] 邹碧海, 彭远春, 龙绪华.钻井安全监督目标管理模式探索[J].全国商情 (经济理论研究) , 2009 (18) .
[2] 张跃.塔里木盆地柯深103井钻井项目日费制监督管理[J].石油工业技术监督, 2010 (12) .
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企业财务目标是企业进行财务决策的行为规范,是财务行为和理财绩效的考核标准。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财务目标。企业具有社会性质,在承担经济责任外,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利用矛盾分析法的“两点论”“重点论”“普遍与特殊相联系”和“发展论”四个观点,交叉阐释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了两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責任是和企业的实力相关的。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与程度等也是不断变化的。
关键词:矛盾分析法;财务目标;社会责任
企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现阶段企业为了追求财务目标而忽略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件时常发生。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曝光、2009年“血汗工厂”成为年度词汇、2010年“小学生调查蘑菇九成被漂白”、2011年“毒豆芽”事件、2012年“毒胶囊”事件、2016年魏则西事件、2018年权健陷“药品骗局”漩涡事件等,无疑给我们敲响一记又一记警钟。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的普遍关系探讨的比较多,而对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探讨的还比较少。汪名扬(2019)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需要变革[1],说明了变革的必要性,但并未具体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必要的联系以及具体该如何改革。薛才玲与谭雅妮(2019)以社会责任为前提[2],对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在当前企业的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韩磊与陈默(2018)认为企业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需要对企业管理制度与机制等进行改革。[3]笔者打破常规,从企业发展的各阶段入手,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罗宾斯的社会责任优先秩序理论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的四个观点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对社会责任和财务目标进行动态调整、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矛盾点以及矛盾的解决会促进新矛盾的产生等,将矛盾分析法运用于企业社会实践。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对研究社会现象具有普遍适用性。运用矛盾分析法可以客观地观察与评价事物的发展以及用以研究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4]本文引用了矛盾分析法的四个具体观点进行研究,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观点如表1所示。
“两点论”要求我们对待事物或现象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要研究本质,防止顾此失彼,片面地看待问题。“重点论”要求我们在分析矛盾时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从关键问题入手。“普遍与特殊相结合”认为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可以共存,既要特殊情况特殊看待,又不能脱离普遍规律。“发展论”认为事物或现象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矛盾是动态的、变化的。
(二)企业社会责任
近年来,随着违反企业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频频爆发,我国政府逐步加大了这方面的控制力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和道德标准,或积极鼓励或强制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效果逐渐受到重视,例如2000年联合国的“全球契约”计划、2002年纽约世界峰会“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热点话题、2002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正式推出、2005年《公司法》的颁布——社会责任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立法、2010年国内首次举办“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的评选”。根据会计司2017年发布的《综合报告研究简报》显示,我国内地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大幅度上升。
企业社会责任对象在企业经营环节往往容易与企业产生利益纠纷,而在企业经营进程中采取措施予以限制恰恰是对企业相关权益对象的维护。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具体如表2所示。
法规层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要求企业遵纪守法、交纳税款等。法规层是企业的基础保证,能使企业正常存在。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就必须关注各利益层。利益层起着维护消费者和企业职工权益的作用,要求企业保证企业投资者的利益、在与供应商和销售商的交易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等。道义层要求企业节约资源、投身于慈善事业等,是企业给予社会的反馈。
(三)企业财务目标
为保证各个环节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企业需要设定相应的财务目标。这是评价企业各项财务管理活动的基础。到目前为止,财务管理目标有最具代表性的四个理论。具体如表3所示。
理论一中所涉及的利润最大化是指以提高利润为目的,但是企业利润实现的时间和资金时间价值、投入与产出情况以及风险问题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由于非上市公司股价难以获得,因此理论二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对于非上市公司难以适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价的变动受市场等多方因素影响,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状况,但能避免利润最大化存在的短期行为等问题。理论三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综合了前两者的优点,摒弃了缺点,化价格为价值,对报酬取得的时间进行了计量。但其原理与过程过于烦琐、不易操作。理论四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较好地兼顾各利益主体,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融合提供便利条件。但目前想要实现还有一定难度。在实际的工作中,随着实力增强,企业的财务目标也会改变。处于不同环境或阶段的企业,横向比较或是纵向比较,其企业财务目标影响因素也不一样,因此,企业财务目标从理论上来讲会有很大的差异。
二、企业不同阶段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的联系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罗宾斯曾在《管理学》中提出社会责任优先秩序理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会逐步随着企业能力的增强而扩大范围。企业的能力决定着其在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与和企业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根据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斯的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能力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变化。企业的发展包括发展、成长、成熟与衰退四个阶段。我们结合罗宾斯的社会责任优先秩序理论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的探讨:在企业的发展期,企业的实力不够强大,应当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把满足股东利益以及实现企业的利润作为企业的首要责任。这一阶段企业既需要发展又需要积累资源,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较小,只要遵守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产品质量、对企业员工负责、对供应商诚实守信等。在企业的成长阶段,企业规模有所扩张,仍属于实力加强阶段,应该关注雇员的自身发展,以此来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例如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到了这一阶段不再仅仅是满足于保证基础工资。杜鹏(2020)认为企业培养出符合市场要求的高素质人才[5],可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企业在进行人才培养的同时要相应提供更多的员工福利,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关注雇员的未来发展方向,增强雇员的工作信心。这样一来,企业对员工的投入加大了,其社会责任也就相应地增加了。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企业到了发展的中期——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实力强大,会吸引众多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随着不断发展壮大,企业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也会逐渐超出企业对自身行为的想象。此时,环保、公益等会归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畴之内。
三、矛盾分析法的运用
(一)坚持“两点论”
“两点论”也称为“两分法”。在对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的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进行分析时,我们需要用“两点论”的方法,寻找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即本阶段的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要与财务目标相一致,防止急功近利、顾此失彼地看待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支持湖北省和福建省抗击病毒,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捐赠领头人,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先生慷慨解囊,捐赠1亿元人民币。通過后期了解才发现,曹德旺先生从1983—2019年期间的捐款出资额已超过110亿元。令人惊讶的是,这110亿元全部为曹德旺先生的个人出资,未动过公司一分钱。他曾明确表示:“我做慈善决不会影响员工、股东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我们通常提到企业社会责任,大多数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企业捐赠,但事实并非如此。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而非唯一途径。[6]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过:要在企业的盈利能力范围之内解决社会问题。一旦超过企业的盈利能力,就不是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妨碍企业的正常发展。
承担社会责任必然要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影响企业的利润实现。因此,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要与其财务目标相匹配。假定企业承担着过重的社会责任成本,就有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对制定下一步骤的财务策略造成重大影响。同样地,企业也不能因为要完成本阶段财务目标而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势必难以使企业向前发展,会使员工等利益相关人丧失对企业的信心,不利于企业提升形象。这样的做法对企业完成既定的财务目标也是不利的。在分阶段对企业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进行分析时,要对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有效预测和计量,使两者在共同发展中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切不可片面化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坚持“重点论”
“重点论”要求我们在分析矛盾时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从关键问题入手。我们可运用矛盾分析法的“重点论”结合前面所说的“两点论”来分析企业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分别抓主要抓关键能使企业平稳进入下一发展阶段。例如在企业的发展阶段,我们要抓住矛盾的重点——企业的储备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足,再如企业的成长期是企业雇员的能力以及企业需要进一步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扩大之间的矛盾。此时我们就要抓住重点,一方面要关注雇员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公司实力如何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要关注企业为雇员制定的个人发展计划是否与企业的发展相匹配。
站在企业的整体角度来说,消费者与产品是企业取得利润的基础保障,企业获得利润才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如果产品质量不达标或者是对外宣传的与产品质量不相符甚至是出现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就会本能地维护自身利益,轻者寻找替代品,重者则会对企业提起诉讼,社会公众也会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声讨,企业声誉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是面临破产。
2008年河北石家庄“三鹿奶粉事件”家喻户晓,三鹿集团的雄厚资本与品牌优势在短短几个月之间荡然无存,举国哗然。根本原因是企业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企业对于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的缺失,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再如2017年11月,吉林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曝出现问题疫苗,百白破疫苗指标不符合标准,紧接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7月15日在其官网上发出公告称,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有记录造假。一年之后,长生退(原长生生物)于 2019年11月7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宣告破产。
对于企业的发展,企业要站在整体角度把握住重点。这两个案件证明,产品质量是企业要抓住的重点。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善产品质量,生产出优质产品。
(三)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
企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矛盾,在同一阶段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在实践中,企业需要结合行业特点来处理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运用矛盾分析法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的这一观点,既要具体考虑行业特殊性,又要注意不能使企业脱离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原本存在的普遍矛盾性。例如,立白集团因为其行业的特殊性而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多年来,立白集团一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16年在北京水立方发布了行业内首个“绿色健康战略”,把立白绿色生活研究院的技术研发作为创新驱动。立白番禺工厂经过处理之后的污水甚至可以养鱼,该项目被评定为“广东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立白集团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加大了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发投入,在遵从矛盾的普遍发展规律的同时结合了行业自身特点来对社会责任程度进行适度的调整,使得企业更加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坚持“发展论”
运用矛盾分析法观点中的“发展论”,分析企业发展过程中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矛盾的动态变化,防止思想僵化。随着矛盾的不断解决,在理想条件下,企业的发展如同人的发展,在不断探索之后,最终会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范围以及程度与其自身发展状况存在着必然联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一种或系列责任为主的情况下,不能否认另一种责任或另一系列责任以及下一阶段矛盾的存在。上一阶段的矛盾会转化为下一阶段的新一轮矛盾,并由此促进企业财务目标的不断实现,促使企业向前发展。冯锋与张燕南(2019)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6年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判断依据进行实证研究[7],探讨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对企业发展以及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企业发展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朝霞(2020)选取的研究样本是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4—2017年的数据[8],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新常态”背景的双重压力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成长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成长性越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会越高。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或企业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并最终取得共同进步的结果,笔者认为,企业要明确这两者之间最终是共同发展的状态。企业在制定财务目标时应该注意考虑社会责任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同样地,企业在确定当期或后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与程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财务目标对它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矛盾分析法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的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同一阶段或是整体发展中,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关系主体,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企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可能以一个单一目标贯穿始终,必须要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财务目标。企业在制定不同阶段的财务目标时要考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发展。要想真正做到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相匹配,企业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阶段分步骤对两者之间的匹配度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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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具有四个策略性经验:改革之前开展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改革之初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宣传,改革方案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改革实施做好技术把关。更关键的是,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源于其在战略上处理好了四大关系:放松行政管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福利支出量力而行,平衡好政府救助和国民自救的关系;向地方政府放权,平衡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依靠民主和法治,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改革;方法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改革做了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历史经验表明,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效果,方法论至关重要。参考发达国家的改革在策略和战略上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在美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发生了三次由经济危机推动的重大改革,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下的罗斯福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20世纪80年代长期“滞胀”下的里根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适当增加政府干预和管制。虽然相互之间时隔35年左右,但这三次改革却有一个主题: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失衡关系。本文之所以选择里根政府改革,主要考虑到近一百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罗斯福政府改革有些久远,而奥巴马政府改革尚未完成。
一、改革启动前的理论争论有助于改革者全面认识改革的紧迫性,做好改革设计
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福利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内政纲领。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黄金时代”:工业生产年均增长4.6%,生产率年均增长3.2%,年均失业率为4.6%,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率仅为2.5%。但此后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三轮严重的经济“滞胀”,经济减速、物价上涨(见图1)。
改革可以试错,但不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之前的充分讨论有助于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前,反复出现的经济“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各经济理论学派纷纷建立和快速发展,对“滞胀”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进行充分讨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及新凯恩斯学派,分析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及政府管制政策等方面的错误。
里根政府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经济“滞胀”。上述理论争论深化了社会对“滞胀”问题的认识,对里根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改革措施的出台至关重要。其中,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成为里根施政纲领的理论基础。《经济复兴法案》是里根改革理念和经济政策的集中反映,该法案可简要概括为:“减缓和稳定货币供给”、“降低税率”、“缩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减少政府干预”。其中,“减缓和稳定货币供给”具有浓厚的货币主义色彩,“缩减政府福利支出”体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张,“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干预”带有供给学派的气息。
二、改革之初加强改革宣传。有助于尽可能多地争取改革支持
凝聚改革共识,是推动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之前的宣传,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改革方案和策略的认知,扭转认识误区,最大程度的达成共识。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程序历时约一年,遍及全国各地。因此,美国总统竞选就是候选人全面宣传其改革理念和改革方案的过程,竞选者最终能够当选总统,就说明公众大都已认可其改革思想。
里根竞选总统期间,美国正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上的紧急状态,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高达21.5%的利率问题。里根在听取共和党内经济学家、工商业界人士和其他方面专家的意见后,于1980年9月公布“里根的80年代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战略”方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将政府支出控制在一个合理和审慎水平;有序减低个人所得税,加速及简化企业折旧,以消除对工作、储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不利因素;改革政府有关经济的规章制度,鼓励经济增长;建立稳定和健全的货币政策;维持国民经济政策稳定,以重建信心。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上述方案就是《经济复兴法案》的主要内容,涉及货币政策改革、财税改革、社会福利改革、政府管制改革等多项领域。
三、改革启动立法先行,通过法案保障改革推进的力度和可持续性
里根政府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以法案形式确定后实施。(见表1)首先,里根政府改革的规划在其上任之初就以《经济复兴法案》确定下来。此后,里根政府在财税、社会福利、政府管制等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也都通过国会批准,形成法案。立法先行的优势是,改革有法可依,减少利益集团的干预和阻碍。改革方案制定后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讨论,其可能被要求修改,也可能被否决,但一旦通过两院的表决并由总统签署,便具有法律效力。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对改革推进缓慢的官员,总统可以解除职务;对于阻碍改革的行为,可以依法处理。
四、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启用专业人才。做好技术把关
只有在改革过程中做好技术把关,改革才能处理好迈开步子和走稳步子问的关系。在总统竞选期间,里根组建外交与国防、国内与经济两大政策智囊团。其中,外交与国防政策智囊团包括25个政策专案组,涉及132位专家;国内与经济政策智囊团包括23个政策专案组,涉及329位专家。这48个专案组向里根报告新一任政府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从福利改革到导弹防御、从经济政策到外交关系等方面。此外,在政策专案组成立后,里根听取马丁·安德森的建议,围绕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将经济政策分解为6个主要领域:税收政策、支出控制、管制改革、国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联邦预算,每个专案组负责一个领域。为协调这些政策专案组和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方案,里根为这些专案组设立“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员会在选举前不定期开会,就里根政府不同方面政策的草案交换意见。1980年11月里根当选总统后,该协调委员会向里根提交《里根政府的经济战略》。里根上任后,在“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由12人组成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得到里根的高度尊重,该委员会也逐渐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指导委员会。
此外,里根竞选期间与肯普、瓦尼斯基和拉弗等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讨论过美国经济问题,他们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等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对里根改革思想的影响较大。因此,里根一上任就指出,“税率过高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自上而下降低联邦所得税率可促进经济增长,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利率。
除顾问委员会涵盖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外,里根改革主要执行部门的长官也大都是所涉及领域的专家,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都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论论证、调查研究与技术把关。如,财政部副部长诺曼·图尔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是里根政府三年削减个人所得税率计划的主要发起人和支持者;财政部助理部长保罗·罗伯茨是税收专家,主张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此外,里根在推出放松政府管制方面的改革之前,于1982年接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货币政策方面,里根上任后维护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坚决支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最终解决了美国持续多年的高通胀。
需要说明的是,里根政府期间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由于专业人士主导的财税改革失败,而是由于福利支出和军费支出过大。里根希望通过减税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税收收入,削减福利支出以降低政府开支,从而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其中,减税增收改革取得成功。随着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后持续快速增长,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1980年联邦财政收入为5170亿美元,而1990年大幅提升超过1万亿美元,增幅约一倍。尽管里根在福利政策方面推行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逆向改革”,大范围缩减政府福利开支项目,但由于福利政策扩张容易缩减难,受制于选民的反对,最终联邦财政“法定支出”中的“计划性支出”(主要为社会福利支出)仍然从1980年的291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6260亿美元,增幅高达115%。同时,里根就任总统伊始要求加强军备,于1983年3月推出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计划”)。新的军事战略导致联邦国防支出从1980年的135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3000亿美元,增幅高达122%。(见表3)
五、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战略性地处理好四大关系
里根政府改革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12月走出危机,并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同时,通货膨胀水平下降到3%~4%的较低水平,失业率在1988年底回落到5.3%。系统梳理里根执政八年期间的改革发现,其关键是里根政府改革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一)放松行政管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美国经济严重的“滞胀”困局,里根认为直接原因既不是由于国际性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也不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失控,而是由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里根上任后,对政府管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复苏美国经济,里根上任后下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此后,里根政府先后放松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许多行业的管制。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暂停已制定但尚未执行的一切规章条例,并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首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这项工作;①进一步放宽包括能源政策在内的政府管制;将一部分管制权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取消民主党政府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的管制;1980年和1982年督促国会颁布新的银行法案,放宽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
里根政府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得巨大收益,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获得400亿美元的收益。同时,生产率也大大提高。1987年3月30日的《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1948~1973年年均增长2.7%,1973~1981年年均增长1.5%,而里根执政的1981~1986年年均增长3.8%,为二战以后的最好时期。
(二)福利支出量力而行,平衡好政府救助和国民责任的关系
1981年12月,里根成立以艾伦·格林斯潘为首、有两党人士参加的全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在1983年2月提出“一揽子”社会保障改革方案。该改革方案在1983年3月由国会通过,1983年4月由里根签署生效。其中,里根政府削减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以解决当时出现的联邦政府承担社会福利的过重负担。具体包括:改革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削减对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项目,取消已有职业家长的受益资格;②减少在医疗补助方面联邦对州的补贴;对于因通货膨胀而对食品券的补贴,取消收入在贫困线收入130%以上者的资格,但家中有老人或残疾人除外;逐渐增加租赁者交付的房租份额,由25%提高到30%,取消大部分联邦建房补贴。里根政府认为过去名谓“工作刺激”,实为“刺激依附”,这种福利削减并没有损害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只是合理地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在第二任总统期间,里根继续推进福利制度改革,在保障底层民众和贫穷民众应当享有福利的同时,强化本应由国民自身承担的福利支出。
对比尼克松和卡特政府的工作刺激方案和里根政府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前者强调工作刺激,确定最低收入标准,放宽援助受益者的资格标准;后者确定受益者的最高收入限度,限制资格标准,确定非工作刺激条款。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碰到福利难题:既要为非就业家庭提供足够津贴,又要为就业家庭提供足够就业刺激。前者试图在保持工作刺激的情况下对非就业家庭增加援助,办法是增加援助,后者则强调取消工作刺激,援助“真正的穷人”而不增加支出,办法是削减对就业家庭的援助。总体看,在政府与国民间的福利救助关系上,改革需要做好两个平衡:一是福利支出增加与政府财力间的平衡,二是“救助好穷人”和“防止养懒人”间的平衡。
(三)向地方政府放权,平衡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里根上台之前,美国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州政府)间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阶段、“合作联邦主义”阶段和“新联邦主义”阶段。在“二元联邦主义”阶段,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地位上绝对平等,两者有着严格的权力界限,在各自界限内独立行使权力,其行为有效,不受法院管辖;各自如果超越界限,则行为无效。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二元联邦主义”关系的发展最终引发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即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废除奴隶制,另一方面确立州无权脱离联邦的原则。“合作联邦主义”阶段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为应对危机,美国1933年制定《国家工业复兴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合行动。在该法案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关系突破“二元联邦主义”的界限,联邦政府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向州政府提供资助,其权力不断延伸到原来属于州权的事务。罗斯福新政是联邦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州权持续衰减的起点,这个趋势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顶峰,使美国经济遭受严重“滞胀”。新联邦主义最早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出,但在里根总统任内不断发展。尼克松上台后,认为美国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央过于集权,联邦政府形成一个运转不灵、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庞大官僚机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扭转联邦政府的集权趋势,“还权于州”、“还权于民”,加强州和地方政府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同时,改变联邦资助方式,通过“一揽子”资助方式,将联邦政府年收入的一部分拨给州与地方,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但迫于国会压力,加上“越战”和“水门事件”的影响,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改革进展缓慢,效果并不明显。
早在任加州州长时,里根就已看到联邦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各州不能真正行使管理职权”,“历来由基层行使的一大部分决策权转到了华盛顿”。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各州、团体变越来越如此依赖联邦补助,就像吸毒者一样”;“联邦政府正在国家税收总额中夺得日益增大的份额,这使各州和地方政府更难于为自己筹资了”。在上任后,里根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大力推行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改革。依照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法案》,里根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进行较大范围调整。一方面,里根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承担的社会责任部分下放给各州和地方政府。另一方面,里根改革联邦政府资助州和地方政府的方式,扩大实施“一揽子”资助方式。“一揽子”资助工具指将一些专项资助合并在一个广义的名目下,放宽资助附带的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限制,州长和市长都对使用联邦资金有更大的自主权。1966~1980年,国会只批准5项“一揽子”援助项目,但里根政府督促国会将该数目增加到9项。
1982年,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500亿美元的计划,规定在十年内将几十项福利与公共服务项目划分给三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要求1984年联邦政府接管并负担全国的医疗补助项目,原来由联邦政府负担的44项补助项目交给州和地方政府负担,并由联邦政府在各州建立特别信托基金来解决;到1987年后逐年减少25%,1991年全部由州和地方政府自筹或取消;1980年联邦政府提供对州和地方的援助占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的25%,到1991年减为3%~4%。在1983年国情咨文中,里根提议再将34个专项补助加以合并,成为4个总额补助项目。在健康保险领域,里根政府于1981~1983年授予各州更大的权力研究解决节省健康保险费用的办法,采取由各州发起的降低成本的付费制度。1985年1月,里根连任美国总统,其在连任演说时说:“我们把原应当属于州政府的、地方政府或人民自己的权力交给了联邦政府……我们已开始交回那些人民、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处理得更好的事务的权力”。
正是由于里根在执政期间向州和地方政府转交更多的事权和财权,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比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比有了相应程度的上升。1981~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81年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1%,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1年的70.3%下降到1988年的67.9%。此外,扩大州和地方的自主权,实行管理权的分散化,大大减弱美国福利项目管理的官僚主义,提高美国社会保障的效率。
(四)依靠民主和法治,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在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上,里根的改革做到最大程度民主化和最大程度法治化的结合。民主化在前,法治化在后,民主化是法治化的过程。一方面,在选举过程中,里根的竞选纲领包括其改革思想和方案,其竞选成功也就意味着其改革思想和方案得到民众认可,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里根政府的任何改革是“立法在前,改革在后”,即使改革过程中需要调整改革政策或措施,也通过修改法案来调整。如,在减税改革过程中,受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衰退,并在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衰退程度接近大萧条。面对这种局面,里根在1982年希望局部性地小幅提高税收(如提高汽油税)以缓减财政压力。但这次税收调整也是在国会1982年11月批准《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后才开始实施的。因此,里根政府改革同时又具有坚实的法治基础。
由于法案需要根据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建议修改,并最终获得两院表决通过后才能颁布和实施,因此里根政府改革的法治化建立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统一。也正是由于高度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保障,里根政府改革才没有半途而废,也没有反复无常,最终的改革效果明显。
在这方面,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与里根政府启动的全面改革具有相似之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抓住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同时,自《决定》通过以来,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先立法、后行动,及时开展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废除多部法律法规,使改革于法有据。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本质上需要民主和法治的融合,因此总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提高民主化和法治化。
六、结论
在方法论上,美国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既有四个战略层面的经验,即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四大关系;也有四个策略层面的经验,即改革之前开展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改革之初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宣传、改革方案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改革实施做好技术把关。这些方法帮助里根政府改革将美国经济成功带出“滞胀”泥潭,创造出二战后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较快增长,并且改革红利一直持续到克林顿执政时期,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2014年是我国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的第一年,美国里根政府改革的这些经验,对我国推进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李琪)
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1 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 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 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 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 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 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 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 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 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 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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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 (6).
目标技术管理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社会发展对于管理会计人才的需求也愈发旺盛。据相关数据统计,当前我国财务会计从业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人,已经处于十分严重的饱和状态,而与之相对的是则是管理会计人才则十分短缺,缺口超过了300万人,因此财政部早在2014年就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管理会计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2016年10月发布《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管理会计列入“行业急需紧缺人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正是上升到国家层面。
管理会计是财会专业在当代转型的新方向。随着财务管理在当今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作用愈发关键,高职财务专业人才培养也更多地应该转向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其培养目标和定位应该是不仅能够胜任企业一般的财务性工作,而且能够从以往的“账房先生”的角色转向为企业发展提供管理、支持和决策的角色,懂财务、会管理、懂业务,努力推动传统的会计核算工作朝着理财、管理决策进行转变,不仅能够进行日常的财务管理和分析之外,还能够提升非财务分析能力,能够承担起企业内部风险防控任务,具备参与企业决策能力以及与财务管理相关的决策、分析和规划能力,由于管理会计人才具备的多方面的综合性能力,因此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提升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水平,发展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当务之急。
二、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实现途径分析
管理会计是当代高职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导向之一。高职应从优化和完善教学理念树立、教学内容拓展、师资力量保障等多方面入手,不断探索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
(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是重要途径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在财务管理等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加快以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为基本导向,加快首先要在专业教学中让广大一线教师树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整个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去,要完善并制定系统性、针对性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评价手段多元等多方面入手,着力优化教学,在专业教学过程中不断融入最新的诸如财务、管理、决策以及战略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要着力优化现有教学内容,在原有的财务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融入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全面预算管理、企业绩效管理以及业绩评价等传统的管理会计课程,同时积极树立管理会计的内涵和外延,加快开发新的适应市场和企业长远发展需要的管理会计课程,努力追踪管理会计的最新前沿和最新发展,同时,要持续在实践教学上下功夫,努力采用诸如案例教学、顶岗实习、现场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着力加强学生在理论与实践间的联系,不断确保教学成果。
(二)完备师资力量配备是重要保障
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离不开一支专兼结合、素质优良的专业师资队伍。为有效在高职财务管理等专业教学中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人才,高职院校要着力加强管理会计师资队伍建设力度,要在不断本专业师资力量配备的基础上,积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来持续提升管理会计师资力量和素质。一方面,要大力从相关企业、行业组织中聘请管理会计方面的专家担任本专业的专任或兼职教师,邀请他们来校讲学或担任授课教师,在广大高职财务专业等相关专业师生群体中宣传管理会计理念,输送专业力量,另一方面,要大力“走出去”,选派相关教师赴相关企业跟岗锻炼,学习取经,不断提升学院一线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和水平,持续提升高职院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质量。
结束语
总之,随着社会转型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管理会计人才对于企业发展重要性的逐步凸显,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当前高职财务管理等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管理会计已经成为会计人员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高职院校要努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树立管理会计思维,着力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模式以及教学评价、师资保障等方面入手,卓有成效地进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工作。
摘要:管理会计是管理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是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会计工作深化改革的重要产物之一。作为现代会计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管理会计主要通过将相关的财务信息与管理信息进行结合,为各类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规划、决策等方面的事务提供支持的管理性行为。高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高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调控作用,直接影响着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1] 徐婷婷.针对高职院校管理会计的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变革[J].现代经济信息,2017,(11):406+408.
[2] 谢小春.高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实现途径研究[J].商业会计,2017,(21):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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