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商品范畴中内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也逐渐明晰。商品范畴蕴含着“人”这一主体以及“商品”本身、“货币”、“劳动力商品”三个客体，从三个客体追溯到商品拜物教、货币和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相关思想，可以窥探三个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这些哲学内涵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

善，也是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哲学;主-客体;《资本论》

文献标志码：A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在这一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全部秘密，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会很容易地发现，范畴中的哲学性内容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同样丰富，同等重要，相互交织和支撑，抽离哲学性内容后会发生质变，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蜕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1]我国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阐释商品范畴的研究（包括哲学性阐释）较少。因此，对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进行哲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研究商品范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浸染，包括其商品理论。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理解须明晰两种观念：一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文本追溯不能局限于其成熟期的经济著作，具有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特征的早期文本也可能包含商品理论的相关思想;二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文本可能同样包含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

（一）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著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贫困的哲学》首次反映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在这两部文本中，马克思并未直接谈到商品问题，而是对与商品有关的范畴和思想进行批判，这段以“批判”为主的哲学探索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存在的根源——异化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敏锐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之一——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人的类特性被异化为货币的属性，货币的特性决定人的特性，人的个性被削弱或丧失，货币成为主宰一切、颠倒一切的力量。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揭露其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没有直接探讨商品问题，但他对商品形态的发展形式——货币进行的哲学分析也是马克思商品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所有者的特性，货币所有者能够通过货币行使支配他人和社会财富的权力，人的能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这种物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物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就是拜物教现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科学性，并用李嘉图的价值论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他指出蒲鲁东整个构成价值理论体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认为其不过是李嘉图价值论的“乌托邦式”的解读，而李嘉图价值论才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实际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蒲鲁东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产品生产者之间提“建议”而产生的。对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立足于实际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自己“假定”了交换价值的涵义。其次，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矛盾而对立的问题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撇开现实的需求不谈，将使用价值和众多、交换价值和稀少混为一谈;并批判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根源归结为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概念，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最后，马克思将李嘉图价值论和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直接“对质”，认为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价值理论的，而蒲鲁东正好相反，他先通过一系列臆想的假设得出一些经济公式，然后为了证明公式的

正确性故意编撰与公式相符的经济事实[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李嘉图价值论很大程度的赞扬，但在根本立场上，马

克思与李嘉图有着本质的不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根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是社会永恒的规律，所以李嘉图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基础上的价值论也是永恒的科学理论。但马克思认为，商品及其理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

（二）《资本论》及其三部手稿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涵盖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商品二重性学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学说、货币等内容，这些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多是首次阐发，并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中是以“二重”的形式存在着的，但他在叙述这一观点时并没有为其中的概念确定清晰的术语。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常常互用;在表述具体劳动时有时会使用“自然规定的劳动”或“特殊劳动”等概念，在表述抽象劳动时则会使用“一般劳动”的术语。虽然这些术语的表达与《资本论》中相对应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概念使用模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不仅明确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和性质，而且清晰阐释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价值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并随后在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商品价值形式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由此，货币如何产生的问题得到了回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并未确切地提出“价值形式”这个概念，但实际上确实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即“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3]。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达里蒙用生产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表现该商品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商品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达里蒙所说的价值表现形式无法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正确表现商品价值，而且也无法体现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提出“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的简单价值形式，科学地解决了如何表现商品价值的问题。

商品拜物教学说的首次阐发也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是指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除此之外，他还阐释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他们的私人劳动同时也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只有证明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这些商品才能进行买卖，从而为商品生产者换取生活资料。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由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和商品历史属性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商品理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商品的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他探讨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能力，它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买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占有。他还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量与商品价值量相同，都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三部手稿中都有迹可寻，但这三部手稿中的商品理论仍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行径，这一系统的逻辑行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商品理论发展至成熟的文本载体，所谓“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将《资本论》三部手稿所阐述商品理论的相关内容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方法再次进行系统论述，其中“抽象”指称“商品”，“具体”指称“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目录中“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两个主题循序推进，“商品”按照历史逻辑逐步指向“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他以最恰当最合理的方式进入了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研究商品概念时大多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在资本主义时期才真正发展成为普遍的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予了“商品”与手稿不同的历史逻辑前提，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对资本的研究就从对这个元素的分析开始。第二，《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力商品的论述在“商品-资本”的逻辑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品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三部手稿中已基本阐述完毕，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然对这些内容的“出场顺序”进行了深思熟虑。其中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内容的出场顺序是整个“商品-资本”逻辑演进的点睛之笔，它们构成了商品向资本转化的两个重要“拐点”。

二、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涵：主-客体辩证关系

商品归根结底是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商品具有神秘性质也是源于它被打上了主体意志的印记，商品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才会区别于其他的自然物。所以，商品范畴的哲学性内容都是围绕人和商品或商品的发展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围绕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马克思商品范畴所体现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

（一）商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曾表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210，这一论断指出了主客体关系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商品作为一个“存在物”，它必然是主体的对象化，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都属于劳动产品，本质上都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劳动的本质涵义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过程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客体，劳动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作为人劳动产物的商品，也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意味着商品之间的交换根本上是人的劳动的交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对象化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对象化为客体间的关系。所以，在商品生产领域，商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到了商品流通领域，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商品拜物教：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指出一個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拥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神秘性质，这种神秘性质既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自商品价值，而是来自商品形式本身。商品形式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4]89。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将这种虚幻形式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体现的是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既是必然的，又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他指出个人的劳动产品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即先转化为货币形式，然后才能通过物的形式取得自己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个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其属于社会劳动。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具有一种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物的性质。这种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商品拜物教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商品拜物教在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表现并不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挥出它真正的魔力，马克思也曾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93商品拜物教具有的这种历史暂时性说明它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途径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符合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制度。只有建立这样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形态，人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劳动者真正的“个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真正属于人自身的关系。

（三）货币：客体对主体的异化

在经济学意义上，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它从商品群中独立出来，只以“交换价值”的身份出现并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存，是一切商品借以比较和计量的形式，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的象征。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它具有了不同的职能，包括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但在哲学意义上，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异化。货币对人的异化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对人个性的异化，二是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三是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

第一，货币对人个性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货币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由于货币能够购买人们需要的一切商品，人们的致富欲逐渐膨胀，货币从作为目的实现的工具、手段和中介，逐渐成为人追求的目的本身，人自由自觉的个性逐渐被货币异化。如西美尔所说：“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6]货币所有者作为“社会性的人”，他们口袋里的货币代表着他们的社会个性和社会能力，他们是丑的、恶的，但只要他们的货币是美的、万能的，他们就不丑、不恶。所以，货币会导致人个性的颠倒和引起社会价值秩序的混乱。第二，货币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时期，人们进行买卖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

以，商品交换依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者，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了商品，商品交换者才能在市场上买到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货币产生后，一切商品都可以顺利地与货币交换，货币的权力逐渐增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生产“使用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为了满足需要才会有交换行为，货币产生之后，货币“先验”的社会权力使商品交换行为自然而然地存在。因此，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生产，最初作為促进商品生产手段的货币也成为一种对商品生产者来说异己的东西。

第三，货币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货币关系在社会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以货币关系为主导的交往方式在社会关系中就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与前资本主义人的交往方式相比较，以货币为主导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一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出现变质。

（四）劳动力商品：主体客体化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部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他们逐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地一无所有的人”。劳动力占有者或劳动者是“主体”，他们出卖的是作为“客体”的劳动力，而不是“主体”自身，货币占有者买到的只能是劳动力占有者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不能是他们全部时间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同样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当劳动力占有者离开流通领域进入商品生产领域，资本家的丑陋面目就逐渐彰显。

劳动力占有者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主体就被客体化了，资本家占用的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自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远远大于他们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的劳动力价值远远大于资本家为其支付的工资，劳动者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隐蔽的，这种隐蔽的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日，牺牲其休息和娱乐时间，非人道地消耗其生命健康，无限制地逼近其生理极限，以此来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二是由于存在劳动者的生理限制以及社会道德约束，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显然，后一种剥削方式更为隐蔽。这两种剥削方式使劳动者一步步陷入贫困的深渊，沦为资本的奴隶，彻底成为被资本摆布的“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三、马克思商品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容对完善马克思思想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是马克思理论展现“艺术整体”性的典型表现，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添理论佐证。

（一）它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存在“断裂”之说1，学界对这一说法众说纷纭，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商品理论是对他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和完善，这一理论判断足以反驳马克思思想的“断裂”之说。

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在商品理论上的延续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思想上。总的来说，这两方面内容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由哲学方向转向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表现，它们的基本内涵一致，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他青年的异化思想照进了现实，融入在资本主义批判中。

首先，商品拜物教学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青年马克思刚刚接触政治经济学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从人本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影响。这时的马克思受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限制，他的青年异化理论没有深入到根本，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将他的货币异化思想追溯到了它的源头“商品”概念上，提出了商品拜物教学说，正确地分析出“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其实是商品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发展形式。

其次，劳动力商品的相关思想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包括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的劳动活动不是按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力占有者“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唯一的劳动力来换取货币从而获得生活资料，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了被迫维持生活的手段。这样的现象正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现实性的表现。

（二）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商品理论中的哲学性内容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马克思商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物化问题是唯物史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念的具体表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阐发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文件，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属性。他随后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概念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发。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本质就体现在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中。

其次，马克思商品范畴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状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将人的发展阶段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人的生存状况的表述，这一阶段展现的正是商品及其发展形式——货币主导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生存状态，它们改变了人以往的依赖关系，由人的依赖形式转变为物的依赖形式，这种转变使得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相对提高，为人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義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断裂后的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的青年异化理论并没有延续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著作中。

参考文献：

[1]宫敬才.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3）：77-88.

[2][法]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责任编辑：彭晶晶）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建党100周年”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王亚杰（1993-），女，山西长治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哲学。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征汉文（1956- ），男，江苏盐城人，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

摘 要：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共荣共辱、共盛共衰、共存共亡。新时期发展公有制经济，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三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虽然在理论上一直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或明或暗的经济非公化、思想非马化等等，使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巨大阻力，甚至呈现出未兴而衰、再衰即无的趋向。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幸事。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二者有机统一，共荣共辱，共盛共衰，共存共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理直气壮地围绕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理直气壮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就发展公有制经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三个方面略作探讨。

一、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经常提醒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已有多少年不再提起，已有多少人不再记起，有多少曾经自认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已经把它丢弃？不提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客观上为偏离、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另择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了便利。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就要发展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统领。就其基本点来说，就其主线来说，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体现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辩证统一。

这里着重探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在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此，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认为也只有被无产阶级所掌握才能由精神变物质。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才会放射出金子般的光芒。虽然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一定也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但是，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绝对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

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当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才会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之所在。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知识分子要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要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或者隶属于无产阶级，或者隶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时，知识分子也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阶层。在国家还存在的人类社会中，尤其是存在不同制度的国家时，知识分子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反映或代表一定国家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为改革的进程做贡献。科学的理论能够鼓舞人心，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蛊惑人心。改革进程中要不要或如何坚持公有制、要不要或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知识分子握有理论的话语权。

对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态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差别只是在于，有些观点直接一些，有些观点隐晦一些。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支持公有制，敢于和勇于自觉地从立场的高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国家领导人要在实践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要不要或如何坚持公有制，要不要或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国家领导人握有实践的决策权。我国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把关注点放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这完全必要。虽然，在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公有制经济，而是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并在不断地取得成效。但是，在如何明确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如公有制经济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很好，似乎既缺乏政策的公开支持，也没有舆论的公开支持，效益好说它是垄断所得，效益不好就更倍受指责，当它被指责时似乎不敢为它伸张正义。对这种状况，应当做出一些改变。改革以来，发展非公经济有“三十六条”、“新三十六条”等等，是否也应当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出台一个“几十条”？全世界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公有制；中国的领导人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公有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公有制。

至目前，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发展经受了一波三折。可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前几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接受了它的无情检验。实践证明，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能够经得起检验的。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同在澄清以“阶层”否定“阶级”的错误观点方面做出努力。

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由于“阶层”的出现，对于继续讲“阶级”，似乎显得没有了底气。其实，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阶层与阶级是不同的问题，分别讲阶层与讲阶级，并不互相冲突。

阶级和阶层都是客观的存在。我国自改革以后，逐渐淡化了阶级突出了阶层，这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重点发展非公经济的特定时期是有必然性的。但是，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淡化阶级并不等于阶级不存在，突出阶层不等于阶层可以取代阶级。

阶级与阶层以不同标准反映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阶级与阶层也有明显区别：因利益来源不同而形成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来源于劳动所得，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来源于资本所得；因利益多少不同而形成阶层——例如，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的为一个阶层，3001元到5000元的为另一个阶层，等等。阶级比较简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比较复杂——中国不久前曾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同一个阶级成员因收入多少不同而被划分在不同阶层，同一个阶层因收入来源不同而分属不同阶级的成员。

我国要用“中产阶层”的概念取代从西方引进的“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所反映的对象，是处于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本质是因为人们收入的多少而形成的“中产阶层”，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阶级”。总之，与“中产阶级”相联系的是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它跟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一回事。

二、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根据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它的许多理论根据还存在于作为其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之中。对此，恩格斯有明确的论述。它不仅可见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也可见于恩格斯的哲学名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首要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桎梏，并且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取而代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一定要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中去寻找答案，一定要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对那些不能正确把握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人，他们无法明白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无法明白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

正视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现实，是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之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运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以后的实践证明，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其二，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第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忽视了对其中第二点的关注，因而是不全面的，也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公有制明显优于私有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必须得到客观的承认和尊重。

为正确把握唯物史观，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著非常必要，其中，《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等等，应当成为必读之作。

第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认为这是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夺，而要剥夺剥夺者，就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之一。当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时，实际上需要把握如下一系列内容：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秘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动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也就是说，人们把握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不仅包含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论、帝国主义论，而且应当包含社会革命论。社会革命论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表现。没有只研究经济而不涉及政治的纯经济学理论。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发展公有制经济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只研究经济而与政治无关，其实质只能是：只研究经济，而不管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仅此而已。希望我国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样，有利于推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坚持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统一。

在理论地总结并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这是必要的，也值得坚持这样做。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形式上的区分就将不复存在。人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指导其实践，尤其是在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成份问题时，更应该如此。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常识性观点。但是，常识性的东西也恰恰是容易被常常忽略了的东西。改革以来，有一种观点以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列。这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究竟知之多少？难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等等，都是一种空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更不是其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想的观点，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把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混为一谈，因而是错误的。

三、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的理论为指导

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特别是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统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地统一起来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一部分。

鉴于改革以来总是有观点试图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产生于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所谓继承，其含义比较单一，即是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内容被继承，但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所谓发展，其含义比较丰富，一是在新实践中完善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东西，二是在实践中创新毛泽东思想中原有不充分的东西。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分别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并且，毛泽东的探索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的探索是很成功的。这种不成功与成功，既体现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也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但不能把它说成是体现在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也不能说成是批判毛泽东个人错误的产物。这种不成功与成功，还体现在社会遗产的继承性之间：毛泽东探索时中国的土地上没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探索则有了毛泽东时期留下的一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探索时中国面临颠覆、威胁、侵略、封锁等恶劣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探索时已经有了毛泽东所创造的相对平缓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前车之鉴，邓小平的探索有了毛泽东探索的前车之鉴；等等。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是相互补充的，因而又是统一的。现实中有观点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的后果是：有意无意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否定毛泽东思想，有意无意地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认为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对此前否定的结果。因此，若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若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约30年的实践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约30年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

把作为指导思想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辩证统一起来，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例如：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其三，毛泽东思想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而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第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哪方面也不能少。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次形成，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并构成一个理论的整体，不可割裂，不可偏废，不可相互取代，更不可相互否定。

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为指导，会更直接、更有成效。但是，有许多基本理论，我们还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去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然而它不可能包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一重复。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的才能去做，那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做法可能就难以理解。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出现了某种迷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割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意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性，可是对于面广量大的具体实践来说，这往往被理解为只须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会走错路了。当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不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情况就更会是这样。其后果之一，就是一些人在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时，不知道“公有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何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这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辩证统一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第三，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不同理解上的辩证统一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意义上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与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意义上把握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既不互相对立，也不互相排斥，而是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做出了回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报告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五句话归结为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回答。［1］如果说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定位于“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鉴于当时邓小平身体很健康、思维也很敏捷，是得到了邓小平首肯的，则完全能够成立。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问题，邓小平也有表述，但主要的还是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也曾经有观点把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都只讲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之本质所在。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即使他在1992年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时，也首先肯定，因为“公有制是主体”所以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2］372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具体指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本质特征，它体现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具体指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体现于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的巩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完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它们是对本质特征的不同层面的表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建立公有制；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它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只有公有制度做为前提，所完成的任务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才能巩固！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彭安玉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但两者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在理论体系、方法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成本一收益比较反映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尽管不同的阶级、集团、个人对成本、收益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标准，但就它的一般表现形式来说，却是生产力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具体标尺，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因而，是一个借以判别、衡量人们的某种行动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用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把“交易费用”引入制度选择，尽管其内涵与外延很不清晰，但它肯定了产权的界定、制度的选择与变迁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成本总是要分摊的。这对于我们研究现实的制度转轨和变迁，研究改革方案的成本、分摊及绩效，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责任编辑：舒　生]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着许多重要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明二者具有对立性而且表明二者具有互补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也有着许多共同点或相通性。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努力实现二者的科学综合，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区别；科学综合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又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认真地进行二者的比较分析进而实现二者的科学综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研究对象：具体制度与根本制度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内容既包括有形制度也包括无形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有形制度包括政府、公司、工会、家庭、垄断集团、社会组织。无形制度包括国家制度、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规则等。正式制度包括人们有意识创设的行为规则。非正式制度是指导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进行解剖。社会制度既包含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结构，也包含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就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的制度结构框架中，各个制度因素之间不是平行的、彼此孤立的，而是层层递进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两个基本结构因素，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这两个基本结构因素内部，又包含了许多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如，在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存在着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两个子系统；在社会政治结构内部存在着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子系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之间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制度结构框架中，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是由前者派生的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既是经济制度的反映与产物，也是经济基础的体现与保障。

社会制度通常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层面的复合体。社会制度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粗略地划分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质性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们是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直接规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第二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性制度，它是根据第一层次的原则和要求对社会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的具体规定，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共同遵循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处于不同层次的制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结构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在外延上基本一致，但事实上却有着重大区别。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属于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是社会的根本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是社会经济生活表面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本质性制度，后者属于表象性制度。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地研究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种制度因素之间互相依存的内在联系与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只是表面地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的作用，缺乏对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内在分析，没有阐明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也无法进一步揭示制度内部的辩证关系。

二、分析框架：“供给——需求”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新制度经济学源于新古典模型，其分析框架也承袭了新古典模型“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在制度形成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科斯正是从新古典模型分析经济体系运转的“供给——需求”框架中找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经济体系运转中不存在的交易费用的。他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交易费用并将制度变量正式纳入新古典模型。在制度变迁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人们无意改变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或者说此时的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均衡与制度非均衡的交替过程。而影响制度均衡或非均衡的因素可从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从制度的需求方面来说，影响制

度需求方面的因素有：(1)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进而改变了人们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导致重新缔结契约的激励。所以，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源泉。(2)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就是制度环境或基本规则的改变，它能极大地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3)技术。技术的变化决定制度结构的变化。它通过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产权的排他性费用等来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4)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它通过固定成本和运作成本降低及规模经济等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力量越大。从制度的供给方面来说，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有：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进步、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和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等。新制度经济学承袭了新古典模型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来分析各种影响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因素。这标志着制度分析正在走向“制度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它将制度的形成看作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各要素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将制度变迁看作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内在矛盾作用的结果。它用这些内部联系与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解释历史上出现的一切制度起源与重大社会制度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起源与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的内部联系出发，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导出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出发，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部联系即社会形态内在矛盾出发，导出第三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分析框架注重从事物内部联系与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说明制度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由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式来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或上层建筑的制度及这种制度的变革应由一个社会形态整体某种内在的张力相互作用来解释。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包括了这样的一个体系和系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其中生产的条件与形式构成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构成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各种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首先，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具有反作用。其次，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密切相联，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同样演绎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样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最后，更广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建立，又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构成反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个分析框架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道德、艺术、哲学等制度因素之间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无法达到的境界。

三、基本理论：制度价值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价值评价：单纯效率原则与效率、公平统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首先从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出发的，效率标准是评判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为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产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要多的财富。同时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它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桎梏，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比它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绝不是单纯效率标准，而是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作为根本标准，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意义为标准的根本方法。这种价值评判更侧重于公平而不是效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理念为核心，主张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的发展，人类应当而且一定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不仅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与社会的主人，而且从旧的社会分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全面发展，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新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评判标准是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二者统一论，其中，效率是前提，公平是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则是单纯的效率标准，即以是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收益、是否有效地约束人们行为及是否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等效率标准，作为判断制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而对于是否有利于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则关注不够。并且，它把以物的依赖关系和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唯一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充分反映了它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充分表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二)制度创新实质：生产方式变革与行为规则改变。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本制度的变化，即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所替代；另一种是在总体制度和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各种行为规则的创新，各种具体制度的微调和变迁。马克思更强调前者，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也强调制度的发展，但由于其坚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合理性，因而制度创新只能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行为规则的创新和各种具体制度的变迁。

马克思的制度创新理论是以其生产方式变革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实质，不是仅仅停留在促进经济活动的层面，而是深入社会形态的内部。制度变革，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制度创新，实质上是由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代替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无论是作

为一个阶级整体，还是作为个体，都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的结合，是以劳动力被个别资本家购买而转化为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这一特殊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经济关系束缚着劳动者，决定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自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资本雇佣劳动是这一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正是这种对劳动者的束缚和从属关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由此，马克思强调，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结为：通过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劳动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容在于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改变，其实质在于人们利益目标预期与具体行为方式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也会促使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发生某些变化，但绝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具体的制度变迁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它们绝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绝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创新实质这一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三)制度变迁动力：生产方式内部矛盾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够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社会制度变迁的一幅浩大历史画面。具体来说，马克思所阐明的生产方式发展引致社会制度变迁的具体机理是这样的：首先，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导致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其次，生产技术组织的变化又引起生产形式的变化，使人们的劳动交换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再次，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复次，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引起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引起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马克思在强调生产方式变革作为经济制度发展决定力量的同时，也强调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但始终坚持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主要是“经济人”与“成本——收益”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它从制度变迁的主体的行为动机或追求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财富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者，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从事制度创新都是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说，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才推动着人们去实现制度变迁。因此，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与变迁所获取的收益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时，制度变迁与创新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动因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有着许多重大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动因理论，是具体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创新动因理论，是基本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形态内部结构出发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深层动力源，新制度经济学则只是从经济社会生活的表面描述了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源。如同新古典模型只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描绘与刻划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层次分析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它是在假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认为具体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发展、供给和需求是由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成本——收益的比较所推动的结果，因而难以真正揭示出社会重大制度变迁或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

(四)制度创新主体：社会人与“经济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不会自动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会自动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是人创造的，人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主体。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经常使用阶级、国家等范畴，但马克思认为阶级、国家都是一种历史范畴，它们都只是人在不发展状态下借以实现“个体发展”和“个体活动”的形式或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现实的、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出发，为了寻求支配人类行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抽象力”，把欲望、利益不同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人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个人的经济行为要受制于与生产方式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历史有目的的创造者。马克思更强调的是人能动地利用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突出地表现在对制度的创造和选择上。因此，处于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关系下的人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行动反应和理论表现也是不同的。只有代表了先进生产方式发展方向的利益集团和阶级，才会成为社会制度变迁的真正主体和推动者。

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人，只是单个的、只有利益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的“经济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主体——政府、团体和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从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无论是初级行动团体，还是次级行动团体，都是有着相同目标(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主体。这样，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抽去了人的特定社会性与历史性，把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归结为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掩盖了人们社会经济行为深层的社会根源，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阶级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这些差别，一方面表明二者在阶级立场、基本方法等

方面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二者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理论内容等方面的互补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有着许多重要差别而且也有着许多共同点或相通之处。首先，两种理论在分析方法上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因而都具有历史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才能科学地解释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也注重经济史和制度演进史的考察以论证其理论假说，也是一种历史分析方法。其次，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社会变革时期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创新具有积极作用，而原有的滞后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创新有阻碍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从地理环境、文化等方面解释意识形态的形成，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使“搭便车”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从而对制度创新起正面作用。再次，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论述了生产力发展在制度变迁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及个人和阶级的主观能动活动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明确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是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即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并试图研究这些客观力量是如何影响人的动机和活动的。最后，两种理论都认为制度创新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且都做了渐进式创新与革命式创新的区分。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既强调了革命对改变社会的根本性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必要性，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制度创新的渐进性——对非根本性制度例如对股份制的过渡性分析已经把渐进式制度创新引入了根本性制度的变革，认为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制度的发展会成为扬弃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过渡形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渐进式创新是连续的，革命式创新是非连续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互补性和相通性表明，它们是完全应当而且能够实现科学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揭示了制度变迁的真正动力与真实过程，但由于它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更深入的微观分析，未能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所以，在现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着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科学综合的强烈需求。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各种制度经济学流派进行吸收、消化和处理，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微观层次上的优势进行吸收和整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获得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努力实现二者的科学综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具有现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责任编辑：郭连强)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趣味性少，为此在教学中必须要求教师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知识教育与德育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这样才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初步培养学生分析社会现实的能力。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质量；方式

新课程改革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对增进学生对社会主义社会认同感以及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高中政治教学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其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被赋予新的内涵，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一、设法让学生对政治教学的内容充满兴趣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会发现，兴趣作为一种特殊的心里特征，会在一定的情感体验影响下，让人们产生一种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意识倾向，然后人们才会愉快并且主动地去探寻、研究，由此可见兴趣是推动人去寻求知识和从事工作的一种内驱力。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兴趣相当重要。政治教学本来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师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首先要了解学生实际，这样才会为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奠定坚实的基础。处在人生发展黄金阶段的初高中学生，他们情绪复杂、情感丰富，并且对外界知识的渴求欲望相当强烈，但是由于意志脆弱、缺乏刻苦精神等因素难免会出现逆反心理等，为此，教师需要从实际出发，在教材中从适当的角度寻找学生学习的兴趣点。

例如在讲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的时候，如果教师照本宣读：（1）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2）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这样下去，由于不能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即使是内容再有趣，学生也会感到乏味，甚至会很恼火：发出“直接读课本，我也会讲”这样极端的言论。我在进行讲课的时候是从讲故事开始入手的，我给学生讲了伊拉克战争这样学生很感兴趣的事件，通过这场战争学生也明白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性，由此也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产生兴趣。我并不就此为止，还让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因。学生通过我讲述的伊拉克战争有所思考，纷纷说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因，很快掌握了所学习的知识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要与实践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很多学生由于认知有限，对此感到不是很难理解，进而会努力地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做题就很容易出错，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是指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只有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

例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1）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2）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 （3）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 ， （4）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考察的是学生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记忆，但是所列举的3个错误选项视觉干扰特别强烈，有的学生虽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背的滚瓜烂熟，但是由于不了解其中的意思，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拿不定选项。根据我的调查，学生选（1）不选（2）的情况较多，其错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理解。此题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也叫无知与意识关系的问题，（1）与（3）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方面的具体内容，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2）与（1）（3）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4）是（3）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此，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就要特别注重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

三、帮助学生构架知识框架，让学生把握好学习的整体

新课程改革后的高中政治教学内容的特点之一——内容繁多并且其重要性和难度值仍值得备考的学生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在复习的时候学生直接打开课本背个不停，这样的学习即使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依然效果不佳。对框架结构的把握，是文科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也是有效的学习方法。这种提纲挈领似的学习，同样可以使学生在头脑发胀的高考政治复习中具有较高的效率。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政治复习的时候，如果多花点心思将知识框架和层次结构梳理清楚，这样学生需要记忆的散乱的知识就变的清晰、有条理、系统。并且在面对任何考试题目时，由于对知识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很容易把题答正确。

教师在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的时候不仅要把知识的框架和层次结构的梳理贯穿在政治复习的每个阶段，而且还要求再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记忆，只有找出层次结构之中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才能使这个框架和结构有意义，成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例如政治必修二的框架：

（1）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人民当家做主。

（2）人民民主的特点？

（3）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4）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正义的事情）等等

这一个框架共10个大知识点，教师给学生罗列后，再就每个知识点进行展开，每个知识点又分成若干个小知识点，这样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达到的一种终极目标和学习效果。这种方法必将极大地提高教学的效率。

教师要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并且取其精华，博采众长，推陈出新，逐渐地形成符合自己教学情况的体系。还要鼓励学生主动学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更多、更频繁、更深入的参与思想政治活动的机会，真正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

参考文献：

[1]林睦哲.新课改下提升高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的措施探究[J].新

课程（下）， 2011（7）.

[2]韦家政.高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的探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22）.

（邳州市炮车中学）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