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网络文学热潮的兴起，我国网络文学作品、作者与读者数持续攀升。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达3.08亿，较2015年底增加1085万，占网民总体的43.3%，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为2.81亿，占手机网民的42.8%{1}。与此同时，仅网络文学头号巨头——阅文集团旗下网站即拥有超过400万创作者队伍，收录作品超过1000万部，覆盖200余种内容品类。{2}网络文学兴盛的势头、海量的规模、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无法“选择性失明”，打造与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势在必行。2016年8月12日-1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南省文联主办，《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和怀化学院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怀化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主题竞相发言，提出了颇多富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在一代先行者的开拓、努力下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是历史赋予当代文学学人的全新使命，网络文学价值导向的树立、批评标准的创生、文学意义的升华等均有待更多理论先贤与一线网民加以关注和探讨，以推动中国网络文学这一“印刷文明的遗腹子”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奇观”呈现健康发展的局面。

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新气象与评价大背景

三十年来，“在线文学”的蛮荒成长为当代文学史写下争议性注脚，在视听文化裹挟下中国网络文学“风景这边独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具有先锋意义的“弯道超车”。{3}从外在形态、技术支持、传播载体，到作品类型、思想意蕴、商业模式，网络文学的变化日新月异，不断刷新和重构着文学研究与评价的背景。

从整体状貌上看，网络文学以其特有手段展现出互联网文化的新风貌，凭借“爆发式”生长改写着文学的发展谱系与时代篇章。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而言，没有哪个朝代、哪个语种、哪种文学类型能达到今天中国网络文学这样的规模和巨大影响力，美国媒体称“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新力量”，实为名符其实。湖南省文联陈善君认为，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丰富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呈现出我国文学的创新活力。衡阳师范学院陈杨、欧卫军认为，网络文艺作为文艺与科技的结合，展现了文艺发展的新前景，激活了艺术民主和大众文艺潜能，甚至对人们的行为、思维方式造成重要影响。安徽大学吴家荣教授以“互联网+文学”来指称网络文学，指出这种文学具有情节发展的不确定性、故事结局的多变性，文学内容的心灵化、主观化，在线交互的游戏性等艺术特征，赞扬其有着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和不可限量的广阔前途。湖南科技大学李胜清教授指出，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种世俗性的知识形态，且是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诉求的价值意向。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教授则预言，网络文学将会成为今后数十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真正分野。

就具体类别而言，网络文学的裂变式涌现打开了大众狂欢文学的“万花筒”，文学形态改头换面，呈现新风景、凸显新特点。鲁东大学文学院何志钧教授研究了手机文艺引起的当代审美实践的变化后指出，手机在运用中与人互动，不仅形成一种生活化的关系，更形成审美化的关系，且这种审美具有鲜明的数字化、媒介化和消费化的特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雷丽平及中南大学贺予飞分别关注着网络类型小说的大众情愫及其审美偏误，前者验证了网络类型小说作为“当代神话和白日梦”对大众心理的满足，后者对模式化、“伪个性化”、技术化的类型写作造成的文学诗性审美的被消解及小说娱乐游戏功能的强化进行了批判。闽南师范大学任毅、戢桂荣及怀化学院潘桂林分别对网络诗歌对文学精神的建构、解构及微信时代的新诗写作境遇进行了研究，任毅、戢桂荣认为，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真实呈现出善恶之间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潘桂林则指出，当前新契机下微信诗歌写作面临着狂欢化、消费化、圈子化倾向的挑战与诗歌普及、沉淀精品、塑造品牌、保持纯粹等难得的机遇并存的现实。湖南师范大学岳凯华教授、衡阳师范学院讲师文玲分别讨论了网络文学对网络影视的影响和桐华小说的影视改编与艺术特色，指出网络文学的IP价值是网络影视发展的重要动力，桐华的清穿文小说正是将闪回、蒙太奇等电影语言应用于文学，促成网络文学与影视作品联姻、实现双赢的典范。

网络文学的发展并非只有乐观的一面，其同样存在多种不足，突出反映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良莠并存”等问题上，亟待引导。欧阳友权教授将当前网络文学的不足總结为“三个不匹配”：即数量和质量的不匹配，效益追求与人文审美的不匹配，技术强势和艺术优势不匹配。陈杨、欧卫军指出，网络文艺整体质量偏低，作品类型化、同质化，重视娱乐、担当薄弱等问题明显，呼吁要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文艺与市场之间、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三重关系”，不让网络文艺空洞无物、哗众取宠、唯点击率。着眼于现有问题的改进，怀化学院罗先海提出，“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介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可利用其对网络文学（含网络文学批评）“入史”以及网络文学学科构建产生积极作用。湖南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则提出，文字数据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文学应实行分层建设，以实现科学疏导之目的。

二、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探索：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

在当下，研究、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学创作与评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培育健康向上网络文化、营造天朗地清网络空间的要求，也是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基本立场在大会上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国家宣传文化战略的落实、大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成果、影响都非常之大，在人们的文学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讨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适逢其时。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已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它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建设，关涉国家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的掌控，关涉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的成长，关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和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网络文学并构建评价体系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再到学界、文学界，都既无法忽视，也绕不过的。中南大学聂庆璞副教授从文学网站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亦提出，文学网站作为特殊的企业主体理应承担审美引导、网络空间管理、文化传承责任等责任伦理，政府应积极加以管理和引导，确保其坚守道德底线、多发具有健康审美趣味的作品。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网络文学评价与传统文学评价存在鲜明差异，当前已有评价体系的错乱局面不利于文学批评功能的实现，唯有逐步建立、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能推动网络文学学科发展与影响力正确发挥。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教授指出，那些认为原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就是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不需要另外再建的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却毫无意义，用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网络文学，难免是隔靴搔痒而不得要领。中南大学欧阳文风教授分析，当前多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正经历着破除与新生的辗转历程，呈现“失联”状况下的漫议与喧闹、热闹表象下的混乱与贫瘠、多元语境下的迷茫与无力三重景象，这些负面影响的消除呼唤文艺评论要利用媒介融合、重塑批评范式。苏州大学房伟教授认为，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着虚假繁荣问题，无法像经典文学批评一样对传统文学起作用，背后是批评有效性的缺失和混乱，这呼唤着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建成，重塑文学批评的尊严和权威性。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可能，建立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思想、理论、人才与资源积累之上，植根于我国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土壤，并非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投身该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多，人才集聚，本次会议吸引了上百名专家参与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们已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为接下来的评价与话语体系探讨奠定了基石。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庭戡代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高度强调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政治意义，并介绍，中国文联自2014年成立上述一中心一协会以来，开通运营了中国文艺评论网，主办了“中国文艺评论”和“青评”微信公众号，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6年度又牵头开展了网络文艺评论专题调研，并专门成立网络文艺委员会，以实际行动促进网络文艺评论工作。湖南大学罗宗宇教授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广大学者正在进行的积极探讨正是该学科领域发展的深入、自觉与反思，也是网络文学学科理论自身完善的需要。网民自发式的在线评价也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在网络第一原创网文评论网站——“龙的天空”论坛上，网络文学批评者数量超过万人，原创网络文学评论超过3000篇，网民批评在民间孕育、发展，以网言网语冲击着传统批评专业论述，以网民意志改写着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接触文学批评的第一方式。

三、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困境、原则与路径

网络文学的特性、现状及网络批评的现状决定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的克服需要相关研究者充分汲取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营养，深入网络文学现场，以合理的方法力求突破。

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概括，我国网络文学评价总体上遭遇着四重困境：一是网络文学作品海量，动辄上千万字，研究者阅读量有限，难以成为合格的批评家；二是网络文学研究成果多通过传统渠道出版，而非放在网络上供网络文学创作者、读者阅读，导致了文学批评载体与对象的分裂；三是网络文学批评的“在场”要求批评者“快跑”，而文学评论本身需要“慢思”，两者构成了矛盾；四是当前的评价机制与网络文学研究与评价相背离，易导致研究者工作与生存要求的相悖。对此，欧阳友权教授指出，推动网络文学批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吸收更多新鲜力量，包括硕、博士及广大青年教师等加入网络批评阵营；二是建议“学院派”要更多关注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并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三是研究者要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场的变化，把握好网络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时；四是以“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为方针，回到网络现场，阅读网络作品，增强发言权。

针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与路径，学者们纷纷发表了看法。杭州师范大学刘克敌教授提出，网络文学评价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网络文学无论写什么和怎么写，“文学性”是核心。二是无论运用最低标准还是理想标准，都须注意“网络”因素对文学活动的复杂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认为，越是走进中国网络文学，越不能丢掉学理立场和价值评判，从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出发，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应遵循合理的价值预设和历史性、语境化两大原则，把文学批评及其标准看成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滨州学院李盛涛副教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言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方法论式的有效理论话语形态对网络文学评价的意义，即文化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有利于发掘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场中的生态位和全面把握网络小说的叙事表征，文化生态学的建构立场与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建构等存在内在呼应性。欧阳文风教授建议，网络文学批评应抓住三个着眼点：一是批评家要积极主动、有深度地走進网络文学现场；二是要做一个普通读者，客观平等地面对网络文学作品；三是要当好精神引领人，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批评实现文学理想。周志雄教授还提出了阅读分析法和系统研究法两种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路径。

四、网络文学评价：主要维度与评价指标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而应当是既继承传统审美经验，又结合网络文学独有特性的产物，应具有科学依据与现实说服力。对网络文学评价的维度与指标，与会专家展开了学术论剑，观点碰撞之中涌现出颇多真知灼见。

一是对把已有文学评价标准简单套用于网络文学评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表达了不同意见。单小曦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文学评价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中：“普遍文学评价说”视精英文学评价标准为文学的普遍、一致标准，体现的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霸权心态；“通俗文学评价说”混淆了印刷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界限，将网络文学混同于通俗文学，拉低了其价值；“综合多维评价说”，试图全面把握网络文学的评价尺度，但隐含着评价尺度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以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建构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由网络功能发挥尺度、跨媒介及跨艺类尺度、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融合尺度、“虚拟世界”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尺度、“数字现代主义”美学尺度等多尺度体系整体构成。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指出，“地域性”是文学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传统文学以地域性为主导，但具有去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去地域性的矛盾中发展，网络文学以在线性为主导，但包含了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在线性的矛盾中发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已经为网络文学的重新地域化开辟了道路，网络文学评价应注意文学评价体系基点从地域性、在线性到定位性的变迁，并遵循这种规律。周志雄教授肯定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立足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之上，同时强调要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建立有相应的价值、理论、审美、文化、技术、接受、市场维度的一种开放的、综合的、多维的话语体系。

二是从网络文学的核心要素与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实践出发，或参考民间网络文学批评现况，探讨具有网络文学特色的评价尺度。如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结合自己作为最早触网的文学从业者之一的经历及与现场专家的思想交流、碰撞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层面，还应与社会学相结合，不仅要抓住网络文学的“网络性”还要抓住其“文学性”，在关注其市场化的一面的同时要回归到人文审美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为资本家说话”。衡阳师范学院任美衡教授认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须明确网络文学的评价指标是综合的、新颖的与创造的，坚持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开拓的，认识到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之建构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从网站到社会，从读者到作品，从灌水到改编，从点击率到传统文学批评无所不包，其涉及了众多学科并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网络文学、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借鉴。刘克敌教授提出了含四条主要评判尺度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主张通过判别网络文学作品的创新性或者艺术独创性如何通过“网络”因素而体现，艺术想象力的丰富性、奇特性是否合理运用，语言的运用是否既注意“网络”因素和当代日常用语的结合又能从传统文学语言体系汲取营养，对娱乐性、可读性的追求是否与艺术性追求相对平衡和统一来定夺作品的好壞优劣。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在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文献、开展大量走访调查、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政治导向、文学生产、文化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队伍建设等7个要素层共36个指标在内的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的开拓为网络文学作品的综合评价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贵州财经大学周兴杰教授，以“更”字为线索阐述了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构建过程中注重读者批评话语和学者批评话语二者间沟通的重要性。中国地质大学李玉萍将网络小说的价值流变视为网络小说评价的重要因子。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了草根网民原创网络文学评论的发展情况，解读了一些网友提出的由“力量”（表达明确）、“敏捷”（结构清晰）、“体质”（逻辑严谨）、“智力”（理论扎实）、“感知”（观察敏锐）、“魅力”（文采感人）6项指标构成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体系。

欧阳友权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网络文学永远是变化不拘的，一代代创作者作品不一样，模式也是花样百出，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固定、僵死的体系，就可以完成任务、高枕无忧，那是绝无可能的。从传统文学的评价来看，哪怕是精英文学的评价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可见，在文学评价领域，没有一统天下的评价标准，更无恒定不变的评价体系，任何一个真理的追求都永远在路上，人们只能得到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只能把对“无限”的追求变成“无限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呼吁更多学者加盟网络文学批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事，这一代学人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7月）[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2016-08-03）[2016-08-25].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

2016/201608/W020160803204144417902.pdf.

②轩召强：《阅文集团力推“生态共营”？打造IP商业2.0时代》.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n2/2016/

0607/c137167-28471415.html.

③李敬泽、邵燕君、陈晓明：《野蛮生长后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世界奇观》，《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14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今世界，电视媒介以其自身的强势背景，全方位渗透之势，遥遥领先居各传播媒介之首。近年来电视媒介与奥运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大量奥运节目已成为电视收视率的主打，奥运传播以一个象征国家形象、政治、经济和全球文化的重要符号定格在电视媒介上。电视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奥运是传播的对象。因此。电视媒介在奥林匹克传播中所形成的话语权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关键词：电视媒介　奥林匹克运动　话语权　异化

今天，电视以其独有的神奇魅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传播学专家柯惠新在其力作《媒介与奥运》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电视媒介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中无以伦比的作用：84.9％的中国观众首选通过电视来了解奥运信息。《中国应用电视学》指出：“电视凭借传播声画的直观性和现场性。无远弗届的破空力，灵便快捷的即时性，以及深入家庭服务等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传播媒介。”电视媒介拥有如此高的覆盖率是包括新媒介在内的任何一种媒介望尘莫及的。近年来电视媒介与奥运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奥运节日已成为电视收视率的主打。奥运传播以一个象征国家形象、政治、经济和全球文化的重要符号定格在电视媒介上。电视与奥运都是现代社会中两个重要的文化元素。电视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奥运是传播的对象。因此。电视媒介在奥林匹克传播中的话语权就显得相当重要。

电视媒介话语权的形成

话语权，即说话权，以语言形成对他人的强制权力。传播即是话语权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执行的过程，即话语者的意图必须通过传播活动才能到达他人。通过说话和促使他人接受、服从的过程中。话语者获得了控制舆论的权力。传播之所以是话语权的执行过程，在于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即话语权能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因此，话语权的形成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著名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语言并不纯粹是作为交往的一种工具而起作用。而是表达说话者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当话语成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形式”，也成为“表达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时，它就转而变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具备了权力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说话也得以完成了从修辞手法向话语权的根本性嬗变。“话语”是社会地位的代表，“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权力是影响、控制“话语”最根本的因素，“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进行社会渗透，得以实现的。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运转的维系物；随着人类传播行为的进步和发展，当今社会已经演变为一个高度垄断性的“媒介时代”。媒介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理解外部世界的关键性渠道，人们对媒介的高度依赖。使得媒介逐步具有了主宰受众对外进行精神层面交往的能力。换言之，媒介逐步在传播中凸显其自“话语”的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不愿亲身感受外部世界的因素之一，在个人与世界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媒介可以通过它构建的桥梁进行信息传输，主导受众、帮助受众纵览整个世界，感受“外面的世界”。

人类进人了电视时代。电视媒介的话语权迅速地占领了媒介的主导地位：电视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其传递信息的直观、快捷、广泛，而且还在于其具有视听双通道、“高保真”的技术特点，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视听多维复现，使信息传递更为集中、顺畅。电视媒介话语权的出现和正名。逐渐消解了文字报道的深度优势。受众用一种亲自参与的态势重新鉴定着信息。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能像电视媒介的话语一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生存和运转，电视媒介利用受众对信息的掌握和表达方式而获取了话语权。它把世界展示为经它概念化后的图像，而受众只面向图像。并且将图像看做整个世界。所以电视媒介成了社会舆论的主导者，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了充分的权力。诚然，这种权力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大多数通过舆论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因此，研究当今语境下的电视传媒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电视媒介在奥运传播中的话语权分析

麦克卢汉对于传播学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媒介决定论”，坚定地认为媒介的重要效果来自它的形式，而非它的内容。麦氏理论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效果是它们影响了人类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平面媒体，即报刊媒介，强调的是视觉，它使人类可以将思考与感情分开来阅读；而电视媒介除了视觉外，则更强调听觉和感觉，它比报刊媒介更注重受众的介入与参与。一些观众经常对节目主持人的问候和告别做出不经意的应答，好像他亲临现场一样。电视传播以其善于表达现场真实性的特色，在奥运传播中表现得尤其鲜明。面对电视屏幕。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当成情景中的一个角色。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人们对体育的热情是被电视及有线电视刺激起来以后，才变得空前热烈。

电视具有独特的声像、文字符号，显示的信息是动态的，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能够将事件的现场直接展现在受众眼前，对电视观众既有听觉刺激。也有视觉刺激；电视屏幕所传达的视觉信息具有相当的仿真效果，它能够对受众产生报纸、广播无法达到的真实、直观、身临其境的效果。奥运会作为举世瞩目的体育比赛，动感性强，受众的兴奋点在于运动员冲出的一瞬间、入水的一刹那，可以尽情享受奥林匹克运动给人带来的特殊感受。在这方面，电视传媒的独特优势无与伦比。

电视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首先体现在电视对于所转播内容的取舍，传播者的主体思维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主持人或者是评论员处在中心位置上，他们在传播过程中行使着话语权来主导我们的受众。世界上大多数人不可能亲临奥运会赛场感受奥运会主办国文化，他们通过电视传媒的报道来对主办国有所感知，并最终形成他们心中对主办国的抽象印象和总体评价。奥运会主办国的大众传媒是国际传媒的一部分。电视是最能体现媒介话语权的一种媒介。这一特点在历届奥运会赛事转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基于体育中的技术特点，电视的介入，对于体育传播乃至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电视缩短了奥运与大众的距离，使奥林匹克运动的传播速度加快，社会覆盖面加大，电视成为大众了解奥运、传播奥运精神的首要途径：奥林匹克运动依赖予电视媒介也得以发展壮大。为此。国际足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广告和电视。职业足球也就不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也认为：将来体育运动必然分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口味的体育运动。另一类是不适合电视口味的体育运动。而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正是适合电视口味的体育运动。当电视介入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后。电视转

播将奥运比赛由小圈子的、贵族式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大众的“公共领域”，电视奥运是这场变革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当今时代称为“电视奥运的黄金时代”。

电视自从与奥运会“联姻”之后迅速蹿红，电视传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晰，主持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加强。主持人的话语权也逐渐强化。因为，电视强化重要信息。弱化次要信息，甚至使话语权发生变形。实施话语权的主持人由纯粹的“解说”嬗变为增强了专业知识的“评论”，也从最初的传声达义，让受众了解信息，到精辟的话语分析，引导舆论走向，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奥运传播中话语权的呈现：丰富的专业知识，画龙点睛的评论。高超的预见。在电视转播的比赛中。观众轻松地享受着一切过程：为漂亮的动作兴奋，为失误的动作遗憾，为运动员的受伤惋惜。为错误的判罚而怒吼。这一切都由主持人的话语引导着进行。他们都以其自己的主体思想确立着电视媒介在奥运传播中的话语权，在传播中造就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带动受众共同关注传播的议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视技术的“话语权”也不可忽视。电视直播中不时使用慢镜头“复制”奥运赛事中的精彩，这似乎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在许多时候也是传播者在行使话语权，我们且不妨称为“传播技术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多针对夺得奖牌的运动员，由此引发了电视传媒话语权的另一面：异化的浮出。

电视媒介话语权在奥运传播中的异化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体育界最商的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一直是电视传播的焦点。从效果上看，金牌的奥运被所有的受众接受。当前的受众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牌的奥运会是否还能称其为奥运会。在我国奥运会的报道中，电视媒介的话语一直定格在奥运金牌的价值与作用上。这是一种舍本逐末、异化奥运的走向。这是电视媒介话语权在奥运传播中的远离，它忽略了奥运的精神本质，使得受众处于畸形的接受状态，导致人们对现代奥运精神的曲解。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受众承认了它所构建的一个金牌奥运，使得受众逐渐淡忘了本质的奥运，让奥运的教育功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们的电视传媒在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往往过分地强调金牌榜的排名以及盲目地强调奖牌的重要性，强调与欧美之间的竞争，而弱化个人的参与、较量和努力，忽视奥林匹克运动会真正的精神，从而再一次异化了奥运会。

奥运会是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对身心戕害的产物。是一个通过“和平竞技”的方式来获得精神愉悦和身体运动快感的赛场，所以才有了“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一说。然而，在金牌带来的连锁诱惑驱使下，“奖牌情结”被极度放大。电视的宣传报道一切以金牌为准。我们的电视传媒在作报道的时候，经常将“赶超世界”的这个主题过度渲染。一方面，如果我国运动员处于优势状态。我们的电视媒介用攻击性的战争词汇强化我们的胜利，如“中国打了一场‘翻身仗”’等；另一方面，当我国运动员处于劣势时。我们的电视媒介就会三言两语弱化我国运动员的失败。

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解说门事件”至今仍是电视媒介话语权异端的典型表现。精通足球技术的解说员在行使媒介话语权的过程中呈现出严重的失态、失控、缺乏自律，其根源在于社会角色的失调。从某球队赢得点球到比赛结束，记者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的身份与公共角色，而还原成一个狂热的球迷，呐喊高呼，造成极端不良的社会影响。显然，电视传媒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传播内容的控制，并以此引导着社会舆论的方向。

电视的公共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是：既要是公正和平等的，又要是动态和情感的。参与此项工作的电视转播人员，必须忘掉自己的国家、忘掉身份。在转播两国的比赛时，两国选手的镜头必须是力求保证各占50％。这在表面上看是平均主义，但公共信号在面对全世界时就是要绝对平均，这也是奥运精神“公平竞争”的体现。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我国中央电视台参与全球转播。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公共信号的处理，结果在公正与公平方面出现了错误：羽毛球比赛混双决赛进行得跌宕起伏，中国运动员最终获胜，摄影师和导播都太激动了。只给了中国运动员的镜头，忘记了对方选手。信号制作没有按照规定的走。主控中心当即发问：“为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国人可以理解多年来中国人对奥运金牌的渴求，但主控中心强调：“中国选手只是你工作中的一个对象，你的信号是给全世界观众看的，而不只是给中国观众看的。”本土化倾向是话语权异化的表征。

总之，电视媒介话语权在奥运传播中的异化和滥用，关键在于缺乏社会监督机制。“解铃还须系铃人”，电视传媒话语权在奥运会报道中的异化应由大众传媒来加以纠正。要解决电视传媒对奥运会的报道话语权的异化问题。就应在加强社会规范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下工夫，以确保我们的电视传媒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让电视媒介的话语权真正成为奥运精神的主导。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蒋原伦先生的自选集《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集结了作者近年来在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方面的力作，其入题之娓娓道来，深思之循序渐进，论证之开阖有度，以及“入精微而致广大”的学术视野都在其文章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读来颇有兴味，或可做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范本之一种。

一

蒋先生这本自选集有四个部分，分别是“文化批评”“媒介神话解析”“空间与文化”“诗学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问题意识突出，“见平常而显非凡”，经由日常媒介生活中循序而入，愈读愈有大气象，愈深入愈见雄伟之处。比如，《文物与宝物》一篇，“文物是宝物，但是宝物却不一定说文物”，“宝物是独立的，不需要衬托……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在一定的语境里才有价值”，这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异曲同工，艺术作品能够成为艺术品需要有“艺术的氛围”和“艺术圈的承认”。蒋先生的意思是也存在一个“文物界”，如果没有“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者的视野”，没有“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场”，恐怕就没有敦煌学，那些纸本和经卷恐怕也难显其意义。除了问题意识，蒋先生对媒介现象分析的辩证思维，始终贯穿在他的媒介文化研究和批评中。在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这一问题上，他由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入，上达中古和近古，下及现代和当代，旁涉西方和日本，由浅及深，步步为营，在一个较大的时空内展开，考察细致、深入，独树一帜，其间论述纵横捭阖及至结论的水到渠成。

蒋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媒体从业经验和学院派的系统训练使其媒介批评显现出细节的生动、整体的宏阔以及现象与学理之间“不隔”。他对微博带来的“生活新闻化”的提法新颖，对新媒介带来的变化的认识也尤为深刻。面对“身披屏幕新一代人”，蒋先生并不悲观，“文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或被新兴的文化彻底取代。现实的情形是，在新媒介中人类以往各个阶级都会被有选择性地保留下来”（《今夜星光灿烂——身披屏幕的一代》）。蒋先生的文章长于在大众习惯易见的媒介现象中发现其凝结、衍生和扩展的文化意义，其媒介研究与批评正致力于此。

二

媒介文化研究的弱点经常是现象描述丰富但理论论证不足，现象与理论之间“有隔”，或者将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内容置于媒介现象分析之外，能敏感于现象，“窥一斑而见全豹”，并且将跨界的理论游刃有余地应用在对现象的分析中，才可以说是入了媒介文化研究和批评的“道”。蒋先生以文化学者理应持守的审慎和理性，提出了“儒学的去势和信仰”的问题，其根据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等理论有效地阐释了“媒介手段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儒学传统在新媒介中也发生了变化，并认为“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蒋先生对于新媒介带来文化的转迁、变形、凝缩和倒置等现象持守的是相对开放和宽容的立场，是在对现象的抽丝剥茧中发现问题的要结，“入精微而致广大”且能做到“思理俱妙”。

蒋先生的媒介研究和批评文章呈现出文化的大视野，对文化的态度审慎中不乏乐观，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技术媒介下的社会文化形态构成，并力图在其中发现其与固有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寻找文化与媒介之间显现和隐秘的关联。他在分析《挑战“景观电影”——论胡戈的意义》一文中，从媒介批评形态之一种论及胡戈的意义，尤为巧妙，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媒介批评方式，是一种隐喻式批评。其批评的方式“主要是以影像叙事来表达意见”“即用影像叙事作为批评语音的转换”，并对这类批评提出了要求，“应该做到犀利而有节制，并且影像叙事中要有隐喻逻辑的力量”。

蒋先生对新媒介所构形的新文化样态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观（观察）、思（思辨）、解（解释）、断（判断）”的程序中完成的。比如，《作为新现实的互联网》一文，打破了文化之间的二元立场，提出互联网的现实则是“蒙太奇的现实”，“不同的逻辑和规范，不同的视角和焦点，不同的信息和材料经由不同的组合和拼贴，已达成多元共存的状态，这就是互联网现实的表征系统，这就是今天的互联网现实。”现象了然于心，理论胸有成竹，故能交相互融，娓娓道来，一气呵成，自选集中的文章大都如此。

蒋先生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媒介批评功能的认知，使其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保持着深刻的理论自觉。在《媒介批评的功能与范畴》一文中，蒋先生认为媒介批评的功能有两个“一是解释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面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媒介现象，阐释者和接受者，都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媒体解读能力。这就要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同时要与批评“圆桌”上与其他批评形态构成相互观照，并且不脱离“社会总体构成”，当我们把大众文化作为批评对象时，一定要联系具体的媒介技术和整体的社会环境，除了运用传统的批评范畴还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来揭示和评价各种文艺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资深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和媒介批评家，其对媒介批评功能和范畴的论述着实有廓清、厘定媒介批评功能和边界，引领媒介批评走向的意义。

三

蒋先生一直对本质主义不以为然，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包括其媒介批判立场，一直避免本质主义，他认为“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说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在哪方面深入，可以是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深入，也可以说其他方面的深入和变化。”本质主义的传统通常是在二元的立场中思考和判断问题，无法呈现问题理解的多元和丰富。《“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两分阐释模式探析——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演变的案例分析》是蒋先生一直以来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的批评以及对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的一个反思，蒋先生用详细的个案分析，清晰地呈现了1949年之后文学史书写中常见的阐释模式，即思想和艺术二分，蒋先生并无意评价哪一种文学史写作质量的高低，而是提出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观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文学艺术的更强调他律而不是自律，“将文学作品和思想内容分别进行描述、考察和评判，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评价标准将古典艺术作品生硬的使用思想和艺术的二分评价标准，看得过于简单，而且流于政治上的附会，由政治而主导的学术生态在时过境迁之后，总会显得有些荒唐。特别是在强大的政治运动浪潮中，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二分模式，已经不是一个阐释路径，而是一种政治标准了”。文学涉及自律和他律，但是如果他律成为一种强制或者不得不遵从的标准，那么文学也就丧失了其自由性和丰富性，如果文学史的书写也变成单一的模式和套路，那么文学史也被简化成一种简单、规整的无有枝叶旁出的强力的附庸，而世界的丰富、多元和广阔，并不是这样简单生硬的方式就足以将其修整的。

历史的变迁，总会留下一些真金和沙砾，基于基本价值和永恒价值的诉求，才有穿透历史而依然年轻的力量，这或许也是蒋先生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他始终以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怀疑褊狭和窄化的文学观念，以及任何来自外力对文学和艺术的胁迫，正因为此，他能从主流的被人们视为平常之观念和看法中发现其历史的吊诡，并且以学术的勇气和判断力戳破语境和时势的违和。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新兴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大量渗透，受众及其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的媒介消费愈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观展/表演范式成为最有力的受众研究范式。文章主要梳理国内外关于观展/表演范式及其应用的研究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  受众研究;观展/表演范式;媒介消费;日常生活

1  观展/表演范式的提出和引入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的角色相应变化，对于以电视受众为主的效果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受众研究范式的不足，学者们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观展/表演范式最具理论系统性。

英国社会学者阿伯克龙比与朗赫斯特（N.Abercrombie and B.Longhurst）在1998年于《受众》一书中提出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SPP）[1]，成为80年代霍尔提出编码/解码范式后，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两位学者以扩散受众、观展、自恋、表演社会等概念，构建观展/表演范式。该范式认为媒介影像大量进入日常生活，人人直接间接地成为受众，将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也同时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重视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搜寻与建构。

观展/表演范式将“消费与认同”的观点纳入受众研究，不仅将受众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更重视受众在媒介消费行为中所产生的再建构过程，其研究焦点在于受众的主体认同[2]。

国内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行为始于台湾地区。黄光玉指出，随着当代学术社群研究与论述的焦点逐渐转向后现代、认同政治、全球化等方向，观展/表演范式成为当前受众研究的新趋势[3]。张玉佩则多次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受众，在《中华传播学刊》《新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受众研究的文章。她在2003年的博士论文《当代阅听人研究之理论重构：试论阅听人的思辨能力》中，以观展/表演范式分析网络社群，提出“网络受众”和“循环文本”的概念，认为网络受众可以在网络场域共建文本;并且探讨了观

展/表演范式对于研究受众主体性和思辨能力的启示，强调在当今的媒介景观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包括“受众对媒介内容产生的再建构”[4]。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观展/表演范式从提出至今不过20年，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研究不多，且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特定受众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认同建构过程;部分文章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

综合现有文献看，研究场域主要在网络空间，研究对象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等受众，分析特定群体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消费和观展实践来构建主体认同。

2.1  不同受众群体的媒介消费和认同建构

2.1.1  粉丝迷群

粉丝作为最积极的主动受众，观展/表演范式成为解释粉丝社群的最佳理论，当前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的最多的受众就是粉丝迷群。这类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框架来观察、解读粉丝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较关注粉丝在文本和意义的消费与再生产中如何进行自我展演和认同建构。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网络田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等多元方法。

2005年张玉佩在《从媒体影像关照自己：观展表演范式初探》中以观展/表演范式为分析框架，研究了村上春树的迷社群在文学网站中通过媒介影像消费来进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张嫱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新媒介环境中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追星族为例》中，以此框架分析了玉米（李宇春粉丝）的媒介使用和生产行为;提出国内迷群以网络虚拟社区为家，藉由观看和表演来建构自我认同，投射自我于偶像文本，将偶像视为家人的特殊媒介使用行为模式[5]。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和媒介文本的丰富，新的迷群出现，其媒介使用行为和身份认同建构引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部分学者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研究框架，对中国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建构进行研究。文卫华最先研究该议题，张赛男在此基础上聚焦美剧迷具体的交流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生活大爆炸》粉丝在豆瓣小组内的交流活动中的表达、互动、想象等，以归纳美剧迷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最直观路径[6]。

另外，丁依宁对亚文化中的弹幕使用族群进行研究，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弹幕族群参与弹幕生产、消费的动因及其认同。研究发现受众通过弹幕构建了“观赏共同体”的想象，甚至形成一种“仪式”;弹幕促进了使用族群的认同与凝聚，但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因年龄、知识背景差异而造成的分

裂[7]。关于亚文化中的认同建构研究还有Anderson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嘻哈文化，朱姝对K-POP迷的认同研究等。

2.1.2  青年群体

除了粉丝群体，另一大研究对象是青年。这些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青年在新媒体使用、网络社交活动、社会消费行为中的认同建構。大多直接借用该范式来解读青年的媒介消费行为，进而总结归纳其认同建构的路径，很少对影响青年的主体认同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前仅发现佟菲做过相关研究。

佟菲主要通过量化研究，结合深度访谈，在观展/表演范式下考察青少年在新媒体使用中的自我认同建构。该研究首次厘清了影响认同建构的中介变量，发现少年自我认同与媒介素养、自恋人格、自我表露倾向、学习成绩等中介变量显著相关，与媒介接触时间、父母文化程度等中介变量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且，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风格具有表演者、盗猎者和游戏者的特征[8]。该研究对于受众主体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史丹则聚焦青少年中的“非主流”群体如何在媒介影像中实现自我建构，探讨形成“非主流”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发现，“非主流”群体是扩散受众，他们是个性的、自我的、热爱表演的，却也在消费文化的鼓吹下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9]。

韩春丽引入了时尚消费和性别文化的研究视角，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研究青年女性白领的品牌消费和身份认同;通过对YOGA时尚社区中的三大论坛“shopping归来、美容护肤、品牌沙龙”的精华帖的文本分析发现，女性白领通过社区舞台的观展与表演，构建出“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但呈现的女性白领形象仍未脱离非理性消费形象，仍处于“被观看”的地位，未摆脱男权视角[10]。

沈宏芬关注中国城市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这一社会学问题，以观展/表演范式和后情感主义作为分析框架，指出情感和风尚消费正在成为青年劳动力身份建构的新形式，消费了劳动力身份的对抗性，是对城乡、阶层等传统的社会分层模式的补充[11]。该研究聚焦青年作为劳动力的身份建构问题，视角较为新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缺陷在于缺乏实证分析，说服性不足。

2.1.3  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

第三类研究对象是阅读、问答、视频分享、网络新闻跟帖等各类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仍以研究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建构为主。既有文献主要包括对Wretch网站、Facebook、YouTube等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使用者的研究，以及对豆瓣、知乎、跑步App等平台用户的相关研究。

台湾学者许琼文（Chiung-Wen （Julia） Hsu）首次对网络相簿分享网站——台湾的Wretch网站（中文名为“无名小站”）的使用者进行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观展/表演范式分析了使用者对于Wretch网站的使用动机和独特的舞台展演现象;研究发现，随着虚拟社区和现实生活的边界逐渐消失，媒介的渗透、表演、功能和参考是“新”的满足形态，这与互联网上的“扩散受众”的特征相一致，并建议学者采用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互联网用户在不同技术功能下的行为，如博客[12]。而后，Birol Gülnar，?ükrü Balc?和Vedat ?ak?r三位学者对Facebook、YouTube等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用户的使用动机进行系统研究，发现主要有自恋和自我表达、表演、消遣、娱乐等7种动机，每周使用频次是影响动机的最大因素，且使用动机中存在性别差异[13]。当时的Facebook和YouTube还是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尚未演变为社交媒体，但这篇文章对之后与社交媒体相关的受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朱悦琳在2016年的硕士论文《奇观展演范式下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以“豆瓣读书”为例》中，以“豆瓣读书”为个案，创新地将观展/表演范式用于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从用户在社区中的自我展演，社区中圈层的形成，以及社区用户与作者、出版商、渠道商的关系这三方面对社区用户进行考察，分析其活动心理，并对我国的图书营销策略提出建议[14]。史文妃关注受众对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对跑步社群App及其用户进行研究，在《寂寞星球不寂寞：Nike+Running跑步社群成就跑者的展演荣耀》中用田野观察法对Nike+Running跑步社区受众的App使用、品牌传播管道和相关活动进行观察，论述了使用者如何通过使用App融入跑步社区，App相关功能如何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展演、建构自我认同，如何增强用户对跑步社群的归属感，肯定其品牌社群营销策略[15]。两位通过特定平台的个案研究，总结出社群营销策略，反哺生产环节，体现社群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受众研究。

2.2  文化认同与想象共同体

当前也有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解读相关的文化现象，分析受众对该文化的认同与建构。

例如，贺夏蓉在《观展/表演范式下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场域变迁与文化变异》中探究了女书文化如何在媒介影像、受众消费行为、政府在场等多元面向的新场域中跨越主流价值取向、构建认同并实现传承[16];蔡骐、谢莹在《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中分析了恶搞群体特殊的文化心理及自我认同的确立方式[17]。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以周立波“海派清口”現象为个案，分析受众对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认同。朱剑虹认为这是城市文化的观展与表演，指出互联网参与式文化的兴起可能给受众创造新城市文化的可能，但也可能会因此遮蔽[18]。邬聪媛将观展/表演范式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媒介奇观等理论视角相结合，系统分析受众对上海城市想象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认为周立波“海派清口”现象的扩散是建立在周立波本人、传媒和迷群依托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建构起的城市想象共同体的文化

认同[19]。

近年来，关于城市传播的研究逐渐兴起，随着媒介、城市、受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融合，观

展/表演范式或许会被更多地运用在受众对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建构等研究中。

2.3  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

不同媒介、不同受众对于自我认同的建构自然不同，同一受众群体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和个体异质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中的受众在媒介使用中还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文卫华通过对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研究，指出生产者促成了粉丝身份的形成，粉丝本身的兴趣爱好、文化品位、媒介资源等结构因素会影响媒介使用和身份认同。强调在分析美剧迷的媒介消费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中，要考虑生产者和迷群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结构和权力的不平等，避免过于美化美剧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据此对观展/表演范式提出补充和修正，如图1所示[20]。

赖彦如在《解读、观展/表演与文化资本：探讨<台湾龙卷风>网络社群的差异》中分析了电视剧《台湾龙卷风》的两个网络讨论社群的意义生成，并探究“文化资本”是否为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两个社群受众在角色认同、观看态度和价值判断上都有所差异;受众的文化资本，也有高低之别;受众不仅在观展/表演中进行意义解读和自我的再建构，也延续了文化资本的差异;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之一[21]。

2017年浙江大学的金云云在硕士论文《跟·贴：一个表达/表演空间的生成》中，强调跟贴空间的生成是媒介组织和网民长期互动与“共谋”的结果;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重点分析了网民在跟帖空间的表达、表演和观展的实践，以及网易对跟帖空间的组织化生产;指出网易跟贴兼具公共表达和观展/表演性质，且受众现实生活中的能力、学识、阶层等结构因素制约着跟帖中的表达和表演[22]。该研究强调了媒介组织在受众的观展和自我建构中的作用，认为媒介较以往更加重视用户的反馈，与用户有了更多互动、协商与合作，为研究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媒介使用和主体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

2017年南京大学白一婷在硕士论文《“红色爱豆”的诞生：观展/自恋循环中的认同建构与微观权力网络》中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和微观权力网络对于展演和认同建构的影响;文章以B站用户上传、观看“外交部天团”相关视频及用弹幕进行意义生产的媒介实践为个案，分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和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弹幕话语实践体现出爱国主义话语与亚文化元素的拼贴，实现了青年亚文化认同与爱国主义认同的“缝合”，推动了官方意识形态在亚文化场域中的再生产[23]。

其实Joshua Atkinson早就指出，在运用观

展/表演范式进行受众研究时，一要考虑到不同媒介的适用性，二要加入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尤其是对于研究那些使用另类媒体来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受众;对此，Atkinson提供了一种思路，认为或许可以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得到借鉴，发展出一个立场/表演范式，建议传播学者应尝试用立场/表演范式来观察使用另类媒体的受众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和立场[24]。

3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观展/表演范式自提出以来，便成为新媒介环境下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也很好地推动了粉丝研究的发展。但现有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范式名称的表述未统一

观展/表演范式的英文名稱是Spectacle/Performance，既有文献在引用该范式时，主要使用的表述是“观展/表演”范式，但也会使用“观

看/表演”“奇观/表演”“奇观/展演”等表述，尚未统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对所使用的这一表述进行了解释，产生不同表述的主要原因是“Spectacle”一词的翻译问题和内涵解释不同，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观看”，以和“表演”相对，认为受众角色主要是看与被看，观看的同时也在表演;而有的学者将其看作“奇观”，和“景观”近似，认为受众的观看和表演是一种媒介景观甚至奇观，而这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相关概念较为接近，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区分上的困难和意义误读。因此，需要对观展/表演范式的核心内涵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理解，尽早形成规范的统一表述。

3.2  缺乏对范式本身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仅部分文献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充和

修正。

正如Joshua Atkinson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批评，该范式在不同媒介和受众群体研究中的适用性不同，使用时引入“消费与认同”的观点，关注主体建构，更适宜于研究主流媒介和扩散受众。虽然观展/表演范式对粉丝研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粉丝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商业逻辑的控制使其逐渐向主流靠拢。而对于一些另类媒体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就不能直接采用观展/表演范式，而应引入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且，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资本主义，受众本身的阶层、文化资本、媒介素养等结构性因素，社交媒体等各类媒介组织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碰撞都会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主体认同建构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观展/表演范式的应用和推广要更加谨慎，不能一味简单地移植和套用，而应充分考量适用性，进而对观展/表演范式做出补充和修正。同时，国内学者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受众的特殊性，观察受众在日常生活和具身实践中的媒介消费，进而发展出更为本土化、更具适用性的范式。

3.3  未来研究方向

既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主要围绕观

展/表演范式的“消费与认同”，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观看和表演实践，以及自我认同构建。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到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随着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带来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媒介进一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受众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产消者”，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在目前常用的拟剧论、印象管理等理论视角之外，可以适时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探究受众在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上的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和认同建构问题。

而且，美图类App的涌现为受众制造和分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影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日益消弭，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个体表达和展演的主要场域，这一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还可以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出发，与舆论研究相结合，探寻媒介组织如何更好地与受众进行良性互动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厘清文卫华等学者提出的结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受众的观展/表演实践和自我认同建构的影响。例如，赖彦如虽指出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的意义解读和生成的重要因素，但未探究文化资本影响受众观展和认同建构的具体路径或模式，之后可进一步研究。而且，随着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进程的加快，必须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认同建构的影响，以及受众如何协调他者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增加实证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或发现新的影响因素，对观展/表演范式进行完善。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观展/表演范式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范式，也是一个较适用于当前媒介环境的受众研究的范式，目前在粉丝文化研究和认同建构研究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及新旧媒体的融合，媒介消费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媒介、受众、文本之间的关系，受众角色也不断变迁，学者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增强观展/表演范式对于受众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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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卫华.想象·表演·认同——中国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研究[C]//2009年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1]赖彦如.解读、观展/表演与文化资本：探讨《台湾龙卷风》网络社群的差异[D].台北：台湾大学，2006.

[22]金云云.跟·贴：一个表达/表演空间的生成[D].杭州：浙江大学，2017.

[23]白一婷.“红色爱豆”的诞生：观展/自恋循环中的认同建构与微观权力网络[D].南京：南京大学，2017.

[24]Joshua Atkinson. Conceptualizing Global Justice Audiences of Alternative Media： The Need for Power and Ideology in Performance Paradigms of Audience Research.The Communication Review，2005（8）： 137–157.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不断改革，有效推动了文本理论与语文素养的发展。并且国内最新研究表明，语文课程教学已经不仅局限在口头上与语言表达上面了，增添了较为新颖的视像语言。我国高中语文课程的教学目前初步确定了以媒介为主题的教学内容，本文应用行动研究以及叙事研究的形式，有效梳理并论述了国内外与问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为了在中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有效推行媒介素养的教学概念，将语文媒介素养课程开发过程呈现出来，并总结相应的成功经验，对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中；校本课程；语文媒介；素养；培育

【分类号】G633.3

一、导言

這种新课程语文教学形式的导入，一定要使用媒介素养介入的形式进行，并且语文新课程教学需要由媒介素养教育的介入，目前语文教学课堂已经不能够避免媒介介入的发展现实，并且媒介语言已经逐步成为语文课程中较为新颖的发展方向。社会环境已经对语文素质教学提出全新教学标准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的概况

（一）媒介素养对语文课程内容学习的意义

事实上媒介素养主要说的就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一种解读，学生需要培养较好的判断能力，这样就能够更好地被社会发展、个人生活的需求应用。

随着新课程标准不断推行，媒介素养教学逐步为学生提供非常广阔的学习空间，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课程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但实际上语文教学仍旧缺乏较为鲜活的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就不能够找到较为良好地的学习点进行。这种教学形式为教师的教学工作提供更多较好的选择，应用现代传媒沟通形式获取的内容是双向的，并且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默契已经逐步转变成为媒介发展的关键点，应用合作、探究学习形式就是为了有效改变其学习形式。

（二）国内外语文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现状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内容还控制在起步阶段，相应项目研究者工作还局限于一些基础项目研究中，真正意义上自主研究并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媒介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正在一步步加强，怎么样引导学生正确接收相应的媒介信息，促使学生能够有效观测到传媒信息，促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批判掌握已经越来越重要。事实上，语文媒介教学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一段实践发展，我国理论研究内容较为薄弱，大多数教师仍旧停留在获取新闻事实以及把握新闻结构等教学形式上。另外，怎么样促使学生能够在范围广泛的书报刊中准确、快速的获取信息，提出其中重要内容并表述出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语文媒介素养培育的时候，其重点内容都是经由行动研究历程进行的，针对这样的发展状况，详细研究流程如下：

首先，是准备阶段，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阅读相关书籍，了解媒介素养的重点内容。之后将语文课程开发原理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原理进行结合，之后确定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后选取适当教学方式，最终才能够形成语文媒介素养规划方案。最后将其融入教学设计内容之中。

其次，是校本课程开发语文媒介素养培养的阶段。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在现有教学经验基础上对校本课程进行设计研究，之后就能够形成实践初稿。然后依照校本课程相关内容开展正确培训项目，之后对其进行反思整理。

最后，就是对其进行定稿，整理实验教案。

四、校本课程开发即培育过程

依照上文媒介素养教育融入语文课堂环境之中，就能够对其系统性、依照次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设计，之后就能够形成语文课程教育重点内容。

首先，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定位，需找到正确的课程教育目标，这样就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较为完善、客观的评价形式，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教师一定要从学生实际发展状况出发，这样才能够引起学生学习兴趣。

其次，要对其更好地进行具体内容设计，为了促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就能够这样设计相应教学环节，事先界定基本概念，并将其作为今后学习活动进行的基础，之后再帮助学生正确识图，再次基础上促使学生能够拥有截图、批判的能力。教师在正常教学的时候，需要对各个单元之间关系进行由深入浅顺序进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应教学内容。

五、结果调查分析和设想

本节主要谈论的是语文素养实践历程完成之后，审查学生获得的改变，这一章节就是对学生学习态度变化分析，能够有效见证经过这样学习形式之后的成长。教师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课程学习的状况，能够进行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实际数据表明这种媒介素养教学形式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因此，在语文课堂环境中加强语文媒介素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语文媒介素養的培育在今后发展阶段，需要尽量争取政策方面支持，有效研发出较为成熟的课程学习体系，有效强化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够促使语文媒介素养培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六、若干建议

1.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今后语文媒介素养教育上一定要积极营造良好地学习氛围，教师在教学的时候需要应用一切机会进行，促使学生能够意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这样的语文教学才是有生命力的。

2.安排内容灵活的学习形式。教师在安排相应教学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灵活。学校需要在校本选修时间内，促使语文媒介素养能够真正进入到课堂环境之中，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教师在选定议题进行教学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时间不够的问题。

3.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学习思想。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学习思想，并且这也是校本课程学习中较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在不断形成的议题中，只有积极思考，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语文实践，促使语文媒介素养能够更具有生命力。

4.大胆改革课堂教学形式。语文教学实际上是一个语言教学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教学改革方面的问题，其需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教学活动设计者与组织者。并且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与内容与传统教学模式存在一些差别。媒介式教学形式首先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学生在课堂内进行的一种媒介实践活动是媒介素养生成的主要依托。这些课堂活动形式都能够有效展示出媒介素养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为语文课堂环境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双.试论需求主导模式校本课程开发[D].华中师范大学，2014.

[2]刘奔.抚顺市本土文化作为语文校本课程资源的价值及实施策略[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王林.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普通高中校本课程开发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媒介生态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媒介集团化是世界媒介发展的大趋势之一，中国媒介在集团化发展上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媒介集团化发端于西方国家，因此，要了解媒介集团化这个问题，西方媒介的集团化发展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西方媒介的集团化

报业集团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讲，主要是媒介外部成长的需要。关于西方媒介的许多调查报告指出：同一报业市场的竞争，最后必然导致少数竞争者主宰市场。有个“拇指定律”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态：20%的产品占了整个市场销售的80%。

从西方媒介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

1、兼并、联合、重组，走集团化道路，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

综观当今世界传媒集团的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几乎大的传媒集团都在实施吞并中小传媒公司的战略，以迅速扩张自己。导致媒介集团化迅速发展的原因，诚如约翰·勒文等言，“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介公司赢利极为丰厚。”①媒介经济的丰厚利润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财团的投资，而媒介集团本身对利润的追逐使兼并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媒介集团化趋势的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在1999年的总收入是360亿元人民币②，约45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及六大跨国媒介公司中排在末位的新闻集团在2000年中收入的三分之一！难怪有学者形容这个现象为媒介产业中“在全球范围内被少数几个媒介集团支配的趋势”③。

在六大跨国媒介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兼并和收购是重要手段。在美国和欧洲，媒介兼并与收购案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

2、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西方媒介集团不仅在推行多元化的产业运作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推进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形成上中下游紧密联系的产业价值链条上，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令人折服。信息资源的一次、两次乃至多次的开发利用在其产业运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它们都加紧了跨国经营的步伐，以实现其规模经营的目的。诚如学界所言，“当今西方各国，新闻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纯粹是本国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只在本国经营，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⑤

3、传统媒体与网络的结盟，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是当前西方媒介集团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多媒体时代，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信息，一经数字技术的处理，都可以整合为同一的数字化信息，过去不同形态的媒体信息的壁垒已被打破，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传媒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媒体之间的融合得到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4、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法制完善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

西方媒介集团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中化变革，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本国传媒企业扩张，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关。欧美发达地区的媒介集团化趋势是媒介业发展成熟之后的产物。在媒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对公众负责之后，政府方开始对其撤销管制，使其过渡到市场化，造就了如今风起云涌的巨型媒介集团扩张格局。

我国传媒产业的集团化现状

综观当前中国的大型媒介集团，基本是以行政手段组合集团，缺乏集团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如今在国内的媒介集团并不是完全出于需要才去组合，而是一种扩大的行政手段，他们也并不完全自负盈亏，从而造成了目前我国媒介集团的市场化运作并不成熟的现状。因此，培育和建立市场机制，是我国传媒集团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首要任务之一。

1996年，中宣部批准《广州日报》挂牌作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从而拉开了媒介集团化的序幕。媒介能够集团化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广州日报》为例，1981年发行量是20万份，1996年是61万份，1990年经营利润2000万元，1996年是3.6亿元。但是，像《广州日报》这样具有集团实力的媒介毕竟不多，从现有的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的组成、批准过程来看，政府在媒介集团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国已组建了26家报业集团，无论是在发行量还是在广告经营额上，都占据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半壁江山。2001年4月份后，上海、北京也先后成立了广播影视集团。这些媒介集团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组织建设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我国媒介产业在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外来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媒集团化发展的启示

1、“内容第一”是永远的真理

“内容第一”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媒产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发展应该视为是一个趋势，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做强，后做大 ；或者为了做强而做大。而“做强”的第一要义在于内容的打造。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数字、互动媒体，其本质都在于以品质的提高来吸引观众。

２、受众至上，服务第一

中国的媒介产业应该越来越明确服务至上，服务也是可出售的商品这样的概念。

事实和数据都表明，一个服务产业做得好的媒介集团，他们的受众忠诚度和满意率往往也比较高。

注释：

①转引自彭彦．美国出版业透视（三）——美国期刊．J.http//www.culindustries.com/news/displaynews.asp?id=181.

② Zhou(ed.), Media Industry in China(Beijing: Guangming Press, 2002), P33

③Herman, Edward S. and Robert W. McChesney, Global Media, Cassell 1997

④ 曾华国 《媒体的扩张》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P94

⑤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数据来源：BBC.BBC annual report 2002-2003 A

参考文献：

①支庭荣：《媒介管理》

②《中国出版》2001年

③《中国报业》2001年

④（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⑤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蒋继春：《迪斯尼帝国》，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⑦曾文经：《传媒的魔力》，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⑧张正焉、孔岩、尹少文：《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