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研究论文范文

科举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1 西学在科举制时期何以立足

大致历史上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并非是无根据、无条件的, 从哲学上看, 是由多个偶然凝聚组合而成的必然。同样的, 西学的传入也有其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条件之上。

1.1 能性条件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审视科举制。科举制产生于隋朝, 并在唐朝得以发扬, 在其发展到顶峰时期之前, 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正面的, 它较好的克服了以前不规则的选士方法。但到了明清两朝时期, 科举制的发展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 各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 成为阻碍选拔真正人才的桎梏。时代需要的人才已不是瞻科举制度为首的学校能培养出来的, 社会呼唤一种新的学制和课程以培育时代能人。

明末万历年间, 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为首的一批传教士, 为求得在中土的传教权力而传播的自然科学和技术, 在明末黑暗的社会里宛若一丝清新的风, 催促着孕育在古老帝国的启蒙思想种子, 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为后来百姓接受西学思想先做了铺路。

明朝遗老, 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 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科学技术有所进步的清初, 加之国破家亡的刺激, 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总结传统的教育理论, 批判不切实际的教育制度, 发展了新的、与以往“重文字、轻技术”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实学”教育理论, 引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并注重西艺, 在朝廷中埋下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

清朝的衰落时期, 嘉道咸以后, 清朝内部政治腐败日益严重, 经济上土地集中, 贫富悬殊, 经济衰退、停滞, 百姓无法负担教育经费, 大多数平民子女上不了学, 故教会学校是百姓得以学习的另一途径。

鸦片战争的爆发,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 伴随着各种方式、不同领域的入侵, 教育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过程中, 西学虽然只是充当传教的手段和工具, 但是会随着传教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使更多的人民得以接触西学, 学习西方科技。

1.2 现实性条件分析

清初学者颜元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看清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抨击科举制八股取士的制度。他们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 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的人, 提倡“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他们的呼声在中国传统教育界扔下了一颗炸弹, 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向近代教育理论过度做了思想奠基。

林则徐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刊, 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 以了解外国情况;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 增补中外资料, 编成《海国图志》。此外还有《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著作问世, 把国人的眼光引向西方。

而后, 鸦片战争的爆发, 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的签订, 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 中国散失了教育主权的完整性。这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得到合法地位的开端, 也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现实立足点。

由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封建思想的束缚, 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去教会学校学习, 更有人散播传言将教会学校妖魔化。面对此种困难, 传教士看准晚清经济衰退, 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无力承担子女上学的学费之际, 用“利诱”的方法, 免学费、提供食宿, 甚至不惜贴上金钱弥补子女无法帮忙家里做工的损失, 以此换取生源。

2 西学在中国的发展

西学在中国的发展要从鸦片战争爆发后说起。在那个多事之秋, 西学的传入和本土化发展有其必然性, 并在鸦片战争以后,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是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另一种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在传统教育中引进西方科技文明教学, 这种又可以分为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 (比如书院) 。下面就分别以西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这两种方式情况加以阐述。

2.1 教会学校的发展

顾名思义, 教会学校即是传教士在中国为传播教义, 企图实现其宗教目的所创办的一类学校。尽管传教士的意图在于使中国“基督教化”, 培养亲西方的国人, 但是他们把教育作为重要的手段, 这就注定了主观的传教活动会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基层劳动人民中的散播。

2.2 中国自办西学的发展

西学的传入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的传统教育改革, 其中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不同的层面。

官方引进西学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受到洋务思想的制约, 洋务派官员并没有把西学全面引进替换现有传统封建教育, 仅是出于为洋务活动服务的目的, 停留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层面上。他们兴办“洋务学堂”, 目的在于培养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9世纪60到9 0年代,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约3 0余所, 大致可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

外国语学堂以京师同文馆 (1862) 、上海方言馆 (1863) 和广州同文馆 (1864) 为代表。外国语学堂以国文为基础, 分别辅以教授不同的外语, 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有些学堂的课程扩展至算数、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绘图;军事学堂中比较有名的要数广东黄埔鱼雷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技术实业类学堂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5]。

民间教育的主要机构当数书院。书院的主持虽由官方聘任, 但是毕竟非官员, 由应聘和辞聘的自由, 在任聘期间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故书院的办学风格较官学灵敏, 在西学传入时更快一步接受并采纳西学教育。清初以颜元为代表的学者, 对书院进行了较大改革, 在五经之外兼习工、兵、水、火的技艺, 将自然科学和军事学引进书院教育。其后, 阮元在广州建立学海堂, 也推崇西方自然科学, 并引进实验证明的思想。洋务运动的开展, “中体西用”口号的风靡, 中西学兼容更是成为书院发展的潮流。在这些学堂的教学中, 以西方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的授课最多, 其中不同学堂还加以教授化学、测量、军事、体操、农学和矿务学等。

3 留下的思考

在科举制未消除的时代背景下, 读经书、考科举, 追求仕途仍是大多数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所走的传统路子;另一方面, 国家正处在世界历史的转型期, 却意外的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无法实现自我转型, 西学的涌入给传统教育有力的抨击, 让中国的读书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了新的改变。

从西学立足的可能性余现实性分析中可以得出, 新的教育内容或者新的教育制度要扎根余就得土壤中, 首先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要求, 这就规定了新的教育必须是较为先进的, 不然只能是一时的历史颠覆;先进的教育也不一定就能顺理成章地取代旧教育, 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才能提供有利的契入时机;教育在改革和转变中还需要克服当地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带来的一定时期内的抵制。

而西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过程。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化决定了各自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等的不同, 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之前, 必然在互相作用的范围内引起某种程度的碰撞甚至冲突。至上而下开展的洋务运动, 断章取义地只将学习内容定格在西艺这“硬件”上, 并压制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等“软件”的引进。民间书院虽然在学习西学的路上走得较清政府宽阔, 但是仍然还是确立了以读经讼儒为主的指导思想。这种现状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在交融的初期是粗糙简陋的, 趋于形式上的揉合。这一问题造成中国文化和教育几十年的缓慢发展, 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历史留下的影子。

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 研究教育的问题在于教育界本身, 然而解决教育的问题却在教育之外。对新的文明、新的教育的理解和接纳, 首先要求教育界有敏感的触觉历史也启示我们, 对新文明、新教育要从本质上对其有全面的认识、整体的把握, 并在接纳过程中建立一整套新的改革系统, 特别是要将重点放在思想文化和制度等的“软件”上, 在发展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 与当前的国情、政策与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 与当地的文明相结合, 寻求最佳路径, 联合官方与大众两大层次力量, 做到时代化、本土化发展。

摘要：清皇朝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皇朝, 在当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下, 西学却在中国取得了立足和发展。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箇中缘由在于西学立足与传播的这一现象根植于一系列的可能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之上的。而西学的本土发展研究在中国教育大转型并提出“赶超世界一流”的今天, 带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清代,科举制,西学,立足,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国柱.私立大学之梦[M].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0.

科举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1208104《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它用苍凉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的仕途沉浮，人生苦乐，对儒林世界极尽讽刺，却又让人感到种种无奈与辛酸。

《儒林外史》描写了儒林世界里或追求功名而不得、或追寻理想而幻灭的儒生百相，他们中有孜孜研究八股的如马静和鲁编修 ，有像范进、周进一样考了一辈子科举的老童生，也有汤奉、王惠之流，一当上官便很快贪污腐败。吴敬梓通过对儒林众生相的描绘，对毒害知识分子身心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将畸形发展的中国社会剖开赤裸裸的展示在世人面前。从吴敬梓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帝国崩塌的声音，嗅到封建社会没落的气息。通过对《儒林外史》的阅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科举制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对清朝的灭亡也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科举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社会风气上。到了清代，科举几乎成了做官的代名词，科举制使得整个中国社会都充斥着官本位的思想。读书人很少再会去为了学问而读书，做官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当西方社会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为了获得功名而在研究怎样写一篇好的八股。这种状况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庚子赔款事件。庚子赔款期间，按照计划，中国要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的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国内的新式学校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由此大抵可以窥得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状态了。试想这样的中国，又怎么可能在现代化的列强中得以生存呢?

科举制更加被诟病的，是它对知识分子思想的禁锢、控制。这种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知识分子对皇帝的服从，一是要求知识分子对文化价值观的服从。西汉时期，儒家能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它能满足这两个要求，儒家所确立的森严的等级体系能够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儒家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价值也能够适应封建社会的要求。也正因此，儒学成为科考的主要内容，在读书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对儒学的推崇虽有利于巩固君主统治，但无形中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儒学讲究伦理纲常，不鼓励创新，缺乏冒险精神，也正因此，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多少显得有些死气沉沉。正如蒋廷()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的就是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尤其到了明清八股取士更是完全扼杀了社会进步的活力。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又怎么能期冀他们能够去彻底地革新社会呢?即使进步者如康有为，也仍然是被儒家那一套理论所束缚着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去参与到袁世凯复辟那场闹剧中去。了解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清末由士大夫阶级所领导的各种不温不火的改革最终都走向失败的原因了。

科举制对近代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对封建社会强大的维系力所导致的对近代社会的排斥。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经济基础完满地互相适应，使得封建社会形态能够长期稳定。它通过对文化的传承积累，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惯性，外来文化很难

科举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1 由今观之, 历代家教采取的一些方法, 也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

约略言之, 亦有三点:

(1) 是普遍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结合。所谓普遍性教育, 即是“孝梯”、“勤俭”、“耕读”。这是每个子弟都必须接受, 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所谓针对性教育, 则因人而异。历代不少有眼力的家长, 往往根据子弟的天赋、资质、爱好, 而随时调整培养方向与要求, 且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主张, 虽从孔鲤身上看的不明显, 但却由他的教学生中体现出来了。颜渊的德行、子路的为政、子贡的辞令、子夏的文学, 都可以说是夫子因材施教的结果。项羽的学书不成去学剑, 又转而学“万人敌”, 最后终成叱咤风云的英雄, 也是与其叔父项梁的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分不开的。即在科举盛行的时代, 也并不是每位家长都要子弟去应科举。许氏说“子弟性资拙钝莫将举业久担, 早令练达公私百务。大都教子正是要渠做好人, 不是定要渠作好官.农桑本务, 商贾末业, 书画医卜, 皆可食力资身。人有常业, 则富不暇为非, 贫不至失节。”历代还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 他们的成就也是跳出了科举和经学的樊篱之后取得的, 且大都与家长们的针对性培养是分不开的。

(2) 是身教与言教的结合。历代家教重言教, 但更重身教。《白虎通》云:“父子者何谓也?父者, 矩也, 以法度教子。”既然教子以法度, 则为父者自当遵守法度。《老子》云:“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天下希及之气所谓不言之教”, 即是以自身的行为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身教是柔的, 而这种身教却能令天下最难教育的人感化, 这便是老子所倡导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古来善为家教者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要子弟贤, 自己且须先贤;要子弟廉洁。自己先须廉洁。陶侃之母湛氏封鲜返书责子, 拒收官物, 故陶侃终成名臣;颜真卿要子孙为政格守职责, 而自身先不避贬滴。包拯一生刚正不阿, 痛惩贪官, 故其能刊石东壁, 乘诏后世:“子孙仕宦, 有犯赃滥者, 不得放归本家;亡段之后, 不得葬于大莹之中。”移杨继盛疏劫严高, 直声震朝野, 故其在遗书中能要求儿子:“做官必须正直忠厚”, 并希望妻子“死有重于泰山”。凡此, 皆足为今之言家教者法。若以己之昏昏, 欲令子弟昭昭, 那是万不可能的。庸者如刘表父子之为“豚犬”, 厉者如严篙父子之荒淫误国, 适足贻后人之讥而已。

(3) 是训诫与引导的结合.凡善教子弟者, 并非只是一味为训诫, 也很注意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孟母“断织”, 曾子“杀猪”, 都是因势利导, 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而叔术见肝与夏父两个孩子吃饭争食, 便立即意识到“小争食长必争国”, 于是及早采取了措施。齐田樱母则不但拒绝儿子的非法收入, 而且还借机对为官的儿子进行廉洁奉公的教育, 更可谓是训诫与引导相结合的良好范例了。还有宋代的苏轼, 其教诲晚辈也总是持宽容通达的态度, 多鼓励引导, 少谴责教训, 并允许子侄比较自由地发展个性。

实际上, 训诫与引导的结合, 正反映了为家长者严与慈的一致。俗谓严父、慈母, 而《墨子》则云:“父子相爱则慈孝, 兄弟相爱则和调。”《韩诗外传》亦云:“为人父者, 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是为人父者亦不必严若秋霜, 苟能严格要求, 则在态度上实不妨令子女有如坐春风之感。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 仅是后人的托辞而已, 并不为历代著名家教者所认可。例如, 汉代的韩婴就说过“冠子不置, 髦子不答”的话。鲁迅先生之“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则更将此中要义一语道破了。

2 中国家教除在内容与方法上有着与他国、他民族的不同的一些方面外, 在规律上, 也有值得注意的特点

(1) 曰系统性。中国人历来把家庭作为一个总揽万事的大系统来看待的,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 每位家长就是一个“总统”。尤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家庭既承担着人口生产的任务又负责物质生产的计划、组织与实施;既然要抚养、教育子女, 又须安置、照顾老人;既抓家、副业生产等经济基础, 又抓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一些大家庭中, 还要注意人际关系的协调与财务制度的严密以及分配制度的合理等。基于此, 中华家教的内容也便无所不包。大到“孝梯”、“勤俭”、“耕读”, 小到书、蔬、鱼、猪、竹头、木屑, 皆有论及。故《孝经》上说:“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崛言理家有方, 其经验亦可推及于为宫。中国古代有不少名宦就是由这种“小社会”而走上大社会的。例如, 春秋时代的冀缺, 就是因为处理家庭关系得当而被臼季推荐给国君为官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理家便是治理社会的演习, 家教便是社会教育的前奏;正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才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治世之才。当然, 封建家庭形成一个系统之后, 也有其封闭、固守及束缚人才的局限, 这一点也是必须指出的。

(2) 曰连贯性。西方世界, 子女稍稍长大, 父母便准其独立, 而对子女的一切也便不再干涉。中国的家庭则不然。从子女的出生 (甚至包括怀胎) 直至老死, 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 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这种家教的连贯性, 是任何其他民族所难以相比的。隋代有一位郑善果, 为官已经“位至方伯”, 然每坐堂理事, “母恒坐胡床, 于障后察之”。闻其剖断合理, 即大悦;若行事不允, 或妄咳怒, 即终日不食, 并痛加斥责。这位母亲的家教方法虽还可以商量, 然其一贯到底的负责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又如中国人的命名, 一般是父亲进行的, 而父亲在为子女命名的同时, 也往往将自己的希望与要求寄寓其中, 如屈伯庸之于屈平、苏询之于苏轼与苏辙即是。而为人子女者, 辄思其命名之意而一贯遵行之, 实际已成为一种终身性的家教了。

(3) 曰传承性。与文化传承性一样, 中华家教也具有传承的特点。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又为这种传承性增加了古老的色彩。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 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到近代。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摘要：我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 历史的文化沉淀使得我国有着丰富的家庭教育传统和资源。本文从科举等制度谈起分析探讨古代家庭教育对今天的家庭教育借鉴和学习的之处。

关键词：家庭教育,耕读

参考文献

[1] 李雅娟, 王丽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4 (4) .

科举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继承发展, 融为一体的过程。科举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汉的察举征辟制。察举征辟制大致可分为两种选拔人才的方法: 一类是由三公九卿等地方势力考察本地区的贤才德士, 向中央推荐, 由此来进入仕途, 谋取官职。直到隋唐统一, 社会逐渐稳定, 隋炀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着手变革选官用人制度。隋朝首次确立“进士科”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极大的扩大了隋朝的统治基础, 为平民百姓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唐朝沿用隋制, 并不断丰富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至此, 科举制逐渐成熟, 更加制度化, 完备化。后历朝历代均与沿用, 并不断加以修改完善, 直至1905 年被清政府废除。

二、现行公务员制度对科举制的继承发展

( 一) 统一参加公开考试的考核方式

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 是科举制和公务员制度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有助于吸收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行政系统内部, 从而有助于保证和提高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同时, 这种公开的统一考试也非常有利于避免“任人唯亲”。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宗法制, 使得血缘亲族观念深入人心, 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对公务员的选拔任命要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这也就是说, 没有参加考试, 没有取得优异成绩, 徇私舞弊的人根本不能进入公务员系统。

( 二) 科举制和公务员制度对考生资格的限制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考生资格基本没有限制。除了按照当时的封建礼教思想女性不得参加学业外, 凡是经过一定的私塾教育, 无论年龄几何, 没有当时法律禁止的情形就可以不止一次的参加科举考试。我们经常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我国公务员制度在考生资格上没有歧视性的规定, 但是在《公务员法》中还是做了补充规定。因为每年国考的人数都非常巨大, 实际上因为这些条件被拒之门外的考生大有人在, 这种对考试资格的限制性规定还是值得商榷的。

( 三) 公务员制度较科举制对考生素质的要求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贤德”的考察和要求在所有考核内容中居于首要位置。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将“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的规定具体化, 提出了“十科举人”的标准。“人无德不立, 国无德不兴。”选拔公务员的目的在于增强行政机关自身素质, 吸收社会优秀才俊投身国家行政管理, 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而现在的公务员热, 很大程度上与当下经济发展疲缓, 就业形势严峻不无关系。首先, 公务员的工资、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相比于其他职业十分诱人。其次, 现行公务员制度下, 公务员的竞争机制还不健全, 进入公务员系统就等于得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 公务员工作的稳定性, 也是其他职业不能相比的。因此, 在以后的改革中,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贤德”的考察, 在面试这个环节要充分考察面试者的道德素养, 增加在面试中的比重, 为我国行政系统选拔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亟待完善的几个方面

( 一) 引导人们更加理性的选择国考

多年以来,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起步晚发展快”。我国在1993 年10 月才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2005 年4 月才制定《公务员法》, 到现在也不过10 年的时间。但是近几年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却达到了百万之多, 即使部分岗位录取率在1‰以下, 仍然有很多考生报名。很多考生认为公务员工资待遇高, 医疗有保障, 社会地位高, 一旦进入系统内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我们要通过课堂教学、新闻媒体、互联网等媒介, 引导社会风气, 呼吁全社会, 特别是大学生树立全面的就业观, 更加理性的选择国考。面对国考不要一拥而上。

( 二)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的竞争和淘汰机制

一个健全的生态系统应该是新陈代谢的。多年来, 我国公务员系统只进不出, 导致很多公务员思想麻痹, 工作马虎, 纪律涣散, 不思进取; 还有很多产生了利用单位职权谋取灰色收入的思想。我认为目前对公务员的惩戒较轻, 今后我国体制改革应该加强系统内部竞争淘汰机制建设, 对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违法乱纪、职务腐败的人要严查严打, 绝不姑息, 肃清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健康问题。

( 三) 更加合理的制定考核标准

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大部分考生在笔试阶段被无情淘汰。这与笔试内容过于要求考生全面的知识而不是素质不无关系。我认为公务员考试应以考察工作能力为重点, 兼具考察综合素质。对于考试大纲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不断更新。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还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 我们要审时度势, 在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中完善自己。

摘要：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 反腐风暴一直没有停息, 一大批高官相继落马成为阶下囚。但是着丝毫不减公众对公务员职位的热情。虽然过去几年总体报考人数稍有下降, 但是个别岗位的竞争依然火爆。为中国古代官僚体制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基础, 发挥了支柱作用。通过了解科举制度发展历程, 借鉴其内在精髓,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为我国现行公务员法的完善增砖添瓦。

关键词：科举制,公务员制度,继承发展,比较法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