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1篇

一、继续加强红十字会网络建设和组织管理，不断完善和加强红十字会队伍和职能。

二、继续推进社区红十字服务平台，以“红十字博爱门诊”为依托，继续开展医疗救助，增强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推进社区红十字医疗队工作大力普及红十字健康防病知识。

三、进一步深化“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继续开展以救灾、帮困、助学、助医等工作为重点的人道主义救助，让社区红十字更加深入人心，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使之更好的立足社区，服务社区。

四、继续开展宣传活动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利用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宣传活动，

扩大红十字影响，扩大红十字成员及志愿者队伍建设。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2篇

敬爱的老师：

您好!最近在课堂上看到您容光满面，我也替您感到快乐与舒心。您是我目前见过最好的一位导师，作为一名普通学生的我听您的每一堂课感觉就像是享受人生丰富多彩的佳宴。

您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好导师，也是我们学习上的好教师。您是我见过的老师中最漂亮和最善良的。您是大多数教师中的极少数注重外表容貌与人气的一位老师。每天都能看到您穿着不同样的着装，可见，老师曾经也是一位极爱

漂亮的淑女。每一天都能看到您温和又有点可爱的笑脸，让人看到了觉得您很平易近人与对生活很乐观与积极。所以，我觉得您就这一点就让我们学到：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时时刻刻应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去面向生活，当您用真心去感受生活时，您也会觉得生活等着让你去享受它、拥抱它、亲吻它。

友情、亲情与爱情是生活的三大重要部分。老师您教会了我如何去发展纯真的友情，您还教会了我如何去争取、面对与发展真挚与忠诚的爱情，最后您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珍惜与身边的亲人的亲情。老师，您让我在这世界上学会拥有与珍惜三样很重要的感情，我作为一名学生应该好好地、深深地感谢您。

谈到学习，您也功不可没。还记得当初我的写作水平低得很，但通过您的引导和鼓励，我的写作能力由以前字数不够到现在字数超过标准要求。当您教到古文一类文篇时，我看您为我们班所付出的艰辛。您为我们一句一句地研读，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念念不忘与有章可循，让我们在这类文本上的学习显得益彰，困难都能解决了。您还有一点比较让人感到您在众所教师之中的与众不同：那就是您经常给我们补充课外知识，增加我们对课内的深层巩固与对外的知识面的扩展。也许这是老师您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吧。因而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对之充满了极大地兴趣。我很感激老师您带给我在语文学习上的乐趣，因为它对我十分有益。

我相信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对老师您深深地感激之情显得有点薄弱，所以我决定用我最大的努力在三年后 以实现老师心中的那个最大的期望，再过十年，我也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对老师您的一番感激之情!

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工作快乐，万事顺心，永远都是十八岁!

写给老师的一封感谢信(二)

敬爱的老师：

您好!

老师，您已经教我们语文一年多了，对我的教育，我终身难忘。我想对您说：老师，谢谢您!

在去年里，当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时，又是您及时对我进行了教育;当我遇到语文的题不会做的时候，您给了的帮助我想对您说：“谢谢您，我的老师!

因为在你的课堂里，我们都感到很轻松和开心，没有丝毫的紧张和压抑感!以至每次放学了，我们都舍不得走!你真的是一个特优秀的好老师!

老师您说过在课堂上，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关系!能够成为你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荣幸!

老师您还叫我们用感情朗读课文、文章。以前，我们说话都是一个一个的吐出来的，您来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家练吐字要快，现在我们和您的吐字都差不多了，而且还用感情朗读课文。您朗读的时候声调优美、感情动人，您的课就像磁铁一样充满了新引力。就连班上学习最不好的，也都在直着腰，津津有味

的听着，我们同学都非常喜欢上您的语文课。

如果我们是美丽的花朵，您就是辛勤的园叮如果我们是一根根蜡烛，您就是一根根火柴，有了老师我们才可以茁壮的成长、大放光芒!老师，大家都说您培养着祖国的栋梁;我却要说，您就是祖国的栋梁。正是您，支撑起我们一代人的脊梁!啊，老师，您的精神，永记我心!您多像那默默无闻的树根，使小树茁壮成长，又使树枝上挂满丰硕的果实，却并不要求任何报酬。

我真情的说：“老师，谢谢您!”

最后，祝崔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此致!

敬礼!

给老师的一封感谢信(三)

敬爱的老师：

您好!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长空让它飞翔，高山感恩大地，因为大地让它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3篇

即使没有成功,我也不会灰心.我灰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因为我认为有些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有人道:"路漫漫之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因为今天有勇气站在这个讲台上而感到骄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在以后的工作中,欢迎老师和同学们帮我指出.我会虚心接受,努力改正.

进入大学以后,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些目标.第一,搞好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做一些学生工作,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扩大交往面.经过半学期的努力,我的前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我正在向第二个目标奋进.有大家的支持,我一定能实现第二个目标.

尊敬的学校领导：

我是大1会电8班的一名学生，我是xxx人,我叫xxx.

我性格开朗，出事沉着，果断，能够顾全大局，加入学生会的演讲稿，演讲稿《加入学生会的演讲稿》。 今天我很荣幸也很自豪地来表达自己由来已久 的愿望：“我要加入学生会”我想大家郑重承诺，：“如果我入选成功，我将尽力完成学校老师和同学交给我的任务，让大家喜欢上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中。

学生会是由学生组成的一支为同学服务的强有力的团体，在学校管理中起很大的作用，在学校管理中起很大的作用，在同学中间也有不小的反响。加入学生会不仅能很好的锻炼自己，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还能贯彻“全新全意为同学老师服务”的宗旨，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是个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

假如我成为一名学生会中的一员，我要进一步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我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热情，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没一件事，要进一步提高责任心，再工作中大胆创新，锐意进取，虚心向别人学习，多听别人的意见，做到有错就该，多接受别人好的意见，坚持自己对的原则。在学生会利益面前，坚持以学校。大多数同学的利益为重，决不以公谋私。并且我将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素质，我将时时要求自己待人正直、公正办事;要求自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我不能加入，我也决不气馁，一定好好努力，争取有更好的表现!

我知道，再多灿烂的话语也只不过是再卖弄自己的才华，我是一个北方的女孩，从小生长在小镇的我有着农民一般朴实的性格，我坚信朴实的行动是成功路上的基石，只有朴实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再能带我走向成功。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4篇

杨智芳 周秋光

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 键 词：中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济急善局 救济善会

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12](P3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

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如果对两者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实行董事制，既有华董，又有西董。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中有言：“本会开办伊始，宏纲细目，诸务殷繁。特行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同时，“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6]由此可见，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由上海地方绅商捐办而成，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考虑到了借用外国人的力量，以减少甚至避免他们在救护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拦阻。尽管西董事在他们当时的设计中只是一块“护身符”，并不握有实际领导权，但有了这块“护身符”，就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带上了“国际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西董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而且他们的领导权看起来似乎还要远远高于华董：在46名董事中华董仅占11人，其中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占3人(其中任锡汾还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增补的)。由此可见，华董在整个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西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实际工作运作机制：“中西董事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办公地点也不在一起，可以说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护事业中最最重要的筹款事项上，中西董事更是实行“中西分筹”[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在数量上华董少于西董，但在实际领导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华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领导人方面，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班子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杨杏城、沈仲礼、曾少卿、苏宝森、施子英、李云书、王少灏、王松堂、冯珩生、沈缦云、汪汉溪、焦乐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斋、吴少卿、王益甫、陈润夫、席子佩、黄式权。[10]⑥他们构成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严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雨之、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逢辛(后来增补)。[9]两相比较，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11人当中就有沈仲礼(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则敬)、任逢辛(即任锡汾)、曾少卿、苏宝森、周金箴、陈润夫此7人直接来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这个比例可不容小视，它为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提供了证据。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设立西董，西方四国直接参与其事，这就使其具有了“国际性”;而其成立章程中还提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系商办善举，恳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其设定的救护范围也不局限于一隅，这可说明其也具有了“国家性”。因此，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为证明两者在组织上具有传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没有开展具体的救护工作”[8](P29)，但我们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亦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三)

让我们再来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分析。

中国施医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3];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说中国施医局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

六、十七日，上海《申报》分别刊登了《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

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标志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相继成立。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19]，它成立后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鼎力成全”[20]。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禀奉直隶总督李传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照”[21]。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都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23]。此处“信厚”是指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一层。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等。[24]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已具“国家性”与“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

除了上述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特点，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两者救护的对象相同。前期，救济善会的救护对象主要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绅”[25];济急善局的救护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23]。从1901年春开始，两者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26]救护中的“南方情结”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为我们理解庚子事变以及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士的救护行为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其二，两者在实际救护工作中经常合作。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分别成立后不久，救济善会的主要创办人陆树藩等在致李鸿章的电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20]，而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正是济急善局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对陆树藩等人的救济行为“不胜钦佩”，并与陆树藩等人“连日公同面议”。[27]这就为后来两者在实际救护活动中的合作埋下伏笔。两者后来在“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分工合作。至于具体救护实践中的合作，《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2]，此不赘述。

上文表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之间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4](P172)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护范围：“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在涉及救护活动最为重要的款项问题时，两者更是强调“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混”。因此，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闵杰，池子华先生没有关注到济急善局的存在，他们依据救济善会已具有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将其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朱浒，杨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济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时还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主张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实际上是依托庚子事变的历史背景，对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组织做了一番广义化处理。

(四)

前文已经论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果想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证明自红十字进入中国后至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出现的救护组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带有红十字色彩;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同之处。

如前所论，中国施医局实际上并不带有红十字色彩，而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则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国施医局排除在外，而将重点放在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的考察之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个救护组织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是否具有相同之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虽已带上红十字色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偏向于归属善会善堂的范畴。“善会、善堂的设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权有势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权有势者响应这一提倡自发地加入、制定规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许可之后方开展活动”[28](P595)，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设立就经历了这一过程。通过阅读有关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章程、公启、呼吁捐款救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它们实行的是董事制，而这正是善会善堂常见的一种组织模式⑦。救济善会直接冠以“善会”之名，名称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济善会之本质与善会善堂的关系;救济善局虽然名为“善局”，和善会善堂看似有所差别，但它的领导人如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朱葆三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曾领导过善会善堂一类的慈善组织：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曾同为广益善堂司董、仁济善堂董事，杨廷杲也在仁济善堂担任过董事⑧，施则敬还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的总董⑨，他们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他们领导的广益善堂、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等慈善组织在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因此，若想进一步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组织制度，笔者认为可参考善会善堂的组织制度。

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员来看，救济善会主要由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发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晓芳、沈习之、廖纬笙等人参与领导[21]。济急善局则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设立，后来，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

三、天顺祥陈君润夫等绅商以及前川东道任锡汾观察等也参与其中，并对济急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24]。与前面所记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们两相对比，我们很快就能断定：救济善会的领导人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没有重合之处;而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时全部继续发挥作用：施则敬、曾少卿、陈润夫、任锡汾此4人既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又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申报》的总经理席裕福(子佩)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严信厚、朱葆三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杨廷杲(子萱)、庞元济(莱臣)虽然没有名列华董，但他们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他们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进行救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7]⑩。

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班子不仅制定组织制度，还控制着组织的实际运作，领导班子的更替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性质变化甚至该组织的存亡。因此，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日俄战争时期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全部继续发挥作用以及三者均实行董事制此两点可使我们断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上存在着对济急善局的传承关系。而救济善会虽然也实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领导班子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之间没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进而前推到济急善局。

尽管不能证明救济善会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传承性，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救济善会的重要性。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济急善局两者宣布成立的时间仅相隔十天左右，它们虽相互独立，但两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得救济善会的重要性因之而更为凸显。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及之前出现的中国施医局等救济组织，为其后成立的救护组织如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施行救护活动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由上文分析我们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长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土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财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注释：

①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时间有“1904年7月8日”之说(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第21-22页);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说(见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原载1947年《红十字月刊》，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周秋光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说(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页)。池子华先生的观点与周秋光先生同(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

②“民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陈璋主编《红十字知识一百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转引自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5页。

③闵杰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指出：中国施医局是开始“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机构”;“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此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红十字会性质有所论及。

④此观点由闵杰先生提出，并为池子华先生赞成(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181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76页)。

⑤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时相过从。”(见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22页)。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过帮助”。(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在摘录《申报》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如《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一文中将“曾君少卿”误作“鲁君少卿”，“姚君燕庚”误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误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一文中将“苏君宝森”误作“苏君实森”(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1页)。这些错误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时需加以特别注意。

⑦善会善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轮值制，一种是董事制。台湾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马进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谈到了善会善堂的这两种组织形式，具体参看(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页;(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⑧上海《申报》载有大量关于善举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处为“沪北天后宫前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唐荣俊等谨志”“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董事严信厚杨廷杲黄宗宪朱佩珍施则敬刘芬谨志”字样，如《积善回天》，《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号;《普沾实惠》，《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号等。

⑨1899年《申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施则敬”“沪北天后宫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叶成忠施则敬唐荣俊等”等字样即可说明，如《皖灾四电》、《添医初志》(此两文都载于《申报》光绪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号)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杨廷杲、庞元济与盛宣怀、吴重熹、吴郁生、刘宇泰、杨士琦、李经迈、顾肇熙、沈能虎、朱宝奎、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电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报》，由此可管窥杨廷杲、庞元济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元电电文见《电筹救护》，《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参考文献：

[1]周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N].光明日报，2006-02-21.

[2]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J].近代史研究，2000,(3):134-192.

[3]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J].史林，2005,(2):76.

[4]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J].浙江社会科学，2004,(5):172.

[5]穆景元，毛敏修，白俊山.日俄战争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6]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章程并启[N].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八十八号.

[7]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1991.

[8]张玉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年2003年[M].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2004.

[9]施君肇基(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N].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廿八日：第一万一千九十九号.

[10]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N].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十八日：第一万一千八十九号.

[11]叶亚廉，夏林根.上海的发端[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

[12]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13][英]李提摩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5]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6]孙兴林.吕海寰生平[J].中国红十字，1992,(3):553.

[17]电筹救护[N].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18]照录中国施医局章程[N].中外日报，1899-05-05.

[19]救济善会启[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十六日：第九千八百四十二号.

[20]陆部郎禀李传相稿[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1]苦海慈航[N].申报，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廿三日：第九千八百七十九号.

[22]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J].清史研究，2004,(2):24.

[23]济急善局公启[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五日：第九千八百五十一号.

[24]济急公函[N].申报，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初七日：第九千八百六十三号.

[25]救济会章程[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十七日：第九千八百四十三号.

[26]阮清华.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3.

[27]照录李传相札文[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8][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5篇

1.每人少扔一张纸，地球就会更美丽。

2.请脚下留情，别伤害一棵小草。

3.请别乱坎树林，让空气更加清新。

4.保护绿化，爱护公物，从我做起!

5.让我们来保护花草树木吧!看，花草树木在向你挥出希望的小手。

6.地球是我们的`妈妈，我们是妈妈的孩子，热爱妈妈吧!

7.少抽一支烟，多栽一棵树。

8.为了地球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环境。

9.请不要向天空吐烟，那是地球妈妈的笑脸。

10.门前院后种棵树，室内阳台养盆花，健康幸福到你家。每年的世界环境日标语2

1、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爱护我们共有家园

2、天蓝水清、地绿居佳、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3、让大气清新、让天空蔚蓝、让河山碧绿

4、建设项目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当环保卫士、做时代公民

6、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7、提倡绿色生活、实施清洁生产

8、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以环境文化丰富精神文明

9、减少排污、绿色生活、净化地球

10、节能减排、严拘小节、共同携手

11、乘做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我看行

12、实行绿色消费、不要消费绿色

13、地球需要你、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14、用我们的双手为地球撑起一个保护伞

15、依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16、建设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友好型社会

17、你的星球需要你,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18、节约，节能，节节相关;环境，环保，环环相扣

19、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0、倡导低碳生活、呵护生态家园、共享碧水蓝天每年的世界环境日标语3

1.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2.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3.保护环境是责任

4.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

5.减少污染一分

6.明天生活更美好

7.提倡绿色生活

8.防治土壤污染

9.认真贯彻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0.实施清洁生产

11.保护环境山河美

12.建设绿色文明家园

13.追求环保是你我的心愿

14.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5.人和自然需要和谐共存!

16.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17.人人关心环境质量

18.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19.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20.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1.落实科学发展观

22.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23.坚决反对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24.保护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25.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26.合理利用资源

27.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好环保大文章!

28.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29.落实科学发展观

30.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31.人人关心环境保护，人人参与环境保护，人人支持环境保护!

32.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33.保护环境光荣

34.不要消费绿色

35.环境保护要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

36.环保路上一起走

37.保护环境，功盖千秋!

38.坚持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39.污染环境可耻

红十字会的职责范文第6篇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以德治国”的必然要求。著名学者袁振国指出：“学校是一个文化场所，但是文化场所并不一定有文化。学校自身不会自动生成文化，它需要校长带领师生有意识地建设。”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综合素质的体现，也是综合竞争力的表现。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学校应该通过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的领域，规范校园文化活动的模式，努力构建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

一、优秀的校园文化是生态的

（一）教育生态系统

概括地说，教育生态学就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的、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

人类所有个体的健康成长和进步，都依附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因素，这种关系和因素的整体结构与功能被称为教育生态系统，其主体是学生、教师和学校。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

我们认为，校园文化就是以校园为地理环境圈，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学校管理者和全体师生员工组成的校园人为主体，以群体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一种亚文化，它既反映文化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三）教育生态理念下的校园文化建设：

以生态学为指导，以生为本，规划布置学校的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最终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构建与和谐发展。从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三个角度来构建校园生态文化。

二、教育生态理念下的校园文化建设框架图

校园的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构建，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活泼、格调高雅、快乐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构建与和谐发展。

三、生态型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与做法

（一）学校精神引领高品质的物质文化

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层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倾注人文关怀，提升文化品位，凸显个性特色，激活审美张力，这是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所学校的品位首先是一所学校的校园品位，包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建筑、每一处绿化都应该精雕细刻。细节有时更能反映品位。”

1. 体现“和谐、生态”，创设品位独特的物质文化

我校属于住宅小区的配套学校，占地面积较小，校园建设“内秀”精品化成为我们的目标。2007年暑期，按照“热爱生活、享受幸福、提升品质”的学校精神，我校对校园环境进行了整体修缮，在坚持自然美、艺术美、意境美相统一的原则下，经过一系列改造，使校园景点设置布局合理，精致优美，凸显高雅，教学大楼装饰风格统一，色彩和谐，清新洁净，管理规范。学校原来封闭式的花坛、操场均改建成了开放式的环境。课间，学生或自由漫步在教学楼前，或三五好友依靠在舒适可爱的长凳上小憩谈天，举目望去，绿草如茵，生机勃勃，富有美感，富有情趣。

2.开掘“静物说话”功能，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好的学校墙壁也会说话。”在八荣八耻教育活动中，学校发动学生选出能发映“八荣八耻”思想的八个中国历史典故和八个现代社会现象，并以漫画的形式表现在校园的围墙上，做出最贴切的注脚，如：岳飞挥就满江红——以热爱祖国为荣；秦侩跪岳坟——以危害祖国为耻；祖冲之测圆周率——以崇尚科学为荣；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古典版”和“现代版”的“八荣八耻”墙，成了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的享受和教育熏陶，充分体现了校园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先进性。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努力把校园营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我们力求做到“文化品位、现代气息、人文精神”相结合，让校园成为环保气息浓的花园，人文气息浓的文化园，活动气息浓的生命乐园。

（二）温情管理建构人文科学的制度文化

1. 创设先进、高效、情理相容的制度文化

我们围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工作,着力营造科学规范、人本民主的制度文化，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法可依，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人性化。2005年以来，我们在尊重教育教学及管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历史、人文和现状，在对已有各类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新制订和完善了一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在新制订或完善的制度中，我们特别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从严管理和尊重师生的关系，学校进步与个体发展的关系，注重过程和关注结果的关系和以教学为中心与学校全面发展的关系。

2. 倡导合作精神，增强制定制度的参与意识

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时，我们强调教师的民主参与，使教师从过去只是学校制度的执行者、服从者改变为学校制度的设计者、参与者。为增强学校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使更多的人员参与学校管理，我们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向全校教职工征集提案；通过定期的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等征询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批评和意见；认真落实校务公开的各项措施，及时向全校师生员工通报学校建设、发展、改革中的各种重大决定。通过这一系列的有效探索，学校管理逐步趋向科学、民主和规范。

3. 把握发展方向，增强制度的执行能力

作为制度建设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作为校园班级文化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建设者，教师群体素质的高低及工作作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一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做到“心中有爱、目中有人”，弘扬“敬业、奉献”精神；二要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与时俱进，超越自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我们认为，在进行学校制度文化建设时，要坚持刚性制度约束与人性化的人文管理的和谐统一。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各种任务、要求和教师的态度、感情、利益、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

强调文化管理不是不要制度，但校本制度一定要有人文色彩和人文关怀。人文型制度文化营造出了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教师在这种氛围中快乐着、幸福着，并创造性地工作着。

（三）活动体验培育校本特色的学生文化

学生文化是指在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校内外文化大环境尤其是教育影响下自主创造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和生成活动方式的精神复合体。我们意识到了学生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变异性，决定开展以生为本的“生本德育”，鼓励学生的多样性发展。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让丰富多彩的学生文化有展现的机会，并能融入到学校生态文化之中。

1. 生态艺术节，体验快乐、提升品质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活泼、格调高雅、快乐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我校在教育生态理念引领下，以营造多元学校生态文化为目标，以“感悟文化、体验快乐、提升品质”为主题，举办了首届学校生态文化艺术节。该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1）组织开幕式暨中美管乐队演奏交流、中小学生艺术表演。4月24日，美国堡兰登大学铜管乐队来校交流，举行大型开幕式，设置健美操、铜管乐、歌舞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节目，邀请集团小学参与演出，旨在给师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提升艺术素养，活跃师生的课余文化生活。（2）开展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家长学校系列讲座。（3）举行“希望杯”青年教师主题班会设计及展示大赛。（4）举办“你我共欢乐”师生体育节。开展师生共同参加的健身体育活动，组织羽毛球、拔河、篮球等师生PK赛，活跃师生的课外生活，达到师生共创和谐校园文化的目的。（5）组织“我参与我快乐”学生自创格言大赛、亲子摄影作品大赛。（6）开展“三位一体”文明礼仪教育活动。（7）组织一次“休闲教育”专题讲座。（8）开展“好书伴我健康成长”读书节暨中小衔接校本教研活动。开展“好书伴我健康成长”读书活动。（9）组织师生开展校园环境文化活动。（10）闭幕式暨“班班有歌声”歌咏比赛。结合课题研究，我们还以“书香伴我成长”为主题，举办朝晖中学首届“生态读书节”。事实表明，生态文化艺术节10项活动，让学生的潜能有效地激活，自我教育自主发展的实践活动相当成功。学校的人文教育环境得到改善；学生思维得到启迪，潜能得到发挥，心灵得到震撼，感情得到共鸣，身心得到愉悦。

2. 社团文化，创建特色品牌

在校园里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活动园地，因为丰富的学生社团组织为同学们成长提供了一个张扬个性、施展才华的平台。如爱好文学写作的同学能够在“八芽儿文学社”施展才华；书法绘画精英们在“墨雨轩书画社”舞文弄墨；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同学则聚集在“小记者团”关注校园热点，及时通过校广播站向全校师生宣传校园动态；熟悉或者喜欢吹拉弹唱的文艺积极分子们可以加入学生艺术团、管弦乐队、合唱队一展风采……

德育的“三支队伍”作为校园文化的品牌名扬四方。建于1994年的铜管乐队是目前杭州市唯一的初中生铜管乐队。13年来，朝晖中学铜管乐队应邀参加了省市区众多大型文化活动的演出。“律动的青春”健美操队，让队员练就了坚强的体魄、不畏艰辛的意志和自身的肢体协调能力。朝晖中学武术队成立于2006年10月，以“以武立德、以武做人、以武促学、以武报校”为主导精神。学校成立武术队旨在为学生搭建强身健体的舞台，学习内涵丰富的武术精神，活跃校园体育文化生活。

3. “诚信试场”，体验自主成长

诚信教育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除了通过传统的班会、征文、演讲比赛等途径进行诚信教育外，还在期末测试中设置“无人监考试场”，即“诚信试场”。具体操作过程如下：每学期期末考试前，由班主任作宣传发动工作，而宣传发动过程本身就是对全体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过程；通过学生自愿报名，班主任、任课教师推荐，学校审核后，张榜公布诚信考生名单；在“诚信试场”，教师的职责由监督为主转为以发放和回收试卷为主的服务性工作。“诚信试场”的设置是学校架构“他律→自律”德育过程的一种尝试，希望通过“诚信试场”的实践让更多的人养成诚信品质。而每个同学都把参加“诚信试场”当做莫大的荣誉，争先恐后地报名，他们说：当我得知我参加 “诚信试场”时，就很兴奋，因为这种考试既是对知识能力的检测，同时又是对自己一次诚信的考验。这种做法在我校已延续了多年，被动地遵守变成了主动地要求，“他律”转换成了自律，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感动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在诚信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诚信试场”成为对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新载体。

4. 感恩教育，提高道德素养

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广泛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形成校园文化特色，不断提高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和文化品位,学校决定把 “感恩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对全体学生全方位地实施“感恩教育”。通过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感激老师的教诲之恩、感恩社会的关爱三大主题活动，学生每人写一篇“亲情作文”；开展“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主题的一封家书活动；“感谢师恩”校本化感恩贺卡、明信片制作大赛；“心怀感恩”为主题的时政演讲比赛；学生、家长感恩短信汇编；感恩主题班会；学生感恩诗歌评比；新年心语——释放感恩心，收藏温暖情、提升校园生活满意度等活动；教授学生“感恩糕”小面点制作，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尊重他人，发现自我价值。也许，这只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回报心理，然而对于整个社会，则是非常有意义的良心循环。

5. 文明督查，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

几年前，学校团委、学生会成立了“学生文明礼仪监督示范岗”，让学生教育学生。每天中午、课间，示范岗的同学头戴黄色的值勤帽，在教学楼、操场间往返巡视，对同学的仪容仪表、卫生保洁等日常行为进行督察指正。他们语言文明、礼仪规范，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和理解，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小黄帽”。“学生文明礼仪监督示范岗”让学生融入校园生活之中，自主参与校园管理的全过程。这既可以帮助学生自觉养成文明守纪的良好习惯、规范自身的言行，也为学生创造了锻炼与体验的机会，培养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因为劝导别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四）“主杂粮”培训，营造有幸福感的教师文化

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着力打造的教师文化是：教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勤于学习、刻苦钻研；不断进取，勇于创新；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扎实的的专业知识；能享受教育的幸福，提升自己职业幸福感；能让社会放心、家长满意、学生喜欢。

1. 创设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师学习机制

文化提升教育品质，文化管理引领教师成长。一年来，我校不断创新载体，形成了规范化、实效强的校本化学习机制。我们通过以下6个载体强化学习，以加强干部队伍、教师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1）提高干部的学习力，着力抓好一学期三次干部读书会：开学前围绕学校中心工作部署新学期工作计划、学期中反思工作绩效总结得失、学期末谋划下学期学校工作整体思路。一学期2次读书会，学习点评制，半年一考制。（2）办好校本学习大讲堂：为了提升教师的学习力，学校推行教职工学习课程化。在坚持主、杂粮培训的同时，一学期2次校本专题讲座，分别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主讲，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3）围绕主题开展短信平台交流会：每周行政会议前由中层以上干部轮流交流学习体会。（4）办好青年教师成长论坛：结合《给教师的建议》等教育经典名著的学习，共享成长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成果。（5）组织后备干部专题培训：以提升后备干部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促进后备干部快速成长。（6）组织干部外出交流考察：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到上海、温州等地学习考察先进的管理经验。

2. 建立新型的教师评价机制，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

改革教师评价机制，评价强调过程化和多元化。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再是评价教师的唯一依据，而是更加注重教师在专业化成长中的点滴收获、综合素质的提高及发展的潜力。比如，教研组、备课组之间开展相互听课、评课，并做好记录、备案；一年一度的“希望杯”教育教学比武都为老师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评选的奖项有：最具创意奖、最佳语言奖、最佳小论文奖等，使更多的教师收获成功；为了激励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科研工作实绩也纳入评价体系之中。我们还构筑了包括教师自己、家长、学生、同事在内的多元、互动评价结构，使评价更能发挥激励、促进作用。比如，每学期在期中和期末分两次由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满意度调查”，了解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召开“家长代言人”恳谈会，听取家长的意见；同事之间的民主测评促进教师相互沟通、相互启发。改革教师的评价机制，旨在促进教师的主体发展，不断提升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 关注教师专业成长，赋予教师文化新内涵

自古以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在现代，教师作为教育理论的实践者，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道德约束，教师的专业发展已成为教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把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到教师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来。教师的专业发展从根本上讲就是提高教师队伍教育教学和人文素养的整体水平。二十几年来，我校一直坚持人才强教战略，始终把“提高教师素质，满足教师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作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师徒结对”、校本培训、“希望杯”主题班会、教学比武、名师培养、教师成长记录等方面作了有效探索。为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搭建了平台，为探索并逐步形成我校教师教育教学风格，成为研究型、专家型的教师做出了努力。

4. 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

构建和谐学校人际关系，主要以平等、尊重、理解搭建学校交际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校各个成员都是平等的。近年来，我校围绕创建和谐校园，出台了一系列人文关怀的管理举措，通过举办系列“主杂粮培训”，关注教师精神生活，注重提高教师文化品质。我们组建了校羽毛球队、校乒乓球队，开展系列文体健身活动，提高教师生活品质。还注重细节出真情，每逢节日，领导都会送上温罄的祝福语感动每一位教职工的心。虽然学校每个成员性格有差异，兴趣、爱好有不同，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教工之间和谐相处，形成了合力，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办学效益和育人效果。

（五）开门办学，谋求“三位一体”周边文化

1. 社会实践，感悟生活增长才干

社会生活是德育的“源头活水”，我们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开展体验教育，这使我们的德育活动不断丰富、充实起来，它走进了学生的生活世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假期，同学们走上街头，用他们独特的视野观察社会，用他们独到的见解分析社会现象。志愿服务队的同学去社区慰问孤寡老人，为老人表演自编的节目、帮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受益匪浅，心灵也经受了一次洗礼。在活动小结中，同学们这样写道：“我们明白了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了作为一个公民，有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弱势群体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实践把学生引向家庭、引向社会、引向生活，使学生感到生活处处有“学问”，体验也更自然、更亲切、更真实。丰富的活动载体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每一个精心设计的活动，都会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使学生得到实践的锻炼和道德的升华。

2. 生态文化延伸社区，使教育回归社会

我们积极实施生态德育建设，努力构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机制，从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拓展和丰富学校德育建设的内容，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为构建学校面向社区和家庭的“三位一体”德育机制，体现德育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理念，广泛挖掘德育资源，形成德育整体合力。去年我们结合辖区的区域优势和社区实际，推出三大创新载体，共建学校生态德育。一是中层干部联络员制度。由学校派出专门的中层干部与共建社区干部进行每月不少于一次的联系，了解志愿者活动情况，交流、商讨学校与社区互动、互助、共同发展的相关事宜。二是学生干部任社区“小助理”。由社区为学生量身定做一些“岗位”，学校组织优秀的学生干部进入这些“岗位”挂职。挂职学生可以开展“社区快乐行”演讲赛、“我为社区编报纸”“让绿色永驻”等宣传活动，也可以开展“图书阅读我做主”“活动室管理员”“社区小道天使”等服务劳动。在社区，同学们可以看到课堂里看不到的场面，感受到课本中感受不到的真实。三是共建“德育辅导站”。由学校提供师资，在社区成立“德育辅导站”，积极为社区未成年人开设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的社会道德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学生走向社会，走进社区，提高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为学生的发展搭建平台。

三、校园文化建设结硕果

我们建设学校文化，从理念更新，分析校情，理清思路，到制定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任务，发动师生，组织实施，总结提高，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实践和认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促进了办学品位的提高。为此，学校先后获得浙江省绿色学校、浙江省文明礼仪普及活动样板学校、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杭州市文明单位、杭州市基层先进党支部、杭州市绿色学校、杭州市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杭州市红十字示范学校、杭州市心理辅导优秀站、区“十佳满意校园”“书香校园”“平全校园”“十佳教工之家”等诸多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