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增加了发展的不确定性。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危中有机，危中抢机” 是我国现阶段的重点工作，此时，外汇管理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和发展服务的重要领域，要积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有效结合国务院金融委提出的“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十八字工作方针， 推动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客观认识“五个基本事实”

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态势严峻，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已成基本事实。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速度快、影响大，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疫情已经蔓延至除中国之外的212個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破万的国家已有31个， 欧洲、美国相继成为疫情“震中”。目前新冠疫情的前景仍不乐观，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疫情正迅速发酵，可能会交替成为新的“震中”，全球人员流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受到了巨大影响，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已经按下“缓慢键”甚至“暂停键”，全球增长面临需求与供给双重冲击，就业压力快速上升，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普遍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降到-3%，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得不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增长会下降到-6%，严重程度会显著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严峻的是，疫情是否会大面积的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本次危机的开始、强度以及结束，都主要取决于卫生因素，而非经济和金融领域。

全球央行大幅度、快节奏释放流动性，防范金融危机成效初显，但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已成基本事实。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蔓延，股票、债券、黄金、外汇乃至石油等大宗产品等各类资产的价格也呈现出剧烈波动。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加剧，全球央行都出台了应对措施，通过一系列举措释放了巨额流动性帮扶实体经济。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球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先后降息近70次。此外，各央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发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比如美联储出台了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等一系列融资支持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全球继2008年之后再次进入了全面量化宽松时代。根据惠誉评级最新报告预测，预计到2020年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将接近10万亿美元，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轻松超过6万亿欧元，全球央行量化宽松的资产购买规模可能达到6万亿美元。

全球产业供应链遭遇“断供”危机，中国恢复迅速，但逆全球化或“去中国化”趋势加剧已成基本事实。新冠疫情对全球制造业带来了潜在“断供”危机，特别是对于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较高的行业，例如汽车、电子和机械设备的影响更为明显，当中国在一月下旬关闭各种工厂时，世界各地的厂商都无法储备足够的商品来满足欧洲和美国的市场需求，而当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中国的局势已得到良好控制时，各国抗击疫情对于进口中国应急物资又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中国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事实助推了国际上逆全球化或“去中国化”的声音。2020年4月10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呼吁美国政府应给予在华撤资企业100%“搬家费”，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备等所有费用。特朗普总统早在2019年8月23日的推特上，“命令”美国企业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方案，并呼吁将工厂搬回美国。

中国复工复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内疫情有效遏制，但全年经济增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将成为基本事实。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防控策略和措施，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疫情在我国境内已得到有效控制。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多地规模以上企业复工复产率接近100%，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采购经济指数（PMI）来看，2020年3月末的PMI指数从2月份的历史低值35.7%回升至52%，这也反映了全国复工复产情况较上月有所改善。目前来看，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对服务业、全球产业链及国际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我国制造业等众多行业与外需紧密相连。本次疫情全球蔓延的重灾区欧盟和美国，都是我国出口企业的主要市场和零部件来源地，无论是全球经济增速放慢还是陷入衰退，对于中国的进出口都构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由前期的抗疫纾困逐步变为复工复产后的总需求不足。2020年一季度全国GDP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衰退，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8%，根据相关测算，外需急速萎缩将拖累我国二季度增长至少4个百分点，并推升全年失业率2.3～4.6个百分点，疫情爆发前市场机构普遍对中国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的预判在5%以上，但在目前的大背景下，预计我国全年经济增速达到预期水平的可能性极小，经济增速的目标很有可能让位于稳就业的目标。

涉外经济已基本实现复工复产，发展成效好于预期，但实现全年稳外资、稳外贸目标较为艰巨将成基本事实。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推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截至2020年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99%，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80%，铁路、机场、能源和外商投资项目基本复工，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从进出口情况看，2020年1～4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9.07万亿元，同比下降4.9%;但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实现进出口总值2.5万亿元，贸易顺差3181.5亿元，增加2.6倍，特别是我国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逆势增长，发展态势良好，贸易市场多元化趋势明显，贸易结构持续改善。我国涉外经济虽呈现一些利好信号，但受经济循环不畅及滞后因素影响，部分企业还存在复工难达产、生产缺订单、复工未复岗、经营不增收的情况，餐馆、酒店、商场、电影院、旅游景点等服务行业复市进度滞后，疫情严重影响了生产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全国利用外资形势较为复杂严峻，全年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的目标任务仍旧艰巨。

牢牢抓住“五个重要窗口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善于化危为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一个鲜明要求。强调“善于化危为机”，既是对当前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动员和科学引领，也贯穿着对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经验的深刻思考，彰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扩大信贷投放规模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为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人民银行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種政策工具，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大幅增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一是通过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释放流动性1.75万亿元。二是增加专项再贷款3000亿元、追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以及面向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三是加大债券融资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3000亿元小微金融债券，引导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增加1万亿元。四是增加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以及1.7万亿元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3%。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1.5%，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多增2.47万亿元。3月末，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4%，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44%，分别比上年同期降低1.02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资金来源增加，资金成本降低，这为加快信贷投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的重要窗口机遇期。近年来，我国一直在不断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领域的结算范围，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我国迎来了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一是从我国外汇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2020年一季度受国际疫情的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崩盘进而货币疯狂贬值，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二是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基本面给予人民币国际化有力支撑。我国率先基本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积极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并开始利用产能优势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积极提供医疗等物资保障。国务院2020年4月9日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充分表明我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方向和坚定决心。三是从跨境人民币的使用情况来看，人民币持续巩固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使用离岸人民币最多的境外地域集中于亚洲。全球已有超过60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近39万家企业和400家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2020年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计60519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实收29497亿元，同比增长22%;实付31021亿元，同比增长52%。2020年3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26578亿元，环比增长54%，同比增长55%。

扩大跨境融资规模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从政策供给端看，为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关于调整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通知》（银发〔2020〕64号），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政策调整后，除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以外的境内机构借用外债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目前我国外债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平均分别为14.3%、77.8%和6.7%，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5.7个百分点、22.2个百分点和13.3 个百分点。借用外债的利息水平低于境内同期人民币贷款2～3个百分点，适时适度扩大跨境融资规模，可以部分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积极支持复工复产达产，外汇局出台了《关于优化外汇管理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通知》（汇发〔2020〕8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通过优化资金支付的审核流程，提高了资本项目外汇资金使用的便利化水平，有利于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和做好“稳外资”工作。

扩大跨境金融创新的重要窗口机遇期。疫情大流行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出现了逆势增长。2020年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保持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中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的进出口增长了34.7%，市场采购方式出口增长了50.9%。自2015年起，国务院已分四批设立了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19年全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达到1862.1亿元，是2015年的5倍，年均增速达49.5%。202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在原有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国将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这也为跨境金融创新带来了重要窗口机遇期，汇发〔2020〕8号文中推出的8条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就包括了优化银行跨境电商外汇结算和支持银行创新金融服务。

全力推动“五新”工作落实

主动适应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全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开放发展，是过去4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宝，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既要解决对外开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要解决对外开放层次不高、质量不高的问题。为了主动适应世界对外开放新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开放，要继续深化共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项目发展机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要抓住战略机遇期，特别是美元流动性相对不足的时候，加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主动对接新政策。在防控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陆续出台一系列关于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相关政策措施。我们要深刻领会政策内涵，增强外汇管理政策和信贷政策、外币政策和跨境人民币政策的协同效应，主动对接银企做好宣传政策，与其他部门加强配合形成政策合力，精准传导执行政策，打好外汇政策、信贷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组合拳”，实现金融外汇政策对市场主体的全方位覆盖。我们的主要着力点：应加快推动调整后全口径跨境融资政策落地，持续推进跨国集团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落实，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落实，鼓励各类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降低资金成本，缓解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压力。此外，还应继续用好外汇政策绿色通道窗口期，积极构建“宣传+回应+调研”三联动机制，高效传导外汇管理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主动聚焦新业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只“黑天鹅”，使实体经济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是也促使相关产业加速淘汰和升级。如一些“线上”彻底改造“线下”，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新的业态模式。未来区块链、手机银行、电子银行等“无接触”式金融服务方式以及VR、AR的应用及远程银行的应用等可以为客户提供更有温度的远程服务体验。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汇发〔2020〕11号），支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已成为我国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应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跨境贸易机会，加大金融外汇政策扶持力度，优化适宜新业态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大对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业务的调研力度，边调研边学习，改变对跨境贸易的传统观念，以更新的理念、更高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贸易、投资活动，鼓励支持全省金融机构抢抓国家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有利时机，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激發贸易发展新活力。此外，还应加大政策指导和业务辅导，积极协助解决制约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潜在障碍，激发市场潜力，培育辖区外贸新的增长点，助力贸易转型升级。

主动开拓新市场。目前亚洲各国疫情控制态势较好，疫情拐点初现，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应加大开发“蓝海”市场，一方面我们应指导企业调整目标市场，加大与日韩、东盟等国的贸易往来，缓解美欧市场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涉外市场主体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融资活动，支持承包工程企业境外资金集中管理，指导辖区金融机构优化境外承包工程企业项目资金集中业务流程，积极向总局争取国内外汇贷款用于境外承包工程支出资金结汇和便利化支付，切实提升业务办理水平和效率。同时，还应加强国内市场需求研究，支持外贸企业通过出口转内销渡过难关。针对辖内外贸中小微企业受到较严重疫情冲击影响的现状，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状况和实际需求，分类施策，寻求政策试点创新机遇，助力疏通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痛点”“断点”“堵点”和“难点”，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主动发力“新基建”。“新基建”被认为是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自2020年2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多次会议中都提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议题。此次“新基建”包含七大领域：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从目前多个省份公布的未来重点项目投资规划来看，对“新基建”领域的投资颇有吸引力。除境内投资外，吸引外资投入“新基建”项目也至关重要，这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我们一方面应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优势，推进“数字外管”建设。另一方面应聚焦新型基础设施金融外汇需求，创新业务发展模式，精准对接实体经济需求，助力“新基建”释放更多潜能，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金融外汇支持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为新时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新动力。

（作者系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副局长 ）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有关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合法性的质疑、关干一级学科“设计学”是否应该继续提升为学科门类的讨论等话题近期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国现有学科设置以及学科目录的制定与修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科的“正名”其实不是学科建设的终点，而应把它看作是学术发展的新起点，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学科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设计学;一级学科;学科目录

这些年来，我国的艺术学学科发展迅猛异常。从2011年开始，“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这一事件应该看作是近10年来我国学科建设领域中一次最堪称“大手笔”的调整。这就使得一些在西方已经形成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的学科，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归属，或是一些在国内业界（专业或实务领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专业领域无法在学科目录中获得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一些已经“正名”的学科门类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尤其是有关一级学科设置的问题在艺术教育界的反应非常激烈。最近，有关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合法性的质疑、关于一级学科“设计学”是否应该继续提升为学科门类等话题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本文结合笔者长期在相关领域的参与、观察和研究实践，对这两个话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回应。

一、艺术学理论：哲学对于艺术的剥夺？

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后，“艺术学理论”成为新设立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艺术院校内部，“理论”往往被视作“创作实践”的反面，即将从事艺术史、艺术评论统称为“搞理论”，这个群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获得命名之前就已存在。但8年来，艺术院校逐渐意识到，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很可能并不是原先艺术院校中的历史研究和评论工作者，而是从文艺学、美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介入艺术领域的一批“闯入者”。对此现象，一些学者乐见其成，原因是学科本来就不应该设立画地为牢的壁垒。但另一些学者（主要来自于艺术院校）认为，这一学科的设立缺乏学理上的合法性，容易造成与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的重复设置。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一门学科之所以独立，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但是，从“艺术学理论”和过去从属于哲学门类的“美学”、从属于文学门类的“文艺学”（或称为“文艺美学”“文艺理论”）学科的关系来看，“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却有些“重复建设”之嫌。这几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高度交叉，并且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替代关系，而是并存。这就无法达到涂尔干关于学科独立的基本标准。而且，已经建设了多年的“文艺学”（文学理论），目前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

笔者认为，设置这一学科的合法性是存在的。有关“艺术学理论”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讨论，延续了中世纪以来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二者之争当然是由经院哲学中关于“三位一体”这一神学概念是否是实体触发的，唯实论（实在论）者认为存在“共相”，而唯名论者认为所谓的“共相”并非实体，而仅仅是一种概念。举例来说，唯实论者认为“水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唯名论者则争辩说，世界上只有苹果、橘子、香蕉……而并不存在一个叫作“水果”的实体。与此同时，这个研究“水果”却不研究具体的苹果、橘子、香蕉的专业，却并非以往各门类艺术史论的集合体，相反，各具体艺术门类的史论仍由各自的专业人士负责，“艺术学理论”是一个研究抽象艺术一般原理的学科。问题在于，各门类艺术中是否存在抽象的、一般的共同原理？这种原理是各门类艺术之间的交集，还是仅仅是一种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不妨认为，这些正是有待于艺术学理论学者去探索和揭开的未解之谜。由此看来，支持“艺术学理论”学科成立的学者往往是唯实论者，但面临着在全球甚嚣尘上的“艺术终结论”，古老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本身也能给这个学科增加许多思辨的魅力。

早在民国时期，究竟是用“美术”还是“艺术”一词来翻译西方的“an”还没有形成共识，当时全球范围内人文社科理论发展的阶段性也决定了艺术学理论学科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效法苏联的体制，将民国时期的各级“艺专”更名为“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具体的“门类艺术学院”。这样做的后果，是艺术院校按照专业领域各自独立，而作为文学艺术界组织者的文联系统则又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各门类艺术的共性问题除了在美学领域内有学者涉足外，在一般专业艺术院校内部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由于和具体门类艺术实践的密切联系，在一些专业艺术院校中甚至出现了重“历史”、轻“理论”的局面，认为艺术理论问题属于哲学问题，艺术院校则就是研究“艺术史”的。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为例，金唯诺等前辈学者便曾表示：“在中央美院，我就主张把这个系明确叫美术史系，而不叫什么美术史论系，或美术理论系。我也不太同意把它叫成美术学系，那样它的研究范围就太广了。”但是，在我国各门类艺术大发展大繁荣、门类艺术学院规模化发展的今天，在一些综合大学中将“艺术学理论”这一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迟到的补给。

既然“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确是以往的藝术院校的门类艺术史论所不关心的，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学理论”必然就应该设立为一级学科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很多是从过去的哲学、美学、文艺学乃至人类学等学科介入本学科的，容易缺乏对于各门类艺术本身的“同情之理解”，甚至造成人文学者“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的局面。的确，目前已经有一些设有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高校，在设立高校博物馆、捐赠品鉴定等方面暴露出缺乏基本审美判断和艺术素养的弱点，以至于为舆论所诟病。设想一位夸夸其谈的艺术研究者，倘若一旦碰到具体的艺术作品，就分不清好坏，误把江湖杂耍当作专业艺术家，甚至对于形式美本身都缺乏分辨和接受的能力，这不应该是专业艺术研究者的常态;这种一方面谈论艺术（理论），另一方面却不懂艺术（审美或实践）的情况，的确不利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其实宗白华、朱光潜等老一辈美学家早已给出提醒。既然是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研究者还应该了解各具体门类艺术的史论，并且至少对创作水准的高下具备专业的判断力，他们所倡导的“不通一艺莫谈艺”在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学科之间的交融互渗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例如研究医学的当然最好也学一点文学、哲学，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是不同的学科这一事实。因此，在目前“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理论”三种学科并存的学科目录中，强调“艺术学理论”与各门类艺术实践天然的血缘关系，让“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艺术实践，“文艺学”研究者精通文学作品，“美学”研究者则侧重艺术美、自然美的一般抽象原理，至少是将这几个重合度较高的学科从学科管理层面加以区分和引导的一种合理方案。

第二，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应该包含哪些二级乃至三级学科？这是一个自从学科设置之初就曾有专家思考的问题。直到目前，这个问题也是言人人殊，其主要矛盾在于，设若有一个大学本科生，以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尚且很难得到社会认同，更遑论在这个学科下进一步划分出各种互斥的二级学科了。比如，我们很难设想把“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专业，也很难理解把从事具体门类艺术史（如美术史）的学者，和从事一般艺术史论的学者完全划分为两个一级学科的做法。

针对这一问题，近期学术界有一种方案，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为契机，整合以往分散在各个艺术门类之中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这种不执着于研究“一般”而是兼顾“个别”的方案，似乎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者的初衷有所偏离，但已经开始在一些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中实践。其实，在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领域，比如美术史界，长期以来就有一种把“美术史”学科从美术学院移到综合大学中设置的呼声，因为这类史论类专业附属于艺术院校，难免各种场合都排在创作实践类专业之后，成为艺术实践的附庸。笔者此前曾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两所机构供职，深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设置就是以研究人员为中心，这与中央美术学院内部“画画的瞧不起搞美术史的”局面大相径庭。但这种方案限于各专业艺术院校彼此之间的专业壁垒，目前只能适用于综合大学，似难以在专门的艺术院校中操作。通常的情况是，综合大学中美学、文艺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转向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高校（特别是专业艺术院校）来说，短时间内建立起兼顾各个门类艺术学科的史论研究团队，则绝非朝夕之功。

第三，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具备独立的基础？在实践中，我们国家的一级学科，往往具备一定的规模和体量，因而能够独立成为学校中的院系，甚至独立的学院。比如“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其在学理和应用层面的必要性都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全国各主要综合类大学大多也已设置“新闻与传播学院”;再如“美术学”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了全国“八大美院”的学科规模。这些学科的从业人员规模、招生数量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同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而如果出于逻辑上的标准统一而把“艺术学理论”设置为综合大学中的院系，无论称其为“艺术学理论学院”还是“艺术理论学院”，都是一件有些荒谬的事情。由此，也势必带来同为一级学科在资源分配时的困难与矛盾。

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艺术学理论”这个有些拗口的学科名称提出一点质疑。2011年版学科目录中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其前身是一级学科“艺术学”（广义艺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狭义艺术学）。这个“小艺术学”的提出者，最初是张道一等我国老一辈学科评议组成员。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设立“艺术学”二级学科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当“艺术学”一级学科提升为学科门类，为了避免与门类名称重合，才勉强在“小艺术学”后面加上了“理论”二字以示区分。但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一种懒政思维。其实，“学”（-ology）本身就包含“理论”的意义，在“学”后面再加上“理论”二字，实属重复哕嗦。例如，相对于建筑，“建筑学”就是对于建筑的理論研究，叫作“建筑理论”亦可，但没有必要叫作“建筑学理论”。试想，如果把这个学科命名翻译成英文，无论是翻译成“antheories”还是“an studies”，都无法同时表达“学”和“理论”这双重意义。笔者建议，今后“艺术学理论”学科不妨直接改回“艺术学”这一最初的学科命名，至于学科门类，则大可直接叫作“艺术”，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学科”的属性而刻意加上“学”字。

无论如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已经是既成的事实。艺术学理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绝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也许在学科草创阶段，这个学科的建设者多是人文学者而非传统的艺术学者，但随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会不断凝聚并形成这门学科的主体性和核心竞争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各种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努力，走出学科建设之初的起步状态，进而打造艺术学理论的中国学派，如同李心峰所说：“用新的表达方式与世界交流对话，进一步凸显或者建构我们的主体性，呈现我们独有的面貌，从而对世界文化、世界艺术或世界艺术理论，作出我们更加充分、更加巨大的贡献”。

二、设计是否可以成为学科门类？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学科建设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当时许多的新兴学科，纷纷从“科学中的科学”——哲学中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地。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往往根据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设置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方法。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往往被看作是学科独立的两个重要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以上所说的还仅限于学术话语本身，学科的独立还呼吁一系列外部条件的建立，如独立的专业协会（学会）、专业期刊和本学科公认的奖项等。20世纪以来，除上述学科外，还有传播学、设计学、广告学等许多新兴学科，在西方正是经历了类似的建设过程，甚至一度成为“显学”的。

对于中国来说，1997年出现在国家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设计艺术学”正是这样一门学科。此前的学科目录中，只有“工艺美术”，而没有“设计艺术”，设计艺术学在当时的横空出世，也是以牺牲了“工艺美术学”这个学科为代价的。但是当时人们即已认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科更名，而是学科根基的重建。学科目录中出现设计艺术学，标志着“设计艺术学”从“美术学”中独立了出来，学术界倾向于承认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尔后，通过各高等院校设计学科的建设，设计学在中国初具规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时，原定目录中的“美术与设计学”最终被分开设置为“设计学”和“美术学”，并将设计学明确为学科目录中唯一一门文理兼收（“可授予艺术学、工学学位”）的学科。短短15年不到，设计学完成了从无到有、从二级学科到一级学科的华丽转身。

然而，艺术学理论研究面临哲学“入侵”的同时，传统的设计研究也正在面临工科的“入侵”。有消息表明，在我国，有包括多位院士在内的人士正在关心设计研究，主张把“创新设计”提升为国家的战略规划。不止于此，还有专家建议设计学在下次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时，上升为与文学、艺术学并列的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此前，设计学和美术学一样，同属于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种局面，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设计艺术学”成为二级学科之初的从业者们所无法想象的。这样做当然是提高了设计学的地位，当然也是利弊兼有的。无论如何，过去由美术院校主导的学科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还有待观察。

学科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国家对设计的重视，但也使得设计脱离了艺术的母体，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这势必在国家战略、设计创作、设计教育方面造成一系列的后果。此前，在“设计学”尚未明确为一级学科之时，艺术院校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尽管学科设置中也逐渐出现了“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并列的局面，但都从属于艺术院校，工业设计从艺术院校、艺术学背景中独立出来发展的趋势并不明显。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设置为例，既有装潢、环境、染织服装等“艺术设计”系，也有工业设计系。当然，虽然那时的学科建设者也呼吁艺术和科技的互动与跨界，但那是在不更改工业设计的“设计艺术学”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更不会产生院士亲自从事工业设计学科的专门研究与创作，甚至为整个“设计学”立法的局面。但现在，由于工科设计学的强势发展，“艺术设计”尤其是传统的视觉传达（平面）设计、染织设计、设计史等学科，在整个设计学学科门类中已经被边缘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忧虑。

笔者并不反对将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整合为“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努力，但这必须是在充分尊重两个学科共同特点之下的对话与协商，而不是以此代彼。设计学的工科化发展趋势当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应该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不应以消解或无视艺术设计的存在为前提。毕竟，现在一级学科设计学还设置在艺术学门类之下，将来即便设计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它的学术史也不容篡改。当然，由于圈子的不同，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常常有不同的关注议题与评价标准，所以对于这两个领域究竟是否有共通的“内核”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简单说，既然都是“设计”，那么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一定有可沟通之处，无论这个共通点是“本质”抑或仅仅是“家族相似”，都是存在对话空间的，而这种对话本身就是设计学的学科特点。

笔者曾把这种对话概括为“学科间性”，提出讨论“设计学”时，既要考虑艺术设计的具体情况，也要同时考虑工业设计的特殊问题，而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所从事的“这一个”领域的特殊问题等同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特征。在这种理想下，工业设计既不可能对艺术设计形成话语霸权，艺术设计也不应该反过来对工业设计画地为牢。一次笔者参加一个大型设计论坛，就有一位工科背景的学者使用图表的形式详尽地描述了“设计学”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所谈论的“设计”已经详尽到包含规划设计、工程设计、航空器设计乃至集成电路设计等内容，他的提议对于笔者来说不无启发，但在他所构想的“设计学体系”中，笔者就是找不到“平面设计”的位置。

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一些从事工业设计的学者意图绕开字体设计、书籍设计、染织与服装设计、广告与CI设计、室内设计、景观与环境设计等具体的设计门类，直接对整个“设计学”的学科建设立法。事实上其中很多学者并未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设计艺术学学科建设，他們对于设计的经验，往往来自于材料、能源、计算机、建筑、城市规划等和“设计”打擦边球的其他学科。笔者的态度是，设计学当然需要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和对话，但应该保持自己的学科底线和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当眼下设计与艺术渐行渐远，以往设计学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变得并不那么明显了。

其实，目前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播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部环境使设计学科、设计教育面临的危机，要比美术学等其他学科更大一些。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对设计学的挑战，应该说不仅仅针对艺术设计，也对工业设计的很多理念形成了冲击。这时候，设计学科应该联手整合，而不是故步自封。工业设计由于与自然科学的血缘关系，使得其评价标准和学科积淀更接近自然科学，属于设计学里面的“硬”学科，但总体而言，设计界目前倾向于认为，设计就是设计，它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和工科一样的学科，那么设计学的边界也就没有了。

与此同时，艺术设计由于脱胎于美术学的原因，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量化，但经过了这么多年来的学科建设，艺术设计也并非很多工科背景的学者所想当然的那样一无是处，它对于形式美的探索、对创意规律的思考等都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代表了设计学的“软”实力，这些同样是工科所不能提供的。否则，就会出现上述技术更新迭代，但产品的外观、形式、品位等却难以跟进的局面。君不见，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上所展示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研制的新能源汽车等在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两个领域评价两极分化为代表的“土味审美”“雷人设计”这些年来不断成为话题。举例来说，一些主张“大设计学”的工业设计背景的学者，片面注重功能、制造，反而对于艺术设计的核心问题——视觉形式、创意及其表现非常陌生。难怪我们今天在很多场合看到一些工程设计类的教材、讲座PPT，其色彩、字体和版面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经过专业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而与此同时，尽管人工智能、程序化创意取代传统平面设计师的“危言”一直在业内“耸听”，但设计师黄海设计的电影海报仍然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功“爆款”。个中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深思。

十几年前，笔者曾针对艺术设计忽视实证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但在当时笔者即意識到，对于传统的设计史等艺术设计的研究方法来说，这些借鉴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式，对于设计研究来说应该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这样看来，“设计学”并非是一个水果沙拉，无论把设计学放在美术学院，还是置身于综合大学，设计学目前所从属的“艺术学”学科门类，本身就规定了设计学的艺术学科属性。现行学科目录中所标注的设计学一级学科可以同时授予艺术学和工学学位的提法，是在这一学科基础上设计学“学科间性”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研究作为艺术一般原理的“艺术学理论”的时候，本来也应该将设计学的这种“间性”的特点考虑在内。这一学科间性，不应随着工科人士对设计的关注、介入和立法而被忽视和泯灭。

综上所述，对于设计这样一门20世纪90年代末才在我国得到正式命名的新兴学科来说，现有的一级学科的定位已经并不算低。如果要“乘胜追击”，进而倡导设计学从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则需要进一步追问这门学科的根基是否牢固，盲目扩张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未来设计学从现行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学科门类的尝试，就是为了剥离设计学的“艺术”属性，消解设计学的这种“学科间性”的话，那么这种“学科升级”恐怕未必是一件符合学科建设发展规律的好事。与设计学作为应用学科对于种种新技术、新理念的应对策略相比，基础理论建设对于学科发展和设置来说似乎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就现阶段而言，维持现状，待学科发展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而不是观念先行、拔苗助长，人为地改变现有的学科布局，或许才是仍在襁褓之中的设计学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结语

由于特殊的国情，在我国，学科设置需要在学界公认的基础上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证，才能完成最终的“正名”。没有在学科目录中的“正名”，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博士点、基金、奖项、人才头衔等一系列国家资源。由此也就常常引发专业领域内关于修订学科目录，或是把某专业正式明确为某级学科的呼吁。学科目录往往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专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学科类型，并结合中国国情来制定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学科目录，虽然按时进行修订，但这种调整往往要等到五年一次来集中进行。每次更新学科目录，都可谓是“几家欢笑几家愁”。艺术学理论和设计学两门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学科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现行的学科目录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也没必要每隔五年就来一次大变。在现有目录下对学科的“正名”也并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建设的终点，应把它看作是学术发展的新起点，公开地进行讨论与思辨，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学科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总节点，高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笔者拟就基于互联网技术条件下高中课程教学的建设与管理，做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深入探讨，以期有效促进和全面构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高水平的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学校教育形态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均衡优质教育的需求，推进人类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高中课程教学运行机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教育公平、优质发展呼唤新的教育体制机制作为保障

教育公平、优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诉求。2015年11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第38次教科文组织大会并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明确指出：“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社会化考试及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为此，2014年教育部在上海、浙江启动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14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两项高考改革配套方案。2017年考试招生改革将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上述政策文件的背景下，2016年起广东省普通高考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016年3月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广东省统一高考实行“3+3”的考试模式，本科院校招生不分文理科设置考试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考外语科目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机会，成绩择优。《意见》明确指出，考试招生制度单项改革从2016年陆续展开，2018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2021年实行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促进教育体制机制创新，为教育服务供给方式、课程教学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提供保障，为教育公平、优质发展提供保障。

2.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高中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以领跑的态势，引发人类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深层变革与发展，改变着人类已有的生存与发展的观念与模式。面对即将到来的2030年，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描绘了以下新的特征：“面向2030的教育，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应该是更加开放的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传统教学的组织方式，突破了时空界限和教育群体的限制，人人、时时、处处可学，都有机会畅游在网络学习的海洋中；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应该是更加适合的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灵和幸福，应该是更加人本的教育；更加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以学生为本，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和成长奠基；让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应该是更加平等的教育；强调学习能力的养成和终身教育，是更加可持续的教育；教育是实现人人享受尊严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终身学习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论述，对教育与技术、教育与生命、教育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等做出了清晰的、科学的判断，为考试招生制度和高中课程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支撑高效精确的教学与管理，利于研究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目前，虽然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有平台、产品无法满足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下的走班教学需求。高中学校还普遍存在教育大数据尚未有效建立，缺乏统一支撑平台，以应用为导向的教育信息化投入、建设和评估机制尚未建立，政、校、企尚未形成合力以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等问题，与形成良性信息化生态以更好地支撑和引领课程教学改革仍有较大差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呼唤教育技术的进步。

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中课程教学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深圳市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达41220人，据预测，“十三五”期间高中学生规模将扩大一倍，至8万考生左右；广东省政府规定的异地高考政策为“两个合法、三个三年”，深圳市高考异地考生必然会增幅较大；深圳市公办、民办高中集团化趋势明显，单一高中学校一个年级的学生超过2000人的学校必将大幅度增加。综合以上因素，靠传统的经验和人力统计学生报考、选课信息和安排课程教学，以及进行教学和教育资源的调配、教育教学的评价显然不可能满足需求。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学生选课系统，已成为区域高中教育管理部门和高中学校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实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高中课程教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增强我国人才培养自主发展机制、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加快转变我国教育的运行方式、有效减轻学生学业过重负担、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高考和高中教育存在着教育理念传统僵化，教育优质、公平差异较大，高考技术化单一化倾向严重，教育内容过于封闭传统，教学功利化普遍存在，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家长和社会对教育过度期望等问题，已严重制约了高中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国家对人才的要求。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全面培养可持續发展的学生”。建设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课程教学服务平台，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走班教学排选课平台收集、整理、分析学校业务数据，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学习方式的改变，有效改进校园教育生态系统，构建“便捷高效、互动智慧、互联开放”的课程教学体系，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高普通高中的整体办学水平，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均衡、优质、开放。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高中课程教学建设与管理的路径

1.统一规划，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区域学校和学生高中课程教学管理体制机制

教育大数据是信息化生态的核心与基础，是提升教育管理与教学质量的必要支撑。目前，大数据的采集与应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孤岛仍旧存在，数据整合和资源共享的機制不完善；二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数据采集，无法通过数据分析和应用来帮助学生高效学习和全面发展；三是采集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没有建立统一的数据规范和标准。

因此，需要成立区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高中课程教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域教育局分管领导任组长、区域教育相关部门和有关学校负责人任成员，负责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和评价管理工作。建立工作小组，制订部门工作的方案、制度、职责、考核、激励等规范，落实日常工作进度安排表和责任倒查机制，确保项目能够持续深入稳健进行。

2.统一部署，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区域学校和学生高中课程教学管理技术平台

学校在新高考政策下的应用需求，缺乏精良的技术支撑；校长、教师有好想法，却找不到有效的实施者。所以，有必要建立由区域教育部门主管、政府财政支持、区域教研部门负责、学校组织使用的区域大数据基础管理平台和学校大数据基础应用平台。采集学校教室、课程、教师、学生等各类基础信息数据，提供走班教学顺利实施的数据支撑。采用基于云计算开发的多层次的软件集群架构，承载大规模的并发量，保障大数据基础平台在用户高峰时段的高性能以及大数据流对接时的平稳运行。大数据基础平台应采用开放的API接口，实现与学校现有软硬件系统对接，实现校园大数据的动态流转；通过大数据的集合与分析，“导航”学校教育管理信息化，“预测”教学效果、学生未来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大数据处理系统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

3.统一管理，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区域学校和学生高中课程教学管理质量保障体系

搭建核心应用智能排选课大数据应用平台，采用多样化的排选课模式，全面支持以行政班、套餐式及混合式等多种模式展开排课任务，最优化地使用学校资源。通过先到先得、志愿申报等多样化的选课模式，提供试选、重选、二次选、预选等多种选课实施方案，最大化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意愿，实行灵活全面的规则配置。通过灵活配置教师、教室、课程等资源，以及多种排课方式和选课方式，保障学校个性化的走班教学策略和排选课需求。提供多维度的数据报表及分析，将学校实际排选课过程中积累的数据生成多种数据分析报表，帮助教育管理者从多个维度实时了解走班教学情况。区域高中教育管理部门定期分析和发布高中学生选课、高考报考情况，及时引导学生和家长规划学习和填报志愿，为学生可持续学习提供保障。

进一步加强教科研部门与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部门的深化融合。由相关区域教育主管部门、优秀高中学校负责人、教育信息化专家、教育质量评估专家、优秀企业家等共同成立区域高中课程教学技术整合教科研联盟，充分发挥政、校、企合力的科研创新力量。基于联盟开展信息化项目建设效益评估，建立制度化的内部评估机制，充分评估论证项目的建设需求与应用效益，确保以应用为导向的建设目标。发挥联盟对学校信息化项目以及高考与高中课程教学的指导作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确保严格审核的基础上，应缩短项目审批立项的周期，并对项目的调整给予一定的空间，让学校与企业对项目的实际应用做一定时间的磨合和调试，确保教育信息化项目建有所用、越用越好，促进普通高中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教育的选择性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高中课程教学改革在选课排课智能化应用、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学生核心素养评价等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以智能化排课平台应用为契机，全面推进高中课程教学体制机制变革，必将引发新的教育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视域;高校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课程;教学改革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人才培养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化的教育模式，需要对教学方式和教学两个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这使得我国各大高校的公共管理课程应该按照时代的不断变化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提高对高校公共管理实践课程的重视度，也培养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共管理实践人才。但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教学需要涉及到经济，政治等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如果仅仅利用教师讲授的方式，不足以让学生明确所教学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内容，因此，对高校的公共管理课程进行实践教学的改革具有必要性。在“互联网+”视域下，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数据功能可以实现各项信息的搜索和分享，使学生在学习公共管理课程中能够了解到不同行业和区域的信息内容，并利用所学到的知识辅助公共管理实践活动进行，能够为公务管理实践课程的教学质量提高奠定基础。就是要利用好“互联网+”视域下的有效条件，推动高校公共管理实践教学的改革，提高高校公共管理实践教学有效性。

一、“互联网+专业知识培养”

高校的公共管理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一，培养生的专业认知能力，使学生对公共管理这个专业具有足够的了解，熟知公共管理的相关事务和基本操作原理、管理方式，并对公共管理的相关知识点有着个人的见解和理解，从而进一步对公共管理的相关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二，能够应用公共管理专业的相关知识和具体操作方式对各项事务进行管理，具体可以分为对具体业务的行政事务管理，应急事务管理有攻速管理等。充分了解这一些公司物资管理所需要运用的方式工具，有明确的方法和计划对所需要管理的事务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三，能够应对一些突发性事务进行管理，并且运用新型的方法来神所管理的事物更加具有效率和质量，这件事务管理工作的高效性和创新性，满足现代化不断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公共事务复杂性管理需求[1]。总地来说，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事务处理能力以及应对能力，如果仅仅利用课本上的知识，无法有效的培养学生对一些特殊事务处理的应对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公共管理实践课程的教学时，要充分要学生了解到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实例。通过“互联网+专业知识培养”，能够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公共管理事务真实事例，教师可以运用这些例子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例如，运用互联网技术就是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实例，只需要输入相关的指令，如，社区事务管理例子、公共关系管理相关新闻等，就可以出现许多生活中的实例，就是将这些例子于课堂上所教学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相联系，要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这些事物进行处理，这样能够帮助学生熟练地运用专业知识，锻炼学生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能力[2]。

二、“互联网+实践教学研讨”

通过互联网知识运用可以实现跨越时间、空间的信息研讨和传播，使得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课程更具有开放性，满足学生在公共课程学习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管理事务而不同环的境管理知识学习。并通过加强研讨，以及相关教学成果教学内容的分享合作可以拓展学生对于公事务管理方式的学习内容，让学生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去应对更多的公共事务实践处理。教师在进行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时，可以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去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和学习平台建立，或者利用互联网搜索一些公共事务管理的相关网站，利用这些网站去查看更多的例子，尝试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对这些事例进行解决。也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发表公共事务管理和处理建议，并定时去观察所提建议的采纳结果，这可以帮助学生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增强学生的跟我事务管理专业的学习信心[3]。

三、“互联网+教学考核”

高校公共管理实践课程的考核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革新，这是因为传统的笔试功能对于公共管理这一种实践课程来说，具有一定的欠缺性，无法检测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一定地忽略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成果检验，不利于进一步改进公共管理实践课程的教学方式。通过互联网建模功能，就是可以在考核活动中利用计算机模拟不同的公共事务内容，并通过这算机程序布置好不同管理方式所展现出来的结果，让学生运用对于知识和个人的理解能力对事务进行实践管理方案的编写，并将其运用到管理事务中。然后教师可以根据所展现出来结果接学生准确，科学的考核，明确学生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能力[4]。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效率也越来越快，这使得我一些公共事务呈现出寓意复杂的局面，培养公共事务管理人才迫在眉睫。高校的公共事务管理教育活动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加强对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性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通过运用“互联网+”视域下的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功能，为公共事务实践性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提高公共事务管理人才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姚娟， 杨晓莉， 张春梅. 校企合作视域下高职院校人文护理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 卫生职业教育 2021年39卷1期， 33-35页， 2021.

[2] 张继亮， 吴显义， 宫月. "府校合作"视域下黑龙江大学MPA实践教学改革探究[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9(9).

[3] 施璇. "互联网+"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004(006)：106-107.

[4] 孙婷. 基于能力培养视角下的高校应用型专业课程本科教学实践改革探析以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为例[J].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6(2)：74-77，93共5頁.

(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互联网+”理念及思维概述

(一) “互联网+”理念

“互联网+”是指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在互联网大力发展的繁荣背景下, 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大力应用互联网的基础性作用, 帮助传统模块产业应用现代网络技术来实现企业的互联网跨界重组的过程, 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完善, 以实现企业整体构建的升级和改造。“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对于企业来讲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模式, 它的多元化特点为企业管理的创新型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实现企业内外资源的完美整合, 为企业的经营管理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二)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指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数据背景下企业管理发展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行业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造就了当前企业融入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战略性及系统性的发展思维。“互联网+”时代是一种信息高度共享的数字化时代, 企业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必须具备技术、消费需求、产品等方面的前瞻性思维和创新性意识, 企业要想在互联网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实现全新的企业管理创新, 就必须具备开放性、战略性以及系统性的互联网思维, 以用户至上、用户体验、服务至上的管理宗旨来进行管理模式制定,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变革, 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益和水平。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企业管理者缺失创新型管理意识

一个好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发展速度与企业的发展维度都与企业管理者的能力息息相关。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者已经在物竞天择的市场竞争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 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冲击, 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多数的企业管理者还躺卧在以往的成功簿上, 缺乏与时俱进的发展意识, 久而久之造成企业的发展与时代严重脱轨, 最终终将被经济发展前进的浪潮所淹没。因此, 当前阶段我国多数企业的管理者严重缺乏创新型管理意识, 无法满足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管理发展的根本需求, 制约的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 专业技术人才缺失制约企业管理创新发展的步伐

在“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背景下, 人才始终是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是影响企业管理创新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需要多个环节组成, 专业技术人员的技能是企业管理创新发展质量的根本保障。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加强人才的培养及引进的重视, 为企业的管理创新打下坚实的人才储备基础。只有拥有雄厚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 企业的管理创新发展才会与时代契合, 满足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需求, 为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企业管理制度缺乏科学合理的规范

企业要想实现科学稳定的发展, 发展行为受到正确有效的制约就必须具备科学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现阶段我国多数企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逐步进行变革, 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时往往忽视了企业管理制度规范化的作用, 无法建设和完善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 对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企业管理制度的不规范在给企业发展造成巨大困扰的同时, 也对企业发展的质量和高度产生了限制, 制约了企业今后发展的道路。

三、“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一) 传统企业的发展改革离不开“互联网+”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经济市场的传统消费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 产品的购买途径和选择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购买成本也逐步缩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被吞噬, 产品生产、商品销售、商业方式、售后服务等都对传统企业管理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要想实现完美转型和长足发展就必须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变革, 正所谓“风险与机遇并存”, “互联网+”时代给企业带来威胁的同时, 也给企业的管理创新带来了绝佳的契机。

(二) “互联网+”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剂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出了许多衍生产业, 计算机行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网络行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些与互联网有关的相关产业构建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下的新兴产业, 它们是经济时代发展的“宠儿”, 逐步成为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和改善人民消费的主体, 多数传统相关企业也以互联网为战略发展目标, 实现了完美的转型。传统企业的转型成功也拉动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企业的发展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三) “互联网+”催生了跨界发展

虽然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力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其发展方式并没有产生根本的改变。传统的产业结合“互联网+”实现产业的优化推动,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逐步形成全新的产业链、服务模式、价值链以及行业生态等跨界组合。

四、互联网思维下企业管理的创新策略

(一) 创新企业管理组织文化, 满足“互联网+”时代要求

信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是“互联网+”时代的根本特性, 企业要想进行管理模式创新就需要充分的展示企业的自身优势, 创建开放式的企业组织文化, 要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吸收对企业发展有意义的相关信息, 进而实现企业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企业的组织文化建立要不断的变革, 与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相匹配, 以包容的态度与客户、合作者、企业员工、竞争者进行统筹调剂, 进而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提升。

(二) 建立扁平的组织结构和宽松的组织制度

“互联网+”造就了经济社会的大数据时代,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发展背景, 这种时代的背景为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决策信息, 同时也使得企业的管理、决策和产品相对更加透明。在“互联网+”时代下要想有效的激发企业员工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就需要建立一套更为宽松的组织制度, 鼓励员工针对企业岗位相关需求进行交流和学习, 增强员工的创新动力, 以满足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根本诉求。另一方面, 在“互联网+”这种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下, 企业需要对所获取的大量决策信息进行高效、快捷的沟通效率和反馈速率, 这就需要企业管理进行创新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一套更加扁平的组织结构, 进而实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增加以及有效信息的沟通效率, 这种“全民皆兵”的企业管理体系能够更好的适应经济市场的发展, 进而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三) 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由于在“互联网+”信息支撑下, 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有自己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管理者信息决策的权限, 进而导致管理者的权威受到挑战, 企业的人力管理关系也逐步发生改变, 管理者和员工间的上下及关系也逐步向着平等合作的方式迈进, 这就要求企业管理模式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进行及时的调整, 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建立一套平等、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进而全力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边际效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互联网+”是一种有悖于传统企业管理的全新的思维模式, 它为企业管理带来重大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现代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要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完善企业管理创新建立, 构建科学化、合理化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模式, 为促进企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收获更大的经营效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变革造成了经济社会信息化的放量发展, 在这种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 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当前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 在互联网大力发展的冲击下, 必然会产生更多新的问题, 企业需要尊崇“互联网+”的背景要求, 实现企业的管理创新, 更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强化健全的制度建设, 以实现企业管理的升级和调整, 进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整合资源, 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景海, 林仲豪.“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与广东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研究[J].江淮论坛, 2016 (2) :50-56.

[2] 杨立邦.权变视角下的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创新[J].中国商论, 2016 (07) :48-50.

[3] 徐慧茗, 何昀.如何用互联网思维创新企业管理[J].人民论坛, 2016 (35) :86-87.

互联网教学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小微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融资困难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企业今后的顺利发展。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小微企业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到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管理理念，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建立严格规范的信用管理体制，提高信息评级水平，为企业今后的融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模式

一、小微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

（一）缺乏长期发展目标

纵观国内的真实情况，大多小微企业都是以私营企业为主，部分私营企业管理者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政策对私营私营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管理者在获得一定财富之后，将精力花费在该如何打通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如何将企业做得更好。给予信用高度重视的企业，必定具有长远发展目标。

（二）监管机制不健全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缺乏信用所带来的损失是无形的，久而久之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假如缺乏健全的信用监督制度，盲目追求短期利润，必定会阻碍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完善信用监管机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提高自身地位，再加上小微企业在资源方面相对匮乏，便会放弃信誉而选择捷径。

（三）政府行为不规范

受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性，首先，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多，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时相对宽松，能够享受一些特色政策。站在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小微企业具有不公平性。另外，相关部门对资质审查管理方面相对松散，一些小微企业并不具备登记的资产要求，使得其承担信用能力不高，甚至出现信用低下的情况。

二、小微企业信用管理的改善途径

（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伴随着市场竞争的越发激烈，小微企业想要在这一大环境下提高自身地位，不仅需要拥有诚信的服务，还需要优质的产品，对产品与消费者全权负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信息能够快速传播，在社会公众眼中，企业的外在形象属于一项无形财务，做好公益事业，向社会展示责任心，通过这些软信息提高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

（二）投放企业软信息广告

一些小微企业认为使用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消费者宣传产品的性能，只是一种营销管理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投放的范围应向外拓展，不应仅局限于产品，小微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文化等因素也应包含其中，向社会进行传递。通过大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技术向使用各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这也是在大数据环境下，帮助企业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小微企业应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在大数据公司当中，加大产品的投放，改变信息传递方式，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提高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

（三）培养信息管理意识

小微企业的信用管理，不应局限于财务数据信息，而应满足互联网金融环境，全面提高信息管理意识。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资金结算、小微企业管理者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信息，例如消费种类、个人进修、学习深造等数据，等都属于信用管理范围，这些网络信息就是所谓的信用软信息，能够将小微企业的真实情况完全反应出来，对信用评级产生重大影响。小微企业当中的员工应改变自身不良消费习惯，培养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注重企业整体形象的设计，保证企业今后的顺利发展。

三、小微企业信用缺失的治理措施

（一）规范政府行为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信用指数具有较高要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企业具有良好的信誉时，消费者才会给予更多支持。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出来，能够有效提高企业信用指数。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转变自身工作职能，由以往的管理者角色向服务者角色过度。另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市场经济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都会因政府干预而改变，产生不利影响。最后，严格把关市场准入门槛，秉承着负责的态度，审核小微企业的注册资质。

（二）提高管理水平

小微企业当中的管理者文化水平有限，这是影响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工作职能，参与管理课程学习的方式有宣传、组织等方式，进而提高小微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综合素养，给予企业信用自我反省应有的重视。规范企业日常商业行为，属于信用管理工作的范围，减少企业发生信用危机。随着经济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应引领企业注重企业信用危机管理，切实提高企業信用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信用。

（三）完善监督机制

在进行战略改革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信用监管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度，这一转变应由良好信用的企业作为支撑。完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法律给予信用良好的企业更多保护，使得这些企业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另外，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应充分考虑到不受信用所带来的损失。公平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包含与信用监督机制，企业通过发布信用信息，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反馈。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指数，将社会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四、结语

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当中，会出现更多小微企业，在提供个性化产品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合理的应用这一技术传播科学知识与文化，既能够推动企业的创新，也能够满足大众的个项需求。在小微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 信息技术互联网络基因与金融创新检验——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反思视角[J]. 李文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04）.

主动适应新常态 大力推动能源生产消费革命——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展[2]. 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A]. 彭源长，李新智.核工业勘察设计（2015年第1期）[C]. 2015.

[3]. 两会风能呼声：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大力发展风电产业[A]. 梁伟.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风能产业》（2015年第3期）[C]. 2015.

作者简介：

王茜，出生年月：1997.9.6，性别：女，民族：满，籍贯：上海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金融信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