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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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传媒?

传媒，即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传播媒体也称“传媒”、“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收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

什么是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指复制、传递信息的机械和传播组织、团体及其出版物和影视、广播节目，一般来说，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这些传播媒介传播信息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因此，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社会主要的媒介。

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传媒对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的传媒方式大概有这些种类：口语、体语、文字、书籍、烽火、鸽子、人(如马拉松的来历)、马(驿站)、画等种种方式。以上种种无不促进了人类文化生活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在现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有了更便捷更灵活的信息传播途径，互联网这一现代媒介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对民众的知识观有一定的塑造功能;同时，它突破了时空限制，范围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局域，应该可以说实现了普遍化。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上，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了，从政治、经济到全球化、文化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凸显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首先，大众传媒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传媒把文化传递给后代，并继续教育离开学校的成年人，是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例如，由中国国家汉办每年举办的“大学生汉语桥”比赛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不仅让我们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风情民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来此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的眼睛了解到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了解到世界。也有助于选手们借助丰富的电视表现手段，以快乐学汉语的形式，充分挖掘个人潜力，成为汉语能人。 再如央视十套节目里面的历史文化科教节目，让人们认识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风俗文化。

大众传媒不仅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在此过程还形成了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同化大众传播成功的转移了公众的群体意识，化解了之前一直纠缠的政治情绪。突显了人的生命、尊严、精神的关注，肯定了作为精神个体的价值。而且大众文化抹去了文化特权，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发展。可以说大众文化的传播在丰富人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功不可没。

其次，大众传媒对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的文化风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得到传播和发扬，如通过电影媒介，李小龙的功夫为世界所熟知，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功夫这一中国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日本尤其注重文化的传播，如动漫文化，已经在中国得到传播，许多人的童年也多了动漫的陪伴，西方的文化也一直影响着中国，让中国更加开放透明，中国儒学文化以和为贵的精神也对世界和平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融会与交锋，然而在文化全球化中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和主要受益者的地位。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让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九成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这种现状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霸权主义，对人类民主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以上种种说明大众传媒之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同水之于生命，缺少了大众传媒，文化无法得以传播，必然会消亡。然而大众传媒呈现的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些弊端。人们抱怨报纸上信息太少，有限的版面上的新闻也是“炒作”，多家报纸经常出现内容的同质化。广播电视的娱乐性、广告性、和商务性节目占据了许多时间段，很多节目趋向媚俗。文化传播公司在娱乐至上和利令智昏下，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外国的水是甜的”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在阻碍着文化的传承，甚至曲解文化的现象也常常可见，一如于丹庄子心得、论语心得，用浅显的话语解读几千年的文化精粹，反而受到热捧，无不说明了国人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是大众传媒造成了这种文化自卑的现象。试问一个完全抛弃了自己文化的民族，还有什么内核可言，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就这一目的就达到了，文化就变成了一个统治工具，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

大众传媒不能堕落成为低俗庸俗的场所和温床，大众传媒塑造的是整个社会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影响的是整个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希望，因此大众传媒的从业者责无旁贷地需要有职业的良知和道德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正如教师担负了教育祖国下一代的希望，而大众传媒从业者肩负的是整个国家未来的文化走向。国家也需要积极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媒介去让人民更加透明更加真实的了解历史，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秀，让文化得以传承。

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昌盛、大众的思想水平是否高，简单的解释就是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众;语言;艺术;现代视听;传媒

0 前言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的诞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喜悦，这种技术在视听传媒中的充分应用，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像数字电视、互联网数字广播、视听媒介等都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互联网视听传媒更是发展火热，很多媒体之间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在现代视听传媒发展中，数字化技术水平骑虎相当，而着力发展大众语言艺术，才是媒体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

1 研究大众语言艺术与现代视听传媒的重要意义

我国现代视听传媒已经步入了全新的科技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项设施建设已相当完备，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或者听众，很多现代传媒在组织节目上丰富多彩，且投资巨大，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中，党中央对媒体提出的指导性的建议，在不断完善媒体科技发展的同时，节目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应该向“三贴向”发展，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媒体开始了发展性转型，这次转型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例如齐鲁电视台播出的《么敢当》，主持人小么哥以风趣优雅的形式播报山东省内的新闻事件，替代了传统古板的新闻模式，这次的转型引发了群众的热情，一时间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收视率快速飙升。可见媒体向“三贴向”转型是正确的，另外齐鲁电视台这次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语言亲民”， 在主持人主持《么敢当》整个节目中，所有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话，而且在语言表述上的艺术形式非常强，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可亲，让人能够感受到温心和可接近性，这是节目成功的主要因素，以这种方式成功的节目很多，如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周立波一周秀》节目，全节目也是有特色语言及幽默性贯穿，还有浙江省播出的《爸爸去哪》和《奔跑吧兄弟》，两套节目类型是真人秀节目，朴实的画面及有趣的对话，增加了节目的客观性，从这些节目中不难发现，大众语言艺术对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 我国现代视听传媒的形成特点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媒体发展阶段主要的传媒存在形式是电视、电影等，其共同的特征是只有画面和形象塑造，并没有发挥语言的重要性，这个时期人们对这些媒体的喜好程度并不高，随后迎来了改革开发的新举措，传媒行业开始快速发展，从无声影片发展到有声影片，又从黑白电视发展到了彩色电视，直到当今科技时代，彩色电视逐步发展形成了数字电视，这些传媒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目前我国在现代视听传媒发展中的主要存在形式分为三大类，即广播传媒、电视传媒及互联网传媒，其主要特点形式各具优势。

2.1 广播传媒的特点

广播传媒主要传播形式是收音机，这类传媒主要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将音乐、语言传播到千家万户中去，其主要特点分为广泛的覆盖性、传播速度快、伴随性、不稳定性、局限性、被动性。广播传媒具备覆盖面积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广播传媒以无线电波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无线电波具有传播速度快、穿透能力强、覆盖面积广的优势，因此只要有无线电波的地方都可以实现广播传媒的覆盖。广播传媒具备伴随性与不稳定性。广播传媒的节目形式通常为声音传播，这种情况下人们边听边做其他事情，这种特点便是伴随性;而不稳定性主要是因广播传媒的传播是依靠无线电波进行传送的，很多自然环境都会影响到信号的强弱，因此广播传媒的传播具有不稳定性。广播传媒具备局限性及被动性。所谓局限性就是指广播传媒的固定模式声音传播，广播传媒在广播时不具备画面，听众是无法观看到主持人的神态，只能从声音上来判别，虽然广播传媒具备局限性，但其语言的表达上丰富多彩，另外被动性也是广播传媒的特点，在广播时，人们只能接收信息而不能反馈信息，当然目前网络的发展，这个被动性逐步被改善了，很多平台互动、微信互动等改善了这个特性。

2.2 电视传媒的特点

电视传媒可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体，其特点决定的它的发展地位，其具备声画并茂、现场感强、可信度高的特点，人类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单纯的通过图像或者声音是不能被轻易信服的，而声音与图像的结合增加了人们的直观感受，也增加了人们对事物原貌的信任度;内容丰富且表现手法较多，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节目的内容较为丰富，有歌舞、音乐、杂技、相声、小品、探险、电影等等，在节目剪裁和制作上，表现手法也较为丰富，例如《奔跑吧兄弟》中，将人物的语言放大、将人物的头像放大等。从整体看，电视传媒的特点还有很多，但总体概括电视传媒能够更直观地将节目呈现给观众，更能够让观众从心灵上所接受。

2.3 互联网传媒的特点

互联网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其特点分布广泛，且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在现实中的差距感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的，可以说互联网传媒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公正公平的交流互动环境，其能够融合电视与广播的众多特点，还可以别具一格的形成新的传媒体系，例如电视传媒在互联网上已经实现了同步播出，而广播传媒同样也可以实现同步播出，在未来的发展中互联网传媒将逐步占据传媒的主体地位，另外互联网传媒正在向很趋势发展，例如商品视频介绍、网络游戏直播间、音乐K歌房、在线教育等等，网络传媒的发展结合了电视的声音与画面同步传送特点，让手机、电脑用户更直观的接受互联网传媒，同时互联网传媒还可以实现回放、快进、重复播放的功能，能够直接与主持人进行互动，这充分提高了传媒体系的价格，不过在互联网传媒监管力度尚存在不足的情况下，虚假、伪造的事件也屡屡发生。

3 充分利用现代视听传媒的特点展现大众语言艺术

不同的传媒形式都具备自身的特点，而语言艺术是促进这些传媒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在当今传媒体系的环境中，人们更喜欢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在传媒中应用，因此在不同传媒模式下，充分结合传媒特点，发挥大众语言艺术的观赏性，有利于推动传媒的快速发展，就像人们喜欢的脱口秀、相声、小品一样，人们欣赏的是语言的艺术，对于以语言艺术形成的节目，其表达的目标更能够让人们所接纳，换而言之，传媒工作者应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要满足大众心理的需求，以大众语言艺术来体现节目的价值，因此在传媒发展过程中大众语言艺术的应用非常重要。

3.1 站在观众角度来定位自己

任何传媒的工作者在大众语言艺术的表达上都要贴近观众的心理，大众是传媒发展的根源，如果舞台主持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主持，就会失去节目的亲和力，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说过：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要了解当今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成为百姓的代言人，要以平民的眼光去观察社会、思考平民所想的，我们的工作应该充分体现百姓的酸甜苦辣咸。

3.2 要擅长使用大众语言艺术

促进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就要促进观众的认可度和亲和度，众所周知，之所以相声、小品艺术能够获得人们的青睐，主要是其大众语言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不论什么形式的节目都应该充分发挥大众语言艺术，在节(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目中要充分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主持风格或者节目风格要干脆利落，节目中多运用幽默风趣、合辙押韵的语言，还要注意语言语调的亲切度，在形容事物上要形象具体，例如我们熟知的节目《非诚勿扰》，其本身是一个相亲节目，但在主持人孟非的主持下，整个节目的流程充满幽默感、亲切感，还不失目的性，这样类型的节目必将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类似这类的节目还有很多，如《零距离》《宝宝来啦》等。

4 结语

大众语言艺术在现代视听传媒中的应用更亲民，它能够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还能够时刻抓住人们的心理，一场融合大众言语艺术的节目，既生动、风趣幽默，还不失目的性，一定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关注，这对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因此在现代视听传媒中广泛应用大众语言艺术，将是未来各大传媒必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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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禹佳(1995)，女，湖南常德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王宏敏(1982)，女，吉林伊通人，硕士，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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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概念

媒介素养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也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也就是对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媒体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辩的反映能力[1]。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为高校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借助了许多媒体辅助教学。所以在学习中学生需要对媒体进行选择、辨别、分析。不仅要具有媒介的知识体系，而且要具备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提高其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由此看来，媒介素养不仅关系到学生的专业学习，而且关系到他们的学习目标以及高校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英语教学中媒介素养主要指学生的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教育部2007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时指出：一般要求是能听懂语速较慢的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阅读题材熟悉的英文文章；较高要求：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读懂英语国家大众性报纸杂志上一般性题材文章；更高要求则是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阅国外英语报纸杂志上的文章[2]。即英语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对各种媒体语言的接受能力。由于媒介的丰富，英语教学中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学生学习的课外读物也逐步打破垄断，来源呈现多元化。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的内容成为媒体的主要素材。教材的素材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国际化。据统计目前高校使用的英语教材中的素材有80%的材料来自西方大众传媒，包括影视剧等，例如美国之音、BBC和电影等。媒体英语已经成为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成为英语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提高媒介素养的意义

1.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走入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检验大学生质量的工作最终是由社会来完成的。大学期间是完成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和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较，大学生媒介素养对其社会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成长的需求。教育要了解、满足社会的需求，反映了时代精神吻合时代的特征。在高校英语学习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已经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渠道。媒体的选择、内容的辨别等都成为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相关素养的缺失，学生常常顾此失彼，不知所措。由此可见提高媒介素养在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学生的生活、学习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的丰富推动了英语教学的发展。然而，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给英语教学带来挑战。

2.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

由于传媒的形态的多样化，导致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学生的学习也越来越依赖媒体。媒体不仅是其获取信息的主渠道，而且成为其参与社会的主要方式。然而，媒介在给学生提供大量信息以及参与机会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所以，只有当学生学会了选择和判断媒介，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利用。大众传媒中不仅包括许多正面的信息，而且也包括负面信息，学生需要正确认识这些负面信息，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反省能力。只有通过提高媒介素养，学生才能过了解媒介、了解自己的需求，才能够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意义在于让学生在媒介环境中学会甄别、选择和反思媒介内容，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其对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等综合能力。通过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媒介文化的判断能力，认清并抵制大众媒介的低俗文化，从而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理念同时借鉴西方文化。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传媒信息，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仅局限于正确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而且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3.是教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媒介形式也日趋国际化，媒介环境也空前复杂。大众传媒好似一把双刃剑，对社会带来积极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广泛接触各种传媒。传媒成为其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在当今社会，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世外桃源，不可避免会受到大众文化的浸染。如果不提高其媒介素养，学生就有可能被动地受媒体文化影响，从而对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带来影响。由于大众传媒打破了国界，使得世界越来越小。传媒信息越来越国际化。学生只有具备了媒介素养，才能够增加对媒介的了解，正确地享用大众传媒传播的资源，以健康的媒介批判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同时，掌握与媒介交往的方式，懂得合理地利用媒介资源，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和参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提高其媒介素养，学生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利用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也只有在媒介化社会里，人们需要具备媒介素养，才能独立的、坦然地面对各种信息，正确判断媒介信息。从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资源，有效参与社会发展。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作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3]。因此，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应该包括充分认识信息的意义，理性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正确看待和处理信息。形成自己大众媒介的思想。媒介作用和功能有正确的认识。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三、提高媒介素养的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建设性地识别信息的能力，提高媒介使用效率，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已成为英语教学的任务之一。同时对于大学生终生学习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大众传媒是我国大学生接受信息的主要途径，如何认识媒介，正确而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借鉴国外媒介素养成功的经验，提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最佳过程即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和自我教育。

1.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

要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高校英语教师要具备媒介意识，充分认识媒介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要紧跟科学技术的步伐，掌握媒介技术，充分开发各种先进媒介的功能。使教师队伍能够适应当今媒介教学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增加教师学习先进媒体的机会，适应媒介教学多媒体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需要。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环境，加强媒介信息、技术等的讨论、交流等，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

2.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信仰标准、行为活动及交际形势的集合。而且更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带有主观因素。语言受文化的影响。一种语言的形成是由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决定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文化。英语也不例外。

英语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传递着无尽的文化信息。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所说：“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它是来自决定我们生活结构的信仰和习俗的这个社会遗传集合物。”学生在通过各种媒介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在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要提高其文化素养。学生只有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充分的理解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比较。在此基础上将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外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3.创新教学方法

在高校英语教学越来越媒体化的今天，大学生的媒体素养的提高就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媒体素养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是提高学生媒体素养有效途径。目前，由于大学教学媒体化趋势加强，大量学习素材带有媒体色彩，这为学生媒介素养创造了条件。让学生掌握媒体的使用方法，让其广泛接触各种学习媒体。引导学生对欣赏文本信息等，从而改变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模式。

当代大学生思维层次较高，学习自主性较强，因此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媒体信息通常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同时媒体信息的形式与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功效。

在英语教学中要综合运用多种媒介，丰富高校英语教学内容，创新方法。正确认识媒介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肯定其为教学和学习带来便捷的同时，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积极探索解决途径。我们要深入教学，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媒介，使英语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同时，在课堂上，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各种媒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正视高校英语教学媒体化的现实，探索有效途径，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启英.媒体素养教育E世代之新公民教育[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651.

[2]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张志安，沈国麟.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大众传媒发展现状

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传媒市场正逐渐开放, 传媒市场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日趋成熟, 传媒市场经营管理也显得极其重要。经营管理与大众传媒在发展过程中是相辅相成, 互相约束的, 传媒的经营管理者借助传播手段、传媒的功能价值和公众的认知度以及社会影响度, 将传媒职能与经营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传媒组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说的形象一点, 大众传媒现在就是要带着脚链跳舞, 在绽放其特有光彩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使其不至于走上一条歪路。

大众传媒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为一个人所用, 也可以在没有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他人所用的物品或服务) 、宣传品属性 (可以被用来向消费者传递某种有利于生产者或其他第三方的信息或者观念主张, 宣扬某种观点和认识, 以期改变消费者的思想, 获得消费者的观念认同) 、外部性 (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对社会道德的积极影响) 、知识性 (传媒本身是传播信息或知识的载体, 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 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文化性) 和影响力 (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结束这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腥味等方面的控制作用) 等特点, 同时, 传媒产业又是一个严格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传媒的产品特殊性和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行业,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某一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对其进行规划和管理, 如果任由其自由发展, 大众传媒可能会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 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无法估计的伤害和破坏。

2017年2月中旬, 警方接到天津某银行的报警, 银行称从17日开始, 就有市民陆续到银行将并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提前取出, 并且询问银行是否将要倒闭的事情, 造成银行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后来据了解, 这些到银行取款的储户均是在一个微信群中看到“天津某银行即将倒闭, 号召人们快取存款“的微信消息, 才来到银行取走存款,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这是由于一名女子于17日在银行办理完业务之后, 一时兴起, 用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假消息, 这名女子的行为不仅影响了银行的正常经营, 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慌, 已经被警方拘留。

无论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怎样的, 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都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此可见, 大众传媒的任何一个传播途径上的一条微小的消息, 都有可能成为谣言, 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和谐, 阻碍中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进程。

二、大众传媒健康发展之道

首先应该设立一定的法律, 用法律的手段来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2013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可构成诽谤罪。该司法解释通过厘清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尺。

其次要加强大众传媒的信息审核制度, 从源头上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通过技术手段或者人工手段, 对大众传媒上已有的或者即将发布的信息进行筛选或者监察, 将危害社会的言论、各种谣言、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不符的言论进行删除, 并对相关发布人进行技术上的处理如封杀其号码, 限制其再次发布信息等。

最后就是大众传媒的受众之间互相监督举报。因为人手和精力的限制, 仅仅依靠上述两种手段来对大众传媒进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可以确立专门的制度和方案, 鼓励网络、手机、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受众来进行群众监督。因为受众群体数量庞大, 并且属于信息的最后接收者, 如果能够发动广大受众来进行监督的话, 省时省力, 并且监督力度广, 有利于创建绿色健康的大众传媒传播环境。

大众传媒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其传播信息快捷、全面等方面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信息爆炸、垃圾信息横行、不健康的信息越来越多等弊端, 对大众传媒的受众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对大众传媒加强经营与管理, 就像是给大海中航行的船舶提供了指明灯, 使其在前进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航向, 越走越远, 为社会和大众做出更多的贡献, 发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 大众传媒带着经营管理的脚链跳舞反而会舞向更大的舞台, 舞的更好。

摘要：时代在发展, 以电视、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此同时, 人们也在接受着虚假、低俗信息的骚扰, 对大众传媒的经营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由于大众传媒在传播方式上迥异于传统传播，受此影响的儿童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其行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作为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主导性的影响。大众传媒在改写国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在大众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一部分，其创作和出版折射出了大众传媒传播方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由于大众传媒在传播方式上迥异于传统传播，受此影响的儿童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其行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大众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依凭个人对社会、生活和儿童心理的把握进行创作，儿童文学出版主要借助儿童文学作家在读者口耳相传中建立起来的口碑或者有潜力的作者的自投稿发现和选择作者，并依照作者的创作能力和条件安排出版工作。前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挖掘现实生活、深入儿童心理、打动读者心灵方面都不乏能够传世的经典作品。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由于大众传媒建立起了权威性的影响力，其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竞相仿效甚至超越的对象。在我国，很长时间里，图书是一种小众产品，甚至是精英消费的产品，然而，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图书，特别是儿童文学图书也逐渐大众传媒化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大众传媒时代里逐渐集体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因而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这种情况，借用美国学者布鲁姆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影响的焦虑”。

从传播方式上来说，大众传媒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大众传媒通过知名度高的信源所发出的信息来影响舆论并进而影响他们的选择行为。越是知名度高的信源，如影视明星、专家学者等公众人物，他们发出的信息就越容易受到受众的关注，其中传达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越容易受到大众的模仿。所以，在各种大众传媒上，关于影视明星的报道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普通大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情况很难受到媒体的深入关注。当代儿童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传媒的这些影响，如着力将其主人公打造得具有娱乐特质和明星特质。比如，近年来各大少儿社竞相出版青春文学作品。而这些几乎以流水线速度制造出来的青春文学图书，其主人公的塑造上(如人物的性格、穿着等)或多或少都模仿港台地区和日韩影视明星的言行举止。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这种强调作品内容关注度的做法对于扩大作品影响力、提高作者创作积极性和出版企业盈利水平都大有裨益，但是有不少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借鉴大众传播传播方式长处的同时，却忽视了同步保持作品艺术方面的高水准，即忽视对生活材料的提炼和精神意蕴的开掘，由此带来负面影响是，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明显降低。

第二，大众传媒致力于营造现场性和互动性，强调调动受众的情绪以提高其对传播内容的关注度。在这种传播模式的主导下，其传播内容和传播风格相较于传统媒体来说具有了更多的亲民性，受众面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我国的大众传媒整体上正在转向企业形态或是处于事业单位的企业管理模式之下，其逐利冲动极为强烈，因此大众传媒机构往往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面、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其迎合受众的意愿也日趋强烈，所以往往不免会出现不顾道德底线一味迎合受众的倾向和做法。大众传媒这种传播方式的成功，也使包括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在内的文化产品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影响。体现在创作上，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注重创作动感极强的故事，如有的整篇作品基本由儿童的玩笑逗乐的情节和动作组成，比如包括目前最当红的杨红樱和伍美珍等人的校园小说在内的许多校园小说，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通过这种表达手段的设计，儿童文学图书的现场感增强了，相应地对读者的影响力也增强了。但是，由于作者力图通过可图像化的文字来唤起读者对作品主人公动作和表情的认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地忽视了对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和不同情境下微妙心理的区别，所以作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格调不高、内容肤浅等弱点，读者阅读时可能会很开心，但看后即忘，没有再次甚至多次阅读的愿望。

第三，大众传媒要想使受众接受其传播的内容并采取行动，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断重复某一特定的信息。以增强其对受众的刺激。通过重复，使受众形成固定的认知结构，最后不由自主地采取行动。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无一例外都带有功利性的目的，不断重复为的就是实现这种功力性的目的。大众传媒的这种传播方式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者为了使其作品最大程度地被读者认知，扩大知名度，最常用的的做法就是不断向读者传达其作品主人公的信息，比如创作以同一个人物形象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作品中的几乎所有事件都围绕同一个人物进行。出版社更是有意无意推动作者按照这种快餐模式进行创作，以求在最短时间里创作出尽可能多的作品。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重复却是对作品生命力的最大伤害，其结果不仅将影响作品的生存周期，也将断送作者的创作前途。同理，出版社在这方面推波助澜，也只能取得短期利益，致力于推动重复性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其结果就是迫使出版社不断制造新的概念，从而无力合理整合儿童文学图书产品体系，儿童文学出版事业难以获得长远发展。

大众传媒时代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显然不可能离开大众传媒而独善其身，这一点人们可能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样需要达成共识的是，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儿童文学对大众传媒长处的借鉴，一定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大众传媒传播什么，如何传播，其传播内容都是现实的材料，都面相大众进行，其需要达到的也是现实的目的；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其传播的内容、传播手段乃至要达到的目的都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儿童文学主要是靠想象力创作的，其内容是想象出来的，其传播方式要有想象力，而其目的是要在未来某个时间里将儿童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因此，笔者认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要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首先，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上，要坚持手段和目的分离的原则。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大众传媒只是使优秀的作品走近优秀的读者的一种手段。借助大众传媒，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更好的被读者认知，出版社可以更迅速地挖掘到更多更优秀的作者，但儿童文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将儿童世界和生活的深层意蕴展现给读者，让其认识生活中的美，强化对生活的热爱，而应当避免成为大众传媒的附庸。

其次，儿童文学要处理好精英和大众、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关系。这需要对大众传媒成熟传播方式的合理借鉴。当代儿童生活在大众传媒影响之下，文学作品要表现这种现实，如果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一味沉浸在一己趣味和想象之中，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其作品显然不可能对读者有足够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儿童文学图书应该吸取大众传媒重视现场和现实的做法，注重贴近生活。

再次，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要坚持创新。大众传媒为了最有效地影响受众，极力重复少数几种报道模式来影响受众。而儿童文学作品则要表现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只有立足于创新，儿童文学图书才会有不同于大众传媒产品的特点，也才能有自己的读者，从而获得生命力。

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面临很多诱惑，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种状况之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大众传媒的强势影响之下，只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可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