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范文

改革进程范文（精选12篇）

改革进程 第1篇

1 中德会计环境的差异

1. 1 政治经济体制

中德两国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基本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制度上。德国是以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上, 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私有制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 其鼓励个人作出成绩, 基于谨慎性原则, 负债计价上采用“高价原则”、对注册资本和税后计提的各种公积金要求都比较低。基于以上规定, 银行贷款成为企业主要的融资手段, 且德国银行实行全能银行制度, 即除了经营传统银行业务外, 还被允许参与证券投资、企业经营决策和管理等, 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 进而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 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地位的作用, 个体私营经济也要接受国家的引导和监督, 因此国家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和信息使用者; 由过去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转变为将宏观间接调控作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 银行制度上, 改变过去人民银行承揽一切金融业务的现象, 实行分业经营。

1. 2 法律基础

两权分离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为了维护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需要运用法律、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规范会计信息提供者的行为。

德国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 从国家行为到个人行为, 从政党制度到垃圾处理都被纳入法律体系里。虽然德国没有单独的会计准则制度, 但会计规范都被分散记录于德国相关的法律条款中。此外, 德国还规定了“税收决定原则”, 要求会计处理和报表编制都应围绕税收进行, 会计收益必须与税法收益保持一致。

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会计法律、会计准则和会计应用指南。以《会计法》作为会计实务处理的依据, 同时允许地方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会计制度进行补充,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相对于德国的会计法规而言, 仍存在层次性缺乏和操作上不易等问题。

1. 3 文化宗教背景

德国谨慎、稳健的会计模式深受其日耳曼民族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谨慎、诚信和保守等民族特征造就了其独特的会计模式, 面对风险时, 表现出较强的规避性。具体体现为严格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方法, 允许计算各种准备金, 财务信息的披露上倾向于保守等。

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严谨诚信、集体主义、讲求人和等的价值观念在会计模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如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将谨慎性原则作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八大原则之一。

2 中德会计模式主要差异

2. 1 会计目标的定位

由于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 造成资本市场不发达, 银行成为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和会计信息使用者, 因此其会计体系属于“债权人保护模式”, 即主要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和资产规模, 股东的权益受到严格的限制。韦赫将其会计目标描述为对内和对外的会计任务, 即是说德国的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信息的综合。我国当前的会计体系属于“投资人保护模式”, 在会计目标的定位上逐渐由过去的“受托责任观”转变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结合。

2. 2 会计处理上的具体差异

2. 2. 1 生产成本的归集

德国生产成本 = 直接生产成本 + 制造费用 + 管理费用 +部分财务费用

中国生产成本 =直接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允许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从上式可以看出, 德国生产成本归集范围比我国的要广, 除了允许将管理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还规定了直接生产成本的上下限, 将下限规定为: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专项成本; 而上限是: 包含所有可计入制造成本的费用, 如间接材料、间接人工和管理费用。

2. 2. 2 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原则

德国商法规定的计价基础有: 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较历史成本更低的价值。我国会计计量属性主要有: 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两国资产计价最主要的差别是: 德国坚持资产低价原则, 即将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最高限, 当资产的实际价值超过历史成本价值时是不允许调高资产价值的, 但是, 若资产的实际价值低于历史成本时则必须调低资产的价值; 我国固定资产在计价过程中一般不允许随意改变其历史成本。在负债方面, 德国商法规定负债计价必须坚持以“偿还金额”作为计价基础且需保持谨慎性原则, 体现为负债计价的“高价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保持高度的谨慎, 对所有的负债计提准备, 减少企业的利润, 限制对股东分配、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由于我国采用的是“低度”谨慎性原则, 所以也不允许随意计提各种准备。

2. 2. 3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两国对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最主要的差异是, 德国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采用例外折旧的方法, 使用条件是:对于具有使用期限的固定资产, 如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等, 除计提正常折旧外, 在资产负债表日若其实际价值低于账面价值, 则允许计提额外折旧; 对土地、在建工程、预付固定资产款等没有使用期限的固定资产, 若在资产负债表日其价值发生长期性的减少则必须计提折旧。而我国法规与准则中都规定不允许计提例外折旧, 不过可以计提减值, 但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2. 2. 4 准备金的计提

准备金被分为一般准备金和秘密准备金两大类, 德国的一般准备金主要有七种, 我国的一般准备金主要包括八项资产减值准备和产品质量保障金等预计负债, 无论是在计提范围还是在计提比例上都低于德国。此外, 德国还允许计提秘密准备, 早在2006年前我国是绝对禁止企业计提秘密准备的。不过修订后的准则将“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变为“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实质上就是将“不得计提秘密准备”删除, 对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2. 2. 5 财务报告的编制

两国的财务报告体系都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附注及企业情况报告, 不过德国财务报告中不包括现金流量表。在资产负债表编制结构上, 我国严格遵循资产 = 负债 +业主权益的平衡公式, 采用账户式结构; 德国资产负债表虽然也遵循总资产式的会计等式, 不过其采用的却是类似于财务状况式的结构。内部项目上, 我国资产负债表是依据流动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而德国是按“从低到高”进行排列。在损益表编制上, 虽然德国允许企业采用总费用式或销售成本法编制, 除非有强制要求, 一般采用总费用式。而我国统一采用销售成本法的编制模式。虽然采用销售成本法编制损益表可以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关企业各项销售、管理活动费用的信息, 但是其不利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3 中德两国会计国际化进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世界性进程的加快, 会计成为联系全球经济和资本的重要语言, 实现语言的统一和协调已是大势所趋。近几十年来, 中德两国都对本国的会计进行了改革, 以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

3. 1 德国会计改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 德国的证券业也逐步走向繁荣, 其会计目的逐渐由“债权人保护模式”向“投资人保护模式”转变。使德国人意识到实现全球会计准则统一和协调的重要性是源于1993年其国内著名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决定到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 但其账目经调整后由原来的赢利变为巨额亏损, 这不仅引起了德国甚至全球的震惊。此后, 德国修改了其商法的内容, 规定上市公司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可以采用德国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或者是国际会计准则。为了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2002年后其不断地修订会计相关法规, 现逐步由传统的会计模式走向英美会计模式, 接受以“真实公允”的目标来披露会计信息, 以减少资本在国际流动中的阻碍。

3. 2 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

历经30多年的会计改革, 我国的会计准则已基本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有: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两则两制”, 标志着我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会计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会计模式。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我国加入WTO,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 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已势在必行。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和解释等, 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这也表明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为了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持续性趋同, 2012年财政部又发布多项征求意见稿, 除了对原准则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修订, 还增加了3项具体准则, 至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内容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41项具体准则。

4 德国会计模式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4. 1 借鉴其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德国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以保护中、小企业竞争力为出发点, 依据“区别对待、分层披露”的原则进行。而我国当前的上市公司不论其规模大小及性质, 都需按统一的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在信息披露层次上也没有注意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学习和借鉴德国的这一制度, 有利于保护正在成长的中、小企业。

4. 2 借鉴其 “会计制度法典化”的做法

德国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 对会计进行规范的法典主要有: 《公司法》、《税法》、《商法》、《股份公司法》等。虽然我国具有专门的《会计法》, 且其他相关法中也有对会计的规定, 但是在详细程度和严谨性上我们仍需向德国学习, 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

4. 3 借鉴其会计改革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经验

国际会计准则源于英美等国, 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仍远远落后于他们, 再加上国情及文化的差异, 德国在其会计改革过程中一直立足于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因此, 在会计国际趋同的进程中, 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情况下, 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会计准则,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

摘要：2014年3月底, 时隔八年我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德, 并见证两国企业签订涉及金额达92.3亿美元的多项合作文件。随着两国企业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强, 比较分析两国会计环境与模式的差异及了解两国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的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会计环境,德国,中国,会计改革

参考文献

[1]任永平.中德财务会计比较[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2]苑丽丽.中德会计环境与模式比较[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6) .

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第2篇

司法改革的二元进程 ―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的双重变革 xx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入宪法后，围绕“依法治国”对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进行深入的改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假如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号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组，那么一些重大的更为具体的问题就应得到更为认真的重视和研究。所谓依法，究竟依怎样的“法”，这就存在着对法的理解问题；其次，使用怎样的机制实现“治”的过程，也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课题。前者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法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名家论说，卷帙浩繁，这里不再涉及。后者也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问题，既包括司法体系自身的改革，也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国家权力利益分配与重组。 一、司法机关的独立――权利均衡与制约的外部机制 依照宪法，我国的国家体制是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从宪法的规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应直接由全国人大领导，各级法院由各级人大领导，同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下级法院之向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上的制度规定看，能够对法院工作产生影响力的机关应是两个，即人大和上级法院。然而，从实际上运行看似乎并非如此的简单。 首先，是各级政府的影响力。宪法规定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规定了政府与法院、检察院的平行地位。但实践中，政府干涉司法工作的事情，似乎已不是屡见不鲜能形容的，可以说不受政府制约的独立的法院在中国还不存在。问题何在，经费、财力受人操秉，不得不然。目前法院的各项经费开支，包括人员的工资，均由各级地方政府拨出，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法院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各级法院院长的行政级别比同级政府首长低半级，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关于法官套用行政级别这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将在下文详述）。其次是各级党委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这是由党的性质、目的和宗旨决定的。法院作为国家的机关之一，接受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依法治国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xx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各级党委的政法委是党对法院直接领导部门。各级党委如能正确、切实地贯彻党中央xx大的宗旨与精神，那么依法治国的战略可以很好地实现，法治的工作也能顺利地开展，也为法院工作向着正确地方向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保障。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未能有效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法院正常地工作受到非正常妨碍地，司法公正地干预司法机关将如何应付。从目前的体制看，只能有赖于上级党委或党中央的监督与纠正。再次，各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法院由人大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与指导，本是应然之意，无可厚非。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法院司法工作，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质量。但另一方面，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的人大代表在缺乏严格的司法程序制约的条件下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和审批，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负面效果，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为地方势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 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仍处在相当边缘化的地位。（《法治之路上的四个“拦路虎”》贺卫方，法制日报XX年12月26日）在我们的权力格局中，法院以及检察院至今仍在夹缝中求生存，司法机关在俗称“人财物”等重要的生存环节上依赖于同级党政权力，某些地方人大可以无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只有改变这种现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司法独立。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法院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制约，它将民众对政会的不满列入法律规范中加以解决，并通过司法活动重示了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准则。法院通过独立而公正解决各种纠纷而使得社会中的冤情和抑郁得以释放，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团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法庭上，获得正义的人们不会上梁山，甚至可以说，司法独立是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威望得到提高和维持的重要保障。想想面对十六年牢狱之苦的～，死于非命的～，假如有特别检察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当陈王之类刚刚开始～行为，便毫不迟疑地立案调查，就不会有日后的警钟长鸣。 实行司法改革就要改变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地位，要使司法机关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首先要实现法院在“人财物”上的独立地位。财权和人事权力的地方化是导致司法机构依附于地方党政机构导致司法和地方化的两个重要根源。所谓司法机构地方法，是指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行政国家司法权力的过程 ，受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部乃至控制，不能独立行使其权力，以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国家的法制统一不能得到保证。（谁的法院？谁的司法权？21世纪经济报道XX.3.11）各级法院的经费地方政府财政拨付及法院通过收取诉讼费用构成目前法院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目前法院系统实行收支两条线，诉讼费与法院经费脱钩，但从实际的运行看，各级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很大一部分的，仍返还给法院用作经费，诉讼费用收取的多少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院经费的多少）。从全国来看，法院系统机构和人员还较为庞大，完全由中央财政支出会给中央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就需一方面法院系统内部的机构和人员实行精兵简政，而减少支出。最高院在去年就改革了机构准 ，减少的人员（见肖扬XX年报告）；另一方面仍需以地方财政为主，以解决法院经费问题。但应改目前的经费开支方式。第一，采取实支实报方式。凡属法院日常行政费用应全额拨付，保证法院从事司法工作的需要。第二，改变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向同级政府部门申请经费的状况，法院经费由其上一级政府部门申请，由上一级政府部门拨付，减少法院对同级政府的依赖性，避免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

造成法院经费的多寡。当然从较大的地区来说，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较好的大中城市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小城镇之间，由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的不同，法院的经费应有所区别。但应保持一地市级之内各区县法院的经费大体一致。法院的诉讼收费也应如数上缴，作为法院经费统一发放，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第三，法院工作员特别是法官的工资，应实行较为固定的年薪制。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家整体的工资水平上涨变动情况较大，采取二至三年为一个周期定期调整，同时为推动依法治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体现法官的精英化，促进社会优秀人员向司法部门的流动，因此年薪应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在“人”的方面，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完善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实际上拥有地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罢免建议权。这就使得法院人事权依赖于地方，从而为地方政府干部仍至主导司法工作提供了条件。导致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另一个根源。改革人事制度，要将人事权从地方脱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我国为实现国防、关税、金融、邮政及通讯的统一，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对军队、海关、银行、邮政及通讯部门早已实行中央重点领导或直接管理。近年来也先后对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管等部门实行省级直接管理。 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它像上述机关和部门那么实行中央直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认识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种独立不仅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立法机关，各司法机关之间也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主张人事权实行垂直管理，绝不是主张法院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取代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的水平领导。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审级监督关系，而绝非领导关系，垂直管理和垂直领导存在本质的区别。在法院院长和法官的选任上，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和其他法官实行任免权“上提一级”的制度由上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选举和任命。同时建立一套科学和完善的法官选拔和考核制度，以考试和考核的结果作为上级人大及常委会任免的主要依据。在严格法院官任职资格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实行法官任职终身制，不得随意撤换和调动法官，使其能够在司法活动中抵制外来干扰，保持独立和公正。 在美国一八0三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制约行政和立法机构最有效的撒手锏是所谓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即法院有权制定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采取的行动，各级政府的法律和实践是否与美国联邦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相一致，并有权判定与宪法相冲突的政府法律和行为违宪无效。西方发达国家也大多设立了宪法法院或宪法法庭行使违宪审查职权，这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地监督制度作用。在我国法院仍无法违宪审查权，即使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部门规章的违法性也无审查权，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逐步建立起对抽象行政法规的违法性审查乃至对立法、行政机关行为的违宪审查是提升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法构中的地位，加强司法机关独立性，实现依法治国上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体制是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但应明确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 ）权力的产生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滥用，滋生～， 党的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我国各级地方党委都设有政法委统一领导本地区检公检法司法部门上的政法工作。而同一级法院的院长往往只是政法委的普通成员。本地区如出现重大案件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则由政法委牵头，协调办案。司法机关必须贯彻党委或政法委的决议。这就使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有机会以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为名，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干预司法机关的工作。甚至在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令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往往以服从党的领导为名，迫使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偏袒和维护地方利益。我们认为，要使司法独立，必须理顺党与法院特别是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地方设立政法委，法院要归它管，这个思路本身就不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法理学》沈崇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p273）。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它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司法机关则忠实、公正地执行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如果一个法官能忠实公正地执行法律，就是最好地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执行法律的过程也就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因此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当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业务领导。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领导、监督和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秉公执法，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克服司法～，而不应当是具体干预案件的审理工作。同时，保持司法独立，保证法律实行的一致性、统一性，也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和执行，有利于对广大党员进行法律监督，防止党内～的滋生和蔓延。从近年来来发生的反腐大案可以看出，这些党内～人员所犯错误也不仅仅是党内违纪行为，而是严重地违法行为，保持司法独立，保证独立的检察官制度和法官制度，不仅有利于～行为的.即时发现，也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如前所述实施垂直领导和垂直管理是保持机关独立性的有效方式，调整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在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党组，改设党委，下级法院的党委受上级法院党委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受中央政法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工作。中央政法委的职责是领导和监督各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保证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克服司法～。 二、法官地位的优越――管理与职能司法化的内部机制 如果说司法机关独立是外部机制的改革，那么司法

机关本身的改革则是内部机制的整合。司法机关的司法 不能得到合理运用和有效监督，那么司法公正就不能实现。而司法的～则比一切其它～更为可怕，因为它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司法机构中法官应当处于独立和核心地位。但目前司法行政化的现状却恰恰抹杀了这种独立性与核心地位。 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首先表现出的就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当然无论是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还是在日本、台湾地区，法官仍有级别之分。我国也实行了法官等级制，从首席大法官、大法官至最基层的法官共分十二个等级。但这种级别的划分不论从外部的一般民众到法院系统内部法官自己来讲都未得到认同，它既不反映法官的政治地位，也不与法官的待遇挂钩。相反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等级模式却被法官系统完全植入，决定着一名法官地位高下与待遇优劣。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副处级。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流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这与法官流动的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是相违背的。作为与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司法性的职能，他们是所谓“平等无产者是中的平等的一员”。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识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导致司法行政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外部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像上文所述党级机关的干涉和不合理的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从内部来说在于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审判制度在职能上的混淆。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审判职能是其应然之意，作为一种组织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是必要的。法院都是由人组成，有财政核算和支出，还必然有其他办公室的工作，因此总是会有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除了要负责最高法院案件的上诉状清单，主持最高法院的会议、讨论案件，把握时间，以及当其属于多数意见派之际，有权分配法院意见的撰写这类与司法有关但显然具有行政性的事务之外，他还要负责最高法院其它行政管理。但目前我国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对审判制度的侵入、侵蚀却造成了审判制度的变形。长期以来，在法院内部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在法院院长、副院长、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的领导下工作，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无论是审判或非审判的事务，都习惯性地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因此即使是独任审判并无疑难或合议庭意见一致从作出初步判断的案件，都会逐级上报庭长、分管副院长。审批有疑难或争议经业务庭长、主管副院长的干预后仍没有解决的案件，最后上报院长，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甚至院长可以直接依据有关法律或在某些情况下依据具体行政管理的职权直接干预案件审理。 可见，树立法官在司法机关中的独立地位，排斥行政管理对其过分的干预，确立起法官的权威地位是司法机构内部改革的中心。将司法审判制度作为法院工作的中心，使法官在法院中不仅对审判工作有决定权，对行政管理也要有监督权，在人员设置上，要明确只有从事审判事务的人员才具有法官资格，法官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官。目前，我国法院正在酝酿法院内部人员序列改革，即将法院分为法官、司法警察，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四个序列。只有法官序列的人员具有法官资格，其它三个序列的人员不应具有法官资格，也不能调入法官序列成为法官。在工资收入法官序列也应与其它三个序列形成差别。 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优越地位，需要制度设置上的保障，以对法官的要求是从律师中选拔出来的，被选拔的律师都人从业年限的要求。因此，能成为法官的人大多已四、五十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法官的已是极为少见，而二十几岁就成为法官的几乎没有可能。这与我国现在倡导的法官年轻化形成鲜明反差。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四、五十岁一批的老法官大多未受过系统的法官教育，现有的法学理论水平，大多不能跟上现在司法工作的要求，从中、青年中选拔出一批受过系统法学等教育的从事审判工作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此认为法官的年轻化就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之一，不能将应时之策作为长期方针来对待，实际上，法律作为社会公正的天平，如何操作这台天平需要极为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法律的理解包含了对社会、对人际关系、对人性的理解，而这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法官要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因此与其说是制度确立了法官的优越地位，还不如说是法官自身的水平和素质确立了其优越地位。今年我国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为严格选拔法官走出的第一步，以后应当逐渐从法官以外的法律职业者、法学研究者特别是从律师中选拔法官，要使法官成法律职业中最优秀的职业，成为社会中优秀的阶层。法律认识的转变与理念的提高是对法官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说律师是将法律作为职业来对待，那么法官就应把法律当作是一项事业，作为社会公正与公义标准的判定的执行者，法官不应仅仅将法律看出是一项游戏规则。社会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的，需要法官去不断地修正，在民法学中自义务本位至权利本位再到社会本位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修正过程。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法官仅将其职业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思想还远未形成。相反由于在政治地位，生活待遇上的不高，使的很多法官还有自增和对法官职业悲欢失望的态度。一个对自身都缺乏信心的人又如何能确立起自己的优越地位？ 法院管理的行政化直接损害法官的地位，而法院行使司法的行政化过程也间接地使法官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有三个质特征：第一法院行使职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必须有纠纷的存在，即许多事务不属它的管辖范围。第二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立法机构可以积极地推动某些领域立法的发展，行政机构应当主动地行为

改革进程遭遇转型逻辑 第3篇

这个遭遇，首先是两个隐喻性象征的遭遇。这两个象征，一个是央视，代表着权力或体制。一个是失足少女，隐喻着底层或社会。前者，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而后者，在主流的道德观念中，则一直是道德堕落的象征。

当央视高调曝光东莞扫黄的时候，两个隐喻性的象征相遇了。这种对抗的隐喻，决定了央视扫黄舆情的基本面。加上舆论对央视符号的习惯性不满，还有官场性乱象的传闻引发的民怨，借此一并爆发。

如果仅此而已，仍然可以说，这只是过去数年中类似过程的重演。但我认为，这一次的意义远非如此。

首先从“公知集体挺黄”说起。有人说，公知挺黄是一招臭棋。但其实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其间是以隐喻方式进行抗争的难以言传的苦衷。在我看来，人们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弱者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公权力的反感；与其说是掉进道德的陷阱，不如说是被挤到粪坑里后所进行“草泥马”式的反抗。

这种反抗的缘由，是对近来改革过程的失望甚至绝望。应当说，从去年5月反宪政的逆流，到网络大V的不断被整肃和封杀，迎来了中国思想界的冰河期。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脉络说，思想界对改革经历了一个从期待到幻灭的过程。这个过程，促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放弃对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但这种放弃和不合作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回应。实际上所开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即基于社会力量的转型过程。或者说，是在放弃对改革的积极介入的同时，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

当然，知识人本身并没有如此大的力量。更深的基础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去年我就开始不断重复一句话，即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社会已经明显地变了。使得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是网络。在非网络的时代，舆论的封杀，就可以将抗争的力量消灭于无形。但在网络的时代，这已经不可能。事实上，从对反宪政逆流的回击开始，社会的力量就以网络的方式，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而对于这一次的东莞事件，由于正经的主张往往是与揶揄、嘲讽、谩骂等搅和在一起，似乎整个事情呈现的是一种污秽的画面。但如果拂去语言的泡沫，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明确的。即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在这里就是性交易不被“入罪”的诉求，谴责和抑制公权力对私生活的介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以前人们常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力量推动的不同于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的社会转型过程。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来自社会的转型逻辑与另一个变革的过程，即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相遇了。因为这次人们所抨击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公权力，而是公权力的一次运作，而这个运作又是与改革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指出，央视这次报道直指东莞色情业背后的政商勾结，目标是盘根错节的权力庇护，以及部分的腐败官员。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过程遭遇了转型的逻辑。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差异。如果是在上一次改革过程中，这样事情很容易定位和解读。因为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变革的过程，即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过程，通行的逻辑是上下一致，是上下的合力。甚至即使是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变革者，也是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去配合这种改革。因为如果不配合，意味着是给改革打横炮。而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情形不一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个变革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互动，甚至转型的过程可能会影响改革的进程。

历史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

中国的改革还在进程当中 第4篇

提出改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模式, 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近30年来, 我做的学术研究与观点阐释都是以此出发的。改革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模式, 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那时中国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方式是革命, 要用革命打破旧世界并且创造出新世界。

但我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中发现:英国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改革之路, 英国通过改革而完成现代化。而我们不应忘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后来我又注意到:像英国这样走改革之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所以我提出:改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1986年出版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第二种是法国式的跳跃、革命的发展方式;第三种是德国的方式, 它的特点是国家现代化是在旧有社会力量主导下推进。德国由此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内在的问题没有解决, 后来德国走上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每个国家的现实不同, 道路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为救亡图存, 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曾尝试过不同的方式, 探寻过不同的发展路径。起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然后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通过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 又不断摸索前进的方向, 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到今天, 中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 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三个阶段, 有三项任务需要完成:一是建立现代国家, 二是发展现代经济, 三是建设现代社会。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第一项任务的完成, 同时也是第二项任务的开始, 第二项任务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 改革开放后则飞速进展。现在我们处在继续完成第二项任务, 同时要开始执行第三项任务的关键时刻。

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在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就必然面临建设现代社会的第三步任务。现在, 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还相当不够。建设现代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 实现社会公正, 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国家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表明中国已经看清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建立现代社会,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才意识到仅仅发展经济远远不够, 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不把建设现代社会当作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三步骤中的一步, 仅把发展现代经济看作是任务, 未来发展就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诸如财富合理分配、满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等重要问题。中国是否能自然地过渡到这一阶段?首先中国社会要达成共识, 发展经济的目标是什么?要明确最终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还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在提出的很多问题, 包括医保、教育、环保、收入分配等很多问题, 其实都是建立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

作为中国人, 重要的是, 总要有一种危机意识、一种紧迫感, 总是觉得有一些事要做, 以及有一些事没有做好。我不同意有些人说, “我们现在已经很强大了, 我们完全不需要向别人学习, 只有别人要向我们学习”“中国已经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等等。中国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大家应该清楚中国的实际, 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 有的地区刚刚脱贫, 只有少部分人达到富裕水平, GDP被13亿人口一平均就很小了, 人均GDP排在世界的一百多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环境问题, 教育问题

思想品德课程改革进程汇报新 第5篇

创新教学模式

强化育人效果

培育全面发展人才

莱芜市钢城区颜庄中学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好！还原初中思想品德课程的本质，关注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从本质上解决初中思想品德课程重教学轻教育，重知识传授轻德育培养的模式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因此，全市积极推进思想品德课程改革，探索教育新途径。自从市教研室召开思想品德课程改革工作会议以来，我校高度重视，积极统一思想，并立即召开相关科任教师会议，安排部署，迅速落实，积极探索尝试；目前各项课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且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现将我校课程改革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化学习，提高认识

在市思想品德课程改革工作会议结束当天，我们就立即组织召开了由校委会成员和思想品德教师参加的专门会议，传达学习市思想

品德课程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并立即组织成立了思想品德课程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体校委会领导和思想品德教师以此次改革为切入点，改革思想品德课课堂教学模式、师生教学评价标准，鼓励老师积极行动起来，大胆探索，积极尝试，努力构建起新的思想品德学科教育教学模式，尽快探索出具有我校特色的并能为全市起到示范作用的新思路。我校的思想品德课程改革也得到了区教研室的大力支持，区教研

室的领导多次到我校进行调研，对我校的改革工作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并于2010年12月7日在我校召开了全区思想品德课程改革研讨会，对改革的思想及精神进行了解读，我校就探索改革的打算进行了交流，大家集思广益，共谋改革思路，为我们做好工作坚定了信心。

二、确立主题，明确方向

（一）、还原品德教育本质

还原思想品德课程的思想教育本质，改变以往只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考试评价作用的局面，强化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人生观发展、基础素养等方面的教育指导，用轻松活泼的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完成教学任务、教育目标, 充分发挥思想品德课以德育人德功能。

（二）、创新师生评价机制

首先，对教师的评价，我们重点放在课堂教学的受欢迎度、互动活动的开展、教育效果是否显著上，建立师生情感交流机制，明确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求，加大对学生过程性管理效果的评价比重，真正的让老师通过思想品德课走进学生、了解学生，培育健康发展的新一代。

其次，对学生评价，（1）评价主体多元化。对学生评价以学生的自我评价为主，评价主体有任课教师也有班主任、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学生以评价对象和评价者的双重身份参与评价过程，注重过程管理。我们要求老师们在提供材料的时候务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求诚信，真实可靠，能及时、准确、规范的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为集中评价工作提供确凿的证据。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评价的激励、鼓励、引导作用。（2）评价方式多样化。对学生的评价采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三方面相结合的原则，一般的评价方法有：描述性评语、终结性测评、谈话法、观察法、活动过程评议、成长记录袋等。例如：在讲述初三《走创新之路》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对学生的创新制作首先在成长记录袋记录，并给与一定的描述性评语，然后小组得分与教师得分求平均分，让学生真正的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3）评价内容综合化。对学生的评价要改变以往过于注重知识的倾向，转到注重培养学生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学生不单单是课堂表现，平时的行为表现、遵守纪律情况、穿着、发型、两操、卫生等各方面情况都能在学生课堂学习记录表和学生行为表现检查反馈表中得到全面的体现。从多方面了解学生的情感和态度变化趋势。

三、整合内容，激活课堂

以教材为根本，结合我校学生实际，适当对内容加以整合，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中，要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开发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围绕学生在生活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社会生活的要求和规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比如初一新生入校后，学校要组织军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学习习惯养成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与之相对应，初一思想品

德课程的设置，以认识新学校，体验新生活为主要学习内容，以利于学生尽快实现角色转变。新集体与学生发展、交往等知识的前提，利于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融入初中学习生活。初二学生处在特殊的青春期阶段，初二内容以“青春的脚步青春的气息”为主，适当融入交往的相关内容，目的是让学生更好、更安全地度过青春期。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内容形式大胆创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结合教材特点，要求全体教师，改变过去为应付考试而组织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把教材七个环节处理完整，这七个环节是；故事引领、共同探讨、阅读感悟、走进生活、活动再现、创新实践平台、我在成长。结合教材内容特点，主要设计了如下几种课堂类型：

一是专题教育型

二是学以致用型

三是现场模拟型

四是辩论演讲型

五是社会调查型

六是合作探究型

以下就本学期教学内容教材内容与六种课堂类型的结合作简要说明：

初一

第四单元：生活告诉自己“我能行”

本单元设计了一些层次不同的开放性情境，理论知识适当“留白”。对如何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如何拥有自尊自信，论述时给

学生留下了较大空间，让学生去说（演讲），去辩论。培养学生的自主自强精神和态度。

第五单元：经历风雨才见彩虹

本单元要搭建活动载体，协助学生深化对教材的认识。搭建“创新实践平台”，让学生围绕一个主题去合作探究，去实践。例如“磨砺意志——我的计划与行动”可设计为：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磨砺意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既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了条件。使学生从容应对挫折和逆境，主动锻炼个性心理品质，磨砺意志，陶冶情操，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劳动习惯。

第六单元：青春脚步，青春气息

本单元着重就探究情景的设置，努力引导学生观察、讨论、体验，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生活经验，促进其健康发展。如：体察自己的生活变化，探究自己的生理变化，思考、探究男女同学交往的必要性、原则、方式。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归纳自己的生理变化，异性同学之间的情感、交往与友谊，学会用适当的方式与异性交往。

初二

第四单元：让爱驻我家

本单元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充分的空间和参与机会，真正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比如：让学生搜集反映家庭生活温馨场面的照片，描写家庭温馨的词汇，讲述体现家庭温馨的真实的小故事，通过看、写、说让学生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第五单元：学会交往天地宽

本单元的实践性很强，例如：交往的礼仪很多，教材没有一一列举，给学生的探索留出了一定空间，让学生去思考，根据书本列出的交往和礼仪，进行现场模拟，检验其可行性，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文明交往的意识，养成文明交往的习惯。第六单元：在合作中发展

本单元增强学习内容的活动化，力戒空洞的说教，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为材料，让学生展开相关竞争，合作。如：小讨论或辩论，开展“诚信——成功的基石”，进行演讲比赛，树立竞争合作意识，在生活中努力做诚实的人。

初三

第四单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里

本单元把学生置于开放的空间下，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让学生学以致用，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探究，感悟科技的重要性，创新所需的几个条件，最后展示学生的有关创新成果。

第五单元：生活在依法治国的国家

本单元主要采用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并结合学生的自主探究。结合教材内容和课外拓展，让学生明白宪法的地位和我国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基于学生掌握书本知识的前提之下，开展“宪法知识竞赛”。拓展学生对于宪法的认识，帮助树立宪法意识和观念，做一个知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

需要指出的是这六种课堂模式可以灵活应用，根据课堂内容任课

教师可以采用最灵活、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多种模式交错运用，只要能够让学生融入课堂就应该是好的。例如：在讲授初三《走依法治国之路》这一部分内容时，先用专题教育型向学生介绍宪法的相关知识，然后让学生小组合作对宪法知识进行拓展延伸，等各小组知识储备完善以后，又采用宪法知识竞赛的形式对学生的知识进行课堂大检阅，最后每个学生收获都很多，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成长记录袋。整个活动用了三周的时间，但是看到每个学生都在认真地准备，我们感觉这个方法是成功的。

同时在教学中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充分发挥思想品德课的教育功能。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通过调查、讨论、访谈等活动，在合作和探究中丰富、扩展自己的经验，不断激发道德学习的愿望，提升自我成长的需求。不断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道德践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感悟和理解社会的思想道德价值要求，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良好行为习惯。比如对学生进行“珍爱家庭

学会感恩”的感恩教育、结合运动会的召开进行团结集体意识教育等。

结合六种课堂模式，形成我校德育教育的六种方法和策略：

（一）、榜样感召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教师要联系实际针对教材内容，选择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树立榜样。如古代的 “孔融让梨”的美德；现代的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当代的徐洪刚“见义勇为”；抗非典的医务工作者的献

身精神；杨利伟的“航天精神”……用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激发学生的愿望引导学生做一个善良、正义、有为的新人。

（二）、自我疏导法

思想教育也要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学生不是装东西的容器，而是一把正待点燃的火。”我们在教学中注意启发 学生的独立思考，由浅入深地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要善于抓住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给予学生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行为指导，例如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关于“法轮功”这个焦点，大多数的学生还不能深刻认识它的本质，甚至还会模仿，如果教育不好会形成学生思想上的误区。

（三）、自我学习法

教师随时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进行咨询和心理健康指导，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自己，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控制。例如我们班的一位同学，由于家人对他十分溺爱，所以养成了很强的依赖性，开学初离家较远，他需要住校，可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不会整理床铺，不会打扫卫生。这时候老师、同学一起帮助他，一学期下来自己已经能够很好的适应学校的生活。我想这主要是得益于他的自我学习、自我观念的改变。

（四）、比较对照法

鲁迅先生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我们可运用对立的观点和材料反复比较对照分析，从而培养 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例如可要求学生进行观察分别举出身边人们不同做法或行为，组织学生交流、讨论，通过分析、比较、归纳使学生真正了解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逐步学会运用正确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

（五）、亲身实践法

陆游诗中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亲身实践对于学生来说胜过千言万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味的讲要敬父母，哪能用行动更能说服自己的心。在感恩父母活动中除了要学生与父母沟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用行动回报父母，比如：自己制作的卡片、为父母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六）、合作互助法

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交往合作意识较差，合作学习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能在课堂上积极交往的机会，对于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在交往中养成良好的合作意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探究我们周围的污染状况时，学生几人一组深入村庄，厂矿，河边进行调查，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意识，最终对周围的污染状况有了答题的了解，并达成共识要保护环境。以思想品德课程为依托，结合学校的工作计划，组织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开展一系列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文明礼仪教育。

“讲文明、重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这一民族精神代代传承，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礼仪修养，我们开展了“文明礼仪教育”的系列活动，开展以“文明礼仪”为主题的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使同学们明白“文明、礼仪”的重要性，人人争当“礼仪之

星”，形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关系，促使他们提高礼仪意识，自觉践行文明礼仪，成为文明礼仪行动的先锋队。整个学校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决定品质，品质决定命运。把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作为德育建设的切入点，以“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以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终身发展为目的，从小事抓起，从细节抓起，从现在做起，扎实有效地进行学生文明习惯养成教育。从环境卫生、文明礼仪、安全、学习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做到了校风、校容、校纪有较大改观，各班在卫生习惯、文明礼仪、安全习惯、学习习惯的养成等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并以此建立我校养成教育的长效育人机制。

（三）、感恩教育

学会“感恩”，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尤其重要。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其实就是让他们学会懂得尊重他人。学会感恩，先要学会知恩，要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诲之恩，朋友的帮助之恩。召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主题班会； 初三同学集体排练了：《感恩的心》手语舞；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学唱《烛光里的妈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通过活动去感染学生。

（四）、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是一面具有

最大号召力的旗帜，主要表现为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现状，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对自己祖国的高度责任感和祖国利益高于—切的思想，树立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精神。政教处组织举办了“红歌演唱会”、“壮丽山河—祖国在我心中摄影展”、“缅怀先烈—参观莱芜战役纪念馆”等一系列活动。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修正、改变了部分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活动搭台，思想唱戏

为了能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感受思想品德课程的独特魅力，我们定期举行各种专题教育以及师生展示活动：如“法制报告会”、“交通安全报告会”、“师生思想交流会”、“诗文接龙赛”、“读书报告会”等，展示活动中，各班级以“思想品德伴我成长”为主题，融入小品、演唱、舞蹈等表演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以学知识、提思想、强素质为内容进行交流展示。让学生在交流展示中享受到思想政治课带来的乐趣，领略学以致用的无穷魅力。同时我们还把学生参与的过程记录到成长档案袋，让学生感受成长的变化，体会轻松学习的快乐。

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 第6篇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及把握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了建议。事后，省委书记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刚刚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之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后进行了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思路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哪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当前的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2012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中国财政改革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展望 第7篇

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与特点

1. 财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781992年，财政逐步退出了直接的生产领域，推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它以存量缩小的方式来实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步发展壮大，以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此阶段，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经济下资源配置的源头必须被打破，以便让资源按照市场的效率原则寻求最佳的组合，此即所谓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1)诸如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物质流通的放松皆属此类。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与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后，重点推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1998年，我国明确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目标，财政改革全方位向纵深展开，日益发挥统筹兼顾、促进民生的公共职能。作为财政转型的基本导向，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目标，侧重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展规范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公共选择机制，构建透明度显著提高的严密管理的复式预算体系，实现从传统体制下以城市为主、国有经济为主和生产建设为主的财政分配体系，向统筹城乡、兼顾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和突出公共性的财政分配体系的转变。

2. 财政改革的方式主要是渐进式的，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逻辑决定了中国财政改革的渐进式逻辑,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若干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渐进式财政改革的主要特征：其一，经济体制改革先行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矛盾成为财政改革的最大阻力，从根本上决定了财政改革的渐进性和艰巨性;其二，经济改革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以减少阻力使得历次财政改革因照顾既得利益而或多或少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其三，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要对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某种补偿，这要求财政承担起很大一部分改革成本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顺利推进;其四，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容易出现体制的真空状态，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我国存在的正式财政制度和非正式财政制度的长期并存。(1)

3.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适时调整

19781997年实行的从紧财政政策，促使宏观经济软着陆。此阶段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为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1993年实施从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一是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二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三是限期完成国库券的发行任务。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同时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消费需求增长趋缓，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结构因素制约经济健康运行;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和治理通货紧缩趋势，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三是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低收入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四是在经常性预算内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五是停征固定投资方向调节税。适时调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技术升级，并增加了就业，大幅度的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保障建设;针对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农业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等问题，2004年底开始实施“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2005年以来，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赤字8400亿元，占GDP比重下降至1.1%;每年安排中央政府投资规模达上千亿元，在出口退税、关税、加工贸易、财政补贴等方面出台一系列财税措施，并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以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

4. 财政支农的力度明显加强

近一个时期，财政支农的力度明显加大，步骤明显加快。主要体现在：其一，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近五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三农”投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中央财政用于支农的资金投入达到1.6万亿元，超过19932002年10年的总和。其二，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其三，实施农业补贴，促进农民增收。2006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四项补贴的资金达到310亿元，2007年进一步增加退耕还林补贴、奶牛良种补贴以及生猪补贴。其四，支持推进相关改革，搞活农产品市场。支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剥离1998年以来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2006年一次性补贴供销社系统政策性财务挂账本息249亿元。其五，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诸如免费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等等。

5. 财政改革逐步与国际化接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的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政政策互相影响，尤其是作为巨大经济体的大国，其财政政策往往具有“蝴蝶效应”，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财经事务及地区性经济合作，广泛开展财经双边外交活动，建立了与主要经济大国和经济体的财经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财经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注重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财政制度，只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我国都根据国情出发，注意比较和借鉴。比如确立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主体作用、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将税率确定在25%这一在国际上处于中低水平的税率。发挥财政作为对外融资的窗口作用，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二、财政改革尚存在的问题

⑴如何完善政府间分配关系，实现财力与事权配备?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只是初步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但并没有解决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问题。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定不清晰，交叉重复、随意调整现象较为突出，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严重制约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阻碍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的突破口。

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如何与公共收支预算对接?国有企业改革到了今天，表象上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但实际上仍然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国有经济的定位。国有经济要走民营化道路，还是要走社会化道路?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如何分配?如何做到既不妨碍企业的效率，又能让全民共享国有经济的红利?国有资本的红利应该在公共预算中得到体现，这就涉及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的衔接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典型的政府性收支活动，必须纳入政府预算体系进行管理，而在统一的政府预算平台上，两个预算的对接，首要的就是要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宏观调控衍生手段的重要作用，支持并服务于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通过支出安排弥补公共预算缺口。其次要通过两个预算收支科目技术上的调整，实现两个预算下相关科目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对接，最大限度保证政府资金的统筹和技术管理上的统一。

⑶财政如何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和谐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当前贫富差距扩大、分配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财政缺乏对初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⑷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适应民生需求?财政制度本身属于关乎民生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理应助益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通道。财政收入在国民总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用于民生的比例远远不够。行政成本的高企、一般性开支控制不严格，影响了财政对民生的投入保障力度。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使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满足民生的需要是决策者的现实任务。

⑸财政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协调问题。财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完全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必须实现财政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而这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行政成本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公共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吃饭财政”,以至于用于民生的比例无法有根本性的提高。单兵突进式财政改革的效力受到滞后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制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必须依赖于行政体制的相应调整。

⑹政府预算透明度的提高问题。财政透明度主要是指政府向公众公开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目标、公共部门账户、财政筹划和预算信息的程度。增强财政透明度可以使经济中交易成本最小化，成为预防腐败和增强公共责任的前提条件。如何对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进行有效监督?如何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现政府职能的所有收支在政府预算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有利于提高财政预算管理透明度，但毕竟只是技术性措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三、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的逻辑选择

1. 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⑴明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事权的明确划分是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一般而言，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及调节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应以宪法或财政基本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

⑵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目前我国政府间收入的划分至少有四种标准，即除了以税收作为划分标准外，还有行业标准、所有制标准和重要性(是否是重点企业)标准，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下一步应该按照规范分税制的内在要求，逐步创造条件，以税收作为划分政府间收入归属的惟一标准划分。具体来说，可以在税种划分、分享税率(对同一个税种的税基由各级政府各自按不同的税率征收)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这三种形式选择。全部按税种划分虽然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办法，但对税收制度本身的设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可行而又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采取税种标准与税率标准相结合的办法来划分。

⑶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适当统一省以下主要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巩固和扩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成果。探索建立县级最低支出保障制度，对财政困难县实行“托底”。建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强化省级财政调节辖区内财力差异的责任。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建立鼓励地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机制，引导地方与中央形成合力，切实保障重点支出需要。创新省以下财政管理方式，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2. 完善税制，促进经济发展

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类相互配合的复合税制体系，规范健全财税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和谐社会建设。

⑴加大税制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促进扩大内需、公平税负。企业所得税方面,梳理现行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所得税优惠,改变当前的园区型优惠为产业型优惠,改变当前的直接的税基减免式所得税优惠为间接的税额扣除式的所得税优惠,提高税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效果。在当前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比较明显的背景下,研究鼓励循环经济发展和环保税制改革的一些税收措施。个人所得税方面，改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统一累进税率,减少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在税收征收管理上要提高征管水平,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完善财产税,调整收入分配存量。可以对不同财产如土地、房屋、车辆以及一些其他特定类型的财产课征财产税。规范、完善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对存量房产开征物业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调整收入存量的转移。对高收入者征收遗产税,同时为防止财产所有人在生前将其财产无偿转移给继承人而偷逃税款,应配合征收赠予税。

⑵完善地方税体系,确定地方税主体税种。完善我国现行地方税制，必须适应的要求，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改革，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主要包括：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改革地方税制，改进和完善地方税种。具体是保留现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确立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地位;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独立税种，房产税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车船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契税并入印花税，将建设基金并入营业税税目征收，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⑶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开征新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统一和降低纳税人负担，完善社会保障的筹资形式;开征物业税,替代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促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按照多用油者多负担的原则，适时开征燃油税，鼓励节能降耗;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消耗资源并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行为征税。

⑷深化收费制度改革。按照强化税收、清理收费的原则，完善收费制度，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提高公共财政保障能力。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⑴尝试编制中长期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从国家和部门的长远目标着眼,构建中长期预算框架,实现真正的“滚动预算”。中长期预算框架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中期财政约束基准,具体包括了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开支需求的预算决策。编制中长期预算,打破预算编制以一年为期限的局限,为政府全面掌握财政未来的走势提供了初步资料,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提高预算的可预见性,减少测算的盲目性,避免部门预算忽高忽低的情况,也有利于细化预算管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考虑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经济政策及发展目标、财政收支状况及发展趋势,分别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对以后年度的收支预算进行分类分析预测,先试编两到三年的中长期部门预算框架,待时机进一步成熟后,再逐步延伸预测的前瞻性。

⑵强化预算管理，完善监督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应。一是进一步科学编制预算。按照有保有压，收支平衡和机制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安排支出预算。二是强化预算约束，减少执行调整。预算已经人大通过，各预算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变预算科目或变更支出数额。除有关政策规定和政府重大工作或应对紧急工作需要动用预备费和追加必要支出外，一般不再追加支出。三是严格预算调整规程。各单位所有预算内外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通常安排支出。要依法调整预算。在部门预算执行中，因需要增加的项目支出或基本支出，首先从单位部门预算安排的不可预见费中列支，或调整支出结构解决。四是规范预算执行。严格预算批复时限规定，加快预算指标下达进度，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

⑶优化支出结构，构建民生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促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优化社会文教支出，加大义务教育、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大力推进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全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体系。加大对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大江大河治理等的投入。

⑷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完善转移支付测算办法，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资源枯竭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强化省级财政调节区域内财力差异的责任，减少财政管理级次，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促进辖区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①吕炜:《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杨志勇.三十年财政改革:经验总结与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5月22日.

[2].谢婷.30年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九大巨变.经济研究参考,200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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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学东.解放思想继往开来努力推动财政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财政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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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费雪著.洲和地方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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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俊培著.现代财政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9].文宗瑜,刘微.国有资本预算如何与公共开支预算对接.财政研究,2008(1).

以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8篇

自2002年十六大开始，中央就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其目的无疑也是解决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7年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增加农业投入、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实行新农合等等。但是，7年过去了，我国的城乡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突出，城乡之间一直没有统筹起来。是我们采取的手段不到位还是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呢?

从理论上分析，无论是刘易斯最初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后来做了修正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提出了通过促进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完成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思路。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十分丰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只能是一种维持个人和家庭生存的生存工资，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这个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吸收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以满足其扩张的需要。当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后，发展中国家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最终实现一元经济结构。尽管这一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其基本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按照这一思路，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即工业化的推进，二元经济结构会逐步转向一元经济结构。

从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成看，其突出特点就是产值的转换速速度明显快于劳动力的转换速度。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11.3%，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为48.6%，具有人均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看，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仍然高达40.8%。换言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能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及时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长期处在较低甚至为零的水平。陆学艺曾经对我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做过分析，根据他的分析，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占40.8%，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1.3%，这相当于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同年，我国城镇人口占44.94%，农村人口为55.06%，这又表示我国40.8%的人要用其创造的11.3%的财富去养活55.06%的人，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农民“焉能不穷”?[1]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是要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才能真正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缩小城乡差距，才能改善农民的文化、卫生、教育环境。

固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破除二元结构的应有之义，但破除二元结构并非单纯地从经济层面想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三农的转移支付为农民修条路、盖好楼就可以解决的，这些措施仅仅触及问题的“标”，而没有深入到“本”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是推动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只要农业人口仍然占据多数，富农就将永远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制度改革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的思想，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人口会逐步流向工业部门，既然如此，对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迅速推进，农业人口也应当随之转向工业部门，但上述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就业人口的流动明显滞后与产值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与西方一个很大区别在于，我国的二元结构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换言之，我国的二元结构是多维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多维二元结构，而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二元往往会成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主要障碍。

所谓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二元，实际上就是制度上的二元，这种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制度上的二元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流通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选举制度等等，正是这些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在客观上阻碍了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向城市的流动。因此，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必须首先扫除这些制度上的障碍，这便意味着一场新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如果我们的城乡一体化不首先在制度层面做足功课，而仅仅去做一些表面文章，城乡一体化战略就不会顺利得以实现。正因如此，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紧紧围绕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破解，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农村土地管理、农业支持保护、农村金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农村民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决定。其目的在于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等手段扩大、提高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标准，消除影响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活力。

三、几点启示

（一）城乡一体化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创新和改革这一“牛鼻子”

如前文所述，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单纯地增加农民收入，要统筹城乡共同发展，就要打破一些体制机制的束缚，让人才、资金、技术等各个要素在城乡间自然流动。所以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制度创新和改革为切入点，即所谓制度改革先行。但是，从目前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一体化仅仅停留在撤村并点、农村“五化”，以及其他针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操作层面的问题上，这样也许会在短时间内看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如果不首先在体制机制上打好基础，城乡一体化就会如同隔靴搔痒，难见成效。根据我国国情，下一步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

（二）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切忌盲目跃进

事实上，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结构转型的过程、工业化的过程，它伴随着产业层次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人口的转移等过程。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行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转移和产业演进规律。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经验，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人口就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比重呈现不同特征，各种要素从第一产业和乡村向二三产业和城市的集聚是循序渐进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与当地人均GDP、工业化水平以及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国地域面积广阔，东中西地区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落差，因此我们在推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扎实有序、循序渐进，切忌急于求成、盲目跟风。

（三）城乡一体化的推行要尊重农民意愿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口的转移和要素的流动，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其逻辑顺序应该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渴望进入城市生活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水平提高。从这个角度讲，城乡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自愿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主体是农民。但从目前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看，许多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既没有全面分析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没有将农民视为主体，政府反而越位做起主人。结果是楼房盖起来了，但是尚保留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农民却不愿意住;让农民进城了，但突然进入城市的他们却因为缺乏在城市中的生存技能而陷入迷茫。所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明确自己服务者的角色，尊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否则会事与愿违。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 第9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经验

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蕴涵着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 这就是:要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同时, 报告在回顾总结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历程、经验以及阐述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问题时, 有两句斩钉截铁的话,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 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另一句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所阐明的这样一篇全面的、发展的“改革论”, 把坚持改革开放同完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 是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有助于齐心协力完成改革攻坚的。

1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无疑是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 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 并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三十年前, 党在严重的困境中重新奋起,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面对困境和压力, 我们党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 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 坚定地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在这个问题上, 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三句振聋发聩的话。第一句是:“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1]第二句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第三句是:“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3]这就表明, 我们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 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 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 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当时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 大力度地概括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现代化,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4]

2 永远铭记和深刻认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党中央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景式、大跨度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用“三个面貌”的变化和新时期“三个最”的论述, 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成就;用“三个永远铭记”, 浓墨重彩地讴歌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用“十个结合”, 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改革开放新的宝贵经验。这样, 党的十七大就把论述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发展进步, 落实到了既见物又见人上。

应当说,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时, 开宗明义强调的关于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这“三个面貌”的历史性变化, 是对我们党在新时期伟大成就实事求是、鼓舞人心的精辟概括;同样应当说,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新时期“三个最”的举世瞩目成就的估价, 是对我们党在新时期伟大成就, 在另一个层面的实事求是、鼓舞人心的精辟概括。

近30年来, 在改革开放推动下, 我国所出现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党的先进性的全面增强, 在这些论述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近30年改革开放带给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还深刻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的新时期“三个最”上。

事实雄辩地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

当代中国的这一切发展进步, 是怎么来的呢?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抚今追昔、饮水思源, 做到“三个永远铭记”。紧接着这“三个永远铭记”,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有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论述。这就是:“十六大以来, 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 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6]

这段重要论述表明, 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继承和发展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3 深刻理解我们党在近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和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 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七大从总结近30年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着眼, 紧扣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全方位、大力度地总结概括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动因时, 曾经这样说过,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 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7]造成的结果是:“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 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 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8]正是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 引发了我们党的深刻反思。反思的结论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9]

贯穿“十个结合”的一个最本质的结合, 就是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实际上阐发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超越于表面发展成就的更为本质的成就, 那就是中国制度文明的特色和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也就是说,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明的成功和发展模式的成功。这个制度和模式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50.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0.

[4]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7.

[5]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0.

[6]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8.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1.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4.

中国网球职业化进程改革的对策 第10篇

一、中国网球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对职业化的本质认识不够。

我国部分体育部门领导和部分运动员对网球职业化的本质认识不够, 认为:只要成立职业网球俱乐部, 并且组织一些俱乐部之间的联赛就可以很好的发展职业网球了,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目前职业运动员的收入是按照俱乐部的实力予以发放, 与市场相脱节;各职业俱乐部尽管实行独立经济核算, 但自身造血功能差;职业联赛的运作不成熟, 缺乏权威的职业联盟予以引导。从这个层面上看:我国网球职业化实质上是一种供给式的职业化, 与世界范围内的职业化相比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完整的职业化。

(二) 网球后备人才不足 。

中国网球一直以专业性为主, 网球人口少, 群众基础薄弱。作为网球运动大国的美国, 经常参加网球竞技比赛的运动员有160 万之多, 德国、意大利和瑞典, 其网球运动员都在5～10 万之间, 我国目前网球运动员仅有0.37 万人, 后备人才的总量实在太少。与当前的俄罗斯等强国相比, 尚未形成高水平的竞争态势, 后备人才不足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面对职业化、市场化的挑战“后备人才严重缺乏”这一现状已是制约中国网球可持续发展的一道难题。目前我国的后备选手在能力和水平方面还不能对一线优秀选手形成冲击, 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链, 人才断层现象十分严重, 制约了中国网球的职业化进程。

(三) 职业化培养模式与举国体制有冲突 。

我国网球推行职业化发展道路, 是与国际接轨, 是中国网球融入国际职业网球大环境的必然途径。但是, 现行运动员培养组织与管理结构的行政垄断, 却是影响我国网球职业化发展进程, 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这种体制相对封闭独立, 具有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名为实体的中国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已经具有了类似企业、民间协会和政府派出机构等功能, 成了集政府、社会、企业三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产物。网球的职业化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 这对于刚刚迈步走上市场经济轨道, 与国际职业网球接轨的中国网球来说, 首先面临的这种来自内部的约束和控制, 显然不利于职业网球的正常发展。

二、中国网球职业化进程改革的对策

(一) 构建现代职业网球理念。

网球运动职业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在这一工程中至少要由以下三方面组成:职业化的网球俱乐部、职业化的网球运动员和职业赛事。职业俱乐部从属性上看必须是一个商业性企业, 具有个人物品性,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谓职业运动员就是运动员要以网球运动训练与竞赛为谋生手段, 运动员是商品, 是有价值的, 其高低依其表现出的运动成绩高低或运动潜能大小而定。有了职业运动员和职业俱乐部, 还必须有职业赛事, 它是运动员展现自身运动技战术水平、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最主要、最根本的途径。有了职业赛事, 观众才会多, 票房价值才会大, 也才会具备较大的电视转播和广告价值, 各俱乐部才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 职业赛事可谓是职业运动员和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经济命脉之根本。

(二) 发展后备力量, 促进竞技水平稳定提高。

一是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增加国际交流。所谓竞技水平就是运动员所具有的竞技能力在竞赛中的发挥。因此, 要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一方面要加强训练以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同时还需要培养运动员将竞技能力转化为竞技水平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 把我国具有天赋的运动员送到网球发达国家进行训练和比赛, 同时要向足球那样, 大胆的尝试引进外籍教练或邀请外籍教练来讲学。这样不仅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网球训练理念和方法, 还可借助外籍教练的影响与关系获得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二是制定和启动我国培养网球后备力量的多年规划, 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问题, 只有重视后备人才的梯队建设,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才有后劲;三是中小学生是进行体育锻炼的基础阶段, 倘若失去, 即使日后发觉很有运动天赋, 也已错过了锻炼的黄金时期, 因此建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人才梯队培训网络, 成立国家、省、地、县各级协会, 以链扣形式环环相扣, 充分发挥项目竞赛的杠杆作用, 使小学、中学、大学各级竞赛互为联系和促进, 扩大基础训练人数, 夯实基础, 发现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三) 进行竞赛体制改革, 促进网球运动产业化发展。

一方面, 向社会提供体育竞赛与表演, 依靠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激烈的竞争与对抗、高超的运动技能吸引观众, 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立足社会和生存的手段。因此我国职业网球俱乐部间的竞赛应借鉴足球、篮球等项目的成功经验, 实行主客场制, 充分调动观众的热情, 把观众吸引到球场上来。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网球产业, 促进网球运动的产业化发展, 要活跃网球市场。为促进我国网球运动的产业化发展, 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改善:首先,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过去那种单一的社会效益观念, 正确理解网球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内涵, 职业网球运动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生活需要为本质目的, 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运行机制, 权衡和处理好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其次, 转变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 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体育行政部门作为行业的管理部门, 主要负责对职业体育俱乐部进行管理和调控, 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参照国外的有关做法, 对职业体育的组织形式职业体育俱乐部开展的项目、地域、等级等制定调控标准, 通过立法对俱乐部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促进其有序竞争。同时要加大市场引导力度, 努力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 实现自身最大的市场价值, 拓宽体育事业发展筹集基金的渠道。

(四) 培养一批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体育人才。

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 网球专门人才的智力投资, 对开发网球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其对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经济投资无法替代的。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特殊资源, 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是拉动体育市场的主要无形资源。因此应尽快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专门人才培养内容体系, 从理论和实践操纵两个方面进行全盘构建, 在充分学习各方面理论的基础上着重进行实践操作的训练。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倾斜, 尽快实现我国网球专门人才培养的规模化与制度化。

摘要：我国的网球运动经过职业化之路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在职业化进程当中, 道路依旧曲折而艰巨。本文针对我国职业化之路提出了职业化进程改革的几点对策。

改革进程 第11篇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中美共治)成为国际流行的词汇，甚至引发了“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凸显，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的，是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以及如何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并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则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这两种思潮的观点者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回到“文革”时期，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

表面上看，两种思潮似乎都有一定事实根据，但两者对于事实的理解是错误的。

如果将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的确是我们国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太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就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的改革始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而改革进程中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有持续高增长，正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减小。也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并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是不可能在一个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的。

并且，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造成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的国有企业攫取的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矛盾和不公平正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

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埋下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张维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进程分析 第12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主要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央再根据国民的需求按需分配物资。这就关系到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定部门怎样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资,首要的前提就是把握好被分配物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的信息准确性。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就是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必须能够拥有制定计划所需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制定出严密而准确的计划。信息的准确性是物资公平合理分配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即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存在着不稳定性。“任何组织穷尽各种手段也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计划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政府计划制定部门也不例外。当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依据其所掌握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并强制微观主体执行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运行更大的波动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信息问题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问题。”[1]有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决策和处理的体系,这样信息就会更加准确。这个体系的建立表面上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体系的信息量越大,传输渠道越多,就越容易使信息失真,这是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偏好于自身利益,就会使信息不准确,物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频生。“为了减少信息失真,使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又得加大投入,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监控,这反过来又会大量增加信息成本。从经济学上讲,当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这种制度的优势(收益)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变得不经济,必然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1]

当一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说明新的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建国之初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势必要被另一种体系所取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性,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党中央重视起来。1979—1981年年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关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其中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2]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主体地位,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从属补充作用。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原则上,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表明了侧重点又放在了计划经济上。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文明法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3]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等共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等多种法律为主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确立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启迪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启迪,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动力。

第一,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命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才赢取了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的必要保障。

第二,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源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36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在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引导行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所以,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遵从思想理论的指导,更要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观点,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第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过上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只有顺应民意、倾听民声,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护的结果,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和利益,才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摘要：中国建立之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经济体制已出现严重的滞后性。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市场经济经过几次社会大讨论后,终于被确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本文从改革的紧迫性、改革的进程以及成就和理论启迪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郑绍庆:生产力研究: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从人性伦理角度再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J].生产力研究,2008(6).

[2]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