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增长范文

规模增长范文（精选12篇）

规模增长 第1篇

我国是畜牧业大国, 养殖经济动物的群体数量庞大, 对动物疫苗的需求旺盛。我国每年出栏的生猪约6亿头, 肉牛出栏数超过5千万头, 羊出栏数超过2亿只, 家禽出栏数超过90亿羽, 此外还养殖了大量的蛋禽和超过1100万头的乳牛。猪、牛、羊等主要牲畜的存栏量和出栏量基本上保持5%～10%的增长率, 由此可知需要免疫的经济动物数量庞大。

近两三年, 我国畜牧养殖规模出现一定波动。但畜禽养殖市场的波动, 并未对兽用疫苗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2006年我国兽用疫苗的市场规模44.6亿元, 同比上涨了9.9%;2008年, 我国兽用疫苗市场进一步增长, 市场规模达到53.8亿元, 同比增长10.25%。到2009年上半年, 我国兽用疫苗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5亿元, 增幅约为9.01%。

从我国兽用疫苗消费结构统计中看出, 我国传统的兽用疫苗消费以牛、羊、猪、家禽经济型动物为主, 合计比例高达82.72%, 其中猪疫苗比例最高为44.37%, 其次是家禽、牛疫苗, 比例分别是24.22%和14.13%;而新兴的宠物疫苗消费比例仅为1.66%。

规模增长 第2篇

2013年，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7%；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585.06亿元，增长19.2%,增幅比1-11月高3.4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1.70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01%，比1-11月高0.43个百分点，同比提升0.23个百分点。

一、所有经济类型企业利润均实现增长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89.88亿元，同比增长33.6%；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0.73亿元，增长19.3%；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利润9.36亿元，增长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991.74亿元，增长18.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28.77亿元，增长17.1%；其他内资企业实现利润244.57亿元，增长16.1%。

二、40个大类行业整体盈利，32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40个大类行业均整体实现盈利。盈利的大类行业中，32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利润总额居前五位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分别实现利润164.34亿元、134.73亿元、125.63亿元、118.63亿元和97.51亿元，这五个行业共实现利润640.84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26.2%，降幅比1-11月收窄6.1个百分点，其余4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三、大中小微型企业利润均实现增长

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实现利润452.15亿元，同比增长

刘世锦 中国增长规模被低估 第3篇

即使是不搞经济的人,对“产能过剩”四个字也不会陌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在谈“产能过剩”,与之相伴随的是GDP同比10%左右的高速增长。

按照有些专家的说法,经过前面多年的调整,很多产业的过剩产能在2008年底已经调下去了,但是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产能过剩又出现了反弹。按照十部委的通知,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氮磷肥、造船等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个别行业的过剩产能将达到50%以上。

国务院专门就产能过剩问题举行常务会议仅有两次。一次是在2005年底,一次是在去年底,从工信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产能过剩预警,似乎就足以证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过剩之源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从产业政策来看,2010年管理层调控指针必将拨向产能过剩产业。

目前,很多地方的投资热潮不减,钢铁、建材、水泥、造船等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预警的行业依旧是投资的热点,这种热情不禁让人们又开始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担忧。但也有专家认为,产能过剩都喊了这么多年了,而每年的GDP几乎都是有增无减,产能过剩到底应该怎么界定?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产能过剩问题?《英才》记者专访了对产能过剩一直有着独特观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产能过剩应如何评估

我们经常拿自己和前苏联、欧洲等其他一些国家比,一比大家就担心中国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会不会产生过剩?事实上,中国需要的东西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英才》:你对当前产能过剩状况的总体评估是怎样的?刘世锦:我把产能过剩分成四类:一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产能过剩。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数据,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80%左右,意味着存在20%左右的产能过剩,中国也有相似的调查数据。事实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正常的”产能过剩,才有足够的市场竞争,才有优胜劣汰,才有结构调整,才有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成长,几乎所有行业都存在着“正常的”产能过剩,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很难出现。

第二种是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市场经济里总有一些产能是低效的,生产出来之后没有市场竞争力,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不出好价钱,成了被淘汰的对象。因此,我们需要记住一个更科学、更精确的概念,那就是“有效产能”。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掉的产能,多数是因为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同时还面临着生产成本过高等压力,其在市场上就表现为产能过剩。

第三种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当宏观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处在低谷期时,由于需求萎缩,会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但是这种产能过剩随着经济逐步回升将会减缓,当经济逐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水平时,有些行业还出现了过剩之后的不足。典型的例子是近期的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大概是在2008年10月以后下滑幅度比较大,但去年增长了40%以上。这还是发生在2009年中国经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足以说明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们不能把低谷时期的产能过剩看成一种常态,而应该动态地来看。

周期性过剩还有一种情况,某些产业或产品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点,需求变动幅度很大,为应对需求高峰而在其他时间保持的产能储备,也可看成是一种类型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典型例子是铁路客运、发电和天然气生产等。

第四种是长期性的产能过剩。长期的概念是相对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整个过程的需求峰值而言的产能过剩。还是以汽车为例,汽车去年已经增长到了1300多万辆。我在五六年以前曾做了一个预测,大概2015年左右,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汽车产量和汽车销售量最高的国家。现在看来,这个估计还是保守了。最近谈得比较多的还有钢铁,2009年钢铁产能估计是6亿多吨。有的研究者分析预测,中国的长期钢铁需求峰值保守估计也在7亿—8亿吨,目前的产能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英才》:过去几年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估计不足?

刘世锦:以往我们对家电、汽车、钢铁、水泥、电力等重要产品及其消耗的资源规模都是估计不足的。我们经常拿自己和美、日、欧洲的一些国家比,一比就担心中国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会不会产生过剩?事实上,中国需要的东西比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从道理上说,我们对中国这个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认识不足:中国现阶段的需求规模大体相当于OECD国家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历史上与中国相同发展时期的需求规模。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说在中国以前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工业化浪潮的话,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业化所形成的需求规模与上一次工业化浪潮时的需求规模大体相同。由于市场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历史上发达国家较长时间实现的需求和供给,

在中国较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完成同样“任务”的时间相对缩短。这种挤压式发展模式也是中国的需求规模被低估的原因。

《英才》:什么是比较“好的”产能过剩状况?

刘世锦:供求完全相等通常不可能达到,如果出现也是一种偶然。较为理想的状况是,存在市场经济必须的、可接受的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有效的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特别是退出机制更为重要。

如何把握产能问题

从长期来看,中国目前还不存在哪一个行业明显产能过剩的情况,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和长期增长潜力还不错。

《英才》: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该怎么把握生产节奏?

刘世锦: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完善,合理的产能过剩将会成为常态。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经常发生,每天都有不少企业和产品被淘汰,每天也都有新的企业和产品出来。市场竞争是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目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有效性还有待提升,以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优胜劣汰的作用。周期性过剩对许多处在波动较大行业的企业,是一个严峻挑战。尽管长期发展前景很好,但如果不能在周期性波动中把握好生产和投资的节奏,仍然可能成为失败者。从长期来看,中国目前还不存在哪一个行业明显产能过剩的情况,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和长期增长潜力还不错。

《英才》:从政府政策角度讲,要怎么处理好过剩产能的问题?

刘世锦: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特别是要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进步的手段。政府的宏观政策要尽量减弱或“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减少周期性产能过剩带来的损失。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快速增长30多年了,这个势头我估计可能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长期产能峰值将可能在今后一些时间出现。

《英才》:对长期产能峰值的控制怎么把握?

刘世锦:这需要搜集相关信息,做一些研究和预测。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对第一线的情况非常了解,对市场细微变化都有察觉,对行业的走势变化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对于行业的长期发展态势,从逻辑上来讲,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可能会更多,但事实未必如此。以前有关机构对我国一些重要行业和产品增长规模与速度的预测就曾出现过严重偏差。比如钢铁,有关权威人士曾认为中国的钢铁产量最多1.4亿吨,因为美国、日本和前苏联最多的时候就这么个水平,中国不可能比他们更多。现在实际上我们早就把1.4亿吨远远甩在了后面,而且还不能说已经到峰值了。但要注意,我们离这个峰值越来越近,现在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峰值。至于我们什么时候接近,实际峰值将是什么水平,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英才》:那么政府能做什么?

刘世锦:政府应该提供关于供求的全局性、长期性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较企业更为宏观和富有远见。

政府应该维护、提高而不是限制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如保护产权和竞争的公平性等。

政府对行业的管制,应当主要体现在我们称之为“社会性管制”的领域,包括能耗、环保、安全和某些技术标准等方面,尽量减少“经济性管制”,如对产量和投资规模、设备类型等的限定。政府还要协助创造企业退出的外部条件,如完善社保体系等。

在政府投资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完善公共投资主体的治理结构和风险显示机制,控制公共投资的短期和中长期风险,也是当务之急。近期应特别关注地方融资平台的金融和财政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从来都是相机抉择的

近些年来通胀的成因主要是成本推动型,而非需求拉动型。

《英才》:有些行业是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似乎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刘世锦:需要做具体分析,避免某些似是而非的判断。比如,前一段时间钢材价格涨幅较大,为什么涨?说明需求大于供给。可能有人说这个行业已经严重产能过剩了,但是市场是否这样认为呢?市场是用价格来说话的,价格已经给出了回答。如果我们的看法与市场走势不一致,到底谁错了呢?这本身就有一个如何观察和判断过剩现象的方法问题。《英才》:你怎么看目前的经济走势?

刘世锦: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在提速了。去年消费的实际增长超出预料,看来危机冲击并没有对消费造成显著影响。今年只要出口增长由负转正,消费保持已有的增长势头,投资即使有所回落,全年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9%-10%,应该说没有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统计基数原因,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会显得较高,但这仍然属于恢复性增长,不能由此高估实际增长水平。当政府投资规模逐步收缩后,民间投资的动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回到正常增长水平与过热很可能是一步之遥。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致在9%左右,过低或过高都会偏离平稳较快持续增长的轨道。

比较理想的格局是,增长率保持在9%-10%之间,同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市场驱动的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今年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既要防止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不强,也要防止出现某种形态的过热,使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英才》:如何看待目前的通胀压力,产能过剩是否有助于抑制通胀出现?

刘世锦:根据一些年的历史数据研究,M1变动与CPI变动之间存在着6-12个月的时滞。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货币现象。金融体系中大量流动性出来后,总是要有去处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一种典型的意见是,目前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包括农产品在内,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不大可能出现严重通胀。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如果存在明显的供不应求,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但应注意到,近些年来通胀的成因主要是成本推动型,而非需求拉动型。这就需要研究新时期通胀问题的新特点。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两个重要趋向。一是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推动下,以往在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基本消失,供求平衡、供过于求成为常态;二是资产市场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主要是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于这两方面的变化,过剩流动性追逐重点已经转向以需求稳定但供给弹性较小、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的产品,主要是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产品,包括石油、铁矿石等矿产品,以土地为依托的房地产,也包括农产品。这就可以解释前些年农产品涨价是在农业大丰收以后出现的。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 第4篇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政府却依然掌握着关键的经济实力, 国有企业控制着我国经济命脉。究竟多大的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是最优的?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很多研究。

第一种,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Wagner (1883) 首先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瓦格纳法则:政府规模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扩大和瓦格拉假说, 即认为经济增长会扩大政府规模。Peacock和Wiseman (1961) 、Musgrave (1969) 、Bird (1971) 、Beck (1982) 等进行的研究证实了瓦格纳法则的真实性。Kormendi和Meguire (1986) 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从而使得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从而使经济得到增长。Rubbinson (1970) 通过研究多国数据发现, 扩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国内经济学家马拴友发现我国政府劳务具有显著的生产性, 欧阳志刚也通过研究发现了GDP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种,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朗多 (Laudau, 1983) 建立面板数据, 得到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Tullock (1987) 、Folster和Henrekson (2001)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过度膨胀的政府规模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Barro (1991) 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政府消费增加使得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盖里尔和图洛克 (1989) 发现OECD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真实GDP的增长与政府消费占GDP比例的增长显著负相关。林双林与宋顺锋利用以总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 推导出可证实的假设, 利用我国189个城市1991~1998年的数据并做回归分析, 表明政府的规模和经济增长负向相关。

第三种,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关系。曼库尔·奥尔森通过对长期持续增长的研究发现,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关联。科勒德克通过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并不必然存在大政府与低增长、小政府与高增长这样的关系。同样, Gemmel (1983) 、Kormendi Meguire (1985)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 认为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第四种,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即Armey曲线。认为它们二者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关系, 而且这证明了存在最优财政规模。巴罗-萨拉-伊-马丁政府支出增长模式对Armey曲线的实证研究。格罗斯曼做了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 显示它们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二、变量选取、研究过程及结果分析

(一) 变量选取

本文有两个变量, 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例的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用GDP增长率衡量。GDP以200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 是在一定时间内通常是一年, 一个国家领土内所有居民所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 包括产品税并扣除补贴, 还包含资产折旧或者自然资源损耗和退化。

(二) 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目的就是排除虚假回归的可能性, 通过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 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时间序列均是平稳序列。

(三)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

本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应选取最佳的滞后期与自由度, 使得二者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使模型更加准备。假设p为1的时候, 记录AIC和SC信息量取值, 然后假设p为2时, AIC和SC信息量取值, 然后假设p为3时, AIC和SC信息量取值等, 最后从中选取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时的p值, 从而确定模型的阶数和自由度。

本文经过多次试验, 得到AIC当最大滞后期数取1时最小 (10.08) , SC当滞后期数取1时最小 (10.35) , 因此可以确定当p=1时, 取得了滞后期与自由度之间的一个平衡状态。

将参数估计结果写成方程形式为

Gdp=0.627199 GDP (-1) +0.135219GOV (-1) +3.741833

Gov=-0.754151 GDP (-1) -0.149128GOV (-1) +7.112152

通过对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两个时间序列建立VAR模型, 进行线性回归得到以上两个回归方程。从回归方程上来看, 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可是, 两个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容易出现伪相关问题,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四) VAR模型的稳定性

若要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 需要对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VAR模型的方程的特征根是否在单位圆里。若特征根都在单位圆里, 则说明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稳的。若特征根在圆上, 则说明建立的VAR模型是非平稳的。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到:VAR模型的特征方程的根都在单位圆以内, 所以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检验。

(五) 方差分解

考虑VAR模型时, 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通过方差分解, 能够了解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通过变量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方差分解结果图, 可以得到, 来自政府规模新息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预测误差几乎没有作用, 而经济增长方程的新息对于政府规模预测误差有一定的贡献度。

(六) 格兰杰因果分析

为了检验参数的显著性, 我们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排除伪回归的现象。由结果可知, 说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 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而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七) 研究结果

式1:Gdp=0.627199*GDP (-1) +0.135219*GOV (-1) +3.741833

式2:Gov=-0.754151*GDP (-1) -0.149128*GOV (-1) +7.112152

通过回归结果分析, 经济增长对政府规模是正相关关系, 而且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政府规模扩大0.75个百分点。而回归方程1存在伪回归现象, 因为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1979~2011年的数据, 考察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且具有正相关关系, 这点结论正好符合瓦格拉假说。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不断涌入城市的人口也不断递增, 而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人口大量涌入, 必然导致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增加, 政府消费支出也将扩大,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文通过分析, 并没有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证据, 即没有发现经济增长对政府规模的反馈影响, 可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在中国的数据中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效益不高, 即使政府支出规模增加, 投资环境不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内需也不能得到扩大, 所以国民经济并未得到显著影响。

摘要：文章基于我国19792011年的数据, 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其进行了检验, 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即当国民收入增长时, 政府支出会扩大, 而没有证据显示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瓦格拉假说, 而并没有证实Armey曲线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关键词：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瓦格拉假说,Armey曲线,凯恩斯主义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沃尔夫.市场, 还是政府, 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抉择[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2]李建强, 张淑翠.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检验[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1 (05) .

[3]马树才, 孙长清.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J].统计研究, 2005 (01) .

[4]欧阳志刚.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05) .

[5]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01) .

[6]李国柱, 马树才.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7 (03) .

[7]钟正生, 饶晓辉.我国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吗[J].财贸研究, 2006 (05) .

规模增长 第5篇

数据显示，中国网络广告营收规模同比增长5.9%，增速显著放缓，总体市场状况不如预期乐观。DCCI预计2009年度网络广告市场整体增长率为25%，低于原来预期4个百分点。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在线发布了“第一季度互联网市场监测数据”报告，多项市场调研、媒体监测与受众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呈现十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走向1：广告主的跨媒介营销需求日趋强烈，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整合营销仍初探索阶段。监测数据表明，在目前经济的大背景下，广告主对网络广告的投放更为重视，尤其是互联网营销与传统营销的结合所产生的真正的整合营销。但许多广告主对如何分配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广告投放比例，以及如何合理的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整合营销仍处于探索阶段。

走向2：广告主、代理对网络营销工具需求迫切，网络广告监测、效果评估技术工具发展迅速。由AdMedia Partners提供的一项全球范围的研究结果发现，27%的营销人员打算增加在营销研究方面的开支。国外的一些公司也已经走在了前面，比如Google和WPP共同发起的网络广告研究，可看作经济危机下代理公司与媒介的一种新的产业生态。国内方面，在网络营销分析、网络广告监测、效果评估的方法、技术、工具方面同样有着迫切的需求和良好的发展。

走向3：搜索引擎商业模式、技术升级竞争进入新阶段。2009年将会成为搜索引擎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竞争将进入新阶段。先是推出定制广告工具，在成功解决了百代之外的唱片公司的版权问题之后，谷歌中国也在大陆推出了正版音乐搜索下载，从音乐这一百度的核心业务入手，显然是谷歌吸引用户的“杀手级”应用。另一方面，百度竞价排名商业模式的重构，“凤巢”系统的推出同样暗示出搜索引擎在2009年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走向4：媒介碎片化加剧，广告长尾收割困难，价值与预期仍有差距。互联网媒介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泡沫破裂洗礼，已经日趋成熟，对于如何开发数量众多，但质量与门户、搜索等网站相差较大的中小网站的媒介价值，也成为广告主、网站联盟关心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对于收割这部分媒介的长尾价值正面临着效果不如预期的尴尬局面，对于互联网媒介长尾的质疑也甚嚣尘上，广告主既无法控制投放媒介的质量，也无法得到科学、合理的广告效果监测数据，网站联盟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也一定程度地面临着考验。因此，围绕“如何开发、收获互联网媒介的长尾价值，巩固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将会主导未来广告联盟的商业生态设计，

走向5：视频网站的广告营销模式多元化、创新化促动视频网站有效发展。视频网站开始逐渐打破视频广告模式传统性、单一性的问题，即摆脱以视频硬广告(如插片广告)为主的时代，逐渐步入以多元化的视频广告营销模式时代，如拍客、原创征集、网剧植入、种子视频等模式正以用户更加深入体验品牌、更加发挥互联网的参与互动特性的视频广告特有的营销模式，更加有利于视频网站的广告盈利模式的发展。

走向6：垂直类媒体，尤其是定位越精准的媒体，在吸引受众关注、参与相关品牌信息或活动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DCCI在对多个品牌进行连续监测时发现，手机类品牌受众活跃度以IT&数码网站贡献最多;体育类产品中体育网站对品牌受众活跃度贡献位列第二，作用相当明显;其他产品类别，如汽车、笔记本电脑品牌，相应的汽车专业网站、IT数码网站对受众的活跃度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走向7：腾讯、淘宝等巨头纷纷加入，SNS 市场竞争进一步推向白热化。2009年一季度腾讯推出了其SNS的新产品QQ校友，该产品的主要目标锁定在校大学生群体;淘宝网也推出一项针对淘宝用户开发的SNS应用系统--淘江湖。国内目前火爆的SNS市场竞争进一步推向白热化。无论是传统的论坛、社区，还是新兴的大量获得VC青睐的SNS网站，基本目标都相同，即以在校大学生，或者年轻白领为目标受众，利用用户自身的关系形成社区，聚集人气，从而进行营销活动。未来国内的SNS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升级，用户会经历一个集中到分散再集中的发展趋势。

走向8： 游分拆上市，门户进入“后广告时代”。推出近一年的搜狐旗下游戏《天龙八部》不仅为搜狐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更为其在网络游戏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至此，门户网站的产品线似乎也逐渐清晰，搜狐、腾讯、网易都有了网络广告之外的有力盈利支撑点，尤其是网易，其门户和游戏运营企业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随着网络游戏产品的地位在各门户网站的提升，搜狐年内拆分网游单独上市或许将成为门户网站进入“后广告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能否突破传统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桎梏，或许这一尝试将给出答案。

走向9：技术、资本、应用、需求共同推动移动互联网步入快速发展期，无线广告市场发展步入新阶段。随着三大运营商在3G方面业务的全面展开，流量资费的下降、无线上网本等终端的推广，互联网巨头的高调跟进，都显示出中国移动互联网步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包括移动运营商、手机、电脑终端制造商、传统互联网服务商、无线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的技术企业纷纷发力，移动互联网展现出巨大的商机再次牵动起业内各方的神经。随着移动互联网在3G促动下的大规模发展，无线广告市场将逐渐步入新阶段。

规模增长 第6篇

首先，坚持依法采购，确保应采尽采。对列入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要全部依法实施政府采购。通过科学制定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扩大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范围和采购品种，切实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

其次，切实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对政府采购预算及计划编制执行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府采购相关流程，凡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纳入专户管理的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必须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不得进行无预算或超预算采购，在部门支出预算项目中严格落实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编制要求，并根据采购预算编制采购计划，根据批准的采购计划进行采购，严格规范采购人采购行为，从而真正实现政府采购预算精细化管理。

规模增长 第7篇

要进行南京市政府融资规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首先要收集南京市政府融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数据,然后检查数据的稳定性,在确保数据稳定的情况下抽取两者之间的关系表达式,再判断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最后检验两者之间有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

(一)数据采集与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在南京市统计局所发布的统计年鉴中,选取了2008—2014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部分的数据,对应此数据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在该时间段内,绝大部分地方政府融资通过国有平台的银行贷款完成,因而此项官方数据用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可验证性);经济增长数据源于相应年份的“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两项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

单位:亿元

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各地区生产总值用“GDP”表示,政府融资规模用“RZGM”表示。为了减少所收集数据的波动性与异方差,防止伪回归现象,在模型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以一阶差分的形式运用数据,即以ΔGDP和ΔRZGM分别表示整体GDP和融资规模。

(二)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协整检验等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分别检验被分析的变量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或者为几阶单整数列,避免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为了消除异方差,先对地区生产总值和融资规模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序列GDP和RZGM。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为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来检验GDP和RZGM这两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

通过对表2和表3中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时间序列GDP中t=7.433142,由表中ADF临界值可知,t值大于在显著性水平为1%、5%、10%下的ADF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时间序列GDP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非平稳序列;时间序列RZGM中t=1.895871,由表中ADF临界值可知,t值大于在显著性水平为1%、5%、10%下的ADF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时间序列的RZGM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这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GDP和ΔRZGM,然后对序列ΔGDP和ΔRZGM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通过对表4和表5中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时间序列GDP一阶差分后的序列ΔGDP中t=-4.600119,由表中ADF临界值可知,t值小于在显著性水平为1%、5%、10%下的ADF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时间序列ΔGDP不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平稳序列;时间序列RZ GM一阶差分后的序列ΔRZGM中t=-1.987380,由表中ADF临界值可知,t值小于在显著性水平为10%下的ADF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即时间序列ΔRZGM不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得出结论:序列ΔGDP和ΔRZGM都不存在单位根,它们是平稳序列,因此GDP和RZGM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即GDP～I (1),RZGM～I (1)。

(三)协整检验。

下面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GDP和RZGM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首先,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方程,如表6所示。

其次,为了研究两组数据GDP和RZGM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表7可以得到残差序列的t=-2.720748,由表中ADF临界值可知,t值小于在显著性水平为5%、10%下的ADF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平稳序列。从而可以得到GDP和RZGM之间在95%的置信区间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二者具有相同的随机趋势。也就是说政府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引起的,作为原因的变量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因果关系不能等同于相关关系。从一个回归方程式中我们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在回归方程中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但是这一因果关系是先验设定的。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变量GDP和RZGM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在1 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RZGM不是GDP格兰杰原因的假设的概率是0.0924,小于0.1,因此应接受原假设,即RZGM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拒绝GDP不是RZGM格兰杰原因的假设的概率是0.0680,大于0.1,因此应拒绝原假设,即GDP是RZGM格兰杰原因。因此,可以得出GDP和RZGM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府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二、南京市政府最佳融资规模选择

政府融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保持一定的范围,既要关注大规模举债所隐藏的财务风险,也须利用好政府融资的积极效应,使地方政府融资规模保持在动态合理的范围内。但这个最佳值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最佳融资规模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整体发展情况有关,这些因素都是影响融资规模选择的要点。

对于南京市政府最佳融资规模的选择,根据上文分析可知,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所以融资规模的适度问题其实与适度规模的测量方法有关。目前的适度规模测量方法只能模糊地评价适度规模的存在范围,这种定性的描述其实是不太精确的,很容易出现预测偏差。另外,选择南京市政府的最佳融资规模,还应考虑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合适程度,融资平台的适度举债不仅能拉动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预防融资平台负债过多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问题,排除过度负债给当地经济造成潜在的巨大威胁。事实上,在选择融资平台的最佳融资规模时,建立非线性目标规划模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测量方式,便于给出融资规模最佳适度的精确值。

就南京市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政府在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完善方面表现出了莫大的决心,也展现了很大的力度。尤其在融资平台成为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之后,政府更是对其进行了大力支持和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2008—2014年,政府融资规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且能够建立起回归方程。所以,当前南京市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找最佳融资规模,相信未来政府融资对南京市的经济发展还能提供更大的支持和保障。S

参考文献

[1]倪泽强,汪本强.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7).

[2]张小菊,周亚荣.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综述[J].商业会计,2014,(20).

[3]杨路.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2007年至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投资研究,2013,(04).

规模增长 第8篇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以四种形式存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和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即其他国家人员来华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形式,也是四种贸易形式中最容易获得相关统计数据的一种。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其中来华留学人数更是保持了年均30%~40%的增长。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仍存在很大差距。2008年我国接受的各国留学生总数首次超过20万,达到223499名,但这一数值不及美国当年接受的各国留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此外,超过75%的来华留学生是亚洲人,接受学历教育的来华留学生比重仅为非学历学生的一半,而且绝大部分的留学生选择学习汉语言、中医、戏曲等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专业。从高校个体情况看,我国各高校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国外大学。2007年,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0%,清华大学为5%,美国哈佛大学为17%、英国牛津大学为30%。

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状况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教育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关注和研究。程晋宽、吴汶亚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种优势,提高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的教学水平,扩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廖万红、王新哲及范云茹等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生活习俗相似使中国的一些省份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与相邻国家文化交流的理想平台,应该利用文化相近的契机、积极构建教育协作的平台,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聂文星、田曼等则着重讨论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完善、高等教育水平国际认同度不高会降低留学生来华留学的意愿。为此,他们建议应该完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积极寻求国家间外交对等的学位互认,加强对国外教育服务出口的成功经验的学习,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和我国教育系统的国际地位增强对留学人员的吸引力。

以上研究从比较优势、文化因素、高教水平等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现实表现进行了原因分析,所得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开展的,缺乏对贸易量的具体论述。引力模型是研究贸易量的重要工具。本文依据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构建一个适当的分析框架,从实证角度分析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增长的因素,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扩大高等教育出口的对策。本文选取的数据是2001年~2008年14个主要高等教育进口国的来华留学人数及相关数据,在模型拟合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研究。

二、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引力模型的构建

受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启发,结合对现实贸易关系的直观判断,Tinbergen和Poyhonen认为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应该与他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贸易引力基本模型为Xij=KYiYj/Dij。其中Xij为i国对j国的出口额;Yi为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潜在的供给能力;Yj为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潜在的需求能力;Dij为双边的距离(运输成本),构成了两国之间的贸易阻力因素。贸易引力模型不是从贸易理论推演而来的,因此经常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到质疑。但是,贸易引力模型原理简单、数据适用、容易被用于计量研究,因此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并获得了相当成功。此外,许多学者在应用引力模型分析具体问题时,为了更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将其他变量如人口、人均收入、汇率、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等纳入模型,使引力模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根据马凌远、李晓敏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到服务贸易的研究出现较晚且数量少,其中应用于服务业细分行业分析的数量更少且多集中在旅游服务业和软件业。相关研究构建的服务贸易流量决定模型通常包含以下解释变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GDP)、人均GDP或GNI,两国间的距离,是否在某一共同的自由贸易区(FTA),是否接壤,是否拥有共同语言,偏远程度,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相对水平等。马凌远、李晓敏还指出,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数据时段选择不同、计量分析方法不同,以及研究对象不同,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Tharakan等在分析印度软件出口时发现,距离对软件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而这与距离对货物贸易的作用通常是消极的一般性结论是相矛盾的。类似的情况还有:Kimura和Lee发现FTA与贸易有正向的联系,从而与Grunfeld和Moxnes的发现相矛盾;Kimura和Lee的研究中共同语言作为解释变量不显著,而Park发现共同语言对一些服务部门的贸易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两个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规模正相关。

受上述文献的启发,并考虑研究条件的约束(难以获取某些有关数据),假设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由我国的经济规模、进口国的人均收入、两国的空间距离,以及与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相关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决定或影响,即:

对(1)式两边取对数后得到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分析形式:

其中:Xit代表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第t年i国来华留学的人数表示。解释变量中,用GDPt表示我国的经济规模或供给能力,用表示进口国的经济规模或需求能力,用DISit表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用FTAit反映我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处于某个经济合作组织,用CERit反映我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签署过学历互认协议。是回归系数,εit为误差项。根据已有的研究,贸易来自于供给对需求的满足,而需求又取决于收入,因此贸易双方的GDP和人均GNI与贸易额正相关;空间距离的存在显然增加交通成本,也可能因此使相互了解程度受限,因此与双边贸易额是负相关的;至于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会影响贸易额,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交易,存在大量的科斯意义的交易费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14国(见表1)2001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所选14国为这8年间来华留学人数均居前20名的国家,而且14国来华留学人数的总和接近每年来华留学人数的9成。此外,所选14国中的6国为发展中国家、8国为发达国家,8国与中国接壤或相临、6国与中国相距遥远,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方面与中国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别。各国来华留学人数来自历年《中国教育年鉴》,我国的GDP和14国的人均GNI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网站。距离数据为通过google地图测量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中国与14国之间的是否存在学历互认协议,以及中国与14国之间是否共属某一经济合作区域,均通过查询相关新闻和年鉴资料获得。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宽而短,而且包含不因时间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量,所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面板模型主要有三种方法: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通过F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对模型进行估计和选择。检验结论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混合估计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接受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表1给出面板数据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输出结果。模型在广义最小二乘法下的决定系数达到了0.953,调整决定系数也为0.950,解释变量都可以在1%或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些结果说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全部分析使用Eviews6.0软件完成。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从以上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决定我国2001年~2008年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的重要因素确实是我国的经济规模(GDP)、出口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人均GNI)、两国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其中,GDP贡献度和人均GNI贡献度为正,距离的贡献度为负,符合引力模型的基本假设。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的制度安排贡献度也为正且显著,这一点与服务贸易容易受制度安排影响的事实是相符的。对以上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反映我国经济规模的GDP总量比反映其他国家国民收入水平的人均GNI具有更大的影响力。GDP的参数为0.983,即中国GDP每增加1%,来华留学的人数将会增加0.98%。这说明,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然,GDP总量的提升也会使高等教育投入随之增加,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增强对留学人员的吸引力。比较而言,其他国家国民收入水平增加1%,来华留学的人数仅增加0.5%,影响明显低于本国GDP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是由贸易伙伴的人均GDP而不是本国的GDP决定,则说明该国的贸易结构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同时也意味着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这样看来,我国要想在高等教育出口格局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尚需时日。

第二,作为决定双边贸易规模的负相关因素,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仍十分显著。但是,据现有的文献研究,距离对贸易流量的阻隔系数一般在-1.085到-0.76之间,本文得出的结论(-0.707)显然偏小。通常的理解是,空间距离越大则运输成本越高、信息交流越困难、相互的文化差异也就越大,从而限制了相互的贸易往来。高等教育出口的距离阻隔系数相对较小,有三种可能解释:一是,高等教育境外消费主体对于交通成本不太敏感;二是,交通成本并不与地理距离成正比;三是,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地理距离对高等教育相关信息交流的阻隔作用。本文认为,对这三种可能做进一步研究将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地理距离对于高等教育出口的阻隔作用。

第三,衡量制度安排效应的指标之一是中国与贸易伙伴是否处于某一共同的经济合作组织。它的系数达到0.642,甚至高于贸易伙伴国人均GNI的系数。这一结果表明,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带动高等教育的交流。而且,经济合作协议中一般会涉及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客观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输出。另外一个衡量制度安排效应的指标是中国与贸易伙伴是否签署有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协议。尽管它的系数不高(0.302),但是它只是高等教育领域促进来华留学的一个举措,能达到这样的相关度已经是比较大了。如果能有一个更为综合的指标来表示高等教育领域促进出口的制度安排的话,相信对应的参数会增大。

第四,各贸易伙伴国随机效应系数值反映的是,去掉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和公共截距的影响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对这些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的大小。通常情况下,一国高等教育如果可以在国际上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将会抑制其人员到其他国家留学的动机。在14国中,6个发展中国家的系数均为正,而8个发达国家的系数均为负。这一结果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水平较高,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据模型拟合结果得出的经验方程(见式-3)计算出2008年14国来华留学人数预测值(见表2),将实际值与预测值相比较,可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14个贸易伙伴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潜力开拓型。实际留学人数与预测留学人数的比值在1.20~0.80之间,说明我国对这些贸易伙伴扩大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还有一定的空间。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韩国、日本、越南、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泊尔;二是潜力巨大型。实际留学人数与预测留学人数的比值小于或等于0.80,说明我国对这些贸易伙伴扩大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的潜力非常大。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这一结果表明,尽管自2001年以来来华留学人数不断创出新高,各年均保持了30%~40%的增长,并且在2008年突破了20万人,我国高等教育出口潜力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出口还相当薄弱。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要想做大做强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规模,应该从两大方面着手:增强引力因子、减弱阻隔因子。

以GDP表示的经济规模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引力因子。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是充满信心的。入世以来我国GDP连续8年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特别是在2008年,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GDP增速仍达到了9%。2009年上半年,重要的经济指标都已经出现了企稳向好的迹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格局没有变。

但是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的信心不应该被直接移植到对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判断中。尽管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这种发展是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2005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就已经上升至第四位,可是国内最知名的高校在世界大学榜中的座次至今仍徘徊在200名左右。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原因非常复杂,文中不做展开。但是,上述分析清楚表明,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大打折扣。

有利于形成更紧密双边经贸往来的制度安排,以及对高等教育交流具有促进作用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量增长的次要引力因子。这一结论印证了制度安排对于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突出了政府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进程起关键推动作用的GATS协定是在发达国家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达成的,而且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会利用政治力量,为其服务出口提供有力的保障和动力。我国政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不违背GATS协议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促成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出口的区域制度安排,并在其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促进出口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外,政府也可以为教育服务贸易提供学历学位互认机制等方面的支持,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189个留学生来源国中的34个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应该加快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互认协议的步伐,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来华学习深造。

贸易伙伴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出口也是积极的因素,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的人员而言,收入水平对选择来华留学影响有限可能同我国高等教育的价格优势有关。笔者对中、美、英、日、澳、加的留学费用进行了测算,发现到中国留学1年的学费在3.4~5.3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到其他国家留学一年的学费在12.4~28.1万元人民币之间,其间的差距是非常显著的。对于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的人员而言,收入水平对选择来华留学影响有限可能与其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关。本文选取的14国,8个发达国家2008年人均GNI的平均值是6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NI平均值的19倍。有鉴于此,一方面应该充分运用价格优势同发达国家竞争发展中国家的生源,巩固和进一步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另一方面,应该针对发达国家的生源开发高端课程,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于合理范围内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价格。

距离之所以成为阻隔因素,经典的解释是地理距离越大运输成本越高。但是随着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和航空业竞争的加剧,地理距离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大大缩小了。笔者对贸易伙伴国首都间往返航班的票价与留学生来源国的人均GNI的比例进行了测算,发现美国的比例最低,仅为0.29%,而这一比例最高的蒙古也只有3.1%。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实际距离的远近和票价并不总是成正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在高等教育境外消费中距离虽然是阻隔因素,但是影响程度并不像其他贸易那样显著。相对于距离产生的运输成本,更应该关注的是地理距离导致的历史文化渊源的疏离,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的阻隔。目前我国已经在7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5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全球已有4000万人学习汉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和学员的辐射能力,在推广汉语言的同时,适当地推介我国高等教育的其他特色专业和优势专业,扩大来华留学的生源储备。

参考文献

[1]程晋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J].教育与现代化,2008(1):3-9

[2]吴汶亚:关于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战略思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6):92-95

[3]廖万红王新哲:中国与东盟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5):102-105

[4]范云茹:浅析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J].集团经济研究,2007(250):137

[5]聂文星: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与对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576

[6]田曼: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逆差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8):8-10

[7]Tinbergen,J.Shaping.The World Economy:Sugges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M].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56-59

[8]Poyhonen,P.A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M].Weltw irtschaf tliches Archiv,Band90.Heft(1963):93-99

[9]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2):39-44

[10]聂翔:引力模型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效应分析和定量研究[J].经济论坛,2008(24):62-66

[11]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J].世界经济,2001(2):25-29

规模增长 第9篇

一、相关研究进展

(一) 指数增长模型

早在1798年, 马尔萨斯提出了指数增长模型。它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基数 (这里用旅游景区的年收入为规模的衡量标准) , x0, xk为k年之后的规模, r为年增长率, 则有xk=x0 (1+r) k, 这个公式能够应用于实际的基本前提就是年增长率r保持不变, 在指数模型下的增长曲线的形状像英文字母“J”, 所以人们称之为“J”型增长曲线。

(二) Logistic阻滞模型

随着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变化, 年增长率也会随着变化, 以长期的战略思维来考虑, 年增长率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对规模的增长起到了阻滞作用。于是, 荷兰生物数学家Verhulst在指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年增长率变化这一前提, 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了Logistic阻滞模型, 因为年增长率r会被阻滞, 即r随着规模x的增加而下降, 若将年增长率r表示成规模x的函数r (x) , 由于阻滞作用, 则会有dr/dx<0, 于是有dx/dt=r (x) x, x (0) =x0。

一旦规模增长到xm时, 增长率r (xm) =0, 也就是说当规模达到xm时, 就不会再增长, 其中xm为规模最大容量, 这时dx/dt=rx (1-x/xm) , x (0) =x0, 可以用变量分离法求解得:x (t) =xm/1+ (xm/x0-1) e-rt, 这与指数函数xk=x0 (1+r) k有所区别。在Logistic模型下的增长曲线的形状像英文字母“S”, 所以也称之为“S”型增长曲线。

二、MARS (Model Of Annual Rings) 模型的提出

上述两种模型都以时间序列来说明经济增长, 但在基于自然旅游资源的旅游景区的规模增长与景区的环境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以上述两种模型为基础, 按照不同的时刻列举景区规模和景区环境质量的发展水平, 构建三维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 问题分析

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使得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不同于人文和其他资源所支撑的旅游景区, 前者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无论方案多么完善、技术多么先进, 总会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使得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经历一个启动、发展、成熟、崩溃、再启动的循环发展过程, 所以, 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有着特殊的增长模式, 与房地产业的蛛网模型相似, 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规模应该是一个在扩大的同时也存在着缩减的循环模型。

(二) 模型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 作出以下假设:

1.景区是完全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 不受人文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2.景区规模循环周期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是相对短暂的;

3.自然资源在遭受破坏之后是可以恢复的;

4.环境质量是可以量化的;

5.景区的规模和经济收益是可以用景区的收入来衡量的。

(三) 模型描述

依据上述分析和模型假设, 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的规模在间断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扩大的, 在这个间断扩大的过程中, 完全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的规模与环境的质量和开发所经历的时间有着这样的关系:当产业处于启动初期, 势必要以投资来改善自然资源的环境, 当自然资源足以吸引游客时, 景区规模将以变化的增长率增长,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游客的增多, 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在破坏初期, 由于景区已经具有一定的声誉, 所以经济收益不会马上受到影响, 如果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 自然资源就不能吸引游客, 资金的短缺将会导致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的整个经营系统崩溃。接下来生态环境就会有一个恢复期, 在恢复到一定程度时, 相关部门会对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进行下一轮的投资开发, 重复上述的发展历程。这样一来, 在经历过几轮发展之后, 完全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的规模与景区环境质量的关系会形成一个年轮状 (图1) , 在此将其称为“穆氏年轮”。

至此, 可以看出这样的函数关系:景区的规模G是景区环境质量Z和时间t的函数, 即:G=F (Z, t) 。其规模的增长率r=∂F/∂t。

图1中bi为景区经营崩溃点, qi为景区经营启动点。

结合图1对MARS模型做进一步解释。当自然资源经过开发之后, 生态环境质量达到q0点, 这时足够对游客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伴随着游客的到来, 就会给景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景区的规模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景区为了提高游客的满意程度, 会将一部分收益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从而也提高了景区的环境质量, 从图1中可以看到这个阶段图形是上凸的。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发展以后, 景区为了一味地追求经济收益而对景区进行过度开发和利用, 再加上游客数量超过了景区的最大容量, 使得景区内的环境质量有所下降, 在环境质量刚刚开始下降时, 由于景区在经历长期发展以后已经在社会上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微小的环境质量下降没有对景区的收益带来很大的影响, 只是减缓了景区规模和收益扩大的速度。但是, 当景区的环境质量下降到不能够吸引游客, 游客的反面宣传将会严重影响景区的经济收益, 景区的经济收益一旦不足以支付日常开支, 整个经营管理系统将会瘫痪, 在经历短暂的挣扎之后, 景区将迎来第一个崩溃点b1, 这就形成了图1中的曲线1。在第一个崩溃点b1之后, 几乎没有游客前来, 也没有完备的机构对这个区域进行管理。根据模型的假设3, 自然资源将会经历一个恢复期, 即b1到景区经营启动点q1或q2, q1处的环境质量不如q0, 而q2处的环境质量已经超过了q0。在此期间将会对自然资源进行新的开发和利用, 这样一来, 就将景区的发展带入年轮模型的第二层即曲线2。以此类推, 逐渐出现年轮模型的曲线3、4。

在上述分析中, 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 就会得到一个三维模型, 如图2。

从图2可以得到3个指标两两之间的关系:

1.景区规模与时间的关系, 即三维曲线在景区规模-时间平面上的投影;

2.景区规模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即三维曲线在景区规模-环境质量平面上的投影;

3.环境质量与时间的关系, 即三维曲线在环境质量-时间平面上的投影。

三、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一) 环境质量评价因子选取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的可行性, 现在根据影响生态环境的因子来建立一套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将综合环境划分为以下5种因子:

1.大气因子。包括风向、风速、温度、降水量以及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

2.植被因子。包括植被的种类、面积、覆盖率以及植被的主要环境功能;

3.动物因子。包括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生存现状以及地理分布特点;

4.土壤因子。包括土质结构、理化性质以及土壤性能;

5.水资源因子。主要分为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 包括水质、水量以及水生生态。

各因子的质量可以通过环境质量单因子指数评价方法得到:

IJ=Cj/Sjj=1, 2, 3, 4, 5。

其中Cj为第j种评价因子在环境中的观测值, Sj为第j种评价因子的评价标准。可以看出, Ij的值就是单因子污染物超标的倍数, 其值越大, 预示着环境质量越差。

(二) 环境质量等级划分

由于各个因子的质量等级划分标准不尽相同, 为了统一口径, 在此将各个因子的质量根据上述指数评价方法和各自的划分标准分为7个不同的等级, 并且给不同的等级赋予一定的值 (见表1) 。

而景区内的综合环境质量可以用各个环境因子质量的赋值Zj加和来表示, 即:undefined, 可知Z∈[-15, 15]。

四、模型实证案例分析

在此选取崇明岛东平森林公园作为案例。改革开放以后, 在众多政策的支持下, 崇明岛东平森林公园于1989年开始完全对外开放, 于是将1989年视为起始年, 即t=0。截至目前, 依据该景区的旅游收入和环境状况, 按照上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和等级划分, 通过spss软件做出散点图3。

数据来源:崇明县旅游事业管理局

很显然, 从散点图3可以明显地看到景区规模呈现出年轮状的循环趋势, 但由于我国的旅游景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对外开放的, 近20年的数据不能完全验证模型, 图3右下方的点的离散度有些偏大, 不过左下方和右上方两个区域的散点和图2中的年轮状还是比较吻合的, 这也正体现了“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生态化、可持续”的旅游循环经济理念。

五、讨论与建议

本文只对MARS增长模型做了初步的直观描述, 对于有关的具体数学表达式有待进一步研讨,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精准的景区环境质量检测数据, 也需要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参数估计来准确预测景区规模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分析, 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是不能绝对长久发展的, 人类虽然不能彻底改变整个系统最终走向崩溃的命运, 但是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延缓景区走向崩溃的时间并快速实现景区环境质量恢复。首先, 要加强游客的环保意识, 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 其行为对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的环境质量有直接影响, 只有游客的行为不对环境造成破坏,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景区的环境质量。其次, 要转变经营理念, 景区的投资者必须转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再次, 要加强政府管制,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 必须承担起对景区监管的责任, 有关部门在加强和完善管理制度的同时, 必须制定严格、合理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摘要：在现有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合理的基本条件假设和环境质量评价, 构建出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规模MARS增长模型, 并以崇明岛东平森林公园为例, 验证基于自然资源的旅游景区规模是以年轮状循环发展, 且是不能绝对长久发展的, 以此让游客和旅游景区经营者有危机意识, 从而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自然资源,旅游景区,MARS增长模型

参考文献

[1]林南枝, 陶汉军.旅游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253-264.

[2]姜启源, 谢金星.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9-15.

[3]李子奈, 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9-20.

[4]赵晓英.恢复生态学—生态恢复的原理与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35-55.

[5]金腊华, 邓家泉, 吴小明.环境评价方法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56-58.

[6]刘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及综合评价体系研究[J].经济前沿, 2006 (6) :39-42.

规模增长 第10篇

近半个世纪以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 但自从哥德史密斯开创性的研究之后, 却一直没有权威的结论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效的、系统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中国, 由于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相对较为落后, 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由银行业来发挥, 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现有的研究着重于考察银行业集中度对银行绩效、贷款利率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 少数实证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全国范围或发达经济体, 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国外学者关于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早, King和Levine (1993) 、Levine、Loayza和Beck (2000) 、Beck和Levine (2004) 发现:银行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3]。然而, 国内的研究却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Allen et al (2006) 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庞大但缺乏效率,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企业依赖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4];Boyreau Debray (2003) 用1990~1999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对于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中国银行体系的储蓄规模和国有银行的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向关系, 这种负向关系存在的原因是国有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 即国有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很低[5]。谈儒勇 (1999) 、陈柳钦、曾庆久 (2003) 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在非国有经济部门, 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弱于银行中介的作用[6,7]。韩廷春 (2001) 的实证分析显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8]。曹啸、吴军 (2002) 的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膨胀实现的, 而非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的[9]。程华 (2004) 的对微观金融领域的研究发现, 金融中介的项目甄别和项目融资功能没有在我国金融发展中充分表现出来, 银行配置资金的效果并不理想[10]。

因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我国选择了以国有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 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垄断了大多数金融资源, 而这种金融市场结构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肯定是有差异的。根据林毅夫等 (2006) 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认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 因此其产业结构具有不同风险特征、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 所以要求不同的金融结构来适应经济的发展[11]。

综上所述, 本文在研究银行业发展时, 创新性的选用了金融相关率和银行业集中度两个解释变量, 分别反映银行业规模和银行业结构, 来刻画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在选取样本时, 本文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来进行研究, 以反映不同的区域要素禀赋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构造计量模型时,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又创新性的引入贷存比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最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来验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和银行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二、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银行业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储蓄、投资水平及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引用最简单的经济内生增长AK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假定在单一封闭区域内, 人口和劳动力规模静态不变, 不考虑技术进步, 总产出Yt是总资本Kt的一次线性函数:

Yt=AKt

其中, A是资本的边际产出率, 则:

其中, It是投资, λ是资本折旧率,

假设储蓄S向投资I转化的比率为ω, 则有:ωSt=It

假设储蓄率s=St/Yt经济增长率为g, 则:

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密切相关, 而银行业的发展正是通过影响这三个因素, 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

银行业发展可以分为两个维度: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和银行业结构的优化, 从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促进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

(一) 银行业规模与储蓄率

R.J.Mck innon和E.S.Sh ow的金融压抑理论认为金融深化通过动员储蓄、促进就业来实现经济增长, 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银行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加深金融市场厚度, 不仅可以方便居民进行储蓄, 而且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提高居民储蓄的收益, 增强居民储蓄的积极性, 更好地动员储蓄, 即提高储蓄率, 进而增加投资所需的金融资源。

(二) 银行业结构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

Goldsmith (1969) 较系统地研究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他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2]。Schumpeter (1912) 认为结构优化、功能完备、运作良好的银行体系可以有效识别并支持具有创新性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企业家, 从而推动技术进步[13]。银行结构改善有利于资本产出率的提高,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银行的资金融通功能就是把动员而来的储蓄资金, 通过选择、比较和评估不同企业与项目的融资需求, 将资金贷给那些信用好、项目投资回报率高、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 从而提高了资本的产出率, 达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 银行业结构与投资储蓄转化率

银行结构的完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尤其在目前的中国, 高度集中的银行结构聚集了大部分的金融资源, 造成体制上的风险集中, 表现为大型银行的“惜贷”, 投资储蓄转化率较低;而中小型银行机制灵活, 更善于甄别增长速度较快的中小型、微型企业的信息, 投资储蓄转化率更高。因此, 打破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垄断局面, 强化银行间的合作与有序竞争并提高其运营效率, 从而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通常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型, 我们引入代表银行业规模和银行业结构的两个变量, 模型设定为:

其中, gi, t是i地区在t时刻的真实人均GDP的增长率;FIRi, t是i地区在t时刻的金融相关率, 等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 表示该地区的银行业市场规模和市场深度;CRi, t是i地区在t时刻的银行集中度, 等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在所有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的比例, 表示该地区的银行业结构;Xi, t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 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出口额占GDP的比重ex、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fc、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fin、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rso、劳动力增长率lab、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edu等;ut和鄣i分别代表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εi, t是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样本是我国各省区在1990~2012年期间的上述变量的数据, 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09~2012年的《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另外, 考虑到一些省份的数据缺失, 也为了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一共选取了18个省区样本, 其中东部包括:广州、浙江、江苏、福建、山东、上海, 中部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西部包括:陕西、四川 (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也纳入四川) 、云南、贵州、广西、甘肃。

(三) 模型识别和结果解释

1. 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所设立的模型 (1) , 运用计量软件STATA11.0分别对1990~2012年的六省面板数据做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而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另外, 从中部六省的地区差异性和改革过程的时间阶段差异性来看, 也应该选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从实证结果来看,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 金融相关率FIR的系数是2.5994, 表明银行业规模的确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并且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中、西部而言, 金融相关率的系数虽然都是正的, 说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 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个结论正印证了Berthelemy和Varoudakis (1996) 提出的“门槛效应”,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 (一个门槛、临界值) , 金融深化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14], 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不管东部、中部还是西部, 银行业结构指标CR在1%的水平上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经济增长与银行业集中度有明显的负关系, 尤其是中部地区, 银行业集中度每下降1%, 将会促使经济增长增加0.6208%;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r so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国有经济, 而是中小型的非国有企业。

把模型 (1) 中在10%水平上依然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剔除掉, 设定为模型 (2) ,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银行业结构指标的系数依然为负, 其他几个变量的系数也均符合经济含义, 在10%的水平上都较为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 从我国199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来看, 在东部地区, 区域经济增长受到银行业发展的双向影响, 一方面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金融深化, 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 改善了银行业结构, 更能提高银行业的效率。而对于中、西部来说, 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 主要体现在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带来的结构优化, 而非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主要原因在于, 目前我国中、西部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高, 对应的银行业结构更为集中, 因此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 束缚了区域经济增长, 所以降低银行业集中度, 更能刺激中小企业发展, 带动经济增长。

2. 工具变量法。

表1中模型 (1) 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银行业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或许两者之间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促进了银行业结构的优化, 那么模型 (1) 就存在着严重的内生性。

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率g与银行业集中度CR之间的内生性, 我们引入一个工具变量贷存比LDR, 表示某地区在某年末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根据观测可知, 大型银行的贷存比相对较低, 而中小型银行的贷存比相对较高, 所以, 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会使贷存比上升, 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而同时, 贷存比与模型 (1) 中的其他变量都不相关, 所以也就与模型 (1) 的随机误差项εi, t无关, 满足了作为工具变量的两个条件。

下面, 用贷存比LDR作为工具变量对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1) 和 (2) 进行重新估计, 结果如表2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对比表2与表1的结果, 在引入工具变量贷存比之后, 银行业结构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说明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的确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 经济意义依然正常。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各省区的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得出两个结论:一、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由于存在“门槛效应”, 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二、由于区域要素禀赋差异,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 而中小型银行更能为中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但目前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业集中度较高, 不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 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因此, 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体现了银行业结构的优化, 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科尔尼让规模竞争找到“增长魔方” 第11篇

还是在和这个公司的规模竞争？

在当今日趋整合、日益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中，

选择正确的增长方式和规模，

也能成为你的竞争优势。

Arcandor的变革增长

Arcandor是德国的一家大型企业，其业务单元主要在旅游业、零售业和家庭购物领域，它是由两家公司于1999年合并后成立的。

真是时运不佳，刚跨进21世纪，公司就举步艰难，那些快速发展的折扣店和专卖店与其展开了激烈竞争。2004年，公司利润已经严重受挫，亏损达到了22亿美元。

然而，2005年5月，随着Thomas Middlehoff（前贝塔斯曼CEO）的上任，公司出现了转机。企业将一切非战略资产彻底出售，重新获得了财务回旋空间，并制定了规模竞争的新战略。在这套战略中，Middlehoff带领团队启动了一个新定义——变革性增长。而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科尔尼也正在全球企业中提炼这种方法，科尔尼合伙人Andrej Vizjak等，则在他们共同完成的《决胜规模竞争》一书中称之为“增长魔方”。

这个魔方所拥有的六个面，就是企业战略组合的六大结构。

规模特征定位

首先，给企业的规模特征定位。任何公司都应该给自己一个实际的定位，您是属于大型的（市值在100亿美元以上），或是小规模的？您是行业的领导者，还是追随者？

领导型企业也还可以细分：大型行业的领导者，它们具备更多的能力，能够参与日益整合的市场竞争；而小型的行业领导型企业，它们通常存在于新兴行业中，随着行业的成熟，需要不断扩大规模。

而行业追随型企业也可以再细分：大型的追随者，它们必须加快增长。因为从长期看，只有行业中的顶级公司才能生存下来。而小型的追随者一般是行业里的大多数，它们通常是盈利的，但缺乏规模经济与收购能力。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凭借个体的能力进行开拓或防御，以拓展它们的利基市场。

从增长魔方的这第一个面来分析衡量，即使在2004年的危机中，Arcandor仍然可以被定义为大型企业；而从Arcandor所涉足的三个行业来衡量，它也仍然是一家大型的行业领导者。因此，为寻求国际化规模，它未来将要做进一步的整合。

设立增长标杆

能在长期的行业整合中存活下来的公司，部分原因是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增长方式。而沦为收购目标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无力独立支撑增长的公司。增长魔方的第二面，就是设立增长标杆，通过对收入增长与利润率的对比，对企业过去的发展方向进行对标。这可以把企业分成四种类型：

顶级表现企业：其收入与利润率的增长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在任何行业它们都具备应有的能力去参与规模竞争。

利润增长型企业：成功盈利，但收入增长落后。必须找出如何大幅度增长收入的策略。

销售增长型企业：收入有所增加，规模有所发展，但盈利滞后。必须注重降低成本。这样的企业，在行业整合的后期具有降为收购目标的风险。

业绩不佳企业：在魔方的第一、第二面衡量中，企业都处于平均水平之下。这些公司必须迅速变革，或者退出。

审核增长方向

增长魔方的第三面，就是对公司的增长方向进行审核。例如：在什么时候应该添加新产品线（多样化）？什么时候增加新的覆盖区域（国际化）？其实，增长实质上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

在这个层面上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是：考虑对您的行业与定位，应该抉择哪一个方向才是最为合适的；并且，你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要比你的竞争对手快，因为行动缓慢的企业只有通过更为冒险的大宗合并才能追赶上业内企业。

在Arcandor所经营的各个行业中，它都可以做到有一定竞争力。但非常明显的是，Arcandor还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领导者。对该公司的增长魔方分析表明：其业务单元还需要横向（拓展更多的覆盖区域）与纵向发展（在不同利基市场中多样化发展）。

2005年以后，Arcandor的确是这样发展的。如旗下独立运营的Primondo公司，其家庭购物业务已经以邮购品牌Quelle而闻名，并开始了国际大范围的扩张。在东欧与俄罗斯的九大市场中，Primondo目前是排名前一二位的家庭购物公司。它也同样活跃在西欧的瑞士和奥地利。它的三大销售业态：邮购、实体零售和网络经营已经获得成功，并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2007年，公司又收购了德国排名第二的电视购物频道HSE24，为其增加了第四个主要销售业态。通过不同利基市场与渠道组合的多元化，Primondo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购物公司。

利用独特能力

当公司在审核自身的增长方向时，应当考虑：这种增长倚靠什么？来源于哪里？科尔尼公司提出了增长魔方的第四面，那就是可盈利增长的独特能力是什么？而运用这些能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首先要具有的能力是，能够从公司的重点区域或者重点产品出发，考量公司的市场协同效应高不高；随后，要考量是否具有获取产品相关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能否以这些能力的整合打破单一区域的经营，而使产品向更广阔的利基市场拓展；再者，运用市场的能力如何，即销售和营销优势能否将一个利基市场的成功复制转移到另一个利基市场中；而对于一个处在整合、成熟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来说，还应有借助规模相关的能力，包括应用收购的能力。

用增长魔方对Arcandor衡量可以发现，它具有对旗下三大业务跨单元之间的运作潜力，其零售业务单元和家庭购物业务单元，就是相互借助和共同利用了国际化来提升各自的业务。

选择增长道路

接下来，就是寻找最佳增长方式：内向增长还是外向增长？

内向增长，也称有机增长，所需的投资少，且执行障碍也较少。但是，在行业快速整合的时代，有机增长还不够快，公司必须通过外向增长来进行基于规模的竞争。

那么，最佳路径，或者最佳路径的组合，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你在哪个地区经营，如有机增长在亚洲就会比收购更受欢迎。同时，还取决于你所在行业的集中度。最后，取决于你公司的个体情况。2005年，Arcandor先是选择了激烈的方式剥离非核心业务和市场，随后又以新获得的有机增长，再做兼并收购或合作，从而加强了下属的每个业务单元。

调整组织设计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公司必须拥有正确的组织设计，这是增长魔方的第六面。这指公司的组织设计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如果是后者，是按照产品、地区，还是两者结合来设计组织？增长带来复杂性，因此，对复杂性的管控也决定了增长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Arcandor下属的业务单元都可以独立运营并拥有各自的企业文化。只有在业绩目标未达标时，最高集团才会予以干预。而Arcandor自身是金融控股公司，不受任何地域或行业因素影响，它可以根据投资组合中所需的与其他公司的整合度或合作情况，来做出个案决定。

当然，还要提到一点，执行与战略必须相匹配。管理

规模增长 第12篇

勘察设计行业与国家的投资拉动性政策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逐步趋缓, 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带来的“遍地开花式”高速增长将很难再现,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受到很大影响, 行业发展从过去高速发展阶段转入到稳定发展阶段, 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和复杂。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 勘察设计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体量和质量之间的平衡, 过于追求短期经营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质量, 行业和企业质量管理人才队伍严重不足, 部分企业为了追求高产值, 存在以“质量”换“数量”的现象, 这给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1、竞争力培育不足导致勘察设计企业的业务转型乏力

目前, 大部分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规模提升往往通过传统业务量的增长来实现, 因此, 往往忽略了内在价值提升和业务附加值的提高, 使得支撑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能力不足。认同做大的前提并不意味着认同依靠传统同质业务来简单做量, 而是强调依托技术的特色化、差异化作为做大的内核和支撑点, 摒弃简单依靠传统业务模式来实现规模增长。这要求在体量增长的同时应关注内部价值提升, 关注以核心能力为中心获得竞争优势的持续发展。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业务的创新往往依赖于科研与技术能力的提高, 业务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内核, 但一方面, 由于技术研发活动在设计企业内部属于成本支出部分, 短期内恐难以见到成效, 内部人员不愿意企业在科研方面有较大投入, 加上在“吃光分光”的收入分配模式下, 部分设计企业也并没有为长远业务发展的投入做利润存留。另一方面, 长期的产值导向下, 经营与生产是内部运营活动的主轴, 对技术研发的关注度和投入不够, 同时也由于在科研管理体系的健全和研发成果的应用等方面的缺欠使得科研对业务创新难以产生很多实质性的促动。没有技术作为支撑, 传统业务模式的“路径依赖”难以真正打破。

2、竞争力的缺失导致企业战略的空心化

目前, 业务企业在思考发展战略问题时, 对自身核心竞争力培育和打造的关注度并不高, 而这恰恰是企业在解决业务转型发展甚至于品牌定位内涵等问题时的内核。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内涵式和外延式两种。内涵式成长强调的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依靠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取得企业规模的扩大, 常与集约型成长相联系。而外延式成长主要依靠增加人员数量、增加投资、增加生产资源投入来扩大规模, 常与粗放型成长相联系。由此可以判断, 若企业采用内涵式成长模式, 则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积累, 通过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进而使企业发展壮大。而对外延式成长模式, 则主要是依靠大规模扩张, 通过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来扩大资本投入, 把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变成一个大公司、大集团, 迅速做大规模。显然, 相对于外延式成长模式, 企业的价值内涵如研究开发和技术进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尽管两种成长模式对企业业绩产生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但许多研究都表明, 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实证研究表明, 内涵式成长模式的企业绩效显著高于外延式成长模式的企业。对内涵式成长模式的企业, 研究与开发的创新投入、获得的盈利能力与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地高于外延式成长模式的企业。业界对企业的内涵式与外延式增长方式的讨论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依靠内在价值和竞争力的提升来获得持续盈利能力的重要性。

3、勘察设计企业竞争力的指标构成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两类指标, 共11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两类指标是指基于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竞争力评价需要及数据特点而形成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其中, 定量评价指标是指可以准确数量定义、精确衡量的指标;定性指标是指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计算分析评价内容, 需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

根据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业务及管理特点, 定量指标分为财务、人才、技术和品牌4个一级指标, 定性指标分为组织体系创新能力、内控管理能力、信息化建设及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知识管理能力、技术质量管理能力和管理创新奖项7个一级指标, 合计为11个一级指标。 (如图)

定量指标中的4个一级指标, 依据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特点和评价指标可行性, 又分为22个二级指标, 其中, 行业大师数、国家级工程项目获奖数、主编国家标编数和行业品牌影响力4个指标为加分项, 根据统计数值确定最终加分值。定性指标包括7个一级指标, 主要作为评议性指。 (如图)

4、不同定位和转型方向企业的竞争力要素有明显差异

根据天强行业研究中心针对勘察设计行业业务形态转型的调查分析报告, 目前64%的勘察设计企业业务形态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是聚焦设计核心主业, 向精、专化方向发展, 分别有51%的企业表示将重点发展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向前端延伸、打造咨询服务能力。

其中建筑设计类企业更为专注设计主业本身, 土木工程设计类企业更为关注BT、BOT等投资性业务以及向运营维护阶段延伸, 工业工程设计类企业将大力发展项目管理及工程总承包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