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性知识范文

共性知识范文（精选10篇）

共性知识 第1篇

“公共性”是由“公共” (public) 一词派生而来, 而“公共”一词在使用过程中有许多意思, 如得到公共认可的东西, 拥有荣誉、名誉, 代指公共交往的场所等。简单地讲, 凡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 都称之为“公共的”。

在西方, 英国于1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公共” (public) 一词。17世纪末, 法语中的“publicite”一词被借用到英语里, 成了“publicity”。而在德语中, 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公共” (offentlichkeit) 一词, 其德语的意思与英语的“publicity”和法语的“publicite”意思大致相同, 此时的“公共”一词带有一种“进行批判”的含义, 而批判本身则表现为“公众舆论”, 其中, 公众范围内的公断, 便具有“公共性”。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 公共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他指出, 公共性与公众舆论、专制或开明的公共领域等范畴有着紧密关系。在公众舆论中, 公共性通过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 发挥的主要是评判功能。康德把公共性作为法治社会的自然基础, 正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共识”构成法律的源头, 公共性保障了不同主体所作出判断的一致性。而就个人而言, 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 启蒙是一种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在康德看来, “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 又是启蒙方法。公共性主要是指公共领域中通过法律和道德保障, 从而使大众享有的“公共权利”。

随着公共性问题的日益凸显, 人们就公共性的内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包括公共物品说、公共需要说、公共事务说和公共领域说等。但这些看法所揭示的所谓“内涵”, 只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载体、途径或外部条件, 未能真正揭示公共性的内在属性。公共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决定的, 因此, 从终极意义上来看, 公共性源于人性, 即人的有效生存和发展本身。因此, 公共性就是指公共领域所体现出来的为他的属性。

综上可知, 公共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 是在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整合中所形成的人类生存的共在性,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依性。在这个过程中, 人既不断为生存创造条件, 又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自我, 推动社会发展。中西方都认为公共性应包含的意义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公益性、共有性。

二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体现

自从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 左拉大声疾呼, 追求正义、公平、真理, 批判政府的不公, 知识分子就被视为一群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怀有针砭时弊、敢于说真话的良心和勇气, 拥有救世济民的情怀, 具有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特点的人, 他们是精神世界的引领者, 是社会的眼睛。“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可以冷静地看待社会问题, 发出真实的声音, 引导公众思考, 启迪公众的思想, 从公众角度做出理性对策, 提高公众与政府的对话能力, 同时给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 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对话与合作。”

余英时先生认为, 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 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 所谓知识分子’, 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 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 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 (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 的私利之上的”。由上述概念可知, 知识分子天然地被赋予了公共性的属性, 道德性是公共性的轴承, 而没有公共性就没有知识分子为道为人的根基。

那么,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哈贝马斯曾指出, 公共性的批判功能最初存在于文学公共领域, 通过小说塑造公共价值和公共性, 人们对小说的故事、人物产生共鸣, 在故事和人物当中透露出价值、善恶、判断的标准;通过报纸展现日常生活, 然后这些公共的价值与报纸展现的日常事件配合起来, 构成一个现实的可运作且有理想含义的精神向度, 其中包括价值、是非、正义等。公众沿着相互合理沟通的道路去理解“一般问题”, 从而产生无穷力量。这种开放性的公众讨论, 所有人都能自愿无阻地加入, 从而形成一个潜在的政治团体。由此来看, 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正是通过文学这一公共领域逐渐具有了政治控制功能。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是指借助于期刊、出版物、咖啡厅等大众媒体和公共活动场所来谈论、批判公共问题的场所。而现在, 互联网也成为了公众的言论场所。陶东风提出了基于网络研究的“新公共性的建构”, 他认识到, 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口头交往更加平等、民主”。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不在于其拥有的受众的多寡, 而首先是因为其公共性, 其次是因为其所讨论的话题的公共性。许纪霖先生认为“公共性”有三个含义: (1) 面向公众发言的; (2) 为了公众而思考的, 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 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 (3) 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徐艳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知识分子对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关心公众利益。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将这种公共关怀付诸实践, 介入公共领域, 参与公共事件。龚举善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最起码的使命意识和“发言”勇气, 还应拥有必要的独立精神、辨别能力和批判情怀。

三结束语

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谱系是从法国的批判性开始的, 它形成了独特而坚定的传统, 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 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 不直接合作, 他的自我责任就是永远的批判者。

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介入”。知识分子通过掌握知识而掌握了话语权, 中国知识分子多是“学而优则仕”, 进入政治体制内。知识分子真正参与朝政之中, 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 若不能合作, 他们仍可以在民间与君道配合, 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 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 参与政治的空间非常宽广。这种可以合作、抗议、从事深刻精神建设的中国士大夫精神, 称为“参与的建设性”。他们也秉持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信条。公共意识需要超越自我、超越种族和国家、超越人类自己, 只有超越才会使知识分子以“神圣为善”, 从而在求知时有批判的冲动, 在批判时有道德的冲动, 在醉心于自我完善的“私”的时候, 执迷于道德使命的公。

现代社会知识的精细分工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 知识分子是兼具专业性与公共性的一个特殊群体, 专业性与公共性缺一不可。如何解决好专业性与公共性这一冲突, 一种较为折中的思路就是将公共性问题专业化, 将专业知识分子的言说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之内, 这样既成就了专业学术, 又成就了公共言说。许纪霖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 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 借助专业的权威, 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加以考虑, 阐释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并以此为背景反思社会公共问题, 这就从专业走向了公共。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就是指知识分子通过掌握专业知识而掌握话语权, 介入公共领域, 参与公共事件的特性。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实现状况不仅体现着一个社会精英群体对社会问题的诸多关注及精神面貌, 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公共空间的大小以及政治文明的生态情况。其实, 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并非能力问题, 亦非专业问题, 他们行动的动力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气, 他们所要努力维护的仅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而已。

参考文献

[1]刘建成.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析——从批判到整合[J].教学与研究, 2004 (8) :20~24

[2]伊曼努尔·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51

[3]王维国.公共性及其一般类型[J].新视野, 2010 (3) :40~41

[4]于凯.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衰弱及其重建[J].许昌学院学报, 2008 (1) :7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6]陶东风.网络交往与新公共性的建构[J].文艺研究, 2009 (1) :13

[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34、73

[8]徐艳.重建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S2) :1

[9]龚举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9 (6) :84

[10]黄万盛.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J].开放时代, 2008 (6) :125~126

共性总结 第2篇

一、党的建设责任目标

（一）领导班子团结，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得好，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决议和指示坚决。（20分）

院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和省林业局党组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院领导班子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坚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办好事，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时，自觉地把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把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切入点、突破口，使一批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理。

（二）基层党组织各项制度健全，“三会一课”制度落实，领导干部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深入开展“争创党建先进单位”活动。（20分）

2010年初，院党委理论中心学习组研究制定了全年的学习计划，做到年初有计划，月月有安排，2010年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8次，党委班子成员认真做好了读书笔记，写学习心得，院党委委员能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在学习形式上,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工作，今年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各种类型党课，选派4名入党积极份子参加省直机关工委党校培训；为党支部征订•学习月刊‣、•湖北机关党建‣等理论杂志，定期开展学习，并在一楼大厅的宣传栏开辟了学习园地，从而带动全院的学习氛围。在学习教育内容上，进

严格按程序发展党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20分）

我院在党员发展工作中，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要求，成熟一个，发展一个。2010年，我院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发展4名新党员，认真遵循“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积极把优秀同志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我院按时足额收缴党费。

院党委还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奉献精神和诚信意识的教育，并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2010年，我院被省林业厅党组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五）群团组织健全，活动经常，作用明显。（20分）院党委十分注重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三个”建设，建立了老年活动室、阅览室、荣誉室、活动室和健身场地等，并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寓教于乐。为使干部职工在工作繁忙期间身心得到调节，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2010年，我院组队参加省咨询协会组织的兵乓球比赛。

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和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落实的意见，制定和落实年度工作计划。（30分）

2010年，我院纪检监察工作在省林业厅纪检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和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建

领导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知识测试活动。通过测试活动，深化了党员干部对•廉政准则‣的了解和把握，增强了学习贯彻•廉政准则‣、做好廉洁自律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自觉性，达到了以考促学、以学促廉的目的。三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院党委理论中心组于6月10日召开了集中学习。为便于学习，院党委办公室组织购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辅导资料，发放到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手中，要求每位科级干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认真学习，仔细对照，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学懂、学深、学精。6月12日，该办组织对全院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四项监督制度的情况进行知识测试。四是开展“党性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开展考察学习革命老区延安、井冈山,回顾党的成就、学习党史、党的方针政策等活动，强化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五是开展“岗位奉献”活动。围绕我院中心任务和工作特点，在全院开展“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努力提高全院工作水平，促使全体党员在本职岗位上创一流业绩。六是开展“服务群众”活动。组织党员开展结对帮扶、走访慰问等活动，深入做好帮扶联系对象的服务工作，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三）凡涉及人事任免、林业重点工程项目和大额资金的分配使用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单位（处室）严格执行省监察厅关于电子行政审批的规定，不得发生因此项工作而扣分的事件。（40分）

一是院党委能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积极推行院务公开，切实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同转

会，使班子成员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既坚定了信念，又鼓足了干劲，达到了民主生活会的预期效果。

六是认真受理群众信访举报。院领导班子能严格按照局纪检组提出的“要广辟监督渠道”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核实、处理、反馈职工的信访。

三、精神文明建设责任目标

（一）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领导机构健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25分）

我院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2010年，我院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对文明创建工作实行目标化管理，将“精神文明建设”列入了院长与各科室、各分院负责人签定责任状的内容，真正做到“三个文明”一张合同，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起奖惩，使文明创建工作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2010年，院党委按照厅党组和厅机关党委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并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载体，重点组织学习了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精神，及时组织传达学习了省厅召开的各种会议精神及领导讲话。

在领导班子内部，院党委能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凡属涉及全院改革发展稳定、长远规划、人事安排、建设工程项目和职工切身利益等方面的问题，都坚持做到党委集体研究、职代会讨论后实施，不仅保证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保证了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增强了班子的活力。院党委坚持按期召开党委民主生活会，每次召开生活会前，都广泛征求意见，讨论研究确定好主题，并围绕主题，认真准备发言提纲，及时解决党委一班人思想、作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科学文化、业务技能培训落实，文明礼仪和细胞

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愿望最强烈而又有条件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每两年，我院对全院离退休老职工和在职职工进行一次体检；年终院领导组织慰问离退休干部职工和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已经形成了制度。

二是我们自觉地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努力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我院成立时间长，老同志比较多。我们就从解决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的问题入手，对老同志离退休费按月足额发放，并对老同志的医疗费优先报销。为了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坚持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努力营造“拴心留人”的机制与环境。

三是端正党风、转变作风，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又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为了提高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质量，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找职工代表交心谈心、征求意见。领导班子团结、廉洁、勤政，班子成员严于律已，以身作则，在群众中树立了一个好形象、好榜样，对群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激励作用。近年来我院没有一个犯罪的、没有一个超生的、没有一起安全事故和被盗事故，工作、生活秩序井然。

四是搞好办公居住环境建设。我院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对文明创建活动的经费做到了优先保证。近年来，兴建了职工宿舍，硬化院内道路，对院供水、供电系统进行了增压增容，对水电设施、线路管道进行了更新改造。2010年，我院被省绿化办、省林业厅授予“湖北省绿化先进模范单位”，院内环境和谐，井然有序。

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长寿男人八大共性 第3篇

不娶美女当老婆。西班牙一项研究表明，与一位高不可攀的女性长时间独处，激素可的松浓度就会升高。少量的可的松有提高警觉性、促进健康的正面影响。然而，长期偏高的可的松浓度，会让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及阳痿等疾病恶化。

该哭就哭。“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哭泣真能够赶走抑郁，女性哭得多被认为是寿命较长的重要原因。痛苦激素是可以通过汗水和泪水或尿液排出的。因此当心情郁闷时，可多做运动，让身体出汗或大哭一场，就能将痛苦激素排出体外。

知足常乐。芬兰有研究者发现，那些对生活满足感较强的男性更容易拥有较长的寿命。研究人员称 ，女性更会通过向他人诉说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那些对生活不满意的男性极有可能借酒消愁，或是通过吸烟缓解压力，这些都会严重损害健康。

不做单身汉。美国《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称，根据美国1989—1997年的户口普查资料和死亡记录，结果发现，19—44岁的未婚男性在50岁后死亡的几率比已婚人士高出58%，寡居人士也比已婚人士早死达40%。究其原因，是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未婚男性总体来说吸烟、酗酒的习惯更严重，而且他们心理上有孤独感。

小口咀嚼。小口咀嚼食物被很多男性认为是太“娘”的行为，但实际上，这对健康大有好处。男性的饮食习惯常常是狼吞虎咽或经常暴饮暴食，由此男人胃病的发病率比女人平均高出6。2倍。而且男人一般进食脂肪和蛋白质类食物比女人多，这被证明是发生直肠癌、缩短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吃黄豆。黄豆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对女性有利，于是很多人认为男人不该吃那么多黄豆。殊不知，研究人员发现，常吃黄豆制品的日本男人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西方男人低，而且黄豆对改善男性的骨质流失也有效。

欣赏美女。这里说的是看美女，而不是娶美女做老婆。科学家们说，男性凝视美女，其作用就像是欣赏美丽的风景画一样，有助于身心健康。凝视美女10分钟，相当于做了30分钟的有氧运动。英国研究人员曾耗时5年对200名男性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每天都能凝望漂亮女性的男性，血压相对较低，脉搏跳动较慢，心脏疾病也较少，平均寿命可以延长4年至5年。

每日小酌半杯红酒。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每天喝约半杯干红葡萄酒可使男性寿命比不饮酒者延长5年，同时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研究小组对1373名的男性的生活与喝酒习惯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比起不饮酒男性，那些每天喝20克不同酒类的男性寿命延长两年；而每天只喝不到半杯葡萄酒的男性其寿命比每天喝啤酒和其他酒类的男性要长两年半。

浅析媒体知识分子及其公共性的重建 第4篇

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国内学者大致形成了乐观和悲观两种倾向,前者往往强调社会转型及技术变迁之于公共生活的正面意义,对知识分子的存在持乐观态度,后者则根本否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可能性,坚信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总体而言,悲观派占据了上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似已成为共识。其中,对于媒体知识分子的讨论,是近年来知识分子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但由于知识分子概念本身存在争议,有关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也未形成共识,讨论要取得进展,首先得弄清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本质。

一、公共性:知识分子的本质所在

1987 年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一股知识分子研究热潮,在此前后,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等人都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知识分子往往被定义为“文化标准的卫士”、“一群永远的批评者和异议者”、“传统的质疑者”、“社会的良心”、“正义的化身”、“公共利益的代言者”等等,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可以概括为独立性、批判性、公共性等,这三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关注公共利益就必须对各种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进行批判,而保持独立身份是发挥批判功能的前提。

从最广泛的含义上看,“知识分子”就是指“有专业知识的人”,但多数知识分子研究者不认可这种宽泛的定义。在多数论者看来,“知识分子”的本质恰恰在于其非专业化的意义,即超出其狭隘的专业领域,关注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换言之,公共性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许多学者因此喜欢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逻辑上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应是“私人知识分子”,但学术界并没有“私人知识分子”一说,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其实并不科学,在知识分子前加上“公共”的前缀无非是要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同时与广义的知识分子概念相区分,而利奥塔所谓“知识分子的死亡”,实际指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是同一的概念,两者本没有必要加以区分。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理念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密切相关,其核心内涵包括公开性、公益性和批判性。[1]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公共性,从这一角度看知识分子的使命,即要对公众发言,要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批判假丑恶,这应是判断是否为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准。而且公开性、公益性和批判性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否则多半就是伪知识分子。比如,有的“知识分子”乐于在媒体发言,但津津乐道于私人隐私,或者出发点只是为了个人提升知名度,“混个脸熟”,也有的虽讨论公共事务,但不敢批评假丑恶,热衷于粉饰太平,充当权力的代言人,这些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伪知识分子。由于现实中公开性、公益性、批判性经常是分离的,造成当今中国大量伪知识分子存在之现状。

不过,上述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仍嫌粗糙,实行起来容易产生争议,根源在于公共性、公共利益这些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和多义性。随着当代社会公私界限的日益模糊,社会的利益分化凸显,公共利益何在,谁能代表公共利益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由于公共性、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处于变动之中。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是个舶来品。中国古代也没有“公共”的观念,“公共”被等同于国家或政府,直到近代才产生了接近西方的公共观。[2]但这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文人论政的传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深远,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因此在中国探讨知识分子问题,不能忽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必须结合中国情境来加以应用方为有效。

目前学术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应用,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一种固定身份,有意无意将某些人认定为知识分子,比如《南方人物周刊》就在2004 年评选了50 位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公共性并非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只有当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公开、批判性的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公共性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动态的,知识分子就像个幽灵,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存在,但很难确切指出其所在。界定知识分子必须看其在公共事务中是否发挥出批判的功能,是否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作出努力。有些人在某些公共事务中发挥了批判的功能,而在另一些事务上则可能保持沉默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此时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存在不是恒定的,而是随机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被看作一种固定身份,毋宁视之为特定情境下的一种社会角色。进而言之,也就不存在“谁就是知识分子,谁就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在何种情境下,谁扮演了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凡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的“有知识的人”都可视为知识分子。

二、知识分子媒介使用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知识分子与媒介的结合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公共性是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公共性的缺失也是媒体与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危险。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高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两个主要场域,专业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则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类型。不过,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大都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门职业,而不是事关人类进步的“事业”,公共性的缺失是专业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危机,如何重建公共性,使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许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当今媒介化社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现身媒体,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引发广泛争议,有人将这种在媒体发言的知识分子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但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媒体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作为贬义词使用。一些媒体知识分子被利益或资本收编,积极充当利益集团或企业的代言人,借助媒体的影响力获取社会资本,进而换取私人利益。在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知识分子的确很难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一旦进入媒体,自觉不自觉就变成媒体的传声筒,这种现象中外概莫能外。

不过,以现象来代替本质并不科学,媒体知识分子的确常常背离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但却不代表知识分子现身媒体就一定会变质。问题的根本还是出在媒体这边,当商业媒体把利润当作唯一目标时,就不会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有损商业利益的见解,反过来,如果媒体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媒体知识分子就可能变成媒体的合作伙伴,从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重建与媒体的重建应当同步,目前我国传媒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前提下的有限经营运作,公共传媒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发挥。当然,商业追求与公共责任既有相冲突的时候,也有相一致的时候。比如《南方周末》的受众定位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并为知识分子提供言论平台,但其在商业运营方面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商业媒体有时也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

除了媒体的压力,自身利益也是导致我国知识分子改变立场的原因,因此追根究底,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状况是制约媒体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的媒体知识分子,处于利益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往往走向合谋,媒体依靠知识分子吸引受众,知识分子依靠媒体扩大知名度,公共利益则被弃之不顾。显然,这种媒体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伪知识分子。布尔迪厄提出的“电视知识分子”就是伪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认为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一种“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3]周宪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一些人退守在专业的狭小领域里志得意满,另一些人则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第三种知识分子仍然固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判性的公共角色。[4]显然,第一种人属于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高校的专家学者属于此类;第二种人属于媒介知识分子中的伪知识分子,一些喜欢在媒体露脸以捞取社会资本的“学术明星”就是其代表;第三种人则是媒介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南方周末》由于提供相对开放的平台,不少学者在其中表达独立观点,接近此类知识分子。

尽管知识分子现身媒体存在风险,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知识分子还是得主动利用媒体,介入公共生活,而不能自我封闭。围绕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生活,20 世纪80 年代在雅各比(Russell Jacoby)与布卢姆(Allan Bloom)之间曾经展开过一场论争,前者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公共生活、承担社会义务,后者将知识分子理解为自律的、沉思的、独立地追求知识智慧的学院知识分子。[5]笔者以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价值不能否认,不过严格说来,学院知识分子的工作由于远离公众,尽管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批判性,但其社会影响有限,因此其公共性也有限。知识分子主动接触媒体应该受到鼓励,当今媒介化社会,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大众传媒才有可能接触普遍性的公众。知识分子越接触广大公众,就越具公共性。[6]传媒公共空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占领这样一个舆论阵地,就会有一大批伪知识分子去占领,私人领域就将侵害公共领域,结果只会更糟。社会当然允许一部分专家学者埋头探求真理,但也应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介入公众生活,知识分子在推动公众对话,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同时为了摆脱媒体控制,争取更大的独立性,知识分子必须对传媒进行监督和批评。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对传媒的干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上媒体说真话,二是批判现有媒体,使它从不在乎说假话转变为坚持说真话。[7]

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媒介使用更为便利,除了接受传统媒体的采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主动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公共信息,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讨论,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在公共空间中扮演舆论领袖的角色。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理性分析具有权威性,能够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当今媒介化社会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媒体知识分子公共性重建的思路

目前,多数西方研究者已经对传统批判型知识分子不抱希望,试图重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鲍曼提出,后现代性的一个后果是知识分子角色的根本转变,从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8]布尔迪厄则描绘了一种从特殊走向普遍的新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9]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媒体知识分子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但面临公共性缺失的尴尬,重建公共知识分子,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当前的知识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要摆脱知识体制的束缚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在体制范围内重构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如今知识专业化时代,知识分子不可能事事都去介入,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针对其它领域的公共事务公开发言,不仅缺少权威性,也容易漏洞百出,那种全知全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确死亡了。但针对特定公共议题在媒体公开发言的还大有人在,其中自然不乏独立和批判的声音,或许我们也只能期望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当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围绕公共事务各自贡献自己的专业特长,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并相互支援,或可抵制利益和资本的压迫而恢复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重建,呼唤社会公众在公共事务中更多地现身媒体公开发言。

媒介知识分子只要积极干预公共生活,就有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重要的问题不是争论中国有没有知识分子,而是在什么情境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可以产生知识分子,以及产生的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与人们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有何异同。我们不能否定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知识分子当然需具备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共性,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比如在批判性方面,就不能指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相提并论,但在一些特定议题内,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管理的批判同样尖锐。事实上,维护公共利益也并不一定要批判权力管理,许多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批判性的学者实际预设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管理的对立,而否认两者其实也有一致的时候,有些时候,政府也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限制市场负面效应方面,比如2012 年广电总局先后发布的“限娱令”和“限广令”,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公众权益,此时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就有可能携手合作。只不过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应该始终保持对权力管理的警惕,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由于社会言论空间的收缩,直接导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尽管不少知识分子仍心存公共理念,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消亡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体制的束缚并不能完全扼杀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社会实践相对于社会结构和体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到布尔迪厄的实践主义科学观,到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都认识到社会实践对社会结构的能动作用,形成实践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比如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既被人类能动行为建构,而且也是这一建构的真正媒介”,[10]而且社会结构和体制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客观上造成了国家- 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的相对壮大,行政管理在某些方面有选择地退出,知识分子在体制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非常规实践”常能突破体制障碍,介入公共生活并影响公共政策,并反过来推动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缓慢变迁,这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土壤。比如,作为国家反腐败的一种手段,1987 年我国首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而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利用国家赋予的合法监督权,在完成“规定动作”之外,不断尝试突破舆论监督的界限,基于实践的积累重构了舆论监督话语本身,从而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立的监督,[11]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批判也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徐友渔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存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二是有或大或小的言论空间,三是具有程度不等的独立经济地位。[12]照此标准,除了言论空间仍然有限以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结合当代中国历史来看,上世纪80 年代的文革反思和思想解放运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言论平台,一度出现知识分子异常活跃的局面,只是随着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而走向低潮。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对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市场的因素促使媒体不得不重视受众需求,媒体由只对上负责转为必须同时兼顾政府和公众,为社会公众包括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市场的逐利性又使得媒体在经济利益和公众利益产生冲突时,往往牺牲后者而一味追逐利润,并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禁不住诱惑,沦为金钱的奴隶。

2003 年以来,由于孙志刚事件等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的激励,我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的积极性明显增强,2008 年汶川地震推动了信息公开,改变了我国的舆论环境,灾难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社会议题的讨论先后放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等等无不昭示中国总体言论环境在逐渐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渐进的,期间充满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但“从客观来看,中国民众的言论空间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13]

企业文化共性探讨 第5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文化化”，作为贯穿企业生产管理、技术创新等过程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现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世界一流企业或知名企业的企业文化普遍具有共同特征，其中均推崇诚信、创新、开拓进取、以人为本、善于学习等价值理念。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对正处于企业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键词：企业文化；共性；启示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culture in the top-grade or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Som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is got from the process, of whichare very important honesty,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human-centered,learning-orientation, etc.They can be useful to corporations in building their own corporate culture.Key words: corporate culture;common characteristic;enlightenment

企业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影响企业发展的深层重要原因，并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常胜不败，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其经营实践中形成和应用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正如《财富》杂志评论员文章所指，世界500强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从事企业文化研究长达20年之久的清华大学的张德教授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文化的竞争力。随着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文化化”的趋势，对于一个成熟企业而言，作为贯穿企业生产管理、技术创新等过程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受社会主体文化的影响，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国内外对此

有多种解释，但其基本含义是确定的。笔者所谈及的企业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为企业多数成员所共同遵循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最高目标、基本信念、经营思想、行为规范等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特有且为社会所公认的品格、作风以及公众形象等文化积淀。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企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但都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一个的有机体系，总体上可分为四个层次：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笔者重点探讨的是促进企业文化各组成部分有机发展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思想等，它们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

二、优秀企业文化的共同特征

大凡优秀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无论是位列世界500强的还是虽在500强之外但仍属国际知名的企业，多建设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分析这些企业的优秀文化，可以发现普遍具有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中，最为推崇诚信、创新、以人为本、善于学习、开拓进取等价值理念，诚信和创新进取理念是核心。

(一)反映社会文化，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具有深刻的民族烙印

企业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哲学观和文化素养，但经营者本人以及被经[1]

营企业都只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论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是企业的价值取舍都只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反映。另外，但凡文化又总离不开传统，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文化底蕴均来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文化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企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具有明显差异。企业文化无不奠基在深厚的文化积累之上，根植于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离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企业文化就没有了文化底蕴，不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沦为形式。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使我国的企业普遍具有“拼搏进取、勇于奉献”的文化特点；美国的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同样也是其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意识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京同仁堂的企业精神“同仁修德，济世养生”，以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为核心概念。中国航空业发展最快的海南航空公司，其企业标志以“生生不息”为创意，“生生”是佛家的本初理念。这些事例一方面证明，企业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协调和统一，也是企业文化协调属性的体现之一。

(二)坚持诚信，树立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形象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的整体观念和印象。在现代社会中，美好的形象是企业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日益成为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形象力是文化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因子：一是企业信誉。把企业道德当作一种责任，从顾客或客户的关切点考虑企业的经营和服务，把追求经济利益和履行道德责任结合起来。二是企业美誉度，即社会对一个企业的认可程度，包括对产品质量、服务、企业经营理念的美誉等。三是市场亲和力。海尔的产品广为社会认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海尔的市场亲和力好。为此，企业应处理好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社会整体考虑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市场营销策略等。一个诚信的形象，将维系顾客或客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练，整个人类社会关于道德和伦理的思索，对于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已经取得高度的相似和一致。孔子的“天下归仁”与耶稣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待人”隐含的真善美是一致的；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与耶稣所说的“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实际上也是同一的——人公正的灵魂。也就是说，公理道德具有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作为企业运行所必须的一种重要的新型资本形态，道德对于企业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企业在竞争中可以凭借而获胜所必须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公理道德的尊重已经构成企业生命线的一个重要部分。

经济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而信用来源于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对道德的尊重，具有普遍推广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也自然是优秀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在我国，无商不奸的传统经营理念占据着许多私营企业领导的头脑，这给一些领导以误导, 认为非奸不能赚钱。然而没有哪一个企业可以长期靠“奸”发展，破坏道德秩序带给企业的隐性打击，其力度绝对是毁灭性的。文化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裁判，不允许有违背道德原则的经济形态的存在，诚信经济已越来越被国际市场所认同。在《财富》100强中，55%的公司声称“诚信”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香港富豪李嘉诚以拥有188亿美元跻身全球第十大富豪，他认为商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信”，他曾说:“绝不能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那样，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我国私营企业平均寿命在3-5年，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上述观念问题不容忽略。[4]

(三)具备创新、超前意识，追求卓越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之一。只有不断地使自己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营销策略等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而只有当自己的这些技术、管理和制度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一个成功的企业应当而且必须倡导创新、鼓励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促进和实施创新，以制度建设保障创新，努力营造一个勇于创新、大胆[3][2]

创新的良好环境。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是任何求大发展的企业必备的精神，特别是进入以创新为灵魂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企业不断增强竞争力、发展力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动力和源泉。任何先进的企业制度和技术又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要想始终保持企业的先进性，就必须具有较强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应地有较强的管理创新能力与之匹配。而所谓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以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为基础的经营要素的外溢效应。一个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还必须具有非凡的胆略和超前意识，具备勇于竞争、争创一流和追求卓越的强烈欲望。强烈的竞争意识、争创一流的精神是强烈危机意识的反应，它带来的是强烈的创新意识、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发展意识等，是实现

[5]持续和超常发展的内在动力。

美国最权威的三家管理机构——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通过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企业的跟踪研究后，在联合撰写的《关于企业增长的报告》中指出：世界500强胜出其它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不断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曾经说过的“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创新文化是企业生存意识、危机意识、发展意识的集中体现，包括丰富的内涵。[6]主要有：(1)观念创新。观念创新是创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其它创新的先导。最主要的是要求企业树立起知识价值观、竞争优势观、知识更新观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2)技术创新。瞄准科技前沿，调动广大管理者、员工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持之以恒地开展技术革新，不断地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这是技术创新的本质要求。

(3)产品创新。“产品常新，企业常青”，这是众多企业的成功之道。(4)组织结构创新。由过去的高耸结构逐渐向扁平结构转变，以降低经营管理费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5)决策方式创新。由传统的决策模式向现代决策模式过渡，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靠性，降低风险性。

(四)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氛围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认为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从而把关心人的需求、注重人才培养、全方位地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等提高到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该理论的本质就是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哲学，反对见物不见人的理性管理思想。21世纪企业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优秀的企业文化下，管理的重心更注重人的因素，重点是如何发掘员工的智能资源，坚持把以人为本的思路贯彻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只有

[7]这样，企业文化建设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表现在管理上，把员工看作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在决策上，重视员工民主参与；在奖励机制上，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在领导和员工的关系上，把关心员工生活、改善工作条件、与员工平等相处放在重要地位。为此，要重视员工的满意度。满意的员工会把满意的心情带到工作中去，从而实现满意的绩效。美国席尔士公司曾做过一项调查后发现：员工满意度提高5%，会连带提升1.3%的顾客满意度，同时也因此提高0.5%的企业绩效。[8]另外还要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企业为员工的前途着想才能体现企业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五)把握准最佳的“度”

凡事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对最佳度的把握是优秀企业的共同特点，也自然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宏观上看，如同政治上改革与稳定之间的辨证关系一样，企业的产品质量与成本、规模扩张与稳步发展、创新与守成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无论企业的战略是阳刚的还是阴柔的，是鼓励风险快速创新的还是稳健发展老成持重的，本质上讲都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特别是对于尚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做大做强，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扩张速度的把握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要素之一，对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或相对成熟的企业而言更为重要。中国很多企业比如习酒、巨人、飞

龙集团的失利，都有在取得成功后急剧扩张的原因。万科董事长王石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超过25%的利润不赚。这个原则发人深思！从微观上讲，企业的管理同样需要注意度的把握。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团队设置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沟通反而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很多研究也已表明，过快的创新对于企业的发展比不创新更为不利。这些无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也证明了古老中国的中庸思想并不是堕落的象征。

(六)注重实施国际品牌战略

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国际品牌意识，许多产品在国内有很高的认同度，但在国际上知名度却不高。比如说龙井茶、乌龙茶，我国号称世界三大产茶国之一(印度、斯利兰卡、中国)，但在茶叶方面最受益的却是生产茶叶很少的英国，因为它有一个国际品牌(立顿)把全球茶叶的相当利润拿走了。[10]加入WTO后，衡量企业业绩、企业实力的尺度被放大到整个国际市场。企业不能再停留在原有水准上来要求品牌建设，而应瞄准国际先进水准来重新调整企业文化建设的标准。这对于我国的企业家来讲，是一种眼光、胸襟、智慧、意志力等各方面的借鉴和考验。品牌文化建设要求企业不仅要有创名牌的物质技术条件，更重要的还要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和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

(七)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完善企业文化

国外许多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组织变革与文化变革。当杰克•韦尔奇带来新的理念时，通用公司原有的企业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而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企业文化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或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提升，这样才能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导向和文化主流，企业只有与时俱进、顺应时势才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现代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结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企业文化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了解企业是在发展变化的，又要具体地分析企业的变化趋势，这样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企业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掌控好“集”的共性 第6篇

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南农业产业化集群三大试点之一。新野县依靠准确的战略定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立足区域性优势，着力产业的地域性，着眼前瞻性发展，联动蔬菜、纺织产业化集群比翼齐飞，用破蛹化蝶的成效展示出风景这边独好。

新野县致力于关联性协调带动，推演出多方受益的机制。肉牛产业化集群与蔬菜产业化集群互相借力，效益明显提升。傍紧产业集聚区，在联系和联接中借力而进、合力而兴，尽力放大正相关效应。着力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土地之外兴业创业，相当大一部分新增就业，可以由农业产业化集群容纳。把农民的利益作为利益联结机制的落脚点，让农民共享合作协同效益的同时，又借产业化集群留住了乡愁。各个产业化集群以“集”为链键，构建成相得益彰的格局，既独立发展，又借力壮大，形成各自搭台唱戏，共同营造氛围，互相借光造势的共生局面。用“集”的方式，促使要素集聚、资源集中、优势集合，从而聚拢成“群”的形态，并借助这种形态引导要素集约、促成资本集聚，形成优势产品集散地、特色经济发展中心和就业密集区，为城镇化打基础、增动力、聚合力。

新野县的产业化集群发展，用共性张扬着个性，借群体性放大着特色产业优势，“集”出了鸿篇巨制。

中国社群共性特点分析 第7篇

在网络世界里, 由于其传输介质的特性, 任何参与者在这个世界中都以数字形式而存在。正是这种“数字化生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开放的行动空间, 为人们摆脱现实束缚、自由行动创造了可能性。据统计, 目前普遍发展的社群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的, 在2014年更是有一批社群崛起, 人数从几十个人到几十万人不等。目前, 发展较好的社群凤巢社Phoenix nest (数百万人) 、K友汇 (几十万人) 、微启动&微企动 (3万人) 、BSE同学会 (2万) 等, 人员年龄大多都在25-45岁之间。微信群的规模也由过去的40人、100人、200人, 扩大到了500人甚至更多, 每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社群内产生强大的传播效应, 在圈子内形成轰动效果, 进而影响社群成员决策的方向。社群各自围绕自己宗旨创办并维系, 主要包括:关心健康, 热爱家庭, 品质生活;社交人脉聚合;年轻人创业、跨界;为企业自媒体人学习与成长定制;企业家群体;青年商业社群;俱乐部形式的群众团体;020的线上线下分享;传递爱心弘扬正能量, 实现中国梦;中国社会中层阶级的精神平台……

其运作方式有两种, 自然人运作或公司运作。主要涵盖三种类型:1交易型:比如买录音资料培训;2互助型:圈子;3联盟型:一起接广告, 或者广告费分成。在移动互联时代, 社群营销将成为市场营销的主要“阵地”。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 市场营销活动是针对每个特定群体的营销活动, 是小众化营销。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群是最好的营销对象。与线下交流最大的不同是, 社群交流是相互交流, 信息和数据平等互换, 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起者, 也是传播者和分享者。社群的这些特点, 为企业营销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社群都有一些共性特点:

1) 定向社交

简单说就是一张记录所有会员信息和联系方式的表格。这张表格会不断更新来录入新的会员。当你需要找某方面专家解答, 或者是需要某种资源, 你可以在这张表格当中去搜索最适合的人, 并直接联系他们。

2) 去中心化

这里没有组委会, 没有审查或者仲裁组织, 也就没有所谓权力的概念。

3) 互动过程的超时空性与开放性

现实交往面对面的直接性使人际往来受血缘、地缘、业缘、时空等条件的限制, 具有狭隘性。互联网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 为人们在更大范围内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 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选择交往对象, 并同时与多人互动。

4) 行动空间再生产中的虚拟性

在网络社群互动中, 彼此难以确认对方身份, 只能凭借想象来塑造对方形象。匿名有助于消除现实世界中的隔阂和障碍, 便于人们寻求支持和理解, 得到一定情感寄托和心理宣泄, 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面对面交往中所带来的胁迫感, 具有一定安全感。

5) 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与自主性

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个体社会条件的制约, 政治或其他等级结构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人际互动的模式。而在网络社群互动中, 人们的身份标志淡化, 不存在森严的等级结构, 更多地显示了平等性。

6) 网络社群的运作逻辑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群体相异的特点, 由网络社群的特性而引发的是“社会参与”的扩大、“公共领域”的建设、“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 因此, 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一场“社会革命”。空间。

但是, 网络社群并不能独立于现实社群, 而是与现实社群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现实社群就是其作用的

与依托单位共享共性技术 第8篇

我国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依托单位的构成及演进

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我国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依托单位 (以下简称依托单位) 的构成及机构性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依据对依托单位的不同影响, 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进行分析。

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时期, 为支撑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 我国政府在各重点行业选点、布局建设了一批行业研究所, 如在机床行业建立了7个所, 分别研究刀具、液压气动、铸锻、并联机床等技术。这些行业研究所承担了本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及扩散任务。虽然在1983年前我国政府还没有使用共性技术的概念, 但这些行业研究所实际上已经承担了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及扩散的任务。

这一时期, 我国政府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安排技术研发, 再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已有技术, 技术的流动基本不受依托单位利益诉求的影响, 技术研发组织的体系性较强。在经济体系中, 由于国有经济居于主导地位, 国有大企业集团在业务布局上基本避免了交叉重复, 这使得政府科研资金配置给科研机构和有实力的大企业集团均不会造成研发成果推广扩散障碍。由此, 大企业集团也承担了部分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及扩散任务。不过, 总体看来, 我国共性技术研究主要由科研机构、特别是产业部门所属的政府科研机构承担。

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物质总量供给不足, 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生产者所供给的产品, 使得生产者是实际构成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基于此, 政府的指令性技术研发与分配更多是为满足生产者的研发和技术进步的需要, 在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扩散和依托单位选择等方面均不存在问题, 运转较为有序、有效。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 我国政府开始谨慎地关注市场经济发展,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 由于国内物质产品的丰富, 大企业集团的业务交叉重叠增多, 市场竞争加剧, 生产者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消费者。原有依靠指令性计划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模式受到市场经济冲击, 初步显露出运转不灵的征兆。

(1) 大企业集团研发产出的成果越来越难以推广、共享。由于可供选择产品的增多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 为形成竞争优势, 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企业越来越不愿意推广、共享研发成果, 阻碍了行业共性技术的正常流动。

(2) 科研机构研发出的成果离市场太远, 无法满足企业需求, 难以转化。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使得科研机构仅依靠指令性计划进行研发, 缺乏对市场技术需求的准确判断, 导致研发成果越来越脱离市场需求, 无法直接转化为产品, 降低了对产业发展所需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撑作用。

虽然这两方面的征兆是逐步显现的, 但由于日积月累, 对我国行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已日益显现, 而且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该趋势仍未发生根本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原有行业共性技术组织体系的变革即将产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初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 原有依靠指令性计划的模式被打破, 尊重、依靠市场机制成为政府支持行业共性技术的先决条件。这一时期, 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脱节成为有效组织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首要问题。为此, 我国政府将支持满足市场需求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作为政策重点, 积极推进科研机构改革, 将原国家经贸委下10个国家局直属的242个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 使其研发活动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可以说,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后, 尤其是1999年院所转制后, 经过汰弱留强, 部分科研机构独立为企业, 部分则并入行业骨干企业, 使得我国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依托单位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 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主体转为企业, 从而解决了行业共性技术开发未有效贴近市场需求的问题。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院所转制初期, 通过汰弱扶强, 一批优秀的科研机构迅速主动贴近市场, 成长为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企业, 基本实现了促进共性技术研发贴近市场需求的政策初衷, 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还有需要深化改革的方面, 主要是依托单位公共性特征弱化及与行业内主要企业间竞争关系加剧。

公共性特征弱化

在支持方式转变的同时, 由于未对依托单位经营领域的延伸进行限制, 导致共性技术研发成果仅在依托单位内部自我循环, 未有效向全行业推广辐射, 削弱了行业共性技术的公益性特征, 进而不利于行业技术竞争力的提升, 也影响了公共财政投入效益的发挥。公共财政支持越来越多地被企业作为确立自身研发优势的重要途径, 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研发企业与其他企业竞争关系加剧

由于研发企业从研发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与其他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间竞争加剧, 造成了产、学、研合作互补关系的错位。对企业共性技术需求的支撑较少, 而享受公共财政资助的高校科研开发与企业需求相比较远, 共性技术供给能力有限, 企业转而寻求依靠自身力量开发共性技术, 满足所需。

深化改革的建议

不论是公共性特征的逐步削弱, 还是与行业主要企业间竞争关系的加剧, 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行业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 而是转制后缺乏对依托单位的有效引导。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化,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逐渐转变为以间接调控为主, 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少。目前, 依托单位主要是企业, 政府的干预措施也应主要采用间接方式, 通过加强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约束作用, 引导享受公共财政支持依托单位调整所从事的领域及企业构成, 保留其公共性特征, 从而扫除行业共性技术共享中的障碍, 加强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硬约束作用。

建议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改革:

(1) 限制研发企业将共性技术成果内部转化。与美欧发达国家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或国家研究所 (院) 不同, 我国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仍主要依靠企业性质的转制院所。在加大公共财政资金支持的同时, 应限制将共性技术成果在企业内部转化, 自我循环。考虑到共性技术研发依托单位从事研发活动的实际需要, 政策应允许其拥有必要的小试、中试生产线, 但应避免其参股 (控股) 企业作为主承包单位参与共性技术项目的研发活动;或在其承担项目的知识产权分配中保留一定比例由政府拥有, 促进共性技术共享。

(2) 避免依托单位与行业内主要企业形成差别化的关联性关系。为保证依托单位的公共性特征, 发挥其辐射全行业的作用, 在鼓励依托单位与行业内主要企业加强联系的同时, 应避免其与行业内个别企业的关联性关系带来的技术成果仅在小范围内扩散, 由此给其他主要企业带来实质性的不公平。应限制单个企业参股或持股依托单位, 在具体项目的组织中, 应尽可能地将有意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纳入参与单位, 从而避免少数企业垄断依托单位, 垄断研发成果。

(3) 将符合公共财政约束的依托单位作为我国政府共性技术长期研发投入支持的重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行业共性技术是政府长期支持的重要领域, 是WT0允许的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 被选择依托单位获得我国政府的支持具有长期性, 应从政策上予以明确, 财政经费上予以倾斜。这既有利于调动依托单位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又有利于建立稳定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基地。

(4) 不符合公共财政约束的依托单位不能作为共性技术研发单位。院所转制后, 一些转制院所作为企业独立运转;一些转制院所并入其他企业, 成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对于转制后生产能力较弱的依托单位, 由于无法满足公共财政约束, 则不能作为依托单位。

对有研发能力的, 可以通过贴息贷款、政府购买处理等方式, 支持其剥离较弱的生产能力, 成为符合公共财政约束的依托单位。

中西绘画的个性与共性 第9篇

“中国画与西洋画在原始时期的表现方法是基本雷同的, 都是以线条勾取物象轮廓作为绘画的基本技法, 儿童与原始人都是对实物进行抽象和概括, 画出来的是一张实物的轮廓图。中国画与西洋画在线的运用上有一个相同、发展、分道扬镳的过程。由于历史、地理、文化诸种原因, 使线条在中西绘画应用中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的进步促使了中西美术走向融合, 发展到现在中西方艺术已经不可以简单的用历史, 地理, 文化等来区分, 这种新的世纪发展使中西方绘画艺术出现了新的创作环境。但又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境况, 中西绘画艺术的这种从古代向近代的变化展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也影响了当代的中西绘画。

1 中西方绘画的不同发展方向

艺术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具有艺术本身所独有特殊的地方, 艺术本身讲究个性, 这也是一种艺术门类存在的重要依据和源泉。艺术是因为各个门类的不同风格给与我们不同的精神享受。比如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 他们的存在是建立在彼此的特点之上的。

因此如何保持绘画风格特点不被其他门类艺术, 尤其是西画吞并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中国画的再发展, 然而面对如何与西方绘画艺术相结合的问题, 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加以完善, 因此才造成许多近代中国画家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艺术思维的混乱, 更谈不上结合的尽善尽美”。

1.1 中西绘画的差异

保持艺术的独特性是各个艺术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西方绘画终归是有差异的。中西绘画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思想产生了中西绘画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虽然经济文化日趋走向融合, 但中西方绘画经过长期历史、地理、人文文化的不同发展, 使得中西绘画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绘画是以哲学、儒家思想为基础重在意境;而西方绘画是偏于科学。像达芬奇的人体黄金分割的比例图, 人体解剖图等, 是比较重视写实的。中国当前虽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 但思维上的差异与西方是明显的, 而意识形态又是左右着艺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思想, 使得中西绘画虽然发展到一定程度, 但还是有差异性的。

1.2 保持自身优势优点反对盲目“结合”

“结合”就像传染病, 当然它有有利的一面, 但盲目相信“中西结合”只会吃到嫁接的苦果。“中国画的中西结合’说起来简单, 实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如果不能将如何结合’的理论问题阐述清楚, 那么所谓的中西结合’必然走向盲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 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研究, 否则中国画的中西结合’, 不仅不能促进中国画的发展, 连中国画固有的传统与笔墨艺术也丢失了, 同时也会给中国画家带来无奈的困惑与误导”。

中西方绘画毕竟经历了上千年的分割, 这两个文化体系各有利弊, 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西结合”的理论问题。说白了就是走自己的路, 坚持发展, 保持优点, 排除外在影响。可以看到中国境内大小打着“中西结合”的幌子的有成千上万, 却不知毁了中国艺术的就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艺术发展跟随人类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一定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好的艺术形式是学习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保持此行艺术的旺盛生命力。

2 中西绘画的相互融合

前面已经提到艺术的融合也是艺术的生存发展之路, 一项优秀的艺术不会一成不变,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的融合发展, 发展再融合。绘画是人类智慧和区别于兽禽的特征之一, 从古至今他随着人类史就一直在相互交融发展, 而形成了现在的各式的艺术门类。可以说艺术要发展就要学会学习, 即博众家之所长, 也就是“融合”。

2.1 历史、地理、文化、材料等客观存在的融合

科技发展的今天, 由于交通、通讯等手段的发达与多样化艺术也进入了高速公路, 拉进了世界之间的距离也拉进了不同艺术之间的空间。

科技的发达对中西绘画所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近现代历史的统一, 地理也已不能给艺术造成隔离, 文化正渐渐同化, 材料早已不是区分绘画门类的要素, 例如有些画家已开始在西画中加入水墨原料, 而在国画中加入西画的笔法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西方绘画艺术的融合是大势所趋, 是不可逆的。

2.2 艺术家对艺术主观意识的融合

人类要发展就要相互交流学习, 艺术也不可能例外, 艺术家们也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形式上的融合离不开意识, 艺术家应当从意识上对中西绘画有正确的认识, 重视融合学习对方的艺术。生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的生活方式生存, 艺术品要具有当代性质、特点, 艺术家应做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艺术上的融合不代表对外来艺术形式的盲从, 也不代表对自身艺术形式的摒弃, 这种艺术上的变革强烈需要有清醒头脑的艺术家的支持和领导, 这取决于一位艺术家长期的修养和学习。

3 结语

事物的发展无外乎主观与客观, 当代社会趋势等客观原因和艺术家主观意识作用下无论是形式还是材料的融合现实是决定好的;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融合, 中西方绘画的融合是必要的是符合历史轨迹。

中西绘画其实不存在优劣的比较, 但是当代出现的一些崇洋媚外的艺术形式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因此, 处在这种文化冲突不断的环境中, 我们更应该提高文化的自觉意识, 善于吸收外民族的优秀部分,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不能无选择的吸入和交流。

总的来说, 我个人不排斥艺术的融合, 不排斥任何一种优秀的艺术门类。但我坚持保留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他们是有生命力的, 有着悠长的历史的底蕴, 他们会为我们的艺术发展提供好的历史基础。但中西绘画的融合、共同发展是必然的, 一定不是茫然。在当下我们怎样在这丰富的历史基础上加上外来文化, 怎样使我们的艺术更加灿烂, 这就需要我们一起努力研究。相信中国绘画艺术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郑秋萍.试论中西绘画中的线条之美[J].新农民.农村教育, 2009 (7) .

[2]范瑞华.在中西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研究“中西结合”问题[EB/OL].范瑞华三象水墨艺术网.

公共性流失的背后 第10篇

摘要：一项设计完善的公共政策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公共性的流失，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以保障住房政策为例分析了公共性流失背后的深层原因，即政府的多元理性使得这种差强人意的政策效果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关键词：公共性；公共管理；多元理性

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拥有公共权力，承担着公共责任，需要实现公共利益。但事实上，社会利益是多元的，社会的价值也是多元的，这些利益与价值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实现某一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策正式在这种矛盾冲突的环境中制定实施的，由于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利益群体的需求，那么以实现某种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离其初衷，造成公共性的流失。本文以保障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为例，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其本身就是多元理性的。

一， 中央政府的多元理性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承担了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者的责任。现代是一个急剧变革和多元发展的社会，社会利益是多元的，社会的价值也是多元的，而且利益和价值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公共决策往往是在多元的、甚至冲突的利益和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和作出抉择。因此，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治理的理性往往是多元理性（Multi-rationality），需要考虑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任何单一向度的考虑都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

高房价问题不仅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上关乎数万亿元的商业贷款和个人贷款政策，下涉及几十个相关的行业中间还夹杂着千家万户。虽然“民生工程”的旗帜名正言顺，政策制定者也不可能将人财物资源向这一“民生工程”彻底倾斜。近年来保障房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其作为政府“救房市”的措施之一。

中央政府在2008年前三季度对是否救市持谨慎态度，但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出台救市政策，主要内容是降低购房交易成本、增加购房优惠或给予财政补贴、放宽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征和土地款支付政策。2008年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中央政府对救房市有了正面回应。10月22日，中央政府的救房市政策出台，规定从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下调到1%（原全国税率为3%）；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等，救房市政策还要求加强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加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并尽快发布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办法，以规范廉租住房及经济适用住房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行为。2008年11月5日召開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其一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可以说，保障房建设是以经济危机为契机才大步迈开的。

另外，作为扩大内需的一种措施，棚户区的改造毋庸置疑改善了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虽制定了远低于商品房市场的购房价格，却也花光了相当比例低收入者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积蓄，还有一些低收入者需要借钱交房款。

保障房建设在滞后了多年后开始“急行军”，一方面是百姓的福祉，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设计的疏忽，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公共性的流失。

二， 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一级市场是由国家垄断供应，地方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该项职能。地方政府通过一级土地市场获取的土地收入，为缓解城建资金压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现行分税制的压力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明显下降，而财政支出的压力却又不断增加。当地方经济无法快速增长以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时，土地则成了弥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直接而又迅速的渠道，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

土地净收益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有的地方，已经达到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为地方第二财政。据有关学者估计，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一4％。房价下跌，土地出让金会跟着降低。这将直接减少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收入。因而，在中央对房地产发出调控指令时，某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调控政策态度消极，一切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对房地产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地方政府作为利益最大化者，天然地选择地方保护主义，对保障房政策贯彻执行消极怠惰，这也致使好的政策却没有好的政策效果，地方政府造成了另一种的公共性流失。

三 回归政府本分

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积累和工业化，于是发展经济几乎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目标，国家甚至为了发展不惜牺牲其他价值。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描述了一种发展观：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硬起心肠，拒绝某些当下的诱惑，这包括，建立社会安全网以保护极端贫穷的人，为一般民众提供社会服务，处理民众困难时背离规章制度。政府的本分究竟是什么？GDP的增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但人均收入的数字是令人困惑的，经济理性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应该尽快转变过来？

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共性，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住有所居”关乎百姓的生存权利，关乎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提倡市场化的今天，是不是应该慢下脚步反思一下，让公共性回归政策制定者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