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第1篇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领衔主编的《什么是哲学？》于2021年9月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世界观的学问”“哲学的历史”“哲学的现状与未来”“学哲学、用哲学”为主题，讨论了何谓哲学，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辉煌及其当代发展、中国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哲学家与哲学思潮，结合哲学的“无用之用”与我国高等教育建制中的哲学专业、哲学学科介绍了学习哲学的方法。该书对广大中学生在思想政治课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哲学专业与哲学知识、对广大哲学爱好者与初学者进一步精准而规范地理解哲学，具有普及作用与启迪意义。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处处有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 。如何以平实易懂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文本，简明扼要地回答什么是哲学，阐发哲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是对编者自身教育方法论的考验。林德宏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哲学本科毕业生，有着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教学积累，长期从事哲学原理、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早在1994年，南京大学为深化文科教学改革，将《哲学概论》设为在文科院系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林德宏教授作为该课程负责人，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等方面花费大量心血，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在哲学原理与哲学概论教育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林德宏教授关注文理科学生的科学思想史教育，主张通过再现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阐发其内在理论结构，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质。离开教学科研一线后，林德宏教授仍笔耕不辍，撰写学术论文，思考儿童与青少年认知发生层面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的部分编者，作为南京大学“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哲学通识教育教学团队”的骨干成员，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哲学通识课程的教育教学，另一方面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素质教育教学理念。这些都为该书的编写与顺利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从日常生活出发展现哲学魅力

在回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管理学）是什么时，可以使用各个学科自身的历史演进来完成自我界定，抑或通过明晰这些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来明确自身的问题阈与核心关涉。“小到物质的基本结构，大到浩瀚无边的宇宙，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都在哲学的思索之中。”[2]前言 1从思想史看，这些学科都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中逐渐从哲学分化而来，以基本概念定义具体学科也会在方法层面牵涉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等理論问题。

换言之，要回答哲学是什么，首先需要脱离哲学理论的语境，才能激发读者对身边日常生活的思考，引导读者逐渐进入哲学的专业化语境。“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也许非常普通，但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不难碰到哲学问题，发现其中的哲学道理。”[2] 2《什么是哲学？》开篇通过构建做梦、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预测天气、饥饿等常见的生活情景，带领读者思考意识、科学研究、经验归纳、心理生理作用等问题，在对具体情景的不断追问中，讨论哲学道理与哲学理论的差异，进而区分了“专家哲学”与“大众哲学”。前者是“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哲学论著的形式走入学界，载入史册”;后者“存在于公众的心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世代相传”。[2] 7编者以存在于“大众哲学”中的哲学道理作为切入点，在提炼抽象中逐步明晰了“专家哲学”的概念化特征，“哲学使我们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哲学使我们的品性不断升华”[2] 45。

总体而言，《什么是哲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当前，随着国家发展需要，“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3]，以激发广大青年学子对哲学的兴趣，进而吸引他们选择哲学专业、投身哲学研究为目的编写普及读物，必须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鼓励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与中西方哲学对话。

二是对文本建构中理论语境的恰当处理。通俗读物不是哲学教科书，脱离哲学理论的语境有助于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读者从“大众哲学”走向“专家哲学”。但哲学概念通常是多义的，不同哲学理论又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具体的文本语境。这就要求在讨论哲学的历史与现状时回到不同“专家哲学”的语境，并使读者在思考与行动中掌握学哲学、用哲学的方法论内涵。

三是通俗的语言风格。这一点与第二点相辅相成，除了通过生动的生活情景引导读者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该书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部分时，也力求语句简短、贴近生活，在保证内容规范的基础上尽量不使用专门术语。“专家哲学”理论而系统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逻辑论证，这些概念、范畴与命题又在思想史谱系中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外延。如果不对相关专业问题加以悬置，着重讨论专业哲学自身的知识论维度就掩盖了读物的通俗性。该书在介绍哲学专业基本知识的同时，也兼顾了对通俗内容的理论提升，如：编者区分了各种民间俗语与成语中蕴含的哲学道理，明确它们蕴含着指认事实、批判纵欲主义、认识事物、生动表达辩证法的哲学智慧，展现了哲学智慧的形成未必需要经过哲学专业训练而又根植于大众的实践。

二、从文化素质到思维方法

近年来，我国公民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据最新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数翻了接近一倍。[4] 从开设哲学专业的高校占比、哲学专业在校生占比与具有哲学专业的高校数量看，哲学仍是规模较小的专业。高等教育建制中，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在培养哲学等基础学科人才方面具有主力军作用。在哲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供需结构中，高校应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既有知识结构增强有效供给，满足学生对哲学文化素质与专业知识的需要，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阶段的哲学教育由思想政治课程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中学哲学教育的核心内容。2011年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大学本科新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状况似乎并不容乐观”，尽管学生对修习哲学通识课程、提升哲学素养有积极的兴趣，但仍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突破中学阶段的哲学教学模式来满足学生需要，进而引导学生自觉而坚定地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同时期，有中学教师指出，我国中学哲学教育存在“对哲学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史教学基本留白”“哲学教育考察方式的标准化模式导致哲学教学方式的公式化”的困境。[6]教育部2013年起根据20世纪以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践，总结普高教育的成功经验，面对新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现实需要，编制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于2020年对课程方案与部分课程标准作进一步修订。为避免教学停留于知识、加强学科知识与育人功能的有机联系，思想政治课程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宏观育人目标，具体凝练为内涵互融、逻辑互依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公共参与4个学科核心素养。[7] 随着高中教育普及化水平不断提高，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哲学教育必须谋划大中学课程内容的有序衔接，引领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什么是哲学？》在编写中充分考虑了上述大中学哲学教育的现实状况。

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科学精神。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设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制”“哲学与文化”四个必修模块。科目育人核心素养，在哲学层面主要体现为公民的科学精神培育，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和方法论，能够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8]。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要求我们用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真理，强调实践在认识、检验、发展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林德宏教授在哲学原理的大众化传播实践中，曾这样描述真理：

它就是它。没有包装，也无需打扮。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你可以认为它毫不起眼，你也可以认为它灿烂辉煌。

纯真是它的本性，朴素是它的模样。

你不认识它，它是如此;你同它亲近，它还是如此这般。

它是有限中的无限，暂时中的永恒，现象中的本质，主观中的客观。

它从不主动上门，全凭你去追求。你只能向它逼近，但不能完全把它占有。即使你牢牢地掌握了它，它仍然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它不需要赞美，但需要真诚;它不需要吹捧，但需要宣传;它不需要迷信，但需要理想。[9]

《什么是哲学？》鼓励读者在认识事物本质时，关注真理的层次结构，通过不断思索实现由浅入深，“感性认识要全面，多观察，多接触，多体验，认识现象的多个方面，避免盲人摸象，以点代面”[2] 60。同时，面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学科分化的细致，编者鼓励读者培养跨学科思维、坚持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这些讨论既回答了何谓坚持真理、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回答了如何践行科学精神，与当前所倡导的通过自我历练与自主思考感悟真理力量、投身社会发展相契合。

第二，积极回应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理论语境与日常语用中，“科学”一词具有双重内涵，一是作为自然科学内容的科学，二是作为理性思维方法的科学。在当前的高中教育中，自然科学科目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何理解哲学与科学的互动，蕴含着自然科学知识论基础的发生学表达。“科学思想是自然科学成果和哲学之间的联系纽带。”[10]《什么是哲学？》通过区分“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共同本质和共有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元哲学与“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學”，结合中学自然科学教育中的思想史内涵，分析了哲学理论与科学理论间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并特别强调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术业有专攻，地位无高下”[2] 24-29。加强哲学思维能力的训练，也有助于中学生理解初高中自然科学科目教学内容间的关系，加强不同学段衔接。例如：高中化学通过化学反应中是否发生了化合价的变化来界定氧化还原反应;初中化学中，氧化反应则由物质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来定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氧气在放电环境下形成臭氧的反应被视为初中化学中的氧化反应，可该反应并不适用于高中化学中的氧化反应范畴。与其说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有悖科学，不如将不同学段的自然科学教育视为科学思想史的内折。18世纪，随着氧气的发现逐渐形成了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氧化反应概念;19世纪化学领域化合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使得氧化反应的定义也随之发生变迁。至于发现氧气的是拉瓦锡还是普利斯特里，则是学生所具备的科学史知识进一步丰富、思辨能力进一步提升后，才能回答的科学哲学经典问题。

第三，倡导在原著阅读中深化对哲学理论的理解。在高中教育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核心思想是思想政治课程选修模块“历史上的哲学家”的主要内容。这也导致许多以理科见长的学生无法在课堂中学习相关内容，哲学的时代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恰恰彰显于哲学史，《什么是哲学？》为这类学生提供了课外补充。该书以先秦到汉代、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宋代到清代为主要时间段，提供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从西方哲学史中选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休谟、康德等著名哲学家简介其思想，通过介绍分析哲学、欧陆哲学与实用主义三大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展现当前哲学研究中不同进路间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是高等教育阶段哲学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哲学专业的有限规模、不同高校间人文素质教育水平的参差差异，使得哲学普及读物有必要突出理论的继承性、民族性，引导读者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的关系。《什么是哲学？》编者长期秉持“只靠书本来认识知识，认识的只是书本”[11] 60的理念，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习哲学专业课程的基础，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原著才能掌握哲学基本原理。当前，《共产党宣言》《实践论 矛盾论》《大众哲学》《论语译注》《老子今注今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哲学经典著作已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列入《中小学阅读指导目录》。[12]《什么是哲学？》也为高中阶段的读者在课余生活中读好书、读经典，提供了必要的辅助。高等教育阶段的哲学学习者，只有较早地形成哲学问题意识、积累哲学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学制衔接，真正走近哲学、研究哲学。

三、物质精神二象限：走向创造与协调

林德宏教授基于人是物质与精神统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物质精神二象性：“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人既创造主体，又是自己的创造物。人类的创造业绩来源于此，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也来源于此。善与恶都在这里找到各自的根源。”[13]就哲学理论而言，物质精神二象性是素朴的。对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关系问题的讨论，已在近几十年间发展出现象学、心灵哲学等不同进路的存在论、认识论讨论。但在哲学普及方面，这些理论因核心概念尚未进入日常语用、逻辑推论严密，未经长期思维训练的读者很难加以准确理解。《什么是哲学？》一书可谓“物质精神二象性”观点在哲学大众教育方面的实践。哲学是“学以成人”的学问，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哲学研究者有必要在全球视野下阐明文化的共相，帮助公众理解哲学的非功利性功能，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正是物质精神二象性视角下人类永恒而基本的任务，“在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中，必然会出现种种社会矛盾，这就需要不断的协调”[13]。哲学普及教育一方面需要在维系中学教科书中哲学基本问题的框架的同时强化大中学教育衔接，另一方面需要面向纷繁的哲学理论、面向科技迅猛发展与社会变革帮助读者提升思维素养、开阔理论视野、增强综合素质，物质精神二象性为当下哲学普及读物的文本构建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进路。

“哲学是最一般的理，又是最深的情。”[11] 扉页林德宏教授在60多年哲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中，40余年高校哲学教育中，不断深化对哲学的认识、加深对所从事专业的情感，在坚定理想信念、潜心教书育人、传播优秀文化、积极奉献社会等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带领中青年骨干教师共同成长。作为一名教授、博导，他注重理性，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学者;作为一名终身学习者，他仍保留着几分童心，对世界充满好奇，沉浸于常无答案的哲学思索。林德宏教授对信仰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年轻人的关怀，使得集体编写的《什么是哲学？》一书，在展现哲学特殊魅力的同时，焕发出对读者的亲和力、对青年的感召力。“不管科学技术如何进步，不管人类未来走向何方，哲学是不会消亡的;但哲学同样需要与社会协同发展演进，只有如此，才会创造出更加有前景的未来。”[2] 140相信在该书的影响下，目标读者的哲学修养能得到较好提升，他们今后无论是否学习哲学专业、是否从事哲学研究，都能在工作、生活中以正确的哲学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投身社会发展，展现青年作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 林德宏，刘鹏. 什么是哲学？[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3]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 人民日报，2021-09-29（01）.

[4] 宁吉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J]. 中国统计，2021（5）：4-5.

[5] 张亮. 对大学生哲学素养的调查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2）：174-178.

[6] 段伟. 中学哲学教育的困境[J]. 思想政治课教学，2013（8）：10-11.

[7] 韩震.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主线  细化思想政治学科育人目标[J]. 基础教育参考，2018（3）：9.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M]. 2020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5.

[9] 林德宏. 哲学随笔·五彩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1.

[10] 林德宏. 我所理解的科学思想史[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3）：74-80.

[11] 林德宏. 哲理小语·双叶草[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EB/OL]. （2020-04-22）[2021-10-1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4/t20200422_445605.html.

[13] 林德宏. 人：物质精神二象性[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9）：4-7.

（责任编辑   朱   凱）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第2篇

摘要　费耶阿本德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他的很多观点迎合了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实用主义。因而，他受到罗蒂等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赞赏和肯定。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后现代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一、实用主义及费耶阿本德的哲学

自从皮尔士以来，实用主义就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工具主义一派的主要方法。经过詹姆士、杜威推广以后，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士认为，要弄清楚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就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与之相关的可以设想的全部实际效果。“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种客体的全部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该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承认某种观念时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图画”而已。我们愿意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描述就怎么描述。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并自称工具主义。

进入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哲学一思辨”的知识模式，逐渐变为“技术一实用”的工具。罗蒂的“小写的哲学”就是新实用主义，他扭转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摹写实在”，而在于“应付环境”。新实用主义坚持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的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有用性”。因此，新实用主义也就具有了反本质的特征。同时，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的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怎么都行”原则、与理性告別、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提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正是因为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要反对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唯一的、普适的教条式方法，要遵循“怎么都行”原则。也就是使用多元方法。正是由于思想家在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和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是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所在。理性的这种独断和程序化以及单调和齐一必将排斥科学的东西，抹杀丰富多彩的人性，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从强调科学的心理性和主观因素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最具特色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阻止科学前进的步伐。当然，在科学和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使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解放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破了思维的某种综合体系的束缚，就会对人类的解放有所贡献。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使人们对传统的信仰产生疑问，它就有助于启蒙。一个真理如果不经检验和比较而占据统治地位就必须被推翻，而任何有助于我们推翻这种粗暴统治的谬误要受到欢迎。”而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独断化，抹杀了丰富多彩的人性，是违背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也不能对科学理论作出全面、公正、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评价的。所以，他强烈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

二、费耶阿本德的实用主义思想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要指南的，其非理性的科学进步模式，同样是实用主义催化的产物。形如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一样，他在《告别理性》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一章将表明我关心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科学，更不是自由——诸如此类的抽象性已经表明弊大于利——而是个人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手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只要能达到预期设想的目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这是一种表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他的多元方法论，与实用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相统一，认为世界是多种方法描述的“一”，反对一元论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并不看重某一种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只要对他的思想论证有用，他就拿过来。他用这种非常“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事物的哲学思想是在博采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之后锻造、精练出来的批判哲学。“什么都行”表达了他的哲学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本人更喜欢用“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来表达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费耶阿本德的主张，旨在最大可能地促进科学的进步，从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用哲学。在这里，实效性原则是人们的最大有效性原则，是人类行动的意义。人的行动绝非无效果的行动，人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效果和实利。它反对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强调对现实的改造。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效用作为最高目的。他反对科学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弊端，科学的不民主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选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以我高度的特质和个性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部分因为我的兴趣每周每

天都在变化，部分因为我的人类和科学将会从每一个从事自己事业的人那里受益。”他非常强调“实践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而使科学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这种强调实践活动、注重实际结果、讲求实际效用的观点是实用主义最本质的体现。

费耶阿本德不看重某一种传统思想的重要性、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的主张，与实用主义不承认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不承认知识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不谋而合。费耶阿本德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都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唯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就是真理，就是好的方法。当然，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用认识的价值性替代了认识的客观性、正确性。其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在人类完整的对象性活动中，它不仅看到而且突出了事物不同的属性对同一主体、同一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不同的价值关系的存在，突出了价值认识对于事实认识的目的性和归属性，强调对事物(包括认识论)的认识不在于把握它的属性，而在于把握它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功利关系。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实用性，它实际上是强调真理的价值检验，实用主义真理观为我们理解现存的事物提供了一把钥匙。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约定论的倾向，他不仅认为理论评价标准是由公众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共同偏见的结果……意见一致还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等等。

三、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与后现代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赞扬，因为其基本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

费耶阿本德从实用主义出发，贬低了科学，致使科学在文化领域中权威与自主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把神话、宗教特别是巫术等迷信的东西也放到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旨在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他也因此走向了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造成了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化、非理性化的“新潮流”，同时认为科学哲学是多余的。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要做的事情与随后美国哲学家罗蒂要做的事情一样。如果说罗蒂声称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要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即拥有特权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主张一种“后科学文化”，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从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来看，其结果是多元论的，所坚持的原则是对一切理论的宽容与放纵。凡坚持科学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们都是一个“反表象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费耶阿本德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论。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在自由社会中，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允许他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他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利位置的机会的社会。”我认为绝对的自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的抽象观念，但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可能的、需要的、应该追求的”后来的新实用主义者继承了他的这种“自由”的思想，使得“自由”、“平等”成為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罗蒂对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科学作了高度评价，并从他的思想中援引了工具主义，赋予实用主义以新的内容：生活着的人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活动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始终是作为工具而成为人们追寻的对象的。这就使得“后分析哲学”得以诞生。奎因等接受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观点，把科学归结为应付环境的工具，从而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促使逻辑实证主义向逻辑实用主义的转化。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家着重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这位从科学哲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后现代思想家则以追查科学这位自封的女王并非金枝玉叶为己任。”总之，费耶阿本德通过对方法、理性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等的批判，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域，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凸现了不同传统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Key words：social 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 philosophy;scientific practice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 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 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 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禁区，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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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曹天予.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评性的评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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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提升新时代图情档期刊话语权的实践效度

43、保持学术出版特色坚持品牌立社之本

44、高标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

45、新时代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点着力点

46、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47、以新发展理念探索科教融合的高校特色发展之路

48、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49、高校社科研究成果的分类评价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第5篇

[摘要]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文献标识码]A

哲学的反思是哲学发展的前提。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学习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普及到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普及运动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和教条化等倾向，也给我国的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负面影响。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反思这些哲学学习运动，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和“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

特别是在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和《红楼梦简论》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他于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解放”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与前几次学习运动不同，这场由哲学争论而引起的哲学学习热潮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自下而上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是一场较为自觉的哲学学习运动。这场大讨论尽管只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某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商榷，但其社会功能却是十分巨大的。它打破了我国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由此导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理论准备。

第五次全国性哲学学习运动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的。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以后，中央为了将全党、全国、全军的思想重新统一起来，再一次作出决定，要求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这场学习运动同前几次不同，它的范围始终局限在领导干部的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一般的群众中去。各种政治的和理论的甚至是一些非哲学的综合性刊物纷纷刊登哲学文章，也造成了较为浓厚的全国性哲学学习的气氛。

(二)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

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

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石头哲学”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

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第三，在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同时带有把哲学的理论争论等同于政治斗争的倾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差不多都是某种政治需要的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也就表现为哲学理论为政治服务。

然而，哲学毕竟不是政治，也决不能把哲学归结为政治。而我国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却流行着一种用政治来裁剪哲学和把哲学争论归结于政治斗争的倾向。一些人很善于揣摩一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习惯于把哲学的理论争论同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等同起来，统统贴上政治标签而加以打击和压制。被固定化了的哲学“原理”和被肢解了经典“语录”常常成为打人的“棍子”和压人的“帽子”，甚至演变为攻击性的运动。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经验化、实用化所造成的还主要是人们对哲学的反感和厌恶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政治化倾向则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敢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探讨，使我国的哲学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是停留于对经典著作、领导人言论和现实政策的注解，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哲学理论本身的深入和发展。

第四，在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尽管每一次哲学的学习运动的具体目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全国和全军的思想，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然而，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却出现了某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固定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与注解政治的风气相适应，人们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论述和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某种固定不变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引用经典，成为哲学论证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和模式。这种教条主义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的精神完全被这种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所取代，照背、照搬、照套、照抄不仅成为哲学学习的基本风气，而且也成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手段。

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反思建国以来我国的哲学学习和普及运动，我们又能得出些什么有益的结论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对周围事物相对稳定看法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由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是在一种潜移默化地过程中进行的，因而这种世界观常常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们比较自觉地将自己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同一种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增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总结人类思维成果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它不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的产生和形成，因此为了提高人们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有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必须要有思维的抽象，通过哲学理论的系统教育而使人民逐步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这才能真正使哲学的理论深入到群众去，因而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哲学的普及化。

其次。必须完整准确地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我们常常强调要坚持理论要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然而殊不知，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来就应当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它一方向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只是片面地要求理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忽视了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容易导致理论研究的经验化和实用化。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学习理论就应当而且必须了解和把握这个内在的逻辑，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理论，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恰恰是为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奠定理论的基础。

哲学不是注解现实的工具，而是研究和探讨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原则。一种真正能够立足于世的哲学理论，不仅要能够深入地研究现实和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必须能够通过对现实的研究而对现实未来的发展有所认识和探索，也就是说，一种真正彻底的理论必须具有某种超前或前瞻的性质。丢掉这种超前性或前瞻性，仅仅把哲学看作论证现实的工具，哲学就始终只能是一种永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东西。

就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言，哲学是世界观，是更基础的东西，而政治则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斗争中的某种具体运用。尽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哲学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说哲学确实应当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服务也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作理论的注释，而在于通过深入地研究现实而指出现实存在的根据和不足，并运用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去探索现实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新的和不断完善现实的各种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在政治的外面，而决不应当放到政治中间去甚至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无论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还是对现实的政治本身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也太深刻了。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收稿日期：2011－02－13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

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德国的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承认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却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到了必须被否定和抛弃的地步。哈贝马斯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被视作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性和它的构想，而是要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而又过度的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哈贝马斯倡导新保守主义和交往理论，用来克服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保证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复制”。对于这一定义，我国学者盛宁的理解是，是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套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具备了某种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传统、神祗和真实等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个合理性了。与许多后现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在他看来，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工作就被归为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种类。而诺里斯(Norris)认为，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工作的这一认识定位是一种误读。基于现代性的认识立场，哈贝马斯始终无法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舞台上也是盛极一时。与哲学上一般后现代理论较为宽泛的认识视角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将其认识定位在“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概念之上，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过程、方法以及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进行了社会学层面上的解读。

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Griff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主张在“解构性”(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格里芬写道，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上述各种后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想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各种后现代理论表面上给人留下一种论点丛生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但概括看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经典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这里现代性的意义是指自文艺复兴开始发轫直到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体性、理性观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科学：从解构到建设

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进行一种解构和批判。在各种关于科学的后现代见解中，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审视了科学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普遍解构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和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他们都认为科学其实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形式划界的。罗蒂在对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共同点进行归纳时宣称：“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因此，在罗蒂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研究及其知识体，都被齐一化为某种主观本位的、预先设定的信仰。罗蒂专横地写道：“当伽利略找到他的数学化词汇时，他已经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这一探究，在我能给出的惟一意义上说，是解释学性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尔文。我看不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圣经注释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有何不同。”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方法论。其立论根据是：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则论不仅有害于科学的批判能力，又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持有与罗蒂和费耶阿本德相类似的论点。“在德里达看来，真理不过是各种高尚的隐喻，一种语言对真理武断’愿望的产物，从而剥夺了真理的内容与解释的力量。在他那里，实在’的科学观念不过是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它碰巧满足了某些在当前享有声望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需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德里达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具体看，“在科学认知过程中，口头的障碍’常带着一种形式上确定的隐喻、确定的范围，在口头表达’的、隐喻引诱理性’的严格意义上，甚至可以超过语言。另外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必须首先直接的隐喻’。”在德里达那里，科学变成了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而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即使在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定义中也无法消除隐喻的痕迹。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为其理论的依据。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强纲领ssK的一些基本主张包括：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因此，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因而，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比起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科学是战争、环境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和帝国主义的同谋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