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

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1篇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因为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很多说法，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明帝将原驿站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因此白马寺有中国佛教第一寺之称。

佛教经典大致分为经、律、论三个部分，称为三藏。三藏均通晓的高僧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三藏合编在一起称“大藏经”。佛经种类繁多，内容晦涩难懂，我们不需要深究。

去过少林寺的人或许对其大门外影壁上的八个字“大乘胜地，禅宗祖庭”还有印象，那么，这几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他有两个含意，一个是说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二是说佛教有宗派之别。

小乘佛教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衰于公元后一世纪。其教义与原始佛教接近。该派认为只有绝对遵循佛陀之道的少数幸运者才能够达到涅盘之境，强调借严格自律与修养得救。同时该派认为，佛祖只是一位教师(正如释迦自己宣称的一样)，而且已进入涅盘，不再为人。现在，小乘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居支配地位

大乘佛教公元一世纪在印度兴起，公元

八、九世纪衰退，大乘佛教除在若干教义上与小乘佛教不同外，它与小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把释迦牟尼奉为神，奉为全人类的拯救之神。至此，佛祖被神化为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由于宣扬释迦为拯救之神，大乘佛教远比小乘佛教更获人心，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居支配地位。

佛教的宗派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不同的师承，不同的寺庙，不同的修行方法而逐步产生的。在我国流行的大乘佛教中一般常说的有八个宗派，分别是“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和“律宗”。在藏传佛教中还有好多派系，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唐代玄奘创立了法相宗，祖庭为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山西交城的玄中寺为净土宗的祖庭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有过兴盛也有过衰落。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佛寺，总数达一千余处，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有详细记载。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也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佛教的兴盛。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佛教也有过衰落，有记载的灭佛就有过四次。

简单了解过佛教以后，我们来继续了解佛教的建筑及其塑像。

佛教建筑现存的有石窟、塔和寺院。

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的石窟，造像以石雕为主，依山雕凿，而因为石窟比用砖石筑的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艺术，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艺术技法融合交汇，成就了我国特有的石窟雕像、绘画艺术，集大成者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

塔随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塔的音译是“窣堵坡”“浮屠”。外形为半圆球形。这种佛塔进入中国后，与我国传统木结构的亭、台、楼、阁等建筑形式相结合，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造型。从平面来分类，有方形、圆形和多边形等;从建筑材料来分类，有木塔、砖塔、铁塔、石塔、琉璃塔等;从塔的造型来分类，常见的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覆钵式塔。(楼阁式佛塔：西安大雁塔、山西应县木塔、介休的史工塔;密檐式佛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云南大理千寻塔;覆钵式佛塔：北京北海白塔、五台山白塔)。塔的功能也逐渐扩大，从存放佛舍利，发展到存放藏经、供奉佛像等。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寺院就和中国的传统建筑、传统思想相融合，其有三个特点：一是院落式布局;二是中轴对称布置;三是主次分明，等级严格。下面是介休回銮寺平面布置，在这个寺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线上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院，其两侧的关帝庙、土地祠和财神庙等是佛教和中国传统的宗教融合后的产物。我们再来看洪洞广胜寺的平面布置，中轴线上依次是山门、二门、飞虹塔、弥陀佛殿、释迦殿(大雄宝殿)、毗卢殿。进入二门后东西两侧为祖师殿和伽蓝殿殿。广胜寺有四进院落，其中飞虹塔为明嘉靖六年(1527)建成，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在佛教的寺院中，大雄宝殿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所以这个建筑位于中轴偏后的部位，形制最高、用材最好、用料最大。天王殿供奉的主像是大肚弥勒佛，弥勒佛两侧为四大天王像(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后面为护法神韦驮像。山门开间和形制可以高于院中的其他建筑但要低于主殿，山门两侧各有一尊金刚力士像，即哼哈二将，把守山门。进入山门后在天王殿前的左右两侧位置为对称的钟楼、鼓楼。回銮寺的大殿两侧耳殿为地藏殿和明王殿。地藏菩萨一般为出家像，右手持锡杖，左手持如意宝珠，地藏菩萨两侧的胁侍为道明和尚和闵公长老。明王是密宗佛、菩萨的化身，有五大明王、八大明王和十大明王这分。

大雄宝殿的主像为佛祖释迦牟尼，两侧一般为迦叶和阿难的站像，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各骑狮、象的座像。大雄宝殿主像为三尊的布置方法有横三世佛和竖三世佛之分。横三世佛为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竖三世佛为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另外不常见的还有五尊和七尊的布置方法。

西方三圣主像阿弥陀佛，左胁侍观世间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 东方三圣主像为药师佛，左胁侍日光菩萨，可胁侍月光菩萨。华严三圣主像为释迦牟尼佛，左胁侍文殊菩萨，右胁侍为普贤菩萨。

伽蓝殿的主像是的是波斯匿王，左边是祗陀太子，右边是给孤独长者。也有的伽蓝殿供奉的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关帝圣君。

祖师殿主像是禅宗初祖达摩禅师，左方是达摩的弟子六祖慧能禅师，右方是慧能的三传弟子建立丛林制度的百丈怀海禅师。

张壁古堡现在的佛教寺院有：南门外区域的观音殿、韦驮殿、西方圣境殿(旁边有地藏殿遗址)，村中兴隆寺，村北的三大寺殿、空王行祠等五处。观音殿为泥包铁像窑洞处，原为一观音像，匾书写“急早回头”院中一小殿为韦驮殿。村中的兴隆寺为06年恢复的建筑，是现村中比较完整的一座寺院，山门(天王殿)为三开间带前廊的硬山建筑、正殿为五开间带前廊硬山建筑，另外还建有东西配殿及南禅房。三大寺位于北堡门上部真武殿的西侧，为一带前廊的三开间四架悬山建筑(现存木构架为康熙三十一年的修建)。西方圣境殿为三开间三架梁悬山建筑(现有建筑为雍正九年重修)。西方圣境殿西侧为原地藏殿的遗址。空王殿为堡内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筑(明万历四十一年建成)，为三开间四架梁带前廊的悬山建筑，屋顶有精美孔雀蓝硫璃脊饰，檐下保存有国内唯一的硫璃碑。殿内塑有一佛两菩萨，据碑文记载为空王、摩斯和银公。

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2篇

摘 要：大理曾经盛名为“佛都”，文化底蕴深厚，佛教对大理社会与经济影响很大。大理佛教受到西藏、印度及东南亚和内地的影响，同时汲取了白族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大理应抓住“云南建设文化强省”战略的机会，积极开发地方民族特色，形成特色产业群。要做到开发多元的人文与自然特色;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路线;发展和谐的佛教文化与景区管理关系;培养综合人才等。

关键词：大理;佛教文化旅游;产业研究

旅游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对有条件的地方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地区，生态环境优越，民族文化丰富。大理曾经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多样性。本文以研究大理佛教文化旅游产业为切入点，把宗教文化与市场经济两者联系起来，对于进一步壮大大理旅游产业，提升云南旅游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理佛教来源

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悠久的历史汇聚形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被山水环绕，生活着多个民族，并且曾经作为南诏、大理时期政治文化中心。佛教在大理地区长期盛行，吸收了白族本主、内地佛教、儒家、道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等文化，形成了多元佛教文化。佛教通过内地、印度、西藏等多条路线传播到大理。例如：张骞取名的“蜀身毒道”就是联系缅甸和印度的古道。下面详细介绍几条传播路线。

一是印度来源。“大封民国（大理地区古称）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南诏图传·文字卷》）。根据“阐瑜伽教，演秘密法……为蒙氏崇信”（《云南通志》）。由此推断，印度僧人最早进入大理地区传播佛教。大理佛教文化体现着中国、印度两大古代文明的交流和融汇。二是缅甸佛教传入。根据《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的一些可靠史料，汉和帝永元九年，大理就与缅甸之间有了沟通，推断缅甸佛教传入大理地区。三是藏传佛教影响。佛教分为密教与禅宗，大理佛教存在典型的密教教义，与西藏佛教相似，推测佛教从西藏传播大理的可能性。四是内地佛教影响。内地佛教对大理的影响历经很长的历史时期，从汉晋到唐宋其交流连绵不断，直到唐代开元后佛教才在大理兴盛。《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记载：“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云南志略》记载，“盛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南诏时期，战争避难，使得佛经和僧人进入云南，在大理地区传播佛教。大理国王段智廉“使人入宋，求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五华楼”。（《南诏野史》）宋朝时期开始大量引进佛教经文，僧侣慕名来大理进行佛法交流。

二、大理佛教文化遗产

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盛行，历经千年之久，遗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文化瑰宝。明代张含在《苍洱歌》中描述：“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佛塔、佛寺、佛像、石窟寺、画卷、经幢、法器、塔模等大量物品留存至今，对于当代人大力开发佛教文化资源，发展当地经济有重要意义。

（一）佛寺与佛塔

作为佛教圣地，大理拥有很多佛寺佛塔，例如：感通寺、观音堂、石钟寺、宝象寺、无为寺等;罗荃塔、楞严塔、崇圣寺主塔、弘圣寺塔、蛇骨塔等。史书记载，大理佛塔曾经拥有六七十座，随着岁月的侵蚀及战火的破坏，现在还有三十二座。

鸡足山曾被称为“佛国”，盛名远播。佛寺建筑吸收了白族建筑的风格，地处山水之中，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衬托，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崇圣寺三塔是海内外信众礼佛、游客观光的圣地。祥云水目山景区有佛塔71座，是西南最大的佛教塔林，全国第三大塔林。剑川石宝山因山间岩石奇美而得名，宝相寺和海云居是石宝山佛教之地。国内仅存的阿吒力佛教寺院，就是剑川兴教寺，兴建于明朝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大理佛塔不同于东南亚诸国，建筑风格融合了白族文化，多为偶数塔层，精细雕琢，外观线条柔美，是历史遗留的瑰宝。

（二）佛像、法器、雕刻

兴教寺大殿内外墙壁上有绘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壁画二十多幅。寺内总计佛像、法器617尊（件），其中贴金铜像、法器599件（尊），耗费近千斤铜。《南诏野史》记载，崇圣寺贮像就有“佛一万一千四百，铜四万五百九十斤”。

石钟山石窟以石窟艺术为主体景观，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就兴建，历经一千一百多年，被誉为“南天瑰宝”。（见《剑川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石宝山石窟共11窟，大部分为佛像雕刻，包括如来、阿难、迎叶、文殊、普贤、地藏、观音、八大明王、金刚力士、王者等佛像，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凤仪汤夭村发现的木雕佛像也是特色。大理佛寺木头雕刻也是一大亮点，例如大慈寺殿门木雕，描绘了上关、罗刹阁、三塔以及下关等景观。

（三）绘画

《鸡足山志》《灵岳重辉》《灵山佛都》《佛国沧桑》等书籍收藏的楹联、字画和碑刻，记载和描绘了景区的佛教盛况。在大理凤仪北汤天村发现有19幅白族艺人创作的木刻绘画，特别是元延佑六年“佛宝名赞”所附一幅最为精美。由剑川木工精雕细刻、放大复原大理国时《张胜温绘大理国梵像卷》。一幅宽31.5厘米、长580.2厘米的《南诏开国史传说画卷》是一幅彩绘，描述的是大理佛教壮观景观，也是留存的艺术瑰宝。

三、大理佛教文化旅游业现状

（一）特色不明显

悠久的佛教文化历史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产，为大理独特的佛教旅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大理佛教文化旅游业却处于单调的商业结构阶段。大理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佛都，而现在社会影响不大。大理佛教文化旅游活动项目单一，不丰富，挖掘深度不够。“基本上是以烧香拜佛、求愿、销售纪念品和一些观光为目的的活动，而了解佛教文化、参观佛教仪式、开展佛教活动等‘参与式旅游’‘体验式旅游’极少。”大理尚未将白族文化与佛教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宣传，使得游客不能全面了解、多维度体验独特的大理佛教文化。佛教石窟、佛寺与佛塔文化具有民族风格，但是产品未体现民族特色。市场上的产品过于单调，不能满足旅游者的佛教信仰需求，文化气息不强烈，佛教文化旅游的持久力不强。大理佛教文化相比其他佛教文化，尚未形成特色民族文化艺术品，在景区内未形成佛教活动中心，缺乏浓郁的佛教旅游气氛。

（二）交通路线有待完善

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大理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未形成直接的空中线路，给游客旅游带来交通上的麻烦。国内旅游交通路线不够直接，航空、铁路、公路等线路有待进一步完善。大理州内到各大佛教景区的道路条件较差，缺乏便捷的交通方式切换。

（三）景区管理与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矛盾

大理佛教文化旅游景区面临的矛盾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旅游活动对景区原有美观的潜在破坏，例如：破坏景区的自然环境、破坏了佛教物品、对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等。另一方面是过分强调佛教文化圣地原生态的保护和佛教遗留物的保存，导致当地居民墨守成规，不能带来切身的经济效益，未能真正把文化艺术与经济生产结合起来。佛教文化旅游开发层次较低，缺乏监管，小商小贩容易钻法律的空子，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游客的财产和精神造成负面影响，把宗教文化变成鬼神迷信，例如：摆摊测字、开光、祈福、仿造字画等现象，导致佛教文化氛围不浓，甚至商业化、庸俗化。缺乏合理的佛教文化旅游监管，商人会触犯规定，欺骗游客，强买强卖，造成佛教文化声誉降低，影响了游客的数量，甚至破坏文化氛围。没有监管的文化旅游严重背离了佛教普世观的本质，阻碍了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观念保守，开放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地方和部门领导在观念上严格控制佛教文化旅游产业，缺乏足够的市场认知，禁区和较高门槛使得社会大众很难参与进来。

（四）人才缺乏

一是佛教僧侣的缺乏。博学高僧缺口较大，传道、讲经、论坛交流等人才交流活动较少。未形成与全国其他佛寺进行大型佛法交流及人才互换培养机制。二是景区经营水平低和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佛教文化工艺人才断层。

四、大理佛教文化旅游业对策

佛教文化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更是体验高深的佛教教义及每个游客内心深处的灵魂感悟。因此佛教文化旅游研究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思考：一是弘扬佛法、修身养性;二是服务大众，感悟僧侣生活。

（一）开发多元的人文与自然特色

适当开发历史传说景点旅游。根据民间轶闻趣事，创造历史人文景观，以达到吸引游客目的，从而向游客传递大理地区的民族民俗文化精神。例如：祥云县水目山有徐霞客过访、林则徐专谒、担当受戒、吴三桂问卜等历史记载和“锡杖涌泉”“枯井取木”“风洞购物”“木犬守场”“铁树开花”等历史传说，是一个好的人文景观开发宝地。

多元文化交融，扩大佛教文化内容。挑选一些佛法底蕴较好的佛寺，举办佛事活动，丰富寺院旅游内容，扩大寺院的知名度。大理佛教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性，融合了印度、西藏、内地等教派，也汲取了儒家、道家等文化思想，因而可以适当增加些其他文化内容，丰富大理佛教文化内容。例如大理崇圣寺举办的佛事活动，可以把大理的其他节庆活动如三月街民族节、周城村本主庙会等其他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大理佛教寺院一般地处生态环境优美的山水之中，建设佛文化生态园，在寺院种植茶叶，在佛茶文化中体验茶叶的采摘、加工、制作、茶艺表演。开发具有大理佛教文化特色的大量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注重突出地方色彩和文化审美特征，工艺品中适当增加大理白族本祖信仰与道教等文化。

根据动植物多样性，评估各类生物的价值，制作名木佳卉说明图和动植物标本，当作礼物赠送给香客。结合现代文明，传播佛教文明，开发“排忧解难”的净化平台。如设立“净心斋”，品茶净心，品茶，讲佛，感悟人世。在青山竹水间开辟一方“养生堂”，素食、练武、弹曲，人与自然交融。在大型寺院内建设佛文化音乐厅，组建佛教音乐团，设计豪华与古朴典雅，定期举行演出，有条件的开展全国巡回演出，制作佛教音乐品和佛教乐谱。

（二）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路线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积极建设大理与国内外直接的联通路线，实现传统佛教朝觐活动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经济与人文社会结合。打造崇圣寺三塔、鸡足山等成为国际一流的佛教圣地。根据市场调查，大理佛教文化旅游游客来源主要分为省内及周边地区。根据主要游客的旅游方向及佛教文化旅游需求，合理制定佛教文化旅游路线，例如，一日游线路：永平金光寺、祥云水目山一日游;二日游线路：洱源地热国、剑川石宝山唐代石窟、沙溪寺登街二日游;宾川鸡足山佛教文化二日游;二日半游线路：祥云水目山、宾川鸡足山;巍山古城、巍宝山;崇圣寺三塔、观音塘、祥云水目山佛教塔林、宾川鸡足山佛教文化游以及对这些景区进行重组的三日游线路。

（三）发展和谐的佛教文化与景区管理关系

汲取国内外文化旅游经验，因地制宜，改变传统观念，增强佛教文化创新意识，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开放，降低市场投入准入门槛。合理开发动植物资源，重视人文生态环境的塑造，使游客亲身感受“妙香佛国”的意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强法制建设，制定景区管理规章，严格执行佛教文化旅游条例，遵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景区管理，营造良好的旅游人文环境，不要把佛教景区旅游庸俗化，避免播放庸俗歌曲，也避免把佛教与迷信混淆，杜绝利用网络算命、地摊算命等迷信手段欺骗游客。要不断提高景区服务人员和游客对佛教文化及自然风景的保护意识。

（四）培养综合的人才

培养佛教人才，举办法事活动，现场给游客讲解佛法知识。利用大理独特的人文文化，培养高素质佛教旅游人才。整合佛教寺院独特的景观遗存，为游客解说当地的佛教典故、教义、精神，尤其是普世观。例如：金光寺、石宝山的石窟、崇圣寺三塔以及鸡足山等地区，内涵丰富、教义深刻，需要专业佛教旅游人才对游客进一步内容解说，结合景区服务功能，达到深度旅游、展示佛教文化价值、教育研究目的。牌子、材料、颜色、大小、字体等合理设计，按照佛教文化解说，激发游客兴趣。培养能够国际交流的僧侣，加强海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佛教寺院与高校合作，培养符合大理佛教文化旅游需要的人才，包括景区服务人员和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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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3篇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 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 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 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 (无上正等正觉) 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 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 定(Samādhi) 慧(Mati) 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6

5432般

禅

精

忍

持

布

若

定

进

辱

戒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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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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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 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 “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 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 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 -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 有漏皆苦 -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 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 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 2.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 《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3. 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 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 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 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 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 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 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 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 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 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 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 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 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 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5.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 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 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 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 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 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 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 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 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 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 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 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 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 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 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 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 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 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 “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 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 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 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 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 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 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 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 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 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 《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 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 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 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 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 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二)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4篇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 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 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 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 (无上正等正觉) 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 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 定(Samādhi) 慧(Mati) 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6

5432般

禅

精

忍

持

布

若

定

进

辱

戒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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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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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 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 “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 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 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 -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 有漏皆苦 -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 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 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 2.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 《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3. 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 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 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 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 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 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 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 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 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 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 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 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 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 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5.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 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 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 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 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 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 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 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 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 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 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 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 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 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 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 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 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 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 “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 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 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 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 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 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 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 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 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 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 《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 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 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 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 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 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二)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5篇

本文荣获纪念范道南奖学金高祯霙

一、前言

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引导著人们探寻人生宇宙的真谛。它不是神道，更不是迷信，它是真实而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可惜的是，很多自称为佛教徒的台湾民众，受到神怪、道士或迷信的影响，只能说是夹杂神道的佛教信仰，并非真正信佛拜佛。纯正的中国佛教文化，一方面富有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敦义：另一方面又富有中国文化创新和融会的精神，融人整个中国昀各层面，尤其在哲学思想上。唐代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等，都富有极高远的境界，在宋明理学上，又开创出另一个新面貌。

本文想探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

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由于篇幅听限，本文只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佛教的输入

㈠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人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㈡佛教的输人与流布

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三、佛教在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

㈠、汉代佛教的发展

东汉以后，在思想方面，由汉武帚时代的极端耸儒，变为崇尚佛老的宗教观。

一、方术性的佛教

自汉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形成神仙方术的信仰。佛教初人中国，多为口传，国人实难以了解佛法的真义。再加上与道教互相混杂，彼此演进，信软和传教者未能把佛道二者分清，多视为同一源流。远自西域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侣，都具有特殊风格，那种叹礼佛像、烧香、诵经的态度，引起中国民族的注目和好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神仙谶讳的方士。事实上，他们如果不能抱持本土化和现世化的态度，也就无法在中国传扬佛教。(注五)

二、轮回性的佛教

东汉，中国除盛行儒家思想以外，道家的清静无为和生死观、佛教的空性和轮回因果论，都顿有相应之处。《后汉书》西域传说：“奉浮屠，不杀伐。一“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注六)“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注七)故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云：“楚王英诵黄老之徽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俗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注八)楚王英喜黄老之学，尚浮曙斋戒祭祀，这是附庸于鬼神方术，也是受到佛教轮回因果论的影响。

三、道德性的佛教

佛教初来中国，正是儒家极盛的时期，难免受到儒家的攻击或排斥。来华传教的胡僧，对儒家的学术思想一窍不通，只赖宫廷贵族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彦伯在《后汉记》中说：“其叔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嗣后，儒家认为佛教的慈悲与孔子的仁恕之道相契合，昕以当时的佛教只著重伦理道德方面的阐扬。

㈡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

佛教虽在汉代传人，但其建立和兴蛊，却是在东晋时代，加上南北朝时的推动，终于发展出中国的佛教。

一、高僧的贡献

汉代以后的佛教，成为新思潮，许多印度和西域的高僧涌进中国，出家的中国人也逐渐多起来，更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和印度求经。

在中印文化的交流运动中，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晋初的法护。法护本名昙摩罗刹，月支人，世居敦煌，从小出家。他发愤到西域求经，得到一百五十六部梵经，带回长安。他勤谨翻译，并和清信士聂承远参正佛句，达到弘达雅畅的地步。接著，惠帚时印度僧竺叔兰和无罗叉也来到长安，译出朱士行在于阗求得的《放光般若经》。这是第一位汉土沙门西行求法所得的第一部梵经。中国重要的译经，实从西晋的法护开始。

佛教在东晋以前还未兴盛，汉瑰以前也没有人出家，但从朱士行第一人出家以后，已经有了新趋势。东晋时代，帝王大力提倡，中西名僧如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弟和鸠摩罗什等人相继鼓吹，信佛出家的风气大开。

佛图澄天竺人，本姓帛，晋怀帝时到达洛阳，从石勒征伐，断胜负辄中。军国大事必咨而后行，尊号曰大和尚。石虎僭位，迁都邺，对澄更加耸信。佛图澄专用德行感化胡主，影响所及，《高僧传》说：“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寺庙，相竞出家。”(卷十)佛教于是盛行。

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大和尚，常山魏道安。道安从小信佛，尝独坐静室十二年，大悟佛教蕴奥。他听到佛图澄在邺，就去见他请教。佛图澄见而嗟叹，道安也大获进益。佛图澄圆寂后，北方大乱，道安率门徒南游，差法太到扬州，差法和等进四川，自己则带徒弟慧远等四百多人到襄阳布教。苻坚取襄阳，得之，迎居长安五重寺。道安乃订正前译诸经之误谬，开创注释佛经的工作。并著有《僧尼轨范》，《法门清式》等书，提倡戒律，为中国树立新的制度。

他的弟子慧远，山西楼烦人，俗姓贾，从小好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避前秦之乱到荆州。东晋太元中，立精舍于庐山，与慧永、道生、佛陀跋陀罗、耶陀耶舍、宗炳等结白莲社念佛。卜居三十年，足不出山，送客以虎溪为界。他一面继续道安静坐参悟的方法，为天分高的人说佛法，一面提倡极简单的念佛方法，使妇孺文盲都可以学佛修行。再加上以结社培养团契精神，强化佛门组织，使佛教更深入民间。慧远和鸠摩罗什同时，一南一北成为两大中心，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就更加崇高了。

鸠摩罗什，龟兹人，博闻强记，精通佛法。苻坚用礼聘道安的方法，迎请鸠摩罗什，因遗吕光西征。吕光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文。后姚兴征服后凉，迎他进关，于弘始三年(四〇二)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集沙门慧教等八百多人，译经律论三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经》，最流行而最有文学影响的是《金刚》、《法华》、《维摩诘主二经。其它如《阿弥陀经》、《梵网经》、《十诵律》、《成实论》、《中观论》、《百论》等，对于后世传戒开宗，都有极大的影响。前人译经，以小乘为多，鸠摩罗什则广译大乘经。前人译经，多用直译法;鸠摩罗什精通梵汉，善于用意译法译成流利的中国话，对于佛教的推广、文学的革新贡献极大。九年后，鸠摩罗什圆寂，门人颇多，法缘鼎蛊，最著名的有道生、僧肇、道融、僧教，号称关中四洁，加上道恒、僧影、惠观、惠岩，合称八洁，三千弟子散布在大江南北。

上述四人中，佛图澄重感化，道安注经布道，鸠摩罗什译经，分途并进。慧远则组社念佛，既领袖南方僧界，又和北方的鸠摩罗什互通声气。这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贡献页多的四位高僧。

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使佛教在北魏之前盛行于北中国。姚兴不但迎鸠摩罗什、佛驮耶舍人关译经(注九)，又差法显出国求法。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法显奉命和慧景十余人等，自长安出发，由陆路入印度，游历三十余国，得多经律，十二年后，由狮子国(锡兰)搭商船，经耶婆提(爪哇或阇婆)，泛海南回国，在青州登陆，到晋京建业，译出《摩诃僧只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经律。姚兴弘法，竟由法头伸张到南方，这是他们两人始料所不及的。

在法头以前，汉僧西游，仅到葱岭之东，止于于阗，法显是第一位深入印度的中国僧人，著有《佛国记》，是中国第一部印度游记，开展南北朝的佛教运动。

二、南北同时弘法

在南朝，刘宋(西元四二O至四七九年)首都建业是译经中心，共译出四百六十七部，超越前朝。最重要的译师是天竺佛陀跋陀罗，华名觉贤法师，于姚秦中到长安，因论道不合，飘然南下，宋武帚待以重礼。他在建业道场寺，将支法领在干阗昕得到的梵本《华严经》译出，工作极为艰巨，又先后译出经论十五部。文帝时，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德贤，西元三九四至四六八年)，自元嘉十二年到二十年(西元四三五至四四三年)间，译出《楞伽经》、《无量寿经》等七十八部。又有迦湿弥罗僧求那跋摩，在建业寺译出《菩萨善戒》、《四分羯磨》等。元嘉十一年(西元四三四年)，立戒坛为僧尼授戒，是为中国有戒坛的开始。此外，疆页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要典。这些都是译经的代表人物。在义解方面，杰出的人物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道生，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子，提倡“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之说，开禅宗顿教的先河。

这时，远在西北的河西王沮渠蒙逊也提倡佛法，请中天竺僧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佛所行赞经》等。无谶所译出的《涅槃经》称为“北本”，和南方的“南本”相辉映。南本是文学家谢灵运补订“北本”而成的。

齐时，有从干阗求法回来的法献和逃避魏武法难的玄畅同为僧主，分住南北两岸，都是可以和齐武帝直接讲话的高僧。玄畅是第一位善于演解《华严经》的中国人，法献与达摩摩地共译《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在建康正观寺，译出《百喻经》、《十二因缘经》、《须达长者经》等。

梁(西元五〇三至五五七年)武帝笃信佛教，尝率群臣道俗二万余人发菩提心。普通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在宫里受戒，自太子以下跟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当“神灭论”争辨激烈的时候，他也撰文弘法，又曾经三幸同泰寺舍身求福，为守杀生戒，甚至宗庙祭祀用的牲牢，都改用麴制，又诏天下诸郡建五级浮屠，南朝崇佛，以梁为最。

陈武帚(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也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奏请乃回宫。当时讲经的风气已盛，东西两寺，自晋以来，僧常万数，有不少善于讲经的名僧。讲经风气自朱士行开始，经晋人的提倡，到北朝而大盛，西天竺僧真谛三藏(拘那罗陀)来陈，翻译六十四部经，介绍无著、世亲的大乘教义，是唐玄奘的先驱。

北朝的佛教运动，规模更加宏大，后魏(西元三八六至五三四年)太武帝减北凉取凉州后，不少佛教徒跟著大规模迁移内地。又取夏，得僧惠始来京师，教导士民，佛化隆盛。后因道教的攻讦，致下诏焚寺杀僧，发动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武厄”。但文成帚又兴佛法，并建筑大同云岗石窟，为佛教留下伟大的艺术品。孝文帚初年，约为宋的末年(约西元四七〇至四七五年)，来了一位冠盖全魏的大禅师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泛海到广州，这位苦行高僧或许看不惯南朝金粉，才决定离宋入魏。他在中国住了将近五十年，在北方的时间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他的禅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凝住观壁”的方法修行，所以有“面壁九年”的传说。

当时的人，对达摩似乎不很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孝文帝七发佛教兴隆的诏书，又刹度不少僧尼，建造不少寺院，并礼敬道登、道顺、惠觉等高僧。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在太极殿译《十地论》，当时从西域到洛阳来的胡僧有三千人之多。孝明帝时，宋云、惠生到北印度取得一百七十部大乘经而还，以之流布国内。当时有佛典四百十五部，寺院三万余，僧尼约二百万人。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序》说，佛寺在晋永嘉时只有四十二昕，到他的时候(北魏)，单以洛阳一地而论，已经有一千余寺，可以想像佛教在北魂时代的盛况，以及佛教从晋到魏期间的发展速度。

佛教在北齐继续发展，文宣帚迎佛陀道房的弟子僧稠到邺都，受菩萨戒，断酒禁肉，放生禁屠杀。不幸，北周(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年)武帝却诏废寺观四万余区，僧道四百万人悉充军民。

三、千年的译经运动

统观这三百年中，除了大众信佛的僧俗人等，有四群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领导或赞助这个译经的运动。

第一，印度西域的高僧，不断地东来。

第二，中国高僧继起，发愤西行，求正知见。

第三，帝王的提倡，有些国王礼敬僧人，至于一沙门不拜王者”的隆重。例如昙无谶到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大为欢迎，留他在臧姑译经，北魏得到消息，也抢著请他。昙无谶很有意走一趟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沮渠蒙逊不答应。不久，昙无谶决心辞职，说要回印度去，沮渠蒙逊只好让他走，但最后却将他剌死。可见当时一般国王是真把出家众当作一宝”。

第四，知识界的领袖，也多参加这个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他还自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的佛咀。陶潜、谢灵运、范宁等名士，都与莲社往来，据说慧远在庐山结莲社，陶渊明常到社里走走，但到了社里又“便攒眉回去”，似乎觉得儒家与僧人臭味总不相投，心中有昕不甘，但“攒眉回去”后，隔了几天他又夹到莲社，可知连陶渊明也抵抗不住佛教的吸引。其它如孙绰，齐的孔稚圭，梁的刘勰、沈约、王筠、陆云、王僧孺、刘孝标，陈的徐陵、江淹，北齐的颜之推、卢思道等，都是孔释兼弘的文学家。佛教的声动朝野和牢笼人才，概可想见。

这个文化运动有一个中心事业，就是大规模的译经。中印高僧都有远大的眼光，知道译经是传教的首要工作，更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本工作。他们译经的态度非常认真，往往一译再译，有些重要经典甚至重译十次以上。在中国佛教的一千年译经史上，两晋南北朝是个中坚时期。三百年中，西晋译出三三三部，东晋二(八部，宋四六五部，齐二一部，梁四六部，陈四十部，北魏八三部，北齐八部，北周一四部，加上五胡诸国的译经，共计译出一四二〇部，三七四五卷。北起以前译的数目多了三倍多(注十)，和现在“大藏经”一九二(部，八四二(卷相比，则部数相仿，卷数半之。加上鸠摩罗什空前的译艺，文质彬彬，确是一代不朽的盛业，佛教巩固的基础。佛教在中国，像雅各王版的圣经之于英美一样，自然流传得广而生根得深，进一步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㈡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昔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昔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注十一)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注十二)。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㈡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绘画雕刻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周代的宫室之美、器饰之富，无一不是迎合当时帝王的要求。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谈到敦煌石窟，数以千计的艺术品更是令人赞赏不已。东南有莫高窟，是大规模的千佛洞。其中第一百二十N洞、洞窟北壁的大型坐佛台下，有魏大统四年建造的铭记;洞内壁画纯为中国式，佛塔则属犍陀罗式系统。北壁佛鑫的左右，绘有象头昆那夜迦，或三面六臂乘牛坐像，或一头四臂乘鸟像，似为密教题材。西壁虽有中印手法的佛像，一面绘有印度式壁画，这种中印度式的佛教美术，逐渐中国化。例如，佛像的衣端部分，西方美术是用浓厚阴影描写，此处则为线画式;天井中央，绘天盖形，虽然样式传自西方，但已中国化。另外，中国佛教造像，每多依据经论，由作者自由想像，予以创造，使用材料也极赓泛。南北朝时代，除在石室内雕刻固定群像外，更有用金、银、铜等材料，虽塑各种移动的佛像。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一、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白马寺建立之前，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并无佛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遗体崇拜的哲理，为中国教徒所接受，于是以天竺佛塔的形式重构，而忽略了佛寺。另一原因则为我国建筑原本就已相当发达，因此佛教传来之初，必无新型的佛寺建筑产生，或借于官宅成寺。

我国的佛寺建筑，除窟洞石寺外，全属固有的木造建筑。这种木造建筑，在佛教输入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色。如柱以石为之，柱和柱之间砌砖或石，其上覆石条;柱已有卷杀收分之法，其状如梭;柱础以莲办为饰;斗供是花茎状;昂，漠赋中已有“昂”一词，功用和椽相若;屋顶有四注，歇山均有，坡度甚小;椽有放射形和正椽两种;天花即为方格之藻井，中刻绘莲花。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建筑装饰，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不少新气象。其后各代佛寺建筑多有演变，且各具特色，著名的有南北朝河南嵩山寺、北齐大庄严寺、隋天宁寺塔等。

㈢佛教封中圆哲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初人中国时，与道术并行;魏晋南北朝，与支学合流;唐以后，各宗派成立，尤为中国思想的表现。

东汉末期，朝政混乱，黄巾叛起，董卓之变，三国争衡，至晋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胡族入主中原，整个中国的思想哲学，随著时代**而起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无论君臣人民，都已披上神道谶讳之说，任何行事都迷信神仙道术。老庄哲学更是乱世的产物，看破人间种种丑恶，对现实制度不满意，亟想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佛教适时传入，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思想，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借著形态上的相似，通入佛教，使佛教夹杂在道术、玄学之间。

王弼、向秀注老庄，注周易，开创六朝玄学的风气，一般学者也以精研老庄周易为时尚。但这些方术和玄学都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理为原则，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佛教为了脱离方士而独立，开始在各知识分子和君王的提倡下，积极翻译佛经，使中国人了解佛教真义。清谈派的学者，则以人和造物者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于是，佛道声气相通，脱离了神仙道术的思想，并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价值。魏晋时代，讲佛学者引用老庄，讲老庄者引用佛学;老庄的“无”，即是佛教的“空”、“无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发明。

唐代，各宗派先后兴起，其思想虽源自印度佛教，却表现出中国的境界和特色。从天台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倾向;从禅宗，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最高境界，不复有印度气息，完全融合了中国固有的老庄文化。

㈣佛教对中圆科学的影响

随著佛教的传人中国，中印交通渐趋频繁，印度文化源源而来，除佛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学工业等。

一、历法、算术方面

古印度的天文算术发达甚早，曾受希腊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天文学。南北朝时，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盛行于中国。《旧官书》卷一五八四西戎传日：“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隋书》卷三四经籍著录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虽然这些书籍已经亡失，仅存其名，但可知隋代已经译出印度天文历法六十卷。

谈到算术，《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马算法》和《算经》各三卷。汉末徐岳撰《数术记遗》一卷，北周甄鸾注释。徐岳之学，得自汉代《历法》作者刘洪。甄鸾是北周时代笃信佛教的数学家，则根据《楞伽经》加以注释。北魏时代，算数博士段绍，其学传自佛教徒。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的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之法。晋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中国用十位计数，共有十五位，即

一、

十、百、千、万、亿、兆、一只、垓、秭、楼、沟、涧、正、载。实际上，亿以上以万数表之，佛教经典中所举的洛叉、俱胝等，其数量计算位，更超过人间所用的数泣，纯属地上菩萨的境界。中国的十六位，从一数起，或为印度古来相传的计数法。

二、医学、工业方面

印度医学发达甚早，东汉安上高就是著名的医术者，来华传教之余，开始传入印度医药。梁《高僧传》卷一安士高传谓：“善针(血+永)术，睹色知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一牟子也说：“佛家有病，而进针药。”故针药实传自印度，后汉时针(血+永)诸术盛行，如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世。晋代葛洪、梁代陶宏景等人的炼丹及五行思想，多少也受了印度医术的影响。

北瑰时代，西方琉璃传入中国，为国人所喜爱。琉璃为大秦国特产，共有赤、白、黑、黄、青、绿、缥、柑、红、紫等十色。当时中国人对琉璃极为珍视，《北史》大月氏传，月氏商贩京师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为琉璃工业之始。此外，中国的熬糖法、葡萄酒酿法等，也都来自印度、高昌。用具方面，汉灵帚时已使用胡床，称为榻，来自波斯，经印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汉文的“榻”字，殆由波斯语译音而成。(注十三)中国古代习惯，室内施席而坐，室中施床，上下皆席，入室解屦，没有椅、几等具，至后汉始有，六朝隋唐使用更广，可见其影响。

在汉以前，中国虽已有邓析、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名学)，但完整的论理学，却要等到佛教因明学输入以后，才开始建立。

㈤其他方面

在民间生活中，睹博游戏用的骰子来自印度，印度四千年前的吠陀文献已载有掷骰子，印度著名的史诗《大婆罗多》，载有坚阵王因掷骰子而输去妻子的故事。中国则在出上的晋代坟墓中，才见有陪葬的骰子。其他如印度的幻术(变戏法)和舞蹈，都对中国产生影响。印度重视舞蹈，手部的各种姿态称为“手印”，象征着戏剧的内在含义，这种手印与佛教密宗有关;中国戏剧里许多象徽性的动作，可能就是受到这种手印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较迟，到元代才发展成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受到印度乐舞的影响。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且遍及生活各个层面。中国文化将这股传自中亚、西域各国的外族文化，吸收、融会之后，再创新出属于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

五、结语

对整个中国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化最巨大、社会最紊乱、民族最复杂、文化最奇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所蕴育出来的佛教文化，实具有承汉启唐的重要任务，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中流砥柱。在这段期间，中国吸收大量新文化，对它融会之后，再展现出气象清新、光彩夺目的中国文化，实可供今日东西文化互相冲击的参考。

汉代佛教输入，和明末清初欧风东渐的情形有些相似，起初二者的影响都不大。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才涌出一股新思潮，和儒道二家并驽齐驱，鼎足而三。近百年来，中国面对西潮的冲击，则引起学术界的文化论争。佛教和西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主体文化逐鹿中原的态势，但佛教影响中国的，只在宗教、思想、艺术方面，性质比较单纯，不若西洋文化的影响那么复杂。如果我们往以后的历史看，便知开通的唐朝社会，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能接受客体文化深入主体文化的堂奥，促使“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希望我们能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来观察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影响，藉以了解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发扬光大之，变成一个伟大新文化的经验。

注 释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

二、同注一。

三、《三国志》魏略。

四、《北平图书馆刊》六卷。

五、《高僧传》习禅篇。

六、《后汉书》襄楷传。

七、《魏略》西戎傅。

八、《后汉书》本纪。

九、译《四分律》，竺佛念笔受。

十、《释氏稽古录》载“自永平至建安，共译经二百九十三部”。

十一、《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昔，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十二、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十

三、“榻”字译自波斯语TakhTa，原义是帝座、椅等。

参考书目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

二、劳干：《瑰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三、《两晋南北朝史》(台湾开明书店)

四、霍韬晦：“中国佛学的回顾”，《哲学与文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六年十月)

五、霍韬晦：“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答客问”，《鹅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八年四月)

六、王联章：“略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香港佛教》第二一三期(民六十七年三月)

传统文化概论佛教范文第6篇

1 环境感知:地域概况

1.1 周原腹地:扶风县

扶风因“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而得名, 地处关中平原西部, 是宝鸡市的东大门, 是西周文化发祥地;周文化、汉唐文化与佛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素有“周礼之乡”“青铜器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地势北高南低, 以平原、台、塬地形为主, 县境内最北部有乔山, 亦称野河山, 主峰瓦罐岭, 海拔1579.8 m, 峰顶西南东北走向, 山梁呈雁列状分布, 山顶系层层青石, 山腰天然牧草, 山脚人工林木。渭河以北至黄土台塬坡角, 分为一、二、三级阶地;渭河南系平坦广阔的滩地。周原遗址位于法门寺西北3 km处, 是《诗经》所言“周原朊朊, 堇荼如饴”之地。自西汉神爵四年 (公元前58年) 周原发现第一件青铜器以来, 累计出土青铜器数以万计, 其中晚清“四大国宝”中的毛公鼎、大盂鼎就出土于此。这一地区北倚岐山, 南临渭水, 形如高阜, 海拔900 m。据史书记载, 这里是周人的发祥地和商朝灭亡前的都城遗址。

1.2 因寺设镇:法门镇

法门镇位于扶风县城东北9 km处, 因皇家佛教寺院法门寺而得名。现在的法门镇是于2002年初由原法门镇、建和乡和黄堆乡3个乡镇撤并组成。既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门寺及宝塔、周原遗址和周原历史博物馆, 又有春秋时代晋国音乐家师旷墓和唐杨鄠墓及碑。马援祠堂、杨珣碑、中观山、西观山、野河自然生态观光区、子牙庙、封神台等诸多旅游自然景点景区已对外开放。全镇周边建成万亩丰产方田2个, 优质粮面积3333 hm2, 种子田733 hm2。果、辣、畜、牧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带动促进法门镇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有了新突破。果品经营已成为法门镇一大优势产业, 全镇共有果库18个, 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边贸口岸建立果品营销业务, 已和国际市场接轨。

1.3 镇轴建宫:大佛宫

从法门寺宝塔轴线向南, 通过三门四柱五楼牌坊和圆形假山花坛就是东方佛都大佛宫, 建于2009年。以三开间二层门楼为入口, 两侧各七开间二层门面和办公用房, 门前成对设置华表和石狮;入门以弥勒立佛和许愿池上的单孔拱桥为障景, 站在桥头上俯瞰全园;以八仙列阵为轴线 (与佛都主题不符) , 以两侧的回环水池、拱桥、佛塔和六角单檐亭为主景, 以对象和八角半球宝顶亭为过渡;以四方台上的四面五方露天大佛宫为高潮, 总高53.7 m, 建筑面积3579 m2;内部采用雕塑、壁画和声光电设置佛陀教义、释迦创教、玄奘取经、鉴真东渡、善恶因果和朝拜厅;沿扶梯通过腹内直登宝顶万民伞举目四望, 与法门寺宝塔轴线相对, 千里周原风光尽收眼底, 让游人有脚踩祥云手摘星辰之感。

2 文化梳理:佛教特性

2.1 基于文化神秘的美学性

法门寺佛教文化除了具备宗教性、浑然性、思辨性和操作性一般美学特征之外, 还独具以下三方面的美学特征: (1) 集中体现为以真身舍利弘扬佛法的具象美, 法门寺佛教文化史的神秘美的关键就是佛指舍利瘗藏、重现之历史。 (2) 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 深受密宗熏染, 地宫文物的陈设、布局依照密宗仪轨, 法器、法物及佛菩萨造像均显示了密教特征, 系唐密曼茶罗的极致。充分显示了密宗瑰奇斑烂的审美理想世界, 集中显示了佛教密宗的神秘美。 (3) 法门寺不仅与密宗关系特别, 而且“八宗共融”, 是佛教“九经”“十二部”的中心道场, 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处融汇点, 具有融摄美[8]。

2.2 基于文化调和的圆融性

佛教从印度远道而来, 根据中华国情大体沿着先对外调和、继之对内融摄, 由烦琐趋于简易的轨道演变。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 也和中国专制社会由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步伐相一致;在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和中形成了圆融性的特点。法门寺作为“皇家寺庙”, 以“实物”的形式再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征。对内不仅禅净密律兼有, 而且大小乘兼融;对外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调和, 呈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并以奉藏佛指舍利的特殊身份而成为长安佛教各法门的大会聚, 在“佛教”的总旗号下共处于同一寺内, 弘传释迦教法, 使中国佛教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铸就了圆融性的品格。即以“圆”为极致, 圆融无碍、圆满无缺也[9]。

2.3 基于文化道德的慈悲性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道德观念。以慈悲为本, 怀大慈大悲之心, 行同情怜悯之业, 是佛教道德的一大特色。慈悲, 即拔苦予乐, 解除众生的痛苦, 给予众生以快乐。慈的功用在于使众生快乐、幸福;悲的作用在于去除众生的“贪、恚、痴”的苦恼, 使之摆脱苦难。佛教的慈悲观性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文化资源: (1) 有益于鼓励人们扶危济困、严于律己, 追求理想的至善境界。 (2) 能使人们克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 塑造健全的人格。 (3) 有利于净化社会、弘扬正气, 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10]。

2.4 基于文化超越的向心性

尽管人们在“自然”“社会”领域获得了重大成就, 但是尚未摆脱对物质文化的过度执取和疯狂追求阶段, 因此导致在“自我”领域越来越深地陷入困惑与迷茫。文化精神的超越方向不是指向外在的环境, 而是指向我们的内心世界, 并必须借助于丰富深刻的智慧见地。佛教之“内明之学”, 儒家之“正心诚意”, 道家之“乘物以游心”, 共同构成了“心文化”的主要内容。因其深深触及人类的本性, 故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不朽价值。这场朝向内心的伟大进军势必开启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11]。

2.5 基于文化传承的创新性

佛教文化的传承内涵十分丰富、方式多种多样, 是一个不断在时间上承继、在空间上传播的过程, 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在历史和地域的传承中协调矛盾、平衡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创新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标志。在弘扬佛法方面, 既要求符合佛法、真理, 又要求契合时代特点和传教对象的具体条件, 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求真是创新的动力, 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创新的途径。佛教文化是开放的动态体系, 它的发展表现为传承, 又表现为创新, 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12]。

3 前期功能表达:一轴两翼法门寺及其佛学院、珍宝馆

3.1 主轴线上法门寺

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皇家佛寺, 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重建于1988年的法门寺, 以入口莲花铺地广场为观赏点, 以五开间青砖灰瓦庑殿顶山门为序曲, 以成对青石石狮为把守, 以金碧辉煌的五开间歇山顶前殿为陪衬;以八角十三级密檐式青砖真身宝塔为构图中心 (图1) , 以八角地宫为游览重点, 以双坡顶单面空廊与角楼为空间围合;以青砖台上的钟鼓楼为两翼, 以七开间四跨庑殿顶带回廊的仿唐大雄宝殿为动态活动中心, 以东西厢房、藏经楼及其廊院为静思禅修中心;以方丈室、祖堂 (图书馆) 和廊院为尾声, 以莲花青砖铺地为基调, 以莲花低矮围栏为边界, 以四季花木为点缀, 以松柏林带为背景;形成轴线明确、中心突出、风格鲜明的皇家法门寺院落景观系统。

3.2 东翼并行佛学院

与法门寺并行位居东侧的佛学院, 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汉传佛教高等院校, 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为院训, “以信仰为根本, 以解脱为目的, 以教育为中心, 以文化为纽带”。法师们道心坚固, 信仰虔诚, 除了办佛学院之外, 还积极参与承担法门寺的重大接待和重大法会。全体法师每天集体学习90 min, 学习的内容以《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瑜伽师地论》为主。从南向北依次为:五开间双跨玉佛殿, 流线双肾放生池及其单跨拱桥, 青石台上八角重檐攒尖顶千佛阁, 四组寮房, 斋堂, 14栋双排并行教学楼, 法堂。其中教学楼分别命名为正勤楼、正心楼、正见楼、正法楼和闻思楼等。

3.3 西翼偏南博物馆

与法门寺并行位居西侧的博物馆, 利用法门寺门前广场, 以铜龟和禅杖为表征景观, 以三开间双坡顶大门为东入口, 以南侧“U”型围合的游客接待中心、多功能厅 (唐茗宫) 、贵宾接待厅和佛尊阁为经营活动中心;以竖向置石 (题刻法门) 为中心转折点, 以佛足和手印景观亭为引导;以东西向“U”型排列的十一开间的历史文化陈列室为主景, 以地下唐密曼荼罗文化陈列为地下主景;以渐次升高的青砖十字台上的十字型珍宝阁为构图中心, 以八棱莲花青石经幢和卧虎为两翼, 以黑色花岗岩佛像群阵为点题, 以四季花木为背景, 充分展示法门寺地宫的佛教臻品的艺术魅力。

3.4 法门鼓楼晓钟声

钟鼓楼作为法门寺的主要建筑, 随着由此发出的声音强弱, 既显示着寺院的兴衰, 也是周原数十万勤劳人民振奋劳作的兴奋剂。故有“晨钟一响, 懒汉心慌”之说。1994年重建, 正方形底座10 m见方, 下宽上窄, 全用青砖砌成54 cm厚的围墙, 高10 m, 上架平台, 台上四角立柱, 柱上盖仿唐古典楼顶, 斗拱挑檐, 雕梁画栋, 琉璃瓦顶有七环相轮, 楼内有梯, 可登楼顶。左楼置一直径2 m的大鼓, 右楼悬垂重3600斤 (1800 kg) 的铁钟, 象征周天360度, 钟体铭文为一部完整的《金刚经》。每天晨钟悠扬, 波镇云天, 周原人民在钟声沐浴下勤奋劳作, 创造着幸福的生活, 陶冶出淳厚的民风。逢重大节日或佛事活动钟鼓齐鸣, 配合悠扬顿挫的佛曲, 使人陶醉, 如临仙境。

3.5 铜浮屠式珍宝阁

珍宝阁是博物馆的中心建筑, 根据出土的铜浮屠的形式仿建。建在由汉白玉作栏的6.6 m高的青砖、钢筋混凝土的平台上, 坐北向南、上下两层, 四角正方, 门外有廊、廊外有栏。阁上仿唐形式, 青砖筒瓦, 飞檐、挑角、兽脊, 以珠宝形青铜顶的五层相轮, 在阳光照射下, 熠熠生辉 (图2) 。环阁一周, 举目远眺, 可望周原千里风光。一层展示四箍十二环锡杖、八宝重函、银宝函和三重保函;二层展示捧真身菩萨;其他展厅陈列着地宫出土的金银、珠宝、玉器、琉璃、丝织、经卷等稀世珍宝二千多件。

3.6 风雨变幻法门塔

为了纪念法智、法仁两位高僧, 在中国建造第一座天竺式的“窣堵坡”圣冢。魏时 (公元499年) 曾建一座一层宫殿式的木塔。唐时 (公元765年) 曾建四层木塔, 塔下地宫安置佛骨舍利, 顶上琉璃瓦, 上套大小不等、形似车轮的圆盘名“轮相”。明时 (公元1572年) 曾建砖塔十三级, 高46 m, 八棱, 顶有覆钵型塔刹。1985年新建十三层八棱砖塔, 塔基周围56 m, 塔高47 m, 塔体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外用青砖, 塔下保留唐地宫原形。塔身八面八角, 分别砖刻浮屠耀日、舍利飞霞、真身宝塔、美阳重镇和乾、艮、巽、坤。塔的八角各悬铜铃, 共104铃, 风吹铃动, 叮咚有声。塔内设旋梯直达塔顶, 每一层均有平台, 通过塔门, 可遥观四周景色。

3.7 万德交归塔地宫

地宫是唐代佛教密宗修法的坛场, 以“曼荼罗”为修行形式, 提倡“即身成佛”的理论, 举行罐顶仪式, 洗去身心之垢秽。这里是圣贤集会之所、万德交归之所, 供诸佛菩萨1461尊, 可以使大德高僧弟子信徒圆满功德。有汉白玉浮雕彩绘四铺阿育王塔、汉白玉灵帐和铜浮屠精舍, 有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银金花四轮十二环锡杖和鎏金单轮六环铜锡杖, 有鎏金卧龟莲花纹朵带五足银熏炉、素面长柄银手炉和鎏金十字折枝花银碟, 有八重宝函、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和双凤宝盖纹银棺等,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4 后期文化表达:法门寺文化景区序列

4.1 和合主题构思念

立足世界佛文化交流中心的战略定位, 秉持世界文化交流、精神文明提升和佛法宗脉传承的指导思想, 以“高、纯、繁、简”为设计总则, 实现“一山四海会”的文化旅游功能、“一指法门开”的文化对话交流功能、“一脉传如来”的朝拜法会功能, 实现从“历史的法门”到“世界的法门”[13]。以山门广场“U”型空间为序曲, 以天地树阵为双眼;以五开间佛光门为开头, 以成对净水莲花池为观赏点, 以六牙白象和青狮为列植对景;以三开间般若门为转折, 以善缘阁和佛光阁为经营双耳;以一开间菩提门为障景, 以开敞式空性圆融门为引景;以佛光大道为景观轴线, 以对称排列的十尊鎏金菩萨坐像为主景, 以交叉其间的六组经幢阵为辅景, 以两侧的佛陀胜迹和法界源流为佛文化展示;以六度桥为上升转折, 以万人朝圣广场为活动中心, 以三组莲花池为轴线聚焦, 以合十舍利塔为景观高潮;以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为背景, 以法门寺宝塔与博物馆为资借, 形成规整大气、面南坐北、金碧辉煌、彰显和合的佛教文化主题景区。

4.2 四重法门六度桥

(1) 四重法门接众生:佛光门以佛光普度一切众生、以光明来接引芸芸众生去往佛的彼岸;般若门体现在修行过程中只有智慧、只有般若为前行指导才能觉行圆满、达到无上正等正觉;穿过菩提门则像睡梦初醒、豁然开悟, 突入彻悟途径, 顿悟真理, 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只有门柱的圆融门 (兼有钟鼓楼功能) 体现的正是佛教以观察诸法“空性”为入道的法门 (图3) 。 (2) 静心池中莲花意:佛光门与般若门之间, 两侧两泓静水, 各七组莲花雕塑乃佛教圣物, 并以红色莲花喷泉在空中展现, 表示处于混沌的世间却不被其污染之意, 两池之间接引大道中心有青铜观音解印雕像, 两侧分别以八组六牙白象和青狮作为背景。 (3) 十八罗汉列两旁:在菩提门与圆融门之间, 对称排列十八罗汉, 降龙伏虎、各执法器, 神态各具、惟妙惟肖。 (4) 六度修行台阶桥:对象指引六度桥, 两侧坡道浮云间;六组台阶六级攀, 迎佛盛世大世面。六层台阶体现佛教中六种修行方法, 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

4.3 佛光大道列菩萨

佛光大道作为景观主轴 (图4) , 宽108 m、长1230 m, 将景区分为东西两部分。大道两侧分别为佛界著名的十尊菩萨, 贴石四方基座, 主体锻铜, 面层喷金色氟碳漆, 高18 m, 两两相对、胁侍三圣, 各居其位、各表其法。 (1) 法苑林菩萨盘腿莲花座, 右手持法瓶相;大妙相菩萨盘腿莲花座, 左手持金盒法相;胁侍弥勒佛, 并称弥勒三尊。 (2) 普贤菩萨盘座卧象, 左手持如意法相;文殊菩萨盘座卧狮, 左抱锏右持板法相;胁侍释迦牟尼佛, 并称华严三圣。 (3) 地藏菩萨青狮驮莲座, 右手持杖法相;观世音菩萨盘座麒麟, 手持宝瓶柳枝法相;胁侍释迦牟尼佛, 并称婆娑三圣 (图5) 。 (4) 日光菩萨盘腿莲花座, 左手持莲花火轮法相;月光菩萨盘腿莲花座, 左手持莲花火轮法相;胁侍药师如来, 并称东方三圣。 (5大势至菩萨盘腿莲花座, 左手持莲华法相;观自在菩萨盘腿莲花座, 右手持莲华法相;胁侍阿弥陀佛, 并称西方三圣。并以十组各六个八棱莲花经幢 (图6) , 展示各自佛经经典, 成为菩萨室外法相整体。

4.4 东区佛陀胜迹

在微地形和四季植物围合的空间中, 以自然回环的园路为纽带, 以园椅、园灯和音响点缀, 从南向北展示是佛祖从诞生到涅的整个过程。 (1) 太子诞生:双重花坛青草间, 青石像下摩耶眠;梦见白象腾空来, 右肋进身如服甘;反视自身如关照, 入梦受孕太子生。 (2) 出游感苦:太子出游看人间, 老病死苦都难免, 偶遇僧人受启发, 决意修行求解脱。 (3) 夜度凡尘:四壁浮雕繁华世, 轻歌曼舞别妻儿;骑马离城浮云起, 四大力士举马蹄;夜读凡尘抛世俗, 道路曲折志更坚 (图7) 。 (4) 六年苦行:南渡恒河来伽山, 红崖洞中盘腿坐, 拒绝美味如枯木, 勤奋精进苦六年。 (5) 菩提悟道:三圆花坛套相连, 三株菩提构空间;太子禅坐居中间, 四十九日豁然悟;正等正觉为无上, 明星出现天地间。 (6) 初转法论:白皮松林菩提下, 佛祖端坐神态安;鹿野苑中四圣谛, 白鹿围在弟子间;屏气凝听转法论, 静坐条凳步石间。 (7) 普度众生:转轮圆池九黑珠, 如意桥上度众生;同心佛器满众愿, 感悟佛法登彼岸 (图8) 。 (8) 双林灭度:对植银杏双圆旁, 阿难设席又铺床;佛祖头北面西卧, 八十安详圆寂去;弟子流涕又顿足, 仰面嚎啕在佛旁。

4.5 西区法界源流

从北向南展示的是自佛祖涅后佛教发扬光大的远大历程。 (1) 王舍城结集:佛陀涅槃弟结集, 五百罗汉王舍城;七叶窟前行佛法, 共同会咏统一法;迦叶主持阿难诵, 优波离诵出律藏;乐于放下完善己, 最后涅槃平静乐 (图9) 。 (2) 阿育王弘法:印度孔雀三代王, 统一印度行布施;高僧结集第三次, 狮头宝座弘佛法;海外传播划时代, 舍利顺时传中国。 (3) 南传佛教:东南亚国火寺宗, 枫叶亭下九行僧;持钵漫步依次行, 回归自然朴素生。 (4) 汉传佛教之中国八宗:东汉佛教传中国, 八大宗派经柱立;四僧写读译佛经, 三马驮经梦金人。 (5) 汉传佛教之净土宗:一家四口在池畔, 放鱼放龟山野池;僧人摇铃念佛号, 以求往生极乐界。 (6) 汉传佛教之禅宗:达摩面壁在少林, 盘漆而坐整九年;明心见性开禅宗, 竹林条凳任君坐。 (7) 藏传佛教:七彩经幡喇嘛教, 六组经桶轮流转;三组唐卡为主景, 浮雕景墙话源源。 (8) 佛法东传:前僧持杖捧经卷, 东传日本和朝鲜;后僧打坐心清净, 过海穿石留足迹 (图10) 。

4.6 万人朝圣舍利塔

万人朝圣广场, 既供大型或庆典活动之用, 又让游客从四面八方瞻仰合十舍利塔。七彩莲台四方间, 国槐树阵列两边;三组方池对双雕, 方塔双鱼合十指;莲花铺地莲纹嵌, 万人广场青石板。塔高148 m, 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1”表示佛祖与众生无别, 佛陀是觉悟的众生, 众生是未觉悟的佛陀;“48”指农历四月初八, 为佛之诞辰日。外观形状为三层莲花台座, 台座上为一个双掌合什形状的双塔楼, 掌中外斜墙上布满方格佛龛, 佛龛中有各式造型的金身佛, 名为万佛龛。平面十字塔内, 南侧为弥勒佛、韦陀和四大天王, 西东分别为地藏菩萨和千手观音, 中间为化身佛、阿难佛、迦叶佛和舍利宝函。立面通过双手合十的建筑造型 (图11) , 表现了佛教和合、和睦、和谐、和平的思想内涵。塔内地宫供奉有世界唯一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在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 将从塔内地宫升到舍利塔一层, 供各位游客、香客、信众瞻仰朝拜。

4.7 餐饮住宿购物店

(1) 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综合服务, 包括游览咨询、失物招领等, 处理游客游览时遇到的各种突发问题。 (2) 佛光阁:为西北地区首家佛文化体验馆舍, 按五星级标准兴建, 房间装饰典雅别致、设备齐全, 设有素斋餐厅、禅修房、禅茶室、讲经堂和藏经阁。 (3) 佛缘堂:提供种类齐全的法器 (如木鱼、香炉等) 、开光纪念品等, 可供做法事或供养佛菩萨。 (4) 丹青阁、妙相堂:提供各类字画、高档佛珠、高端玉器、红木家具、手绘 (绣) 唐卡等。 (5) 祈福堂:提供佛龛、佛像、佛珠等工艺品。 (6) 抄经堂:抄经祈福、供养经文, 售卖各类手珠、念珠、挂坠等。 (7) 菩提树祈福:菩提树挂菩提祈福叶, 开展祈福飘带互动祈福活动。

5 结语

法门寺佛教文化旅游景观表达, 主要是在研读佛教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园林发展形势, 从主题建筑、四重法门、罗汉菩萨、佛陀胜迹和法界源流等方面着手营造出适合今天的佛教文化的浓郁园林景观。其成功之处除了“五化” (建筑主题化、景观序列化、符号形象化、历史雕塑化和经营系列化) 之外, 还表现在: (1) 目的明确。佛教文化的精髓在于形成道德自治, 劝导人们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使人的道德修养渐趋完备[14]。 (2) 环境优美。在背山临河的周原腹地, 遍植树木花卉, 营造一方净土, 形成幽雅清净的生态小环境, 并注意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协调, 使佛教寺院文化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15]。 (3) 完美融合。景观雕塑小品分设佛光大道两侧, 均取意于佛经上记载的佛经故事以及佛教的发展历史, 立意新意;其北端高高耸立着建筑群的结束点地标合十舍利塔, 立意以圣为本 (佛祖圣体, 佛教圣地) ;融时代性、创造性和佛自性为一体, 并把佛教宗旨、佛教文化和现代建筑完美地融合在一起[16]。 (4) 主体自觉。以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民众的心理健康服务;并通过禅定使人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 活跃心身机能, 达到真正的健康的目的[17]。 (5) 彰显特色。佛教文化景观表达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相比有其独有的特点, 崇尚自然和谐, 提倡众生平等,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宗旨, 追求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18]。 (6) 氛围营造。通过两种方式方法来体现景观的文化内涵, 触动参观者的心灵。一是通过象征, 创造佛教文化景观;二是利用植物, 营造佛教文化氛围[19]。总之, 在一个经济增长稳定、营销模式良好的产业循环下, 文化产业才能将所有关于文化的意义更好地传达。法门寺文化产业营销模式的独到之处在于, 它能将文化传承、社会公益和经济价值结合起来, 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服务是基础, 经营是灵魂, 机制再造是核心, 流程重组是关键, 品牌共享是招牌[20]。

摘要：佛教文化旅游的真正魅力, 在于亲身体验佛教对人调心、佛教净化人内心的功能, 通过禅修来培育心灵。佛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其开发、利用到发展主题文化旅游中的重要意义。以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及其文化景区为例, 在挖掘扶风人文历史底蕴的基础上, 立足于东方佛都的区位优势, 紧扣“佛教文化”特性脉络, 从“环境感知、文化梳理、功能表达和文化表达”四方面统筹构筑佛教文化旅游景观体系, 以充分认识佛教文化景观表达对主题文化旅游开发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门寺,法门寺文化景区,佛教文化,文化旅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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