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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背景范文

来源:漫步者作者:开心麻花2025-09-191

提出背景范文(精选9篇)

提出背景 第1篇

语文研究性学习这一概念, 是为了便于区分学科研究性学习和作为综合实践活动组成部分的研究性学习课程而提出的。它指的是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一种类似项目研究的情境、途径, 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索、体验、发现, 借以强化其收集、整理和输出信息的能力, 从而提高语文素养, 增进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1. 语文能力培养

受应试教育影响, 我国的语文教育在操作层面常被落实为“模拟考试”, 学生的语文学习也往往就是将“标准答案”从教师布置的模拟卷到考场上的测试卷这样的运作过程, 由此导致语文能力培养目标的没有实现。读的方面, 学生常常是抱着备考的目的直扑“考试重点”, 况且有大量的定论可供参考, 其情感和思维很受“定向性”的局限, 难以产生独特感悟和个性化体验。教师按照大纲、教学计划备课、授课, 而且连教学过程、步骤等都是预先设定的, 教师本身也似乎无需深入解读文本, 难以和学生结成真正意义的“学习共同体”。作文教学中的问题尤其严重, 不是“言为心声”而是“言为工具”, 甚至有不少学生认为要得到高分就只能“言不由衷”。而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由于我国的语文考试从来就不考听、说, 学生因其“没用”而不予重视, 所以, 在语文课堂上进行口语交际能力训练总显得“不务正业”。如此一来, 语文学科的本来面目在教学过程中被严重扭曲。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语文教学必须面向学生的内心世界, 将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而不能只将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作为关注和研究对象。

2. 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型已成必然趋势

学界将学习方式分为接受式和发现式两种, 而且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但在传统语文教学中, 接受与掌握表现过于突出, 而发现与探究常被忽视, 致使语文学习成为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的过程。因此, 新课程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和探究, 倡导乐于动手、勤于提问、敢于质疑的语文学习方式, 要求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加强互动与交流。相应地, 中考和高考命题越来越注重综合素质的考查, 强调知识的网状结构和有机联系, 突出与现实生活、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开放性试题。这显然是要引导语文教学增强应用意识,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简言之, 这就势必要改变过去单纯以备考为目的的语文学习方式。

提倡研究性学习, 是因为它以激发求知欲为基点、以探究和发现为主要方式、以意义构建为价值取向, 以培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目标是:学生通过阅读实践获得与作家、作品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的切身体验;通过写作养成运用语言文字输出信息和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通过和老师及其他同学的对话, 学会快速分析和重组他人言语等信息资料, 同时学会分享与合作, 进而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语文教学改革的大方向, 只能是让学生通过感悟和体验文本加深对学习价值、生命意义的认识, 借以升华其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 从而使他们学会学习, 学会做人, 学会生活。惟其如此, 语文学习才能达致关乎生命意义的高度, 也才能谈得上并体现出学习者的生命价值。

二、语文研究性学习提出的历史背景

1.20世纪80年代以前语文教学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语文教学结构模式, 发端于赫尔巴特的“四段论”, 后因输入了凯洛夫的“五环节”而得以强化。“四段论”和“五环节”的理论依据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课程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流派, 于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 之后占据西方心理学界的主导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将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确定为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言语行为 (或语言习惯) 。提倡根据程序教学原理编排教材内容, 将知识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分解成一系列的知识项目 (或知识点) , 然后将这些知识项目组合成一套前后衔接、逐步加深的训练程序, 让学生按照这个程序循序渐进地学习每个知识项目;再通过学习情况的反馈和矫正补救, 使学生最终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项目, 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行为主义者强调模仿练习和强化运用, 必要的练习, 包括重复性的机械练习, 对于一般技能的简单学习是很有效的, 然而对思维要求比较高的阅读理解和作文构思等高级智慧技能的学习, 反而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于是, 以“四段论”、“五环节”模式为蓝本的传统语文教学, 到了20世纪80年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2.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三个面向”的新形势下, 语文教学改革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在诸多改革成果中, 最具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有:“三主四式”教学法 (钱梦龙) 、“六步教学法” (魏书生) 、“六课型单元教学法” (黎世法) 、情境教学法 (李吉林) 、点拨教学法 (蔡澄清) 等。语文教学改革的这些阶段性成果, 其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人性中心课程论”和认知学习理论的语文课程观。

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的“人性中心课程论”, 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 其语文课程观为:以学生为中心, 由学生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既要对学生有个人意义, 又要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 并能促进其个性发展, 满足其自我实现的人生需求;将学习过程作为学习对象, 让学生学会学习比掌握课本知识本身更重要。而认知学习理论的语文课程观可以归结为:语文课程目标应该分类设置;语文课程的实施应该是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在评价标准上, 不必强调答案的唯一性, 而应侧重于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进行意义建构和进行推理的过程。

事实上, “三主四式”教学法等改革成果, 多半情况依然是由教师预先设定好一条自以为最佳的学习路线, 然后引领学生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亦步亦趋地实施语文学习, 最后尽可能地将全体学生带入“设计”之中, 接受权威者的某种定论。它并未能根治传统语文教学的流弊。而新课程所要求的语文教学, 理应培养学生主动探求的素养和发现新知识的能力, 强调学生自主解读、自主解疑, 并在与他人的研讨中学会交流和表达, 让学生的心灵真正得到解放。

三、倡导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 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富有时代意义的选择

语文研究性学习以转变学生语文学习方式为出发点, 强调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体验获得对文本最直接的感受, 要求学生能从各种渠道去寻找理解文本内涵及相关知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 并能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提炼, 从中发现有益的、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运用信息工具和网络技术, 并了解项目研究的一般流程及方法, 尊重和欣赏前人的研究成果, 感悟、享受文学经典与人性的光辉。语文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树立以研究学生的学为主、而非研究教师的教为主的观念, 使自己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启发者、促进者、帮助者, 使语文教学适应社会进步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可见, 语文研究性学习价值取向的人本化涵盖了教师和所有学生, 它能促使学生个体在“美的陶冶、智的启迪、德的养成”上获得全面和谐发展。

2. 有益于和谐校园和优良校风的建设

学校要以语文研究性学习引领课堂教学改革, 就必须给教师乐业的空间、创新的空间、发展的空间, 使教师能够发掘自身潜能, 激发内部动力, 从而最大限度地转变教学观念, 在改进语文教学方法上狠下功夫。教师倘能关注、关照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课堂为主要平台和空间, 以研讨和探究为主要形式, 语文教学就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 还能切实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这样就加强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并可借此张扬师生的个性风采, 促进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共进, 进而将校风建设的目标指向“团结协作, 和谐发展”。

3. 有利于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语文研究性学习在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教师不再扮演知识的权威和传授者, 而是“学习共同体”当中的一个参与者和指导者;学生也不再只是作为知识的接受者而被动吸收, 而是由听从教师指令、接受消化“已知”转向主动探索“未知”,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主人。语文研究性学习较以往的接受学习方式更注重培养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它既切合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又顺应了信息化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跨文化学习的时代要求, 在语文教学乃至整个教育改革中,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倪文锦, 谢锡金.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贾勇.大学生研究性学习教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法琨.“五步法”与“四段论”简析.教育研究, 1982 (1) .

[4]比尔·约翰逊.学生表现评定手册.李雁冰,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5]魏书生.语文教学.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0.

[6]吴文侃.当代国外教学论流派.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 第2篇

“低碳经济”首次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当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我国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低碳化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对我国发展带来的挑战。吴邦国委员长2009年视察安徽时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1、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挑战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全球变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焚烧化石矿物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根据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大约1.4-5.8摄氏度。根据这一预测,全球气温将出现过去10,000年中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从而给全球环境带来潜在的重大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天灾增多、冰川融化、疾病肆虐,甚至会因洋流改变而再次进入冰河期。

2、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短缺形势越来越严峻 由于地球化石能源资源有限,随着消费量的剧增,全球能源形势日趋严峻。从世界能源储量看,现有技术经济水平和开采强度下,煤炭可以用200多年,石油可以用40多年,储量十分有限。从能源分布看,据统计,约38%的可采石油储量分布于中东,17.3%和16.5%分布于前苏联和北美,欧洲不足4%,分布十分不均。此外,人类使用化石能源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技术要求越来越强。于此同时,人类使用开采化石能源的速度呈现递增趋势,1985-2005年,世界石油需求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7%。据预测,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消费将以近2%的速度增长,高于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全球各经济区域中,亚太地区需求增长最快,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化石能源资源在世界已探明储量中,石油仅占2.7%,天然气0.9%,煤炭15%,呈现“缺油、少气、多煤”的状况,但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却分别高达4.2%、1.5%和33.5%。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石油大幅进口,我国自1993年起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高达40%,严重威胁着我国的能源安全。目前,我国原油消费量以年均5.77%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速仅为1.67%,供需缺口逐年拉大,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大。

3、美英等发达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复苏需要新引擎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英等发达国家受冲击大,经济衰退程度深。随着多国联合应对金融危机初步取得成效,世界经济形势在近期趋向缓和,但美英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靠虚拟经济拉动增长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美英经济复苏需要新引擎。为此,美国、日本、英国等国提出了所谓的“绿色新政”,希望通过此举重振实体经济,同时加紧占领未来全球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4、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呼声更强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受冲击程度相对较小。经历危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信心增加,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话语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发展中国家巨大的需求拉动。G20峰会逐渐成为各国国际交往的最重要的平台。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希望通过本轮调整,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掌握发展主动权。

5、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孕育

技术革命催生经济飞跃,历史上每一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当前,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革新对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仍然存在,但作用力在减弱,而且面临来自“动力”方面的限制和制约。低碳新能源是继人力、畜力、蒸汽和电力之后的又一次“动力革命”。从当前世界技术发展趋势看,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中。

(二)低碳经济概念

低碳经济概念源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不仅仅是减排,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和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外延十分广泛,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低碳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内涵是以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事物和发展模式。

1、低碳经济包含的内容和相关术语(1)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低碳产业指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有助于减少、替代、存储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类产业,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低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新能源产业、节能减排装备和服务产业、节能材料产业、环保设备产业、节能照明、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业、节能交通物流业、低碳农业、碳汇林业等。广义的低碳产业还包括三次产业体系中,低能耗、低(零)排放的产业形态,如旅游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软件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

(2)低碳技术

“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支撑。低碳技术几乎遍及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如电力、交通、建筑、建材、冶金、化工、石化等,在这些领域为节能和提高能效而采用的技术都是低碳技术。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林业碳汇等领域,开发的一些新技术,可以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是低碳技术。

(3)低碳生活

“低碳生活”在于提倡与鼓励人们从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树立“关联型”节能环保意识,进而控制或者减少个人及设备的碳排量。简单理解,低碳生活就是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宽泛的低碳生活概念还包括低碳饮食、居住面积适中的节能环保型住宅、少开车、开小排量车、开简短的会议、多植树等。

(4)低碳发展

低碳发展是以不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低碳发展模式注重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大量使用碳替代能源,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目标尽可能协调统一。我国提出的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低碳发展的集中体现。

(5)碳足迹

碳足迹来源于一个英语单词“Carbon Footprint”,它标示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总的来说“碳足迹”就是指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6)碳交易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起因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基于《议定书》框架下的三个机制,分别是国际排放贸易(1ET)、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基于以上机制形成了两类全球碳交易市场:一类是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代表的基于配额的交易,另一类是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交易。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全球碳交易规模为60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60倍,交易量攀升至27亿吨。另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于2009年6月19日发布的预测报告,全球二氧化碳交易市场到2020年将达3.5万亿美元的规模。

2、低碳经济的实质和核心问题(1)低碳经济实质

低碳经济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发展低碳经济要求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建立低碳技术体系、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能源系统,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最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2)核心问题

提出背景 第3篇

清水江文书又称“锦屏文书”,是贵州省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珍贵民族民间文献遗产,其中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国的遗存,也有少量明代及新中国建国后的产物。其种类及内容极为丰富,以山林和田土买卖和租佃契约为主,还包括纠纷调解、分家文书、判决、官府文告、委札以及碑文和成册的帐簿、稿本、家谱等。

关于这批文书的名称,是使用“清水江文书”还是“锦屏文书”,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自2006年贵州省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工作小组以来,贵州省各级政府文件以及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至今仍然使用的名称是“锦屏文书”。近年来,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清水江文书”一名。从“锦屏文书”到“清水江文书”的名称演变,主要是基于文书发现地域的扩大。2006年以前,“锦屏文书”主要指的是锦屏县境内发现的文书;贵州省锦屏文书领导小组成立以后,“锦屏文书”的重点保护县扩大到包括锦屏县在内的清水江中下游黎平、天柱、剑河、三穗等5个县。近年来,不仅在锦屏之外的上述各县都发现了丰富的文书蕴藏量,并大有超过锦屏藏量之势,而且在清水江中上游的台江县、黄平县、凯里市和麻江县也都发现了数量显著的类似契约文书。所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使用“清水江文书”之称更符合实际。事实上,黎平县有若干乡镇属于珠江水系的都柳江流域,而近年发现大量山林田地契约文书的岑巩县(亦属黔东南州管辖)则主要位于与清水江同属沅江水系的氵舞阳河流域。因而,从地域概念上来说,清水江文书指涉的地理范围应是以清水江下游为中心,包括清水江中上游各县以及都柳江流域和氵舞阳河流域相毗邻地区的各县(市),占黔东南州所辖16县市的半数以上。

清水江文书自1964年由贵州本土学者杨有赓最早发现于锦屏并开展研究以来,历时已近半个世纪。在有关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清水江文书走出了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逐渐为世人所知,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誉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民族文献遗产。尽管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整理与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相对于其自然流失速度和所处的濒危状态而言,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大力度抢救、整理与研究这宗濒危的少数民族文献遗产,近年来一直是清水江文书属地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有关社会各界都深切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课题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

(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抢救保护: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成员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有赓等人1964年到黔东南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时,在锦屏县文斗、加池等苗族村寨发现并收集了部分清代、民国山林田土契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契约文书当时并没有引进学术界及政府的重视。但杨有赓一直不懈地对锦屏、天柱一带的契约文书开展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工作,并以其研究成果为地方林改工作献计献策,使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人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杨有赓执笔编写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1988年出版),在书中首次向外界介绍了清水江文书的概貌并公布了部分契约文书,随后杨有赓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研究论文。

杨有赓先生对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的研究首先引起了日本等海外学术界的兴趣。1995年,杨有赓获得日本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与唐立、武内房司等海外汉学家合作研究。20012003年,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13卷)相继出版。这套书以林业契约资料整理为主,也有研究论文,是对清水江文书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从而引起了国内学术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清水江文书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

2001年,锦屏县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契约征集机构,合作收集和整理契约文书,契约征办主任由时任锦屏县档案局副局长兼档案馆馆长的侗族学者王宗勋担任。2002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史学家科大卫(DavidFaure)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组成中英联合考察团,赴锦屏民间对林契进行考察。科大卫认为:“锦屏的契约非常珍贵,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保护和抢救。”从2001年至2004年,锦屏县契征办共征集文书原件约14000件,其中交付中山大学复印件及扫描图片约8000件。这些复印件后来成为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和贵州本土学者王宗勋合作整理出版《清水江文书》第一、二辑共23册文书影印图片汇编的资料来源。同一时期,北京林业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等其他省外学术机构及人员也相继加入清水江文书收集研究的行列。

由于省外乃至海外学术机构介入贵州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使贵州省有关地方领导及本土学者对地方资源“主权”流失感到不安,再加上当时的征集整理工作侧重于能够满足学者们著书立说对文字信息需求而忽视其原件载体的有效保护,且有导致多家学术单位在黔东南境内恶性竞争、无序搜掠文书的趋势,贵州省有关政府部门在省内外一些学者呼吁下果断采取干预措施,暂时叫停与省外机构的合作征集工作。2004年9月,贵州省委领导批示:“锦屏清代林业契约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文物,她不仅是锦屏的民族文化文物,而且是黔东南的、贵州的文物,很有价值。应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好、抢救好,不得流失、倒卖,不搞新闻炒作。今后的林业契约的清理、整理等工作,按省的部署,现终止与国内外任何单位和组织的合作。”当时的黔东南州委書记刘光磊也专门作出指示,锦屏县委、县政府为贯彻落实省委、州委的指示,将收集的契约收进县档案馆保管,并终止与中山大学的合作,由档案部门依照《档案法》加大征集、管理力度。

贵州地方档案部门和本土学者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国家的重视。2006年8月,就新华通讯社在第407期《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贵州“锦屏文书”流失严重亟待抢救》一文,国务委员陈至立作了重要批示;同年12月,贵州省成立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贵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把锦屏、黎平、天柱、剑河和三穗5县作为“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重点县。随后,黔东南州和相关5个重点保护县都相继成立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明确只能由档案部门负责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至此,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由以民间和学术机构为主导的自发的学术活动,转变为由政府统一部署的行政行为。这当然是出于地方政府对契约文书资源在无序搜集利用中可能遭受破坏的考量,有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必要性。自贵州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中央财政及地方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契约文书抢救保护经费的投入,取得了如下比较显著的成绩:(1)迄今为止共征集文书进档案馆保存约8万件,并进行了部分原件修复和编目、数字化扫描等;(2)“锦屏文书”于2010年2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3)投资1782万修建锦屏文书特藏馆,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工程已于2010年7月28日在锦屏县城奠基动工。

(二)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的“否定之否定”:政府与社会共谋的架构开始初步形成

虽然近几年来地方档案部门在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1.单纯的文书征集进馆保护之路已经举步维艰,继续征集进馆的难度越来越大。群众不愿无偿甚至有偿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保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林业及土地契约仍然是群众解决山林纠纷的重要凭据。清水江流域在20世纪80年代“山林三定”时,基本上是根据原来的老祖业来确定承包关系,这在当时也得到了乡镇政府的默认,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当群众需要查阅时会很不方便。第二,群众对祖传的东西有怀旧情结,认为契约文书是“传家宝”,舍不得交给国家。第三,有些群众不愿接受无偿捐赠的形式。政府大规模征集契约文书,客观上给群众造成契约文书是古董或文物的认识,认为很有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此,在档案部门继续集中征集收藏的同时,文书生态博物馆的就地保护模式正在应运而生,正在趋向于萌生一种政府与社会共谋或“共管”的新型架构。

2.馆藏文书开发利用的渠道不通畅。虽然文书收集进馆总量已达8万余份,但这些文书还只是锁在库房里的“死”文书,尚未“活”起来实现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如何建立通畅而又安全的利用渠道,向学术界逐步开放清水江文书的查阅使用,促进学术研究,目前还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受职能所限,似乎缺乏整理公布的动力,造成研究成果与如此丰富的文书资源的不匹配。这方面显然需要档案部门与学术单位的密切合作。

综上所述,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和整理,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再从政府单方管理到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的萌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前进的过程。目前,有关清水江文书的学术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整体性的大规模抢救保护为重心,在探索建立多重抢救保护机制及其实施模式的同时,大力推进文书的整理公布和开发使用,以促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发展繁荣。在此背景下,2010年10月,由黔东南州委、州政府主办,凯里学院和锦屏县政府承办的“锦屏文书及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在锦屏县召开,会议由凯里学院副院长徐晓光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吉首大学、贵州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文化宫以及文化部、贵州省、黔东南州相关职能部门的专家领导80余人参会。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认为,和国内文书比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突出,民间藏量大,不下30万份,是藏量上仅次于徽州文书的民间宝贵历史文献,有重要的民族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研究价值。龙宇晓教授根据他对民间需求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文书的村寨原地保护模式。会后凯里学院组织专家对此论证,以“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及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为题名,由凯里学院院长曾羽领衔申报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成功立项。在本次会议上,学术界呼吁最强烈的是开放使用文书档案,以促进学术研究。同样,清水江文书属地的黔东南州政府也感到单凭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希望与当地学术机构整合力量,合作开展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的工作,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并着手申报清水江文书为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从而打造黔东南乃至贵州的世界级文化品牌。当然,这种整合是在省、州、县各级政府为主导的统一规划下的整合。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陈寅恪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近代以来形成的甲骨文学、敦煌学、徽学,无不是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是否也蕴涵着一种或一系列新学问呢?数年前就曾有台湾著名作家兼苗族学者姜穆等人提出过“锦学”或“清水江学”等概念。足可见清水江的地域民族文化,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广袤深邃的空间。正如2008年吉隆坡世界档案大会对清水江文书的高度评价,认为:“贵州清水江地区苗侗少数民族在400多年来创造和保持的混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混农林复合文明,而这一历史记忆的载体就是还在民间残存的大量的但是已濒危的契约文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锦屏土著苗侗民族契约文书保护利用工程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文献遗产,其实也是在为全世界保护一个关于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为了使黔东南苗侗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这宗宝贵文化遗产及其具有世界代表意义的价值早日获得世界公认,凯里学院和黔东南州政府聯合申报本重大招标课题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依托项目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协助州政府编制出高质量的中英文申报文本,力争在项目实施期内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一)清水江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1.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具有民族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并发挥作用。在无本民族文字的苗族、侗族地区产生并保存下来的大量民间契约文书,不仅反映对汉文化的吸收,也弥补了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中史料缺乏的遗憾。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订立的,却都是在苗侗少数民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侗人民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2.填补中国西南地区林业经济史上的资料空白。清水江文书以林契为主,特别是其中的租佃契约以及连带反映租佃关系的买卖契约,正好填补了中国古代、近代契约中缺少山林买卖契约和奇缺山林租佃契约的空白。在内地汉族地区以外地处偏僻之地,苗侗民族栽培杉树,营造经济林,通过贩卖木材,积极参与货币经济,从中可以窥见苗侗民族从18世纪到20世纪积极开展商业性林业与汉族商人竞合的历史过程。这些契约文书对研究清代至民国期间苗侗民族的特殊经济生活及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经济、林业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水江文书进行抢救、整理和研究,必可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拓宽道路。

3.中国法制史与地方史上的研究价值。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研究清代民国的民事与社会秩序,近几年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热点。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契约文化丰富,以前的研究对地域文书普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根据各地不同的契约文书,在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一般性与其地方差异之间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可能是未来区域性文书研究的方向,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会加深对清水江流域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认识,展示黔东南各种不同层次的规则体系之间的差别与互动的同时,也体现了苗侗人民早已具有运用契约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法律意识,对民族法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强调区域性与普适性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式,也适合于地方史研究路径。事实上在中国区域研究与一般性研究之间很难用一时一地资料解释地域广阔、情况多样的各地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而清水江流域在林业经济兴起后,民族地方社会运行的变化与社会秩序的探讨,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

(二)本课题现实意义

1.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启示意义。苗族传统的“议榔”、侗族传统的“合款”带有民主议事的性质。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林业经济兴起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契约及相关规范,造就了一套自成体系而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管理上做到了低成本而高效率。“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清水江流域形成的传统契约型社会管理的历史经验和契约精神,对于当今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2.对市场经济发展和林权改革的借鉴作用。在明清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水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木材为主线的经济产业链条,在种植、运输、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形成一整套规则,产权上做到了明晰而稳定,作为经营主体的商人逐渐确立了诚信、公平、秩序、安全和风险分担的原则。历史上苗族侗族人民在林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规则和原则,对当今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林权改革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3.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重要参考。伴随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国家一体化、法律一体化的过程不断深化。国家司法权力介入后,形成了国家法和民间法二元互动模式,大的纠纷由国家来解决,小的由民族村寨寨老按传统习惯法和民间契约来解决,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以及以契约为基础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今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地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对构建团结、友好、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启迪价值。清水江流域历史上虽然只是传统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但清水江流域苗侗人民在区域开发和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从边陲走向“内地化”,融入大中华,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塑造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清水江流域的契约文书所蕴含的开放式文化交流和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原则,以及清水江各族人民将国家认同、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历史演化进程及其經验,对于我国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与多民族区域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价值。

浅析“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4篇

1978年5月,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 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 “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盛行。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 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邓小平的讲话,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指导思想。邓小平领导的这次全党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是在继承毛泽东领导全党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传统的基础上, 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创新。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成功, 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的重要背景, 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大动力。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是“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必然要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中央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 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确定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邓小平的这一号召, 指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也指明了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因此, 能否适时地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 积极促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多党合作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必然要求。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1982年1月, 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 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 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 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提出具有充分的根据。第一, 新中国成立前, 民主党派就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 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政策;“文化大革命”十年, 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各民主党派的工作空前活跃, 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第二, 民主党派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2]在新的历史时期, 调动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计献策具有重要意义。第三, 长期的多党合作, 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 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 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 以利于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克服缺点, 减少错误。”[3]因此, 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认真贯彻多党合作, 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正确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 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 既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重要作用, 也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发展, 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43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72页.

“中国梦”的提出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第5篇

梦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汇聚时代发展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他的提出不是随口而出,其背后是有着我们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我们人民群众社会期待地真切回应。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各种发展成果的升华与结晶,它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相承接,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相契合,也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然走向。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

一、“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国梦,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历史任务和中国道路,就是让社会事业全面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总之,一切围绕对人民的责任、围绕人民的要求,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国家、社会和人民共同进步。

二、“中国梦”提出的背景

不断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道路背景。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理论背景。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制度背景。

(一)道路背景:不断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国梦走“老路”必穷,是死路;走“邪路”必乱,也是死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经过艰辛探索,开拓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不断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道路背景。

(二)理论背景: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引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理”。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有力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要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实现中国梦。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理论背景。

(三)制度背景: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制度是历史的河床,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要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定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中国梦。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制度背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是经过长期酝酿、有坚实依据、可盼可及的蓝图之梦。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层面,在国内,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此都明确了中国梦有利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应时、应势提出了中国梦。

三、“中国梦”提出的重要意义

“中国梦”传递给世界的核心理念是:个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国家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人民幸福。这种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追求大同社会的时代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充分体现;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结,也深刻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可见,中国梦传递给世界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此同时,中国梦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

(一)对个人的意义

中国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创造活力,传递出一种强大的“正能量”,触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二)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第一,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崛起、四个现代化,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国家社会层面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练浓缩,有利于聚焦目标、明确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对面临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需要梦想激励、理想引领。中国梦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容易赢得老百姓的赞同,有利于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提升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坚定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三)对世界和时代的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追求发展梦想的路径与方式,还深深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府决策,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而“中国梦”的内涵,决定了中国将继续推行负责任外交,是世界的“稳定因素”。中国对外政策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提出背景 第6篇

一、加强学习是党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必然要求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政治多极化更加明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 是一个以变革、调整、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 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不断加速, 知识和人才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资源, 知识经济、创意产业成为重要经济形态, 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于是, 重视和加强学习, 倡导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 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 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 如果不加强学习, 不提高学习能力, 势必会落伍。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 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 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 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我们党作为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更好地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就必须更加重视学习、更加善于学习, 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顺应时代发展实现知识的不断更新。只有这样, 才能敏锐把握时代前进脉搏, 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 更好地带领人民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重视学习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措施

我们党历来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从打破旧世界到建设新中国, 从半封闭的落后状态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我们党都把加强学习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一大法宝, 而每一次学习热潮, 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实现大进步大发展。我们党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传统,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建设、在改革中学习改革、在发展中学习发展、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从“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到“认真建立学习制度”;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充分说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事实证明, 通过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学习是一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 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早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就针对当时的情况说过,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 不是经济恐慌, 也不是政治恐慌, 而是本领恐慌。”“我们要建设大党, 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每当面临社会的大变动、大转折、大发展时, “我们就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每当此时, 学习就成为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夕, 号召全党重新学习的任务又一次被郑重提出。毛泽东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那时全党上下空前的学习热情温暖着每一寸土地。改革开放之初, 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提出“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的要求:“这些年来, 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 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 建设没有上去, 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 就更加不懂了。”“几百个中央委员, 几千个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 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 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因此, 全党同志一定要学习, 善于学习。”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江泽民又提出:“我们不懂得、不熟悉、不精通的东西还很多, 或者过去懂得的、熟悉的东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迅速更新, 又变成不懂得、不熟悉了。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加强学习。”

历史同样告诉我们,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 就是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和理论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重大实践。60多年前, 我们为了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 建设一个新中国, 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普及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实践创新中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与理论创新密不可分, 而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展又都与理论武装息息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党之术, 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党的建设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学习并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既重视学习更强调善于学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讲”教育, 讲学习就是其中之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目标。十七大明确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 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事实证明, 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观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把建设学习型政党作为党建的战略任务意味着我党重视学习的光荣传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强调学习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贯作风

2002年12月26日, 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首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 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 并强调“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 势必会落伍, 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 所以“必须大力加强学习, 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把学习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强调:“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提法不断涌现, 创建学习型社会在我国掀起一个热潮。

那么, 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关键是什么呢?靠谁来引导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关键环节和前提条件, “形成学习型社会, 很大程度上要靠建设学习型政党来引导、来推动。”所以, 建设学习型政党不仅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党在新时期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十六大召开不久, 党中央就提出, 要创建学习型社会, 首先要把我们党建设成学习型政党。同时, 将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 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 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以党的全会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 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高度重视和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集体学习制度, 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学习, 并在学习中研究问题, 在学习中形成科学决策, 在学习中统一思想。学习领域之宽广, 研究问题之深入, 学习态度之认真, 为全党作出了榜样。这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创新实践, 也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四、深化学习是党应对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战略部署

今天,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到了重要日程。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我们党在肩负时代赋予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时, 为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政能力所宣示的现实而崇高的追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其中的艰巨和繁重世所罕见,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其数量和复杂世所罕见, 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

从世情来看, 国际社会变幻莫测, 金融危机蔓延全球, 综合国力竞争激烈,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机会与风险并存。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广泛吸收世界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与国际社会接轨。我们党只有虚心地学习, 才能开阔眼界, 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保持与世界发展潮流同步。

从国情来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等等, 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盘根错节, 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从党情来看, 我们党从一个当初几十人的革命党发展到如今具有七千多万党员, 并且成为领导十三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改革开放以前, 党员主要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构成;改革开放以后, 大学生、个体商人等一些非工农职业的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甚至一些以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的组织, 我们党的地位和执政环境、党员队伍的数量和人员结构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严治党, 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等问题显得更为迫切、重要和艰难。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挑战及考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新策略, 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出与时俱进的新途径。建设学习型政党, 全面提升党员的素质, 努力实现“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党建目标。

五、不断学习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 提高我党制定正确的执政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力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党的执政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一个党奋斗和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而党的执政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要做到科学, 学习研究是必要的前提。执政党只有认真学习研究, 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 才有可能把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能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先进思想和实践经验, 体现在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中来。

其次, 提高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是一个全新课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 搞经济建设, 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否则就会陷入挫折甚至失败。因此,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执政党必须加强学习, 不断地探索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再次, 提高我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科学与人文、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具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能力。这种统筹协调能力, 必须依靠执政党刻苦学习、调查研究、实践锻炼、总结提升方可养成。

最后, 提高我党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执政党只有加强学习, 强化民主意识, 了解民众, 才能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 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知法是执法的前提, 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学习党纪国法, 才能用好法律, 行使好职权, 使党的执政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制化。

摘要: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出来, 是党中央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必然要求, 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措施, 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贯作风, 是新时期我党应对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新策略。

关键词: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党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1-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2].邓小平文选 (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4].江泽民文选 (第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提出背景 第7篇

1.1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

建国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持续增强, 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 我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我国从建国以来, 一直采取“以农业补贴工业, 以农村补贴城市”的发展策略, 造成农业和农村发展较整个社会滞后, 城乡发展极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1农民收入偏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目前, 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 且差距持续拉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这一现象持续加重, 通过基尼系数这一反映国民收入均衡性的指标能明显地感受到。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 在当时是世界最低水平。1988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38, 1994年基尼系数为0.43, 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也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的水平, 而到了1995年, 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5。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0.45[1]。2014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 前者是后者的2.7倍, 再考虑到城乡居民的各种福利及补贴上的差异, 两者的收入差距可能更大。因此,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1.1.2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严重不足

在农村, 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山区的农村, 许多人还吃不上干净的自来水, 夜间还在用煤油灯照明, 没有干净卫生的厕所, 没有电话, 看不上电视, 连不了网络, 用不上清洁的能源, 进出大山都要靠步行, 无法就近就医等。这些现象突出反映了我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极度落后的问题。

1.1.3农业发展极度落后

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具有较大的差距。欧美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前, 就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其特点表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高效率和低成本,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目前其农业生产更加出现了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特点。反观我国的农业水平, 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具体体现为机械化程度低, 许多地区甚至仍处在以人力畜力耕作为主的阶段。在农业资源分配上, 特别是土地的分配使用上, 仍是以家庭为单位, 规模较小, 产能较低。进而造成农业生产成本较高, 利润较低, 效率低下, 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

1.2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行性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发展经济学阶段性理论,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需经过三个阶段: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按照人均GDP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来衡量,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的中期, 在这一时期, 工业反哺农业是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征。而依据国际上的经验, 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推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各项政策, 并积极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现了农业的大发展。这从理论上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行性。

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 更是对“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重要指示。党的十六大就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下,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例如全面取消农业税, 对农民发放各种形式的补贴, 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范围, 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习“两免一补”等。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关爱农民、关心农村、关注农业的整体氛围,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环境支持与政策保障。

2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要求

2.1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

农业生产的大力发展, 是其他要求得以实现的基础。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极低水平, 农村物质资源匮乏。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农民的收入才能得到提高, 农民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改善。因此, 我国需要加大在农业生产上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特别是要发挥科学技术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积极推广新的农业技术, 增产增收, 使农业尽可能地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还应改革旧有的落后生产模式, 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生产模式, 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朝着集约化、高效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方向迈进。

2.2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

如何评价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更多地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上。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虽然国家已经全面取消农业税, 减去了农民的一项重要负担, 但农民收入并未得到普遍提高, 经济负担仍然较重。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开支, 很容易就会压垮一个农村家庭。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 使广大农民有钱花、敢花钱, 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

2.3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要求

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在物质文明, 在精神文明上也不能松懈。在积极发展生产力, 丰富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 加强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积极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精神境界, 丰富农村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 改变农村居民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共同提高。

2.4村容整洁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人居要求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环境虽比过去有了极大改善, 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 居住环境仍然极差。许多地区住房还是以茅草屋和窑洞为主, 村子中没有公厕, 人和动物的排泄物随地可见, 生活垃圾乱堆乱放, 卫生条件极差。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的要求就是要建立新型农村, 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使广大农村居民也能生活在整洁干净的环境中, 提高生活质量。

2.5管理民主是农村居民政治权利的基本要求

广大农村地区作为我国行政结构的最底层, 其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管理民主这一要求,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视。在新农村建设中, 民主法治建设也是重中之重。在基层民主建设中, 要充分发挥全体村民大会的作用, 充分尊重全体村民的集体意愿, 保障村民的政治权利。上级政府应发挥指导和鼓励的作用, 引导村民正确行使政治权利, 而不应以上压下, 过多干涉村中事务。通过上下协调努力, 提高村民参政议政和自主管理的水平, 实现管理民主这一要求。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包含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要求, 渗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 并且把实现农民群众的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

3新农村建设实现路径

3.1科学制定建设规划

科学规划是建设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需要在建设前就制定科学的统筹规划。各级地方政府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前, 应下大力气对本区域乡村地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 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科学制定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规划应具备科学性、整体性、先进性、前瞻性和特色性[3]。科学性是指规划的内容和程序要科学合理。整体性是指规划要涵盖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等各个方面, 还要考虑到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发展, 覆盖范围要广。先进性是指规划要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融合。前瞻性是指规划的制定要考虑到本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特色性是指规划要切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包括经济水平、人口、民族、资源等情况, 突出自身特点,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避免照搬照抄, 千篇一律。

3.2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 满足农民最基础的公共产品需求

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就是要从农民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以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还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缺乏, 无法满足农村群众的基本需求。具体表现在吃水、用电、交通、燃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养老等基础设施和服务匮乏。本次新农村建设, 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幅增加了对农村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力度, 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农村的优惠补贴政策, 各地政府应充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 把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将财政资金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学生补贴, 加强农村文化站图书馆建设, 改善乡村卫生院医疗条件, 扩大新农合报销比例和范围,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使农村群众也能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

3.3扩大农民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首先是要提高农民素质。要有步骤、有计划、分批次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训, 使农民群众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为其适应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甚至转移到非农产业打下基础。其次是要扩大农民就业渠道。有能力的地区应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 比如乡镇企业、农村服务业等, 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减轻土地压力。最后是改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环境。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管理体系。完善城镇医疗、保险等机制, 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镇保障体系。完善城镇用工制度, 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通过这些手段,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利益, 打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 以达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

3.4推动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一是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互助组织, 扩大规模, 提高产能。对于组织良好、作用明显的合作组织政府应加强引导、适当鼓励、积极推广。二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促进土地流转。要按照合法自愿的原则, 使土地能够朝着部分农业能手和专业大户集中, 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三是要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广优良新品种和新技术,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生产, 建立完善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3.5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一是要建设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基层党组织, 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二是充分发挥村民大会的作用。贯彻落实好村民听证、“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决策制度, 完全做到村务、财政双公开, 实现民主管理, 依法有效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 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全党全国上下都要做好长期奋斗、艰苦努力的准备, 切实按照党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有效发挥各级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投入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工程中来。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取得伟大成果。

参考文献

[1]魏学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1) .

[2]谢亦红.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4) .

提出背景 第8篇

一、两大阶级的发展和对立

14世纪, 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雏形。当时, 由于意大利地理环境的优势, 意大利人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之间进行商品和贸易活动, 其城镇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地逐渐形成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手工业和商业构成了城市经济的基础, 小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他们或者通过不断扩张生产规模, 或者割断小生产者和原料市场的联系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渐渐地他们变得富裕起来, 成为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随后, 这种新兴的资产阶级便陆续在中欧、西欧兴起, 逐渐形成一独立阶级并慢慢扩展到欧洲多数的国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 世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而资本主义经济也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迅速发展起来, 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欧洲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7、18世纪,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完成,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随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 梦想中的平等与自由并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实现, 他们开始了为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无产阶级终于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 即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在三大工人运动中, 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要求, 不仅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而且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杜林瘟疫”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提出背景 第9篇

一、“决定”的战略意义

2003年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做出“构建大沈阳经济区, 推进区域一体化, 作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重要战略选择”, 运行6年后, 于2010年4月国务院批准“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决定, 将沈阳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因为沈阳经济区是辽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 传统重化工业高度集聚区和旧体制包袱沉重改革难度较大的经济区, 国务院将沈阳经济区改革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不仅有利于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而且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决定”提出的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战略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国务院批准沈阳经济区作为“实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省委、省政府做出的实施“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所以, 对提出的决策背景作一概略分析。沈阳经济区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沈阳经济区是辽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其未来发展和走向事关辽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众所周知, 沈阳经济区是“一五”时期, 国家充分利用以沈阳为中心辽宁中部城市群产业基础和交通及矿产资源条件, 举全国之力 (全国156项重点工程, 沈阳经济区就有20余项) , 在全国最先建成的以装备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基地, 地区产值占辽宁全省60%, 占东北三省29%。其中装备工业总产值占全省65%, 钢铁产量占全省93%, 石化产值占全省35%等。二是沈阳经济区是传统工业化的产物和典型代表。沈阳经济区是在短缺经济时代, 按照原苏联传统工业化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推进工业化, 重化工业高度集聚,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84%, 在重化工业中又以高能耗的原材料工业为主体, 其产值所占比重高达65%以上。在实施东北振兴起步的2003年, 综合能耗产出率千克标准煤产出为5.42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左右、而当时我国综合能耗产出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 日本的10.2%。从产品结构看, 资源加工型产品比重大, 主要反映在粗 (初) 产品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少;内向型的产品多, 外向型产品少;产品销售以初级产品和上游产品为主, 而精细产品和下游产品相对较少, 原料输出型产品结构特点鲜明, 资源可利用水平低, 特别是石化工业产业链条短, 加工层次浅。三是沈阳经济区旧体制包袱较为沉重。沈阳经济区是计划经济体制打造的, 辽宁是全国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体制 (1998年) 的省份, 经几十年运转, 旧体制及相关联的传统观念思维定势带有很强的惯性和刚性, 改革难度大, 改革成本高。主要反映在:企业难于摆脱条条框框和属地的政府约束, 也就难于形成市场主体地位, 且民营经济虽然近年来有较大发展, 但规模一般较小, 不足以在区域内进行大规模资本扩张。同时,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一个时期以来, 形成不同类型的土围子行业部门地方土围子, 各吹各的调。财税体制、统计制度、政绩考核等诸因素制约, 跨市域、跨地区、跨行业要素流动受阻, 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而体制壁垒和行政分割无疑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因子。综上简要分析, 不难看出沈阳经济区推进区域一体化和新型工业化事关辽宁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国务院批准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决定客观性, 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特别是在“十一五”末期关键时刻批准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在“十二五”时期辽宁和沈阳经济区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带动和促进辽宁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三、新型工业化内涵与实施路径选择

党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 是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其内涵是信息技术与工业化融合,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使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各产业及产品科技含量附加值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从新型工业化内涵中不难看出, 新型工业化所追求目标取向是:产业及产品科技含量要高, 经济效益要好、资源消耗要低、污染环境要少、人力资源优势要得到充分发挥等五个基本元素, 五个基本要素相互促进, 协调统一,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中央“决定”, 实施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战略选择, 要从新型工业化内涵中的三个基本点出发:一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 推进创新发展;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三是坚持以人为本, 实施公共服务设施均等,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就业, 改善民生。并依据沈阳经济区传统高能耗重化工业为主体, 旧体制包袱沉重的实际, 本着先行先试的基本精神, 以综合配套改革为动力, 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以科技创新为基础, 增量带动存量结构调整, 改造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力构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提供就业多的现代产业体系, 促进老工业基地。而实施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战略选择, 是以中心城市沈阳为中心, 充分利用和发挥重化工业产业密集, 互补性强的比较优势, 实施规划一体、基础设施同建、产业错位差别化发展, 从整体上推进老工业基地调整转型升级, 促进全面振兴。不难看出新型工业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取向是一致的, 共同为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转型, 促进全面振兴。但路径选择的着力点各有侧重。新型工业化重点强调的是根据沈阳经济区传统高能耗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和旧体制包袱沉重两大特点, 提出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路径选择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 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新型工业化。区域一体化战略选择是依据沈阳经济区重化工业产业聚集, 产业互补性强, 城市密集等比较优势, 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升级中, 实施产业错位发展, 要区域一体化整体推进, 最大限度避免结构趋同, 提高区域发展竞争力和发展力。同时, 也要看到实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 也要整体推进、一体化实施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新型工业化和一体化二者相互关联, 互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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