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问题。传统经济学说在“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弱政府—强市场”或“强政府—弱市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了“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和“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两个阶段，实现了政市关系的超越和重构。基于耦合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实践中政市关系也实现了重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超越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耦合的关键。

[关键词]党的领导;政市关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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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華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探寻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和深层逻辑，对新发展阶段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深刻意义。在一系列系统性、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中，始终贯穿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正如著名的“刘易斯悖论”所述——“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1]（pp75-76）}。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而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摒弃了政府和市场孰多孰少的抉择，创造性地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和内在逻辑，就能破解“中国奇迹”背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密码”，掌握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的“钥匙”。

二、争议：传统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综述

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个事关发展大局的世界性难题。各种理论流派和各国实践经验在“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四个象限内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见图1）。“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模式都在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选择，往往走向“市场神圣化”或“政府全能化”的极端;“弱市场—弱政府”模式本质上并非一种主动选择，而通常是市场体系缺失或者政府干预“缺位”“错位”造成的被动现实;而“强政府—强市场”模式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超越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要义和关键所在。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之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一个核心命题。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大阵营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又基于对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态度的区别，衍生出诸多经济学流派。

近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起点可以溯源到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重商主义时期，在这个探索和初创阶段，重商学派主张国家以累积金银财富为目标全面干预经济^[2]，处于“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手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调节经济，而政府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3]，选择了“弱政府—强市场”象限，也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在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这个方面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如出一辙。1929—1933年爆发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的失败，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摒弃了自由主义的做法，主张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经济^[4]，凯恩斯主义把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的泥泞中挽救出来，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黄金时代”，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众多，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强政府—弱市场”成为主流。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国家干预失灵，凯恩斯的理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使得凯恩斯主义遭到了理论界和执政者的质疑和抛弃，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掀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西方主流经济学重回“弱政府—强市场”的象限。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继承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倡导市场自由和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强制干预，强烈批评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5];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大力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制度是最好的，而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的条件下起作用^[6]。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还形成了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却给绝大多数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带去动荡和剧痛，使之实质上被动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复苏更迭、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效面前，在“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两个象限内反复抉择，但其本质上始终没有摆脱“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框架，而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摇摆。否定市场机制缺陷和市场失灵存在的“弱政府—强市场”选择最终可能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强政府—强市场”的象限突破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其基本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7]，这对关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述中常被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替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市关系总体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嬗变，但无视政府失效和企图建立“全能政府”的“强政府—弱市场”选择可能最终被迫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未来社会中，市场将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并不存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8]，“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9]（p671）}，“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p683）}，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可以视作是“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极端情形。然而事实上，至今还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实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无市场”假定的现实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苏俄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付诸实践，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无所不包的计算和监督”^{[10]（p258）}。在这种机制下，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出现根本改变，集中体现在对经济体制和政府作用假定的转变中，改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强调市场作用，提出“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11]，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政府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再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而主张在一定阶段通过政府计划来发展商品经济，是实践中基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改良。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成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导。

受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之路：毛泽东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政市关系开始突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习近平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政府—强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探索、改革的历程之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传承与创新、深化与蝶变。

三、探索：建党以来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

建党以来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篇章为历史转折点，总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阶段，本质上都是在承认“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选择政府主导模式，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进行调节;第二阶段是在“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本质上是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

（一）第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前（1921—1978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

1.1921—1949年：“政府干预市场”的认知萌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表述，但在一些重要文件、会议、政策中已经可以看到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开始萌芽。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明确了干预市场的方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体上主张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但在1927年11月到1928年7月和1930年6月到1930年9月两个时期，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党内主张对市场进行强力干预^[12]。

2.1949—1956年：“政府替代市场”的酝酿过程

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历了一个政府逐渐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在酝酿阶段，虽然政府开始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尚弱，市场的作用依然广泛存在。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2年11月中央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1954年9月中国制定和颁布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推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市场作用日渐萎缩。

3.1956—1978年：政府权力强化，市场作用式微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原来的政市并存转为政市对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调整中不断强化，政府朝着“全能政府”的方向不断扩大权力和职能，对市场的空间形成挤压^[13]。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保有一定的弹性，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曾于1958年和1970年两次进行行政分权改革，即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中央政府把部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党的领导人也对计划经济下的政市关系进行过反思，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4];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也肯定了市场的作用^[15]。

（二）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后（1978年至今），“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

1.1978—1992年：“政府放开市场”的认知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进入一种动态化博弈、渐进式演进的过程，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扩张之中，政市关系经历了从“主辅论”到“调节论”再到“结合论”的演进。李先念最早直接使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原则”的提法^[16]，并在党的十二大明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7];1987年党的十三大摆脱了“主辅论”的束缚，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8];1989年面对有关改革的质疑和困惑，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p306）}，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也从“是否结合”转向“如何结合”;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对政市关系进行了突破性阐述^{[19]（p373）}。

2.1992—2012年：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随着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在象限上的突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迫切需要答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这个答案直接关系到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明确回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p226）}。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量变过程，围绕“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不断完善。

3.2012年至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揮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迎来再一次质的飞跃，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p21）}。习近平对政市关系也有了新的辩证把握，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22]（p58）}。其后认识的深化方向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非弱化政府的作用，在政市良好互动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四、实践：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的实证样本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超越，实践中是否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向叠加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重构的理想状态，单一的指标无法直接体现或者度量，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强政府和强市场之间的叠加效应进行定量评价。

（一）评价模型

1.耦合度模型。耦合度（coupling）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后被广泛应用于测度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程度。本文把市场和政府作为两个子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C=

其中，C为耦合度，U₁为市场子系统，U₂为政府子系统。C∈（0，1），C接近0，代表系统趋于无序，C接近1，代表系统趋于有序。

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模型只能衡量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无法衡量整个系统协调水平的高低，而本文的考察目标不仅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协调程度，并甄别出由于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而产生的伪协调。因此，需要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D=;T=αU₁+βU₂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两个子系统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重要性基本相当，因此本文设定α=β=0.5^[23]。根据D值可以把协调程度分为五个层次，当D∈（0，0.2）时属于极度失调，当D∈（0.2，0.4）时属于轻度失调，当D∈（0.4，0.6）时属于勉强协调，当D∈（0.6，0.8）时属于中度协调，当D∈（0.8，1）时属于高度协调。

（二）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其中“市场”子系统分为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两个层次，市场体系包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主体主要考虑企业数量、规模和质量，共选择9个指标;“政府”子系统分为基础实力、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三个层次，基础实力主要考虑财政实力和经济控制力，宏观调控包含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四个方面，公共服务主要考察财政投入、教育和医疗，共选择10个指标。

（三）数据处理

本文以2010—2019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指标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首先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当指标为正向时，X_ij=;当指标为负向时，X_ij=。为了避免主观赋权方法的随意性，本文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由于熵权法确定权重时要消除指标值为0时无法取对数的情况，先通过SPSS软件进行非负平移，再计算“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从表2的测算结果可知，2010—2019年间我国“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耦合度处于（0.994，0.999）区间内，属于高水平耦合，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作用力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559，0.802）区间内，2010—2012年处于勉强协调，到2013年之后进入中度协调并不断提高，到2019年时已经迈入高度协调的门槛，强政府和强市场的正向叠加效应不断强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到达较高水平。从两个子系统的不同表现来看，我国总体仍偏向于强政府驱动下的“强政府—强市场”耦合协调，政府子系统表现一直较好，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子系统发育不断趋于成熟，政府优势得以巩固，市场优势逐渐凸显，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增强，整个系统协调水平提高。

五、经验：党的领导是实现“强政府—强市场”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了重构，由“零和游戏”转向“正和博弈”，由互相替代转向有机融合，由“二元对立”转向“辩证统一”。将“党的领导”纳入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这个中国特色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中起关键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的潜在隐喻是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但在我国的治理架构之中，各级政府受到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的领导可以有效地规避从“市场失灵”滑向“政府失效”。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国家权力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得到了保证，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又通过政府以各种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方式传导至市场领域。党协调各方，为政市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厘清边界，一方面确保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保证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固有缺陷的同时，加快转变职能，由“有限政府”向“有為政府”转变，由宏观调控向宏观治理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可以从三重逻辑来理解。

（一）以鲜明的时代主题来牵引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

建党百年以来，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是顺应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辩证发展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24]（p63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三座大山”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阶级和团结的对象存在的，因此总体主张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阶级矛盾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阶段，市场体系十分落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政府对资源强有力的动员和调配能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强政府—弱市场”模式符合当时的国情。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社会主要矛盾再次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壮大之中不断博弈调整，由体制外的对立渐进式地向体制内的结合演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个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政府的职能也由宏观调控转向更好地发挥作用。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以“强政府—强市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

（二）以内在的制度属性来超越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囿于“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内，从根本上是因为它企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把政府和市场作为不可兼容的“两只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剥削得以实现。市场是资本的温床，“市场之手”也是“奴役之手”。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政府之手”的作用是适应和配合资本主义形态变迁和阶段性特征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25]。

然而事实上，市场和计划一样，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手段，市场经济并不天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是实现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超越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桎梏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定语不能丢，“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有赖于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以独特的话语体系来推动政府和市场的协调耦合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其核心假定是：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利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完全理性”的假定之下，自由主义将政府排除在外，认为通过市场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干预主义提出“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完善，政府干预被引入用以修补市场失灵，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假定并未打破，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之中，我们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中，“强市场”的指向不是“全能市场”，而是“有效市场”，市场作用是有范围和限度的。既要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避免“市场神圣化”倾向，明确“市场不起全部作用”。一方面，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另一方面，即便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强政府”的指向同样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为政府”，政府作用也是有范围和限度的。中国特色的“强政府”不是干预范围广、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晰自身角色，坚守理性边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是不可割裂、有机统一、多维嵌入、互动推进的。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该管的管好”，有能力、有效率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提供产业引导、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宏观治理体系。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替代，一个“有为的政府”能推动和保障市场更加有效，一个“有效的市场”也能为政府更加有为提供空间，最终使得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辩证统一得以实现。

六、结语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局限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政市关系的理论和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理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谱写了政府和市场“双强”的实践。建党百年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结晶和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动政市关系的不断完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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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政府规制是针对市场失灵进行的一种政府干预行为。本文在阐述了政府规制的理论基础之后,对美国政府规制的特征进行了探讨。通过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关于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政府规制 外部性 信息不对称 博弈

政府规制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干预,由于市场存在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非价值物品、风险等微观方面的缺陷,政府通过控制进入、价格和质量控制等手段对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进行微观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针对政府规制的过程及作为其结果的市场均衡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政府规制的理论基础

1、早期的政府规制经济学成因

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源自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因此由市场失灵的几大因素所形成的公共物品论、外部性理论和信息不对称论就成为了政府规制的早期理论基础。公共物品通常指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商品。公共物品论认为,这种非竞争性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失灵,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而且还要对公共物品提供和交易过程进行社会规制。

市场失靈的另一个因素——外部性是指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其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坏的或消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扭曲了价格机制,价格体系不能传达正确的信息,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外部性理论认为,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决定了政府规制的必要性。一方面政府规制减少或消除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外部经济的活动。

信息不对称主要指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所拥有的市场特定交易信息存在着不对称。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市场交易发生的前后可能分别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市场机制运行的无效率。政府规制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鼓励交易者之间加强信息沟通,建立市场信誉,以矫正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市场失灵。

2、新规制经济学理论

前面所论述的早期政府规制实践主要以收益率规制(Rate-of-return Regulation,ROR)为主。收益率规制主张通过限制企业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办法来使企业的资本获得公正的收益(fair return),因此也被称为公正报酬率规制。在收益率规制下,允许企业的资本投资赚得公正的收益,而不允许企业获得超过公正收益率水平以外的利润,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不超过公正收益率,企业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价格、产量和投入。收益率规制被广泛地运用于美国公用事业的规制实践中。

收益率规制的优点是可以保证企业收回成本和正常经营,但缺点也很明显:不仅增加企业X—非效率和过度投资效应的可能性,而且还有可能由于规制机构的自由裁决权过大,导致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和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勾结,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些弊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称之为“规制失败”或“政府失灵”。

随着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拉丰把建立在这三个理论基础上的激励规制理论称为新规制经济学。新规制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把最优规制机制的设计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们运用博弈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在规制者和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从而发展出一套对当前规制实践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规范性理论。

二、美国规制政策的特点及其经验借鉴

作为政府微观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规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际操作还处于比较空白和薄弱的状态。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政府规制政策也充分地体现出了其独特的自发性和民主性等特征。首先,政府的经济性规制趋缓,而社会性规制加强。这种趋势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性规制在全部被规制产业中所占份额的减少,同时社会性规制所占份额的增加;另一个方面表现在联邦政府规制机关的支出数额的变化上,即社会性规制支出的总额远远高于经济性规制。从这种表现来看,政府正在慢慢地退出对大部分市场的干预,存在着一个市场化的趋向。

其次,在规制的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贯彻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规制实施过程中,为避免规制机关成为被规制企业的“俘虏”,以及保证市民团体能够以各种形式参与政策决定和监督实施过程,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例如,在很多社会性规制实施的过程中,制定出明确的目标值以及具体实现的时间期限,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规制机关的立法和执法的任意性。而且,为了保证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有足够的市民团体参与或者监督,引入了听证会制度,而且国家在财政上给予了相应的经济保证。

再次,美国重视规制成本的核算,努力提高规制效率。美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首先推出了降低规制成本的措施。1974年,福特总统要求对于主要的规制都要附加上有关“通货膨胀压力的阐述”。卡特政府则在1978年在此基础上追加成立了规制分析小组和规制委员会。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则对于主要的规制和规制规则都要实行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新的规制在实施之前,必须要通过有关成本—收益的可行性审查。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了布什政权时期。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完善的规制法规、完备的成本计算系统、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执法机构以及社会监督的加强是美国政府进行规制的重要特征。

三、对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建议

1、正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经济干预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经济制度大多是不同强度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组合。因此,正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有些市场失灵是政府规制难以修补的,有些市场失灵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勉强干预势必造成政府失灵。其次,政府规制是有成本的,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才应引入政府规制。最后,要准确把握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有三种类型:一是由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规制主要针对这种市场失灵;二是由于市场不发达或产权关系不明晰导致的市场失灵,这种市场失灵应通过加速市场发育或明晰产权关系来消除,政府干预只能作为临时措施;三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行为扭曲了市场或是消灭了市场,这种人为导致的市场失灵只能通过取消政府干预来消除。

规制的核心问题首先应解决是否需要规制的问题,这是规制的前提条件,然后再考虑如何规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及制度的完善不断变化,而且市场的边界将不断扩大,政府规制的边界将逐渐缩小。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政府的制度框架、政府自利性等原因,可能会出现人为的回潮,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向市场压缩,规制领域扩大。统治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导致这一点。

2、从立法和执法上加强对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约束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行政管制本身就是由行政法所约束的。这种法律界定了行政机关在政府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的地位,确定了其所应遵循的决策程序,并决定由独立机关对其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范围。它确立了超越管理和管制中各个不同领域实体之间界限的、应共同遵循的一套原则和程序。而我国目前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意识方面,对行政程序制约政府权力功能的认识方面,以及在尊重程序、信守程序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行政程序制度上相对滞后,并存在大量的行政活动无序现象。

對于规制的制定,应体现三大原则。首先应遵守上位法原则,如违背这一规则将承担被撤销的后果,并由相应的立法和司法机制给予监督。其次是规制的成本—收益原则。该原则是规制制定与否的前提条件,如果成本大于收益,规制就没有必要制定。因此应将成本—收益原则纳入规制制定过程,使之程序化。最后是普遍的参与原则。规制往往涉及到企业和消费者两方对立的利益,政府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必须兼听两方面的意见,做到立法公正。普遍的参与原则是避免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寻租的重要途径。同时,在规制执行中,规制机构必须遵循相应的程序。对于规制执行的后果,被规制人应拥有充分的救济权利。

3、建立博弈框架,协调政府规制中博弈双方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核心问题在于清除利益集团的干扰,防止政府失灵。规制的对象大多是自然垄断行业,相对于分散的消费者而言,自然垄断行业更容易影响政府,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制。不少产业规制是由企业自身争取来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政府财政补贴,阻止其他市场进入者,维护垄断高价,这导致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直接损害了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政府规制机构如何保持独立公正,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为企业和消费者树立博弈规则就显得至关重要。同时,形成对规制机构监督的框架,以保证规制机构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

规制机构在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监管中,必须做到要政企分开,这是规制机构独立公正的前提条件。在消费者与企业的博弈中,由于分散的消费者群体组织成本高,存在“搭便车”的严重现象。规制机构更应扶植消费者群体,组建大的消费者社团组织,增强与企业谈判的能力,否则消费者无法有效行动起来与企业集团博弈。只有在消费者与企业集团博弈充分的条件下,政府规制机构才更能处于中立地位,构建博弈规则,并予以裁决。

【参考文献】

[1] 张和群:社会规制理论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

[2] 王淅勤:政府治理中制度缺陷的博弈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5).

[3] 拉丰、马赫蒂摩: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代理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

[5] 李雯:西方规制理论评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责任编辑:周 晓)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大学生就业难这是目前社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样的，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可以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1.大学生就业观束缚于传统观念，就业市场化意识薄弱。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权力等级，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就业选择还有很深的影响力;计划经济时期的“干部意识”之上又加上了新经济时代的“白领情结”，大都要求去大城市的好单位，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和择业取向。同时，社会缺乏创业氛围。社会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舆论，优秀人才不能在商界脱颖而出;用人单位注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缺乏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许多用人单位都只看到人才使用的短期行为，不愿作长期投资。大学生缺乏创业观和市场化观念，如果换个思维，将开辟就业的崭新天地。

2.大学生面试技巧能力有待提高，缺乏求职技巧训练。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对“求职技巧”的要求是淡泊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劳动力的价值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有市场存在就会有竞争，而劳动者在竞争过程中，如果不掌握一定的“自我推销”艺术，纵使有一身好“功夫”，也有可能被招聘单位冷落，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3.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与结构性失衡，高等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扩大供给的问题，而是如何扩大有效供给的问题。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某种商品的供求平衡，而在高等教育市场上，价格机制很难奏效，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其原因在于供应主要由政府控制。政府垄断高等教育造成“市场失灵”与结构失衡，高等教育的个人投资回报率没有达到均衡点，私人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过高，致使高等教育有效供给不足，大学生内在质量下降，国有高校出具名不符实的文凭，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4.高校专业设臵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现象，高校职业指导工作没有市场化。当前，高校在专业设臵、课程设臵及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首先，一些高校的专业设臵过窄过细，导致培养的毕业生就业面较窄，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就业机会就少。其次，一些学校的课程设臵，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调整，教学计划、教学模式和教材陈旧，与时代脱节，培养的毕业生在知识能力，思维模式等方面与社会的需求有着较大差距，使人与职匹配产生错位，形成了结构性就业矛盾，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最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存在的就业指导内容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就业指导形式单一，就业指导过程过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面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原因中找到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对策来引导大学生就业，这个关系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针对化的指导工作：

首先，引导职业社会化观念，循序渐进地改变传统就业取向。大学生就业观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职业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到个人兴趣和志向的转变以及就业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对学生的就业指导要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应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把就业指导渗透到各科教学中，任课老师不仅要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阐明它们在职业领域中的应用，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职业方向。同时，各专业学院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号召教授、副教授担任学生导师，带领学生进入项目组，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并利用自己在做项目和做科研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建立的联系，积极向有用人需求的单位推荐优秀毕业生，全员促进就业。

第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太学毕业生是

高校生产出的“教育产品”，在教学活动中，大学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的设计，为学生创造机会与用人单位接触，让学生早日介入就业市场，为就业早做准备。我们应当为学生提供创新的氛围，培养创新意识。为今后走向工作岗位就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进行求职技巧的训练，提高面试成功率。面试一般有较为固定的程序和模式，但招聘者在招聘人才时往往要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巧妙地向应聘者提出各种不期而至的怪题难题，令你防不胜防，从而使你褪去包装露出“庐山真面目”，迫使求职者临场发挥能力的现显。这时，你不仅要有备而来，更要沉着冷静，不卑不亢，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真实地展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被挑选出来。

最后，大学生要善于自我调适，进行科学职业规划。大学生也应面对市场需求，做出积极的调整，在心态和观念上，并努力提高自身的就业技能。大学生自身的心态应逐步调整与完善：客观评价自我，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首先要认清自己，有一个适当的自我定位，客观评价自己，明白自己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其次要认清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同时树立职业的社会意识和长远意识，在求职和择业的过程中，既有对自己正确的评价，也有对社会长远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准确定位自己的职业坐标，设计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形成开放的大职业观。客观认识竞争，保持良好心态。良好的心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都有自己相应的位臵和不同的分工，在求职择业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自卑，面对求职失败，应该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努力争取新的机会。在对部分成功就业毕业生调查中，绝大多数都谈到自己在择业过程中，注重发现自己的“卖点”、自身的优点或长处，并设法在应聘中突出自己的“卖点”，最终达到目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的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流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急速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不断加剧，解决好这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本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分别从供给、需求和供求匹配的角度对大学生的就业市场进行分析，找出就业难的原因所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一方面急缺大学生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就业率却在不断下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说明，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大学生这一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正在被浪费。

根据当前就业形势，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本质，我们认为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就是合理配臵人力资源，它小到关乎劳动者的发展与提升，大到关乎国家的未来。

二、就业市场的基本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中劳动力密集、就业弹性系数大的第三产业比例偏小，整体经济的就业弹性系数偏低，因此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岗位增加极为有限。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劳动力供应远远大于需求的现实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就业(包括大学生)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三、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学生是人力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产品，而大学生就业，则是产品进入消费的过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能否进入消费过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力资源的使用主体对产品要有需求;二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主体必须提供符合人力资源使用主体需要的效用，即有效供给。这两个条件，是通过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双向选择实现的。在双向选择选择的过程中，任何双方的需要不能达到协调一致，大学生就业就不能实现。

1、供给方面

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源供给的一个方面，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供给均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这种供求的不一致是大学生就业市场供求关系失去平衡的直接原因。

2、需求方面

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如果市场需求能随供给同幅度增长是不会发生失业率下降的

(1)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不大。

(2)私营企业吸纳大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3)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大学生的需求不足。

(4)隐性就业人员增多。随着民办高校和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的退而不休、业余兼职的现象越来越多，这种隐性就业以其“低成本、高收益”的特点而挤占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加重大学生失业现象。

(5)我国的人才分配体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制约了高校学生就业。

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途径

1、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社会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岗位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要想根本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最有效的途径。

2、缩小地区差距，扩大就业空间

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造成我国大学生在东部大中城市的集聚，形成人才相对过剩的区域结构性失业。因此，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和西部地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降低大学生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

3、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专业设臵，输出合格的人才，提供有效供给。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暴露出了高等教育存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高校学科建设没有真正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因此改革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与市场的联系，构建与时代发展、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对高等教育提出的现实课题。

4、加强大学生生涯辅导工作，增强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

(1)加强价值观、人生观教育。

(2)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加大学生的专业教育，提高专业素质。

5、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劳动力市场机制

由于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完善，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还存在着社会资本的作用大于人力资本的作用的现象。因此，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监督、健全机构，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长久之计。

6、构建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就业工作体系

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尚不够完善，直接为大学生择业提供长期服务的机构很少，大学毕业生流动渠道不畅，制约了大学毕业生的最优化的配臵。因此，构建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就业工作体系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那问题的有力保障。

五、结论

大学毕业生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社会宝贵的财富。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不仅是

对人力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也会影响千百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定，会给社会和对劳动力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关系到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社会、家庭和每一个大学生本人的共同努力。

养老保险问题

【摘 要】老年人口队伍的急剧增大将会造成社会保障养老财政支出负担的加剧,不仅有可能使养老保险基金的供给陷入危机,也会因此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并进一步阻碍中国社会全面改革的进程。老龄化趋势使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正处在一个旧制度变革与新制度选择的关键期。

二、近年来养老保险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越来越重的压力。我国在工业化中期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臵陷入困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积聚增长,社会负担加重,对国家财政的稳定非常不利。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明显过窄,社会保险的基本定律之一是大致法则,只有当覆盖范围最大时才会最强,目前,就全国而言,除国有,集体企业基本覆盖外,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尚游离在养老保险范围外,还有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至今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问题也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社会保障关于权利保障、普遍性、平等性等基本原则就没落实,部分公民仍未享有相应的养老保险权益。

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

1.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须进一步扩大。在新制度实施以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虽然从国有企业扩大到了非国有企业,参加保险的人数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全国范围来看,养老保险在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企业中覆盖范围仍然比较小。在经济成分多元化,非公有企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养老保险覆盖面过小,将制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应当把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城镇小集体企业职工逐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中来。

2.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须不断提高。如果实行省级统筹,在一个省内,基金的共济功能就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3.统一制度规定的缴费比例偏低。许多地区由于养老金支付比例高而出现了个人帐户帐面余额高于实际积累的空帐现象。有人提出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非财政途径,即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养老保险费的收缴率,提高统筹层次以缓解国有企业集中、退休人员多、养老保险金支付困难的情况。

4.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在有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企业,退休人员由于能够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获得养老待遇而保持与在职期间基本相同的经济地位,而没有被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就业群体,在有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一定保障。但是,补充养老基金的经办机构没有规定。学者们认为,建立统一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具体经办机构应由企业自主选择,合理的做法是,商业化经营并形成竞争机制。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摘要：市场和政府是调节资源配臵的两种不同机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最终均衡于

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市场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发明的社会制度中最接近大自然的运作机理的制度。因为符合趋利避害、计算得失的人类本性和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而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期效率、整体效率。世界范围内各国现代化经验也表明,对市场价值的尊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往往是一国取得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新时期，我国政府首先必须尊重市场价值,让市场机制在更广更深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用市场选择来保障我国现代化的基本的、长远的效率。

2、政府干预保障现代化的秩序和速度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分析。原则上讲，市场能够解决的事应全部交由市场去办，但问题是能够体现高效率资源配臵的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纯理论化的抽象，现实的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完全符合其假的样本，也就是说，市场理应在价格的引导下提供各种劳务，但由于不

完全竞争的存在，市场不一定做得到。此外，市场还存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社会分配不公平等固有的缺陷。这就决定了在某一时期当市场的诸多缺陷暴露无遗并联合作用导致市场失灵，秩序混乱，经济衰退的时候，应辅之以适度的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分析。我认为，政府干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市场确实不能有效的配臵资源;二是政府的干预确实矫正了市场失灵而不是加剧了配臵失效的程度。第一点谈的是该不该干预，第二点谈的是如何做才能有效的干预。只有当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合理有效的干预才成为可能。适度的政府干预能解决市场功能的扭曲，调节市场失灵，使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能通过税收、社保和公共部门服务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能通过管理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财政、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来实现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目标。

3、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互替。这种替代机制的作用机理是：市场失灵对政府干预产生了需求,当政府干预的预期收益大于干预成本时, 政府干预便替代市场机制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当干预的预期收益小于干预成本时, 政府干预将让位于市场机制, 也就是说政府将放弃干预。当政府干预所带来的边际预期收益等于干预的边际成本, 政府干预就达到了最优水平。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 在动态经济中, 这种行为边界是比较模糊和发展变化的。当出现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行需要政府干预; 同时, 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干预绩效的变化, 政府干预行为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但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市场的经济自由优先于政府的干预并决定政府干预的限度。

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的均衡点

总之，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历史沉积下来的"大善"，因此，无论是

提倡市场上的经济自由还是借助政府的干预，都必须遵循保护好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二者在此消彼长中动态的均衡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1、 公共利益是市场主体行使经济自由的边界。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虽然坚持以经济自由为主，但接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的干预，承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这一限度就是公共利益，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能损害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否则便会出现"公共地悲剧"、"搭便车"、和外部性等问题，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和不均衡，最终会阻碍社会发展，削弱社会的民主性。

2、公共利益是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

政府对市场和个人经济自由进行干预，原则上是违背了资本主义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原则的，但若是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进行，则增加了它的正当性，也会获得人们的许可。因此，西方国家一个常用的原则是,国家或公共部门在发展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有对私人财 产的最终征用权。理论上,这个权力可以维护公共利益。在使用过程中, 如果得法, 这个权利也可以相对公正地保障个人利益和权力, 有助于实行良好的城市规划,一方面解决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减低公民损失,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长治久安。综上所述，政府干预思想和经济自由思想本身都没有什么错误，都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或是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是力挽狂澜征服毁灭性的大危机。关键在于在不同时期我们需要对二者进行不同比例的配合使用，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要根据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形势而定，但不管在哪一时期，不管二者采取何种配合比例，最终都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结合点。

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正在大力发展、积极促进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处理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坚持监管市场时给市场一定的位臵，以保持效率;同时给市场一定的约束以保持公平，保持二者的协调，以适应当前多元化经济模式的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效益。

一直以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都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政府职能处于经济、政治的交汇点，任何行政功能的变化，都会受制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反过来对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行政体制运作、行政权力行使的起点和依据。我国的发展现状要求政府积极进行职能的转变。此外，市场经济是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和规则性的经济，与之相适应建立起来的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构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主导，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重心，同时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一个特殊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地位上应是完全平等的，同样不能拥有特权。政府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规则的制定者、监督者和维护者，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有序运行和发展。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绿色建筑的内涵和特征

绿色建筑是指建筑行业应该在保证人们健康、舒适、安全居住体验的同时, 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尽可能的节约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等, 并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经过上述绿色建筑内涵的分析, 笔者发现绿色建筑相较传统建筑具有节能、环保、宜居和全生命周期四个特点。主要体现在选材、使用、环境保护、前瞻性等方面。

二、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以武汉绿色建筑发展为例

(一)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强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行, 我国的经济主体的组成复杂多样, 大量的个人、私营企业的涌入, 增加了政府对国内经济的调控难度,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企业在寻求发展时, 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 往往会将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做的一切决策, 都依托市场的变化。而建立绿色建筑从短期上来看, 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困难重重。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 往往无法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管, 那么势必会出现偷工减料的情况, 企业只顾自身利益, 最终造成环境污染。除了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之外, 对已经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也较弱。政府无法很好地预防与治理, 那么结果与预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2、相关管理机制不完善

首先, 国内并没有系统的管理机构。我国开始研究绿色建筑的时间并不长, 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专业性不强。武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善相关管理机制, 目前还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部分人员有意愿完成好这部分任务, 但也有心无力。其次, 国内并没有成型完善的管理模式。由于绿色建筑的特性, 如果没有规范的管理模式, 那么对这方面工作的成效是十分不明显的。绿色建筑的管理环环相扣, 其中包括策划、设计、施工等, 无论哪一环节出现了问题, 都会对整体造成极大的影响, 使绿色建筑的管理工作功亏一篑。而武汉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当下形成一个规范的管理模式, 因此无法很好地推动绿色建筑在武汉的发展。

3、行政监管体系效果不佳

首先, 行政监管体系混乱。体系内部各部门在进行监督工作时, 没有一个合理的工作程序, 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困难, 监督分布不均匀, 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其次, 行政监管体系缺乏公平性。监督机构在进行监督时, 应保证极高的公平性, 否则就会打击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也会削弱监督机构的权威性。然而, 由于我国的行政监察机构并非独立机构, 监督主体与客体相互牵制, 因此监督力度有所减弱, 公平性较差。

4、科技优势难成绿色建筑动力

正因为人力资源的优势, 武汉的科研能力极强, 在许多领域领先全国甚至全世界。然而, 这些科研成果仍然被局限在各大高等院校和科研中心中, 并没有被企业所利用。在武汉的国企和私营企业并没有对科研引起重视, 相关研究人员也没有意识到将科研成果为企业利用的重要性, 因此这部分的利用率非常低。虽然武汉有很大的科研优势, 但是并没有成为推动武汉绿色建筑发展的动力, 武汉企业的竞争力并不强。这也成为制约武汉绿色建筑市场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政府干预机制绿色建筑规制的制度构建

(一) 整合社会资源提高政策执行力

1、成立专门的绿色建筑组织

以武汉市为例, 从实现政府对绿色建筑科学管理出发, 本文对于武汉的绿色建筑制度改革提出了如下探讨:首先, 建立绿色建筑组织。其次, 为了与武汉市现有的绿色建筑市场制度体系相配合, 需要成立专门的绿色建筑发展委员会, 专门对适合武汉实际情况的绿色建筑标准进行研究、制定, 积极与国内外相关绿色建筑组织进行沟通合作。

2、培育多元参与主体

一方面要积极成立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中介组织, 通过权力下放、融资活动、结果评估、信息技术交流等方面的活动, 为该组织提供政策定位和指引, 引导该组织开展推进绿色建筑进程。第二方面是要积极推动行业协会的建立。行业协会可以指定其相关的行业标准, 甚至向国家的立法工作提出相应的建议, 也可以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与意见向政府进行反馈, 同时做好国家的绿色建筑政策和规划的解答与普及,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最后, 需要成立国际化的绿色建筑发展交流平台, 将绿色建筑发展提升到全球化的高度, 开拓眼界, 克服地域的局限性。

(二) 加强绿色建筑的宣传培训工作

培养专业的绿色建筑人才需要首先在教育上下功夫。其次, 为使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深入普通大众, 地方政府需要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通过一系列活动将绿色建筑发展理念和通用标准向全社会普及。最后, 要转变思维模式, 因地制宜地适当对绿色建筑行业的职业资格授予进行改革, 扩大行业部门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实现绿色建筑设计技能与理念的共享。

(三) 经济激励政策

1、加强财政补贴

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 财政补贴向企业或个人提供经济补偿。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促进绿色建筑市场蓬勃发展十分关键, 绿色建筑市场的初期发展需要一定的国家资金投入进行扶持。首先, 为了引导绿色建筑走向正规化发展, 可以将中央财政补贴与地方政策相挂钩, 建立绿色建筑的财政激励机制。其次, 可以建立专项基金, 达到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目的。再次, 在发展绿色建筑的实践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个专项基金。在财政拨款时, 对绿色建筑进行相应的资金倾斜和政策扶持。最后, 制定相关的考核指标, 对公务人员的政绩进行专门考核, 以激励政府及其官员的重视。

2、设立绿色建筑专项资金。

设立绿色建筑专项资金、出台经济奖励的激励措施, 有助于加快绿色建筑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绿色建筑业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还要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 制定科学的标准及建设示范项目, 逐步审计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楼的能效, 改造现有建筑的的节能性能,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节能型的建筑材料、产品、器械的自主化生产, 这些工作都继续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样的发展要求下, 很有必要制定科学高效的经济激励措施, 并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于支持绿色建筑的发展。

3、绿色建筑税收优惠

目前, 因激励手段和政策的缺乏, 导致绿色建筑的发展相对缓慢, 故在中国有必要在绿色建筑领域施行税收优惠这样的激励政策。本文研究了不同的建筑类型的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建议, 主要根据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 同时又基于用途区分出居住建筑和公用建筑, 还有各类型建筑达到的节能标准, 来制不同的定税收优惠政策。

(四) 人才输送:人才激励体制的优化

目前, 武汉的大学生数量达到百万, 全国没有哪个城市的大学生数量多于武汉, 世界上也找不到有这样数量大学生的城市。武汉未来的创新驱动和经济的转型升级, 现代化社会的建设都赖之以发展。可是因为培养模式的限制, 武汉市向各企业输送的人才却不尽人意, 因北上广等地人才引进优势较大, 造成人才流失, 还有武汉大学毕业生更加偏向去政府部门以及高校、研究所工作, 这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在武汉绿色建筑企业的人力资源市场匮乏, 因此武汉需要调整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 政府还要加大对人才引进的力度并出台相关的政策, 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需要转变。

摘要：目前, 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 对自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目前建筑市场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势必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如此严峻的情况表明, 中国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 必须大力发展节能和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 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激励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对绿色建筑的投入, 必须依靠政府的经济和政策干预手段来校正绿色建筑市场的失灵, 为其提供人才储备, 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等政策和法律手段, 为绿色建筑行业的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政府在文创产业的构建中充当“看得见的手”

政府通过政策制定、理念推广、奖惩机制和调节税费等宏观调控促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国际上，文创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都有自己配套完备、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比如，美国对于文化创意的版权保护有着一套详细完善的法律规定，手握大量版权专利使美国处在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在艺术生产中，美国不需要实施具体的生产活动，仅通过售卖创意版权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这种无物质资料投入却能获得价值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美国社会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形成重视版权的风尚，美国在1776年独立之时，各州就相继出台符合自身利益的版权法。

到了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先是对书籍、地图、插画等书面作品予以版权保护，而后又对戏剧表演、音乐、照片及其他一些艺术品也进行了版权保护。例如，漫威是一家生产超级英雄角色的漫画公司。其间因濒临倒闭抛售了旗下大量角色改编权，后来意识到超级英雄角色巨大的衍生价值，又开始了曲折的回购之路。至今，大部分版权重归漫威。在我国，文创行业建设也愈加受到政府重视，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人才培养、资金补贴等方式激活文创市场、发展创意产业。近年来，建立规则完备的文化政策体系，培养更多高层次文创人才，设立文创奖励和减免税务等一揽子政府扶持措施使我国文创产业大幅进步。此外，政府还在营造城市创意文化和文创产业环境上发挥重要作用。现如今，各地党政机关通过建造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创产业园、博物馆、体验中心等项目来聚合当地文化资源和创意产业，培养强势区域文化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文创产业的发展不应只停留在大中城市，文化福利向小城市倾斜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二、市场在文创产业的构建中充当“看不见的手”

文创产业市场是以创意为原生动力，为消费者提供审美情趣和艺术体验，配之适当艺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以一定经济收益或其他期许为目的的艺术品交易和交换的领域或场所。文创市场根据消费者对艺术品不同的需求程度制定了不同层次的艺术消费标准，不同层次之间差别很大。以实体作品长期收藏和即时性体验的花费对比。如果要收藏名家的珍稀作品，其花费必然不菲。例如，2017年11月15日，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4.5亿美元拍卖的达芬奇油画《救世主》成世界最贵画作;次月18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以8.1亿元人民币拍出齐白石水墨画作《山水十二条屏》刷新中国艺术品成交价纪录。但是珍稀艺术品收藏毕竟曲高和寡、群体小众，即时性体验消费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多数人会选择去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剧院等地进行即时性艺术体验。这种普惠式的方法对于鉴赏者来说花费较少却得到相同的审美趣味，对于营销者来说收益也是可持续的。

文创产品交易并不完全遵循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理论，艺术商品有其独特的定价、评估机制，这与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文化认同和复杂的心理需求有关。对于实用性艺术产品来说，需要考虑结合艺术品的实用价值去定价;对于造型艺术品的定价要考虑作品的本体价值、市场稀缺度、艺术家业界地位等因素;对于表情艺术作品的定价要考虑场地租费、舞美和宣传等方面成本;对于语言艺术作品定价应考虑出版发行成本等问题。价格能否代表艺术品的价值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家们认为优秀的艺术品就是有人愿意高价买走的作品。我认为这个观点太过绝对，艺术品的价格只能反映当下人们对该作品的认知水平，并不能代表以后的价值，具有历史局限性。事实上，有很多传世之作起初是不被认可的，在过了许多年后才被人们理解欣赏。同时，评价作品的价值也要考虑作品的审美和精神价值。文创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坚持政府监管、改革创新、尊重原创、公平交易的方针才能使其更赋活力。

结束语：

政府和市场是搞活文创产业的“两只手”，一只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推动文创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另一只则使用微观调节的方法完善交易平台、流通艺术商品。只有“两只手”协调得当、同时发力，才能使我国文创事业蓬勃发展、不断开拓。

摘要：在我国，把创造力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文创产业要想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就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政府在文创产业的构建中充当“看得见的手”，通过政策制定、理念推广、奖惩机制和调节税费等宏观调控促进文化体制改革。市场在文创产业的构建中充当“看不见的手”。文创产业市场是以创意为原生动力，为消费者提供审美情趣和艺术体验，配之适当艺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以一定经济收益或其他期许为目的的艺术品交易和交换的领域或场所。只有“两只手”协调得当、同时发力，才能使我国文创事业蓬勃发展、不断开拓。

政府证券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1 废除城市污水处理垄断机制, 完善社会投融资制度

首先, 要对城市原有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市场化改革, 要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 重新定位污水处理厂的社会地位, 循序渐进的进行污水处理厂的内部管理制度改革, 另外, 要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企业化改革, 使污水处理厂从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的单位, 虽然这种单位依然属于国有性质, 但经过市场化改革的污水处理厂可以独立进行股票的发行, 也可以面向社会寻求资本的加入, 使污水处理厂更加具有私营性质, 能够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中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使污水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1】。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要对TOT模式进行研究, 切实了解转让经营转让这种科学的模式, 首先, 政府机构要将污水处理厂的现有污水处理器械转让给投资方, 根据污水处理器械的工作性能进行价格估算, 并且通过协商确定投资者的具体支付金额, 当经营期结束之后, 投资方要将污水处理厂的全部器械重新转交政府主管部门, 这种模式操作形式较为简单, 不需要支付过多的资金成本, 并且不存在相关法律的制约, 可以使政府的固定资产得到盘活, 让政府可以有更加充足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的建设。TOT模式的运作必须以良好的资产评价机制为基础, 因此, 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重视, 充分考虑中介机构的建议对污水处理厂进行客观公正的资产评估, 以便TOT模式可以更加顺畅的运行。

2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利用市场化手段改良污水处理体制

在TOT模式之外还有一种BOT模式, 这一模式也可以对污水处理厂的投融资机制进行改良, BOT模式的具体流程为:建设经营转让, 这一模式对污水处理的市场化改革极为重要, 政府要加强对BOT模式的重视。首先, 政府要同投资方签订正规协议, 以便投资方可以根据合同的内容进行污水处理厂的经营和扩建, 合同的制定方面, 期限特别重要, 投资方只能够在合同允许的期限内行驶对污水处理厂的控制权, 并且掌握享受污水处理服务的机构收取服务费用的权限, 当权限期满之后, 投资方要立即停止行使上述权利, 保证合同的合法履行【2】。政府机构在进行BOT模式的管理中要严格根据合同的要求履行监管职责, 在这种模式的支持下, 政府可以更大程度上节约资金支出。另外, 污水处理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担保, 避免出现过大的经营风险。

3 完善政府监管机制, 明确各部门责任

良好的监管机制必须依赖完善的监管流程和科学的监管权力分配。首先, 要对政府的监管权力进行明确, 既要保证政府部门拥有足够的监管权威性, 又要对政府的监管权力进行细化, 避免政府机构的越权。要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关各方的具体权力范围和责任范围, 有关各方必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介入对污水处理厂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以便将完善社会投融资机制作为重点关注的问题【3】。要向发达国家的污水处理厂经营机制进行学习, 并结合我国污水处理厂的实际情况对经营监管机制进行改良, 要成立污水处理厂市场化改革领导组织, 邀请专业人士担任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从法律的层面对管理制度进行审查, 确保管理制度能够真正科学的行使权力, 保证有关各方的责任和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我国的政府要加强同人大的联系, 及时了解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 以便机制对监管机制进行调整, 使污水处理厂的市场化改革工作不断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

4 结语

城市污水处理工作是保障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可以得到及时科学处理, 避免对自然环境构成危害的重要工作, 目前, 我国很多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 政府职能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 才能真正促成污水处理厂市场化改革的完成, 深入的分析污水处理厂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具体工作, 对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 很多社会公益事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使得政府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担当的责任发生了变化, 本文深入的分析了城市污水处理工作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的监管责任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参考文献

[1] 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2] 常纪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市场化模式研究[J].环境保护, 201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