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简介] 黎跃进（1957— ），男，湖南资兴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摘要]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时间上，它长达一百多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空间上，它跨越洲际，不同区域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内容上，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现实表现形态也丰富多样。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

[关键词]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开放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一百五十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它是现代世界文学中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双峰并峙的文学思潮。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略陈管见。

对文学思潮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学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著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1]（p38）用这“双重视野”来审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 “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东方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两者紧密相连，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共同的精神冲动源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与启蒙主义文学合流的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发展成熟阶段和20世纪后半期的演变阶段。这几个阶段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自我意识启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个明显的阶段相应。这样，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黎跃进：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第二，东方现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批评家生存于东方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创作或理论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点。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的着眼于民族的宗教复兴、有的着眼于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满信心向往未来、有的悲观消极满怀伤感、有的立足现实探索道路；在题材选择上有的沉迷民族历史或传统题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踪世界风云。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兴奋点，使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第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现实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流派，更有大批优秀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这里我们仅就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稍作议论。东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民族主义文论更是没人做过清理。事实上东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民族主义文论。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学问题，一些诗人、作家、批评家在谈论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或对具体作品评论时，也经常论及文学对现实、对社会、对民族的建设和发展的能动作用。他们倡导文学的民族性，从理论的层面推动民族新文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列举一些东方民族主义重要的文论著述：印度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被称为“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的《诗与诗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诗歌导论》等论著，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论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报》刊发的评论，塔哈·侯赛因的论著《论蒙昧时代的诗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谈诗论文》、《文学与批评》，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的论著《笔的启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艺术》；黑非洲一批留学或旅居西方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尔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诗歌》、《非洲性的基础；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弗兰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希努亚·阿契贝《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等；还有20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评论家所为，他们的论述是东方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论表述。}

第四，亚非地域辽阔，包括众多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东方各民族虽然在现代有着历史类型的相似和大体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命运，但在前现代时期，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差异甚大，各有各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管理模式、宗教信仰、语言系统、文学表达样式……从社会进程看，有的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在文学方面，有的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成就辉煌，有的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

东方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到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了几个文化圈，各以一种古老文明为核心，向四邻周边辐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汉字和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个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现代东方还有几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学。一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边缘地带，因而是多种文化彼此交错渗透的地区；二是黑非洲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统一的文化联系，各种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学，日本本来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典型东亚文化，但它是东方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很快发展为侵略扩张，其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另类；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学，历史上的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备受欺凌与屈辱，是一个没有民族实体的民族，19世纪末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才结束民族整体的流散漂泊。

第五，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中。这既表现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纵向演变的阶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现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还有具有某些异质因素的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比如说作家，现代东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要创作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如：菲律宾的黎萨尔，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乌斯曼·桑贝内、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埃及的巴鲁迪、塔哈·侯赛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般吉姆·查特吉、迈提里谢崙·古伯德、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迪尔托·阿迪·苏里约、穆罕默德·耶明、鲁斯丹·埃芬迪、阿卜杜尔·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部分特质，同时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尔、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赫达亚特、纪伯伦等）。他们有些作品是民族主义创作，有些作品则不是民族主义创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种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们一般认为“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具有时代性和易变性，它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一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可以迅速形成和传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一种思潮不可能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变动易逝的；并会由于条件或社会的变化而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义。尤其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应接不暇。这样的文学史实强化了研究者对“文学思潮”变化迅捷的印象。

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历经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纪还在以新的形态继续发展，这有悖于人们对文学思潮的一般印象。现代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打开国门，西方文学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思潮几乎一起涌入东方文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在东方文坛匆匆上演一遍。现代东方文学在借鉴中来不及好好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学思潮显示出东方现代文学浮泛躁动的一面。但东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在这种浮泛躁动中解决，东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必须是多少代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大事业。因而立足于东方本土社会需求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一直绵延纵贯。

一个半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有限的人生来衡量，是很长的时段。但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人类历史在向东、西社会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势态发展。当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东方民族的自身富强和人类一体意识的自觉。

国内有学者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3]（p5）虽然论者不是专论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几点：（1）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宗旨；（2）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复杂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开放的民族主义”；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也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3）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文学，从世纪初的“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到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思潮”。要补充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时间要往前推，应该是19世纪中期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国粹保存运动，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在这样的普遍的精神冲动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诗歌潮流，有论者论述：“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逐渐唤醒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种避害自卫、报仇雪耻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上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灾难和民族自信的起点，人们还无法预料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结果，只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品味到民族的耻辱，从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中认识到东方帝国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签约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变所带来的沧桑之感，以及悲天悯人、救国救民、殄敌雪耻的情怀，构成了战争诗潮的情感基础。写史意识支配着一代诗人的心胸，他们以手中的诗笔，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情绪的初潮与喧闹。”[4]（p112-113）笔者曾将印度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诗歌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印近代诗人在民族压迫与反抗、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背景下，自觉承当民族解放‘号角’的使命，‘诗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员’的身份压倒，使诗歌工具化，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愤，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5]（p20）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思潮不是没有先例。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依相随，一般认为始于14世纪，终于17世纪初，长达300多年。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挣脱封建等级制的枷锁，树立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情。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几乎并行发展的西方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崛起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6]（p7），随后经历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纪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一直到至今还在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诸流派（正像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双峰并峙，这是为东、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进程所规定。}

总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对它的把握必须以宏阔的视野做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要作弹性的理解，容许边缘地带的模糊性，不要过于刚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静态的、封闭的、定型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J] .新东方，2002，（4）：37-42.

[2]尼·弗·格列鲍夫等.现代乌尔都语文学[A].王家瑛译，东方文学专辑（二）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朱德发.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J] .烟台大学学报，1999（1）：4-11.

[4]关爱和.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1卷）悲壮的沉落 [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5]黎跃进.确立民族自我——中、印近代民族主义诗歌的共同宗旨[J] .南亚研究，2005，（增刊）：15-20.

[6]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丁玲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这一类作品继续了“左联”时期创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大众在革命和抗战中的光辉形象，即塑造“大众之神”；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不难看出，以上的两个主题之间是矛盾的，塑造“大众之神”是把民众的形象美化，赞美民众。而暴露问题的作品是暴露民众的问题，批判民众。这种两面性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从自我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反复。

关键词：丁玲 两面性 大众之神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左翼作家先后奔赴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这其中就有丁玲。回首丁玲的创作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的革命经验和创作经验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次明显的文风转变。第一次是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到30年代的左翼作家，第二次是从左翼作家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文人。第二次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本文以丁玲在抗战时期，即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试图对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整理。并通过对这8篇小说的文本研究，把握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方向的变化和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两面性。

1 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1937年至1941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

1.1 继续塑造大众之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文学”促使“大众之神”的合理化，丁玲别无选择地继续着塑造“大众之神”的创作。

《东村事件》是丁玲作于1937年6月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5～9期。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1928年大革命后的农村暴动。作品中有一个“大众之神”式的农民领导者-王金，但更多的则是陈大爹父子这样世代受地主压迫，已经怯懦到极点的农民。在1937年表现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性格弱点已不再符合时代主题。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已经不具备现时代的意义了。1938年丁玲自己也否定了这篇小说，她认为《东村事件》“现在也只能拿来当历史看了”。

以上作品是以抗日或者参加革命为题材。王金作为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思想与行动的“先觉者”出现的，但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先觉者与大众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些曾经的被启蒙的大众上升到了“神”的位置。

1.2 批判意识的复苏

如果说以上四篇小说，是丁玲初到延安，内心充满热情，以战士的心态进行创作的成果，以下要分析的四篇小说，则是丁玲深入了解延安后，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创作的。

首先标志着丁玲创作主题转变的是《入伍》，小说描写了三个新闻记者来到延安搜集材料，并计划着入伍。其中的一个记者徐清与勤务兵杨明才巧合中经历了一次掉队，迷路，遇到日军的危险情况。懦弱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徐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多亏了镇定勇敢的杨明才得以脱离险境。劫后余生的徐清再也不提入伍，而是得意地计划着到大后方去写出自己的光辉经历。通过险境中知识分子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的对比，讽刺了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又贪生怕死的本质。

如果说《入伍》中，丁玲仅仅把矛头对准了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开始，丁玲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大到了一度被塑造成神的大众。《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发表于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这篇小说取材于解放区一个真实的故事。农村女孩贞贞为了追求自由爱情，逃避包办婚姻出逃，不幸落入日寇之手，成为慰安妇。终于逃出魔窟后又因为党组织工作的需要重新回去，冒着生命危险作情报工作。她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也染上了严重的性病，组织上安排她回到故乡。然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和赞扬，而是同村人的冷嘲热讽和贬低歧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示了父母对贞贞的不理解和埋怨，揭露了乡邻们对她的种种非议，这些刻薄冷血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解放区农民身上的封建遗留思想。

这篇小说中丁玲除了把“大众之神”拉下神坛以外，也是她在延安时期创作中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的一篇小说。贞贞的命运在民族战争和组织力量支配下处于苦痛而又尴尬的位置。女性群体的生存苦难既与民族国家紧密接合又无法得到清晰的解释和解决。通过这篇文章，作者提出了战争背景下，女性为了国家做出了牺牲，由此生成的困境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以上的短篇小说很清晰的显示了丁玲在到达解放区后经历的思想矛盾。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人，同时作为作家她又有着强烈主体意识。这种矛盾困扰着此时的丁玲。

2 结论

纵观丁玲的创作，不可否认她一直紧紧追寻着时代的大潮，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她不断改变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对此，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学者对丁玲的文学创作持全面肯定的意见。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丁玲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逐渐淡化，政治性的僵化理念贯穿其中，尤其是整风以后，作品完全服从政治，概念化，丧失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与同时期的许多女性作家相比，她的创作生命是相当长的，这与她对政治的妥协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丁玲.丁玲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4]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理历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5] 李少群.追寻与创建——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

② 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33.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关键词]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一、文艺与生活的三重关系

胡风在论及文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时，提出了“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个观点。胡风认为，文艺的来源是社会生活，因此它应该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的点滴，文艺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在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众多日本形象正是真实地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实体群：“踏着血迹冲过哭声，他们把日章旗插遍了满洲。”日本为了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众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残暴的日军却漠视模糊的血渍与悲恸的哭喊声，将日本国旗插遍了中国东北每一处被攻陷的城楼。借以彰显他们骄狂的气焰。与侵华战场上凶暴亢奋的日军相对照的，是日本国内冷酷无情的政府：“展开了被检阅官删了又删的／现在还坐在监视的警官／在一面听一面对着稿本的故事。”为了严格控制民众的思想，日本政府敦促着检察官将无产者聚会的稿本不断修改，还在无产者聚会的现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杜绝反动言论的传播，日本政府的高压统治与日本军队的屠杀如出一辙。实为一丘之貉。然而，他们的形象只不过是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胡风运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并将之展现在诗歌中，这便是意识直觉的自觉反映。正如近代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胡风凭借艺术的本能，从这些直观感性的日本形象人手，以它们作为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基点，将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横截面。这些剖面既反映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现实状况，也能折射出日本国内的真实国情，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形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意义与韵味。

另一方面，胡风认为：“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是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渗进艺术家底内部，被艺术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拥护，所蒸沸，所提升不可。”在胡风看来。文艺不等同于生活。它在记录和展现生活的同时还应该高于生活。因此，文艺创作更不能机械刻板地模仿生活。那样不仅不能给人们以审美的快感，还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如果仅仅将文艺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再现上。譬如将诗歌作为记录中日战争的笔，那么，文艺就成为了一朵缺失美感的残花，无法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感。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曾说：“一支精细的画笔引人人胜的巧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绝对真实的摹拟生活只会引起憎恶。因此，胡风选取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形象，正如诗歌《安魂曲》中所写：“完全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你写了一个中篇《地区的人们》／想用血肉的形象／去代替那钢铁的逻辑语言：为了说出／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为了说出／什么是人民的爱憎／为了告诉迷惑着的广大读者／日本在走向着浩劫／为了告诉溃败着的左翼战线／地下在猛烈地斗争／为了指出，什么是使斗争败北的偏向／为了坚持／什么是使斗争取胜的途径……”胡风成功塑造了小林多喜二这个日本无产阶级斗士的形象，将他生前英勇无畏地与日本法西斯政府抗争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用充满魔力的笔将它们展现出来，从而暗示了小林多喜二的死是伟大的。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诗人将和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描绘成丑陋卑微的形象，并形成了抵制日本人的固定思维模式。小林多喜二的形象背离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意识，体现出一种相异性，从而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日本人形象。胡风没有盲目武断地去复制社会集体想象物，他在现实与历史的张力之间运用理智清晰的思维去提炼这位特殊的日本人形象的诸多成因，从而在对群体传统观念进行审视与反思以后，用自己的经历和判断创造性地刻画出日本反战者的形象，展现出一类崭新的日本人。

日本无产阶级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创作方法。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生活无差别对待的冷淡的态度，也不是超阶级的态度”。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既强调对生活保持高涨的热情，细微地去觉察生活点滴，同时又要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指南去进行文艺创作，胡风正是遵循了这样一套理论，将对日本形象的描写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如他的旧体诗《随感》中所写：“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胡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武汉，亲眼目睹了穷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军却在空中巡逻的场景。胡风以一个无产者的眼光去审视日本对中国的奴役以及当时国内的紧张局势，通过这样一个场面的刻画诠释了中日间的敌对关系。此外，关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论，藏原惟人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第一。必须用‘前卫的眼’来观察这个世界；第二。以严正的描写主义态度来描写这个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就要求作家站在超越生活的艺术高度上，用冷静严密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描述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胡风的诗歌创作便是对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大众诗人都在呼吁投身战争，揭露日本的残暴，却无暇顾及到日本国内的反战者形象，胡风却细心地关注了这一事实，他对小林多喜二这位日本反战斗士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一个革命文学的天才／被谋害了!一个日本人民的儿子／被烧死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被屠杀了!”对这样一位光辉的战士的死深感惋惜。胡风用艺术的眼光去俯瞰现实，却又不脱离现实，其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经过艺术的洗涤显得光彩照人。但这些形象也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现象与历史事件之中的，胡风合理拿捏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和比例。游走于实体与创造的两重世界中，将日本形象严谨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

如何更好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胡风认为，在“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条纽带就是他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创作原则。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是胡风坚决反对的，因为“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是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生命，也一定会使

人物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只偏重于客观会使人物形象显得平庸俗套，过于强调主观也会让人物形象如同空中楼阁一般飘忽不定。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塑造的日本人物形象中融人了诗人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在糊涂地死掉了的尸灰前面，他们用大臣‘大将’……的尊严来致什么‘最后敬礼’，这是对于死者的第二次强奸，这是对于生者的无言的诱惑和威吓。”诗人在谴责日军令人发指的残暴与绝情的同时，也对日本士兵的不幸遭遇感到万般的无奈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们是在劳动、穷苦、受骗里挣扎的天皇的草民。”诗人一方面对身处苦海的日本平民表示无比的怜悯，另一方面又对冷酷无情的日本政府感到极度的愤怒。这些饱含着情感的人物形象显得典型而具有特色，同时又是那么的真实可信，我们也似乎被带回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呈现在眼前的是凶残的日军、悲惨的日本士兵、冷漠的日本政府、凄苦的日本平民这一幅幅清晰的人物画像。

胡风还认为，客观是主观的基础，主观是客观的反映：“我认为，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对日本——岛国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借助客观的日本诸意象来表现自我内心感悟。初到日本的胡风由于语言不通，对周围的环境不熟，他眼中的日本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武藏野的天空依然是高而且蓝的吧，我们底那些日子活在我底心里，那些日子里的故事活在我底心里。”只身一人去日本闯荡的胡风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寂寞，在武藏野湛蓝的天空下，诗人想起了曾经在一起“嚼着麦饭的”、“颧骨抽动的”、“灰白的脸孔”的兄弟，无比怀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想到不可捉摸的未来，心中泛起了一丝惆怅。“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胡风将对日军的愤怒之情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日军的侵略与扩张与他们的生存空间密不可分。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上，缺乏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思想里充斥着危机与扩张的意识，这滋生了他们侵占吞并中国广袤土地的野心。胡风将对日军的憎恨情感转变为了对日本的厌恶，这种厌恶感在之后又转化成对日本的抵触和排斥，正如诗歌《海路历程》中所描述的那样：“东京／那东方罗马帝国的都城／有钢骨水泥高厦的银行街／有陈列着劣质的但却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闹市。”日本首都东京拥有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市场，其繁华宏大的场面将胡风——“来自田间”的农民的儿子——完全震慑住了。然而，他却幻想出外表光鲜的质量低劣的商品，这成为其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象征。胡风以留学日本的历程向人们层层展现出日本这个国家的形象，我们在读到胡风诗歌时，也会有着大致相同的情感，与之产生共鸣。

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理论受到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提出主宰人生活的两种力观点的影响。第一种力是源自人的内在生命冲动力：“即个性表现的内底欲求，在我们的灵和肉的两方面，就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厨川白村强调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生命，达到乌托邦式的自由与理想的境界。这种来自个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意识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观因素相通：第二种力是来自外界的环境束缚力，即现实的社会环境对人寻求生命的欲望的限制和约束，这种来自外在的作用力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客观因素相关。厨川白村在这两种力中，更加侧重于主体对生命的欲求，他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厨川白村显然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刺激作用，过分夸大了主观思想的力量，将文学艺术等同于不受丝毫束缚的心灵世界，落入了一种唯心的境地。胡风则强调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里既蕴含着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也寄予诗人建立在这些现实基础上的情感，它们正是这种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胡风的这种唯物辩证的文艺观更加全面地去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是对厨川白村理论的超越。

三、精神与意志的强力支撑

然而，胡风也重视主观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中表现为对民众的号召与鼓动。胡风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与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沦陷，中华民族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会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一个大的纷扰，产生了新的苦闷新的焦虑，新的愤怒新抗战，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经了“九一八”事变的阵痛后。关内的人们并没有警觉起来，甚至有人妄想坐拥半壁江山与日本和平相处。但是日军的贪欲是无穷的，他们早已将中国的领土视为囊中之物，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不得不对日军的侵略作出回应了，于是，抗战由局部转变为全面。从被动进入主动。借助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契机，胡风在诗歌中发出来炽热而嘹亮的口号：“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载／为了胜利／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在日军残暴的形象背后是中国人民苦闷、焦虑和愤怒的情感。胡风动员广大民众将这些悲观的情绪转化成为对日军积极主动的斗争，并乐观地认为在大家团结一致和持久的努力下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胡风诗歌的鼓动与号召的对象不仅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起来呵，全世界的奴隶!”他还动员那些被欺骗的日本士兵和被愚弄的日本平民与冷酷无情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在日本国内发动反政府的事变，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终走向灭亡。

胡风抗战时期诗歌中的战斗性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目的意识论”的影响。青野季吉坚持“社会主义文学公开声言文学的社会效果和‘宣传的’、‘机动的’作用”，针对以往重视文学自身研究的“内在的”批评，青野季吉提出了文艺作品转向重视社会意义的“外在批评”理论。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劳苦民众的关注，通过这些日本形象的刻画来唤醒麻木的人民起来斗争。青野季吉还说道：“开始自觉到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即由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他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统摄全局的纲领，又把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置于中心地位，让大量的政治因素渗透到文学中去，绝对孤立地视“外在批评”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胡风对此并不苟同；“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寄予了诗人同情抑或愤恨的情感，这是对悲苦形象的“迎合”，对残暴形象的“抵抗”，它们又反作用于诗人，让他去重新审视和发现，在矛盾的斗争中去探寻艺术的本质。胡风冷静而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远远超过了青野季吉主观而又偏激的思想，“胡风既重视文艺批评的社会性又探究文艺批评的自身特性，显示了他所具有的左翼文艺理论的总导向下的独有的个体存在”。胡风从实际生活出发，摒弃了青野季吉式纯粹的“外在批评”的文艺本位观念，将不同类型的人物主观情绪情感融入文学的社会属性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结合的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其支柱正是强大的精神助推力，折射出生命的冲动与诉求。

纵观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创中的日本形象，在凶残的日军和冷漠的日本政府形象中是诗人愤怒和仇视的情感；在悲惨的日本士兵和凄苦的日本平民的形象中是诗人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在英勇的日本反战者的形象中是诗人敬佩的情感，胡风眼中的日本形象中是诗人由惆怅悲伤到惊叹反思的情感变化。这些他者形象的创作和产生的背后是注视者系统辩证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在对藏原惟人、厨川百村、青野季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吸收与批判中，胡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彰显出其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在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精神方面具有开创性，植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受西方反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精神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本文就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和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现代文学的特征，把自然精神有效融合在现代文学中，从宏观上认识现代文学乃至人类进程中的绵延不绝的自然精神。

关键词：现代文学；精神立场；自然精神

本文主要探讨现代文学自然精神中的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后自然精神。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是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路的历史时期、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开始盛行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它既延又革，既不脱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母体，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融合和割裂中寻找平衡，因此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取向的丰富多元化、纷繁复杂性。其中道家自然精神主要表现在现代作家对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张扬个性、崇尚自然、提倡天道合一的自然精神取向；酒神精神强调自然人性中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女性自然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母神崇拜和女性自然精神，母神崇拜最早来源于古代神话中的女性崇拜和图腾崇拜；女性的自然精神是源自西方的女权运动，具体体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女性思想解放为立场的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上，人在无家可归之后寻求的人类灵魂的第二故乡——即自然精神故乡的基础上的自然精神，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中国现代作家在进退失据中寻找灵魂家园的集中表述，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

一、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综述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拉开了帷幕，它是继古代文学之后出现的独特的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论述。研究思路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文学思潮、外围文化类型、文化意象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精神立场的研究至关重要，只有全方位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才可以深刻认识现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产生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迥异和分歧，另一方面，文学精神立场的传承性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同构、继承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土壤决定了它的丰富多彩、新鲜生动、别具一格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主要集中于儒释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古代几千年文学精神立场的单一性、持久性、稳定性。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不同于前者的精神立场。面对着古老帝国的解体，西方文化的入侵，西学东渐时代的来临，传统文化、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进行分裂和重新组合，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复杂性、包容性、丰富性。同时历史理性、实用理性、虚无主义、自然精神、超自然精神等多种综合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坛的精神格局。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家自然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作品《故乡》中的文字，主要融入的是作者对故乡的精神寄托，这也是道家有关隐逸情怀的基本表现。还有《社戏》，作者回忆的视角转向了童年时代在外婆家看戏的生活场景，展现了童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画面，构建起了那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最核心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自然精神。另外，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道家自然精神的作家作品不胜枚举。郁达夫的作品《迟桂花》、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等都集中体现了作家陶渊明式的无为超脱和隐逸情怀。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酒神自然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进行了阐述：“酒神祭作为一种洋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一种兴奋剂的作用，它的心理学赋予我们理解悲剧情感的钥匙”、“生命意识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

中国现代文学酒神诞生的社会背景是：推翻满清帝制，辛亥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国门大开，西学东渐，西方思想开始走进中国。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现代文学选择了酒神自然精神。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很多都体现了这种酒神精神，例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都表现了酒神自然精神。鲁迅的小说《野草》、《铸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保卫延安》等是现代文学作品中酒神自然精神的集中体现。

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然精神

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主要来源于最初的人类对母亲的崇拜；二是相对于两性之间的女性。母性以及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是人类原生态、自然的体现。

当时现代文学中有很多文学作品体现了女性自然精神，其中有曹禺的《蜕变》、莫言的《丰乳肥臀》、鲁迅的《补天》、冰心的《超人》、沈从文的《边城》、《繁星》等，这些作品体现的是女性崇拜，它们洋溢着或低沉或激昂的基调。鲁迅的《补天》借鉴了上古神话中女娲的形象，上古神话蕴含着最早的女性崇拜意识，鲁迅赋予她很高的形象；沈从文《边城》中对秀秀的描写，是人类原始女性美的描写，是建立在两性关系上的女性自然精神的描写。

五、中国现代文字中的后自然精神

寻求出世、清静无为的道家自然精神，洋溢着生命热情激越的酒神自然精神、母神崇拜的女性自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学自然精神的母题，同时也影响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如果说前三种精神直接指向人和自然的和谐，指向人类最初的自然母题，其中容纳了传统文人的灵魂复归，隐世遁逃的内求精神，那么随着五四前后社会体系、思想思潮的改变，崇尚科学、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的思想运动的开展，都市文明走向急速前进的道路，在都市文明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文人的厌世情结随之出现，于是文学摒弃了世俗的价值取向，走向了崇尚自然的道路，走向古代文人桃花源式的精神探索之路，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后自然精神。随着都市文明的异化对心灵造成的挫伤，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将会走向后自然精神。

六、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立场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立场的区别

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精神立场是在道家自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展开的，那么现代文学精神立场则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多种精神立场相互激荡，相互补充，相互抵触，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多元的精神立场。受不同的精神立场的支配，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审美精神稳定、单一、内敛、沉静，凝滞，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体现在激越、喷薄、动荡、流动。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也是历史中最内在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和精神。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烈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历史背景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开天辟地荡气回肠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文化史，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多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汇，散发出永久的光芒。中国古代审美特质被消解在了荡气回肠、喷薄欲发、激越反抗、重新构建、推旧出新的文学进程中。

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是五四时期文学现象的重要体现，多元文化因素的交汇，产生了文学现象中的多种自然精神，它以层出不穷、色彩缤纷的形式闪烁在现代文学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古代儒家孔孟精神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再创造，最后抛弃了传统文学精神，构建起了多元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自然精神的出现，是现在文学史的坐标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J]. 王富仁. 天津社会科学. 2015（05）.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若电影完全脱离文学因素对其的辅助，则其会变得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该论文主要从文学和电影的关系、电影在文学创作技巧中的借鉴作用、电影深层和表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终阐明了文学在成功的电影塑造中的重要作用。若从文学和电影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则文学可看作是电影发源的源头，而电影又会帮助文学产生较多的新型样式，然而，文学和电影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关系，即存在载体、生产方式以及商业运作等方面的差异。文学和电影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形成的攀比性能够促进文学媚俗之态的发展。

一、 文学对电影产生的影响作用

电影的创作需要借助文学作品才能完成，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态，其在形成的过程中曾从文学母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从中外电影的发展史能够发现，较多的优秀影视作品均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我国早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有：鲁迅先生的《祝福》和《阿Q正传》、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子夜》等；而新时期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如著名作家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余华的文学作品《活着》等。[1]从世界影坛来看，电影和文学的合作更加广泛。电影的制作需要借用较多的文学素材以及资源，从而决定了电影的制作过程会受到文学审美观的深刻影响，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故事情节的铺陈方面，电影和文学作品多会利用讲故事的形式表达。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的张艺谋，就擅长于在电影画面上讲述故事。从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电影的取材和选项来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通过文学作品就能够洞察到电影的具体走势、发展以及未来的变化。由于当代电影多数属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因此在对当代电影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先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如《红高粱》《活着》以及《妻妾成群》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我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从而使电影的情节收放自如，电影语言风趣幽默，使得电影中的文学特点得到充分展现。进行人物塑造时，文学作品中偏重于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塑造，而这一点正好为电影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创造了条件。较多的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阿Q等均得到改编而成为银幕上的人物形象，通过银幕将人物的矛盾冲突以及囍怒哀乐表现的活灵活现，从而使的人物形象成为电影作品中的艺术结晶。在进行情感表达中，文学和电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要求将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这一永久不变的主体表现出来。[2]文学作品通常渗透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其中蕴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理解以及与众不同的情感；从而在改变的电影作品中也表现出自我观照的成分，此通过电影形式又作用到人的精神世界，由此使人们对理想、命运以及现实产生深思。

（二）文学对电影产生的定位作用。较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杰出电影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文学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丰富审美性以及充满诗意的人文关怀，其重点在于凸显个体对现实产生的感悟和超越，以此寻求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价值。如国外某导演执导的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其所呈现的是发生在西西里岛上的传说故事。该影片的原作品名为《玛琳娜》，影片内容主要从少年雷纳多的视角进行展现，叙述了二战中失去丈夫的少妇玛琳娜的不平凡经历。在影片中虽然剧情较为平淡，然而，在这平淡的基调中却能够展示出人性的丑恶以及光辉。在国内电影中较为浓烈的文学性也有一定的体现。通过沈从文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边城》不难看出，文学作品能够带给人们情感的安慰以及心灵的启发。由于文学具有丰富性以及深刻性，因此经过改编之后的电影带有较为强烈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关怀。

（三）电影中很多表现形式均借鉴与文学作品，如比喻、夸张以及象征等。在电影情节的伸展和人物的对白中能够清楚地发现文学方式的呈现。此外，文学作品一般可以表现出人物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风貌，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有益于电影历史感的表达，如老舍作品中所呈现的某一时期北京城的社会风貌。该作品若能改编成电影形式时，则能够将原时代的真实还原出来，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同以及感知，由此更能让较多的目光被吸引，从而产生最佳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 电影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客观的讲，电影对文学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然而，由于其属于一门较为独立的影像艺术，其依靠的是声音和图像等多种资源整合而成的视觉艺术，利用这种艺术，能够让人们得到最大程度的视觉体验以及娱乐享受。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文学这种古老传统业态。在同一主题下，文学表现出来的是多义性与虚构性，而电影则以具象性与真实性再现。所以，在现阶段快速发展的文化消费年代，由于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对文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文学开始放下高傲的身段，继而主动寻求和电影进行合作，这种倾向的具体体现是针对文学的逆向性创作。[3]作者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刻意根据影片标准而改变写作内容以及方法，在进行作品主题、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刻画中均根据电影的实际需要给予观照，让某些电影的表现技巧渗透到作品中，如快速场景变化等均被文学作品的创作所采用，从而便于改编为电影形式。

电影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能够促进“立体读者”的出现。由于电影本身具有一定的通俗性以及娱乐性特点，从而有效降低了大众进行审美的门槛，缩短了大众和艺术之间的距离。很多电影均来自于较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具有传播优势的电影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消除了对较为严肃文学的敬畏感，由此使得部分观众在观影结束之后能够进行原著的阅读。所以，在电影的传播之下，能够获得较多的“立体读者”大军，由此使得文学又回归到大众化的阅读。在当前的消费形式下，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商品。广大的民众一般会通过电影和电视等非文字形式进行文学作品的了解，然后进行原著的阅读。在这种形式下，较多的文学作品会由于同名电影的播放而收获新的关注度以及生命力。

三、 将文学作品改变为电影

从我国的电影发展史来看，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即20世纪的初期和末期。在20世纪的初期，成功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有从法国文学作品《保险党十姐妹》改编而来的电影《红粉骷髅》、作家徐沈亚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玉梨魂》等。但到了上个世纪末，用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风气进一步升温。对此，张艺谋等导演不但将较多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而且已经将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定位各自创作的基本路线。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等均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从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到由网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使得作者由当代较为知名作家提升为网络作家，而且由此也将文学作品向电影改编的事业提升到较高的水准。从这里可以看出，电影跟随文学作品的发展也在逐渐扩大素材基地。

由于文学作品属于一种文字艺术，但电影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态，因此，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形式实际是从一种单一的艺术转化为较为复杂的综合艺术。然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还涉及到将文学作品改变为电影的基本原则问题。[4]客观地讲，导演实际也是读者，其站在自身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做出解读，接着，根据自己的审美要求，将文学作品的文本转化成电影文本。该转化过程实际属于重新创作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转化，使得文学作品出现了新的超越。

四、 电影对文学作品具有催化的作用

电影对文学作品的催化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催化了被改编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其二，催化了文学作品这一整套文学体裁。我国的文学作品具有较为庞大的数量，水平也参差不齐，然而较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只是较多的不能被人们发现而已。而文学作品向电影这一方向的发展为文学作品寻求了另一发展途径。因为电影属于一门包含了戏剧、绘画等多个艺术形态的综合性艺术，然而其却有着较为独特的艺术特征。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不但包含了较多的艺术特点，而且具有蒙太奇这种较为先进的组装技术，使得其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手段，同时，影片还可以进行大量的复制和放映。从电影带给人们视、听一体化的观赏效果来看，其无争议的可以定性为大众化艺术。经过改编后的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易于大众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另一方面，由于电影所创造的商业利润巨大，因此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即能扩大文学作品的宣传范围，而且能为作者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所以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这一现象能够对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文学作品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文化作品在我国主要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文言文学的作品，其发源于魏晋时期；其二，白话文学的作品，其起源于五四运动时期。在古代，文学作品是没有地位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成为较为独立的文体，而现代文学作品则已经被社会大众所追捧，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经历了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诗歌、散文以及戏剧均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到当前为止，文学作品的发展是最快的。戏剧虽然和文学作品一样可以改编为电影，然而戏剧改编电影只在我国电影的初创时期小盛一时，接着就消失了，其中较为成功的作品有老舍的《茶馆》。另一方面，用诗歌和散文改编成的电影也有，如由郭小川同名诗歌改编成的电影《一个和八个》。

因文学作品流派的不断增加，加之电影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难度降低。文学作品只要能够描述出的场景，电影就可以利用相关的技术将之呈现出来。正是由于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文学作品的描述随意性极强，文学种类也出现了较大的增加，如灵异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改革以及先锋等多个思潮阶段，而电影也同样存在多种类型，即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寻根电影以及改革电影，而这些电影的绝大多数，均来自于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神圣的使命》《天云山传奇》等。

结语

影像事业的全面发展，让文学的优势减弱不少；而随着网络文学以快餐形式出现，使得读者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的阅读形式，进而放弃对严肃文学的追捧。较多的不利因素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文学的地位已经不能达到当初的辉煌程度，但文学深厚的根基还存在着，文学对人们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对现实以及命运的感悟，这些均会对文学作品的主旨理念以及审美价值产生最根本的影响。电影能够得到蓬勃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电影自身具有较强的传播优势，另一方面是受益于文学不间断的滋养。作为电影导演不但要管理好镜头的拍摄，而且要做好文学的修读工作，只有深度消化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意境，才可能完成其独具特色的电影内容的构建，继而拍摄出蕴含人文关怀以及审美品格的杰出的电影巨作。以上可以看出，文学和电影的互动融合必将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章颜.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12.

[2]孟中.文学改编：一次特殊的电影心理活动[J].电影艺术，2004（2）：9-12.

[3]吕媛.文学作品改编与电影内容生产[J].当代电影，2011（6）：107-111.

[4]陈林侠.当下中国电影的改编问题与文化竞争力——兼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J].中州学刊，2015（6）：157-164.

文学现代转换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学阅读已经成为大学教师感到非常棘手的一个严重问题。针对当代大学生轻视阅读、不深入研究文本，蜻蜓点水、敷衍塞责的阅读现象，我们提出以下对策：1.整体式阅读教学策略；2.审美式阅读教学策略；3.研究性阅读教学策略。

关键词：现代文学 文学阅读 教学策略

当今，大学的应用性、实践性被提到了教学重点方略上来，其优点在于增强学生所学知识的实效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对人文类学科的轻视甚至忽略。一种急功近利的大学办学思想从长期来看必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启蒙仍是当代知识分子不可忽略的历史重担， 因此，无论处在哪一个时代，阅读文学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建设工程。“阅读教学仍然步履维艰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如果从执教者直接因素考虑，教师本身素养和能力的欠缺，是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我们作为当代大学教师，有责任给予学生正确的阅读导向，使其在大学时代真正熏陶到除书本课堂以外更多的文化信息，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大学生常见的阅读病象

文学作品以文学语言为媒介，用文学的形式传达现代人的情感、思想。人在识字以后，就有了阅读的体验。字都有它独立的声音和意义，个性十足又千变万化地存在于阅读文本之中。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语言魅力吸引着人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书刊杂志、电子文本层出不穷，当今的阅读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扩大到了广大的普通群体。大学生作为主要的阅读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阅读群，教师如果不能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以正确的阅读方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学生现在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待提高，自主阅读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初创之时相比，人们的阅读取向和趣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具体到现当代文学教学，教师的阅读引导作用更应该得到重视。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总结了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几种典型症状。

1.消极阅读症。根本厌倦阅读，不想看文字，尤其是纸质的文字。懒于思考、懒于生活、懒于用脑用眼；即使阅读，也是读些不良书刊，无益身心，有害健康，耽于臆想。

2.阅读恐惧症。阅读恐惧，是上一症状的深层次，更进一步。不读书，怕读书，拒绝阅读，只对视频音频感兴趣。

3.阅读盲目症。走进图书馆的书架旁，不知道读什么，茫然不知所措，空耗时光，最后随便拿本什么看，或者面临选择干脆放弃，转向了实际性较强的英语学习和各类考试的试题。

4.阅读失语症。这类学生爱读书，也读了不少的书，但属于读死书的，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人读亦读，不加拣择，不加思考，读过就忘。以至于读书失语，满口都是别人的话，失去自我。谓之“阅读失语症”。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名篇，多数距今已有数十年了。相比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当然只能属于新生儿，比起最新潮的文学却又显得较为古董。它的学科性质使得当今的文科大学生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图书的出版包装越来越精致，配以大量图片、装帧精美的书籍杂志纷纷登场，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书坊。阅读很多时候只是成为了一种彰显身份的装潢，就像人们社交穿西装打领带一样，书是拥有精神贵族头衔的标志性物品。而年轻的大学生是在动画和游戏中长大的一代，他们也读书，但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轻浅的、搞笑的、玄幻的、穿越的、魔法的题材吸引了他们的眼球，真正的读书品味严重缺失甚至并未养成。大学生多数是为了应付考试随便翻翻教师指定的必读篇目，然后就弃之一旁了。心浮气躁进而导致根本读不进去，这样的现象使得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严肃文学面临着失去读者的重重危机。

二、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教学对策

面对以上所说的种种症状，我们并不愿意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我们也不愿意做毫无意义的指责者。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其本质就是对话：打破时空界限，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心灵的交流与撞击。我们能做的只是立足于教学本身，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时给予他们一定的阅读指导，起到授业解惑外加监督引导的作用，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学习帮助。

1.加强和学生的联系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阅读兴趣所在，及时加以引导；从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出发，注重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2.加强教师自身修养。教师渊博的知识和风趣的谈吐都会增加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个人魅力的培养离不开优秀文学作品的滋养。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进而就会模仿教师，追随教师，自然会接触教师所读的书籍。具体到当今高校文学教学，大学教师要增加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提升自身素质。

3.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要使现代文学教学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下工夫。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设置悬念，用丰富的文学语言提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度；注重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尊重和激活学生的主动性，珍惜和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特性。

4.加强对学生的阅读监控。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开展阅读交流活动，帮助学生制作读书计划，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在一起讨论交流，促进彼此间的信息互通，也有益于改进各自的读书方法。

另外，进行适当的课外阅读指导。课外阅读指导是为了提升学生阅读欣赏的层次和深度，因此要求学生把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对于长篇的作品可以泛读，对于短小经典的作品和长篇作品中精彩的部分要注意精读，反复玩味这些语言，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力求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

三、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教学对策

现当代文学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因而涉及的文学现象比较多。“阅读不是言语符号的简单传递，而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过程。”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需要掌握足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基本知识，并对当前文学研究现状有所了解。

1.整体式阅读教学策略。对于某个作家的专题阅读，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学习研究鲁迅作品，先采取整体式阅读：提倡学生直接读原文，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要特别重视与珍惜自己阅读的第一印象，把着重点放在对作品的总体感悟与把握上。在反复的独立阅读中，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后，再去读必要的参考资料，以启发自己的思考，开拓阅读视野。

2.审美式阅读教学策略。在整体阅读基础上，进行文本（或部分文本）的细读，细心揣摩作者的语言与写法，鼓励学生进行模仿性以至创造性写作。文学创作或某个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是激发学生进行深入阅读的手段。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在多读的基础上“多写”，勤写“读书笔记”，养成“每读书必动笔”的习惯，读书笔记可以写读后感想，可以进行作品片断的分析，也可以提出与前人研究的不同看法，最简单的读书笔记是随时抄录选文中的精彩段落，持之以恒，会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文风。

3.研究性阅读教学策略。针对某个文学现象或问题，进行相关的阅读指导，给学生一定的参考书目，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学习，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小论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的发现要靠积极的思考。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在阅读中的独特体验，鼓励他们由点及面，通过更进一步的讨论，再阅读，整理思路，形成有效的文字形式。论文可以采用比较活泼的语言，格式不必要求过严，只要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即可。

我们的阅读教学策略研究不仅仅是为大学生的文学学习做简单的辅导，更是为文学学科的日益式微振臂一呼。“改革现代文学教学， 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提高学生的审美分析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这是大家的共识。”我们必须努力摒弃陈旧落后的阅读教学观念，树立新的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为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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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香珍等. 谈消费主义文化与大学生的文学阅读[J].中国成人教育，2008（4）：136.

[3]吴炳生.试论体验式语文阅读教学[J].江苏教育研究，2009（4）：44.

[4]刘梦琴等.浅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8（11）：116.

本文系衡水学院教改课题“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阅读教学策略之研究”结项成果之一，课题编号：jg2012046。

作者简介：

王国洪，男，衡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艳敏，女，衡水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