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金融问题在近代以来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正是在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中发展演变而来。从纵向时间角度看，中国金融业始终是以“发展”为思想导向的，贯穿着“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两种意识的对立和调整；从横向领域看，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已经触及现代金融的各个枝蔓，不仅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在很多领域树立了现代金融模式的标杆。

关键词：民国；金融思想；商业银行；金融制度；民间金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国经济；现代化

一、引言

1935年，一本当时中国国内最顶尖经济学者的论文集在序言中写道：“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可说是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的今日，这两问题简直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了。各国货币专家，乃至金融专家，均在绞尽他们的脑筋，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不论他们的名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①

八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CPI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20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②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③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20世纪30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謇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④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⑤。甚至1986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恂诚以1927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⑥。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⑦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⑧2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

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转向“政府垄断型”，对民国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垄断”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慢慢变质，中央银行实力日益膨胀，普通商业银行逐渐衰落，最终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格局。但是政府并没有垄断一切，它只垄断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面对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村经济和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百姓，强大的“政府垄断”在此时却消失了。“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对商业银行的疯狂挤轧和对民生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民国后期经济的彻底崩溃。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政府垄断的金融制度往往会导致“金融抑制”问题，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金融深化”，回到自由金融市场制度。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以“金融抑制”作为标尺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金融历程，可以发现这段发展历史正好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也就是说，民国后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金融抑制”现象仍然存在，至今还未抹平。⑩所不同的在于，上一次“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出现是政府无力控制的，而现在逐渐松动的金融改革则是政府有信心操动的。

三、民国金融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环境与社会变革导致新旧金融思想的碰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至少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是适用的。布罗代尔（1958）{11}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因此，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史，必须考虑较长时期内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这是一切思想传统传承或嬗变的根本渊源。比如，近代民间金融组织的衰落，由长时段的视角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

辛亥革命之前，传统金融组织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占据着城市小商业和民间金融的主要地位。而外资银行发展迅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处于上风。这一时期，“双轨”体现为本土传统金融与西方新式金融两种模式的并存和冲突。在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西方新式金融面前，传统金融组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思考如何应对；民国成立以后，民族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华资商办银行迅速崛起，收复了相当比例的金融控制权。这一时期，中西方金融模式的矛盾逐渐淡化，金融制度的双轨性更加复杂，体现为多个层面：银行与钱庄的双轨，银两与纸钞的双轨，城市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双轨，现代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双轨。在本质上，是传统金融思想（信用思想、理财思想）与现代金融思想的双轨。各种矛盾在冲突对立中并存和发展，最终，以1935年法币改革成功为标志，现代金融制度初步确立，民国金融制度与思想的二元结构趋于弱化。

（二）金融出版物和金融学教育是金融思想的直接来源

诠释学和后现代史学对思想史的研究影响甚大。葛兆光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12}这种认识，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3}和科林伍德把思想史作为唯一的历史{14}的观点并无不同。

既然思想史是一门接近于“诠释”的学问，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思想史的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诠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诠释”外衣。因此，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路径对研究思想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指出：“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15}这段话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16}

张亚光（2008）对有关金融出版物的总体分析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融”概念由浅入深地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金融思想蓬勃发展、广为传播的盛况；{17}而外国金融出版物的数据情况则指示出民国金融思想不断演进的外在动力，并且表明这种外在动力对于当时金融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乃从“教”与“学”中而来。任何一种思想的性质和倾向都有其产生的微观环境。民国金融思想的发达，离不开大学、研究机构的正规金融学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化的平民职业金融教育。就学院派而言，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了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此外，西方金融思想的引入以及经由正规金融学教育的传播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就实业界而言，社会化的“大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金融机构封闭式的培训教育传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金融技能、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金融理念的扩散。

（三）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是民国金融思想的主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赵靖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18}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束缚在民族资本主义身上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发展的政治前提得到暂时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着重研究发展途径等实用问题。正如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19}

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中，金融思想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金融与发展问题，民国学者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贡献：吴景超的“资本形成”思想、徐沧水的“金融中心”思想、张辑颜的“恐慌周期论”和“扩充筹码论”、周宪文的“驳通货膨胀复兴农村论”以及章乃器等人的“信用扩张论”都深刻触及到落后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都领先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框架内与金融有关的思想流派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通货膨胀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范式、政策含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决不仅仅是一层“货币的面纱”。这与上述许多学者对金融的看法十分相似，而且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个领域中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银行主导是民国金融制度思想的主要方向

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采取何种方式完成这一转变是判定金融制度类型的主要依据。现代金融制度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民国时期属于较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消费性的借贷关系，难以产生扩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金融创新活动。因此，旧式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储蓄、汇兑、调剂生活资金业务为主的钱庄、票号、典当等组织，并没有产生容纳生产性资本交易的证券市场。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过程中，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民国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有一定发展，但相当不充分，投机色彩浓厚，并未对民国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核心。自民国成立之初即出现关于倡设中央银行的言论，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先国有，再转商办。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和1922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曾经为民国政府拟定币制法草案的美国专家甘末尔还先后为秘鲁、智利等国设计过中央银行制度。随着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中央银行的制度环境得到改观，最终于1928年正式成立民国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总裁宋子文和副总裁陈行对中央银行的理解和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坚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中央银行“推行纸币，解决财政”的功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与宋子文的观点十分接近，主张中央银行与财政应当分离，同时反对中央银行与普通银行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凋敝和混乱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统制”。民国中央银行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走向了集权垄断的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包括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与商业银行投机惜贷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中前期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落后国家的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匮乏问题。但是民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调剂工商资本、促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许多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投机倾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公债市场炒作，而不愿对民族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不愿深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民国商业银行资本流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困顿局面。这种金融功能的扭曲，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多处翔实的描写。

（五）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化解释

金融创新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整个金融领域里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既包括金融市场工具、金融结构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交易技术创新。”{20}关于金融创新活动的动因，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21}。

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最大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性”行为；卡恩（E.J.Kane）的规避性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戴维斯（S.Davies）、塞拉（R.Sylla）、诺斯（North）等制度学派人物则认为：金融体系任何因为制度改革而作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银行史的作者张郁兰先生曾认为：“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22}由此可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后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研究的探讨。

随着学术研究氛围的松动和金融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对民国金融业的研究逐渐出现向业务领域拓展的倾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讨论已十分多见。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创新亮点，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各自形成了一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做法和规范，以西方金融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基本上都能够划入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有的源自银行家超前的意识，有的源自社会环境的变动，也有的是在学习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规避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有关金融创新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东方商业传统与现代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经营管理哲学，同样是推动民国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渊源。比如儒家典籍早已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23}，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在民国金融业管理活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1932年黎明书局出版的《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戴蔼庐译）和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李权时、胡赞平等著）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部控制、个人修养、商业伦理等企业文化建设领域的努力，其中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训条和精神指导，对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极有借鉴价值。

除《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和《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外，民国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刊物或著作涉及到金融机构企业文化、营销理念、服务哲学等层面的内容，如：1923年谢菊曾著有《银行服务论》；1928年某行发行内刊《励练集》；1933年费孟福出版《人寿保险招徕学》；1934年张家璈著有《银行行员的新生活》；1942年四川省银行总行推出《服务哲学大纲·战时银行从业员》；1943年金源钱庄发行《金源钱庄第一届练习生毕业刊》；1944年谭荫槐著有《银行家与银行员》；1948年许桐华编制《银行行员手册》等{24}。由此足以说明，民国金融业是相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在流行的认为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值得商榷。

（六）无处不在的民间金融

无论何种思想，其结构都应该是立体的。民国金融思想，既涉及集中于大城市的银行建设、货币改革等问题，也关注偏隅于农村的资金调剂、消费借贷问题；既包括完整的金融政策、法规、著作、论文，也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金融意识碎片。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求“发展”。民间金融也不例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怎样穷，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即金融机构：它使储蓄能够方便地、安全地进行投资，并保证其流向最好的用途。事实上，一国越穷，越需要有汇集国内广大群众和团体的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的机构。”{25}但在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贫困性消费”十分突出，即：经济越落后，非生产性的借贷消费越发达。民间强大的信用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资本的聚集，成为农村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缺乏资本的有效形成，正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

针对落后国家农村资本匮乏的普遍状况，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提出一种农业信贷补贴的思路，即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26}。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它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以信用合作为代表的民国农村金融运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思想。根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为低。考虑到地主和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及一般以高利率为特征的民间金融，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其消亡，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倡导“合作金融”的侯哲葊等人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历史表明，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信用合作”“银行下乡”等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合会、高利贷、典当等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费孝通、曲殿元、杨肇遇等人的相关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民间金融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间金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蕴藏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金融意识。这种民间金融意识如同一股暗流，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却很少浮现出表面，既可能与主流同向而行，也可能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民间金融意识是金融思想中最不成体系却又最生动的组成部分。茅盾在《子夜》中借范博文之口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汩没！”{27}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忽略掉这样的声音，则善莫大焉。

四、结论

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近百年来，金融活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金融思想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值得探究的。早在80年前，面对当时国内混乱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界利率畸高的形势，马寅初尖锐地指出：“中国目下经济之纷乱，其原因言人人殊，愚意则实为思想锢塞有以致之。夫工商业之发达，与‘利息’甚有关系。目下中国金融界利率甚高之原因，实中国人数千年仅顾目前之思想有以造成。”{28}由此可见思想传统之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民国金融思想是在东西方文明交融和新旧金融势力碰撞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推动中国本土金融业完成了自身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第一次转变，同时还在更长历史时期内对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发展”的基调在长时段中基本上是延续的，其中始终贯穿着金融市场领域内“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和再现。

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摆脱“金融约束”的桎梏，需要金融业对世界性的经济冲击作出适应性调整，这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此外，近几年来中国股市跌宕起伏，资本市场变幻莫测，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波动正在对中国金融造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醒人们投资的理性和谨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界，满载着国人的期望，却也充满了变数。面对金融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理论界、实践界和政府从不同角度寻求解决的思路和途径。以金融思想史为参考，探觅中国金融现代化的渊源及其演进的内在轨迹，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杨荫溥，等：《货币与金融》，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序。

②《马寅初全集》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③{17}张亚光：《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1-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

④2012年是中国银行的百年行庆，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中国银行的百年历史给予了极高评价和广泛宣传，从而肯定了这段历史（1912年-1949年）的延续。而在改革开放（1978年）之前，这段历史并不被重视。

⑤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形成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三大合作社体系。

⑥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⑦1916年5月，北洋政府为财政需要，宣布当时国内两家主要的发钞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纸币，引发全国性恐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拒绝了北洋政府的命令，继续兑现，由此奠定了百年声誉。

⑧【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页。

⑨Shaw，Edward S，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McKinnon，Ronald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1973

⑩浙江女商人吴英因“非法集资罪”获刑一案，表明“金融抑制”现象在中国还较为严重。

{11}【法】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3}【意】克罗齐：《历史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14}【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

{1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转引自：《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

{16}当然，研究对象并不是唯一的。

{18}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2页、第5页。

{19}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页、第2页及第52页。

{20}{21}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第217-219页。

参看上书，第217～219页。

{22}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页。

{23}《孝经·圣治章》

{24}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北京图书馆，1993年。

{25}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

{26}亚当斯，戴尔.W：《金融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农村金融与发展——案例分析与培训手册阅读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0年。

{27}茅盾：《子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28}马寅初：《经济与思想》，《马寅初全集》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原文系马寅初1927年1月5日在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分社的演讲词。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1 互联网社群特征及分类

1.1 互联网社群的特征

社群和社区和社交略有不同。社区重内容, 以话题为中心, 交流某类话题, 表达想法。如天涯猫扑、百度贴吧。社交重人, 无中心, 找人聊天交流, 内容不限。有熟人社交 (朋友圈) 和陌生人社交 (陌陌) 。社群重组织, 组织为中心, 找到组织, 有归属感。如微信公众号、三节课、罗辑思维等。从狭义的互联网产品角度定义:社交是一种行为模式, 社区是一种内容载体, 社群是一种组织关系。总之, 我理解的社群就是将一群有共同追求的人聚集在一起, 通过互动产生强烈信任感, 有制度保障, 能自运转和自生产的组织。社群有真实的和虚拟的, 如互联网社群, 本文主要研究互联网社群。社群这种组织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 社群成员要有共同追求。社群人员聚在一起是因为有共同语言, 他们或有着共同的兴趣、或用着同种产品、或为了追求同样的价值等等。在现实中也许很难聚集那么多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 而通过网络社群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迅速聚集有着相似追求的人。这些共同点是社群形成与否的标志, 是社群赖以存在的根本点。

其次, 社群具有自组织性和再生产性。社群是多向交流的, 它不是高度依赖管理者 (版主) 的组织, 而是成员间互动, 自组织性的。同时社群中的用户既可以是消费者又可以通过自己参与设计和研发, 成为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因为他们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这些精准定位的产品更符合这类消费人群的需求。

最后, 社群要有制度。制度还要切实执行, 这样才能够保障成员的进出和正常活动, 因此制度对于保障社群运行至关重要。

1.2 社群的分类

来自《互联网洞察》的文章“商业揭秘:你懂得社群的分类吗”中从互联网社群塑造上, 将互联网社群划分为五类。

产品型社群是人因产品而聚合成为社群, 其中品牌型社群是产品型社群的一种延伸, 是基于成员对某个品牌的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如汽车产品有许多产品社群, 而在其中的哈雷车友会就属于品牌型社群, 成员间基于对这个品牌的热爱, 有共同话题, 建立了强关系, 聚集了无数粉丝, 促进了汽车的销售。兴趣型社群是基于兴趣图谱创建的社群, 如科技创业类社群36氪等。知识型社群是兴趣型社群的一种, 逻辑思维是典型的知识型社群, 通过成员间知识分享、整合出版业和输出培训课程等方式运营。工具型社群, 在社群工具, 如微博、微信、陌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群。如小米以米聊群代替组织架构, 实施内部项目管理等。

2 社群生态的商业价值

就比如我们买房子, 不能房子大户型好就可以, 还要考虑周围的环境和绿化, 比如有没有配套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健身场所和文化娱乐及购物中心等。这些可以增加住房的经济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生态系统, 能够健康运转起来。没了学校没了社区服务, 单独的房子就没有那么高的商业价值。社群也只有具有参与感、热度、利益、信息补充、价值认可的生态配备才可能运转起来, 形成商业闭环, 产生商业价值。

3 实现社群生态变现的运营模式

3.1 社群广告变现

社群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形式, 把其当作广告投放渠道, 肯定不能采取传统的只求浅层触达的打法, “丢完即走”注定行不通, 广告只有建立在良好的社群运营和精准的群成员匹配上才会有效果。

3.2 社群电商变现

社群电商实质上就是通过社群作为渠道销售商品。社群电商优势在于群成员的高精准和高互动 (当然这是针对成熟社群而讲) 。社群电商的关键:是在对应领域依靠专业内容的输出建立中心化的信任关系。抛去信任关系, 纯粹靠引流+转化, 没有复购, 就不是社群电商的玩法, 而是传统的“流量+转化率”的玩法。

3.3 收会员费变现

通过收取会员费的方式变现, 可以说是最为简单直接的变现方式了。社群不同于粉丝群, 它是有着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人群聚合。如果你愿意为入群付出金钱代价, 那基本可以认为你对社群是高度认同的。

3.4 基于粉丝的产品社群经营

要说商业模式与社群属性结合最为紧密的, 非产品型社群莫属。产品型社群, 指的是社群在运营发展的过程中, 结合自身的属性气质, 由群成员共同创造产品和服务, 进而在社群内或社群外进行变现。

小米社群, 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型社群。对于小米而言, 硬件可以不赚钱, 甚至可以免费, 但硬件把用户联结起来, 然后依靠后续服务与衍生产品赚钱。也就是小米的MIUI系统, 小米利用MIUI系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小米利用这个系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群, 这个社群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可以为小米盈利。海尔自2012年开始就开始探索互联工厂制造体系, 先后打造出7个互联工厂, 并借助COSMO系统及支撑其运转的众创汇、海达源等平台, 打通生态价值链, 让用户零距离的参与到产品的交互、设计、制造等全流程中, 从创意的迸发到产品的诞生, 用户既是消费者又充当了生产者的角色。以海尔天铂空调为例, 这款圆形空调的创意最初来自一名网上用户的灵感。在用户提出创意后, 30多名发烧友和他一起设计方案, 并在网上得到1 700多名用户的建议和支持, 经过不断修改和调整, 最后这一方案进入到海尔开放平台上, 整合了包括中科院、供应商等在内的一流外部资源, 实现了对传统产品的彻底颠覆。该产品在上市前就已经有近万名用户预约、咨询, 上市后更是受到消费者追捧。

3.5 人人参与的众筹商业

众筹改变了消费者的角色, 让粉丝、社群都可能成为创新商业的推动者和投资者。比如李笑来收费的“七年就是一辈子”社群。这很好地体现了社群媒体的运作规律和强大威力。比如一个母婴社群平时经常探讨市面上纸尿布的优缺点, 吐槽没有一款好用的纸尿布, 那么社群就可以收集这种需求, 生产一款全新的纸尿布品牌, 并且让群成员参与产品设计, 甚至向群成员众筹资金生产这款纸尿布。

互联网时代下, 社群经济成为下一个风口, 搭建起一个互通互联的共赢生态圈, 实现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捕捉并第一时间满足用户的需求, 社群生态的运营模式值得未来企业去继续探索和研究。

摘要：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在社会各阶层群体中迅速生成各种社群。本文在分析了互联网社群的特征、分类基础上提出社群生态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进而探讨了目前较常见的几种社群生态运营模式。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社群,社群生态,经济运营模式

参考文献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一、对企业经济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

每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公司都有一套完善的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法,由于企业经济管理是一个企业的总体工作设计的参照标准,因此企业的运营者需要对企业经济管理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使得员工对公司的企业经济管理进行优化设计,实现管理方法的科学性,并持续对外界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对公司的管理方法进行复核自己公司的特色的符合公司的管理方法。

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经济的管理工作也逐渐转向技术化的管理模式,技术化的管理方式的出现使得对管理中存在的缺陷和可能造成的错误的概率进行了大幅的降低,减少了由于工作的复杂性而造成的纰漏。然而由于目前公司决策者对公司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意识,使得外界先进的经验没有进入管理团队,使得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没有充分的张开,又有对企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的忽视,使得对企业经济管理的设计进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需要对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优化,着力推动企业经济管理向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尽力减少由于人力误差造成的管理错误,对管理工作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进行要求。

二、目前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一套完善的系统化的管理模式

由于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量过大,且其中蕴藏的结构相对烦琐,因此如果单纯依靠人工进行分类整理的管理工作的话,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工作误差的产生。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大量的人工进行的工作将会逐渐被淘汰,因此企业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时,需要将信息化管理加入到管理的工作中,但是由于目前的信息化的管理水平相对较差,使得利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也同时存在以下的问题:由于对企业经济管理进行研发的投入不够大,使得和管理工作相匹配的硬件设施跟不上,对目前先进的管理模式不能很好的适配,因此为了使得硬件设备能够跟上管理的发展节奏。

其次,由于软件公司对信息管理模式的软件研发的投入不够大,使得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软件都已经被时代淘汰,之前的设计软件是根据以往的管理模式编程的,在当时可能很先进的技术在目前看来还是存在很多的缺陷,使得对目前的管理方法不能共同工作,对目前的信息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落后的软件也对信息的查询有很大的困难,使得信息的管理对今后的适用没有帮助。由此可见,在当代的管理技术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前提下,对企业经济管理不能一味的采取过去的不合时代发展的管理软件进行管理,对企业经济管理进行信息化的建设需要找到能够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信息系统帮助完成,由于当时的硬件和软件的发展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发展,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软硬件的研发工作,只有加强了基础设施的研制,才能为后来的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提高前提条件。

(二)目前的信息管理缺乏一定的时效性

目前的社会讲究的是工作的时效性,只有信息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得意解决,才会真正推动信息化的管理进入发展的正常水平。然而由于目前对信息化的管理工作没有足够的规范,使得信息管理的内容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信息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而出现的误差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充分的体现:首先,由于公司整体对信息化的管理模式的接受程度不是很高,使得负责信息管理的工作人员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充分的认识。员工工作态度的消极使得工作的进行收到一定的阻碍,对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由于目前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的负责的管理职责并没有那么明确,有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其他的岗位的员工进行的偶尔兼职做信息管理的工作,因此,使得信息管理的工作的时效性明显降低,使得有些工作的企业经济管理没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归档工作,这直接造成了企业经济管理的延时性,对企业经济的管理模式的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延迟,更使得企业对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的影响也非常大。

(三)负责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技能水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虽然企业对所有的信息化的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提出了管理理念,但是由于真正负责的员的工作能力不能够完全胜任这份工作,对信息化的管理模式不能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使得公司的信息化的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目前在大多数的企业中负责信息管理的员工不能充分的认识到信息化管理模式对公司发展的巨大好处,使得对企业经济进行的规范化的管理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并且在现代技术的角度看,虽然目前总体的技术的发展速度较快,发展的水平也较高,但是由于一直对信息的管理的投入一直都较低,因此,目前的先进科技能被转化为信息管理的方法的东西目前还比较少,并且企业没有投入经费使得管理人员对这类的管理方法进行培训学习,使得管理人员对专业性的管理方法不能掌握。因此这就需要企业对信息的管理投入一定的额经费,派遣管理的员工对这类专业技能的培训进行参与,使得整个公司的整体员工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三、适应新时代的管理规范化的措施

对于不同的公司来说管理方法并不是一样的,由于管理方法与各个公司的具体情况与后者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制定管理方法的时候需要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具有公司特征的设计,使得新的管理方法能够完全适应公司的需求。在对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法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对方法的及时更新,隔壁家公司的发展状况进行实时的额调整,并且需要对企业经济管理人员进行一系列的约束,使得他们能够兢兢业业的完成管理工作。其次,公司的管理决策者需要及时了解管理工作的更新动态情况,使得企业经济管理人员及时对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很具对当前工资运营情况的发展状况,及时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

结语

由于技术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因此在进行经济管理的同事需要你注意外界的新方法新技术的更新,对新的方法进行学习,并且由于一些的企业经济的特性比较特殊,管理人员需要仔细筛选这些经济管理进行匪类的管理。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要不停的提高你自身的素质,使得企业通过企业经济的管理对企业的总体能力进行提高。

摘要：随着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模化的扩大,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管理工作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主要同过对新形势下的关于管理工作的规范性进行探讨,企业经济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对企业经济管理根据一定的规定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突出此项工作的核心,尽力保证企业经济管理是处于一定的规范下进行的,使得对企业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显得更加有据可循。本文主要就当前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大概的说明,只有通过对管理方法的改变才能使得企业经济管理真正成为公司前进的参考。

关键词：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新形式,工作内容

参考文献

[1] 卫蓉蓉.分享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机遇与挑战[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24)

[2] 孙岩.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7(07)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大型体育比赛的结束, 为比赛营建的各类运动场馆的使命结束了。在大型体育赛事结束后, 各类运动场馆该如何运营, 如何发展, 成为国家经济转型期体育场馆所面临的一项难题。在大型体育赛事结束后, 体育场馆运营的自主权由国家变为了地方或体育场馆自己。运营自主权变了, 场馆自己的运营自己说了算, 再加上这些年来大众体育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大众体育消费金额不断增加, 给体育场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快, 经济收入高,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户外活动, 愿意到运动场馆健身, 到公共体育场所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一种新趋势, 这些变化对于体育场馆运营是一个利好消息。公共体育场馆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改变传统财务管理模式, 增加收入, 以便于今后更好地发展。

二、经济转型期体育场馆所面临的挑战

生活中机遇与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 有多大机遇就会有多大挑战。国家经济转型给公共体育场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同时给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带来极大挑战, 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挑战。国家转型期许多体育运动场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由国家管理变为地方管理, 由国家经费支出到场馆自负盈亏, 这些问题需要公共体育场馆自己面对, 需要在财务管理上及时做出调整, 才能面对挑战, 做到有备无患。公共体育场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上的挑战, 公共体育场馆在经济转型期之前, 无论是场馆维护、人员配备、人员工资待遇都由国家统一安排资金, 场馆财务人员更是没有任何压力, 只需要将场馆管理人员的工资表编制好交上去就可以。但是转型期之后, 公共体育运动场馆的维护经费、管理人员资金很大一部分需要自筹, 这些问题需要场馆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动脑筋。

再者经济转型期后,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养生, 注重运动, 更多的人愿意到体育场馆消费, 但是与大众比起来, 愿意到体育场馆消费的人群毕竟占小部分, 这与中国人消费观念和国家体育管理模式有关。在此之前, 体育运动场馆属于开放式, 根本不收费, 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开放式不收费的运动模式。经过转型变化, 让运动人群自己掏钱消费, 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 导致场馆闲置, 收入入不敷出, 场馆无法运营, 最终面临倒闭。

三、经济转型期公共体育场馆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对策

(一) 改变传统财务管理制度, 提高体育场馆使用频率

公共体育运动场所传统的财务制度, 简化单一, 根本没有应对现代市场的能力。现代互联网时代下的财务制度, 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应用新媒体、熟练使用互联网。互联网条件下的公共体育运动场馆财务管理人员要利用好自媒体媒介, 对体育场馆进行宣传。所谓的自媒体宣传就是利用网络媒体向体育消费人群不定期的宣传场馆的运营方式, 场馆的收费变化, 场馆的近期活动等等, 让消费者零距离的感受体育场馆的变化, 让消费中第一时间掌握体育场馆的动态。这样不仅增加了公共体育场馆的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体育场馆的使用率。

(二) 优化和完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针对当下公共体育场馆财务管理, 作为场馆管理者和财务管理人员要及时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 不断提高互联网财务管理制度的应用, 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公共体育场馆要想搞好运营, 必须改革原有财务管理模式。比如说公共体育场馆人员工资发放上, 可以采取保底加提成的财务管理制度。就是说每一个体育场馆人员既是场馆的管理者, 同时是场馆的运营者。这样做极大提高了场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每一个场馆管理人员都会动起来, 集思广益, 出谋划策, 群策群力, 体育场馆收入一定会提高。通过财务奖惩制度, 明确了部门职责, 落实了部门责任, 激发了员工潜能, 提高了财务人员管理素质。在公共体育场馆财务管理上, 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进来, 建立全程动态财务管理, 让场馆的每一分钱都透明化、公开化, 极大地提高了场馆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了场馆的营业收入。

结语

中国经济转型期给公共体育运动场馆带来了机遇, 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共体育场馆转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同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机遇和挑战来临之际, 公共体育场馆必须要改变传统财务管理模式, 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发展财务管理制度。新型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不仅有利于提高体育场馆人员工作积极性, 更有利于公共体育场馆健康发展, 对促进中国体育发展大有帮助, 为经济转型期公共场馆的财务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帮助。

摘要：中国体育是国家意志的表现, 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中国体育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比赛的需要, 营建了大量的运动场馆。随着比赛的结束, 这些运动场馆在功能上有所变化, 从原来的比赛型场馆变为比赛休闲性场馆。财务管理由原来的政府全额支出到现在的国家支出一部分, 场馆需要自筹资金维持运营。这样的变化对于大型体育场馆是一种机遇, 更是一种挑战。本文从当前大型运动场馆的角度考虑, 探索国家经济转型期体育场馆财务管理运营模式。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体育场馆,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 杨思瑜.网络环境下中小公司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探讨[J].商场现代化, 2017 (2) :193-194.

[2] 王静.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 2017 (20) :143-144.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谭雅玲国际金融专论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从表象上看，似乎日元汇率的变动焦点突出，呈现美元脆弱性扩大 的 局面，并导致国际金价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已经明显地出现市场 心理超越经济信心影响和技术主导压制政策效果实施的特点，虽然国际金融关注的焦点似乎 从美国转向日本，然而，仔细冷静分析则可以发现，这与我国经济金融联系也较为紧密，对 我国潜在风险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其中包括汇率、经济等多层面的潜在压力。

首先日元升值的内外因素本质，或许依然是压人民币升值。从近期日元走势看，汇率水 平上扬突出，并且扩大，日元兑美元出现110－106跳跃性上涨，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主要 源于是日本干预政策的变化，并伴随日本财年临近而出现日元资金明显的调整趋势，日元汇 率波动在所难免。

日元干预策略的转变。近期突出的变化就是日本央行转变干预政策，采取放任市场的应 对策略，使得日元急剧大幅走升。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干预举措的一种调整，先前面对国际市 场投机性风险的上升，日本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不仅干预资金规模远远超出去年水平，且预 算数据大大增加，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止，日本已经抛售了30万亿日元（2800亿美元）。 尤其是财年结束周期的临近，这种干预似乎对日元具有抵御作用，多数出口商已经完成美元 兑日元的转换，进而呈现日本政策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日本放弃干预，而是策略技术的表 现。日本企业前段借助日本大规模干预的日元价格“优势”，借助日元低点汇回资金，有助 于日本投资人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则在于日本整体金融改革的反思与思考转变。日本整 体金融改革观念和措施已经开始显示政策策略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去年年底 以来，对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关注与对应的转变，已经对金融机构效益和经济基本面具有影 响；而货币政策贬值取向的反思，使得日元汇率水平弱中有强，对日本经济、贸易以及金融 形成“适应”和“顺应”效果。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竞争激烈的当今，日本一定程度上开始考 虑和关注货币作用对经济金融以及贸易信心心理的作用，这种转变已经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 推助力。因此，面对经济复苏相对利好的形势，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环境的波动甚 至动荡，日本干预策略的突然转变，以及灵活性的转变，均对日元走高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财年决算资金的转流。伴随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暂停，日本企业资金大量回流，以 应对企业决算的需要，毕竟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资金规模势力 依然明显存在，财年企业结帐的集中操作，以及经济复苏改善乐观条件和前景，均减轻了经 济复苏对强劲出口的依赖性，而通货紧缩的缓解也降低汇率波动对物价的影响，市场短期愈 发看好日本经济复苏；并伴之股市上涨，日元升值水涨船高。此外，国际金融市场在美联储 例会之后保持利率稳定，使美国加息预期弱化，日本投资人超卖外国公债，大量兑回日元， 形成日元资产支撑的多层面反应，日元汇率上扬扩大。

地缘政治和政策心理的转向。全球外汇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由于近期西班牙爆炸事件的影 响，恐慌心理尚未平息，欧洲一些国家接连受到恐怖警告的骚扰，美国也有恐怖因素干扰， 欧美金融市场心理恐慌延续不断，地缘政治心理干扰性导致美元脆弱、欧元乏力。相比较日 本恐慌避险效应也是形成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虽然瑞郎作为公认的避险性凸显，英镑经济 利好支持扩大，欧元技术性因素扶持有依托，但地缘政治的心理，使这些货币有抑制性，汇 率水平跌宕难定。加之，美联储3月16日例会保持利率稳定，使其加息预期有所调整，美元 经济忧虑并没有消除，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严重，美元政策与技术指导对美元投资心理有所 抑制，也致使美元走跌，日元上升。

基于上述因素引发的思考点在于：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扩大，亚洲主要货币自去年 以来也持续走升。从表面看，似乎日元变动是内部自身的事情，但联系周边和美元状况，或 许具有美日货币政策“默契”的可能，这种可能潜在风险则是更大程度上针对我国人民币问 题而起。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已经有复苏迹象，相对乐观凸显，但未来经济前景依然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美日为了维持各自经济复苏的态势，他们势必将会创造各自经济需要的 条件与环境，其中不可否定“嫉妒”我国经济相对利好的出口和投资吸引力，美欧将会继续 以我国人民币升值作为目标，利用周边环境与条件，继续干预或指责我国人民币升值。因此 ，我们对于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应有必要的防范准备与措施。

其次是日元兑美元转换中，美元报价产品的价格风险依然有针对我国的可能。从日本干 预角度看，干预举措实施力度以及变化有日本国内因素，同时也源于国际因素，但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结果直接影响着美元和美元报价相关层面的变化，对日本经济利益的影响，连带着 对周边或我国的影响，依然是不能不顾及和思考的。

经济复苏难有定数。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数据显示乐观，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 长大幅走高1.6％，不仅显示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扩大，而且也在信心心理上刺激投资，日 本股市的上涨，一定作用来源于经济刺激作用，而更多是政府注资和提振举措的效率，投资 信心恢复促使股市转旺。日本经济复苏明显的表现在于自然经济周期恢复性，外围环境对比 性，政策转变态势明显，进而出现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去年第四季度达到5.1％的水平 ，2003年全年为11.1％；同时出口业绩明显，全年4－9月份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出口的 贡献率。尤为明显的还在于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状况的好转，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 例已经从2002年年底8.1％下降到2003年7月底的7.2％，预计2004年将降到6％，2006年更降 至3％－4％。日本银行历时4年的贷款下降现象在2月份已经开始出现缓解的迹象。日本银行 周一宣布，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下跌4.4％。这是银行贷款连续第38个月下跌，但较1月份的 4.6％跌幅微有改善，自2001年1月以来，这一数字逐月向下，显示银行也在好转。日本银行 一直努力清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遗留下来的巨额坏账，2月份日本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总 贷款额为40800亿美元，但如果不计算信用合作社和排除证券化等因素，贷款额较去年同期 仅下降1.7％，是2001年6月以来最小的跌幅。日本经济好转是银行贷款改善的环境乃至政策 因素，而贷款的增加也推进了经济复苏，两者具有连带关系。日本严重干扰经济的不良资产 等金融问题的缓解，从信心心理上给予经济复苏希望和动力。但是并非日本经济已经完全复 苏，经济前景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沉淀时间过长，且结构性问 题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尤其是占经济总量55％的消费没有恢复，消费信心和储蓄 率扭曲表明经济复苏缺乏支撑，经济短期、周期复苏特征存在。此外，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格局竞争性，使日元被动顺从明显，货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美元，给予經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短期难以消除，使经济难以确定真实和“虚假”。

防范投机应对紧迫。2003年至今，日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升级，干预资金规模 上升幅度之大，是市场所料不及的。日本财务省在去年20万亿日元干预基础上，今年大幅提 高干预资金的规模，由2003年度的79万亿日元提高到140万亿日元，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投 入10.5万亿日元（约891.5亿美元），阻止日元升值，但从实际结果看微乎其微。目前市场 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保持警觉状态，而日本政府对于市场投机具有提防心理，干预主要意义是 应对国际市场投机的推波助澜，防止因汇率问题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

货币与经济反转思变。今年以来日元升值似乎并不完全是因日本经济复苏所带动，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美国货币政策“胁迫”因素，也有日本货币政策策略的主旨。一方面美国货币 政策需要强势引导弱化价格，美国主导依然突出，技术技巧运用灵活；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自 身周期策略的体现，或许是日本政府防范未来财年资金回流的一种准备性策略，防止日元过 度的大起大落的一种铺垫。面对国际货币领域的激烈竞争，日元国际货币地位与作用的保留 面临压力，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美欧货币的竞争力明显强于日元，从经济利益和金融发展角 度看，日本在努力维持日元国际作用与影响，而过去几年日元弱势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伤害 了日本货币，并对经济信心心理具有影响。而从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看，是十分 有限的。当前日本经济复苏中出口的支持也并非日元作用，而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相对利 好的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出口旺盛，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和策略的变化，是日元走势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应对防范我国地区竞争力的考虑。

从上述分析判断可以思考的问题在于：日元和欧元一段时间以来的升值并非意味美元反 弹周期来到，与美元贬值相比，目前的美元反弹远没有美元缩水快，反之可能预示美元将会 有更大幅度的贬值。理由在于美国经济利好中有忧虑，经济政策支持空间具有不匹配和矛盾 面压力，日本经济复苏有不确定因素，很难定论经济将持续复苏，因此与美元有联系的金融 和战略资源产品的大幅走升，其中金价重上400美元，油价接近40美元，达到13年来的最高 水准。而这些金融或资源战略产品就全球而言，对国别、区域和世界整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但相对而言，美日具有相对“优势”或主导作用，直接或间接针对的目标，依然可能是我 国。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其中既有石油需求和经济复苏增长的需求，同时也与美日、美 俄、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石油生产和储备战略策略联系，而我国石油需求和对国际市场的依 存众所周知，潜在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不能忽视当前和未来油价潜在的打击与影响，而最 终目的可能依然与人民币升值具有关联。

近期标准普尔预测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流入我国的“热钱”估计 已经达到500－600亿美元，这些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的投机， 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而从香港股市前段时期的涨幅看，经济与政策面尚无变动 ，股市中热钱炒作国企股较为突出，进而推高股价水平，加大人民币游资的流动面扩大。

外汇投机虽然是金融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投机，但基于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其所产生的 影响将会有所不同。目前外汇市场投机性因素存在，一方面是力图从汇率波动中获利，运用 利差效应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交织，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政治 需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较为集中，但是无论外汇投机的“空头”或“卖空”和“多头”或“ 买空”，都不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 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 变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为避免受热钱之害，我国必须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 ，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这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外国经济模式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一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关键词：经常账户；投资一储蓄假说；两元选择模型

本文在评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发现全球的经常账户失衡有着深刻的经济运行层面的原因，并证实“投资一储蓄”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常账户问题，片面地将中国的经常账户归咎于人民币低估问题是偏颇的，而矫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举措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经常账户失衡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是指经常账户本身，以及与之相连的国外资本流人头寸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规模，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汇率等受到显著影响。经常账户研究的重要政策结论在于，通过研究可以将对经常账户赤字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之中。

自从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和调整问题的重要性，对国际收支的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分析的视角、计量方法，还是理念上都有较大的改观。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较好地梳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认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以及投资和储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经常账户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对经常账户向均衡水准调节的速度和方式问题。也即所谓的“均值反转问题”(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区域内和关键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东盟国家在1961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发现上述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长期失衡，汇率的估值水平起着关键性的影响。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经常账户失衡的镜像关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技术化的研究，发现采用非线性的技术探讨经常账户的均值反转问题，要优于线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视角，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决定问题，发现开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财政赤字等宏观变量都是影响经常账户收支的关键变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关特征事实后，提出应当从结构视角来审视全球失衡，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Kimetal.(2009)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可持续性问题。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应用样本数据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其对于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适用性。仍有待于经验事实的确认。所以有必要对文献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结构分析论”、“汇率变化论”、“投资——储蓄分析法”，以及“财政赤字分析法”等几种代表性观点。

首先来看“结构分析论”。顾名思义，其要点在于充分解释影响进口和出口因素的结构性变化，或者采用结构化的视角剖析影响经常账户变量的不同路径。比如，将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分为外生扰动(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内在驱动因素；后者包括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还有贸易条件随时间而出现的调整路径，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Lueas(1976)认为上述系数面对外部冲击具有时变性质。除此之外，类似的观点来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将经常账户的失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体对某种冲击的最优反应，以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展现出来；另一类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错误计算，错误决策和经济扭曲造成的，此类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调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将经常账户的变动分解为持续变动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临时变动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认为后者对于解释经常账户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至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特别是“豪斯克一麦奇不对称效应”成为其造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移民效应、供给效应、生产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国际贸易的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影响经常账户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别探讨。认为美国大部分经常账户的逆差应当诉诸于汇率的贬值。而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应当诉诸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手段。冯蕾等(2008)也采用结构性分析方法，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结构性逆差，不应诉求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等数量性调控手段而加以改善。可以看出，该类方法区分了汇率价格变量和进出口决定的实体因素变量对经常账户不同的影响途径。

其次，来看“财政缺口”模型。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应当具有协同关系。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双缺口模型”，国内私人储蓄+贸易赤字=私人投资+政府预算赤字，如果国内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大抵匹配，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往往同财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持续地财政赤字被认为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招致来自宏观变量作用模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比如，政府采用增税，而非对外借贷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就会打破国内外利率的互动机制，从而使利率无法对货币供求自发调整。

再次，来分析“投资——储蓄缺口论”。相关研究大都探讨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会否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状况。因为经常账户能够映射出该经济体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着本国消费超过自身的产出和积累。刘遵义、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美

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国民储蓄造成的，业已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逻辑架构里面，如果一国资本完全不流动，不存在国际借贷时，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或者完全由投资与储蓄的余额来决定。Clarida(2008)也认为投资储蓄的缺口所导致的金融与金融资本账户成为促进经常账户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而持续地储蓄过剩则是进一步导致金融与资本账户变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讨论了投资储蓄余额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关系。考虑上述关系之外，还引入了贸易条件、汇率和财政政策，并认为上述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变了常规性的跨期投资与储蓄关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资和储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赤字，中国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过度储蓄，而日本的长期顺差则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如“不对称效应”假说。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认为，国民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贸易流；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取决于通胀率的变化，或者各国货币的变化。美国的收入的进口弹性要远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弹性要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影响，同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不对等效应；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持续，除非美元持续贬值。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对收入不对称效应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

实际上，上述几类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通的。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丁骋骋(2006)，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等三种微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施建淮(2006)将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称为弹性方法，将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称为储蓄一投资缺口法，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何志强(2007)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整体内部投资恢复缓慢、消费不振是形成外部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原因。这就为我们建立统一的框架，检验内部宏观变量和经常账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征事实：与美国的比较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呈现着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断加深。如下图所示，进入到2000年之后，除却中国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呈现顺差外。OECD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都呈现出逆差状态。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了“五补”的镜像关系。尽管诱因各不相同，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经历了三次显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600亿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4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6.35％。

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寻出美国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开始时，大量而持续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虽然不同时期美国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诱发原因，然而这段时期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都从属于“美元本位”的整体架构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担全球贸易结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经济周期上升区间，对美国的交易需求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中心，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所以东亚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以本国资源换取并累积了大量“东亚美元”的同时，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形式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各国的经济资源。不过，结构分析的数据表明，尽管近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国，但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变。

另外，从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资本账户的匹配结构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外净投资从国外获取了正向回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地，可以从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的进出口速度的比较来看其端倪。中国的出口速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稳运行，而美国的出口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贸易产品的出口出现一轮下降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其经济具有先导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同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同周期性。从进口变量来看，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进口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增长速度呈现出“协同性”的变化特征。2004年进口的数量有较快上升，从而恶化了经常账户状态。与此同时，次债危机的冲击使得金融与资本账户的盈余有所回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有所恶化。从总体趋势上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外，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上图显示出，美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储蓄率几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多年。根据经典的“双缺口模型”，经常账户余额为进出口差额减去经常转移项，也可以表示为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额(CA=X-M-Tr=-(Sp-I)+(T-G))。这说明，美国的投资和储蓄缺口可能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观点，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净流入，这些资本以购买美国企业、债券、国库券和货币为形式。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的储蓄。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持有国外的资产。负向的国际投资头寸带来了经常账户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人的持续性问题。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权意味着收入的外流，以牺牲未来的消费为代价。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关键原因。即便是暂时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将在当前增加支出还是在未来事关重要。如果当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取资金，预期当前供给相应减少，导致价格相对上升，引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发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赤字效应被储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解释。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呢?从总量变化趋势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额的顺差，盈余额由1994年的69.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将

梳理出的几个假说分别探讨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问题。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从机制上来看，决定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技术变迁的速度和要素类产品的供需结构，如油价高企可能是导致全球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缺乏足够的“弹性”，“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加快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农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转变为机电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形态。与之相匹配，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稳步提升，第二产业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产业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无论生产所用的能源要素价格调整，还是汇率价格调整都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经常账户的水平与结构。

虽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能够较为有利地改变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作为需求管理转换的重要变量——汇率水平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各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常账户余额水平的变化。较具启示性的当属贺力平(2008)的观点。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将经常账户平衡的调整寄希望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很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来看，更多的影响应该体现在结构效应上。

除却结构性因素和汇率等价格性变量之外，还应该观察投资、储蓄与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从上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模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总量、结构与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储蓄／GDP指标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中国由于储蓄率过旺，远高于投资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扩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逻辑，其结果是中国应当拥有经常账户的盈余。因为国内的消耗远抵不上积累的速度，需要强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够维持内外均衡。图4的右轴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波动也较大，但是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以上借鉴美国的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汇率价格变量、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因素可能对中国经常账户带来的影响，然而具体的作用渠道，及其对经常账户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都需要实证分析给出解答。

三、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分析与决定因素

若要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解析，需要处理两项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判断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并给出经济学层面的解释。

(一)有关中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判断

经常账户的可持续问题及其决定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是在实证分析层面基本都采用计算理论上均衡经常账户(CAO)实际经常账户的差值得出残差序列，判断上述序列是否平稳，且收敛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经常账户的水平由物价(cpi)、政府财政赤字(fiscal)、GDP增长速度和国外净资产(nfa)之间的协整关系给出。各变量的取值来自于中经网，其中国外净资产由作者参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计算得出。数据区间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依据为AIC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群体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为平稳变量。

各变量是平稳变量。以下将采用VEC的方法测度出均衡经常账户水平CAO，由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决定，并判断实际经常账户与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均衡值之间的差距。通过VEC模型测度的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值同实际水平的对比分析见下图。可以发现，由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经常账户水平同实际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检验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敛于零。同样对二者问的差值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二者的差值能够维持在一定区间，且能够通过5％显著性检验，但是并不收敛于零。说明从数量关系上，中国经常账户的水平并未向理论均衡值收敛，说明存在着更深层的机制使得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值。

(二)基于两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计量结果

上文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进行了判断，也初步讨论了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代表性假说。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断。若要得出各类变量对经常账户水平的较为量化的结论。还需要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为此，下文拟采用两元选择的Pro-bit、Logil和极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类模型对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按照前文对经常账户影响变量的归类，并考虑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来分别测度结构变量、汇率变量、收入变量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以及对经常账户可能的影响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水平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本文将经常账户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经常账户赤字时，定义为0；当经常账户盈余时，定义为1。分别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极值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分析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决定问题。

计量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7)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CCER经济与金融数据库，作者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将经常账户余额、金融与资本账户余额、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用其对GDP的比值来表示；其次，为了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仅保留了投资变量。回归的初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或者盈余的关键变量在于投资变量和GDP变量。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经历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同经常账户顺差迅速累积的数据特征大不相同。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都验证了GDP变量和投资变量都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者亏损，两变量都能够在5％的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同时，中国大量增加投资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中国的出口，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投资——储蓄”假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之不同，财政收支的盈余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未能够充分解释经常账户的盈余变化。所以，造成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均衡值的根本逻辑在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背景，长期持续的投资——储蓄缺口，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使得经常账户的顺差得以持续。

按照投资——储蓄分析法，由于经常赤字从属于经济体内部的失衡造成的，无论赤字、盈余，还是平衡状态，都不需要将经常账户的失衡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处于最优角度的考虑在跨期内使其实现平衡，调节失衡的关键在于内部经济结构和宏观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理顺，而非仅仅关注汇率水平，或者外部进出口变量的调整。

四、小结与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经常账户失衡的“产业结构论”、“财政赤字论”和“投资一储蓄缺口”等假说，并对比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认为“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持续性，采用两元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增长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均衡经常账户理论水平与实际水平持续偏离的内在原因。“投资——储蓄”假说也得到了中国数据的印证。

这也同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仅仅以外部经常账户或者国际收支的平衡为目标，必须对内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若要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内的储蓄累计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形下，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便是其快速经济成长的代价。简言之，经常账户的失衡内生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宏观变量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汇率对于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影响并不显著，扭转失衡状态仍然需要经济体内部的政革来缓解，通过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合理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姜天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