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本文将国内关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归纳为对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反思、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的比较分析、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如马尔库塞等人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研究三方面，试对国内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作一理论评介。

关键词：哈贝马斯 意识形态 述评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1929-），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开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履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各种角度探讨了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论断，研究路径大致体现为：部分学者结合当代社会现实对其重新定位、反思或为阐述相关理论将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纳入其整体研究；大多数学者在对其进行简单介绍与批判分析基础上与其他学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比较研究。

一 从“批判”为主到开始“反思”

一般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路径可以分为两种：以英法哲学为代表的科学/意识形态两分法的研究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经迪尔凯姆到经验主义，侧重于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化研究；而以起源于德国的大陆哲学为代表的“社会—历史主义”分析路径，则经由马克思、黑格尔，下溯至曼海姆与哈贝马斯，侧重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分析。

哈贝马斯所谓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即科学技术与生产结成同盟，成为意识形态的共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政治社会范畴，与特定利益阶级和权力阶层相关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著名论断。关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观点，最初在国内学界主要以批判、质疑为主。

1 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质疑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学界一般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为四种类型。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概念属于第三种逻辑类型，即在否定的意义上科学与意识形态是同一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实质上是一种“虚假意识”，其实质在于掩盖事实、掩护现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对于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姚大志将其归纳为“革命论”、“合法论”和“终结论”。他指出，哈贝马斯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普兰查斯的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合法性”问题，即意识形态赋予政治权力、政治机构和政治秩序以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论”论说却忽视了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的积极方面，由此导致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流于乌托邦幻想。

在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牟正纯认为哈贝马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犯了把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纳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错误。在哈贝马斯看来，元制度依赖于不能变成规范联系的社会过程，语言、逻辑学和修辞学也是统治和社会努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因此，哈贝马斯除了将科学技术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外，还主张哲学和解释学所涉及到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也归属意识形态，从而混淆了意识形态的科学概念。

2 对于“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质疑与意义反思

关于“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批判，黄广顺在综合考察了科学技术、生产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后，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作用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形式，但这并不等于说科学技术就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哲学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其还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不过，不同于以往只以批判为主，我们也看到有学者在认识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一定局限性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关注哈贝马斯这一观点的创新之处以及给我们的理论启示。

俞吾金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史的反思，阐述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在于：现代技术的意识形态作用亟需通过弘扬人文精神来遏制；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也应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变化。针对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汤德森指出这未免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真理性和开放性是紧密结合的。哈贝马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完全过时，只是指出在新的情况下应有新的发展。哈贝马斯对科学与技术独到的批判性分析对我们把握科学技术的理性本质具有启发性，并引发我们对科学与价值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

二 关于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研究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依据自己的理论而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改造，哈贝马斯自然也不例外。关于二者的分歧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对于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不同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之一也体现在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认识上。马克思区分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概念，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科学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本质；哈贝马斯则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混淆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关系，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也混淆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的概念。

杨生平在厘清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概念以及“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等观点之后，批判了哈贝马斯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成为压迫人、束缚人的工具这一客观现象，但却将这一社会现实错误归因于科学技术而非现实的社会关系，转而求助于一种抽象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

2 哲学基础与批判旨趣不同

由于理论基础的鲜明差异，刘日明认为二者在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解上也存在根本分歧。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意识形态批判对象的把握、意识形态批判的辩证态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等方面的理解都存在着明显分歧，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原则界限。张秀琴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深化了刘日明的研究，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深度研究。在批判的向度上，前者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后者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前者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后者的旨趣则是走向一种抽象的“交往”理性。

可见，由于哈贝马斯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相背离，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实质上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社会，反而维护了资本主义统治。

三 关于与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开始明显增多。一种研究是通过分析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观的批判来考辨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的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明析哈贝马斯是否能够促成一种适应资本主义现实的具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视角。

陈玉霞认为，马尔库塞并不是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他在批判技术的同时又在呼唤那种“非压抑性的统治”的新技术的出现。陈玉霞继而指出，哈贝马斯是在区分“技术旨趣”与“认识旨趣”的基础上对马尔库塞进行批判的，但由于哈贝马斯关于“自然”概念的把握含糊不清、对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加辨别地接受，其对马尔库塞的批判在后经验主义理论前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则主要关注二者意识形态理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危机的途径选择上。马尔库塞求助于一种新的技术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转向交往理性以克服工具理性对交往领域的渗透。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二者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归属的层面不同；其次，二者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理解及将其归结的原因不同。前者将其完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后者则将其归结为社会环境的作用。再次，二者对知识分子的归属地位认识不同。马尔库塞把革命的力量归于知识分子，是一种非暴力革命。而哈贝马斯虽也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他却没有把革命的力量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翟建权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理论分歧的根源。阶级立场是导致二者分歧的直接原因。马尔库塞对于韦伯“合理性”的改造使其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哈贝马斯对于韦伯“合理性”的基本肯定则使其走上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其次，二者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差异是分歧的理论根源。哈贝马斯较马尔库塞更加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再次，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一切”、“打倒一切”指导理论的偏差是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同时他指出，这一分歧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终结。

四 结语

纵观国内学者对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多数学者仍然局限于“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断的探索性研究，还停留在一个就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的阶段，而没有把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置于大的理论背景中作学术谱系考察与系统研究，这就导致不能深入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学说在意识形态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其次，学界没有明确地对哈贝马斯意识形态学说与中国意识形态关联性作出分析，也没有将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与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不能将其理论学说很好地糅杂在中国语境之中来研究；再次，学术界对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限度与价值探讨、挖掘的力度还不够，不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现哈贝马斯意识形态学说的应有之义。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在新时期重新解读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样既有利于我们在学理上把握哈贝马斯这一思想大家的哲学政治思想，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在全球化浪潮中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方向，以实现形而上之思与中国经济、文化与道德等现实层面的分析、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姚大志：《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

[2] 牟正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概念》，《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 黄广顺：《科学技术、生产力、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科技观述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 俞吾金：《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5] 汤德森、江丽：《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现代审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6] 杨生平：《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7] 刘日明：《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学海》，《学海》，2000年第2期。

[8] 张秀琴：《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 陈玉霞、李学丽：《论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新技术与新自然”观的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9期。

[10] 翟建权：《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理论界》，2008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金娟，女，1981—，山西文水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哲学。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1文学要恢复人的完整个性

卢卡奇在选文开篇指出:“马克思主义把一贯地遵守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和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容许迂回前进的道路结合在一起。”①这一鲜明的二元性,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辩证统一,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指导原则 。紧接着,卢卡奇批判了现代主义者与传统决裂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卢卡奇提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美学方面和别的领域是我们古典遗产的小心翼翼的守护者”。根据这一标准,卢卡奇认为,古希腊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时期作了充分的描绘,他们同时也成为恢复人的完整的个性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中的路标。②依照这一观点,卢卡奇认为,早在十九世纪蓬勃崛起的法国小说的真正继承者不是福楼拜,尤其不是左拉,而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家们。在总结巴尔扎克与法国小说之间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冲突之后,卢卡奇指出:现实主义并不是虚伪的客观主义和虚伪的主观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的第三条道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无论是由单纯的内省或由单纯的外倾来决定的艺术流派,同样都会使现实趋于贫乏并且将其歪曲。因此卢卡奇总结道,尽管自然主义提供了新内容和新的表现方法,但是这种描写未能表现人的复杂性和全面性, 因而并未使文学丰富起来。卢卡奇最后指出:“只有作家企图创造典型的时候 , 才有可能生动地描绘人的完整的个性。”③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只有现实主义文学才能担当恢复人的完整个性的重任。

2唯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担此重任

卢卡奇接着指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作为现实的画师,而且作为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完整的个性分裂的这种虚伪提出了抗议。卢卡奇把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都视为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是危机与恢复、破坏与再生的矛盾的统一。卢卡奇对处于决定性的过渡时期的文学界寄予厚望,认为他们的任务和责任非常重大。然而他也指出,唯有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担此重任。他接着举恩格斯对左拉与巴尔扎克的比较来阐明这一原因。巴尔扎克虽属保皇派,但他“却无情地揭露了保皇派封建法国的恶习和懦弱,以壮丽的诗才魄力描绘了它临终时的痛苦”。④他接着举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把这个问题称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身为左翼作家的左拉,被时代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而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往往以最重大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做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世界观的真正深度、他们跟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深刻联系,他们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只有在他们的作品创造的人物的存在和命运中才能够找到适当的表现。正是如此, 在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百出的进步性的深刻了解中, 伟大的现实主义和人民的人道主义溶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研究,卢卡奇发现,只有在俄国,才出现了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的杰出的 继承人。 并特别举 列夫托尔斯 泰 (LeoTolstoy, 1828-1910)为例 ,证明这一观点 ,说明现实主义文学能够承担恢复人的完整性的重任。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俄国形式主义虽然被称为形式主义，但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注意语言的结构和功能。雅各布森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后来又到美国，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lovsky）认为，日常语言会由于长期使用而趋于自动化，失去新鲜感，而文学语言则尽量“突出”（foregrounding）自身，不是传达信息，而是指向文学作品自身的世界。这一观念显然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再到巴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结构主义再到法国结构主义，这就形成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六十年代之后，结构主义从法国传到英美，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一股颇有影响的新潮流。

在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同样注重文学的形式和语言，通过细读和修辞分析，力图把文学之为文学，具体化到一个文本和文学语言的层面来理解。文萨特（W. K. Wimsatt）与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提出两个著名概念，一个是“意图迷误”（intentional fallacy），认为文学作品是本身自足的存在，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意图的表现。另一个是“感受迷误”（affective fallacy），即自足存在的作品之意义，无关读者众说纷纭的解释。这两个“迷误”概念就使文学的文本（text）独立于作者和读者，成为韦勒克（René Wellek）所谓“具有特殊本体状态的独特的认识客体”〔3〕。韦勒克与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就提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把文学研究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他们认为从社会、历史、思想、作者生平等方面去研究文学，那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他们注重的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即研究文学的语言和修辞，包括音韵、节奏、意象、比喻、象征等形式特征。在作品分析方面，尤其在诗的理解和阅读方面，新批评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

在五十年代末，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提出神话和原型批评，就超出个别作品的细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比个别文本更广阔的理论框架。这种神话和原型批评所理解的文学是意象、原型、主题和体裁组成的一个自足系统，批评家从这样的文学系统中，可以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archetype）。这些原型“把一首诗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成一个整体”〔4〕。原型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有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或者像各种仪节，每年在一定时刻举行，所以弗莱注重神话、仪式和历史的循环论，把文学类型的演变与四季循环的自然节律相关联。对应于春天的是喜剧，充满了希望和欢乐，象征青春战胜衰朽；对应于夏天的是传奇，万物都丰茂繁盛，富于神奇的幻想；对应于秋天的是悲剧，崇高而悲凉，那是物盛当杀、牺牲献祭的时节，表现英雄的受难和死亡；对应于冬天的则是讽刺，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荒诞世界，充满自我审视的黑色幽默。然而有如残冬去后，又必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牺牲献祭之后，诸神又会复活一样，讽刺模式之后，文学的发展又有返回神话的趋势。原型批评从大处着眼，注意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文学有一些基本程式，这些最终来源于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程式是每一部新作得以产生的形式原因。所以弗莱说：“诗只能从别的诗里产生；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里产生。文学形成文学，而不是被外来的东西赋予形体：文学的形式不可能存在于文学之外，正如奏鸣曲、赋格曲和回旋曲的形式不可能存在于音乐之外一样。”〔5〕弗莱的原型批评在五十年代末，就已经打破了新批评对作品的细读，注重在不同文学作品下面，去寻求决定文学形式因素的程式和原型，这也就为后来从欧洲传来的结构主义，在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弗莱的原型批评虽然超出新批评着眼于个别文本的细读，但却没有否定新批评提出的“意图迷误”。事实上，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一个重要的趋势，正是越来越否定作者的权威，使批评成为独立于作者意图的一种创造。与此同时，新批评提出的“感受迷误”则完全被否定，因为否定作者的同时，文学理论也越来越注重读者在阅读和理解当中的积极作用。从现象学到阐释学，再到德国的接受美学和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这就形成充分肯定读者作用的主流趋势。当然，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宣称作者已死，好像读者的诞生非要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那又是西方理论家喜欢走极端、言过其实的一个例子。凡大讲理论、奢谈作者已死的人，往往正是从巴尔特这位作者那里接受了这一批评观念，这在无形中就构成对其所谈理论本身的讽刺。我们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批判意识，其重要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成为西方文论颇有影响的新潮流。文学理论取代了细读，文学分析中形式主义对文本的注重，也被结构主义对系统和深层结构的兴趣所代替。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提出语言中两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原则，说明任何词语都在和其他词语的对立和差异中显出自身的意义，没有“上”也就没有“下”，没有“内”也就无所谓“外”，如此等等。这就打破了以单项为中心的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系统和深层结构。人们所说的任何具体的话是“言语”（parole），而决定一切具体言语的深层结构是“语言”（langue）。把这一原理运用于文学研究，结构主义者注重的就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叙述的基本结构或“普遍语法”。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可以说标志着从文本细节到语言深层结构的转变。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集中研究的是抽象的文本性（textuality），而不是具体的文本（text）；如果说结构主义批评在小说和叙事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其研究方法却离开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节，越来越趋于抽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结构主义很快被后结构主义和解构（deconstruction）取代，同时又有女权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并占主导地位。解构主义批判西方传统，认为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应该彻底解构。女权主义颠覆以男性作家为主的传统经典，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文化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学研究之外，以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特别突出身份认同和性别政治，尤其是同性恋研究，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则似乎退到边缘。这是从现代转向后现代的趋势；后现代理论批判西方十七世纪以来的现代传统，尤其批判启蒙时代以来如逻辑、理性、客观真理等等西方传统的基本观念，认为这些都是压制性的观念，应该彻底推翻颠覆。后现代理论有强烈的批判性，带有激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文学传统的代表，那么莎士比亚研究中发生的变化，就可以作为有代表性的一个侧面，显露出整个西方文学研究的变化。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凯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2000年出版一部讨论莎士比亚语言的书，他在序言里就非常明确地说：

我特别反感现代对莎士比亚的某些态度：其中最糟糕的一种宣扬说，莎士比亚的名声是骗人的，是十八世纪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阴谋的结果。与此相关而且同样自以为是的另一种观念，是认为要理解莎士比亚，就需要首先明白他的戏剧都卷入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当中，而且卷入的程度只有现在才看得清楚。考察起来，贬损莎士比亚的这类做法如果说有一点意思，那也只是证明了这些人不断需要找一点与众不同的话来说，而且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莎士比亚的文字，不如说是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他们也很少引用莎士比亚的文字。这些标新立异的说法，语调都相当自信。这些批评家们需要把自己的看法说成比他们的许多前辈更高明，而一般说来那些前辈学者们的资历，又是他们不好去质疑的。于是他们就不能不把约翰逊、济兹和柯勒律治（在此姑且只举三人）说成是受了帝国主义洗脑的毒害。当然，如果你能把莎士比亚贬得一钱不值，要贬低这几位和其他类似的权威，那就更不在话下；尊重他们就不过是又一次证明，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评价。可是说到底，你要摒弃莎士比亚，就不能不把文学概念本身也一并消除。〔6〕

从凯尔莫德这段话里，我们可以从反面看出西方当代理论的某些趋向，这些趋向在莎士比亚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也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凯尔莫德对这些趋向明确表示反感，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空谈，完全脱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专门著书来讨论莎士比亚的语言。西方理论发展的趋势，的确是越来越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相互渗透，在文学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都使西方文学理论丧失了自己作为文学研究的特性。在理论笼罩一切的时候，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很可能对文学做理论的探讨，写出的论文洋洋洒洒，但却抽象虚玄，满是晦涩的专门术语，却很少去深入讨论一部文学作品。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文学研究越来越离开文学，转而讨论电影、大众文化或文化研究中的其他项目。尤其在美国的学术环境里，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情形，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脱离文学本身，这一现象也许正是当前社会状况的一个反映，因为电子媒体和数码化娱乐方式正在改变文化消费的基本习惯，在这种情形下，缓慢仔细地阅读好像效率极低，成了一种奢侈。可是书籍和阅读的文化从来就是文学殿堂的根基，而在当前的文化消费市场上，尽管仍然有大量书籍出版，但书籍的内容往往涉及娱乐、消闲、保健，以及与大众消费相关的范畴，而认真的文学阅读似乎在逐渐衰落，不断受到电脑数码技术和互联网通讯的挑战。

然而，理论取代文学在文化研究中成为主流，就引出了文学研究的危机。从1970至1990年代，在文学研究中影响极大的解构理论，就往往使批评论述读起来更像抽象的哲学探讨，而不像是文学批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把文学视为一种文本，和其他文本并没有任何区别；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解读文学作品，都往往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不是为其文学性的特质，而且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近代以前传统的文学，都代表了精英权贵的意识，表现出父权宗法制度或压制性政权的价值观，并与之有共谋的关系，所以在政治上都值得怀疑，应当批判。所有这些趋向集中起来，就造成一种环境，使文学危机之说得以出现，甚至产生出文学或文学研究已经死去的说法。阿尔文凯南（Alvin Kernan）在1990年发表了《文学之死》一书，斯皮瓦克（G. C. Spivak）在2003年发表了《一个学科的死亡》一书，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1993年发表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也早已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至少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为文学研究发布这类讣告的人，心情可能很不一样，因为对爱惜文学的学者们说来，文学或比较文学之死也许像“诸神的黄昏”，令人觉得悲哀惆怅，然而在文化研究某些激进的鼓动者们看来，这或许正是“高层文化之巴士底狱的陷落”，令人振奋，值得庆幸。然而悲哀也罢，振奋也好，那种末日来临式的讣告似乎都在显露西方文化和社会一个深刻的危机，也就是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深刻的文化危机。

在八十年代初，英国批评家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有《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一书，此书虽然作为一本入门的导论未必能尽如人意，却成为英美大学校园里的畅销书，学文学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但二十年之后，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4），对越来越抽象虚玄、而且脱离现实、脱离文学的理论，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同一位作者写出这样两本很不相同的书，也许颇具象征意味。其实在西方，许多研究文学的学者和批评家都越来越不满意于理论取代文学、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理论热已明显地减退了。2006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十年报告，就对理论取代文学的趋向有十分深刻的反省，并提出重新思考“文学性”的问题。当然，历史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也不会简单回复到过去曾经有过的任何阶段。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自有其历史的背景和原因，也有其成果和价值，然而理论发展到极端，似乎又盛极而衰，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并不难理解。究竟文学研究如何回归文学，回到文学的鉴赏、分析和阐释，重新帮助我们认识文学和人生的价值，给我们新的指引和启示，那是我们众多读者和研究者对于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

注释：

〔1〕В. Шкловский, Хул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 разборы (Москва, 1961), 6.

〔2〕М. Бахтин,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во (Москва, 1963), 7-8.

〔3〕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p. 156.

〔4〕〔5〕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99,p.97.

〔6〕Fank Kermode, Shakespeare’s Language (London: Penguin, 2000), p. viii.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批评

【作者简介】王娟（1985.05-），女，汉族，陕西榆林人，巢湖学院，讲师，本科，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企业委托项目：基于功能翻译理论下的文学翻译批评 项目编号：hxktwy2018008。
引言

文学翻译批评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优质的翻译批评不但可以供应可行的科学方法及理论，工读者实施翻译研究。同时，翻译批评像欣赏译本或者名著，授予读者文学及艺术层面的享受。经过翻译工作，推动各个地区和国家间的有效互动交流，有助于文化的传递和传播，带动国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五四运动后，我国文艺界发起文学著作翻译潮流，高效提升当时学生群体文化涵养及素质，拓展学生思维与视野。并且，这一活动深受大学生群众的喜爱和推崇。至今，文学批评已历经时间的磨炼与考验，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也逐步产生功能翻译理论。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多种因素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差异，致使翻译工作受到一定影响，无法避免地出现译文与原文经过翻译后产生词不达意的情况。因而，文学翻译批评在此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对翻译工作存在督促与约束的作用。
一、文学翻译面临的困境

伴随时间的推移，文学翻译逐步走向成熟，翻译工作模式也渐渐娴熟。多数翻译人员经过长期地磨炼，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翻译风格与形式，促使翻译的作品均独具特色，也引发读者群众的阅读兴趣。自改革开放后，各个国家间交流日益密切，文化传播速度加快，文学翻译也迎来发展新契机。随着翻译领域的持续扩张，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也日益增加，甚至多数非专业工作者也参加到文学翻译相关工作行业中。近几年，翻译团队持续壮大，行业中从业人员良莠不齐，致使翻译水平与翻译成果差异性较大。除此之外，我国作为文化底蕴十分浓厚的国家，传统细习俗和文化均对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实际翻译工作中，受自身主观因素限制，忽视国际习俗及文化的差异，致使文学翻译最终形成中式文学，并未精准、切实表达国外文化。
二、功能翻译理论视域下文学翻译应重视的问题

1.科学应用目的论标准多元化。在英语中，目的一词可用多个词汇表达，但词汇的不同，其表达的场景也不同，所蕴藏的含义也具有一定差异性。因目的决定方法，可知目的论表达的即翻译最高法则，可经过意象翻译或直接翻译实行。对语句中的动态词汇实施情形处理，将其内部呈现的形式充分展示。翻译人员认为，实际翻译工作中应明晰翻译目的，而目的呈现的差别，对翻译工作结果的影响也较大。依据翻译目的的差异，从而明晰翻译工作形式，选用适宜的方法实现翻译目的。当然，对于翻译评判人员而言，需要从不同层面对文学翻译进行评价。在评价翻译文字的精准性之外，还需重视翻译工作人员翻译手段是否科学，并衡量多各方面，观察整体效果表达层面是否得当，将评判指标界定在最终翻译精准度以及翻译效果层面。

2.将译文作为核心科学应用目的论。部分翻译工作人员认为，可以依据读者与目的差异对翻译文章实施选择性翻译。而翻译工作目的也被一定因素影响。其中，在译文文化背景下，依据现有交际要求及知识文化下的读者现状差异，制定不同程度翻译的目的是影响翻译工作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目的论可视作在满足读者群众需求差异的基础上，开展的翻译工作，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产生的活动。通过此形式的存在，呈现读者存在价值以及重要性，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其中，文学翻译理论与功能翻译理论具有一定联系。同时，也存在一定差异。然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应满足四个要求。第一，翻译工作者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作品翻译。尊重作品创作者目的以及创作意图，并将作者创作意图结合寫作情境。第二，在翻译作品的同时，应统筹作者语言表达法方式以及写作目的，呈现作品原文的写作功能。第三，最终翻译的译文应依据作品原始情节发展实施编制。第四，在明晰翻译目的的基础上，选取适宜的翻译路径与翻译方式，促使译本基础功能与翻译成果相一致。

3.重视忠诚原则。将译文作为核心并非舍弃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基础上，展开译文形式，根于原文基本含义，在语言层面进行深化，促使读者较易理解原文意义。通过两个方面呈现忠诚原则：首先，尽量满足多数读者阅读需求，对广大读者表现翻译的责任及道义，以及翻译工作要求的原则。其次，读者应充分尊重原文，对原文表现出足够忠诚的态度，防止曲解翻译形式与原文的差异。忠诚原则对目的论具有一定维护及补充功能，弥补目的论的弊端，防止翻译将译文作为核心的原则向较为极端的反向概念股发展，及时阻止其发展中存在的弊端与极端性。翻译工作者在实际翻译文学作品时，应融合忠诚原则、目的论以及翻译功能理论，对译文实施高效批判与评论。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作品对各个国家、地区间互相理解与交流十分重要，有呼吁推动各个国家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文学翻译批判者应充分尊重原文所表达的情感、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意图。并产生功能翻译理论视域下的，评定文学翻译文章优劣的评判指标。

参考文献：

[1]龚聪琮.基于功能翻译理论下的文学翻译批评[J].语文建设，2016 （36）：88-89.

[2]赵凯伦.浅析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批评[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06）：100+99.

[3]李广荣.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误用个案分析[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03）：87-92.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作为我国高校英语课程的的重要内容，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质量也是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教材编写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对英美文化的学习和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根据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特点，进而分析了文学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能促进够提高英美文学教材编写质量。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材编写;弊病;改进建议

一、前言

英美文学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的一门课程，其教材编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对英语学习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实践证明，该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助于学生提高学生语言修养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对英文文学的鉴赏能力，同时，对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素质也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英美文学教材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受到网络科技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正在被侵蚀，影响力也被削弱，编写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弊病，进而尽可能的降低编写质量对学习的影响。

二、国内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弊病分析

1.教材内容没有与时俱进，与时代有所脱节，在结构安排上固化，并且指导理论陈旧。一方面，导向型英美文学教材种类繁多，有文史类、作品选读类的，还有中英文结合、断代的等等，还有小说、诗歌、戏剧等等，种类众多，但是，整体上来讲，结构老套，结构模式化严重，并且重复性也较大，在结构安排上大致都是按照作品的历史背景—作者简介—作者的写作特点—作品选读—难句解释。在另一方面，内容安排上也与时代脱节，在教学内容上单一、刻板，枯燥无味，突破性不大，不易于老师的发挥，并且过于强调传统经典，对现代文学鲜有提及。此外，在网络的发展冲击下，学生对现有教材的阅读也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感。

2.词汇难度大，不易接受。很多国内编者编写的英美文学教材倾向于使用大量的词汇，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式来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凸显了教材的深度和高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进而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不利于教学的效果。

3.教材的导向性过强，不利于发散思维。在现行的英美文学教材中内容评价方法相对单一，并且所使用的语气等也不容置疑，禁锢了学生的发散思维。此外，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没有区分时代的价值取向，也容易造成语言的误区，价值的误导。例如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在发表以后虽风靡全球，但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在美国的教材中也很少提及。因此，在文学教材的编辑上不应该以某种标准来定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4.教师所用教材刻板，功利性导向强。在很多英美文学的教材中，大部分文学著作不是原著，而是经过修饰的著作，所以，在內容上缺乏完整性，容易对学生和老师产生误导，在升学等功利性的指导下，使得教材的编辑也迎合这一现象，导致教材编写缺乏方向性。

此外，教的编排风格、模式都比较单一、单调，一是封面设计单调，缺乏个性，不能发挥学生的想象空间;二是在目录和附录的内容编排上显得墨守成规不利于学生的阅读。总之，现在英美文学教材的弊端众多，在编写教材时应当提高重视。

三、国内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改进措施

1.丰富教材编写的内容，改变原有的结构模式。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英国两国的文学教材经验，按照适合我国特点的方法来进行编辑，在教材中将文学史和文论相互结合，进而用文学理论来引导教学和学习，丰富教材的内容，避免追求宏达的结构编排，进而培养读者的文学鉴赏能力;另一方面，改变原来单一的编排结构，使得教材的结构丰富化，例如可以将相同类型的文学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提高文学的鉴赏能力。此外，在教材的编排上，还可以打破国界，尽可能按照英美的思路来对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品论欣赏。

2.增加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内容，在内容编排上既兼顾传统的经典，也强调时代的元素。一是，在对英美文学教材编写时，推陈出新，介绍更多的展现英美文学发展趋势的作品，给教材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可以选取今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部分作品，进而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化趋势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应当注重经典的文学著作的学习，如可节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名著，了解英美文化的底蕴。二是，增加非文学作品的欣赏，例如对电影、杂志的节选，例如可以选取电影《阿甘正传》的评介，也可以选取《自然》、《金融时报》等杂志、报纸的关于科学、时事的著作来增加学生阅读的兴趣。

3.减少引导性的灌输，注意发散思维的培养。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导致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感情隔阂，因此在教材的编排上，就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空间，避免陷入导向性的思维，这样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4.提高教材编人员的素质。由于我国英美文学教材种类众多，其质量也良莠不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提高教材编写人员的素质，严格规范职称评价体系，对于不合格的教师，坚决予以约束，提高编写人员的质量;另一方面，形成多层次的教材质量检验，进而保证其质量，减少重复、滥竽充数的教材。

四、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质量已经取得不错的进步，但还需要加强对教材编写的创新，进而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便于学生学习和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而推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叶红卫，刘金龙.英语翻译教材编写的问题与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4，（08）：74-76.

[2]顾弘，杜志卿.新世纪高校本科英美文学教材建设探索[J].河南大学学报.2004，44（02）：129-132.

[3]于江海.英美文学教学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原因与对策[J].运城学院学报.2009，27（06）：70-72.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性教学的文艺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文化史上总有一些人物。可以催生层出不穷的话题。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文化立场的研究者都能从他们那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甚至，在关于他们的研究中一旦出现新因素，可能就是学术变迁的一个风向标。之所以如此，通常是因为这种人物的经历代表着一个重要时代文化经验的典型性和丰富性，比如鲁迅之于现代中国。其典型性在于，他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文化体验是得风气之先的那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其丰富性在于。研究者能从他的个人经验中反观文学、教育、学术、政治、人际交往、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几乎所有社会文化领域的变迁。我们这里的关注点是民国初年的学术场域。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现代转型正式启动，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成其基本构架的关键期，鲁迅的教学与学术生涯也恰恰处于这一时间段。鲁迅1909年回国以后，除任职教育部之外，主要职业是在各级学校担任教师，直到1927年4月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以鲁迅的学术活动为考察对象，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检视现代学术场域在中国的形成，以及这一场域对学者个体选择的影响：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积极拓展研究范围，开始重视对边缘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严肃的、专业化的研究。传统学术中的等级秩序，除了对研究方法的规范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研究对象进行等级划分。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成为学术的最高典范，甚至，要发布思想上的创新和发现，也不得不借助对经典的阐发，“依经立义”，才被认为具有合法性。这种排他性的学术文化，造成学术视野狭隘，创造力渐趋衰竭，也使很多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经验不能得到知识界的关注。久而久之，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知识界，既不能对本民族的生活历史提供有效的解释，也不能应对事易时移的变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迅速转变了国人的学术观念，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破除原有的文化等级秩序。以小说为例，无论是梁启超式的从启蒙民智的角度肯定小说的社会文化价值，还是王国维式的从美学的角度肯定小说的艺术品质，都提升了小说在文学家族中的地位。与之相应，小说评论、小说研究也渐渐获得了学术身份。鲁迅倡异端、反权威的个人精神气质，触发他对边缘知识的重视，比如提倡多读野史，偏爱被传统文人贬为街谈巷议、诲淫诲盗的小说，并于1911年完成《古小说钩沉》，这种意识和知识储备使他能够率先对民初学术风气的转变作出反应，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开山。

一项研究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领域，通常有几个必要标志：拥有专业学者、出现研究成果、进人大学课程、设立研究机构。1922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下设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研究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5个分支研究机构，从机构制度上体现出研究范围的扩大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大趋势。机构的成立也促进了学者成长和学术交流，有利于形成学术共识和学术风气。鲁迅1920年在北大兼职任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首次出版，就是在这一时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成书的，而鲁迅当时也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可见一定的学术选择通常是学者个人兴趣和学术场域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第二，西学对传统学术的妥协与改造，主要采取了以现代科学方法整合考据传统的途径。外来的学术文化要在本土落地生根，不可避免要遭遇阻力。在中西学术体系中找寻可通约的部分，以迎合风气的方式来改造风气，有助于化解阻力，促进不同学术的交流融合，“整理国故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民初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一方面宣传以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缓和旧学与新学、国学与西学的对立，化解推进现代学术和新式教育的阻力；另一方面以西方学术方法改造传统文史研究，既把信仰与尊崇的对象还原为研究对象，也逐渐确立了西方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优势地位。

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最大成就，不在于推出了多少具体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推动现代学术观念成为知识群体的共识。在当时的学术场域中，开放而趋新的文化观念与深厚的旧学功底的结合，最易于获得认可。章太炎如日中天的学术声誉，胡适急欲证明自己对考据学的擅长，都与此有关。鲁迅获聘北大、厦大、中大等高等学校，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声誉是分不开的，但当他一旦身处学术体制之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调动了自己的旧学训练，以适应体制的规范，《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在方法上都得益于旧学训练的积累，但学术观念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评价，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质。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与方法中，积淀着陈旧的意识形态，借鉴西方学术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和客观立场，民初学术致力于把知识、方法与意识形态剥离开来，建立既不割断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新型学术规范，其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作用，在今天的学术史研究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第三，在推进现代课程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学科发展并不同步。以“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概论”为例，这两门课程大约同时进入国人视野，前者因传统资源雄厚以及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发展较为顺利，后者却因与传统资源有较多抵牾而发展缓慢。民国初年，“文学概论”的名目已进人大学课程，但相对而言不受重视，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开展都很不充分，真正能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很少，即使开设这门课。也只是以介绍输入西方、日本的文学理论为主。

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和《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都出现了“文学概论”课程，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师资，这门课程并没有实际开设出来。在北大，初次教授文学概论课程的是周作人，时间是在1920年，同年，梅光迪开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文学概论。在当时的教学中，主要借鉴西方相关著作，比如周作人受到韩德《文学概论》的影响，梅光迪直接使用温彻斯特《文学批评原理》作为教材。另一个来源是日本，比如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当然，现代日本的文学理论，其最终来源仍然也要追溯到欧美。鲁迅对文学理论的兴趣是很显著的，1920年代，他在北大开设过“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课程，曾以《苦闷的象征》作为辅助教材，即使在“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也“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后来对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等左翼文艺理论也有较为深入的涉猎。在大学的课程建制上，文学理论比较薄弱，专任教师以及开设的连续性、课程的专业性都比较匮乏，但仍然取代了以传统文论为基础的“文学研究法”课程，对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并形成了以西方（先是欧美，后来是俄苏）理论框架为基础的文学理论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至今。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写作，就不能不去了解他当时所接受并向青年学生传授的各种外来文学知识。

第四，与地域、学术背景相关的人事关联在现代学术体制之中仍然是活跃因素，鲁迅进入大学的学术场域，最终又放弃体制内的学者身份，都与此相关。鲁迅与许寿裳、蔡元培的关系，被划为“某籍某系”，与胡适派的冲突，如此等等，都不能仅从个人交往和纯粹的学术分歧的角度去理解。某籍，是指浙江籍人士；某系，是指当时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前，当时的教育部、北京教育界和北京大学，浙江籍人士已经占有很大的势力。教育部中的夏曾佑（社会教育司司长）、许寿裳（参事）、周树人（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等皆属浙江籍，且都为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引进。虽然引进的同乡网络有所变动，但是浙籍势力一直存在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中。而北京大学在浙籍知识分子何橘时、胡仁源主政时期，陆续引入章太炎门下的浙籍弟子，如沈兼士、钱玄同、朱希祖等浙籍留日新派人物，而蔡元培与章太炎曾共事革命，私交甚厚，与浙籍弟子也多相识，所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得益于浙籍人士地缘、学缘网络组织成的人际氛围。

蔡元培治校一方面提供了转移风气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在人事上广延富有学识和现代思想的教员和学者，直接促成北大文科的新气象，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及新文学的诞生，都以此为基础。经过蔡元培的人事调整，扩大了具有浙籍留日背景的学者文人在北大文科中的群体力量，而这一群体也成为新文学、新文化的主要力量。可见地缘纽带通过人际交往介入以职业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影响大学场域和知识生活。如果说任教北大改变了鲁迅等人的人生轨迹，那么，他们进入这个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极大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地图。既然地缘因素事实上介入了文学话语，那么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的考察，也就应该把对地缘文化的考察纳入进来。

以上四个方面，既体现了西方的学术民主观念和科学精神对中国现代学术建制的根本性影响，也揭示了传统因素的延续。而鲁迅的学术生涯，则显示了这种学术建制对学者个人学术活动的规范和影响。在民初学者群中，鲁迅的异端意识和反叛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他终生为异端与“叛徒”的合法权利呐喊，喜好以“煞风景”来挑衅权威，但即使这样，由观念、体制、风气、人事、机构等因素形成的学术场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规约着鲁迅的学术实践。因而以鲁迅为个案，尤能发现社会文化思潮的基本框架和体制的范型。对个体学术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局限，往往并不只是属于学者个人。也属于一定的学术场域：公诸于众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可能与学者的个人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却与其所属身份、所处位置、所取策略有莫大关系。

之所以探讨鲁迅与民初学术的关系，是看重它对于学术史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双重启示。就前者而言，这启示我们在清理具体文本、具体观点、具体知识的时候，对文本、观点、知识的生产机制给予更多重视，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就鲁迅研究而言，则启示我们要重视对文学写作与学术活动进行互文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