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类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 和群众生活紧密相连, 且世代相传的一种传统文化形式, 其包括民俗活动、表演艺术、口头传统、礼仪、节庆以及与宇宙和自然界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与此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形态, 其主要强调人的作用, 重视人的技艺、人的精神与经验的展示, 通过身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承和链接非物质文化, 其具有流变、活态的特点。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主要特点是与民族的特殊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审美习惯以及民族的特点和个性的灵活体现, 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

二、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我国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我国的陕北地区, 陕北民歌、陕北歌曲作为非物质让文化遗产被人们广泛流传。陕北地区还有其他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着陕北人民的民族特点和生活特色。陕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我国第一批正式公布的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代表项目都具有很浓厚的民族特点。有的将陕北的民族传统文化展示出来, 将陕北民间的文化创新作用和价值展示出来。有的主要将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和鲜明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出来;而有的则是以促进陕北区域文化认同、维护社会稳定, 强化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内容和价值体现出来的。而有的则是以陕北人民超高的文艺技能、独特价值以及传承的重要意义为主要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如今,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各地游客前来欣赏和传扬。因此, 国家和陕北地区政府要重视陕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将陕北地区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充分的开发出来, 将最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以旅游资源开发的形式传播开来。与此同时, 目前, 以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业已逐渐成为旅游业的最新趋势, 开发陕北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既能够将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效的选样, 同时也能够实现旅游业的经济价值。我国的陕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丰富了旅游业的发展, 还树立了具有陕北地区民族特色的旅游形象和品牌, 从而实现陕北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促进陕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速度以及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 我国的陕北地区申报了几个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誉盛名, 国内外的很多游客接踵而至、纷至沓来。陕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种类和涵盖的范围非常丰富, 旅游开发价值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陕北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 制约了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开发和运用, 也没有充分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挖掘出来。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不充分

目前, 陕北地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时, 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人员并没有掌握好这个度,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价值非常大, 但是在旅游资源开发的具体策略和措施的实施方面却开发的非常浅显。而对于一些开发价值并不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存在过度开发的现象和问题,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方式和策略时不高效的, 也是不能够与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相匹配的。此外, 在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面, 有些政府过分重视经济效应而忽略了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 这使得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的作用和价值发生偏离, 不利于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也不利于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与传承。

(二) 缺乏健全的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机制

在开发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由于缺乏全面、健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及旅游开发机制, 使得陕北地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流程并不规范和标准, 没有相关的标准、制度和流程来规范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行为, 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旅游开发方向和目标来指引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人员的行为, 使得陕北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没有充分开发和发扬出来。

(三) 单一的开发形式

目前, 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面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 且旅游开发的形式比较单一和保守, 缺乏完善的旅游开发配套设施。如果单纯的运用一种或者两种旅游资源开发方式, 那么并不能有效的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和游览, 进而不能够将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到更好的传承, 也不能够实现应有的经济价值。

四、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探究

在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时, 政府以及相关人员必须要重视旅游开发策略的研究, 制定健全的开发模式, 提升旅游开发的综合效应。

(一)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机制

陕北地区政府在旅游开发上要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制度, 完善旅游开发流程和标准, 这样能够引导工作人员以及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既要保护和传承好陕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陕北民歌、陕北歌舞、陕北传统文化等等。同时也要将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经济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实现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 明确开发方向, 确定开发策略

在旅游开发上, 陕北政府必须要在充分保护和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下, 明确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方向, 确定好开发的方案和策略, 合理利用和发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 将陕北地区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情、陕北人民的豪爽性格以及陕北地区独有的技艺等展示给游客, 并不断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游客前来参观和游览。

(三) 结合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来挖掘旅游开发机制

陕北地区的文化遗产种类非常丰富, 有陕北民歌、白云山道教音乐、陕北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民间文学、传统体育、传统文艺和杂技等等。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方面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类型和特色, 从游客们的角度出发, 在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不断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坚持适度原则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来匹配相适应的旅游开发机制, 从而促进旅游开发的效果和开发的程度相适应。

(四) 创新多样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方式

单一的开发方式是不能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相统一的。因此, 在开发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时, 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特色来不断丰富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的内容和形式, 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来全面的开发和利用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 将陕北地区的民俗、民歌、民谣、舞蹈、戏剧、技艺等文化内涵丰富和展示出来, 促进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促进陕北地区旅游经济取得更好的进步和发展, 进而促进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和内涵非常丰富, 都具有非常代表性的作用和价值, 能够将陕北地区的民族特色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也是正是陕北地区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因此, 在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时, 既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受到损害, 同时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以旅游资源的形式发挥出来, 向全国和世界传播。

摘要：近些年来, 我国对于传统文化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并存在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和发扬。如我国陕北地区非常著名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陕北舞蹈、陕北曲艺等等, 陕北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类型多样、内容生动、灵活, 意境深远, 皆具有非常有意义的旅游开发价值。因此, 本文主要对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进行探究, 不断开发陕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传播和弘扬出来。

关键词：陕北,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

参考文献

[1] 李毅.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探析[J].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7 (5) :110-112.

[2] 张建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策略[J].时代报告, 2017 (20) :40.

[3] 杨金姣, 张晶敏, 李瑞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探讨[J].商业经济, 2015 (6) :81-82.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2篇

2006年“传统戏剧”这一名称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正式使用。传统戏剧是指在历史上产生，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表演艺术形式。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国戏剧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形式，著名的“五大剧种”：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据统计，中国现存地方戏剧种有360多种。

一、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

（一）地域特色价值

地方剧种的表达方式和表演形式通常受到当地生活习惯、语言、风俗、地理等的影响。戏剧的题材大多来自于生活，同时借鉴了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这也正是传统戏剧的独特性所在。比如豫剧由于长期在农村演出，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表演风格朴实;黄梅戏剧调丰富，用安庆地区的语言演唱，语言易懂，字音清晰。不同的剧种风格和内容的差异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多种独特的资源，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多样性。

（二）艺术性价值

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载体包含多种艺术形式，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比如服装、化妆、乐、诗、舞台、舞蹈等多方面。川剧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时尚旅游创意:锦绣德阳》一书中，其中一部分内容名为“川剧脸谱与时尚礼服的邂逅”，将脸谱元素创造性地与礼服结合，形成独特的时尚效果。脸谱图案在很多景区的旅游纪念品开发中也经常用到，此外，川剧变脸也是旅游节目开发中的典型代表，不仅在当地宾馆、茶社、酒楼里看到此项演出，而且在很多景区也有专业演员的每天固定时间段表演。

（三）文化性价值

传统戏剧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许多优秀曲目经几代人的打磨改进，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内涵，并且融入了各个时代的文化，著名的有《贵妃醉酒》《朝阳沟》《西厢记》《天仙配》等。以豫剧《朝阳沟》为例，该剧在1958年首演于郑州，引起强烈的反响，自创作以来传唱60余年，演出5000多场，演员更替到了第四代，经久不衰。“没有旅游的文化缺乏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缺乏魅力”，以优秀传统戏剧为依托进行旅游开发不但能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且能激发戏剧爱好者的旅游兴趣，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去。

二、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一)优势与机遇

1. 文旅融合推动非遗文化繁荣

2018年3月人大表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设立文化和旅游部，开启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各地纷纷组织各种活动积极响应，如惠州举办“影像非遗广东非遗作品摄影展”、韶关南雄市在珠玑古巷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暨传统服饰节活动、教育部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促进京剧、昆曲、黄梅戏了等传统戏剧在青少年群体的传播。

2. 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传统戏剧繁荣

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一带一路”总规划，“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了解也不断深入、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兴趣逐渐增加，为我国传统戏剧文化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3. 丰富的传统戏剧资源

中国戏剧最早起源于原始歌舞，并融合多种舞台表演形式，集各家之所长，同时又保存有自身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昆曲、粤剧、淮剧、莆仙戏、晋剧、汉剧、徽剧、湘剧、花鼓戏、沪剧等五十多个剧种。

（二）劣势与威胁

1. 传统戏剧传承和创新问题严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科技新媒体大量充斥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在逐渐被人们遗忘。另外，随着传统戏剧市场占额的减少，一些传承人不得不转行另谋生路，导演吴天明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现代中国戏剧缺少创新以及改革，如果只流传一些陈旧的经典曲目，戏剧终将会在时代主流的发展中被淘汰。纵观整个戏剧市场，剧团演出越来越少，整体队伍士气不高，从业人员思想不坚定，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2.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原创内容与技术平台混合为王，原创短视频、系列微视频商业发展模式更能促进原创内容开发。以网络电影为例，2018年原创剧本占比84%，文学、动漫、游戏、神话故事、真实事件等为网络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16年被称为短视频发展元年，各种类型的短视频呈现井喷式增长，其受众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不过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没能尽早搭上短视频这辆顺风车进行及时的传播和发展。

三、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

（一）结合戏剧元素开发旅游文创商品

加大对文创商品开发，除了市面上常见旅游产品以外，多角度设计旅游产品。故宫旅游文创商品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软萌贱”的设计风格与长期以来故宫庄严的形象定位形成强烈反差，在市场上掀起一股文创的热潮。据官方公布，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15亿元。巨大的文创收益代表的不仅是产品销售数量的增加，也反映出故宫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

（二）开发戏剧体验式旅游，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

从提高游客的体验感知度入手，让客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戏剧演出活动中去，比如浙江横店影视城根据电影电视拍摄需要面向游客招募群众演员，使其有机会参与简单角色的演出;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的固定节目“王员外招亲”深受游客欢迎，节目还原了北宋时期京城首富王员外搭绣楼为女儿招亲的场面，被王家小姐绣球抛中的男游客当场披红戴花，登楼拜堂，配合上鞭炮唢呐的烘托，现场气氛很是热烈。

（三）建设戏剧主题旅游景区，开发戏剧类旅游项目

戏剧类主题旅游景区可以更全面的聚集不同种类的戏剧类型，让游客在短时间领略不同戏剧的风采。迪士尼乐园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迪士尼动画片原型的游乐设施和项目，在乐园和酒店随处可见米奇头像形状的设计，让游客有进入动画片世界的感觉，并且开设动画人物速成班教室，有专业教师教授绘画动画人物等体验项目，让游客更深刻理解迪士尼动画人物设计的过程，强化游客记忆。

（四）创新演出模式，打造旅游IP

在旅游景区行业的IP可以是内容，可以是文化，可以是吸引游客的元素等等，被看作是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和地域风俗的具象载体和产品的灵魂内涵。《印象刘三姐》项目的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结合的成功榜样，并且形成了开创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先河的IP，在市场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迪士尼、环球影城都是旅游行业中好的IP经营案例。

（五）运用新媒体途径，提高宣传力度

通过广泛的宣传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微博、微信、短视频软件等平台，创新戏剧和旅游的结合形式，如举办“跟着戏剧去旅行”的小视频拍摄评选，让更对年轻群体加入到在听戏、唱戏的队伍中来。2019年6月3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抖音短视频达成战略合作，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推动全省文旅系统机构，近50家单位和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入驻抖音，这一举措将大大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

摘要：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类，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通过对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的总结，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而提出开发戏剧元素旅游文创商品、建设戏剧主题旅游景区、打造旅游IP等建议。

关键词：传统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参考文献

[1] 于欣.四川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一以川剧为例[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4.

[2] 蒋彦婴，李洁.时尚旅游创意:锦绣德阳[M].北京:龙门书局，2013.

[3]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9》[EB/OL].(2019-01-08).http://bgimg.ce.cn/culture/gd/201901/08/t20190108_31207.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和人们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认识,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辽宁工业遗产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潜力。辽宁省在开展工业遗产旅游过程中应该坚持理性开发,科学规划项目;突出主题特色,展示遗产文化;导入体验理念,展现工业魅力;保持原汁原味,增强现场感受;注入文化元素,提升旅游品质;传授科普知识,发挥教育功能;开发旅游商品,塑造企业形象;强化安全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旅游;东北振兴;辽宁

工业遗产旅游作为一种高品位的旅游方式,有着广阔的发展远景,被誉为“朝阳中的朝阳”产业。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工业化进程中留下了宝贵的工业遗产和工业文明。面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区域和资源优势,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完美结合,对于辽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工业遗产与工业遗产旅游

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具体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等。

工业遗产旅游是伴随着人们对旅游资源理解的拓展而产生的一种旅游新概念,是在传统工业区域产业衰退的过程中,基于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目的,在工业遗留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重温或了解工业历史和文明,融合相关旅游功能的新的旅游形式。我国学者李蕾蕾认为,工业遗产旅游是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等,改造成为一种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旅游新形式。简言之,工业遗产旅游就是以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的主题旅游活动。

二、辽宁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对策与建议

借鉴国外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辽宁省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理性開发,科学规划项目

工业遗产旅游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开展工业遗产旅游不能一哄而上,应保持头脑清醒,根据自身的条件审时度势地进行开发。首先要综合分析辽宁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制定整体规划,对众多工业景点进行循序渐进的开发,充分发挥现有的工业基础优势,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应该统筹安排,把工业遗产旅游纳入地方旅游的整体规划中去,从组织机构建设、工业遗产普查和认定、规划编制、项目开发、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操作方案,推动工业遗产旅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二)突出主题特色,展示遗产文化

工业遗产旅游不同于文化遗产,关键在于突出其鲜明主题。工业遗产开发不论是采用博物院模式、公共游憩空间模式,还是与购物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特色是旅游经济的生命力所在,没有特色就没有吸引力,就不会产生旅游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只有充分认识和挖掘辽宁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及其内涵,才能开发出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如有“煤都”之称的抚顺,不能因为开发工业旅游就选择建山水景观和宾馆别墅,而恰恰相反,只能选择将“傻大黑粗”的煤炭生产设施作为发展工业遗产旅游的依托,比如,稍加改造的煤窑小火车、煤雕等都可变成旅游市场上叫座又叫好的产品。

(三)导入体验理念,展现工业魅力

旅游的实质是体验,工业遗产旅游的实质是游客在工业场景中的一次体验活动,一次独特的经历。旅游产品的可感知性、可理解性、可参与性是体验旅游的关键所在;新鲜感、亲切感、满足感是旅游体验的最终目标;求补偿、求解脱、求刺激是旅游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三性”、“三感”、“三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工业遗产体验旅游的灵魂。因此,在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设计中,应该树立体验旅游观念,注重游客的体验过程,通过“三性”,达到“三感”,满足“三求”,为游客营造一次独特而有趣的工业旅游经历,使其在整个游览过程中获得感官和精神上的满足。例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可以开展井下挖煤、井下探路、体验矿工生活等旅游项目。在此基础上,可增设时尚的休闲娱乐项目,充分展现煤矿生产的独特魅力,满足游客的求新、求异、求乐心理,增强旅游吸引力。

(四)保持原汁原味,增强现场感受

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应当遵循“修旧如旧”的开发原则,对可恢复的标志性遗址、遗迹,要恢复其原貌,保持其原真状态,要收集和记录历史文物、故事、事件等无形工业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增强工业发展历史的真实感和完整感。辽宁省要开发一批保留原址、原貌特征的工业遗产旅游项目,包括保留具有原貌特征的厂房,开辟能够展示工业文明、工业时代的一些博物馆、纪念馆等。为了让游客参与互动,可以开发一些情景交融的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在尊重工业历史的前提下,工业遗产旅游产品既注重原汁原味,又注重趣味性、参与性,并将现代科技融入其中,提高工业遗产旅游的品味,使游客在观赏产品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工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强大魅力。例如,青岛啤酒企业在专为游客建造的青岛啤酒专业博物馆内,车间设备的设置与工作场景的安排完全再现了历史原貌,形象逼真,让游客赞叹不已。我们可以借鉴青岛啤酒企业开发工业遗产旅游的成功经验,利用工业厂房建立酒吧一条街、商业一条街、购物一条街,还可以把规模比较大的工业基地厂房改建成酒店。

(五)注入文化元素,提升旅游品质

旅游的灵魂是文化,文化元素的成功注入是解决辽宁工业遗产旅游现存问题大门的智慧钥匙。工业遗产旅游项目中可突出企业文化,通过渗入“软性”的企业文化使工业遗产旅游贴近普通百姓。在企业内增设相关文化娱乐设施,深刻挖掘企业传统文化内涵,将本土企业的文化和科技含量融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能够使游客增加知识,丰富经验,加深体验,提升娱乐,延长游客逗留和消费时间,企业在创造文化价值的同时,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辽宁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自己的煤文化、钢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工业发展历程中的工人阶级艰苦创业行为和精神的收集、挖掘、弘扬,充分展示工业文明,发展历史与现代、怀旧与时尚完美结合的工业遗产旅游。

(六)传授科普知识,发挥教育功能

较强的知识性和教育性是工业遗产旅游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这是其他许多旅游产品难以替代的,结合科教兴国的浓厚氛围和人们特别是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渴求,将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为教育性旅游产品,使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寓教于乐,在传播知识、技能的同时,避免枯燥的说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项目设计上,可将现场演示、模型展示、动感体验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亨利钢铁厂原是一个保留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与文化景观的著名历史古城,目前已改造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其中设计了许多儿童可以参与并在废弃的工业设施中开展各种活动的游戏故事,通过故事了解建筑文化和工业生产知识,接受科普教育和品德教育。

(七)开发旅游商品,塑造企业形象

发展工业遗产旅游需要平衡企业和旅游者双方的利益,通过开展工业遗产旅游实现企业预期目标,同时,满足游客旅游需求,实现双赢的局面。旅游商品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应重视旅游购物市场的开拓。一方面,企业可把生产的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另外还可将纪念品转化为企业的宣传品,在纪念品上标记企业的标识、图案、文字。例如,沈阳老龙口酒博物馆可以将酿酒工艺和品牌形象结合起来,寓传授知识与娱乐购物于一体,既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酒文化,又提高了老龙口酒的知名度,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八)强化安全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辽宁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应该按照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工业旅游发展指导规范》标准,在项目设计中注入更多的人性化元素,具备一定的亲和力。第一,要建立和完善游客接待服务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处处为游客着想,提供人性化、亲情化、细微化服务;第二,要配备专职导游队伍,抓好导游员培训工作,精心准备解说词和宣传品,为不同国家游客提供多语种导游服务,并且在景区建立路标和景点介绍,方便游客的游览;第三,要切实抓好安全工作,在景区适宜的地方树立安全警示牌,导游员要对游客多做提醒工作,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让客人高兴愉快而来,尽兴安全而归。例如,阜新海州煤矿存在地下积水、二氧化硫气体等危险因素,在开展工业遗产旅游时,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测,消除安全隐患,构建安全的旅游环境。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方面的土司文化遗产值得学界展开精细化研究。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价值高、数量多、分布广和地方特色浓厚等特点，但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却相对缺乏。我国立法法新修后，个别设区的市已经开始就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通过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等七大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

关键词：忻城土司;土司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4.016

一、问题的提出与展开

土司制度是我国古代针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行的重要政治管理制度。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对其当地人民实施统治，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管理有序的特殊政治制度[1]。土司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文化符号，是在“特定的”民族、地区与时代所有的，包容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社会和历史全部内容形式的符号[2]。土司文化系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类型。土司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遗产代表，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地方发展、演变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分析和评测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是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与有效开发的前提[3]。2015年7月4日，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广泛宣传与认真保护，也代表了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对我国就历史文化多样性保护作出的系列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首肯。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于其原真性以及不可再生性，一旦遭受到损害与破坏将不会再现其原有价值与意义 [4]。

我国目前专门或者特别针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地方立法的样本凤毛麟角。实际上，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土司文化扮演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土司文化资源，举凡土司文献、土司遗址、土司官寨与衙署、土司墓葬、土司文学、土司服饰和土司习俗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及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宝贵资源”[5]。由于我国涉及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较多，且不同地方的土司文化遗产各有特殊性和特色。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土司制度的地方就有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湖北、湖南、广西、重庆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涉及的民族就有壮族、彝族、藏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分布广阔、特色鲜明、存续不平衡等显著特点，要积极落实主题保护与综合保护相结合、文化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相结合、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策略 [6]。在此意义上，需要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加以有针对性的地方立法保护。

我国设区的市正在面临着重大的立法机遇。新修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就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事项进行立法的权限。设区的市在得到立法法的授权下，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试验性、自主性与能动性，善于运用地方智慧来解决地方问题。然而，中央立法甚至是省级地方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对土司文化遗产作出切合实际的安排、整齐划一的规范、全国通行的标准。对此，设区的市立法恰好能够弥补中央立法和省级地方立法的些许缺憾。设区的市以立足现实、贴近实际以及服务本地为出发点，能够集中一切有利资源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进行最大程度和最佳范围的规范性调整与综合性保护。故此，为了全面发掘、科学利用与合理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通过设区的市立法这一途径给予了积极回应与现实诠释。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北大法宝网以“土司文化遗产”为标题进行精确检索，仅查到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这一部致力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在遵循诸多上位法的前提下，在充分反映来宾市人民的诉求与愿望的基础上，《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得以应运而生。该条例是来宾市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作为该条例保护的核心对象，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且规模宏大、特色鲜明、保存完整，既有建筑学价值，又有美学意蕴，还有哲學意涵等。及时有效地通过地方立法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能够全面彰显、不断激发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亦为学界研习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壮族文化、壮族民俗、壮族宗教、壮族哲学、壮族建筑以及壮族艺术等领域提供宝贵而又具有唯一性的实物及其系列衍生物与附随物。

自20世纪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不断地追求文化的可参观性[7]。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反映了忻城县悠久的土司治理历史。“广西忻城建县至今已近1 400年，其中有长达五百年的土司施政时期，即1496—1906年。广西忻城莫氏土官，始于莫保，终于莫绳武，历明清两朝”[8]。它保留了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和馆藏文物等具有高级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灿烂遗产，亦承载着具有多样性的壮族传统文化。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土司建筑——莫土司衙署建筑群为典型代表的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有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其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单独立法保护文化遗产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条例》的出台。另外，要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定要经过诸多专业的考察和科学的评定，这也是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大力支持与有力保障的。被誉为“壮乡故宫”的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在地方立法的规范性、专业性、整体性保护基础上，可以全方位、不间断、多面向地向海内外展示其宏伟的建筑规模、精湛的建筑艺术、优秀的建筑传承、和谐的建筑哲学等等。

二、《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土司文化遗产的七大维度

从立法体例与结构来看，《条例》分为五章三十九条。第一章总则（第一至第十二条）;第二章文物保护（第十三至第二十八条）;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二十九至第三十四条）;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五至第三十八条）;第五章附则为第三十九条。其整体上遵循了“总则—分则—罚则—附则”的立法体例与结构。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文物保护所占比重很大，这在侧面说明来宾市对总则与文物保护类条文的现实倚重、热切关心。

就立法文本内容而言，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相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折射到地方立法当中亦是如此。故而，我们应当对立法文本内容作善意的全面理解，而不能完美苛求进而陷入法律条文机械主义的怪圈中去。通过仔细研读诸多条文，归纳总结发现《条例》的文本内容主要从以下七大维度来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分述如下。

（一）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

《条例》第四条规定：“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鉴于“实施土司制度地区的各民族在长达600年之久的朝贡、贸易、征调、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一方面，该条例坚持浓缩精炼的原则，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其中蕴含了比较丰富的法学意涵，分别从政府、社会两大层面出发，明确第一宗旨为保护，并在保护的大框架之下应当展开规划、管理、利用三大具有系统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正确處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亦为非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分则内容予以具体落实和体现。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同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有哲学价值，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来宾市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能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及时厘清二者之间的哲学关系，并且力争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同时发挥二者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

（二）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

规划是我国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规划都是系统性的工作，并非单枪匹马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需要及时吸纳、不断凝聚集体智慧。《条例》第八条正是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的现实写照。其不仅涵盖市、县人民政府及其规划部门、文化（文物）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政治智慧，还包括专家的专业智慧以及公众的民间智慧。以专家的专业智慧为例，可以建立智库或者积极引进优秀的专家学者，与有关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土司文化陈列馆及土司文化网站等机构进行深入合作。基于此，通过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不同场域的规划论证，进而能够保证专项规划编制的权威性、专业性、科学性、民主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在充分尊重专家与公众的意见基础上，综合考虑，仔细权衡，并通过及时充分的各项论证进而保障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具有完整性、连贯性和妥当性。

（三）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

任何执法活动均不能脱离经济成本而真空独立存续下去。为了有效、持续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该遗产所在地的忻城县人民政府理应进行经费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将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并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等方式，可进一步保证事关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开展。随着实际情况变化，在适宜时机还需要逐渐加大经费投入与保障。同时，来宾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毕竟一个县人民政府的财政显得相对比较有限，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财政要充裕一些。因此，来宾市人民政府也应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提供支持。这样，在经费保障上就显得比较充足，也有助于形成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的联动保护机制，形成相对稳定、常态的政府力量来促进土司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与生态管理。

（四）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工作，建立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外，文物信息资源对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猛烈冲击，信息建设在各级政府中愈来愈受到欢迎与青睐。通过信息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科学化、现代化治理水平。比如，在对忻城土司文物做调查、整理、研究之时，可以有益镜鉴的是，“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7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10]。以此为指导，具体需要整理与研究《莫氏宗谱》《力田箴》《官箴》《分田例议》《训荫官》《遗训》《劝官族示》《教士条规》《芝州家训》等莫氏土司留下的训示、条规、箴言以及诸多的诗文、楹联[11]。《条例》要求以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部门为牵头，在科学有序进行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系统性工作基础上，构建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这无疑是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以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和载体，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采集。“数字化采集需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壮族文化遗产资源的本土性和原生态”[12]。以及依法对社会开放为要义和意旨，必将有利于全面、迅速传播传承与管理保护土司文化遗产。此举强烈表明了要想妥善保护或者管理某一项或某些东西必定要让社会外界来真切地感知它（们）和认识它（们），一旦没有社会外界的感知与认识，这一（些）东西将遭遇来自社会外界的重重阻力。

（五）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其风格、高度、体量、色调等与衙署相协调，不得危及衙署安全，不得破坏衙署的环境和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在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第二十一条规定：“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衙署文物安全或者破坏衙署建筑群历史风貌的，应当及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就历史文化保护领域而言，历史风貌是不可回避、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点要素。正是历史风貌才有力彰显着和捍卫着作为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核心代表的莫土司衙署。“莫氏土司衙署由第八任土司莫镇威完成衙署主体建筑，后经历任土司先后拓建附属建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主要由土司衙门、莫氏祠堂、土司官邸、大夫第、三界庙等主要建筑组成，整座衙署由中轴线（衙署）、东轴线（祠堂）、西轴线（代理土司官邸）及大夫第、参军第、礼房、卡房等建筑组成”[13]。由于一些诸如维修等现实原因，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筑学上的活动时，除了理应满足保护规划之系列要求外，还应当在风格、体量、色调、高度等跟莫土司衙署保持原生态上的协调一致，不能人为破坏、肆意改变莫土司衙署的原本的所有状态。“忻城土司城作为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池，择址在翠屏山北麓，以陡峭的翠屏山为南面的屏障，四周群山环绕，除了满足军事防御的目的外，还是个符合中原汉族传统建筑选择模式的‘风水宝地’”[14]。倘若对莫土司衙署的历史风貌施加负面影响，则将减损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民族、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建筑等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价值上会掉价、打折扣。

（六）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行政部门加强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翠屏山、麒麟山、芝江等山形水系、地表植被等与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防止生态破坏、水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和高级人类文明形态。它集环境学、生物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是始终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所有过程和各个方面的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已然具有宪法这一最高法层面的高级意义与重要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条例》积极响应与切实落实中央层面的系列重大部署安排。忻城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莫土司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工作，致力于积极防止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出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痼疾。这也在某种维度上体现了来宾市的生态哲学观与生态伦理观，即将唯物辩证法联系观中的联系的普遍性、联系的客观性、联系的多样性以及整体与部分运用到地方立法当中去。

（七）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主体的出发点与归宿，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内涵之上的旅游经济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15]。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为人们所认同、尊重与肯定。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但向社会各界传播、弘扬了壮族土司文化，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所得、收入，有力促进了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16]。故而，在利用作为文化资源重要面向的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际，需要秉持尊重其完整性与真实性且不得滥用歪曲的重要原则。忻城土司文化跟壮族文化密不可分，关系紧密。在此，除了保护忻城土司文化，还要将壮族文化有力传承与发扬光大，并始终坚持“以壮族文化元素为核心，创意设计产业为背景，寻求契合点，突出创新点，探讨壮族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产业融合方略”[17]。来宾市、忻城县这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围绕优秀的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议题制定扶持政策、扩大宣传力度、保障地方特色、开发文化产品、拓宽旅游功能、提供优质服务、带来全新体验。比如通过重视加强对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个案、土司人物、土司遗址等领域的系统研究，进而得以有深度、广度和高度地发掘与开发忻城土司文化遗产[1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过度利用、无节制开发等不符合生态文明和合理利用目的之行为，要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办事理念，要形成科学创新的行事风气，要落实脚踏实地的工作氛围。

三、未来的展望

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加以精细化研究有助于不断完善土司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对《条例》进行初步梳理，发现背后蕴藏着法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思想理论。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忻城的土司制度不仅留下了规模雄伟的古代建筑，还留下了大量的珍宝文物，是弥足珍贵的地方资源[19]。可以从中感受到土司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实际上，“直至今天，我们甚至没有权利去批判，只能去悟出民族的强大，文化的强大”[20]。

设区的市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专项立法保护是我国地方立法的重要一环。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发展弘扬均离不开设区的市立法保障与立法支持。在并不长的施行时间里，《条例》的现实作用与效力仍然难以全面彰显。然而，相信随着实践的全面深入与时间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该条例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该条例亦可能会暴露出一定的负面问题、消极现象。对此应当予以辩证对待、客观评价、中立思考，进而力争保证《条例》得以及时、高效地去粗取精、取长补短、趋利避害。该条例作为一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应当始终立足现实，注重当地特色，服务当地民生。在中央层级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层级立法均难以周全地妥善关照本地的现实背景下，来宾市充分把握并谨慎运用《立法法》赋权这一重要途径，实现了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愿望并作出了一定的法治努力与实际贡献。

正是由于我国各地的设区的市不断“涌现出来”的地方立法才更加充实、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由于立法是一门具有专业技术性、现实反馈性、利益博弈性、系统工作性、反复检验性等极其复杂、庞大的工程，故需要运用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不忽视次要矛盾，集中体现当地人民的意志与诉求。恰好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作为新生的事物，设区的市立法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容易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与阻挠。相信设区的市立法在今后源源不断的实践中肯定会遇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阻碍因素。为此，恰恰急切需要学界的不断关注与持续研究，继而及时有效和积极主动地为我国设区的市立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在于适应地方的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地方性、执行性和实验性等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21]。以此为背景，学界需要理性对待设区的市立法，始终坚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精神，从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立法文本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及时有效地发现“病症”，找准“病因”并开出“药方”。只有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符合实际、反映现实、体现特色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有特色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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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伟.论设区的市立法权收与放的统一[J].法学，2017（7）.

责任编辑：张淑瑛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5篇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举办的2019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周志华说，我国自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当前我国拥有自然遗产13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四项。
 

周志华介绍说，33年来，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3项，位居世界第二。除了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外，还有文化景观遗产五项、文化遗产31项。不仅数量快速增長，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设立管理机构、强化技术支撑等，也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机制。我国的世界遗产对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对外展示的窗口。2018年，我国世界遗产地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246.2万人次，占全国入境游客总人数的9.7%。

世界遗产是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截至2019年5月，已有193个国家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092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845项、自然遗产209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8项。

文化遗产旅游产业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化生态的保护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多样性格局。本文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案例，在分析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无形遗产与有形遗产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的区域性策略和整体性方法。对具有文化价值一定物质形态的所有遗产资源的保护，必须遵守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地域文化生态的乡土性保护，需要协调、维持和保存村落景观、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其有形和无形的联系。文化多样性保护涉及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注重文化生态的异质化选择、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育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生态；无形文化遗产；多样性；完整性；区域整体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在我国是一项旨在建立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模式的新探索。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2010年前，将确立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文化部已经正式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7.6.)、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1.)、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8，)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10.)等四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外，还有梅州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湘西苗族土家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正在积极申报中。

徽州文化圈涉及古徽州府六县及周边地带，是孕育和形成徽州文化的主要地理空间。徽州属内地山区，原为“椎髻鸟语”的山越所居之地，其“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的地理环境；历经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相对稳定状态的行政格局及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是我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清末徽州府的行政区划范围为边界，与其相对应的现今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的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总人口200万人。徽州地域文化特色非常鲜明、遗产保存相对完整、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指数较高。其文化表现形式涉及村镇规划、徽派建筑、商贸习俗、宗法制度、新安理学、地方戏曲、节庆民俗等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且跨两省三市的行政管辖，因而有必要探索区域协调的整体性保护策略。

一、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

生态文化或生态文明是由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和协调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文化的性质和特征与人类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选择。”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生态(ecology)概念愈来愈熟悉，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处理现实问题，采用科学认识生态学的途径，或科学的生态思维，使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生态化”，使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文化正成为一股新的世界潮流。然而，人们对文化生态的含义，尤其是对文化生态保护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似乎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文化生态的维护，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状态与格局，对人类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一样极其重要、必不可少。一个物种的灭绝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一种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灭绝同样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对人类进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同样包含着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地域文化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认识地域文化的结构体系，探索地域文化的发展规律，是文化生态保护的基础。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过去人们对遗产(heritage)概念的理解，只是习惯性地按照传统的法律概念，认为专指先辈遗留给法定继承人的财富。其实，遗产与历史有关，是某种前人留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既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而且，大自然经历了亿万年的演变，同样给全人类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遗产，而且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亿万富翁的遗产，只不过迄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者之间表面看来似乎没有或甚少共同之处。过去人们曾片面地认为文化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因素。其实，大自然与人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记忆关系，由于人类在大自然向他们提供了生活或者生存的手段后便迅速忘记了大自然，这种记忆关系才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并得到不断发展”。纵观地球演变史和人类发展史，各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在各自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所创造的古老文化与地球上的风景名胜以及各类遗址古迹，美化了大自然的景色，而自然风光本身又是真善美的源泉。这些壮观的大自然遗址，既具有当时能够提供人类赖以长久生存并发展的优越条件，又保留了人类活动的印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中的一大特色就在于：过去被认为是分立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开始被视为相互依存的遗产一并进行保护。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就是考虑到将混合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类别之一。

1990年按世界遗产的登录标准2、7、10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黄山，就是一处典型的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自然并蓄共生的传统思想。作为文化景观的黄山迎客松，又在新时代体现了“黄山松精神”的文化内涵。2000年按登录标准3、4、5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村落的特色与价值也是与自然山水环境密不可分的。(图1、图2)

过去，文化遗产常会被人仅看作是一些孤立的历史遗留物。最近30年来，在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等相关国际组织的有关遗产保护的文件中，环境要素正日益突显出来。遗产被认为是“世界各民族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见证物”，倡导保护“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文化遗产”中增加了“具有特殊环境价值的地区”等内容。

在日本，为了防止开发建设给古都风貌带来破坏和负面影响，于1966年制定了《古都保存法》，以保护京都、奈良、镰仓等古都内的“历史风土地区”。为切实保护古都的历史风土和文化景观，通过城市

规划划定历史风土保存区及其历史风土特别保存地区。在保存区、特别保存地区，实施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法律意义上的“历史风土”是指“在历史上有意义的建筑物、遗址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已成为一体。具体体现并构成了古都传统和文化的土地状况”。主要包括古寺院、古建筑、古迹，及其它们周边的自然环境，划定的保护范围很大，为保护古迹和周边环境景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京都市划定了14处历史风土保存区、面积达85.13平方公里；在奈良市划定3处历史风土保存区、面积27，76平方公里。这种通过划定大尺度的保护区来整体保护历史环境和文化景观的方式，值得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在制定保护规划时借鉴参考。

三、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

“无形遗产”一词是由日文翻译成英文的。早在1950年，日本在制定《文化财保护法》时就综合考虑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的保护。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首次在国家政策中得到考虑。

1972年通过《世界遗产公约》时，部分缔约国已经对保护无形遗产表示关注。1973年，玻利维亚曾建议在《世界遗产公约》增加关于保护民俗的条款，建议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发展和传播做出规定。但直至10年后的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才重新界定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其中加入了无形遗产的因素；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一个由民俗保护专家组成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的专门委员会。1989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这成为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准则。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使用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来表述此类遗产，后来逐渐认识到此类遗产也以物质形式呈现的，所以采用日文中的“无形”(intangible)一词取代“非物质”(nonphysical)。《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对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任何实践、表演或是技能都与某种工具、场所或是实物相联系，这些工具、场所和实物都是物质的，保护任何一种实践、表演或是技能，都需要保护与其相联系的物质载体。

虽然，关于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分属两个国际公约，但鉴于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应综合理解这两类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能够让我们从更深刻的角度了解它背后的人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它所传递的价值观、道德观及思考方式是构成一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价值观、道德尺度及思考方式恰恰是不可捉摸、难以明了的。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有两种主要方法：(1)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2)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无形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1989年通过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优先考虑第二种方法，这也正是我国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主要目的。

四、区域性策略与整体性方法

1　区域整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泰勒Tylor，1871)。而“城镇的心灵”产生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各有自己的历史的、成片的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

可以说，无论是地域文化，还是文化生态或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和形态复合性。“遗产不仅包括一个地区主要的历史遗迹和习俗，还包括该地区的整个地理风貌，比如农庄和农田、道路、港口、工业建筑、村镇和主要的街道、商业设施，当然还有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及其传统和经济活动等”(鲍斯，1989)。

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涵盖多种文化遗产类型，涉及多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丰富的自然遗产。因此，对于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需要建立区域整体性保护策略(Regional Integrated ConservationStrategy)。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年通过了《阿姆斯特丹宣言》和《建筑遗产欧洲宪章》，在全球率先确立了“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整体性保护方法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要求，通过城市发展计划和各个层面的规划，协调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并由地方管理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以实现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目的。

保护规划需要综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将文化生态保护与振兴地方经济、保护自然环境和促进科学发展等区域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在保存和利用、传承与创新、看护与生产、记录与传播之间寻找平衡，创造有利于文化与自然、历史环境与生态环境、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正如韩国学者的观点所示：全球性危机现象“反证着人类不仅从知性文化层面上，而且从地理学意义上正在同化统一，那么拯救之策也必须是统一而全方位的。”作为综合性遗产保护区的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的设立，改变了文化遗产传统项目的点状特征。它的保护有赖于跨地区之间的理解、交流以及在遗产保护方面的积极合作。通过区域的交流合作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为促进地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提供宽广的平台。在具体保护措施上，应注重对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维护转型时期城镇和村落的社会网络结构，并对不同类别、不同时代的遗产类别予以同样的关注和守护。

以原徽州府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为例，在其县域范围内需要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村镇有渔梁、许村、棠樾、深渡、雄村、郑村、槐塘、富塌，北岸、昌溪、瞻淇等20个；一般保护的村落也有西溪、王村、黄村、溪头、殷家村、丰口村等23个。在县城规划区内划定了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府衙历史文化街区、渔梁历史文化街区和鲍家庄历史文化街区等4处保护区，合计面积24.7公顷。此外还有渔梁坝、许国牌坊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平桥、南谯楼、东谯楼等10处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3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综合性总体保护规划是难以实现有效保护和全面保护的。星若棋布的古村落保护，需要在县域国土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予以充分考虑，协调土地利用、产业布局、村镇建设、环境资源、遗产保护、旅游开发、农田水利等关系。譬如渔梁古镇现在已位于城镇规划区范围内，但要保护好渔梁古镇的历史特征、街巷格局、自然环境、滨河景观和水利设施(渔梁坝)，就要通过城镇规划严格控制城区的蔓延和大型市政设施的开发建设。(图3、图4)

2　完整性的保护及其意义

“完整性”是指遗产资源的“健康和完整”。如果一项遗产资源被指定的价值没有受到损伤和威胁，

能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并在所有影响遗产地的决策和行动中得到尊重，就可以说这一遗产地具有“完整性”(加拿大联邦公园局)。

在2005年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88条中规定，完整性用来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整体性和无缺憾状态。审查遗产的完整性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

(1)包括所有能够体现遗产价值的必要因素；

(2)遗产的价值通过遗产本身的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得以体现。因此要求，遗产应该拥有适当的规模以确保其面貌和形成过程能得到充分展示；

(3)能够承受开发和／或忽视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保护过程中，对具有文化价值一定物质形态的所有文化资源，包括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古村落、考古遗址、建筑物和历史物件等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遵守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原则。

首先，“保护好大自然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是人类生态系统存在的首要条件，没有人类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化本身将终止”，“没有历史真实性和大自然，一切文明都将受到腐蚀破坏，即由于其各个不同领域的逐渐独立而倒退”。

其次，要保护好古村落等历史环境本体和文脉的原真性，保护文化遗产背景环境的完整性。如对古徽道、古河道上的文化遗存的保护，可以参照国际上保护文化线路的思路来开展。

为了认识民俗的价值和保护的意义，对民俗等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是必要的。但应避免传播中的曲解，从而使无形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也得到有效保护。在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中，出现了“抛绣球”等活动项目，而据民俗学家的考证，“抛绣球”并非该地区的传统民俗。然而由于这项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在徽州古村镇旅游中多有出现。这一活动在“杜撰”一个文化空间、愚弄游客的同时，也对村落古民居的传统风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图5、图6)

类似这样的事件应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整改。徽州地区的旅游发展和开发建设，应该考虑到美学、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自然和文化的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特征和遗产场所更广泛的视觉背景。而且，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实际施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强调“发展才是保护”，其实是在玩概念偷换游戏，心思都花在如何利用尚存的文化艺术资源作为谋利的工具，无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与弘扬(郑培凯，2006)。

3　乡土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的保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乡土文化“滋润着广阔的村野大地，这是一种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品格和香气的文化。说是‘一种’文化，其实又随民族、地区而变幻出千种风情，万种色彩。”“它的厚重、它的丰富，就是我们国家历史的长度和国土的宽度。”

徽州村落，按传统的风水思想而营造，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村落内部空间变化丰富，建筑色彩朴素淡雅，砖木石三雕装饰精致，室内陈设古朴雅致。古村落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尊儒重教等传统文化影响了建筑形式和村落景观。保存较为完整的徽州古村落，是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徽州文化生态区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生态景观。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和崇尚和谐的理想境界。

乡土性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等空间实体和物质形态上，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系。如歙县渔梁古镇，历史上的居民多由码头工、渔民、商家等组成，少有官宦人家。因此，渔梁古镇的平民性也就直接反映在村落的环境景观上。(图7、图8)

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制定文化生态保护策略时必须考虑进去。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同时必须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

并且，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重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保护文化生态区和风景名胜区中反映徽州文化特色的遗产及其所处的整体环境，对其中的古镇、古村落、古河道、古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应结合自然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在保护、整治历史村镇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建筑外部环境的整治，地方政府必须想方设法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这是因为社区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体现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准，而且对于身居其中的居民意识也有直接影响。优美的社区环境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还能增强村镇和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突显地方的文化特色，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和古村落文化景观是极为重要又极其有效的途径。

4　文化多样性及保护策略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0次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而那些生存在古村落、传统街区、历史城镇等历史环境中，由世代人民所创造、积累下来的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所在。

首先，基于区域层面的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策略，不仅应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非物质遗产，还应以实现整个区域的自然、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区域发展规划的核心是搞好区域空间的综合协调，包括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关的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协调，以及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整治的协调，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及区域内城镇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相互协调。通过区域内的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及资源等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和促进，实现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并且，“不同文化在对待环境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和观念体系，众多文化中保留着优秀的思想资源。”

其次，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生态一词可解释为人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文化遗产，尤其是活的历史城镇和古村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被当成博物馆一样保护和封存，它必然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并延续文化脉络以实现遗产地区的复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因此，改善保护实验区内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要成为保护规划中的必要关照，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物质因素而破坏社区的社会进程。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整合状况，取决于其在区域和城镇规划及发展规划中的重视程度。只有不断协调各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激发各利益方的热情与能量，保护行动才能有序、高效地展开。(图9、图10)

第三，多样性的思想主张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强调异质化的选择。因而需要通过公众参与、教育宣传等方式向公众诠释地方文化特色，防止伴随全球化浪潮出

现一个同质化世界。今天，对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资源来说，那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现在却正以惊人速度消亡，保护它们显得极为迫切、极其重要。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使是最简单的，也是由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只要有可能，都应当尽力保存”。

另一方面，正如斯宾格勒的观点：“每一种文化都各有自身的精神消亡的方式，此方式乃是出自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之必然”。因此，“时间的消磨，是不可抗拒的。传统文化的衰减是不可逆转的”。“挽救传统文化，就是继承古人的创造，恢复遗忘了的智慧，减缓旧文化的衰减，延长旧文化的寿命，进一步从旧文化中吸取新的启发。”。

第四，价值观念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对遗产的拥有、创造和看护应逐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文化生态的保护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因素，强调其所包含的各个遗产节点所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至今仍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结语

总之，政策导向和功能协调对整体性保护的顺利实施具有积极影响；反之，如果缺乏正确和有效的政策来协调多方关系，整体性保护方法则难以进行。地方政府有责任像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那样，尽力确保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再者，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热情和动力受自身认识水平的影响，而提升公众这一保护主体的意识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虽说通过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来保护自然遗产、无形和有形的文化遗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大有可为。然而，人们也要意识到处理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可能比自然生态的问题还要复杂、还要敏感。在我国，文化生态的保护工作从消极的标本式保存、冻结的博物馆保护方式，转变到积极的公众参与保护，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形成有生命力的保育机制，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充分理解遗产范畴不断拓展的现实意义，积极保护、有效管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保护利用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不同层面着手进行。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加强对物质环境的整体改善以及与其他旅游吸引点的沟通连接；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达到重建和谐社区的目的。三个层面的措施有机联系、相互促进，从而对整个区域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陈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