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国传媒业正进入成长高峰期，近年来新媒体不断涌现，传媒界形成了一股新媒体的热潮。新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它已成为业界关注、议论的热门话题。纵观新媒体，无论是依靠技术催生新技术媒体，还是在将原有媒体重新定位、包装，进行市场细分而形成的新概念媒体，都对传媒格局带来影响。

一、新媒体对媒介经济的发展作用

“新”、“旧”是两种相对的时空概念。一种媒体之所以被称作是“旧媒体”，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新产生的媒体弥补了旧有媒体的某些方面的不足。大众媒体的出现弥补了精英媒体缺少受众的不足，从而蓬勃发展；现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又弥补了大众媒体缺乏交流的不足，掀起了网络化、数字化的潮流。面临新媒体的挑战，旧媒体的传统发展模式陷入困境。

1.新媒体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在当下的媒介市场上，由于新媒体技术发展迅猛，并拥有数量最丰富、最具消费潜力的受众。这一系列革新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较大。

（1）报纸——几十年后是否会消失？我国报业在连续二十多年的告诉增长后，自2005年起报业广告出现了全国性的普遍低迷，许多学者开始对报纸这一媒介形式产生了质疑。同时，国外报业广告下滑趋势也在持续加剧。因此有人认为报纸这一媒介形式将被取代。

尽管“报纸消亡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蚕食瓜分平面媒体的广告市场。同时，报纸的读者群体老化、购买力下降等现实因素也成为报纸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2）电视——同质化竞争严重。电视作为受众规模最为庞大的媒介，新媒体对其广告经营的冲击尚不明显。但我国电视业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由于旧的电视体制，我国许多电视台拥有大量的频道资源却没有相应的优质节目，导致频道资源严重浪费。各电视台竞相复制竞争对手的节目播出策略、广告经营策略，最终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整个电视行业陷入一种增长乏力的被动局面。

（3）门户网站——免费盈利模式难再续。在新媒体的发展潮流中，一度作为新媒体代表的网络门户，不但没有在众望所归的期盼中继续开拓，跳出传统理论的窠臼，反而逐渐回归于传统传播的框架中。门户网站风光不再，面临困境。

门户网站广告收益不能告诉增长的一个原因来源于网络流量的分流，门户网络点击率统治地位的丧失导致网络广告分流；另一个原因，随着经营者对“眼球”经济不切实际的希望，铺天盖地的广告导致以浏览率为特征的免费模式被过度发掘，互联网信息被严重污染，人们难以从互联网获得有效信息。

以免费加商业广告的门户模式，互联网早期曾被热炒为“眼球”经济的互联网免费策略，不再是最佳的互联网业务。尽管三大门户在免费新业务方面进行了尝试（如：新浪网络收藏夹vivi服务、iAsk服务；搜狐搜索服务——搜狗；网易网络日志服务——网易部落），但三大门户在这些免费特征的新业务上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收益。

2.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合对传媒经济的影响

作为市场上的理性经济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经过市场博弈，权衡了一下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机会成本和相对优势：传统媒体掌握着内容资源的优势，而新媒体则掌握了渠道资源的优势。于是二者选择了利益最大化，选择了合作和互相依存。

在传媒产业融合过程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要经历一个从技术融合到产品融合、到业务融合、再到市场融合的过程。

（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①新媒体渠道装旧媒体内容。这种合作方式的典型代表是手机二维码和手机报纸。手机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它的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集；每个字符占有一定的宽度；具有一定的校验功能等。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识别功能及处理图形旋转的变化等特点。2006年6月25日，《华晨商报》通过“二维码”提供视频服务，成为东北首家视频报纸，读者只要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华晨商报》上的“二维码”图形，就可以通过手机屏幕看到“会动的新闻”。2004年《中国妇女报》推出第一张手机报之后，2006年5月17日，《广州日报》再推《手机炫报》，新华社更将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证券报》 、《半月谈》等报纸内容融合于“新华手机报”上，为4.4亿手机用户带来便捷。②新媒体配合旧媒体。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成功，就是电视媒体借助了手机短信和腾讯QQ 的力量。据报道，2004年“超级女声”的短信总收入约1300万元，而2005年，这个数字是3000万元左右。在之后的比赛中改由声讯电话和QQ投票。在更改了投票方式后，腾讯成了最大的获利者。③新旧媒体资本整合。资本合作一直是新媒体和旧媒体之间的坚冰，2006年《重庆商报》与腾讯公司合作强势打造大渝网，全面覆盖重庆500多万QQ用户，日均访问量达到300万次。《重庆商报》与腾讯在资金和无形资产上的合作，打破了传统报纸媒体发展新闻门户网站的坚冰，实现了新旧媒体之间的资本上的就是整合。④新旧媒体合作催生新事物。2006年国内第一份免费互动多媒体报纸《摩客时报》问世。这份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IMOOK摩客网联手打造的互动多媒体报纸，是实实在在的新事物，一经面世便迅速得到了众多都市白领的青睐。

（2）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

①报纸的数字化转型。广播、电视的出现并没有使报纸消亡，根本的原因在于报纸的特有传播形态能给读者带来特定的内容消费体验。互联网出现后，这种内容消费体验的需求并不会就此消失。因此，报纸经营要摆脱困境的途径，就是结合互联网这一传播形态，扩大读者的内容消费体验的需求。

美国的许多老牌报纸已经主动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如从2005年春季开始，《纽约时报》已经将它的报纸编辑部与网络编辑部合二为一。该报社网站的主要新闻是以第一时间实时更新的，不再受报纸出版时间的束缚，内容上也不拘泥于纸媒。而是增加了多媒体、更多软件、更多图形设计、更多内容的聚合，形成一种全新的竞争力。

商业门户网站在没有任何内容优势的前提下能够获得很大的市场，而报纸网站在拥有大量内容资源的前提下却鲜见成功，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报纸网站只是简单地将报纸搬上网，而不注重网络服务。事实上，网络服务带来的巨大客户资源才是网站的核心资源所在。报纸网站应在做足内容的情况下提供全方位的互联网服务，同时针对客户资源进行分类，进一步实施精确传播，这将是报纸的数字化转型的出路所在。

②电视的网络化生存。视频博客作为web2.0时代的代表性传播形态，向传统电视形态发起了挑战。传统电视媒体也不断被预言将会被边缘化甚至推出历史舞台。尽管现代社会正是电视发展的顶峰时代，面对新媒体同样也不得不做出应对。也许电视本身并不会消亡，但电视的形式正在改变。

电视内容上网包括频道、栏目和具体节目。频道在网络上转播，栏目和节目提供点播和下载，而且要在网络上提供节目信息、提供电子节目单，把电视内容送到网络时代的PC和iPod上。总之，电视内容上网扩大了覆盖，进而提高了收视率，并提高了广告价值。这种覆盖不再是传统的卫星覆盖，而是包括时间覆盖和地域覆盖，办公时间、路途时间、非家庭地点，等等。

③门户与非门户的整合。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的盈利水平和用户结构将会出现明显的差异性，门户网站地位的下降与非门户网站地位上升正在改变互联网的游戏规则，这将引发互联网企业间大规模的业务整合。

从整个互联网浏览率看，门户网络的点击率和影响力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从互联网门户内容看，门户内容将不限于简单的新闻加广告；从互联网业务形式看，以非传统门户为特征的信息产品形式将大量涌现。门户网站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主动与非门户网站开展合作，才能突破免费内容加商业广告的传统模式，从提高点击率向提升竞争能力转变。

新媒体既拥有强大的优势，也有其现实的局限；传统媒体遭遇着新媒体的强力挑战和冲击，但也拥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生存发展空间；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媒体已有的内容体系的支持，传统媒体也不可能无视新媒体的存在。新媒体跟传统媒体之间并非是一种敌对关系，而是一种融合的关系。我相信，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能够在竞争中走向融合，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

二、新媒体对传媒经济的推动作用及其发展前景

21世纪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作为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并且迅速成长，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面貌和发展模式。新媒体不仅能从质量和功能方面给予受众更多、更好、更多样化的传媒产品，扩张了社会对传媒产品的需求，而且它还改变了受众对传媒产品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传统媒体受到了来自新媒体强有力的挑战。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新媒体运营模式的逐渐清晰，新媒体的诱人前景使得其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而这种扩张恰恰促使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与对接，进而衍生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竞争与共赢”的主题，推进新时代下的传媒经济迈向一个历史的新台阶。

当今的新媒体正在由被动的传统媒体发布信息的平台，变成更为主动的信息线索发现者、热点设定者和评论发布者。昔日借助多种新兴媒体传播平台日益发挥影响力的“草根媒体”，已成为当代传播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新力量，并成为传媒经济密切关注且相关联的重要内容。

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传媒经济正面临空前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开拓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与新媒体对国际的传媒经济的影响相比较，新媒体对中国的传媒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出与国际传媒经济的共性，也将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这种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必将共同塑造一个内容：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传媒经济在世界竞争环境中的中国大地上可持续成长。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媒经济也必将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以其独特的视角屹立在世界传媒之林。

参考文献：

[1]周葆华，李晓静．新经济时代的网络传播与媒介产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一、二届研究生学术年会论文集[C]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2]海松．全媒体时代媒体产业新态势及传统媒体发展对策建议[J]. 民风•下半月，2008（12）

[3]吴信训．新媒体与传媒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4]陈颖芮．探析互联网新媒体促进传媒经济发展趋向研究[J]．魅力中国2009年5月下期，2009

[5]黄健，蓝玉．新媒体传播业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J]．改革与战略第11期，2007

[6]熊澄宇．新媒介与创新思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数字化转型对档案管理的各方面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索企业档案管理创新能为企业探索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档案管理新途径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企业档案管理;创新

一、企业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应用，为企业共享档案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作为现代企业，在建设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时，必须依靠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对传统的纸质、录音带、录像带等档案资料进行扫描、压缩和转化，形成以图片、声乐、录像等为主文件，然后利用先进的存储管理技术将其存储在相应介质中，方便后续档案资料的查询利用。基于计算机网络平台的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不仅突破了对档案信息利用的时空限制，促进了档案利用效率的有效提高，而且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数字化转型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特点

企业在推动档案管理模式创新的同时，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档案管理的环境、条件和方式等。作为现代企业，应在有效区别数字化档案管理与传统档案管理的基础上，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趋势，从而促进企业档案管理有效性的提升。信息化技术的创新及产业改革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企业档案管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不再是对传统技术的简单修复，而是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构建了全新的企业档案管理体系。档案管理创新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更迭过程，而是各种创新的集合和整合，体现了企业档案管理创新的协同效应。通过对企业档案管理创新条件的分析，发现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为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分析企业档案管理创新模式，新时期企业档案管理呈现出创新路径多元化、重点路径突出化的显著特征。由于受创新环境、特征等因素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动档案管理模式创新时，要从系统性改革角度出发，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对企业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合理运用数字化时代的新技术进行企业档案管理，从而达到促进企业档案管理效率稳步提高的目的。

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研究

1、树立企业档案绿色化管理理念。企业在进行档案管理时，必须严格按绿色管理理念要求，从以下方面推动数字档案系统的建设。①绿色收集。建立完善的企业档案收集制度是企业档案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企业在开展数字档案绿色收集时，必须从收集手段、方式和内容等方面加强对档案数据的绿色管理和控制力度。如积极探索企业档案在线收集、智能收集、自动收集等绿色档案收集手段的研究与应用，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共享平台等现代技术优势，拓展企业档案收集方式。围绕节能、低碳、以人为本、绿色档案管理收集的目标，制定有针对性的档案收集绿色评价和监控机制，确保企业档案管理符合绿色档案管理建设目标要求。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现代企业必须充分发挥数字化檔案的形态特征及数字存储模式的优势，将绿色管理理念作为企业档案管理建设标准，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此外，档案管理部门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企业进行档案管理时，必须将节约、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档案开发利用中，借助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消除传统企业档案管理模式中档案利用的高消耗、高成本的非低碳行为，才能体现企业档案资源管理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采用新技术确保档案安全管理。确保档案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企业档案管理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区块链信息不易篡改的特点不仅保证了企业档案数据信息真实性要求，也为企业档案管理技术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区块链技术不是单一的技术，主要集成了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种技术，具有显著的多节点安全保障特性。因此，区块链技术在企业档案管理技术创新中的推广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档案被恶意篡改及破坏等的概率，而且促进了档案管理真实性的有效提高。这就要求企业在发展中，必须以区块链作为企业档案信息处理的主要手段，彻底颠覆传统档案管理思维模式，积极探索研究区块链技术在确保企业档案真实性保障中发挥的作用。例如，中国石化作为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使用区块链记录企业经营业务发展中的关键环节，通过调整文件信息和相关元数据Hash值上链方式，确保企业数字档案接收、存储、利用等各阶段的真实可靠性。在验证档案信息真实性时，企业档案管理员能通过企业档案管理系统调用区块链验证服务，分析比较本地档案Hash值，计算数据和存证链上存储的Hash值从而准确验证档案数据资源真实性。另外，由于档案安全保障是企业档案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企业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时，合理利用物联网技术，将智能化追踪管理与防盗报警系统紧密融合，建立完善的企业档案实体和数据库，促进企业档案管理水平及质量的有效提高。

3、优化档案管理流程，提高运行效率。在过去纸质档案时代，企业档案管理流程往往受制于固定工作环节、岗位和步骤等，导致企业档案管理活动中各个串行节点存在孤立问题。在这种以收集、整理、鉴定、存储、利用等固定步骤运作的企业档案管理模式中，形成的串行式企业档案管理流程，不仅将档案管理过程划分为不同大小工作碎片，并且由于每个流程的前后工序必须严格有序进行，这严重制约及影响了企业档案管理效率的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克服传统串行档案管理流程中存在的弊端，建立文档集成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企业档案管理流程重组及再造，才能实现对企业档案管理数据全过程管控目的，保证企业档案管理过程的有效性、流畅性、连续性。数字化技术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要求企业突破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约束，积极探索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流程的创新策略，根据企业档案管理流程中各节点要求，将企业档案管理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紧密融合，促进企业档案管理流程处理、合并、合作水平的有效提升，从而充分发挥档案管理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腾.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探究[J].幸福生活指南，2020（06）.

[2]陈慧.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档案创新管理探究[J].知识管理论坛，2020（03）.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尝试探析“文化传媒产业”的概念内涵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尽可能全面展示我国赣南地区文化传媒产业的面貌，具体分析赣南地区文化传媒的问题，尝试在赣南地区发展文化传媒改革与创新上以新的探索。

关键词：赣南；传媒；企业

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伴随着国外媒体不断的向国内进行文化渗透，中国的传媒业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外的社会学等领域对文化传媒及产业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而在我国，直到近几年，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传媒才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中国传媒业尤其是赣南地区的传媒业要又好又快发展，除了运作方式上与国外接轨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适合国情、适合现代市场竞争的企业文化。要想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传媒必须具备应对的有利武器，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20世纪初。它最初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汉语意思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涵盖比较广泛，包括了媒体、出版、音乐、文学等门类。[1]

2、传媒和文化传媒产业

传媒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额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文化传媒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

3、产业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是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具体来说产业竞争力比较的内容就是产业竞争优势。因此，文化传媒产业的竞争力的实质是文化产业的比较生产力。

二、赣南文化传媒产业的问题

我国传媒建构传媒企业文化的整体现状不是很乐观，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第一，目前国内大部分传媒企业文化缺乏差异性，较多媒体对其他成功的媒体单位的企业文化采取的是模仿或完全抄袭的方式。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不仅有地域的风土人情、人文习惯差异，还有领域上的差异，这都是充分加以考虑的。以赣州成功的例子为素材，可见赣南客家文化成功的发展，是要以客家文化为基础，注入时代元素，融入产品与服务中，把文化创意、高新技术和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赣南新媒体、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对此，我有三点建议：

1、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列入赣南地区创新规划。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引擎，它理应成为赣南地区创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文清路演化为步行街，钓鱼带演化为小吃街，还有赣州客家文化风情园、娱乐城、体育中心等特色街区，都是文化创意的杰作。

2、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门以内容为主的产业，如果没有大量优秀的原创作品作支撑，没有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创造，就等于没有灵魂。为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市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定期举办节事活动，设立文化创意大奖。

3、制定促进赣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立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机构，建立协调机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第二，开放度较弱壁垒多。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显示，原本有限开放的影视制作、发行业务改为禁止外贸进入，同时新增禁止外商投资新闻网站、互联网内容供应与服务经营业内容，这显示中国对文化传媒业开放仍持谨慎态度。

比较新旧两个版本的知道目录，不难发现，此次修订在“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新增了新闻网站、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文化经营一项，与若干意见第四条有关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的规定一脉相承。

第三，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较弱。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传媒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都比较都比较晚。发达国家已经用经验证明任何涉及民众和大众消费的产业都能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可是纵观我国的文化传媒产业，显然由于受到政治手段的干预，给该行业外资、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过多的障碍。同时政策上的壁垒，也使得一些国外资本望而却步。

三、赣南文化传媒未来发展的突破

综上所述，在技术上、竞争手段上、外部和内部环境上需要作出改变和操作层面上的方法。笔者建议如下：

1、体制与融资

政府要更多地营造更有效率的文化市场、从政策层面上打造一个更好的文化传媒环境必然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按照一定的法律框架，优化内部结构、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全面构建一个新型的运营体制。

2、尝试打造“传媒特区”

媒体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是内容，“以内容为主，以创意为王”才是发展之道。目前我国传媒市场同质化竞争严重。一方面传媒竞争日趋激烈，而在内容服务和营销手段上又越来越“大同小异”。报纸“千人一面”，电视节目特色模糊，克隆成风。

结合当前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传媒特区”。

3、从传媒经营转向经营媒体

传媒作为内容产业，具有高创意性、高竞争性、高附加值等特性，伴随着微利时代的到来，传媒过去那种粗放的经营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文化传媒业的资源纷繁复杂，但是最核心的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内容资源，其二是渠道资源。对于文化传媒资源的整合方面，首先，不同类别的文化传媒应该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经营新模式，努力拓展营销市场，延伸产业链条。从对资产的管理转向对资本的管理，从对传媒的经营转向对媒体的经营。

现今的世界传媒业是“大传媒”产业，纵观时代华纳等媒体巨头的发展，正是通过以传媒产品为核心的产业链条的纵向和横向整合，逐渐形成实力雄厚的综合传媒集团。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以传媒产品为核心，包括跨媒介合作，衍生出其他种类的产品，如书籍、玩具、影碟等来吸引受众，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中国要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大传媒”产业，必须构建传媒产业的商业运营模式，重视塑造品牌及品牌之后的产业链。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消费时代的中国传媒文化研究[D].四川大学，2006.

[2]王侯.浅谈文化传媒产业现状与未来[J].广告人，2010，05：189-191.

[3]谢闽.文化传媒业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基本逻辑[J].上海金融，2010，08：26-29.

[4]周宪.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J].学术月刊，2010，03：5-10.

[5]刘文辉.传媒的“文化力”——关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发展的文化学考察[J].东南学术，2010，04：91-97.

[6]蒋晓丽，李建华.文化软实力与传媒软实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思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101-105.

课题：2014年江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沁园社文化传媒公司》阶段性成果。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创意文化背景下国际上各国音乐对外传播的主题、内容、方式、资金来源，以及新的数字技术变革给音乐业带来的新机遇，针对中国的现状给出，中国音乐对外的传播的建议。

【关键词】音乐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

音乐，作为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日益为世界各国重视。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升文化业，着眼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音乐业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尝试分析各国上对音乐业的政策与策略，并给出中国音乐业对外传播的建议。

一、对外传播的主体

政府作为对外传播的主导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要制定战略、提供政策；有所不为则是指具体的行动要交给社会组织、企业来完成。

法国在外交部设立音乐产业办公室来统管音乐对外传播推广。1997年设立这个音乐产业办公室在全世界有7个分支机构，帮助法国音乐业进行海外推广①。欧盟也帮助很多成员国建立了全国音乐作品促销组织，形成了欧洲音乐传播销售网②。

各国政府通常制定音乐对外传播的战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来具体实施。以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产量的 6.7%，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影视产品都是由具体企业来实施的，比如CBS、CNN、ABS、时代华纳等。

韩国对外传播其文化也是企业为开拓者。比如最近在欧洲引起的广泛关注的K-POP组合就是由著名的明星博物馆公司（Star Museum）公司推广，这家公司是韩流的最主要的推动者。SM娱乐公司对外传播制定了“战略三步走”计划。第一步，韩国本土导演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出口到海外；第二步，韩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编制演出团体，并将其作品出口；第三步，韩国娱乐公司在海外同当地娱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享所创出的附加值，实现“双赢”③。

二、对外传播音乐的内容与形式

对外传播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同时要在形式上符合受众的欣赏需求。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女子十二乐坊，其以流行音乐乐队的形式，加入现代西方音乐的MIDI伴奏音效，用二胡、琵琶和古筝、扬琴等民乐器来表现拉丁、爵士和摇滚。传播中拼接了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元素：炫目的视觉效果、传统的东方韵味、中国古典器乐的神秘音色、现代的摇滚阐释，通过商业化的包装策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来自中国的十二朵玫瑰”。

对外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要从主题、内容、乐器、表演形式等各个方面将“中国风”的内涵以目标对象的“本土韵”传播。

三、对外传播的方式

美国以流行文化承载音乐。美国凭借强大的商业实力，利用“流行文化”概念向世界各国输出价值观念，推广包括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借助具体的消费产品，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MTV流行音乐、NBA篮球等，在大众传媒和电子媒介向全世界推广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看看MTV频道在各国的收视率，以及格莱美、奥斯卡等奖项在国际的影响力可以说明这种传播效果有多么的强大④。

法国通过电影、电台与法语联盟，促进了香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46年，法国男歌星尤维·蒙顿为电影《夜之门》演唱了香颂歌曲《秋夜》，这首歌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香颂代表作。中国乐迷熟悉的碧姬·芭杜在60年代，也为许多电影演唱了香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办音乐节目，还通过卫星与非洲150家电台接收或传送着节目。这些音乐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知名法国音乐人，为其唱片打开了国际市场⑤。此外，法国坚持把推广法语作为抗衡英语、传播包括音乐在内的法国文化的战略重点。从1883年开始创建法语文化推广机构——法语联盟，目前在130多个国家设立了1100多个法语中心并接收了近4万名学员。这个联盟也成为法国音乐的推广使者。

韩国通过电视剧带动音乐传播。韩国政府在20世纪末发起“文化产业振兴”运动，以影视剧、流行音乐为先行主力，东方神起、K-pob等音乐组合红遍世界。进入21世纪，韩国本土文化产业更是大举走出国门，进军日本、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剧等在世界各国热播。作为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生力新军，韩国成为继美国好莱坞之后强势文化产品输出国⑥。

四、资助与资金

通过政策鼓励扶植音乐业是各国普遍的基本做法。政府扶植主要有如下几种策略：

（一）税收政策支持音乐业

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音乐业的发展是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做法。税收政策的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夏威夷州对个人来自音像制品、电脑特技和其他电脑娱乐产品等文化创意收入免征州所得税。

（二）建立基金会支持

通过建立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形式来支持音乐业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国际上众多国家采用的一种方式。美国在《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的具体做法是：符合资助的项目提供不超过项目所需经费的50%资金，另一半以“资金匹配”来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出资。美国联邦政府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 50亿美元以上。

（三）财政拨款

不少国家通过直接财政拨款来支持多元化音乐发展和公益的演出。欧盟为保证作曲家和音乐家有创作和演出场地，给音乐学校、音乐厅、录音室、古老剧院直接拨款。同时支持古典、爵士、流行、现代等众多音乐节举办。为使欧洲人不忘自己丰富多彩的音乐遗产，欧盟拨款开展“欧洲共同遗产”活动，为欧洲历史上著名作曲家巴赫、威尔蒂等举行纪念活动。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

政府支持那些不能通过市场解决的音乐艺术的发展，有市场的则交给社会力量来参与，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公益捐助解决。形成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公司等，背后都有金融大财团的支持。

五、数字技术的新机遇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取代电视成英国青少年首选娱乐方式。青少年将浏览社交网站作为首选的娱乐消遣方式，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最注重看电视。在接受调查的16岁至24岁人群中，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每次上网时间超过3个小时。

相应的是社交网站改变了人们发现音乐的方式。原来音乐的看门人是唱片公司、广播和电视高管和杂志构成的传统媒体网络，这些人决定用户听到什么音乐。现在用户更多地是通过社交网站友人的收听和推荐来发现音乐。音乐人正在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与乐迷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当前，数字化音乐已经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数字音乐下载成为音乐流通的新的方式。国际上数字音乐传播重要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的I系列产品已经展现出其传播数字音乐的巨大能力。苹果音乐商店iTunes从2003年问世以來已销售歌曲约150亿首⑦。另一个是亚马逊网，亚马逊除了销售图书，其产品也是重要数字音乐销售渠道。

中国音乐要想走向世界，要以数字化音乐形式，进驻苹果和亚马逊为代表的国际主流音乐传播市场，注重社交网站的传播力量，分析挖掘社交媒体用户的需求，采取正对性的措施，积极开拓国际的音乐市场。

六、创意文化背景下对外音乐传播人才的培养

在中国音乐传播到国际上，需要更多皆具传统民族音乐素养和国际传播现状的，创作、表演、传播推广人才。

韩国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为推动在西方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组合K-POP健康长久发展，文化体育观光部推行一项名为“K-POP学院”的计划。短期政府将会在韩国各大学的音乐专业设立“特色教育机构”，培养流行音乐方面的人才；中长期内，计划同韩国国内各大娱乐公司联手建立人才培养系统。对初期收益较难的海外演出活动，政府将会给予财政支持。

美国有30多所大学开办了艺术管理专业，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大量高质量的文化管理人才，提高了文化管理水平。除了自己培养，美国还从世界各国引进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仅20世纪90年代初期，独联体各国有10多万文化界人士外流西方各国，移居美国的就有3万多人，其中著名人士达1500多人。这些移民对美国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针对创意文化背景下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我们建议：

1.政府应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有所为，具体的对外传播实施应有社会组织和企业来完成。应该设立对外音乐传播的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机构，统筹安排音乐走出去战略。政府通过设立音乐发展基金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创立相关基金等，保护音乐的多样性、提供公益音乐服务等给予奖励与扶持；通过税收等政策，促进音乐业的快速发展与对外传播。

2.音乐走向世界的内容应该是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应该符合目标对象国受众的欣赏需求和方式。

3.音乐对外传播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与集群化。通过举办音乐节、文化周等活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等平台扩大中国音乐的影响力。应当与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紧密结合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

注释：

①朱博英，默默.法国外交部致力于文化外交[N].世界新闻报，

2010-3.

②欧盟重视音乐产业[DB/OL].中国驻欧盟使团网，2007-8.

③文化通传网[DB/OL].

④陈秋福.美国的文化战略[N].学习时报，2009-1.

⑤新浪网[DB/OL].

⑥王庚年.文化国际传播的国外经验——以美、法、日、韩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

⑦新华网网[DB/OL].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自传播学引入中国，本土传播研究领域在方法论维度上就出现了渐进但清晰的分野，从新闻学质化的、定性分析逐渐走向传播学经验的、定量分析的潮流，后者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直为后起的学术群体趋之若鹜。近年来，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两种取向的学术实践表现出极高的理论阐释力，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对人的关怀。对当下热点、焦点的传媒现象，诸如抗战剧泛滥、歌唱选秀铺天盖地、纸媒衰落等，都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学术考察。

【关键词】传媒热点 传播学 文化研究

传播学传入我国后，为本土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鲜空气，在方法论上的影响即从质化的定性分析转向经验的定量研究。华人学者赵月枝认为：“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崇。”①不过，其他传播研究也在努力生长，以突破美式主流传播学的遮蔽与压制。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理论，赋予学术研究以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历史视角，提供了不同于数据和图表的知识生产模式，揭示了许多传媒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而由英国缘起的文化研究学派，更把我们从单纯效果研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随着我国大众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出现纷繁的传媒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从老生常谈的记者职业伦理、媒介审判到愈演愈烈的抗战剧泛滥、选秀节目铺天盖地等新的热点现象层出不穷。笔者认为，这些探讨不仅可以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或批判研究的视角切入，也能从文化研究方法论中寻找到学术进路。

一、抗战神剧与非理性民族主义

南方周末《“爱国者”的生死论战》和《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两篇报道，记述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期间，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为。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施暴者看“抗日剧”的经历。近年来，一些电视剧打着“主旋律”的旗号，以娱乐化的方式消费历史，导致“手撕鬼子”等离奇场景的出现，对国难极度不尊重。媒体探访横店影视基地发现一年“杀”七亿鬼子，近五十个剧组同时在打鬼子。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剧目无法教会人们正视历史，反而导致了盲目仇恨。

电视学术圈为此进行了相关研讨，有学者认为，抗战剧是对历史的商业置换，历史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为了适应并不宽松的电视剧审查尺度而进行适者生存的调整，在一条安全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上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有学者认为，抗战剧、谍战剧之所以走红，还是和植根于民间的红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它是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主旋律，补充国家政权合法性资源的尝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应从电视暴力的角度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即使是文化研究，也不排斥实证的、经验的研究资料，要考察抗战剧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应该从霍尔的理论出发，尤其是受众的解码方式，认为抗战剧引发了观众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简单结论应予以民族志方法的检视。

在文化产品多样化的今天，主旋律电视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与爱国情怀，这本身就存疑问，不同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性别的受众在接收同一种信息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码方式。笔者曾观察到，一个上海普通退休工人，高中文化程度，在观看谍战剧时，津津有味地融入到了紧张激烈的情节中，但节目结束后如此评价：“现在（当官的）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么？”一个家庭主妇，每晚陪丈夫观看抗战剧时，总是会感叹地下党员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并为之感动。但节目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物价上涨，新闻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房贷还有十几年要还，牢骚满腹，并没有因这类节目增加了爱国情怀。

因此，在变量多元化的情况下，导致暴力爱国行为的因素是多样的，孰为因，孰为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只有通过对受众日常行为的“深描”，发掘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其他影响因素，才能理解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来源。比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了解多少；以及收入情况等变量。

二、爱“哭”的选秀节目

在各地卫视相继引进了国外版权的选秀节目后，电视娱乐版块成了“中国X声音”的天下，达人秀、好声音、梦之声、天籁之声等，形式大同小异，虽然其主干部分是唱歌，但选手上场之后的必备动作就是哭，哭诉凄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离世的亲人、糟糕的境遇，明星嘉宾也飙泪以回应。可以说，“哭”的部分成了该类节目主要的卖点。他/她同时还会谈起自己的“梦想”，即通过竞争，在更高舞台上放歌，靠出名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参赛者在哭的时候，本身已被“演员化”了，以自己无偿的泪水和曝光隐私遭遇为电视媒体无私地提供收视保证，而导致自己遭此境遇的原因已然不重要。选秀节目把“梦想”简化为在电视上放歌一曲，一夜成名，与参赛者达成了某种共谋，为其提供成名的机会，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利润。

国家正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纵观这些选秀娱乐节目，其实只有唱歌和跳舞两种艺术形式。两种艺术形式垄断了电视娱乐节目，这究竟是文化繁荣还是文化凋敝值得探讨。大量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渠道，传承乏力。而作为公共资源的电视频道则在走向市场化的浪潮中被资本力量所左右，提供单调但利润可观的文化娱乐产品，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

从参赛者哭的行为着手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即是一种可取的研究进路，为什么哭？哭的程度怎样？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怎样的社会现象有关？背后有什么样的深层根源？嘉宾、主持人怎样回应？当事人的叙事话语是否有规律可循？嘉宾的回应是否也有模式化的痕迹？这些模式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是男性哭的多还是女性多？都可以做深度挖掘。此外，各种另类行为也可以被纳入考察范畴，如歇斯底里、搞怪、奇装异服、伪娘、中性等，这些行为呈现出怎样的文化意义？普通人在面对聚光灯时如何展现自己？选秀舞台本身作为一种情境，如何影响参赛者的认知、表现和心理状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受众的媒介素养。

三、纸媒衰落真的全是新媒体惹的祸？

在对纸媒衰落的研究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在缺乏经验研究和相关性分析的情况下，把纸媒的衰落直接归咎于新媒体本身就被一些国外研究所否定。至少，媒介使用习惯，对新闻的不同需求，甚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媒介的更替和兴衰。②

在逐渐市场化、娱乐化的中国媒介大生态的影响下，受众对于传统严肃新闻的兴趣在不断减弱，而以新闻立身的报纸不可能像电视那样靠娱乐节目来创收，因此报纸正在失去读者。从一些国家连年走低的大选投票率可以看出，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退居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而承载大量严肃新闻的报纸随之一起被人们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认为，靠新闻专业主义、翔实的调查性报道、可靠的评论就能挽回读者，未免一厢情愿，高估了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与兴趣。

结合本土情境来讨论，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基础教育传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事不关己写在人们的脸上，培养娴熟而迅速的解题技巧是中小学教育的全部。从高考作文题也能看出，教育并没有鼓励人们就公共事务发言的传统和哲学思考的能力，而是推崇词藻华丽而空洞无物的描绘。很难期待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众会对严肃新闻有需求，知识都是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的，但都是简洁、动态的图片式信息输入，无法形成有效思考，在阅读一张报纸时，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

对年轻媒介受众的焦点访谈或民族志研究会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考察除新媒体外许多其他影响纸媒衰落的因素。如阅读习惯、关心的议题、闲暇时间的使用、零用钱的流向、父母的媒介使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甚至文理科生的差别都可以纳入研究。新媒体仅是影响因素之一。早有前人研究发现，上网的人也许比不上网的人更多地读报纸；纸媒的公信力还是大大高于网络；有良好读书习惯的人也会有读报习惯，而从不读书的人也不会读报纸。这些因素都否定了媒介更替维度上的技术决定论。

本土学者总会罗列一些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数字，比如广告收入、移动终端数量、社交媒体用户等。相反则是纸媒广告缩水，发行量下降，印刷厂倒闭的消息。将两个现象置于一起，的确很有对比效果，却很难得出A直接导致B的结论。我们反对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表面推理，呼唤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如莫利式的家庭收视行为的刻画，或许我们会发现A导致了C，而C才是导致B的原因。

结语

我国本土传媒热点现象还有很多，全球化时代的本土传播不仅从实践上也从学术上与外界发生了勾连。但飘洋过海的“西学”是建立在其意识形态和传媒实践土壤上的，以自由民主为前提的媒介研究假定了平等自由的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就是唯一奉为真理的学术，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即为定量的、实证的经验研究。而中国的媒介生态从“喉舌论”到“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再到集团化、资本化运营，经历了非常大的体制变动。如果全盘接受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学术意识形态，无人再会关心公共利益，民众的传播权利，文化自主性和多元化等问题，而纷纷进入效果和行政研究的彀中，沦为毫无学科主体性和学术公共性的利益工具。

因此，必须呼唤多样化的传播研究方法与视角，特别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理论的新继承者崛起之时，作为传播研究的另一重要流派的文化研究也应站出来，提供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受众解码、家庭收视行为、新媒体和媒介生态的理论阐释，这对于丰富中国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理解中国传媒现象，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①赵月枝、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 010（12）

②Richard van der Wurff（2011）： Are News Media Substitutes？Gratifications， Contents，and Us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24：3，139-157

（作者：均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罗海霞

责编：姚少宝

我国传媒文化转型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从重大危机推动前的政府问责制入手，讨论了政府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原因，当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存在的问题，并对针对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突发性事件；问责制

2003年“非典”事件的突发，伴随着的是问责风暴的产生，使得公共危机管理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

一、重大危机推动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各职能部门长期以来(1949-2002)是实行的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少问题：(1)各职能管理部门之间缺乏配合、缺乏衔接，资源、信息共享水平较低。在单灾种纵向管理模式下，部门之间不能实现资源、信息共享，造成一方面是资源闲置，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同时，分散的信息难以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既造成资源浪费，又严重降低了信息的使用功效。(2)减灾综合管理体制不健全。常设的减灾综合管理机构、应急指挥机构、综合性的灾害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和通报制度都没有建立，综合管理工作很难真正深入和规范地进行。(3)地区性减灾协作机制尚未建立。风灾、洪涝、地震、环境灾害等一些大范围灾害，在监测、预防、信息交流上欠缺紧密的协作联系，协调一致的抗防措施难以有效实施。(4)官僚主义的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缺少对于缚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而，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主要责任高官只是表面上的问责，实际上还是主要的领导者，在事件稍有平息，毫不避讳的又公开参政这种情况足很常见的。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公共危机加速了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现代社会管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虽然危机难以预料，但是危机的爆发有一个能量聚合的过程，危机是可以防范、控制的，一些危机甚至是可以消除的。就当前我国频发的重大公共危机来看，对问责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且推动了问责制的建立。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不平等推动了问责制的发展

“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因为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一方面，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极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无法进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权大于法，危机发生后政府人员以种种借口，逃脱治理危机不力所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政府官员和公众问责意识的缺失，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经常出现权责不对等的现象。问责制度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直接原因也是基于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问责制的过程中，简单的将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机制和引咎辞职。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出于淡化影响的考虑，对有责任的官员引咎辞职后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导致引咎辞职成了一些人的“保护伞”。即使是一些官员被问责，也是为平民众之愤，不得已而为，根本不能确定被问责官员具体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胡作为的行为往往会给公共危机管理带来更多的损失。因此，必须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贵制，就是要明确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中国特殊国情下的责任政府的建设需要问责制

2003年以后，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为政走向综合管理的过渡期。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是大势所趋。非典的突发，同时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立。

“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采取积极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作为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危机管理是责任政府的必备职能，同时它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物品，承载着责任政府向公民和社会的承诺，因此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要求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形成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引入行政问责制，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以此来明确划分危机管理各部门的职责限；严格地区分公与私；在制度中明确规定行政责任追究的主体、追究事故的类型、追究环节以及追究时限等，这些都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达到新的制度平衡的保障。

(三)公共危机管理的特殊性要求问责制的产生

危机事件虽然存在着发生征兆和预警的可能，因为它依旧是由一系列细小事件逐渐发展而来的。但由于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而且正因为出乎通常社会秩序或人们的心理惯性运行，才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其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应有高度的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公共危机发生后，必须要有人对事件和事态的发展关注，责任由此产生。

三、当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随意性很大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意识淡薄，对于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一方面，由于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极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无法进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危机发生后，常表现为政府人员以“本意是为人民服务”为借口，逃脱治理危机不力所应承担的责任。

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官员问责的随意性也很大。大兴安岭火灾中的问责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从庄学义在火灾发生前后的表现看，不仅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应当受到表扬和奖励。这一案件也警示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突破“发生事故和灾害就要追究官员责任”思维定势，也要通过缜密的调查把事实搞准确。同时也给媒体以警示：大众传媒报道应当实事求是，杜绝猜测和舆论造势。更重要的是此事件也体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的随意性。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意识淡薄

在多数人看来，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预料、不可避免，主管领导为此被“问责”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的确，从表面看，一些事故都是偶然发生的，但认真分析每起事故的原因，不难看出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问责意识淡薄，督促检查不力。这些都属于人为因素，需要有人对此负责。因此，发生了责任事故，对相关领导干部就应该有个说法。这既助长了领导干部的不负责任意识，也直接造成了干部队伍责任意识淡漠，利为民所谋观念淡化，损害了干部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也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凝聚力。

(三)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责仅限于行政问责，缺少程序性问责

官员问责、起用缺乏公开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法律的不健全。例：因重庆开县井喷而引咎辞职的前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在沉寂了一年之后正式复出，担任新近组建的“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引咎辞职官员能否东山再起，《干部任用条例》已有明确规定。从2004年4月到2005年5月复出，就时间而言，马富才是符合条件的，但换个地方继续干，或许就会使高官问责制从此虚化。问责官员“东山再起”如此之快，可见，在追究责任时，决策和执行的机制是不健全的，官员问责只限于行政层面且缺乏法律依据。

四、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有效对策

(一)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加强问责文化的建设、强化问责意识

问责文化是问责制的灵魂。由于意识对立、利益冲突不断造成关系失调和环境失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中必然和偶然的危机不可避免，就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经济、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都有可能产生危机。因此在危机管理中必须转变观念，将问责文化纳入其中，把它提高到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地位，融入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建设问责文化，能够使政府和官员在处理危机事件时，以问责理念为先导，突破传统权力本位的观念，把握责任政府的真正内涵，在最短的时间将损失降到最低。培养问责意识是要在闯责文化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在公共危机突发时，不至于推卸责任，逃避现实。

(二)建立健全程序性问责，规范引咎辞职制度

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替罪羊”问题。对程序性问责而言，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即使在某些具体细节方面不清楚，或者法律依据存在问题，随后也很容易通过开放性的立法程序或者司法程序加以弥补。

(三)明确责任归属。科学构建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标准

问责是责任政府的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制定科学的、公平的责权划分体系是实行官员问责制的前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从事高层次危机管理的领导、指挥、协调机构，在其统—领导下，明确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危机管理职能、职责和责任。考虑到危机的多样性，应明确不同政府机构所承担的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职位分类制度，使权、责、能统一，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主体，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现状改变过来，以法律为依据，建立明确的问责标准。

(四)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当今时代，单个的公民或者组织处于信息上的劣势，不可能占据信息资源，舆论监督实际关系着信息公开的来源问题，在政府掌握信息的前提下，新闻如果不够畅通的话，公民的信息知情权就得不到保障，也根本谈不上问责制。因此，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是行政问责制得以建立完善的一个宏观背景所在。不能把媒体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要善于利用媒体解决危机事件。同时，政府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政府的形象塑造，更多的是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政府官员必须对公众充满信任和保持敬畏，尊重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所有公众权利。在保障信息和新闻媒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并保障信息公开制度，并以此推动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在秉持公共权力就是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下，继续推进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共危机反应机制。

完善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可以增强官员责任意识。一个责任型和服务型的政府必须建立完备的问责制度，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以此来明确划分危机管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应该借鉴香港政府的“行政吸纳政治”和国外关于危机管理的做法，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与行政问责制相关的配套制度，强化缺失的政府责任和官员责任。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对直接负有重大司法责任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应承担责任的人员进行惩处，一方面可以对政府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公众的不满。推行高官问责制，以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阳光政府的形象出现，这样政府和官员都可以赢得公众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