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现代文学教学中“怎么教”问题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本文试图总结近三十年教学实践和有关教学论文作以梳理归纳，以期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文学  教学法

如果说“教什么”是教师们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教”这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则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这既如黄修己所反复“呼吁”的——“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1]，也如范志强所认定的——“相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为重要”[2]，更多的现代文学教师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在他们的教学论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证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学论文来看，现代文学的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杂而又多样。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开放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创造型教学、比较教学法、教师讲述分析法、师生共同分析法、学生讲析教师小结法、学生独立分析法、舞台演出法、诗文朗诵法以及电化教学、影视剧的播放、多媒体与网络的利用等20余种。如果按照它们在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教师们论述的深浅度来考察，比较具体、常见的则有如下六种：（一）启发式教学。它在杨占升的《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周筱华《以学生为主体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论文中曾经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现代文学启发式教学的探索》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而总括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师生间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主张以疑问、询问、设问、反问或者课堂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二）讨论式教学。这种方法与启发式教学紧密相连，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华的文章中被同时论述外，卫奉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浅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论文则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启发式教学的师生间互动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并且，这种方法还要求教师应有对讨论内容的统筹安排，学生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比较教学法。这种方法在王志明的《电影电视与现代文学教学》（《广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卫奉一的文章中被从一般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他们要比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前后的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差异、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社团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华的《比较文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芦海英的《文学比较介入现代文学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把比较文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鉴到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来，她们所强调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外作家作品之间、同类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四）开放式教学。这种方法曾经在陆嘉明的《开放型交叉系统教学法初探——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实践》（《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较早地得到了系统的论述，而后的梁丹译、姜彩燕等也都分别著文进行了大力肯定与提倡。从他们的表述来看，无论是“教学内容实行开放”，还是“思维方式实行开放”，抑或是“教学形式实行开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五）电化教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所谓“电化教学”，其实就是通过放电影、电视、录象或录音的方式來辅助教学，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教学中被普遍地运用。王圣杰的《现代文学课的形象思维教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宋凤英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认为电化教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既能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现代文学原著的理解，同时还能够使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六）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电化教学更为先进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录音机、幻灯机、投影仪、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所构成的“多媒体”制作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它能够集声音、视频、图像、文字、动画等各种信息于一体，因而在中国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迅速发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科教师所使用。对此，李柏青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优化〈现代文学〉教学》（《琼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现代文学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与历史认知》等论文都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并且，他们都认为多媒体课件具有简便快捷、内容丰富和形象生动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强：《从创新教育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合理归化就是一种译者在译文语言表达上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内涵的翻译原则。本文在概述英语文学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并具体分析了“合理归化”原则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英语文学 翻译原则 合理归化

一 英语文学翻译原则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交流活动达到了空前频繁的盛况。英语文学是西方文化的瑰宝，而翻译在跨文化交际、向国人介绍英语文学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何谓翻译，翻译就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文本材料去代替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由于中英文学在文化上的差异，使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形成一段障碍，而翻译可以为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搭建一座有效的沟通途径。而翻译作为一种艺术，一种将原文翻译、表达出来的艺术，需要技巧的帮助，需要技巧对其的润饰，需要广大翻译工作者的不断尝试，需要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经验总结。翻译工作者所翻译的作品，不可以对原文进行随便地删减，而需将译作保持原意。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将英语复述出来，可以在变化词句的基础上改变原文的表达形式，但是不可以改变原英语文学作品的表达意义。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语言把握的高度上，需要深入透彻地理解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在选词造句与措辞使用方面，需要绝对地遵循原作的意义，并且使译文高度地符合原文的语言形式。换言之，从英语文学作品中翻译过来的英文，不管在语言表达形式还是表达意义上，都必须使其与原文中的英语保持高度的相似，而不可看起来像中文式的英文。英语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如何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过程中，准确地传达其原文的意境和文化内涵，需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这是获得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合理归化原则作为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

著名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于1995年发表的名著《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了归化的概念，他提出合理归化是英语文学翻译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策略。归化是指在翻译中以目的语和目的语的文化作为依托，并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一种翻译原则。在西方，归化的翻译传统，是自古代的西塞罗以及随后的贺拉斯、泰特勒等著名学者都比较认可的一翻译原则，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翻译原则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就是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把英语文化中让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化因素、成分转化为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中文文化内容，并始终着眼于中文文化，使广大中文读者也能够像英语读者一样能够全面、深入地感受到英语文学的文学艺术成就、感受到中文文化的妙趣，并使译文在中文表达上更为符合广大中文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当代翻译译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美国知名学者奈达，站在社会语言学一级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必须多站在读者的角度，以读者为服务的中心。他认为，任何信息如果不能真正地起到交际、交流的作用，那么信息将会变得毫无价值。例如，“whit as snow”作为一个普通的英语成语，在翻译时应该如何处理？按着奈达的说法，世界上有不少地方的读者都没有见过雪，并且其源词中也没有雪这个词汇，如果把其强制性地翻译为“白如雪”，那么很容易形成翻译中的“零位信息”，使对这词汇的翻译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因而，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将“whit as snow”翻译为“白如霜”或者“白如蘑菇”，或者与此相似的引申义和喻义。照此类推，也可以将“spring up like mushrooms”翻译为中文的“雨后春笋”，将“make hay while it is sunshine”翻译为中文的“趁热打铁”。

从这个角度去考察英语文学中的信息，当对英语文学翻译时，如果译文中的信息不能够很好地起到跨文化的交际作用，那么对英语文化的译作，也就会是一次失败的翻译。因而，衡量英语文学翻译是否成功，其首要条件之一，就是深入考察当广大中文读者在面对英语文学译作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并对中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进行一番比较，如果中文读者的反应与英文读者的反应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这会是一次成功的英语文学翻译。由此可见，合理归化翻译原则，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占有极其高的重要地位，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成功起着极其显著的作用。

要想深入地了解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我们还有必要共同探讨一下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原则就像是孪生兄弟，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合理归化与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配合之下，可以使译文更为自然、透明、通畅，让读者感觉不到是在译作。合理归化与合理异化之间的区别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过去，因为它们二者与早期的直译和意译有关。异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去破除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从而保留原发声语中的异域文化特色。由此可见，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合理异化翻译原则，主要着眼于原文的英语文化，把英语文化成分近似地转换为汉语的形式。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采取合理异化的翻译原则，它能够原原本本地反映原作、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保留原文中所要持有的英语文化内涵，因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通过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积极应用，可以指引不懂英语的人去了解英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艺术形式和异域人们的情感体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主要持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是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他从解构主要是翻译思想出发，极力反对在英语文学作品仅仅关注译文通顺的翻译原则，极力要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语言上关注译语言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从这个角度去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合理归化”原则与“合理异化”原则，貌似它们二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要求译文符合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中文的文化内涵，从而在行文流畅译文的帮助之下，读者能够尽量减少发声语中的文化色彩。从这个角度去看，合理归化翻译原则似乎与异化翻译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其实不然，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与异化原则，都处于殊途同归的境况之中。但是，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往往处于主导的地位，据有关翻译专家学者对傅东华先生《飘》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研究表明，傅东华先生在《飘》中，主要遵循了目的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也就是主要地采取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其中也少许遵守了合理异化的翻译原则、运用了合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在傅东华先生《飘》译作中，合理归化与异化翻译原则的遵守，其目的无非是译者傅东华先生为了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而做出的最佳选择，合理归化与异化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并无孰优孰劣之别。

三 “合理归化”原则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分析

“合理归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原则，往往为广大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者所采用，它反映出一种英语文化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到译语文化中。在我国的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采取合理归化这一翻译原则的例子数不胜数。

例如，我国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傅东华在翻译英语名著《飘》时，就严格而恰到好处地遵守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使这一英语名著全面而深入到广大中文读者中，是一部典型的成功英语文学翻译代表作。在《飘》的傅译本中，傅东华先生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具有典型中国传统语言气息元素的姓，将主人公翻译为“郝思嘉”、“白瑞德”，并在傅译本《飘》的序言中，对合理归化这一翻译原则的目的做了具体的阐述：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归化翻译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忠实于原文的趣味精神，而不仅仅追求于原文中的一枝一节。

与此同时，我国早期著名翻译理论与实践家钱钟书先生认为，英语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就是合理归化，将英语文学作品从英语文字转化为中文文字的过程中，在不因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暴露出牵强附会的翻译痕迹的同时，还能够完全地保留原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风味，这就可谓是达到了英语文化翻译的合理归化境界。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对合理归化翻译原则在其译文《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中的运用：

原文：“Fie wangling Queen——/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 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r/To make itself，in thee，fair and admired！”

钱译：嗔骂，嘻笑，啼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的译文中采取了中文传统的古体语言表达形式，巧妙地彰显出了英语原文的神韵。因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合理归化原则的遵循与运用，可以有效地彰显译者的再创造之美，给广大中文读者阅读英语文学大餐时带来理解上的便利，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享受，更有利于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跨文化交际。

此外，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老舍，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成功地翻译了萧伯纳的后期作品《苹果车》。老舍在该翻译作品中，对于称谓的处理，坚持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并巧妙地使用了合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原文中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的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广大中文读者。例如，《苹果车》中的这句：“Has he an audience？/No，maam…”老舍先生将其翻译为：

王后：（有点不悦）“他有正式接见的通知吗？”

庞菲理亚斯：“没有，姑娘……”

让我们来分析此例中老舍先生对合理归化翻译原则的运用策略。在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文化中，“Maam”这一称谓一般是用于对女王、贵妇人、高级女军官等的尊称，如果翻译为夫人或者女士，这对于王后的称呼都显得不够贴切，而老舍先生将其翻译为“姑娘”却恰当好处地与原文中的意思等值。因为，与英国传统平等的基督教文化不同，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姑娘是皇帝老婆的最高尊称，在宫廷女人中具有绝对的最高地位，并且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素来都强调“仁”、“礼”，要求称谓能准确地表达出人的辈分、尊卑、贵贱等，因而，老舍先生将“Maam”翻译为“姑娘”，“姑娘”一词巧妙地表达出了王后的尊贵地位，很好地遵守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很好地忠实于原文的思想。

四 结语

在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遵守一定的翻译原则，可以较为有效地达到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合理归化就是译者在译文语言表达上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内涵，是一种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运用最为广泛、十分重要的翻译原则。因而，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英语文学翻译的合理归化原则，使其在英语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使广大读者更便捷地享受英语文学大餐，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之用。

参考文献：

[1] 邓伟：《归化与欧化——试析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建构倾向》，《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2] 骆贤凤：《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论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3] 宋秀芝：《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商业广告和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4] 李丽华、严峻：《政治立场与民族认同的选择——文学翻译归化与异化之争的本质》，《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5] 徐泉、王婷：《析傅东华译〈飘〉中的归化翻译》，《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6] 姚丹丹：《从双性同体角度重新诠释〈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克里奥佩特拉形象》，《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9期。

[7] 张艳萍：《浅析〈苹果车〉中老舍对称谓的归化翻译处理》，《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嘉贤，男，1976—，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工作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作为面向特殊阅读群体的文学形式，儿童文学作品在帮助少年儿童提高心智水平、增强语言能力、塑造审美意识等方面作用显著。本文以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为视角，以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为研究对象，指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应该立足于儿童读者，克服文化差异，使译文再现原文意趣并有效传达作品中的教育意义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交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趣味性;教育意义;审美意义

【作者简介】陈琪，陈文铁，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言

当代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势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高涨，国内儿童文学作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当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并获得国内少年儿童的喜爱。例如小说家雷克·莱尔顿所著的魔幻小说《波西·杰克逊》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后经久不衰，受到国内少年儿童的热捧。但是翻译者的素质良莠不齐，加上译著作品经济利益可观，最终造成儿童文学译作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翻译不仅有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更有利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一、交际翻译

纽马克根据 Karl Bü hler的语言功能学说提出了“文本分类说”（text typology），并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呼唤型三大类，他认为这三大类文本之间相互关联，所以翻译者应分别忠实于各自文本中的“原作者”“真实性”和“读者层”。而后根据不同文本功能提出“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这两大简明扼要的翻译方法。“交际翻译”将关注点放在目的语读者上，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更大程度上是强调译文的“效果”而非“内容”，反映出“归化”翻译的特征。翻译者通过“交际翻译”能够竭尽所能为目的语读者排除交际困难，使交际顺利进行。

二、交际翻译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可行性和优势

“交际翻译”旨在让目的语读者尽可能获取和原文读者相接近的阅读效果。翻译者不能机械地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与“翻译”等同视之，应该更多地考虑作品中被赋予的教化意义。优秀的译文能打动儿童读者的心，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为他们带去潜移默化的影响。

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他们年纪较小，与成年读者在理解力、认知力、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差异明显。“交际翻译”只针对目的语读者，为了不制造理解上的障碍，对于所有异域成分，如有必要，都要充分转换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及和语言当中去。所以，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确保目的语读者，即少年儿童能够充分理解译文。

“儿童读者”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3至17岁的少年儿童按年龄又分为幼儿期儿童（3-6岁）、童年期儿童（7-12岁）和少年期儿童（13-17岁）。因此，不同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裁和特点各不相同。翻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在不同阶段的心智特征和语言能力。“交际翻译”会更通顺、更简单、更清楚、更直接、更地道，与语言特定的语域一致。该译法能使翻译者通过简洁易懂的译文将更完善的作品信息传递给儿童读者。

儿童文学作品趣味性十分丰富，通过多种题材将作品中蕴含的深刻意义传递给儿童读者。“交际翻译”具有社交性，着重文本信息及其效力，往往为“欠额”翻译，表达简单、清楚、扼要，风格自然多样。翻译者通过“欠额”翻译，能去掉译文中一切导致文化障碍的表达。

三、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

儿童时期是人类成长的黄金时期，儿童文学作品则在成长的道路上举足轻重。由于三个不同阶段的少年儿童在语言发展、心智水平和审美需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幼儿文学作品的体裁多为童谣、儿歌、诗歌等，作品内容文字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优美; 童年文学的体裁则多为篇幅较短、主题清晰、角色个性鲜明的寓言、神话和童话等;而少年文学作品的情节多变，主题复杂，例如爱情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和魔幻小说等， 代入感非常强，字里行间渲染的氛围也更加扣人心弦。

虽然儿童文学作品风格迥异，但是它们都有以下共性：具有趣味性，具有教育意义，具有审美意义。翻译者的译文，应同时表现出原文所具有的这三种共性，缺一不可。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既具有可读性，又能在少年儿童的成长发育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启蒙和教育作用。

四、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

1.以儿童为中心。译文要做到最终以儿童为主，翻译者不仅需要在译中做到字斟句酌，时刻关注译文的语言是否有趣、优美、易懂，在译前就需要精准定位原文所对应的少年儿童的年龄阶段。用词上，翻译者可以通过使用拟声词、感叹词和口语词等让译文浅近;修辞上，则可以通过采用夸张、拟人和比喻等让译文妙趣横生。

例1：Why， I woul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even if I fell off the top of the house！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哼，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会一句都不提的！（赵元任 译）

翻译者将Why译成了“哼”，画面感很足。查阅陆谷孙《英汉大词典》可知， why做感叹词时表示惊讶、不耐烦、赞成、异议等，可译为“唷”，“嗨”，“呃”，“哎呀”。

例2：Just then she heard soothing splashing about in the pool a little way off.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正在那時，她听见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在池里浦叉浦叉地溅水。（赵元任 译）

相比于文字信息，儿童读者对声音更加敏感。翻译者使用到了拟声词“浦叉浦叉”，译文立刻有了灵气，溅水声仿佛就在读者耳边响起。

2.克服文化差异。文学作品的基调、内容或者人物形象等总是受当地人文环境、作者自身经历或传统观点等因素影响，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克服文化差异的最终目的是使译文内容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方式，优化阅读效果。

例：“I’m seeing things，” he whispered. （E.B. White， Charlotte’s Web）

“我见鬼了”，他轻轻地说。（康馨 译）

考虑到上下文情境，翻译者没有将原文译为“我看到了一些事情”，因为在中国文化里男女老少总是用“我见鬼了”来表示自己认为出乎意料、不可思议的感叹。

3.再现原文童趣。译文浅显易懂并不代表译文的语言没有艺术价值。因为翻译者面对的是儿童读者，所以译文需做到保留原文的趣味性。兴趣盎然、朝气蓬勃的译文不仅能激起儿童读者甚至是成人读者的阅读欲，还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身临其境，激发想象，学会思考。

例：So she scraped and scratched and scrooged， and then scrooged again and scrabbled and scratched and scraped， working busily with his little paws and muttering to himself， “Up we go！ Up we go！”（Kenneth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它不停地掏着土，不停地刮，扒，抓，不停地抓，扒，刮，忙忙碌碌地干着活，一边自言自语，“上去！上去！”（乔向东 译）。

译文中的动作描述“不停地刮，扒，抓，不停地抓，扒，刮”整齐押韵，戏谑的语气营造出可爱的氛围，童趣跃然纸上。

五、结语

本文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探析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方法和原则。翻译者在翻译儿童作品时需要遵循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可以借鉴“交际翻译”译法，神意为主，形意为辅，力求译文在儿童读者中间达到最大的阅读效果，充分发挥儿童文学作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70，76，2.

[2]何其莘，仲伟合，许钧.高级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329，341.

[3]王尔德著，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M].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

[4]陆谷孙.英汉大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332，2.

[5]宋松岩，黄娟.从功能翻译理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夏洛的网》为例[J].海外英语，2010（6）：166，168.

[6]格雷厄姆著，喬向东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文学教材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零散化、碎片化、缺乏连贯性，而在此背景下的文学也呈现“碎片化”现象，微博文学可以说是碎片化文学的典型代表。自微博诞生以来，微博文学已经成了网络文学的新鲜话题，而2010年新浪微博举行的“微小说有奖征文大赛”又提出了“微小说”这一概念。对微小说概念的梳理有利于我们发现微博文学发展的脉络，而对微小说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可让我们理解微小说这一新兴文体——碎片化式的文学的特质。“微小说””带来的并不是“文学的终结”，而是网络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

[关键词]微小说；微博；网络文学；文学碎片化

[作者简介]门红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610064

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文学的发展分为口头文学、书写文学、和网络文学三个阶段，纵观文学发展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兴起或改变都会给文学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晚清印刷术的发展带来的是小说的繁荣；网络的流行使网络文学风行一时；手机的普遍使用诞生了短信文学：博客的兴起衍生出博客文学。如今，伴随“微博”的大热出现的则是“微博文学”，尽管微博文学处于一个非常繁荣和热闹的发展阶段。但是对其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充分展开，首先是因为微博文学的出现又再次使一些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比如这种依附网络存在的、方块式的“文学样式”是否是文学?是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还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的终结”；其次，如果我们把微博文学理解为网络文学的一种，那带来的问题则是：这种100多字的“网络文学”是传统网络文学(如网络长篇连载小说)发展的趋势抑或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再次，微博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产生出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文学作品，这也使得对其进行理论的阐释显得并不充分。新浪微博在2010年10月27日至2011年1月4日推出的“微小说征文”则将微博文学再次集中细化到“微小说”这一概念，并且以征文大赛的形式产生出了一系列的“微小说”作品，在网络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各大纸媒也纷纷转载刊登这些作品，各方评论家也对此发表了许多看法。同时。这次“微小说”“有奖征文”的性质又增加了这次文学讨论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在分析“微小说”概念的源起和发展基础上，从微观上阐述此次“微小说”作品的特色，并结合评奖的过程从宏观上来论述此次“有奖征文”中“微小说”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从而展开对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碎片化现象展开解读，重新探讨新媒介下文学的境遇与未来网络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一、文学的碎片化现象：微小说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2010年10月27日，新浪微博列出以“微小说＠大世界”为口号的“中国首届#微小说#大赛”的活动规则：“无论是幽默、恐怖、科幻、爱情、悬疑等等，都可以浓缩成140字以内的微小说，分享到微博。在短短的140字中营造出朦胧的爱情，诠释出深刻的感悟、表达出生活的苦乐、展现出睿智的幽默。一起来写微小说，说出你眼里的和你心里的世界。参赛作品的题材要求是微型小说。”此次大赛设置了约30万元总值的奖品，分为一等、二等、三等、优秀奖四个奖项，截止到12月4日，共收到作品23万，相关微博讨论量达1668213条，其参与人数与作品数量都是空前的，可以说是一次“微型网络文学的狂欢”。

同时，这份说明也标志着“微小说”概念的正式诞生，从活动规则可以看出，参赛作品的题材要求是“微型小说”。不过这里的微型小说更加“微小”，只有140个字。一般意义上讲，在小说的分类中，有一种是按篇幅划分，即长篇、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微型小说，一般指千字左右的小说，还有“一分钟小说”、“小小说”、“千字小说”、“瞬间小说”等说法。这种分类仅仅是篇幅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小说这一文体的规定上，微型小说和其他小说类型是一致的。如小说中的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只是由于字数的限制，要求微型小说更加精炼巧妙，要做到用语简短而涵义深远，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微小说”这一概念可以列入微型小说之后作为按篇幅分类的小说中的一种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和概念分析都不可能全方位地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试图从小说的概念发展来定义微小说是徒劳的。“微小说”中的“微”不仅仅是指“小”，更多的是说明它的载体是“微博”这种媒介。我们知道，世界第一个微博客网站是于2006年5月在美国上线的“Twitter”，它允许用户通过电脑网页、手机短信、即时聊天工具等多媒体途径向微博客发布简短的文本(字数限定在140以内)。在不到两年内，我国类似的网站也陆续出现，如饭否、9911、微可、刀刀以及2009年上线之后大热的新浪微博。可以说这些微博的出现促进了全民写作的浪潮，人们在微博上发表一些零碎感悟记录日常琐事的同时也开始进行创作。写作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2009年底，991t网曾举办过“微博客小说大赛”，但是影响范围很小，2010年1月29日年首部微博体小说《围脖时期的爱情》开始在新浪微博上线连载，“微博体小说”开始流行，对于何为“微博体小说”，作者闻华舰指出：“1.每节都要有包袱、有完整的情节点，要在140字里写出张力和内容来。2.故事情节的发展要围绕着微博发展，比如小说里有微博里正在热议的热门话题。3.大部分人物是在微博里真实存在的。4.充分利用微博功能，配上相关图片、视频、音乐。”以看出，这其实是一个长篇的连载，只是以每小段140字的形式逐渐发表出来，它体现了“微博体”的概念，但在整个小说的构思和设计上篇幅是不限的，所以从性质上还是一个长篇小说。到新浪的“微小说”大赛，则对微小所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在140字以内完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一篇独立的小说，要求具备小说的特质，人物、情节、环境必须具备，是一篇立体的文学创作。

“微小说”大赛开始之后，各方评论对此概念褒贬不一，反对者大多以为140字写出来的不过是心灵鸡汤似的感悟或者“段子”。很难写出一篇情节、人物、环境都具备的好小说，这不过是现代社会中碎片化阅读的又一佐证；拥护者如网络作家王小山认为：“小说的精彩不在于文字的多少。社会发展到现在，小说已经没有必要容纳和传达太大的信息量，比如有的经典小说作品可以用11页文字去描述印刷机是怎样运作的。而微小说使得文学与现代传媒手段结合，突出自己短小精悍的优势，我觉得这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好的趋势。”还有评论者认为《诗经》《论语》中的许多章节都可以认为是“微小说”，不可否认，140字的微小说这种简短的“方块文学”的形式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古代早期的神话传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

志怪小说，如《淮南子》《世说新语》中的部分篇章：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

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

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

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

民生。

——《淮南子·览冥训》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

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

未止，乃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

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刘义庆《世说新语之言语第二》

再看两篇“微小说”大赛中的作品：

夏正正#微小说爸爸牵着儿子走过玩偶店橱窗时，儿子吵着想要橱窗里那个机器猫。爸爸习惯性地拒绝了儿子的请求，但向前走出十几米后又牵着儿子走了回来。已经有很久没看过这部动画片了?爸爸不由有些忧伤地想道。他拉着儿子走进了玩偶店，儿子兴奋地对柜台小姐说：“我要一个机器猫!”“两个。”爸爸补充道。

於意云#微小说#星期一，派出所的刘所长走进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关于禁止在辖区内饲养宠物的通告》等着他签字。刘所长认真地看完后，伸出右爪，在通告下面摁上了一朵红红的小梅花。

单从形式上看，这几篇似乎都是“方块文学”和“短文书写”。甚至由此有人提出这是不是一种“轮回”，当然，这两者在语言、产生的文化背景、内容的深度和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方面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在140字的容量限制下，寥寥数语也可以成章，也可以讲述完整的故事，这就要求作者对语言更加锤炼，如有的评论家所言：“以前是千言万语的灌水，现在是惜字如金的‘蒸馏’。”“以汉语简短而丰富、含蓄而情长的特点。拿来写微博小说不是天然的语言优势吗?”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微小说，它是以微博客形式发表的微型小说，是微博客价值延伸的一种生动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新兴网络文学形式。它是一种方块文学或日“碎片化文学”，这种碎片化体现为形式上的短小与内容上追求瞬间的阅读感受。

二、碎片化文学的特质：“文眼”与惊颤的瞬间感受

此次新浪“微小说大赛”征文评奖共分三个阶段。首先是由大学生评审团“我们文学社”从所有参赛作品中评选出200部作品进入复评，之后由23名专家评审团选出50名进入决赛，最后由专家评审团选出最终得奖作品，其中参考作品被转发的次数及人气。在最后一轮的评选中，评委团在2011年1月4日发出声明：“本大赛主办方和评委团一致认为本次微小说大赛虽优秀作品不少，但作品质量差距不大。为公平起见，大赛组委会决定将一等奖(价值10万的汽车)折合为现金10万顺延分配至二、三等奖。二等奖由5名增加为6名。奖金由1万元增至2万元；三等奖10名。由5000元增至8000元；优秀奖34名，价值2000元的手机一部。”至此，微小说大赛的全部奖项已经诞生。

在征文的规则中，对微小说的题材要求可以是幽默、恐怖、科幻、爱情，悬疑等，但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微小说都是“情感类”。在进入复评的200篇中，玄幻占51篇，幽默占30篇，而情感类占了119篇，获得二等奖的六篇小说中，情感类5篇，科幻类一篇。以下是二等奖中的前三名，分别是最佳催泪作品、最佳人气作品和评委推荐作品：

夏正正#微小说#外婆离开人世的那个黄昏，外公在病房里陪伴着她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外婆临去前对外公说‘放学了’。一直假装平静的外公听完这句话后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葬礼结束后我问起外公这三个字的含义，外公告诉我说这是从前他和外婆还在上小学时外婆常说的一句话：放学了，我们一起回家吧。

信天云#微小说#我因车祸而失明，所以我从不知女友长什么样。那年，她得了胃癌，临终前她将眼角膜移植给了我。我恢复光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的照片。然而我只找到她留给我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张空白照片，照片上写有一句话：“别再想我长什么样，下一个你爱上的人，就是我的模样。”

甲斐文#微小说#村里有个孤儿叫Nasa，经常奔跑高呼“不好啦～星人要来啦～”，尽管村里连根外星人的毛都没出现过。乐此不疲的Nasa有个秘密，他是个超能力战士，每次外星人来袭都被他击溃了，次数多到数不清。而看到Nasa就会生气的村民们，其实也有个秘密，就是周末夜里，套上麻袋，扮外星人陪Nasa玩。

第一篇微小说自发表在网络上就一直备受关注，是被网友取名为《放学了》的名篇，转发次数达到14596。小说开篇到提到“放学了”三个字其实是设置了一个悬念，为什么外婆会说这三个字，小说结尾交代原因的同时也说出了这篇小说最关键的一个词——回家。140个字写出了外公外婆的爱情史诗，也让读者展开丰富的想象，中间有很多空白可以填充，外公外婆一生也许经历很多，但外婆在生命弥留之际最想念的也不过是和外公一起牵手“回家”，整篇的格局可以说是从小到大再到小，收缩有度，小说语言简洁平实，浑然天成，雕琢的成分少，的确是众多微小说中的精品。第二篇的转发次数是最高的，但小说的整体境界稍显小气，虽说是一个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但故事的新颖度并不高。小说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第三篇是三篇中故事性最强的，且表达感情胜在一个“巧”字，主人公Nasa自认为有个秘密。而没有想到的是村民们也有秘密，那就是保护Nasa的这个秘密，整个村的大人来做一件这么笨拙的事情，目的只是为了呵护一个孩子的“童话世界”，这是小说的精髓之处。

整体观察入选以及获奖的微小说。首先我们发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大多是情感类。表现的是一种温暖的情怀，而幽默讽刺玄幻类的很少，直接或间接表现当下社会问题的也很少；其次，一篇微小说最吸引人的大多在结尾部分。即点睛和意外的结局，这就要求小说中有“文眼”，有让人瞬间感到震撼的语句，如《放学了》中的“我们一起回家”，《Nasa的秘密》中，出任意料的是村民们虽然生气，但却在深夜扮成外星人与Nasa玩耍。到底何为一篇优秀的微小说?此次评奖的标准又是什么?2011年1月6日大赛组委员邀请了四位评委参加“微访谈”。在线与网友就次微小说进行讨论。评委们提出“语言能力”与“想象的空间”是好的微小说所必须的，如闻华舰所言“一篇好的微小说，可以扩展成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反过来说，微小说就是把这部巨著的黄金眼挖出来。少些场景色描写，少些心理活动，留给更多空间给读者想象。”胡淑芬指出：“我对微小说的一个评判标准是，是否有足够的信息量。引发读者更广更深的联想。”但问题在于评委团面对的只是200篇微小说，而如何在23万篇中选择200篇，这就需要评委团快速地阅读选择，即快速地刷屏、刷新，很多小说只是一闪而过。凭借“一瞬间的阅读感受”来选择，这种感受取

决于在大量的文字是否让评委为之一震，由此停住眼球，所以这140个字的小说必须出新，出奇。另外，评委团另一个参考标准是转发次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评奖也是网友与专业评委共同运作的结果。

通过微小说的定义的发展我们知道。在新浪微小说大赛之前，其他网站如9911也举行过微博小说比赛，但是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而新浪举办的这次却影响巨大，这显然是取决于网站的影响力，新浪微博利用其已有的资源优势举行这样一场征文，自然再次加大了它的影响力。可以说征文是一种营销策略。微小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广告”的角色。所以，对于“广告”的内容主办方是有要求的。从上文我们知道此次征文共有23万部作品，有关的微博评论达1668213条，在这些作品和评论中有很多是关于“耽美微小说”(以写同性之爱的一种小说类型)的，也有很多网友创作和转发了这种类型的微小说，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最后没有一篇进入到比赛之中。所以说评奖过程中其实是有两套标准即“转发次数”与“评委认可”，在23万个作品中，转发最多的是这篇小说：

Well_Lee李炜#微小说#半夜回家，打开门，发现地上多了一双陌生人的鞋。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没人啊!回头再看，那双鞋不见了。

但这篇小说也仅仅在转发中位列第一，并没有进入比赛，被转发次数多的小说有两点，一是名人效应，这篇小说是“快男”李炜的作品；一是吸引眼球，出其不意，题材要更加非主流，比如“耽美微小说”。所以说评委团在评论小说时，采用的仍然是主流文学所用的标准，比如一篇小说应该具有哪些要素，有没有鲜明的人物或者经典的场景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则是非主流的内容以及特殊表达方式的。虽然与评委的标准语在网上流传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对微小说的大致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即寻找故事中的文眼，寻找在140字中让微小说出彩的亮点，更加注重一瞬间的阅读惊颤。

三、碎片化的文学：不是文学的终结，而是文学发展的可能

140字的微小说创作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完成，构思完一篇小说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随时发送到网络上与其他读者网友在线交流，文学创作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这么自由，似乎变得无人不可，无时不可，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很难进行大部头的创作与阅读，人们喜欢创作这种“即时”的碎片式的作品，即时化的创作，即时化的享受，追求一时的感觉，微小说正是契合了这样一种心理。微小说大赛之后许多报刊杂志也开辟了“微小说”栏目，继续征稿，将微小说从网络带到纸媒。许多评论者由此担忧。文学是否真的在慢慢走向终结?

自2001年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文学评论》发表，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之后，评论界在关于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的谈论中一直有“文学走向终结”的声音。重新提起“文学终结论”其实很真实地反映了文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位置和精英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对文学的担忧和隐痛——在看似“全民创作”的繁荣背后，其实是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一分钟即可完成的140字的微小说更让文学研究者有理由怀疑：文学何为?何为文学?140字似乎难以蕴含文学应该包含的特质，而这种瞬间即逝的文学似乎也很难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不过，结合上述几篇优秀的获奖微小说我们看到，在一篇微小说中是可以包含小说中的三要素。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首先，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也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人类的心灵历程与对时代的感悟，在微博盛行的今天，没有比微博文学，微博小说更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一方面，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使得人们处于“快生活”中，文学也成了快餐似的的“方块文学”，可以瞬间消费。但另一方面，从微小说的内容来看，情感类的作品大部分反映的却是对这种“快”的反思与厌倦、都市中人的孤独与游离，——生活其中但又强烈要求逃出的矛盾。在情感也快餐化的时代，微小说中强烈反映出人们对温暖情感的向往，《放学了》是一种长久不离不弃的爱情，《Nasa的秘密》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情怀，而初选、复选、决赛中情感类占有绝大比例也反映了这个现象。其次，众所周知，网络文学的一大特点是自由，语言的自由，作者创作的自由以及创作内容的相对自由，但是在这次微小说大赛中。却对语言提出了更高的“限制”，140个字，要求语言更加凝练，表达更加准确，是对作者的一种限制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作品中，网络语言的运用非常少，由此我们看到，创作形式变化的同时却对创作语言和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对网络创作语言的一种有力的整合。

今天，网络文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微博文学、微小说这种依附于网络微博存在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丰富了网络文学的空间，它的可持续发展也取决于不断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微小说”才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快餐”而也可以获得自己自足的发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现代科技的发明创造日新月异，而每一种新的发明创造都在呼唤着新的信息传媒和符号载体的问世，随之而来的又总是种种文化创意、艺术幻想和审美灵感的勃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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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