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结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分析其专业化程度，并实证检验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加深，而日本却呈现相反现象；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服务贸易差异度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关键词：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产业内贸易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服务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根据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数据，2000年-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2.0%和10.5%，且WTO公布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显示，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分别位于第5和第6位，服务进口位于第5和第4位。同时，日本作为中国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3大服务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其对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2.3%和10.8%的速度快速增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深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两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与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专业化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Bobirca和Miclaus[1-2]在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时，采用贸易重叠指数（TO）分析了两国与欧盟25国的服务贸易专业化结构。Grigorovic[2]运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Grubel-Lloyd指数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罗马尼亚与欧盟25国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方面，比如崔日明和陈付愉[3]，王涛和姜伟[4]及陈双喜和王磊，都有论述[5]。而在服务贸易专业化方面，国内学者尚未涉足。鉴于此，本文采取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考虑到多数服务企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运营而决定的，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水平[6]的现实，本文在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Marwah和Klein[7]提出了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参与程度的贸易熵指数（trade entropy index，TEI），若一国拥有较高的贸易熵指数，则意味着该国贸易集中度较低，即世界贸易参与度较高；反之，则参与度较低。之后，贸易熵指数逐渐被应用于衡量一国通过贸易融入另一国市场的程度，如Simsek等的研究[8]。融入程度是深入分析两国产业内或产业间贸易的基础[9]。因此，本文将贸易熵指数进一步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对中日两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融入另一方服务市场的程度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TEIA•Bx=∑iailn(1/ai),且ai=xA•Bi/∑xA•Bi （1）

TEIA•Bm=∑ibiln(1/bi)，且bi=mA•Bi/∑mA•Bi （2）

式中：TEIA•Bx和TEIA•Bm分别为A国对B国服务出口与进口的熵指数；xA•Bi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TEIA•Bx和TEIA•Bm值越大，表明A（B）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对B（A）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越深。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数是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数，但该指数是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分析。Brülhart[10]提出了用于动态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该指数采取进出口增加额的方式来体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采取Brülhart-B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BA•Bi=|ΔxA•Bi-ΔmA•Bi|/|ΔxA•Bi|+|ΔmA•Bi|（3）

式中：B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B∈[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变动量。当BA•Bi=0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双边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当BA•Bi=1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0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Finger和Rosa[11]提出了用于分析两国贸易专业化程度的贸易重叠指数（trade overlap index，TOI），该指数是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来衡量两国的贸易专业化程度[1-3]。本文将运用贸易重叠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TOA•Bi=2min(xA•Bi,mA•Bi)/(xA•Bi+mA•Bi（4）

式中：TO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且TOA•Bi∈[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TOA•Bi指数越接近1时，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需相关数据的来源如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服务行业数据以及中日服务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于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日服务业GDP数据、人均服务业GDP数据及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均来源于WB Database。其中，两国人均服务业GDP数据采用各年服务业GDP除以当年人口得出；人口数据是按照WB Database公布的两国各年GDP除以人均GDP得出。

二、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及专业化程度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采取贸易熵指数衡量的服务市场融入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中日双方对对方服务市场的渗透程度，是推进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本文采取日本对中国各服务行业的进出口数据，得到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的熵指数，见表1。

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熵指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其中，日本对华服务出口熵指数在2000年-2008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日本对华服务进口熵指数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1.50后，在2002年- 2004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触底以来，直至2008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服务出口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日服务出口提供了较强的市场推动力。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2给出了反映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Brülhart-B指数为0.27，说明在长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高，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从短期来看，除2000年-2001年Brülhart-B指数较大外，其他各年均较小，尤其是2004年-2005年，Brülhart-B指数只有0.09，说明短期内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也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确定了产业内贸易是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及各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总体服务业的TO指数在2002年出现微弱的下降现象，由2001年的0.61下降到2002年的0.59；之后2年则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TO指数分别为0.62和0.68；且在2005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TO指数达到0.82；但2007和2008年又呈现出下降趋势，TO指数均为0.7。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

具体到各服务行业，2000年-2008年，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快速深化趋势，且在2008年旅游服务已完全实现产业内贸易专业化，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也已达到0.95；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2000年-2004年呈现出逐渐深化趋势，但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直至2008年，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一直较低，说明这三类服务行业的双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专业化。

三、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设定

在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选取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变量。国家层面选取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汇率及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三个变量作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选取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三个变量作为产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具体设定见表4。

首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是在各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方式得出。其次，关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和需求结构差异度的计算，均是在采取Balassa[12]提出的用于衡量两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不同的权重计算而得，其中，采取一国人均服务业GDP占两国总人均服务业GDP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的权重[13-19]；

采取服务业GDP替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权重中的人均服务业GDP，此时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可用来衡量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13-19]；采取一国人均收入占两国总人均收入的比重作为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的权重时，该指数又可以用来衡量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14]。再次，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是将Fontagne等[15]提出的衡量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指数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而得出，该指数能够同时考虑到贸易产品或服务的横向和纵向差异。最后，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是在两国各自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权重而得，权重是两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的出口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

(二)计量模型构建

关于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已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了选取和设定，在此进一步构建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在构建模型过程中，由于多数变量数值小于1，故模型设定无法通过变量取对数形式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只能在回归过程中采取加权等方式进行消除，所构建的模型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分析，同时在回归过程中采取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来降低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模型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30，说明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此外，除变量QI、EX和DI对TO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即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

具体来看，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分别呈现正向、负向及负向影响效益，但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及空间方面的因素而导致两国需求格局极为相近，需求结构差异度的增加能够引起产品差异度的提高，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能够影响两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异度，差异度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而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复杂多变，故本币汇率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16]。

在影响显著的变量中，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会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即随着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上升，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逐渐降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一方面，服务业的贸易壁垒越高，则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产品的差异性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规模差异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产品的差异度，进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其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首先，在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方面，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却呈现逐渐加深趋势。其次，不论从短期内还是长期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二，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总体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渐加深趋势；具体到各服务行业，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出快速加深趋势，而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此外，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以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低。其三，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不显著；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揭示了两国服务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同时也推动了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运输等方面，在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如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等方面，其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却较低。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状况势必会减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且不利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因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政策。

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体现出较为严重的行业不平衡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较大，2001年-2009年的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平均比重达到33.3%，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中国应加大在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和人力投入，以保持传统服务项目的原有优势；同时，要拓展服务业新领域，通过在技术、管理、人力方面的突破以及构建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来创新服务业竞争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其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在服务贸易方面，实证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应把握中日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步消除两国服务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此外，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减少贸易摩擦，为中日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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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易 明）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WANG Shu-li，LIU Jun

（School of Economics,WUT,Wuhan 430070,Hubei,China）

Key words：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degree of specialization;intra-industry trade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086921016)

作者简介：

郑琴琴(1977-)，女，江西九江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服务管理：

李志强(1976-)，江西南昌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

摘要：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来看，文章认为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中企业内部传统的资产和现金资源在服务企业国际化中重要性不显著，而企业的经验值则更加重要。通过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对中国363家服务企业在2001—2007年间的国际化行为及其资源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支持了资产和现金因素无显著影响，以及经验值对服务企业国际化显著正向影响的观点。

关键词：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资源基础理论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相比制造企业活跃的国际化发展态势，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有所落后。由于服务的特殊性质(无法运输和储存的无形产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都处于初级状态，并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具有规模经济、不可跨境贸易、当地化倾向特别明显的行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手段的多样化，各国服务市场的开放，在众多天然的、人为的羁绊减少之后，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探寻国际化道路，如今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开始呈现加速度发展态势，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由于服务的特殊性质，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具有较大差别(Fuchs，1968)，它们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过去对制造企业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否对于服务企业同样适用?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有哪些特殊性?这是值得我们分析和探讨的。

二、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理论回顾

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两大方面的探讨和研究。由于企业国际化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因此外部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讨论较多，邓宁(Dunning，1977)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里强调了区位优势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区位成本因素、市场因素、贸易壁垒和投资环境等方面。此外文化(Hofstede，2001)、基础设施(Duma and Roy，2005)、政府政策(Reardon，1996)等因素也是企业国际化考虑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也发现即使在相似的环境中，企业的发展表现差异仍然很大，所以学者们对于企业内部拥有的资源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也倍受重视。

(一)基于资源基础论的企业国际化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的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起源于彭罗斯(Penrose，1959)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她在1956年发表的《对外投资与企业成长》一文中就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作用。Wemeffelt(1984)与Barney(1991)等人对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确立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地位。资源基础论强调，与外部环境相比，企业内部资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资源基础论的基本思想是把企业看成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企业的独特竞争能力和优势。资源基础论认为，各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其中又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基于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

WolCaves等学者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的国际化发展。Wolf(1975)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主要是利用企业未被充分使用和富足的资源。Caves(1996)也指出，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资源的作用，特别是无形资产的效应，如技术能力、营销能力等。总的来说，基于资源基础论的企业国际化研究认为，企业依赖于内部重要资源以形成自身的竞争能力和优势，来实施国际化活动。在国际化之前，企业往往倾向于先在国内市场积累足够的资源，使企业的规模、资金、能力等足够强大，然后再实施国际化发展。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企业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资源的过程。

(二)服务企业国际化研究

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首先表现为简单的服务贸易形式，随着服务贸易发展的成熟，服务业的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形式。8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企业的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活动都非常活跃。相关国际化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许多学者都着重强调了服务企业的特殊资源在发展中的重要性。Chekitan(2002)等学者认为相比制造企业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资产，如机器、技术专利等进入国际市场，服务企业在国际化中更关心它们特殊资产，更重视品牌形象、知识以及帮助企业建立品牌声誉、顾客基础和忠诚度的能力在国际转移中的有效性。Erramilli(2002)等在探讨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进入模式时，也强调了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对于企业的国际化竞争优势来讲是有价值的。当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它必须将资源和能力转移到海外运营机构中。

近年来，许多研究强调了“经验作用”在服务企业国际发展中的重要性(Ball＆Tschoegl，1982)。国际经验对于国际经营活动有着显著的影响，服务企业国际经验增长，有助于企业进一步的国际化发展(Li，Jiata01994)。Pauwels等人在2003年《持续的服务国际化倾向——计划引导的行为模型》中对具有经验的服务企业持续国际化发展倾向进行了研究分析，也强调了以认知行为为基础的经验在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中的作用。由于服务企业是近几十年才开始迅速国际化发展的，该领域的统计资料较匮乏，这给服务企业国际化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所以目前针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有待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因素假设

根据经典资源基础论的企业国际化理论，企业内部资源是其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和主要优势来源，企业国际化过程也是企业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资源的过程。企业会在国内市场积累足够的资源，然后再实施国际化发展。在此，我们分析中国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基础，并据此提出假设。

(一)资产和现金资源假设

首先，由于服务产品的消费即时性和不可储存性，服务企业利用大规模生产然后出口来获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资产规模如自动化生产设备等大型固定资产在服务企业国际化中重要性显著降低。其次，因为缺乏获得海外廉价原材料的动机，所

以服务企业到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时，对厂房和设备等的投资所需的大规模现金要求并不高。最后，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提高。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往往更加依赖人才、知识和信息等“软件设施”(Dutta and Roy2005)，所以相比制造企业而言，服务企业在国际化中对于资产和现金规模的需求并不明显。为验证资产和现金的影响在中国服务企业国际化中是否显著，本研究提出如下相反的假设：

假设1：服务企业资产显著正向影响服务企业国际化行为。即服务企业拥有的资产越多，企业实施国际化活动的概率越大。

假设2：服务企业现金显著正向影响服务企业国际化行为。即服务企业拥有的现金越多，企业实施国际化活动的概率越大。

(二)经验的假设

经验通常是服务企业倍受重视的企业资源。已有经验的发挥以及全球学习曲线或称经验曲线的向下倾斜，可以减少国际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企业的扩张成本。

经验知识的缺乏往往是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障碍，而必要的经验知识则主要是通过过去的海外运营经验来获得的(Pauwels，2003)。更多的国际化经验将成为企业的巨大财富，无论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经验都弥足珍贵。服务企业在经验增长后，将对自身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及掌握海外市场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都具有更大的信心(Erramilli，2002)。这在咨询、培训、医疗等服务业中体现非常明显，深厚的经验积累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成功国际化发展的法宝。

假设3：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显著正向影响服务企业国际化行为。即服务企业已有的国际化经验越多，企业实施国际化活动的概率越大。

四、中国服务企业国际化实证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和理论剖析，本文选取中国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国际化发展中的资源基础特点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收集了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德(WIND)数据库和各公司历年年报的信息数据。对于服务业的行业划分是依据证监会对我国的行业划分，服务业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由于金融保险服务企业(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和国际化历史都比较特殊，政府作用明显，因此本研究的服务企业未包括金融保险企业。所收集样本中服务企业共包括424家公司数据，剔除数据缺失的51个公司样本，最后数据中包括363家公司，共计2541个观察值。

(一)模型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Analysis)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分析。该分析方法在西方的组织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它为研究某一事件的发生或重复的概率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效方法(Tuma&Hannan，1979)。我们将2001-2007年七年间的企业国际化行为作为企业事件，分析其发生的概率及其相关的内部资源影响因素。鉴于信息的有限性，我们重设模型的起始时间，对企业过去的国际化行为不再往前追溯，并且模型设置对于各企业在7年间的国际化行为不重复计算。我们初步假设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概率是均匀成比例的，即概率随时间而产生的改变在总体的任何群体中都相同，为此我们选择威布尔分布比例模型(Proportional Weibull Model)进行分析：

r(t，x)=0(XiJ qt)

其中x。表示一系列影响企业国际化概率的解释变量；q(t)是时间变量。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国际化事件的产生(表示为FOREIGN)，该变量为二分变量，当企业实施国际化活动时FOREIGN记为1，否则记为0。企业国际化行为认定标准是在企业当年的业务收入中是否存在境外收入，在此我们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业务收入划入国际化收入中，时间间隔按会计的财政年度来划分，对信息数据进行录入。

表1显示了历年我国主要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的情况比较，在本次研究中服务企业总计有106家企业实施了国际化，相比制造企业而言，目前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企业数量较少。

2　解释变量。鉴于本文主要是对于企业国际化事件的内部资源影响因素研究，因此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和地区两个外部因素控制变量。行业因素控制变量(INDU)是根据证监会行业划分。将具体企业所属行业的当年收入值取自然对数记入相应企业记录中。地区因素控制变量(GDP)是采用该企业注册地所在地区2001-2007年间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均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企业国际化事件的内部资源影响因素包括资产规模、现金状况、企业年龄和国际经验值。企业资产规模(ASSET)采用各企业相应年份资产总额的对数值。企业现金状况(cASH)采用各企业相应年份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百万元)进行记录。企业年龄(AGE)按企业的创立年份至当期统计年份的时间间隔来计算。企业国际经验值(EXPE)采用各企业在2001-2007年间首次实施国际化行为年份与当期统计年份的时间间隔来计算，由于经验因素影响对事件发生有时滞性，因此企业当年所记录的经验值是企业上一年度国际化经验值的体现(本研究2001年为基期均取值为0)。表2对本研究中服务企业所有涉及的变量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

(二)实证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威布尔分布比例模型对服务企业数据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并分析其估计结果(见表3)。

对于服务企业的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在0.00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系数显示正常。从威布尔分布比例模型结果报告中，可以看出服务企业的年龄对企业国际化呈正向显著影响，即企业成立时间越长，其进行国际化活动概率越大。但从服务企业的资产和现金情况来看，企业资产规模和现金的大小并没有对服务企业国际化概率产生显著影响。企业的国际经验值系数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概率随企业已有的国际化经验的增长而显著增加。

1　资产和现金假设的检验。根据服务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没有支持假设1和假设2，资产规模和现金没有对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缺乏获得海外廉价原材料的动机，而且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往往更加关注软件设施，因此服务企业在国际化中对于资产规模和现金的需求并不明显。在对中国服务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中，资产规模和现金没有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文对服务企业的理论分析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现金资源在服务企业中虽然没有显著影响，却与企业国际化概率呈反向关系，这似乎意味着拥有现金越少的服务企业反而更具有国际化倾向，这与经典的资源基础理论有些矛盾。但是，如果从服务企业国际化的主要资源因素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了。前文已分析了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对于现金的需求并不强烈，对于中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而言，其海外出口或者直接投资更多地依靠企业的声誉、信息知识等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离岸软件外包业务，实施国际化的主要方式就是信息技术的出口。还有许多传统的酒店餐饮等服务企业国际化中的特许加盟等形式，主要是依靠企业的品牌和声誉资源。

2　经验假设的检验。实证报告结果支持了假设3　国际经验值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已有理论研究相符合，在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中，企业的经验资源的缺乏是重要障碍，因此服务企业非常重视国际化经验的积累，服务企业在经验增长后，对海外市场情况及成本收益的估计都具有更大的信心(Erramilli，2002)，这有助于服务企业进一步的国际化发展。因此，服务企业国际经验值越高，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的概率越高。

五、结论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特性，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来分析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我国363家服务企业在2001-2007年间的国际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结果发现企业内部传统的资产和现金资源在服务企业国际化中重要性下降。经验值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变得更加重要。

中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目前的发展尚存在许多问题。过去我国服务企业长期缺乏发展，使企业整体的国际经验严重不足，实施国际化的企业比重还很低。因此我国服务企业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经验值在国际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与国际接轨获取国际经验，把握形势，走出国门，在全球化经济中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在持续为顾客提供高质量服务过程中积累经验。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郑琴琴电子邮箱：qqzheng@fudan.edu.cn)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文章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并结合实际给出相应建议。迅速有效地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推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我国整体经济及相关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 服务贸易 影响 对策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分工专业化逐渐加深，服务业及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体系及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家，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服务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并非一番风顺，对我国而言，虽然服务贸易在整体上得到迅速发展，但长期处于逆差。除了自身服务产业发展不完善及贸易竞争力弱的原因外，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也是阻碍服务出口的原因之一。我国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的企业达31.4%，出口商品为40%，损失达359.2亿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影响将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而进一步显现。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及根源

1.中国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TBT）限制的客观原因。TBT措施制定和使用的便利性为其更广泛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为了顺应整体关税税率的降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把TBT作为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的重要手段是必然的。由于各国政府自身能够掌握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定主动权，世界贸易组织对它的限制也不够成熟，TBT的设定和实施并不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批准。所以，相较与实施程序复杂的反倾销等措施，TBT更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见效快的，从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手段，短期内就可以实现限制进口，最终达到保护国内市场和劣势产业的目的。借助于保护消费者之名，把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措施当作一种技术贸易壁垒，是各国政府或明或暗最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因此，也就成为了我国频繁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客观原因。

我国加入WTO时间较晚，出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我国直到2001年12月11日才最终成为WTO成员。此前的我国长期难以享受WTO有关协议对发展中成员方甚至一般成员方的待遇，被隔离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这对我国出口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不是WTO成员，我国不仅无法获得充分、稳定、确切的有关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同时也无法享受作为展中国家，《TBT协议》与《SPS协议》在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制定、实施以及技术协助等方面给予的优惠和差别待遇。最后，就贸易争端而言，我国面对出口中遭遇的歧视性技术性贸易壁垒，只能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磋商，无法有效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即使已经加入WTO，这些限制我国出口的重要问题也无法立即得以解决。

2.中国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主观原因。（1）我国服务出口产业的弱质性。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得以发展，但由于高新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相对于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标准的不断提高，我国出口产品依旧具有的弱质性，表现为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则占次要地位，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主导地位，同时，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且质量相对落后，特别是出口质量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一些展中国家也有差距。各国对质量水平的要求会随着技术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而提高。由于国际标准的提升与明确，我国产品出口将要面对的技术门槛也会提高。（2）我国国内较低的技术标准水平无法满足国际要求，导致我国产品在质量和技术得不到认可。我国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等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都较为落后并且不够健全。技术标准方面，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我国已发布国家标准20206项，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仅有8931项，采标率为44.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不是等同采纳。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各部门、以及各行业协会大都出于局部利益考虑，制定的规章、条例数量繁多，规定各却不相同，导致各种技术规则存在不协调的现象；在合格评定环节，我国尚未建立统一完善的认证体系，分割管理和多头认证存在于商品的生产、流通、使用、进出口各环节，使得国内产品和进出口商品实行双重质量许可和认证规则，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制度；一些认证机构自身并没有取得国外的认可和授权检验，存在“小、弱、差”问题。（3）对TBT问题的认识和管理不够。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又具有复杂性与隐蔽性等特性，使得我国很长时间内没有对它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在宏观管理层次上，政府有关职责部门缺乏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没有为企业建立起完善可靠的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信息的咨询机构，缺乏对国际通用标准和相应管理规定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TBT体系的相应了解，难以对相关产业的出口企业进行有效的宏观指导。从企业角度来看，TBT问题没有引起我国许多出口企业的足够的重视，许多出口企业对发达国家技术性管理规定和手段的了解有限，缺乏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性管理措施的了解，因此难以及时根据进口国的措施的调整，主动改善自身的产品技术标准。

3.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1）利于迫使企业加速技术创新。传统旅游业和服务业作为我国服务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依然属于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的传统产业，而在国际新兴的金融、保险、咨询、专利服务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领域，我国尚处于初步发展中，竞争力弱，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不足，但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项目是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所在，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欠缺增加了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可能性。所以企业要跨越服务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服务行业转化为竞争优势部门，就须要加速技术创新。（2）有利于推动服务领域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因为在服务贸易出口中不断的遭遇发达国家TBT措施，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情况，我国不得不相应提高服务业的技术规定、标准化意识，落实服务业标准化程序，而服务标准化有利于规范服务业行为和市场、增强服务企业自律、发展壮大。（3）绿色壁垒促进我国绿色服务贸易的发展。绿色壁垒会有利于我国环保法规的完善和实施，促进产业的环境效益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企业对环保投入的自觉性及环保意识。实现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绿色服务提供，扩大绿色市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消极影响。（1）增加市场准入障碍。我国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会因服务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提高，最终阻碍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是针对服务人员资格要求而设置的壁垒。具体来说，在商务服务、建筑工程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和社会服务等领域都能对人员资格进行限制。而有些人员资格（如学历和执业资格）的获取，会增加准入的时间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服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难度。（2）削弱服务贸易竞争力。在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后，服务企业如果希望跨越壁垒，则需要提高设备、引进专利、培训员工、花费高昂的费用获取国外机构的服务质量认证，而目前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时间较短，技术水平较低，这些必然会增加我国企业资本投入压力，降低企业的利润，从而进一步削弱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3）增加国际贸易摩擦。服务的可标准化引起的服务标准差异是导致服务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出现时，由于对标准设立的不一致，可能会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

而随着服务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由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将成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我国服务业面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

1.政府。（1）建设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性壁垒应对平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关于国际技术标准上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我国出口受限的重要原因。由于各国的技术法规与标准不仅条目繁多，又经常改动或修订，使得我国很多企业很难了解进口国技术壁垒的具体措施及规则变动，最终导致了出口受限。商务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认为“信息不灵，不知道对方规定已改变”是跨越技术壁垒的主要困难的企业，占到调查总样本的36%。因而，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在重点产业部门和地区建立健全技术壁垒信息预警服务体系，建立信息渠道，以方便企业有效获取相关信息、及时采取积极防御措施，从而实现有效跨越技术壁垒。目前，原外经贸部也于2003年初步建成了“全国净进出口宏观监测预警系统”的一期工程。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技术壁垒信息预警服务平台起步较晚，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相关的服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积极开展服务贸易谈判。积极参加WTO服务贸易谈判及双边谈判，谈判都是削减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最直接的手段，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削减也主要是通过服务贸易谈判达成的。GATS对促进服务贸易谈判，削减国的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服务领域TBT进一步削减主要是依靠不断的谈判实现的。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做出了相关承诺，相应地，也得到了他国开放市场的回报。谈判达成所需要的让步是相互的，在其发达国家要求我国更多地开放服务领域市场时，我国也完全有理由要求对方让出一部分市场。只有顺应趋势，积极参加WTO服务贸易的谈判，才能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3）重视双边与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由于贸易双方沟通和谅解的缺乏，造成了国际上许多技术壁垒问题。双边、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逐渐引起了主要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相互认可协议是通过双边协调解决技术壁垒摩擦最典型的范例，，本国厂商能够通过互认可协议，在生产所在地获得认证而免于支付高昂的离岸认证费，并能实现产品从产地直接运往最终销售地，这种一种产品一次认证的模式，有效削减了贸易障碍。因此，我国应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充分运用多种合作和协调机制，尽快在战略性领域与我国技术性贸易摩擦较多的国家建立双边技术磋商与调解机制，可以通过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规定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方面合作的方式，有效跨越技术壁垒，从而便利贸易。（4）通过提升环保产业的产业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绿化发展”。TBT中的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是我国政府必适应的一种形势，实施国民经济的“绿化战略”。首先，树立可科学发展观念，提高环保竞争力意识，使贸易出口能力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其次，应制定支持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优惠政策，以敦促环保产业作为发展出口产业结构的支撑点和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企业。（1）自身的技术水平需要提高。技术壁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之间技术差异，目前，我国出口产品遭遇技术壁垒的关键原因在于本国科技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主要贸易对象。对于企业而言，加强企业的技术投入、增强新产品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的质量是跨越技术壁垒的先决条件，企业应注重从国外引进技术后的消化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对传统产业的新兴技术改造。重视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真正实现技术创新的主体、开发投入的主体的角色转变，提升国内产品附加值，彻底打破技术壁垒的限制。（2）主动寻求政府的帮助，提升争端应对能力。单个企业在应对复杂的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存在一定的困难，服务贸易具有关系到国家的利益的特殊性，所以政府也应是应对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力量。企业要积极密切与政府的关系，主动和政府交流，面对一些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借由政府的力量来处理。我国服务业起步晚，在旅游、运输等传统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在新兴服务产业还比较薄弱，我国缺乏大型的服务企业集团及跨国公司。企业在应对服务贸易壁垒时，一方面应加强行业自身联合，另外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也是有效途径。（3）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合资并购等方式跨国经营，绕过技术壁垒。企业可采取跨国经营如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从而绕过复杂、繁琐的技术壁垒限制。在投资领域，通过在出口目的国采取合资、独资、收购、兼并等手段实现跨国经营，销售渠道上则可利用外商的技术、生产标准、品牌和营销渠道，顺利避开该国设置的TBT限制；同时，转移投资可以扩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由此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模仿效应终将有利于国内企业跨越TBT的技术经验积累，并能增加相关产业跨越技术壁垒的机会。

三、结束语

我国服务贸易虽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整体水平较低，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除了服务贸国际易竞争力弱，技术性贸易壁垒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因素。随着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将进一步受到技术性壁垒的影响。

面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技术性壁垒，政府和企业应该协力应对。由于服务贸易涉及行业领域广，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性壁垒的设置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单个企业的力量很难有效解决TBT问题，所以应对服务贸易壁垒由政府主导，以政府间谈判、协商来直接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技术性壁垒应对平台。我国遭受服务领域技术性壁垒从内因来讲是由于自身竞争力的不足，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性壁垒的问题，还需大力提高服务贸易出口争力，政府、企业都应为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 夏友富.TBT屏障——技术性贸易壁垒发展趋势及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2002（10）

[2] 杨慧力.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度化趋势与我国预警体系的建设.中国科技论坛，2009（8）

[3] 唐炎钊.我国应对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7）

[4] 禹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和对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51）（责编：贾伟）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缓慢，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总体发展水平偏低。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处于低水平发展状况。这就迫切需要对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进行战略选择。

一、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转变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改变服务贸易发展思路，在服务贸易发展中，要建立现代服务贸易体系。目前，应实现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三大战略转变：

（一）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服务贸易优势

努力实现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转变，把以普通型劳动力资源为主的传统服务贸易输出转变为以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资源为主的现代服务贸易输出。当前，中国已经具有发展技术知识型人力资源为主的现代服务贸易的基础和条件。

近十几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338万，已经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金融、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贸易，实现由以普通型劳动力资源为主的传统服务贸易向以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资源为主的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转变，扩大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积极开发新的现代服务贸易国际市场。

（二）把对外政府援助行为转变为对外服务贸易行为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很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必须把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贸易，作为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

长期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各种援助。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政府援助，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国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政府援助有三大不妥之处：一是不符合中国国情。近十几年，尽管综合经济实力逐年提升，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有限，尤其是西部地区和8亿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并不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政府援助，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力。二是不利于发展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是以经济合作和贸易交往为基础的，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政府援助是一种政府政治行为，不属于国家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影响了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发展，甚至制约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和贸易交往。三是不利于提高政府援助效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政府援助，其中大多数是无偿援助或低价帮助，由于有些受援国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援助来的容易，往往不珍惜援助国的援助行为，造成援助效率低下。

如果把对外援助行为转变为现代服务贸易活动，一是可以扩大中国现代服务贸易规模；二是可以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三是可以实现资源互补，互取所需；四是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服务贸易资源优势；五是可以减轻中国的经济负担。因此，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大趋势，适当减少对外政府援助行为，把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贸易作为对外合作的战略重点。

（三）把对外交流活动转变为现代服务贸易活动

文化贸易是现代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必须把文化贸易作为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对外文化活动仅仅停留在文化交流的层面，绝大多数属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性质，不具有主体性贸易地位。也就是说，这些现代文化交流活动仅仅是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附属物，处于配角地位，而不是中国现代服务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对外文化活动与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如何扩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额，是中国完善现代服务贸易结构和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任务。

从完善服务贸易结构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转变对外文化交流观念，确定文化服务贸易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对外现代文化服务贸易活动，提高企业在文化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实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产业化。

二、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中国应该把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领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服务贸易部门开放覆盖率为60%。这还不能满足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应该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目前，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三分之二仍然集中在制造业。因此，各级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大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从事现代服务贸易。

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和外资力量，加快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现代服务业外包的重要基地；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把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

对外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选择，要根据现代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空间、技术含量、市场价值来确定。我们认为，信息产业技术服务贸易拥有这些特点，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选择重点之一。

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随着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领头羊”，而且其技术含量高、价值也颇高。尤其是服务应用于各个经济部门和生活领域的“软件业”，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的服务贸易重点市场。因此，把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作为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不可避免的。

（三）积极拓展对外医疗卫生服务贸易

医疗卫生业是重要的现代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只重视援外医疗工作，而忽视了医疗服务贸易的发展，使中国丰富的医疗资源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医疗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

目前，中国医疗卫生专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约有20万人。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医疗资源，开拓国际医疗卫生产业市场，促进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业在对外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地位：一是转变观念，在重视援外医疗工作的同时，强化发展对外医疗服务贸易，把医疗服务贸易当作重要的现代服务贸易产业来对待；二是提高中医中药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尽快把中医中药服务业推向国际医疗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医疗市场；三是调整援外医疗政策，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领域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对外医疗援助规模；四是通过医疗服务的高质低价方式，抢占国际医疗市场，尤其是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贸易。

（四）把高等教育作为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新领域

在21世纪，高等教育产业化、国际化和服务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2006年5月，英国大学联合会公布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影响》的调查称，高等教育每年为英国创造450亿英镑的产值，其重要性已超过航空业和制药业，仅次于法律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这份报告说，英国高教产业拥有28万名全职教职人员，占全国整体劳工人数的1.2%，每年的出口收入达36亿英镑；在过去４年中，高教产业为英国经济创造的产值增加了100亿英镑。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具备走向产业化、国际化和服务化的基础和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专业结构和教育方式日益向国际现代高等教育靠拢，在很多专业领域已经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我们应该尽快把高等教育纳入现代服务产业体系，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把高等教育推向国际现代服务产业市场。目前，应该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适当简化高等院校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审批手续，扩大高等院校招收留学生的规模；二是加大高等院校的国际宣传力度，提高高等院校的国际知名度；三是针对国际社会的需求，增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四是通过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内外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大企业、大公司的合作，提高高等教育对国际社会的服务能力。通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中国现代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五）把体育文化贸易作为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

推动体育、文艺、影视等现代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把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文化贸易总额持续上升，至今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因此，通过体育、文艺、影视等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是中国完善服务业结构和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任务。

近十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体育、文艺、影视等文化产业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在体育、文艺、影视界有一批名人进入国际文化产业，并获得了良好的贸易收益。但是，在总体上，中国体育、文化产业贸易发展并不理想。2004年，北京市就向国外派出61批演出团队，658人次；引进团组83批，1190人次。表面上看，进出口批次相当，但中国演出团队出国演出收入一般平均每场不到3000美元，而国外同等团队来华演出，每场酬金多在三四万美元。因此，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价值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调整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体育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应该把体育文化贸易放在现代服务贸易战略总体中去考虑，适当强化体育、文艺等文化贸易在现代服务贸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们认为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变观念，把文化交流作为文化贸易来对待，突出国际市场经营操作行为；二是要建立体育、文艺界的明星培育体系和机制，为开拓国际文化产业市场奠定基础；三是要加大国际明星的市场宣传力度，提高文化产业在国际社会的贸易价值和市场效益；四是要放松体育文化贸易的政策管制，为现代文化产业国际化创造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济研究所）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CAFTA落地后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的现状，提出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国际新形势、新竞争，以及国内的新形势、新问题；通过对影响广西与东盟内外的因素进行分析，为今后广西与东盟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广西；东盟；贸易发展；内外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有着长期密切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往来。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双边的贸易发展步入了“黄金十年”。广西毗邻东盟各国，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因此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发展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 CAFTA升级版后广西与东盟贸易现状简析

随着CAFTA升级版的落地，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不断加速，升级版后，将在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关税、服务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及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放与合作，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快速增长，步入了“钻石十年”。2006年，广西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仅有18.3亿美元，占同期广西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3%，到2016年达到了290.1亿美元，占同期广西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7.9%，继续保持广西外贸第一大合作伙伴的地位。

2 影响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的外部因素

2.1 国际政治形势

只有国家和地区稳定发展，经济才能健康平稳发展，但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严峻复杂，新旧秩序更新换代，呈现纷繁复杂之势。大西洋西岸的欧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泛滥，大西洋东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新总统川普的“通俄门”事件让美俄关系阴云不定；石油地区中东乱局3.0时代会如何演变，多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试射导弹的朝鲜会给世界安全与和平带来怎么的威胁，加上全球变暖、极端气候和恐怖主义等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世界政治局势的乱象图，为世界经济的继续向前迈进增加许多变数。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能否健康稳定发展，亚太地区的稳定是关键。中国和东盟国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中国和东盟国家地区安全与稳定了，亚太地区经济才能稳步向前。目前，影响亚太地区稳定的因素集中在朝鲜半岛局势、中日关系走势、美国及其盟友间隙等方面。

2.2 国际经济形势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沉寂多年的全球经济在2017年迎来了“换挡提速”，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组织将全球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2.7%调升至2.9%。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压舱石”和“主引擎”，在2017年提供了1/3的增长贡献。在这种全球经济向好的大环境下，2017年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 893.9亿元，创历史新高。只是美国自川普执政，奉行“美国优先”的立场，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劲逆风，也为贸易发展增加了变数。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同时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反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让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加严峻；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也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的风险，一旦新兴经济因此而受到打击，会给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3 TPP组织的竞争

所谓TPP，全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发起，截至2016年，一共有12个成员，主要分布在北美和东南亚地区，经济比重约占全球经济的40%。

与CAFTA升级版所带来的贸易规则全面升级相比，TPP协定仍然在三大方面占据优势：一是全覆盖，该协定涵盖了关税（相互取消涉万种商品关税）、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领域；二是宽领域，该协议条款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FTA条款以外，还包括了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甚至反腐败等CAFTA所没有涉及的条款；三是高标准，在环保、劳工、原产地、政府采购等方面制定了很多高標准的条款，这些标准都显著超过了CAFTA升级版的水平。

TPP组织的成员国里，有东盟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加坡，还有与广西贸易联系最紧密，同时也是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越南。在全球经济的“蛋糕”不断做大的时候，中国—东盟自贸区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的竞争也许不明显，当经济出现停滞的时候，区域经济组织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这对广西与东盟的贸易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威胁。

2.4 东盟国家的竞争

根据数据统计，到2016年，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从1991年的近80亿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4 522亿美元，增长56倍，并有望在2020年突破1万亿美元。但是，从双边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结合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判断，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出口商品结构和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在全国而言，产业结构和布局相对落后的广西，更是在一些传统的资源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较大的竞争，借助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越南经济近几年来异军突起，诸如“富士康”这样的密集型产业大佬也都纷纷在越南设厂，产业结构的趋同还有出口竞争，也成为影响广西发展与东盟深化贸易发展的一大因素。

3 影响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的内部因素

3.1 国内的经济政策影响

2017年国内GDP实现了82.71万亿元，增长率为6.9%，且目前已经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高质量增长的阶段，2017年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30%以上。在这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改革大环境中，广西也在努力地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及质量提升，2017年实现GDP同比增长了7.3%，其中第三产业也成为增长的第一动力。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大中型企业也纷纷布局广西，希望以广西为通道，布局东盟市场，这些企业不仅为广西带来了充足的资本，同时也带来了高端的人才、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及技术。因此，广西迎来了与东盟国家发展贸易最好的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好时机，找准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窗口期内完成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将会在今后对东盟国家的贸易中取得较大的竞争优势。

因此，国内的经济政策将对广西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3.2 地缘优势

广西地处中国大陆的东、中、西3个地带的交汇点，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沿海、沿江、沿边，背靠国内广阔腹地，又面向东南亚市场，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同时也是沟通我国与东盟各国最便捷的国际大通道。

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广西与东盟陆海相连的优势愈加凸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与东盟衔接的重要门户。如今的广西，在政策沟通方面充分利用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和泛北部湾论坛等平台积极参与大湄公河区域合作，在道路联通方面则依托与东盟海陆相连的便利条件建设中国—东盟海上通道、中国—中南半岛陆路通道等国际大通道，在货物贸易方面则加快推进东兴、凭祥国家重点开放试验区和跨境经济园区。

广西作为与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3.3 产业结构升级

2016年，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5.3∶45.1∶39.6，与2015年相比，第一产业持平，第二产业下降了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0.7个百分点。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科技浪潮的推动下，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重组，昔日的夕阳產业不断转移到了相比中国更具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东盟国家，外部资本的大量涌入和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让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成为拉动东盟经济体步入良性轨道的最大动力，目前上述3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占到了东盟国家的65%，东盟也在2017年成立50周年之际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东盟国家的产业也在加速升级和重组。

面对东盟的步步紧逼，广西也是以针对东盟为突破口，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积极参与东盟的产业分工、产业服务和海洋经济合作开发、跨境园区经济合作，将原来的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不断增大高效率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力争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再造优势。

能否牢牢抓住广西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契合点，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将是影响广西能否长期保持对东盟贸易的相对优势的关键因素。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广西发展与东盟贸易，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际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的开展；在国内，则受到国家和地区政策、经济基础及地缘优势的影响，比如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广西带来巨额资本、先进技术等。互联网上曾经流行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综合把握各种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内外因素，扬长避短，借势借力，广西就很有可能成为风口上的“猪”，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跨越式的发展和提升。

4.2 建议

CAFTA升级版落地后，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入了“钻石十年”，各项更加便利的贸易措施规则，将成为推动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的一大助力。但是，要想在贸易发展上获得更大的动能，外部因素仅仅能起到影响作用，“打铁还需自身硬”，内部因素才会起到关键作用。

广西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譹？訛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利用好国家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优势，利用好广西作为国家与东盟“双向通道”的独特区位优势，利用好广西在矿产资源和农林产业等资源丰富的优势；？譺？訛加快产业的重组和升级，工业方面主打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工业产业布局，培育临港产业集群等，服务业方面则提质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合作、重点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推动集聚区融合互动发展；？譻？訛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亚投行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融资渠道，除将资金和项目重点投放到航空、铁路、水运、公路等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同时投放到能源、通信、互联网等现代领域，推动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

参 考 文 献

[1]张俊恒.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M].江西：江西人

民出版社，2009.

[2]郭宏宇，竺彩华.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4（8）：26-31.

[3]陈家福.经济转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与产业合作[J].东南亚纵横，2013（10）：23-25.

[4]陈连.TPP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4.

[5]李好，肖坚.“一带一路”视线下东盟经贸市场发展形势探究[J].东南亚纵横，2016（3）.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有助于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十三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湖北省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但对外文化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较低，发展速度仍落后于其他部分省市，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更新。本文采用 PEST 和 SWOT 模型，分析了湖北省外文化贸易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而建立了综合分析框架之战略矩阵，并提出了对于关键对策要点的分析。

对外文化贸易既能创造经济价值，又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如何对外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已成为当今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作为“一超多极”中的一极，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政府已将“全面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作为重要目标。而“一带一路”政策，更是提出了文化先行的概念和指导方针。

湖北是传统文化大省，文化底蕴深厚，对外文化贸易前景广阔。湖北省政府早在2014年就发布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该文件的总体要求中提出了应“立足湖北省情，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结构，创新对外文化贸易模式，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提升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湖北省的文化产业也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仅是从纵向角度进行对比的结果，从横向角度对比发现，其发展低于诸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还不足以成为支柱型产业。湖北省的对外文化贸易产业仍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一、对外文化贸易的内涵、外延和特征

对外文化贸易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际文化贸易定义为“文化商品的进出口行为”， 这些商品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类。根据2018年国家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商品可分为6大类文化核心领域及3大类文化相关领域。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和其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本文分析的湖北省对外贸易主要为核心文化产品的国际交换，暂不涉及其他文化相关领域的贸易。

文化产业具有环保、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数据显示，中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粗放型发展道路终将面临发展瓶颈，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二、湖北省对外文化贸易的PEST分析

（一）政治政策环境（P）

1.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法规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00年以前的政策支持较少，到2000年后的起步阶段、2006年起的快速推进阶段，最终国务院于2014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全面系统的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支持体系。

2. 湖北省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法規

自2014下半年起，湖北省对国家政策做出了积极响应，提出将重点发展研发、咨询、法律、物流、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会展业等服务贸易。省政府颁布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在“政策保障”这一点上提出了“四个支持”：分别是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用地支持和通关支持。

《湖北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到，要使“十二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到2015年，湖北文化整体实力力争领先中部，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二）宏观经济环境（E）

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文化产业产值于2017年已占到GDP的31%，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日本文化产业的盈利已超过汽车工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相对滞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47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

从横向比较来看，湖北省的对外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 GDP 总量占全国比重。其中，武汉市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区，但与其同级别的城市相比（如长沙），则优势并不明显。

（三）社会文化环境（S）

1. 文化全球化进程

虽然目前对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深层理解是：只有经济和科技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趋势。其他如文化、宗教等虽有相互影响和吸收，但不可能实现全球化。但无可置喙的是，文化贸易的国际市场已变得更加多元。除传统的五大市场——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外，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出口额达176.2亿美元，增长18.5%，与“金砖国家”进出口额43亿美元，增长48%。同时也特别提出需要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不能盲目趋同与西方文化，而应“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

2.国内文化产业分布

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六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区、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滇海文化创意产业区、川陕文化创意产业区及中部文化创意产业区。

（四）科学技术发展（T）

1.科技与互联网给对外文化贸易带来新机遇

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的遥远、文化的差异以及交流手段的缺乏，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十分不足。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则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人们可以低成本、高效地去了解世界上的不同文化。

“文化+科技”的有机结合主要指以数字化手段助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海外推广。例如目前的许多博物馆、旅游景点，已推出了通过AI技术让电脑前的游客拥有身临其境的体验，通过社交平台产生交互性的宣传效果，利用大数据等创新应用来辅助文化产品出口等。

“文化+互联网”也在方方面面进行着，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大批互联网企业对文化企业的并购。可以预见，让互联网技术助力中国文化出海，必将成为我省对外文化出口新的增长点。

2.文化创意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趋于优化

我国文化领域传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依靠我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文化产品影响力明显低于世界主流的美国好莱坞与百老汇、日本动漫游戏、韩剧、意大利时尚设计等。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创意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正趋于优化：动漫、游戏、影视媒介等核心内容的出口比例不断增大。

据《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该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出口收入已达82亿，我国游戏产业出口规模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中国网络小说则凭借着丰富的中国元素和新奇情节，在海外市场同样受到青睐，武侠世界、Gravity Tales、起点国际等以翻译中文网络小说为主业的网站在国外广受好评。

三、湖北省对外文化贸易的SWOT分析

（一）核心竞争优势（S）

1.湖北具有丰富的科教资源。

俗话说“惟楚有才”，湖北省自古有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传统。至2017年，湖北省共有高等学校129所，属于高等教育资源较为发达的省份。知识分子在鄂集中，他们对文化产业的认可度较高，能积极投入到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2.湖北有稳固的出版行业基础

早在1997年，全国重要的出版物集散地湖北出版文化城便正式运营。武汉市更是囊括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全国知名出版公司，拥有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湖北云天下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等国内最早由出版集团设立的专业数字出版公司。

3.湖北省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魅力

楚文化源远流长，自炎帝神农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湖北主要地方特色文化——荆楚文化，都在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统计，《三国演义》120回中，有70回的故事发生在湖北。以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为背景研发的日本游戏和日本动画《三国志》都深受多国观众喜爱。

除荆楚文化之外，湖北文化也因地理原因汇东西南北之长。例如清江流域的巴土文化、鄂西三峡文化、十堰太极文化等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资源。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西方文明过于专横，因此，对弱势文明的关照，从中发掘现代文明逐渐丧失的人类智慧，成为了新的关注点。

（二）自身发展劣势（W）

1.文化产业基础薄弱

湖北是文化大省，却非文化产业强省。虽有稳固的出版行业基础，但行业产业化发展较晚;虽发展迅猛，却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产业规模化程度较低、配套服务不到位等方面。难以将文化创意大面积、高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2.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像美国的迪士尼、华纳环球影城，日本的各大动漫IP，法国的高卢英雄这样深入人心的文化产业品牌。近年来，国内的部分省市也打造出了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文化品牌，例如广州奥飞动漫传播有限公司打造的《超级飞侠》，在线上视频、线下剧场、玩具、食品、服装等各个领域持续热卖。湖北省受制于品牌影响力，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显不足。

（三）发展形势机遇（O）

1.正逢国家大力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叠加机遇期。

在这样一个时期，发展文化产业顺应经济趋势，符合国家政策的新方向，更有可能得到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一带一路”政策也提倡辐射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日趋成熟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2.全球经济较为平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增加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达、产品丰富的现代经济社会，人们的消费已超过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低层次阶段，而更多地进入具有满足精神需求的高层次阶段。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研究院（UIS）的报告显示：2004—2013年间文化产品的贸易额翻了一番。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有着越来越高的消费能力和需求。

（四）面临压力挑战（T）

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华东地区几乎垄断了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出口。据商务部数据，2017年东部地区文化产品出口占比93.4%，文化服务出口占比95.9%。另外，首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也建在上海。

而从重点企业来看，入围2017-2018年度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共295家，其中东部地区的北京37家，上海25家，江苏24家，浙江（不含宁波）19家遥遥领先。即使与中部某些地区相比，湖北仅3家企业榜上有名，也远远落后于四川15家、安徽15家、湖南10家，区域竞争极为激烈。

四、发展对策与建议

将PEST和SWOT模型结合分析，有助于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相结合，制定发展策略。

（一）PEST和SWOT分析框架之综合战略矩阵

（二）关键对策要点

1.构建有湖北特色的国际文化传播战略体系

在服从国家外交原则和对外文化战略体系的前提下，要深耕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提炼湖北省的传统文化符号，发挥民族特色优势，建立具有湖北特色的国际文化传播战略体系。以产业基础和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发挥本省的人才储备优势，构建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方针。

2.体制机制创新，争取政策支持

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政府机关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做好服务与管理有机结合，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给一部分优秀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契机，推进优秀研究项目，争取使更多的企业能进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获得国家更大力度的支持。

3.提高文化贸易产业化程度

强化武汉市作为全省文化中心的辐射功能，在周边城市建设相应配套设施。在保证产品自身过硬的情况下，也要积极地寻找可以跨越文化距离、增进文化亲近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主题，增强品牌营销能力。围绕对外文化贸易产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译制服务、推广包装、金融服务等，构建文化与金融“对接”的平台。

4.采用合作策略，抵御强势竞争对手

与中部地区同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区域特色，但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省份寻求合作契机，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共享技术、服务、人才等资源，以形成区域效应，使整個中部区域的对外文化贸易迈向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共促文化交流。

5.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对话

采取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借助语言推广、文化产品和贸易、展览会、体育赛事、旅游节等官方形式，另一方面，鼓励媒体、学术机构、企业、民间团体、留学生等非官方力量“走出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优秀湖北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宣传做出贡献。

6.以前沿的形式提高海外传播效率

5G时代的到来将对传统的文化消费形式形成了巨大冲击。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已成大势所趋。以“用户”为中心进行分析，例如用户通勤的运动轨迹、对不同类型产品和服务的偏好、社交关系等等。建立“移动互联网思维（包含碎片化思维、粉丝思维、焦点思维等）”，突破传统，尝试提供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作者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