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醉驾\"入刑两年以来，一方面在惩治酒驾、维护交通秩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令一方面，也显现出刑法危险驾驶罪与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存在的冲突，法律规范有待完善。而台湾地区规范酒驾的经验较为丰富，值得借鉴。

关键词：酒驾 台湾地区法律规范 比较

一、 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范

相对于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加之岛内地势较为崎岖，因此民众多以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其机动车普及较早。与大陆相同的是，宴席无酒不欢、拼酒等习俗也在岛内盛行，\"台中酒驾害死加班男案\"、 \"消防员遭遇酒驾追撞截肢案\"、\"叶少爷案\"等酒驾案件也受到岛内外的关注。据 \"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道路交通事故酒后驾车肇事在24小时内死亡的人数为576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2.39%，2008年1月至10月份因酒后驾车失控肇事死亡人数为419人，占总数的22.93%，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台平均每20小时就有1人死于酒驾，且近三年来交通事故肇事排在第一位的均为酒后驾车。[1]

为了规制酒后驾车行为，台湾地区于1986年公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时已将\"酒醉\"列为该条例第37条之处罚对象，汽车所有人若明知汽车驾驶人有醉酒、患病、精神疲劳、意识模糊等情况而不予禁止驾驶者，也将处以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后1975年及1986年等两次修正，为提高其警示程度，将罚则提高至第35条。1997年又明文规定拒绝接受检测者的处罚规定，并且将\"酒醉\"二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过量\"。1999年，台湾首次将酒后驾车\"入刑\"，仿造德国刑法第三一六条之规定，于刑法第十一章公共危险罪增订第185条之3，规定：\"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者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三万元以下罚金。\"[19]酒后驾车行为由单纯的行政不法提升到刑事不法。2001年再度提高其罚款金额至新台币15000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以上60000元（约合人民币12000元）以下，并将\"酒精浓度过量\"等文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且增加对于驾驶执照扣掉期间之再罚的规定。2002年再将\"禁止其驾驶\"等修正为\"移置保管其车辆\"。2007年修正该条，将刑度提高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十五万以下罚金。\"显示岛内面对交通安全相关议题重视的态度。2011年，台湾省新北市一名消防员赖文莉遭遇酒驾追撞截肢，引起台湾民众对于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之强烈关注，同年11月30日台湾当地政府旋即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提供法定刑度，并增订加重结果犯之处罚规定：\"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二十万以下罚金。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0]但酒驾情况并没有在\"重刑\"之下有所好转，2012年4月25日，台湾富豪之子叶冠亨（人称\"叶少爷\"）酒驾害死3条人命，引发社会公愤，高雄地院宣判，由于叶酒驾失控撞上安全岛，致同车乘客陈冈逸死亡，还波及晨运妇人李幸蓉身首异处，更间接害李妇丈夫悲愤猝死，2人8岁幼女成孤女，严重罔顾公众交通往来安全，重判他6年，创下岛内酒驾致死案件判刑最重案例。[2]有些\"民选代表\"、\"议员\"甚至鼓动\"立法院\"将一般醉酒的刑度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亦有学者任务修法提高法定刑作为解决不能安全驾驶行为之手段，无异于缘木求鱼，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 台湾地区关于酒驾的法律规范与大陆相关规范之比较

综上内容可知，较之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刑罚规制酒驾的时间较长，且相关规定经历过多次的修订和调整，醉驾入刑后的司法制度较为完善，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与我国2011年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内容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范相比较，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一）犯罪构成较为严谨和封闭，规制范围更加广泛。台湾地区规制酒驾的罪名简称为\"不安全驾车罪\"，其犯罪构成有三：第一，服用酒类、毒品、麻醉药剂或类似物品。此三种物品皆是足以影响人类意识状态之外的刺激物品。与刑法第一三三之一的仅仅限定醉酒状态相比，更加广泛。第二，不能安全驾驶，即当事人因服用前述物质导致无法正常、安全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台湾学术界虽然对于此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争论不休，司法实务上则明示采用抽象危险犯，即酒精含量，呼气检测超过0.55毫克，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1毫克没公升即达到\"不安全驾驶\"的程度，但又辅以酒精含量，呼气达到0.25毫克以上而为达到0.55毫克，若辅以其他客观事实，得认证已达到\"不安全驾驶\"。在。三、驾驶交通动力工具。此处的动力工具指凭借非人工动力而推进的机械工具所产生行进动力的交通工具，包括机车、汽车卡车、电车、船舶、航空器等在内。相比之下，刑法一三三条的\"驾驶机动车\"的表述就过于简单。

满足了以上三点仍不能达到犯罪成立的标准。在台湾地区犯罪成立需要经过\"三阶段审查\"即第一层构成条件成熟，第二层行为具有违反性，有侵害他人、社会的法益的事实或可能性、应然性。第三层为有责性，即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所在。而内地在\"醉酒入刑\"之处就面临着醉酒是否要一律入刑的争议，就在于虽然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也强调犯罪行为必修以侵害或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却缺少对于酒驾这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以及\"危险\"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威胁或侵害程度的界定与厘清，最终导致实务上的判断规则偏离\"罪行法定\"的原则，仅仅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唯一标准，导致发生在停车场附近挪动车位被举报酒驾，最终被判处刑罚的案例。而台湾地区对于此模拟较有争议的犯罪类型多是加以具体案例以及\"大法官\"的评析，把抽象的犯罪具体化，判断标准不仅有酒测结果，还包括客观具体的辅助证据，使得\"罪当其罚，罪罚相当。\"

（二）刑事处罚较重，行政处罚严格。从前面对于台湾地区对于\"酒驾\"的立法历程可以看出，岛内对于\"酒驾\"的规制经历了\"由轻到重\"、由\"简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首先，\"由轻到重\"是指酒驾最初由行政罚升级至刑事罚，财产处罚由1986年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旧台币）以下罚款\"，升至2011年的\"科处或并科处二十万以下罚金（新台币）\"。自由刑由\"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升至\"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而内地\"醉酒\"处罚的最高限不过拘役六个月，但相同的是台湾地区每一次修法的进程都是由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推动，如\"叶少爷案件\"、\"女消防员案件\"等。但一些学者却认为刑罚的力度要与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一味依靠刑度的提高治理酒驾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导致刑罚体系的混乱，如果不安全驾驶罪的刑罚提高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将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罚限度，而导致一些肇事司机为了减轻其犯罪的负担选择酒驾后肇事逃逸，而给道路交通秩序出现严重的混乱，也较重了交警职务的危险性。其次，由\"简单到逐步完善\"，则是指规范酒驾的法律规范的层级不断增多，每个层级规范的内容不断细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整个过程的规范更加到位。自1986年酒驾被归于行政罚处罚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增加了对肇事车辆所有人、拒绝接受酒测者、负载未满十二岁的肇事人员等的处罚规定，对肇事车辆的处理也改为保管制，收取保管费用，如保管期限到期后所有人在三个月内没有取回车辆，则保管机关将其依法拍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人员也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制。目前台湾尚无德国、日本地区的取缔酒后驾车程序法简称\"取缔程序法\"（即 处理酒驾案件的行政程序法），而是依据《行政执行法》，其执法程序包括拦停、询问、领交付证件、酒测、检查甚至同行、留置等。

而大陆方面，醉驾行为从一种违反行政法行为上升到犯罪行为，因其独有的特点而使得办案人员在适用在侦办醉驾案件时，由于其独有的特性，使得办案人员醉驾入刑也产生了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1、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鉴定规则》规定，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抽血行为后，由于其所属交警部门受制于技术能力与法定资质的影响而无法进行鉴定时，必须通过办案人员呈请--领导批准的方式进行委托，并制作《鉴定委托书》。由于涉及热机、取样、混匀、离心等一系列检测步骤，一例血液酒精检测需耗费10 ～ 50 分钟不等，加上检材报送路途上的时间，严格的委托鉴定程序如果是外部委托，还要考虑到被委托的鉴定机构可能由于承担其他业务较多，而不能及时出具检测报告而造成的延迟，致使从抽血到检测报告之间往往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间隔，甚至超过12小时。在这段时间中，办案人员要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办案机关进行讯问，以便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与犯罪实施过程，并采取下一步行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不得超过12小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处于醉酒状态，对其讯问难以开展，甚至会出现12 小时仍未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情形，此时如果检测报告还未作出，公安机关就缺乏将犯罪嫌疑人继续拘留的法律依据。如果释放，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则给案件继续侦办带来巨大困难。[3]

2、对醉酒驾驶行为设定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在所有的刑法罪名中只此一例，而逮捕必须是针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对醉驾案件不能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而在实践中，由于拘留的期限只有七天，拘留七天的期限届满，司法机关就没有了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4]但是，在这七天内走完从侦查、起诉到法院判决的全部诉讼程序，未免仓促。在此情况下，只能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但是，问题随之产生，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以及拒不在监视居住期间履行法定义务，办案机关又将如何实施？逻辑上，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则无法适用取保候审，但又无拘留和逮捕的适用为后盾，只能适用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间对犯罪嫌疑人24 小时的全方位监督在技术上不具备可行性，如果犯罪嫌疑人出于对任何强制措施的抵触情绪在监视居住期间拒不履行义务，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义务的--予以逮捕，在此情况下，不能适用逮捕的醉驾，使得醉驾入刑与刑事诉讼法再次产生冲突。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台湾地区对于\"酒驾\"采取的是全面与综合的治理方式，不仅规制肇事人员，还提高了汽车所有人、未满十二岁儿童监护人的注意义务，有效的避免了肇事人员不配合检测和其他环节纠纷的产生。而内地入刑不到2年，对酒驾的处理还处于比较\"粗糙\"和简单的阶段，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治理酒驾案件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如醉酒入刑后与刑诉法有冲突，缺乏继续拘留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因此，笔者认为醉酒入刑只是一个开端，治理酒驾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有效配合，才能做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杜慧锦.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事务分析[J].司法周刊，第1612期。

[2] 台海网.\"叶少爷\"酒驾案一审判6年，判刑定谳学校将开除学籍

[EO/LB]http：//news.sina.com.cn/c/2012-11-10/104925550883.shtml.2012.6.7

[3]、[4]张震.醉酒驾驶案件侦办的法律困境[J].青年记者，2011

作者简介： 郑雨晨（199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与英语专业。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民族地区的中学英语教学因学生基础薄弱、师资力量不强、教学理念方法落后以及对英语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造成了教学质量普遍不高的困境，为此我们有必要从重视教师专业成长、激发学生信心兴趣、教学方法的改善、良好师生关系的培养及英语语言环境的创设等方面进行努力，多层面多途径地提升中学英语教学水平，提升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中学英语教学;民族地区;思考分析

中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是不言而喻的，能够较为熟练的掌握和应用英语有助于学生今后有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的价值。但可惜的是当前民族地区的中学英语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民族地区中学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一）学生基础薄弱

以笔者所在地区及学校情况而言，当前大多学生真正接触到英语的学习基本是进入七年级之后，尽管个别小学在三年级之后也不同程度的开设了英语课程，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尤其令人忧心地是之前在农村学校就读的大多孩子和部分英语学习不理想学生的状况，很多学生连基本的英语音标和常用的口语交流与表达用语都没有掌握，部分学生的英语纯粹是哑巴英语，朗读及英语作文方面的表现更是不尽人意。

（二）师资力量不强

受制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民族地区各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尤其是英语方面的专业老师更是欠缺，其他学科教师担任英语任教老师的现象较多。即使近些年相关部门通过特岗、农硕等国家或教育部项目引进了部分外地人才，但囿于各种因素对上述人才的安排及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三）教学理念及方法落后

民族地区很多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本地口音明显等影响着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如很多教师过多的注重单词的机械式记忆忽视了思维导图、多元记忆、音节拼读法、语境记忆等理论或方法在英语单词记忆中的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侧重于教师的一味讲授，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等。

（四）对英语重视程度不够

相较于语文及数学等学科，民族地区的家长、学生及社会层面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目的性，也造成了学习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困惑，直接影响着英语教学水平。

当然，除了上述方面之外，民族地区中学英语教学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如英语教学设备不够、教学设施欠缺，阅读资料匮乏等问题。为此，作为中学教师，我们有必要从如下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思考及实践。

二、提升民族地区中学英语教学的建议

（一）注重专业成长，提升业务素质

英语教师应通过多种渠道从多个层面进行努力，注重自我的专业成长，提升教学业务水平。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积累经验、多与同行交流、反思性教学，积极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业务培训，借助网络渠道积极借鉴学习发达地区和优秀教师的教学案例或教学方法等。尤其在网络时代，教师还应注重培养自己的信息素养，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自我，拓展教学的时空更好地成就自我。

（二）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激发学习兴趣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由于基础薄弱方法单一，很多学生对英语学习都缺乏兴趣，学习目的不明确，没有学习的自覺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可在日常教学中多给予学生言行方面的鼓励，教学中经常使用诸如“OK！Verygood！（非常好）”“Excellent！（好极了）”“Don‘tbenervous！（别紧张）”“Tryitagain.（再试一次）”等激励性的话语，让学生能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感觉到自己的不断进步，逐步消除学习英语的畏难心理。另外也可以通过开展讲故事、做游戏、英语竞赛等活动丰富课外教学，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英语学习中，激发学习兴趣。

（三）更新教学理念，改善教学方法，授人以渔

英语教师应该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学中尝试采用互动式、分层式等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和内容，并积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服务英语教学，在提升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英语思维，给学生针对性的给予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地走向“要学”、“会学”。

（四）注重培养和谐的师生关系

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一个关键。爱是教育的前提，一般而言，学生只有佩服、喜欢、信任英语任课教师，才会喜欢聆听该门学科。为此，英语教师应注意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自己的亲近感，尽可能创造一个师生相融愉悦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逐步地能够对英语学习走向愿意学、自觉学、乐于学。

（五）注重创设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

作为一门语言，英语学习过程中，必须注重语言环境的创设，一是教室内的英语墙报、标语、英语角等硬环境;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在课堂内外的英语会话交流;再如各种英语角色扮演、英语小品演出等，即最大限度的创设各种实用英语环境，尤其是把握住课堂教学中的英语使用，教师应尽可能地在教学中使用纯英文方式进行授课，逐步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力以及英语试听能力。

总之，英语教师应尽自己所能积极地进行探索，逐步探索出适合学生实际及个人特色的英语教学模式，提高英语教学质量，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郑功臣，刘慧芹.中小学英语教学的现实困惑与优化途径[J].中国教师，2016（S1）：160

[2]田小卫.浅谈新课改下高中英语教学方法的创新[J].考试周刊，2018（10）.

[3]杨芳.试论多媒体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中学生英语，2018（12）.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电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加大。农村地区的用电问题成了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用电管理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从农村地区用电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农村地区 用电管理 问题 对策

一、农村地区用电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农村地区用电管理体制还很不健全，甚至是有名无实，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没有人管，只是形成了一个空的架子，严重的缺少落实与有效的监督管理。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用电管理大部分都是采用的是县、乡、村这三级的管理体制，乡级的供电站表面上是县级供电部门的派出机构，但是在形式上又是乡镇政府管电的只能部门，主要责任是对于本站范围内的工农业的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的各项管理工作，负责的主要工作包括用电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和抄表以及收费等。乡镇建立的管电领导小组通常受县局和乡镇政府部分的双重管理。但是在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机构就如同形同虚设。

农村地区用电管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高低压电网健康水平较低，直接导致用电设备的事故率较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种是农村地区用电管理的资金较为紧张，这样的问题一直制约着农村地区电网改造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致使电网老化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电网改造很难实现。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在农村地区，农村干部的换届较为频繁和普遍，致使大部分的干部都只考虑发展当前的经济，而不考虑长远的利益和对于基础设施的改造工作，导致用电设备的严重老化，断线和跳闸等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的日常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农村地区的电工素质普遍较低，电工队伍还不够稳定是农村地区用电管理存在的另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农村电工作为农村电力行业中最基础的成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稳定对于农村地区的用电管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村地区的电工的素质还普遍较低，队伍还相对不稳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农村地区的电工存在着老龄化的问题，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导致接受能力也普遍较差。有些电工是随着村级干部的换届而产生的，在用电的管理方面上大部分都是村里干部说了算，形成了干部管电，他人无权过问的现象。同时，农村地区的电工的工资是很低的，甚至不能够有保障，这就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电工宁愿选择其他行业也不愿意从事电工工作。

农村地区的电价过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个别电工在工作中存在着送人情的情况，致使普通农户的电价过高。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的用电设备的管理工作不善，大马拉小车的现象和严重，电工就会把罚款分摊到农户手里，导致了电价的提高。而且低压线路的质量越来越差，高耗能的设备也得不到及时的改造升级，对于电能的损耗较大，加大了电量的损失，也导致了农户的用电费用较高的现象。

二、农村地区用电管理的措施

首先要完善农村地区的用电管理体制，改变乡级用电管理组织的结构和成分，用专人来分管电力，将责与权进行明确，将本人的工资与待遇等各方面与用电管理工作相挂钩，并以此来作为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同时还要依法制电，将农村地区的用电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健全，改变单单依靠供电部门来管电的不正常的现象，由县、乡两级电力部门共同监察组织，把公安和法院等部门也纳入管理中来。县政府和县级的供电管理部门要与乡政府部门签订用电管理的合同，将电力事业的发展纳入政绩考核中。

为解决农村地区高低压电网的健康水平偏低，设备的事故率较高的问题，要加大农村电网的改造与升级，以“谁用电、谁拿钱、谁受益”的办电原则，力争多方筹措农电改造资金。乡级供电站也要大力的兴办第三产业等来缓解农村电力方面资金较为紧张的矛盾。各级领导部门也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贫困地区的用电问题纳入到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来。

农村地区的电工的素质的提高和受到良好的待遇将是解决电工工作稳定性的良策。首先要对农村电工加强安全教育工作，认真学习安全法规。要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居民的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做到家喻户晓。在网改的过程中要按技术规程的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来进行施工，特别是变压器的高度，导线对地距离都要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安全无事故。同时要提高农村地区电工的工作效益，减轻农村电工的劳动强度，适当提高电工工资、劳保福利待遇；要为农村电工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养老保险，以解决其后顾之忧。而且还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电工的培训教育力度，以此来提高业务素质。要定期不定期地对农村电工进行思想政治、安全法规和业务技术方面的培训工作，要让农村电工认识到为农民、为农村、为农村经济服务是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并且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把考核、考试成绩记入档案作为其评优、评先进和聘用、解聘的重要依据。

为了有效的解决农村地区电价过高的问题，各级电力主管部门要相关人员要切实的履行阿訇职责，对电价进行有效的核算，统一标准，严禁各种不合理的收费现象，对于农村电网的改造方面的维护费用要加强管理与监督的力度，做到专款专用。同时要加强农村地区电工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对于任何有违反规定的人员要立即撤换。对于电价的执行情况要进行公布，让群众来监督。而且对于高耗能的变压器要进行合理的更换，以减少因设备而造成的电量的损失的情况。对于农村地区在生产生活中的用电管理要集中的计量并定期的检验，实行统一的抄表并及时的通知到用户。

三、总结

综上所述，电业的发展对于农村地区的日常生产活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电力和政府部门要将解决农村地区的用电问题纳入到工作中去，对农村的电网进行合理及时的改造与升级，加强对电工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工作，适当提高电工的工资水平与待遇。同时要对农村的电价问题进行合理的解决，做到公开公正，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做到这些，农村的电力事业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解朝晖，付文曲.实施“三新”农电发展战略[J].农村电工，2007，12；5-6

[2]刘华腾，经济欠发达地区农电工思想现状及对策浅析.[J]农村电工2004.7：8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农民在中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其培育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目前，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存在不少困境，本文将针对农村地区的现实因素，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规律，分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第351页.]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凝心聚气团结力量，巩固思想;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铸就民族之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占幅不小，农村作为社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占了全国人口的41.48%，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始终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对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指的是普遍人民群众能够接受、认可，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它为价值追求、行为准则。“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第169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其培育效果对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起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它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素质与道德水平，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单连春，单俊宇.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维度——评黄明理教授《角度·视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讲》[J].经济问题，2019（11）.]。扶贫先扶志，正确的思想意识是农民创新农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高素质农民。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树立农民正确的思想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除落后、封建的陈旧思想，树立科学思想，解除思想障碍，调动农民的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农民也能够积极主动投身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实现大众化建设，能够加强农民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整体提高农民素质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网]在农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实现大众化，被农民理解、认同、接受，能够促进农民克服不良思想，转化思想观念，提高精神境界。避免偏远地区的农民，因信息传播不流畅，文化素质不够，而受不良思想侵蚀，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为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构建农村和谐社会，需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引导农民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

二、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的制约因素与困境

农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特殊对象，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农民的特殊性在于文化程度较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对于农民来说相对较抽象。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地区实现大众化建设仍存在较多困难。

（一）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众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首先，农村经济落后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传播需要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想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党和政府需设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自然会认可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经济落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培育与践行，制约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其次，农村地区宣传教育机制不健全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根据调查显示，近年以来，普遍农村很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农民文化生活体验较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满足不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农民文化生活内容有待丰富。因此，农村宣传教育载体的缺失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农村的有效传播。此外，师资和经费不足已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乡镇农村文化事业单位经费不足，难以组织开展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单一，甚至是单向传播，忽视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没有针对性地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最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力量不强，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有效传播。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力量，基层宣传班子理论水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实现大众化建设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存在的困境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宣传教育存在的困境之一是传播的形式过于形式主义，偏向理论灌输，仅凭说教，忽略农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和需求。在经济、政治、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更需要基层组织宣传人员开展更大众化、更深入人心、通俗易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式主义还表现在，基层组织宣传教育脱离群众。农村地区的基层领导干部承担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主要责任，若脱离群众，没有和农村群众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建设是不利的。其次，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存在单向传播现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能设法调动农民的参与意识，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内容兴趣不大，尽管农民群众的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方向是一致的。最后，不良网络文化产生消极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信息革命，改变了人们间信息、资讯、知识等的传播方式”[ 张世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兰州大学，2019.]。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斷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网络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民群众的生活也日益离不开网络。相应会出现新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复杂化，一些网络平台为吸取流量传播虚假信息，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都得不到保证，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些农民缺乏辨别能力，容易被网络不良信息所误导。

三、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路径思考

（一）扩大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

文化建设作为新时代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任务，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上应扩大资金投入，通过政策引导，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办丰富的文化活动，发挥党的统筹作用，统筹协调各社会组织，通过多個渠道、多种方式，促进农村与市场的接轨，解决农村地区经济收入问题。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确保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骨干队伍引导

农村地区干部队伍的来源乡土人才和引进人才，二者对农村地区的建设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乡土人才更偏向了解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引进人才相比乡土人才理论文化水平较高，更能把握国家发展大势，对国家相关政策理解更为透彻，因此，农村地区基层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离不开这两种人才，一方面，加大乡土文化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政府须适时鼓励，引导优秀大学生及社会人才入乡，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培养专门的宣传队伍人才，重视相关基础理论、国家政策的学习，提高理论文化水平。

（三）完善农村地区宣传教育机制、丰富宣传方式

农村地区宣传教育机制不健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不管在何时，农民都是不容忽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力量。根据农村现实情况和农民群众的特点，创新丰富宣传教育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地区有效推广、落地生根。完善宣传教育机制，加强与农村农民群众的沟通联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农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价值需求，有针对性地切入，向农民群众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大众化建设就是要把它的抽象内涵通俗化，日常化，能够被广大农民群众乐于接受。在宣传手段上也要丰富多彩，通过文艺活动的形式，例如文艺演出等，也可通过展览、粘贴文化宣传栏、漫画的形式传播，可以通过广播向农民群众日常宣传传播，开展主题讲座，近距离与农民群众沟通交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宣传内容需简短易懂，结合日常语言和农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便于不同文化程度的广大农民群众理解和践行。

（四）发挥大众传媒宣传平台舆论引导作用

当前社会，人们与网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农民群众的生活离不开电子设备，娱乐方式也与网络息息相关，逐渐对网络形成依赖。网络是把双刃剑，应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引导作用，通过网络向广大农民群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党和政府应时刻关注网络舆论，注意各平台网络输出的内容，确保向农民群众传播正能量。总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透在网络信息中，通过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引导农民群众认可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文修叶（1993—） ，女，仫佬族，贵州麻江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马永红（1996—），女，回族，甘肃临夏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民族地区道德建设。

吴巍巍（1993—），男，汉族，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民族地区道德建设。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  名称：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宣传教育创新研究——以贵州省麻江县宣威镇为例  项目编号：YCX21066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为媒介的口头表达及语言文字方言艺术为纽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戏曲语言表达、语言文字习俗等。依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地域方言与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关系，应将其单独归为一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等特点，重视其保护与利用，对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现状，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应设立合理可行的评选标准，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对其作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同时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树立传承人的典型形象，与现代科技结合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广开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

［关键词］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护；地域方言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代发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８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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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侯俊豫.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精彩开幕［N］.周口日报,2012-02-25(1).

［11］郑州日报.9频道《咱嘞河南话》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EB/OL］.(2012-04-07)［2012-05-04］.http://www.hntv.ha.cn/hntv/78823988595261440/20120427/58695.html.

［12］陈茁.79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我省非遗保护［N］.河南日报,2010-11-06（2）.

台湾地区德育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区域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的评价涉及到多个指标，评价方法的选择对评价结果起重要作用。该文基于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基本理论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利润率、成本作为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以我国31个省级区域(不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检验了3种评价方法：SAW法、WP法、TOPSIS法的有效性．分析了评价结果对指标权重的敏感性。最后，对我国31个省份的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与分类。

[关键词]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评价；SAW法；WP法；TOPSIS法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国际旅行社作为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拉动和满足旅游目的地国际旅游市场的需求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对我国各区域国际旅行社的竞争力加以分析，既可以反映各区域国际旅行社业的发展状况，以准确了解、把握区域内国际旅行社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又可构成从整体上对区域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各省级区域不仅人口、土地规模巨大，而且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旅游产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趋势下，各省级区域都有一个如何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和机会的问题。以我国各省份为对象进行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现有理论成果，在实践上也为我国各区域及时发现国际旅行社发展中的不足，提高国际旅行社竞争力提供参考。

二、评价指标的选择

区域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属于产业国际竞争力范畴。迈克尔·波特教授是第一位从产业层面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学者。他认为，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取决于6个方面的因素，即：生产要素的状况，需求状况，相关及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的经营战略、结构与竞争方式，机遇，政府行为。金碚认为，竞争力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由竞争潜力到竞争实力再到竞争结果的转化过程。围绕这些理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次展开了对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的研究。裴长洪，王镭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总结为两类：(1)显示性指标，说明国际竞争力的结果。包括市场占有率、利润率和价值增加指标或增值率等指标；(2)分析性指标，用来解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因，又分为直接影响因素指标和间接影响因素指标。直接影响因素指标有3大类：一是与生产率有关的各项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成本、价格、企业规模等；二是与市场营销有关的各项指标，如品牌商标、广告费用、分销渠道等；三是与企业的组织管理有关的各项指标，如售后服务网点和全球质量保证体系等。间接影响因素指标多从竞争环境和创新方面构造。国外学者多从竞争结果方面构造评价指标，当前使用最多的指标有贸易专业化系数指标(Trade 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简称TSC指标)、出口绩效相对系数(Index of Relative Expo~Performance)、固定市场份额模型(The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简称CMS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标)等。我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从竞争实力、竞争能力、竞争潜力、竞争压力、竞争动力、竞争活力6个方面构造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朱春奎从生产、市场、技术和资本4个方面选择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赵彦云等在研究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时，选择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制造业出口额、制造业高技术产品的含量3个指标作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陈卫平、赵彦云从规模、效益、基础、结构、现代化、成长、特色方面构造了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张有恒(Yu．Hem C)在研究台湾航空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时认为服务质量是评价航空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而把服务质量作为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并从成本、生产率、服务质量、价格、管理5个方面构造航空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从人们选择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可以看出，虽然指标的分类方法及个别指标的选择有些不同，同时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又随着产业的不同有所不同，但一般从生产、市场、管理、成本等方面来选择评价指标。国际旅行社业是一个需求导向型的服务性行业，而且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其国际竞争力评价既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又不同于一般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基于上面的分析，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生产、市场、管理、成本4个方面选择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生产成本作为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表1)。

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企业在市场中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是体现国际旅行社在生产方面竞争能力的核心指标，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通常采用的核心指标之一。市场占有率显示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势力范围，综合反映企业利用其资源的效率与效果。与接待业务相比，外联业务显示了国际旅行社的主动性和国际竞争力。考虑到旅游产业的地域性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本文使用外联人数比率，即外联人数与区域入境旅游人数的比率表示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的高低除了反映区域对市场的占有之外，还反映了整个产业的管理水平，体现了该产业的综合管理能力。成本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国际竞争力的高低。樊纲甚至认为竞争力的竞争就是成本的竞争，竞争的实质即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成本越高，国际竞争力越低。对于国际旅行社来说，由于其业务的复杂性，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难以计量，本文用接待单位游客所占用的固定资产作为生产成本高低的测量指标。

三、评价方法分析

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涉及到多个指标，综合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归属于多属性决策问题，评价过程涉及到下面问题：

(一)权重的确定

指标的权重代表了每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其大小影响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最终评价结果。如何确定每一指标的权重是人们在评价方法选择中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多属性决策中权重的确定常用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层次分析法(AHP)，一种是直接用相等的权重。等权重方法对每一指标不加区别，给予相同的权重，其缺陷是显然的。不等权重方法考虑了指标之间的差异性，较符合实际，但是，层次分析法把指标的权重建立在评价者关于指标两两重要性的主观认识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评价者得不到适当的指导和足够的信息，所得到的权重更不可信。

在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中，人们还不

能确定哪些指标更重要。鉴于上面的认识，本文首先不考虑各个指标的重要性区别，每一指标取相等的权重；然后再讨论权重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二)等权重的3种方法介绍

等权重方法中常用的有3种方法：SAW法、WP法、TOPSIS法。

1．SAW方法(The Simple Additive Weighting Method)

SAM方法，是人们了解最多，应用最多的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其步骤是：

2．WP方法(The Weighting Product Method)

WP方法是利用乘积连接不同指标的得分，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被提高到指数的位置，其背后的逻辑是较重地惩罚得分较低的评价指标。其步骤是：

首先，利用原始数据计算每个评价目标的总得分，

对于效益指标，wi取正值；对于成本指标，w．取负值；

该方法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如果把不同权重下的评价结果作为一种解决方案，那么，最偏好的评价目标不仅离最佳的解决方案最近，同时离最坏的解决方案最远。步骤是：

首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其次，计算每一指标加权后的得分，为每一指标权重。

第三，求出代表最佳和最坏解决方案的向量，

第四，计算评价目标A_i与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最坏的解决方案的距离，

第五，计算每个评价目标的总得分，

上面3种方法中，v_i得分越高，表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三)评价方法的选择

上面3种方法，评价结果会存在差异，当差异极其显著时，哪一种评价结果更有效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张有恒等提出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检验方法。检验过程为：

四、我国区域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各地区国际旅行社业竞争力评价

利用上面所讨论的3种评价方法计算我国31个地区国际旅行社的国际竞争力，所用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年鉴副本。由于很多地区国际旅行社的利润率为负值，在进行评价之前，首先对利润率指标数据进行修正，将各地区的利润率数据都加上同一个正数，使利润率最小地区的数据为1，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3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地区的评价结果差异极大，如湖南、海南、陕西等地区。

观察4个指标的分项得分，分项得分及排序差异较大的地区，3种评价方法所得结果差异也较大；分项得分及排序比较均衡的地区，3种评价方法的结果相近。这主要由于WP和TOPSIS对较差的指标得分给予了较重的惩罚，使得这些地区利用WP和TOPSIS方法得到的排序结果落后于利用SAW方法得到的排序结果。4个指标的排序结果相差越大，3种方法评价的最后结果也相差越大。湖南地区成本指标的排名为第l位，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排名却在第25位；陕西地区成本指标的排名为第3位，利润率指标的得分排在第19位；海南地区则相反，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利润率3个指标的得分排名分别为第2、5、4位，成本指标的得分排在第29位。4个分项指标得分及排序上的悬殊差异造成了这3个地区3种方法评价结果的悬殊差异，利用WP和TOPSIS得到的排序结果落后于利用SAW得到的排序结果。北京地区虽然在利润率、成本两个指标上的排名有些靠后，但在得分上与其他地区相差不大，而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两个指标不仅排名靠前，而且得分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使得该地区不管使用哪一种评价方法，其国际竞争力都领先于其他地区，3种方法的评价结果也没有区别。

(二)3种方法的有效性检验

利用前面介绍的检验方法，检验3种方法的有效性，第一次假设每一指标的重要性不超过其他指标的2倍，选择权重的上限u=2，△=0．1；第二次假设每一指标的重要性不超过其他指标的3倍，选择权重的上限u=3，△=0．3。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知，离差的大小与检验过程中所选择的指标权重的上限和权重的增量有一定关系，但两次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利用WP评价方法的离差最小，SAW方法次之，TOPSIS方法的离差最大，这一结论与张有恒利用台湾航空业企业数据对3种评价方法检验的结果不一致。本文认为，3种评价方法中哪一种方法最有效并不是一定的，它依赖于所研究对象的数据分布特征。就本文所研究的案例来说，WP评价方法的结果最有效。

(三)指标权重的敏感度分析

为了检验指标的权重大小对WP评价结果的影响，改变指标的权重大小，观察评价结果的变化情况。首先令其中一个指标的权重等于2，其他指标的权重等于1；然后令其中一个指标的权重等于3，其他指标的权重等于l，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四)我国各地区国际旅行社竞争力分析

根据利用WP方法得到的评价结果，对各地区国际旅行社业的竞争力进行聚类，可以将我国31个地区分为6类(图1)：第一类为竞争力最强地区，包括北京、重庆，WP平均值为0．61；第二类为竞争力较强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新疆、上海4个地区，WP平均值为0．48；第三类为一般竞争力地区，包括广东、广西、陕西、湖南、黑龙江、云南、天津、海南、四川、山东10个地区，WP平均值为O．38；第四类为较弱竞争力地区，包括内蒙古、辽宁、河南、安徽4个地区，WP平均值为0．29；第五类为极弱竞争力地区，包括吉林、贵州、河北、山西、西藏、福建、江西7个地区，WP平均值为0．22；第六类为最弱竞争力地区，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湖北4个地区，WP平均值为0．13。

从4个分项指标看，各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并不相同。北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重庆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低于北京地区，但远高于其他地区；江苏和浙江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低的生产成本；新疆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的利润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利润率；广东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生产成本竞争力都相对较高但不突出；广西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较低的成本优势。

从旅行社业竞争力与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来看，福建、湖北两个地区比较特别。从规模上看，福建省是入境旅游市场发展的大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都位居全国前6位，但是该地区的4个国际竞争力指标中，除了劳动生产率较高(位于第10位)之外，其他3个指标都较低，市场占有率位于第22位，外联人数不到全省入境旅游人数的10％；利润率位于第28位；生产成本最高；其综合结果使福建省国际旅行社竞争力总体上排到第26位。其次是湖北地区，从入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来看，该地区的国际旅游业整体国际竞争力属于全国中等水平，但是国际旅行社的4个国际竞争力指标中，除了生产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排序稍微靠前之外(位于第24位)，其他3个指标都排到最后，使得该地区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最弱。

五、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共得到3个结论：第一，从对3种评价方法(SAW、WP、TOPSIS)的有效性检验得到，WP方法对于评价我国各地区国际旅行社竞争力最有效。第二，从指标权重的敏感度分析得出，如果所选择的4个评价指标中，每一指标的重要性不超过其他指标的2倍，本文利用4个指标得出的评价结果是有效的；如果某一指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指标的2倍，这一评价结果不再有效。第三，根据对我国31个地区的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结果，我国31个地区的国际旅行社分为6个层次，北京、重庆为第一层次，竞争力最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得的评价结果是基于所选择的4个指标基础上得到的，其指标选择与分类结果是否正确需要同行们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未把质量列为评价指标，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有关我国各地区国际旅行社服务质量方面的数据，对于服务业来说，服务质量是影响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本文对国际旅行社评价指标的选择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宋子千；责任校对：廉月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