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工业设计史 辅助 教学研究 临摹 设计

人类的设计活动悠久，设计历史源远流长，而设计教学与教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远不及设计活动久远。设计学术界通常把1919年在德国成立的包豪斯作为设计领域真正意义的设计院校，包豪斯的成果与影响历经近百年，仍被后人传承与颂扬。以构成和工作坊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的包豪斯办学形式自然是当今诸多设计院校与专业的范例，强调学生的技能必然成为当代设计专业教学的重点倾向，再加上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走向设计岗位后，很少直接涉及设计史论内容[1]。无论从历史沿袭，还是设计专业特性，能够身体力行实现创意对学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势下，设计史课程不受重视，成了设计专业学生的选听课程。工业设计史作为工业设计专业必修史论类课程处于尴尬的境地，与其他技能性和设计实践课程相比，它被定义为理论的、抽象的，甚至是次要的。

为摆脱工业设计史课程被轻视的现状，有必要强调其重要性，但更切实有效的做法是进行课程教学实验与改革，使工业设计史与设计融合，带动学生能动地获取设计知识，提高认识，启发设计思维，丰富设计方法与途径。很多高校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诸多设计教育者进行了课堂改革，但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教学观摩与课堂教学经验，对工业设计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做以下归纳。

(1)教与学被教材束缚，对学生的考核大多是对学生记忆能力的测试，机械式的枯燥记忆很难激励学生主观能动地进行扩展阅读，有限的设计史论知识很难让学生系统理解设计的发展与流势，更不会健全史论框架[2]。

(2)课堂教学以教师的单一讲解为主，学生多以观望的态度学习，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对设计作品和风格漠视，缺乏理解，不会分析。

(3)工业设计史课程结束后，大多数学生对所学知识逐渐遗忘，在设计实践中不会联系史论知识，不会借鉴历史上的设计案例与设计方法。

这些问题在工业设计史课程中具有普遍性，所以有必要在课程教学中进行改进，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借助辅助教学手段与方法，具体可以采取专题研究与评价、作品赏析与临摹、主题设计等形式。

1.专题研究与评价

以往，工业设计史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教材展开，虽然现在多媒体教学呈现给学生更为丰富的图片与视频史料，但是课堂时间有限，所涉及的信息量同样有限，并且在教学中常伴有教材作者和讲解教师的主观见解。学生不会能动地思考与研究，更不会追根溯源，查阅原文资料。这违背了鼓励学生构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引导学生主观能动地学习与阅读这一教学初衷。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之前以教材为纲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选取适宜的时机穿插专题研究：教师辅助学生选择题目，进行定题分析研究与课堂演示，教师引导与评价。以此激发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理解和表达知识。

专题是将线性的教材内容打散重组而成的平行、独立且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小单元。专题与教材的知识点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是学生将来要呈现在某一课堂上的主题。教师在辅助选题时可以给学生较宽泛的范围，如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中国明代家具设计，包豪斯的设计，风格派，波普风格，高技术风格，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意大利现代设计，德国现代主义，荷兰现代主义，瑞士现代主义，美国现代设计，理性主义，绿色设计，当代设计，等等[3]。在这些大纲中，学生甄选感兴趣的专题，并与教师探讨确定详细的题目。选题与定题的方式是多元的，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教学特点与学生的倾向进行确定。定题之后，学生通过阅读相关图书、互联网资源等途径收集整理资料，分析与研究，以课件、视频或专题报告书的形式呈现出来。教师再把这些专题合理穿插到授课间隙中，给予每个专题适宜的时间进行课堂演示。通过演示，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想法与观点，针对性地进行评价。教师评价对于专题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学生最初的观点是不完善的，而且不同学生在演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所以教师需要随机应变，通过与学生沟通和评价对其进行引导，最终帮助学生完善知识概念。但要特别注意一点，给学生布置专题，并不意味着把课程全部交给学生讲解，工业设计史以教师讲解、梳理设计历史脉络，分析设计作品与风格为主的课堂形式是不能被取代的。

以专题辅助课堂教学的组织方式比以教材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更生动与直观，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另外，专题研究由学生独立完成，每个人的工作内容、要求明确，容易促使学生形成竞争意识。通过专题研究，学生会更多地关注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框架，进行扩展阅读，感受到开卷有益，由机械地获取知识转变成知识的探求者。

2.设计赏析与临摹

工业设计史传统教学多采用单一的讲解形式，期末以论文或试卷形式检验学生对整个史论的掌握情况。学生课堂听讲，课后或考试前记忆，记忆成了学生学习史论的唯一利器。学生缺乏研究设计作品、风格与设计方法的激励，完全成了设计历史中无数经典设计的远观者。当问及学生喜欢的设计师、设计作品与风格时，多数学生的回答是“都差不多”，“让我想一想”等。这说明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过程中缺乏调动学生学习的丰富刺激与责任的因素。所以，在史论课程的教学中大胆引入设计作品赏析与临摹作为辅助，引导学生发现自我与设计史中各类风格与作品的联系，研究设计作品及相关史料信息，设身处地地进行主观感受，培养审美能力。

设计赏析与临摹可以在课堂和课后同时进行，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各类设计风格流派中的典型设计师与设计作品进行分析。设计发展至今，已经有海量设计作品诞生，所以教师选择赏析作品时要注意其典型性，抑或根据授课学期的时下性需求进行针对性的选材，如汉宁森、潘顿等设计师的灯具作品，彼得奥普斯维克、柯伦波等的座椅设计[4]。这些作品是创意的体现，同时包含设计师对形式、材料与技术的探索。在赏析过程中，注意介绍设计者、时间、设计特点及风格特征等史实性内容的客观性，尽量减少教师的主观评价，评述的任务交给学生，并向学生布置课后作业任务：选取某一风格流派、某一设计师或某一设计公司与机构的一件或几件设计作品进行评价与临摹，从而拉近学生与设计史料的距离，引导他们自主研究产品的尺寸、比例、造型、功能与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学生会通过课外读物、网络等方式收集产品信息，也有部分学生会参观展览或卖场，实地测量、研究与感受设计作品。作业完成之后可以进行集中展示与讲解，教师进行讲评。

这一课堂辅助从理解风格流派、收集资料、赏析作品、临摹设计到展示与表达。学生收集资料，理解产品与相关人物流派，研究并临摹产品，切实消除了史论与学生的距离感，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倾向，为日后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3.进行主题设计

工业设计专业具有知识和技能相结合的特色，设计思维的培养与设计行为的训练是今天各大设计院校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工业设计史课程是人类设计活动积累的总结，它记录了人类砍砸石器，制作陶瓷，批量生产，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多元的设计活动[5]。其中涉及大量的设计案例，并阐述了对应的设计理论。这些对培养设计思维和塑造设计思想，提高审美与设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工业设计史课程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理论课程，它是实践的总结与思考，最终应该回归到设计实践活动中。而现阶段以单纯讲解和论文形式为主的工业设计史教学基本处于学过即过的状态，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多被束之高阁，学生很难把所学案例与方法运用到设计中。所以，有必要在教学中加入实践性的教学辅助，最有效的设计实践莫过于“设计”本身，即以主题设计的形式辅助以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

主题设计进行的理想时期是在重点课程内容结束之后，教师选择具有专题性、代表性的设计作品、设计风格，如设计一款具有所学风格特征的座椅、灯具等，当然题目的拟定是宽泛的。设计题目的拟定还可以参考学生前期的专题研究报告，通过研究报告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倾向进行定题，学生选题，分析研究历史案例与方法，启发思维，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用新的思考点完成对设计史中代表作或历史风格的设计实践，这其中有作品的研究，风格演变的探索等。图1、图2是我校学生以历史为启发进行的座椅设计：耳型椅是从萨尔瓦多达利在1936年设计的梅维斯唇形沙发中获得的灵感，并融合了人机因素，使整个流露出波普的新奇与独特;琴键休闲椅显而易见是以钢琴琴键为灵感进行的设计，黑与白的搭配颇具视觉效果。

主题设计形式即可让学生欣赏、研究历史作品，从设计案例中汲取灵感进行创意，同时促进学生对设计方法的理解与发掘。图3是与艾洛阿尼奥的小鸟椅同名的座椅设计，学生以小鸟椅为出发原点，联想到张大了嘴等待喂食的小鸟，以此获得了创意点。设计中采用仿生的设计手法，对小鸟形态进行抽象处理与表现。将稳定的座椅倾倒即可变身为一款摇椅，两种使用方式的巧妙设计可圈点，不失为一款趣味与感性并存的设计。这一设计充分体现出设计史与设计的关联性。只要学生不断理解、研究与认识，一定会丰富设计思维，谙熟设计方法。

将主题设计实践作为设计史教学的辅助，可加深学生对设计史内容与方法的理解，又可强化学生的审美与设计能力。设计史中的主题设计辅助是将历史与当代进行融合，学以致用，更直接地把史论知识融入学生思维体系与设计活动中。设计行为的参与反过来又验证了工业设计史中涵盖的设计思维。

以上三种辅助形式对工业设计史课程具有重要意义，要使他们发挥既定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还要注意辅助与课程内容、课程时间相协调，合理穿插与布置，不能盲目运用和依赖这些辅助方法而忽略课程内容的讲解;另外，要注意专题研究与评价、设计赏析与临摹、主题设计之前的引导和之后的评价，如果只是单纯地让学生经历这些环节，而不进行引导与评价，就会缺失对学生的激励，没有激励的辅助环节不能调动学生阅读、思考、研究与设计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设计史的意义与重写设计史[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02)：18-21.

[2]袁翔，何人可.基于反思学习的《工业设计史》教学研究[J].装饰，2013(05)：75-77.

[3]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09).

[4]何人可.工业设计史.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5]姚君.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方法研究[J].艺术研究，2010(02)：162-163.

基金项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设计为引领，史论研究为核心《工业设计史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GDup201231)。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道教宫观史 口述史方法 必要性 可能性

〔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亦是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学术研究中日趋成熟和规范，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在口述史研究内容，还是运用口述史方法方面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笔者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也开始尝试关注和运用口述史方法，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试以本文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一方面，取决于口述史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口述资料相对于传统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道教宫观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决定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一、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要性

首先，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学术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被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口述史方法也是成熟于当代并被史学界广泛重视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共时性，决定了二者的交汇，从而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宫观史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进入独立研究的领域。我国道教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道教通史全面研究的阶段，包括建国前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牟钟鉴先生主编的《道教通论》等。第二阶段，是进入地方道教史深入研究的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如李远国著《四川道教史话》、樊光春著《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道教两千年》《西北道教史》、赵亮等著《苏州道教史略》、郭武著《道教与云南文化》、张宗奇著《宁夏道教史》、萧霁虹等著《云南道教史》、昆明市宗教事务局与道教协会编著《昆明道教史》、孔令宏与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张庆全著《河北道教史》、孔令宏著《浙江道教史》等，相继与读者见面。据悉，《湖北道教史》《安徽道教史》等也正在撰写过程中。这些著作丰富了道教通史研究所不能及的内容，同时为更深入道教史细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即宫观个案研究的阶段。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道教学术研究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是道教在我国恢复发展的现状催生的结果。近几年，一些宫观完成了基础建设，完善了人事制度，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历史文化，所以开始编写志书、汇编、手册之类的文字，以展示本宫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与道教学术界的研究不谋而合，为宫观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现实样本和基本前提。但总体情况是，道教界所关注的宫观史，其学理性研究较少，而学界可称道的成果目前仅有刘迅关于玄妙观、梅莉关于长春观的几篇论文。

口述史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代学科意义的口述史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口述史从传统史学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并被确定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和史学方法，经历了一个过程。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这被视为口述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73页。的标志，其学科地位也由此确立。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口述史方法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

当前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口述史的兴起。”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同时认为口述史方法“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倾向。”学者们不仅指出口述史方法的当代价值，认为“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常建阁：《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11期。从基本条件出发，“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要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又优于中国近代史”。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还指出口述史方法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更具优势，因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国内外学者掌握的资料差不多； 近现代史的资料应该是平分秋色，而某些国外保留的资料更加有特色。而当代史的资料，国内绝大部分应该是独步天下，尤其是口述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徐有威：《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都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史学者搜集史料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与查寻文献和档案资料同样受到重视。

可见，从道教通史，到地方道教史，再到宫观史，这是道教历史研究发展的客观轨迹；而口述史方法作为一种史料搜集的有效方法，完成从自发运用到自觉选择的变革，成为当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也是史学学术发展的必然。基于这样一种既是时间顺序又符合逻辑顺序的特征，宫观史研究与口述史方法的结合也成为学者必要的研究实践。

其次，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研究的微观领域，对历史细节的需求很强，而口述史方法被认为最佳的适用范围恰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的微观研究，它也强调细节的重要价值。

道教通史，属于道教史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关注的是道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般规律，对于道教史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杰出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成果，都会有所提及，但同时也会剔除非代表性的内容，对于不能体现道教史总体特征与普遍规律的人物、事件等都不会过多地着墨。

地方道教史，属于道教史中观层面的深入探索，侧重点在于地方性文化成就。它在关注地方性的前提下，对当地道教发展的历史事件、杰出人物及其成就，进行描述与分析，得出当地道教起源与传承的地方性背景、与当地人文地理相印证的文化特征，以及与当地社会变迁相一致的发展规律。

相对于道教通史、地方道教史，宫观史研究则是进入微观层面的个案性研究。微观历史的书写，自然是细节越多，才越有书写的价值，越有可读性。研究对象既特定于某个宫观，那么研究内容既不仅专注于在道教通史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大事件，也专注于仅对本宫观产生过影响的小人物、小事件；不仅关注宫观建筑的历史沿革，也关注殿宇楼阁的具体规制；不仅会涉及宫观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也会涉及个体的宗教理论成果、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例如，八仙宫康熙年间的住持董清奇所著的《除欲究本》，在道教史中并不为人瞩目，但在八仙宫的宫观史中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历史文化遗存。再例如，八仙宫原来有位李姓道长，因为对捡字纸工作的一丝不苟，而成为本宫观德高望重的道俗典范，这在通史中自然不值一提。这些在通史中不被重视的人物、事件、成就等，对于宫观史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宫观史需要一切细节来充实，通过细致的描摹书写，达到反映宏观背景的效果。

关注细节，日本和西方学者在这点上比中国学者要更为用心，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例如，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蜂屋邦夫先生于1987-1988年、1992-1994年两次在中国进行了针对道教的实地考察，其中第一次考察的报告《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汲古书院1990年2月出版）一书中介绍了八仙宫，对八仙宫当时的修复情况、道观整体设置、建筑形式、殿宇内部神像位置、廊柱楹联匾额、信徒祭拜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记录，还抄录了管理制度、参观须知、信徒拜佛歌等文字资料。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制作了八仙宫的整体平面图，还描画了灵官殿、八仙殿、斗姆殿、吕祖殿、邱祖殿等各个殿堂的平面图，标明了每个殿堂的神像位置。本书分为本文册与图版册，图版册内有八仙宫当时图片114幅。这一切都体现出日本学者研究态度的严谨细致。他无疑给八仙宫留下了珍贵的材料，而宫观自己的档案中却没有这些照片和平面图，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充分全面地注重细节，是微观史学研究的成功途径之一。

而口述史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关注细节。可以说，做口述史的过程就是促使细节得到呈现的过程。因为个性化的细节，不仅能呈现出个体经历的差异性、独特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有价值的追问。例如，在宫观的碑石资料中，向在世老道长对于一个名字的追问，可能就牵扯出一段重要的回忆。

口述历史关注的主要是口述者的私人记忆，有别于公共空间里的记载。访谈者与口述者通过一对一的谈话，获取带有强烈私人性质的历史记忆， “这就意味着口述历史个人色彩更浓，个体性更突出。”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25页。而且，尤其是在关于口述者个人经历的访谈时，提问要尽可能地细致，例如从衣食习惯、童年往事入手，以致于琐碎的回忆都被勾起，而这时候可能恰恰便于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实践证明，口述史方法适用于个性化的细节搜寻。

当代的口述史料收集，就是后人可读的文字资料，而这类史料要比事后整理的作为文献存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具有更多细节而更富多样性，才能给后人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样貌。正如史学界的观点，口述史研究更多地被运用于专门史研究，这在实践层面具有合理的理由。宫观史作为道教史的专门的领域，也有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实践理由。

总之，道教史微观领域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到中观探索，再到微观观照的一种必然趋势。宫观史的书写，是在一个具体特定的空间里，尽可能显示出其细节。宫观史的研究，有赖于这些细节的展现，从中探寻出宫观乃至道教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口述史关注个性故事，也是对历史从宏大叙事回落到微观考量。这种定位表明，宫观史研究恰与口述史方法的最佳适用范围相契合，在研究定位上，宫观史和口述史有着相互适应的一致之处。所以口述史方法终将成为宫观史研究的必然选择。

再次，史料欠缺是某些宫观的历史研究面临的严重问题，而口述史的任务就是抢救、补充、丰富史料，使史实更为丰满真实。

作为道教史的微观层面，有些道观缺乏道教通史的记载，文献资料本就十分欠缺。而作为传统文献资料的官方正史，对于道教的记载已属概略，更极少对各个宫观有详细记载。

宫观史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方志资料，因为方志对宫观名称、创修时间、创修缘起等会有记载，但方志资料限于体例也很惜墨。有的方志会辑录某些重要碑刻的原文，而有的仅仅记载碑刻名称。

笔者也查阅过档案资料，档案对各宫观的负责人有记录，但不足以展现他们一生的复杂经历，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资格进入档案的普通道士，也无法查知他们在所在宫观的具体活动及影响。这种平面化、简历化的人物档案资料对于宫观史研究也不能发挥充分的史料作用。

而只有道教宫观自己才会有意识地专门保留道教文化传统的历史记忆，所以宫观史研究所需的史料还必须从宫观中去获取。宫观本来是最好的自身资料的保存处，但有些宫观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世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侵袭、作为一种有空间容纳能力的场所在战争中被军队占据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等遭遇，碑刻、宫志等遭受了最直接的破坏，其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不是每个道观都能完整保存这类资料。

因此，有些宫观里仍然健在的、同时兼具较高文化修养的老道长，成为我们宫观史研究不得不重视的史料来源。十年前就已有佛教研究者意识到，健在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僧人逐渐减少，应该尽快建立佛教口述史。李尚全：《建立中国佛教口述史的合法性与紧迫性》，《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道教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老道长近几年年事已高，有的逐渐作古，他们的历史记忆随之消逝，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实。那么，搜集和保存这些具有“活史料价值”的老道长的历史记忆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一点毋庸置疑。

口述史方法正是对这样具有流逝性特征的口述史料的关切，一方面，口述史方法能通过广泛搜集亲历者、知情者乃至他们的传承者的口述史料，使缺失的史料得到修补充实，使简略的史料更加丰富多彩，使已经凝固的史料更加生动具体，“使整个过程的现实感、权威性以及鲜活性得到增强。”李新博：《试论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武术的可行性》，《中华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

另一方面，它能通过反复访谈口述者，发现或印证已经固化的文献史料可能存在的偏差。例如，2013年笔者在榆林佳县白云山访谈张明贵老道长，提及清朝末年佳县在白云山兴办蚕桑试验场的事情。张老透露，这件事情并不属实。当时是县政府姓严的官员给省上打报告，以佳县发展经济为由，申请修建一所培养蚕桑技术人才的学校，得到了省上批准及拨付的款项。后来认为劳而无功，并未修建学校，款项也挪作他用。没想到省上要来验收检查，严姓官员就来白云山找当时当家张永珍道长商议，借用白云山的土地，突击种了一些树苗，修了一孔窑洞，作为“蚕桑试验场”，雇了些人当作学生和老师。就这样应付了检查，实际上没有办过这个学校。而在严氏后人的回忆录里却将此事当做事实作为严氏的一项功绩记录下来。张道长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与地方主流人物相比，一个道士的说法是不会被重视的。所以，只有当道教史以及宫观史研究中涉及口述史，才能让作为宫观史主体的道士发出声音，书写他所在宫观乃至相关社会事件的真实的历史。

历史事件的背后存在大量未能载入史册的信息，口述史能使其被挖掘出来，促使整个史料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例如，笔者就八仙宫武术传承访谈过王广璘居士。解放初期，王居士当时年少体弱，一次路过西安湘子庙时突然发病，被庙内一位陈姓道长救治。从此师徒结缘，陈道长不仅将自己保留的养生功法传授给王居士，而且将全真道“利世济人”的精神也传承给他。陈道长临终时嘱咐王居士：“不识而传，背过匪浅，时至不传，必遭天谴。”前几年，王居士审时度势，将此功法公诸于众，发愿使其服务于中华儿女的身心健康。在接受访谈时，他不仅讲述了修习武功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即兴表演一些套路。这为八仙宫宫观史研究留下了鲜活的影像资料。

笔者在具体的宫观口述实践中，经常体会到，口述史方法不仅使研究者得到史料，实际上使研究者更深入到传统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的层面，受到深刻的精神感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与口述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由此共同书写的历史才更具丰满真实的质性特色。

简而言之，口述史对于宫观史研究具有时间意义、定位意义、史料意义。宫观史研究的当代性，需要口述史这种现代史学方法的支持；宫观史研究的微观性，需要口述史方法对细节的搜寻；宫观史研究的史料需求，需要口述史方法获取史料作为补充。也就是说，研究趋势的一致，研究定位的一致，史料需求的一致，共同决定了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然性。

二、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可能性

首先，口述史方法古已有之且行之有效，古今中外口述史的著名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

口述史源远流长，在国内外都有着很早的起源，只是这个学科概念是现代才被提出的。我国自周朝起，历代史官大都设有辅助人员，他们负责记载君王的言谈内容与举止行动，提供给史官作为正史记载的基本资料。汉代司马迁为撰写《史记》，也曾遍访民间，听得许多历史见闻，经过分析筛选、思考辨别而后录入正史。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是采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著成。可以说，通过口述史方法搜集资料治史治学者，代不乏人。

尤其是在方志编修方面，古人很重视口述史料，也进行了口述方法的朴素实践。例如，宋代方志学专家罗愿认为方志编修有必要“访故老，求遗事”，他最早在所撰地方志中专设地方文献和口碑辑录。方志学大家章学诚在编修《永清县志》时，“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9页。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在西方，著名的《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也都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或作品。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引用了许多口述史料。

当然，以上提到的口述史方法还只是历史上人们自发运用的一种搜集史料的手段。而前文述及的现代口述史确立，才是当代史学家的自觉选择。当代口述史取得的丰富成果，对我们更有直接的启发。唐纳德里奇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世纪传奇》《胡适口述自传》、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凡著《目击历史：关于当代中国大事伟人的口述实录》、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陈映芳著《移民上海：52个人的口述实录》、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定宜庄主编《口述史读本》等等，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上，都能够为各专业领域的口述史方法运用提供启发和参考。

总之，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自发经验，还是当代史学中的自觉运用，都将成为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重要借鉴。有了这些广泛的借鉴，作为当代史学研究变革性标志的口述史方法，就有了为宫观史研究提供方法服务的可能。

其次，宗教学研究中使用口述史方法，也已有了先例，这为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宗教学研究（包括道教的宫观史研究）的可能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宗教学研究中使用口述史方法，在基督教、佛教研究中起步较早。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部出版了美国人唯慈的《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这本书是唯慈通过采访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大陆籍僧侣，利用口头访谈获得的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书写出来的现代中国佛教断代史，书中讨论了1900-1950年间中国大陆的佛教及僧侣情况。这是宗教学研究中对口述史方法的较早尝试。

张健飞、杨念群于1998年开始对隐居美国洛杉矶的邢肃芝老人进行口述史访谈，于2003年出版了《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他们提到，由于“邢老的经历所涵盖的时空广阔，人物众多，尤其是涉及到佛学及藏传密教的部分，需要参证大量的文献，才能达到真实的复原当时佛教活动的历史面貌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经过数次横跨太平洋的联络，才能查证出一项细节。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他们“希望这本书能为近代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张健飞、杨念群：《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三联书店，2003年，前言第14页。道教宫观史研究不仅可以参照他们的经验，更应该学习他们的责任和精神。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学者魏扬波（新加坡译名为魏史特）是一位资深口述历史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曾经邀请他组织过名为“集成口述历史”的工作坊，通过搜集活生生的宣教故事，使撰写历史成为富有兴趣和意义的事。他通过演讲和组织实习，激发自信，使得“参加工作坊的人被指导一步步的经过在基督教的处境发展口述历史策划的过程”。[美]魏史特：《集成口述历史：帮助基督徒讲述自己的故事》，潘乃昭、刘纫馨译，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序言第1页。工作坊之后出版了《集成口述历史：帮助基督徒讲述自己的故事》。魏史特还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记忆口述史与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这些在基督教口述史方法方面的实践及其成果，也给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口述工作树立了示范。

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通过探访终南山隐士，写成《空谷幽兰寻访终南山隐士》一书，曾经引发了社会上对中国隐逸文化的空前关注。这部书以白描式的文字，美国式的幽默，生动地展示了终南山隐逸文化传统。这样的研究成果显然借助了口述史方法，表明其在道教文化研究中的可行性。

在道教学者中，龙飞俊以在上海浦东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道士的口述资料为基础，研究清末至解放初期上海浦东乡村道士的概貌以及浦东地方的传统信仰，写成《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的 “家族道士”研究》《上海龙王庙的 “太太”们当代上海龙王庙道教地方祭祀体系调查》分别载于《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和2014年第3期。等论文，体现出道教学者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学术自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张永宏的《寻道记中国道文化的现代考察》，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道教现状的田野考察和人物访谈。作者自谦地认为“记述多于考论，对于考察对象的反思也不够深入，这不得不成为本书的一个遗憾。当然，如果能够在立此存照’、保存文献’等方面产生某些效果，笔者也就十分满足了。”张永宏：《寻道记中国道文化的现代考察》，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但从方法而言，“立此存照”“保存文献”，正是作者实际上为当代道教研究做的口述史方法的探索性实验。

以上研究事例表明，随着宗教学术包括道教学术的发展，宗教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口述史方法，并将其与自己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取得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生动地证明了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研究的可能性。

其三，目前存在可以提供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口述者，这是可以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基本前提和有利条件。

“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内容应该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从这些条件看，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宫观史研究需要的口述者主要就是来自各宫观的老道长，他们是宫观在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亲历者或知情者。所幸的是，据了解，陕西目前解放前入道的老道长还有几位，笔者正在逐一地向他们搜集口述史料。

最理想的访谈对象当然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并非唯一的选择。面对老道长的凋谢，我们也不得不选择较为间接的口述者。好在道教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恢复正常、稳定发展了30多年，老道长们的法脉有较好的传承，他们的弟子也可以作为访谈对象。虽然他们的记忆更为片段，但总是聊胜于无。只要抓紧时间，搜集到较为丰富的宫观口述史料还是可能的。

从内容上说，可以公诸于世这一要求，也具备条件，这取决于道教界人士历史叙事的意愿。唯慈在《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中也说过“超过一百名以上的僧侣都想告诉我关于他们所实践的佛教情形。”[美]唯慈：《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包可华、阿含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年。笔者在近年来实践中也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了寻求自身在道教史中的价值，许多宫观开始关注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这为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书写历史提供了可能。

对宫观来说，老道长的口述是宫观史的珍贵资料。对老道长自身来说，口述的过程有着个人生命史的意义。当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时候，平时缺少话语权的群体或个人，都会被调动起诉说的意愿。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老道长由于经历了特殊的时代，他们对宣传性质的媒体采访保持着一定的戒心，存在应景式的对答。但当向他们说明，笔者的访谈是作为道教的史料保存并研究，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录像录音，而且表示不介意以后笔者发表相关成果时对他们真实署名。对于很多年不被关注，至今社会仍然有很多误解的道士群体来说，稍多一点的关注，都会换来更大的感恩和回报，越普通的道士越是如此。研究者投入专注的倾听，会有效地激发他们表达的意愿，唤起他们参与历史叙述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甚至责任感。

道教界本身尤其是有着新时代宗教素养的年轻道士中，也有人关注口述史料的保存和研究。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袁志鸿近几年出版的《当代道教人物》《凝眸云水》等著作，也都是利用工作之便，访谈一些老道长，为他们树碑立传的文字。这一方面反映采访者对保留历史记忆的意识自觉，也从另一面反映出被采访者愿意参与历史叙事的主观愿望。

《三秦道教》2015年第1期刊发了《一位九旬老道长的人生经历 汉中张元真道长口述实录》一文，作者是张老道长的徒弟，他虽不愿留名，但这种主动开始口述实录工作，有意识地保存老道长的人生经历资料，是值得称道的，这为教内口述史实践做出了表率和示范，也为学界提供了丰富、详实、真实、生动的研究材料。

综上所述，在宫观史的研究中，关注并运用口述史方法，不仅在时代需要、研究领域、史料搜集方面具有必要性，而且在史学成果借鉴、口述研究者的素养、历史叙事的意愿等方面具备可能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口述史方法的科学运用，将为宫观史乃至道教史研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无 语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学史 高中数学

数学史和数学知识紧密相关，但长期以来，数学教师把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分割开来，造成数学课堂缺失人文性，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学课堂教学效率。其实，在数学课堂中穿插数学史的教学，无疑能增添数学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使数学知识生活化、情境化、实践化，有利于生成高效的数学课堂，也真正实现了《数学新程程标准》提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

一、数学史对数学教学的意义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数学课程的总体目标是让学生在学好九年制义务教学数学课程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满足学生自身的发展要求。”就教师职责来说， 教师要从三个方面思考教学：第一，从知识与技能维度思考;第二，从过程与方法维度思考。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习得学习数学的方法，形成数学技能和能力，并由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第三，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维度思考。

要实现和体现三维课程目标，教师必须革新自己的教学观和学习观，改革课堂教学，向数学史借力，把数学史融入教学中，为数学教学提供新动能、新思维和新方法，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二、数学史助推高中数学教学的策略

常言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引数学史知识进入数学课堂，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数学课堂更富有“人文味”，又有利于学生吸收数学知识，内化数学技能，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技能和创新意识。

加涅认为，解决问题，不是简单地运用学过的概念或者命题，它是一个重新发现问题的过程。从数学史知识和教学课堂问题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来，教师要活用数学史，尤其要借力数学史里潜隐的方法。有一句话讲得好：“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当学生找到适合这一问题情境与某些概念、命题之间的特定关系时，他们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掌握了灵活的方法，举一反三，活学活用。

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数学家往往按照先易后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先“解剖”简单的问题，然后整体考量条件、因果、变量、趋势等关系，审慎地提出假设，有道是：“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在此过程中，学生自我考证、自我求解、自我验证、自我否定、自我修正，到问题核心处才能豁然开朗，得出问题的正解，并向纵深推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问题是大问题的一个切面，数学问题往往以小见大，窥斑而知全豹。小问题的解决给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门槛，最终目标应是对更大问题的假设和演绎，从而呈现数学知识的脉络。

数学知识的发展和积累是漫长的过程，有些数学知识和数学思维反复出现在数学问题的求解过程中，数学家往往通过一般和特殊、个体和全体，置换和类推等方法找到一些普适性的规律。像“一题多解”“数形结合”等，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数学知识底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比较个体知识的生成过程与历史上数学普识性知识之间的异同点，需要教师利用数学知识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数学史适时、适势、适量地引入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从而突出“以人为本”的数学教学理念。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既要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扮演好设计者、引领者的角色，又要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主体作用，注重师生合作、生生合作。数学史表面上与解题能力关联不大，其实它的作用如“汤中盐”，适量地引入数学史知识，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能促使学生把数学知识前后联系起来，使数学原理、公理和推论在数学史的引领下持续发酵。

三、借力数学史知识的思考与建议

让数学史和数学教学在课堂中“联姻”，教师是行为主体，也是行动主体，所以教师应做好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形成数学思想的引领者。在上课之前，教师要注重课堂预设，巧妙地引入数学史，既要考虑课堂教学的连贯性，又要注重适时、自然恰当、了无痕迹。

为了实现《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的由“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跨越式转变，教师需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性。教师需多查证资料，让数学史正确地、翔实地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的心田，突出数学知识的人文性。

第二，针对性。在讲解数学史时，教师不能把它当作历史课，而要突出史料和人物的针对性，因需而讲。如“笛卡尔坐标系”的建立、“微积分”创立等。

第三，趣味性。以史激趣同样适用于数学课堂，教师可以选择与数学知识有关的知识，针对学生所学的新知，大胆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用数学史知识串联课堂教学，使一节课围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

第四，领悟数学核心思想。在数学、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和数学思想。如数形结合、数学归纳法等， 它们渗透着辩证思维。孔子说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师要有意识地把辩证思维引入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解题技能，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2]郭熙汉.数学史与数学教育[J].数学教育学报， 1995，(11).

[3]施仁智.新课程视点下数学史的教育价值及教学形式的探讨[J].丽水学院学报，2012，(5).

[4]李重庚.高中数学教学形成性评价及其应用[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5，(11).

[5]黄友初.基于数学史课程的职前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6]赵金波.数学史融入高中数学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作者单位：江苏省宜兴市官林中学 )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文化史，历史研究，研究取向

20世纪后期，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学科间渗透和交叉现象的出现，西方史学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深受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新的史学研究形态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的产生，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在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推动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一、新文化史的产生

新文化史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产生的新的史学形态，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一词正式出现于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学》中。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经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罗伯特夏特尔(Roger Charter)则把新文化史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的转向”，其内含是指在绘画或音乐的文化史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时间或者图像的文化史，其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是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是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较早的研究范式所做出的明显的反映”。着力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新文化史学最新的一点是它将许多新主题包括在文化’系统之内，这些主题或内容包括政治、衣服、日常语言等等”。他们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建构’或创造’，即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创造着新的词汇，如印刷文化’、视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与特定的场合、技术或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系列文化规则或预期得到确认。“文化”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重视某些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化含义，是新文化史的突出特征。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描述的巴厘岛的“斗鸡事件”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所记载的1778年“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所讨论的都是事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事件本身也能告诉人们许多文化现象：克利福德格尔兹从一个很小的“斗鸡事件”谈及更大的事情日本文化与巴厘岛人文化的差异，而英国船长则通过对夏威夷人会见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学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代表人物产生于不同的国度，有来自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Joyce)、彼得伯克(PeterBurke)，有法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皮埃尔肖努(PierreChaunu)、勒华拉杜里(k Roy Ladurie)，还有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等等。“就地理和社会方面而言，今天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种愈益强烈的呼声是与文化研究名义下跨学科课程的兴起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中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产生的新观念和方法再次挑起了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科学性的探索，而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些研究都可以归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名下。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诸如年鉴学派的文化史、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对文化的阐释及其“厚描述”理论、福柯的话语观、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特别是他的文化资本和“惯习”的论述以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其他学者倡导的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历史主义”，都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性作用，因此它们被视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源头。新文化史摆脱了过去史学研究中的僵化、枯燥现象，那些成百上千的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展示的是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推陈出新、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面貌。

二、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被称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三种意义上的转向，即“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向“叙事史的回归”。

关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计量史学风格和在1960年代、1970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卡尔马克思式风格。计量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对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呼唤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马克思式的风格即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而经济基础在其底层，为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一样，一直是反对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这一提法的，他们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这就是说新文化史家不再把“文化”视为一种“被动”的因素，他们“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比较而言，新文化史与古典文化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新文化史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更为宽泛，即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从前人那里得到的制造物、商品、技术制作方法、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马林

诺夫斯基的观点)，而“按照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解释，文化是社会行动的符号特征’，包括更加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不仅包括艺术，而且包括物质文化；不仅包括成文的(书面的)的形式，也包括口头的形式；不仅包括戏剧，也包括仪式；不仅包括哲学，也包括普通人的心态”。

第二，新文化史“探讨的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做是人类传统价值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其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在有关新文化史的论著中，大多以小人物的生活为主题，选取表现下层民众喜怒哀乐的生活素材，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

第三，古典文化史，在通常情况下，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史，企图透过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时代风貌等，展示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而新文化史则是从小处人手，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剖析，揭示出较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第四，新文化史家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上具有平等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文明的社会与缺乏文明的社会之间对立的传统观念已经被抛弃。尽管他们并没有假定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并不对某些文化的优越性做出价值的判断。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门学科从概念上讲，是一种经历了从对文化的存在物的研究到对学者们的研究的转变。“文化史研究是一种文化转型的研究，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

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dielinguistischeWende)它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在西方，“语言学的转向”属于一种“认识论的转折”，“基于对语言自身规则、语法、性能、结构、词义、转喻等语言模式的研究之上的认识论被广泛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它代表了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哲学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语言学的转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心内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西方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即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大多数历史编纂理论认为，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与修辞和文学写作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新文化史学家从文本的意义上出发质疑历史学科的科学性质。哈贝马斯认为：“文本意义不仅呈现出空间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非同一性，文本绝没有一种单一明确的意义”，“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而文本蕴含的解释的可能性则是无限的、绝对的、永远无法全部实现的，任何阅读和解释都只能是文本无限多的意义可能性的有限实现。”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编撰中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诗话修辞成分，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内容。“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与文学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语言学的转向”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语言和话语在社会的构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进程被看做是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文化的产物。新文化史学家将历史文本化，历史文本本身被看成一种符号，它是人为的，所指涉的内容也往往是多重的。而历史的写作则是文本和社会的中介，是通过作者的内化而形成的。怀特先生把“事实”也视为建构之物，认为“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的描述”。因此，“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挑战是空前的。

无论如何，一些新文化史家不得不承认，他们从人类学和语言学中获益非浅，这种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史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眼界和领域。

关于“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是对新史学研究方法中的“计量方法”的批判。劳伦斯斯通1979年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叙述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指出1970年代初新史学所依据的假设已经基本被否定，而一种企图建立“科学历史”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他断言，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这个观点是个“神话”，即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来历史撰述由分析回到叙事。劳伦斯斯通总结道：“新的历史学家转向记叙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序的科学的解释的企图的终结。”这是由于历史研究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变化，新的观念即“群体的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如同物质产量和人口增长等非人格力量一样，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也是推动和引起变化的重要动力”。因为历史研究中强调了人类的具体经验，叙事史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雅克勒高夫解释道：“各类文化出于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相互接触?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叙述就是解释。对所述各类历史问题，若不首先加以分析，就不能编出好的叙述史”，“一个叙述、一个历史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文字的叙述也是而且尤其是一个科学的叙述。”叙事史的回归表明史学研究中一些或多或少已消失的古老方式被重新采用。

然而，20世纪的叙事史，是一种新型的叙事史，西方新文化史家关于意识和思想领域的概念与传统叙事性史学家迥然不同。恢复后的叙事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只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事实铺陈，而是将对事件的“分析”纳入“叙事”之中。新文化史家是通过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来揭示其所蕴含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如勒鲁瓦拉杜里在《罗曼斯的狂欢节》_-书中，通过1580年狂欢节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表现主题。事件中广泛涉猎了“佛罗伦萨社会的司法制度、人际关系网、人们的等级观念、婚俗等诸多方面”。

此外，新文化史学改变了过去新史学运动产生后政治史让位于经济和社会史的情形，它使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回归到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这种回归不是回到传统的兰克史学，而是在运用新方法并吸收其他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撰写政治史。新的政治史不再只关注精英人物，而是通过具体的符号和象征物等探讨和解释政权构成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是说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移。

三、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表现在三个层面：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

心态研究取向：心态研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特色。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M.布洛赫和L.勒费弗尔的研究领域就涉及心态方面的内容，二人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当时这一领域还未与经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严格区分开来。第二代年鉴大师则主要把精力用于人口学的研究上面，P.古贝尔的著名论文《博韦和1600～1730年的博韦人》，对心态史研究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而第三、四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则更多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社会细节问题，他们既注意到了社会的差异性，又注意到了地区的差异性，开创了“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末期，涌现出雅克勒高夫、米歇尔伏维尔、勒华拉杜里、菲利普阿里埃斯、米歇尔德塞多尔、乔治迪比等人物，他们都对心态史的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雅克勒高夫指出，“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心态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以前埋藏在群体记忆深处的情感世界表现出来”，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个现象，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着“其他人也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心态史研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伊格村庄》和乔治迪比的《战士与农民》，前者使用了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档案材料，再现了当时一个村庄村民的内心世界。后者则重点研究了中世纪时期“税收”的意义以及当时人们的集体心态，迪比将税收比作马尔塞勒摩斯和社会学家研究过的“原始”社会中的馈赠：人们是将税收作为馈赠“奉献”给统治者的，人们把这些统治者看做是全体人民和非尘世力量之间的调节者、求情人，是繁荣的保证，土地的肥沃，庄稼的丰收，瘟疫的结束，全凭他们的许诺。据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市场经济时代。

大众研究取向：新文化史虽然是对“叙事史的回归”，但它与新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她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历史学家开创了研究下层社会文化的先河。勒鲁瓦拉杜里的成名作《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虽然仍属于计量史学的研究典范，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充当历史主角的是下层民众，再现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而《蒙塔尤》一书。则是对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的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考察。正如汤普森、纳塔利Z戴维斯、勒鲁瓦拉杜里及其他人所指出的，人们可以在仪式、歌曲和节日中发现破译大众文化的钥匙，因此，非理性的巫术、疯狂、社会反常、性欲与死亡等等的表现就成为新的民众文化史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的比勒菲尔德派起初强调对社会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即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的研究，后来也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内部和下层民众，研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雇主的关系、他们的健康、婚姻和休闲活动等等。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也把研究的重点从上层社会转向民众文化，其作品《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可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齐名，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大众文化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同时对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发生影响，而精英文化则只是上层人士的文化。同样的论点也体现在彼得伯克的另一作品《文化史的多样性》之中。

微观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所从事的是具体的个案考察，特别是关注人们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微观史学、“新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最早出现于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卡尔洛波尼(Carlo Poni)、吉奥万尼列维(Giovanni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办的刊物《历史季刊》(Ouademi Storici)上发表论文，讨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微观史”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描述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们体会历史的脉搏，看到一般人的历史活动。继金兹伯格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微观史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类研究的成果包括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托马斯拉奎厄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基尔的回归》以及罗伯特达顿《猫的大屠杀》等。其中金兹伯格的作品是在拥有大量具体的审判资料基础上，加上作者的推理和想象，通过重构一个普通磨坊主梅若齐奥的精神世界。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而列维则通过对巫师齐萨(Chiesa)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来揭示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

微观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通过逼真的叙述展现这些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借以弥补社会史中笼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四、对新文化史学的认识

虽然“历史”一词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但是围绕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功用是什么等问题的争论至今难以形成一致结论。抛开对这类具体问题的争议，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这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的一种观点。

纵观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的三种史学形态(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追求史学科学化的新史学以及20世纪末期以来的新文化史学)，其史学研究都蕴含着解释的成分。三种史学形态的根本区别实际是历史解释的原则、方法和实现途径上的差异。

传统史学以兰克为代表，兰克史学的研究原则是“如实叙述”，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原貌，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对全部史料加以考证，表述史料时不要掺入研究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等因素。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就是使研究者接受专门的严格训练，结果是使历史学家职业化，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将西方史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新史学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但是在原则上，追求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学，因此计量的方法就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核心。新文化史的解释原则是自由的，不受任何范式的制约，是多视角、多样化的解释，如上所述，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心态取向、大众取向和微观史取向，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概括为五大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是身体、性别研究；三是记

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是形象的历史；五是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它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海登怀特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家将历史学文学化，提出史学等同于文学的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新文化史学的历史解释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的，即新文化史学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合理运用。其解释以大量具体的史料为依据。拉杜里在研究蒙塔尤山村时所使用的是教区的审判记录，没有这些具体而翔实材料的支撑，就无法建构起蒙塔尤村民的日常生活的图景，也就无法说明法国当时农村的各种社会关系。列维在《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中，也使用了教堂的记录、公证法案、税收记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的档案等来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以此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问题。同样，金兹伯格对磨坊主梅诺奇奥精神世界的重构和解读也运用了当时宗教裁判的审讯记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尽管在重构中，使用了想象和推理的方法，但是，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本身的所要求的，即历史解释不仅包括对事实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事件和人物所反射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化进行分析，虽然这些分析是通过语言的表述来实现的，带有“先在性”和“狭隘性”，但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这种特性，才使历史学具有无限的魅力和广泛的实用性。

第二，历史解释是否应受解释“范式”的制约。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把“范式”引入理论界，用来说明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论的框架。这对西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亨佩尔认为，从逻辑上看，真正的历史解释是与应用自然科学的解释相同的，这里强调的是历史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然而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的计量方法，说明了“范式”的弊端，使新史学走人了死胡同。

作为一种“范式”的科学理论不需要，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解释它所面临的所有事实。因为人类受思想意志支配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它的适用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史学研究范式应是多样化的。首倡“范式危机”说的德里克认为，要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需要对其做出修正。“在史学领域有通用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惟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

新文化史家则抛弃了单一的范式，在解释历史时，往往根据具体的事实材料，采用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这有助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交汇与沟通，推动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发展。

第三，历史解释是一种“建构”，它使历史呈现出多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

历史写作或历史解释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因为历史史料本身不会主动地呈现出意义。只能由历史学家本人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去建构。“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事件，他也解释事件，所以他依赖于概念化；也因为历史学家记录某些事件而非另一些事件，他可能依赖于指导他的价值判断”。

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我同马克斯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我以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研究的“正确目标”是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发现“实际生活中非正规定对必然联系”。这就是历史具有的主观性的表现。

不能因为历史具有的主观性，以及由于建构历史语言文本的特征就否定历史的存在和历史具有科学的性质，布洛赫写道“既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成理的科学”。

综上所述，当代新文化史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对新文化史客观而综合性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新文化史对史学的研究和发展的作用问题也需要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历史研究的多种新视角和方法，这也许正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责任编辑：王雅贞]

设计史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学史；数学教学；融入

在新一轮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中，数学史被看做理解数学的一种途径。教材中应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史料、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数学家介绍、背景材料等，还可以介绍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如建筑、计算机科学 、遥感、CT技术、天气预报等），这样在对数学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体会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

一、数学史在初中数学教学方面的作用

1.了解数学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学生对有兴趣的科目学得特别好。一直以来数学都是让学生感到苦恼头疼的学科，大部分的学生眼里数学内容都是由精炼的公式、定理、干巴巴条文组成，觉得枯燥乏味，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要把数学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数学史的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数学史故事的学习中，学生们了解了数学知识的来源，知道了为什么要学习它们，懂得数学知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更重要的是学生体会到了学习数学的乐趣，那么作为一个数学教师，就要挖掘这种乐趣，争取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发现学习数学的乐趣，都能学好这门基础课程，这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学习黄金分割后，笔者就让学生知道0.618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当外界环境温度为人体温度的0.618倍时，人会感到最舒服；古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由于高和宽的比是0.618而成了举世闻名的完美之作；画人像时腿长与身高的比是0.618的人体最美；二胡的“千金”分弦的比为0.618时奏出的音调最和谐；华罗庚的“优选法”也采用了0.618等。另外，阅读材料中介绍，天文学家开普勒指出：“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是几何中的双宝，前者好比黄金，后者堪称珠玉。”不仅可使学生将已学习过的新知识和前面的旧知识联系起来，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

2.深刻、全面地了解数学史，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和理论的理解。

学习数学只有当看到数学的产生、按照数学发展的历史顺序或亲自从事数学发现时，才能更好地理解数学。因此，数学老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数学史知识帮助学生对有关的数学概念和理论作深层次的理解。如数的发展：原始人在“数一数”、“量一量”的分配猎物方式实践中，逐步形成自然数。但在分配、度量过程中常产生分不完与量不尽的情况，为解决这些矛盾，于是就有了分数。随着生产的发展，负数也就应运而生，从而产生了有理数。在计算直角边长1的直角三角形斜边长时，产生了无理数。由于解方程的需要又产生了虚数，从而建立了数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些数学史的资料介绍，学生对数的概念就有了更深的认识。

3.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数学思想起源及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联系的历史。知道了数学史的发展，就知道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教学中数学史内容的渗入，使学生了解了数学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所做的贡献，同时，也认识了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知识，使学生受益匪浅。

二、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融入数学史

1.章节导入中融入数学史。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以数学史作为新课前的引入材料。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关键在于是否有必要，决不能牵强附会。在引入数学史料时，应该做到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自然地过渡到教学中去。例如，义务教育课程北师大版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的《孙子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较为普及的算书，许多问题浅显有趣，其中下卷第31题“雉兔同笼”流传尤为广泛，飘洋过海流传到了日本等国。“雉兔同笼”题为：今有雉（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旨在暗示我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抓住数学历史名题，丰富教学内容，展现学习数学的新途径。对于学生来说，历史上的问题是真实的，因而更为有趣；许多历史名题的提出与解决与大数学家有关，让学生感到他本人正在探索一个曾经被大数学家探索过的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曾难住过许多有名的人物，学生会感到一种智力的挑战，也会从学习中获得成功的享受，这对于学生建立良好的情感体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再如：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北师大版教科书八年级上册P176中，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公元3～4世纪）的墓碑上记载着：“他生命的■是幸福的童年；再活了他生命的■，两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又度过了一生的■，他结婚了；再过5年，他有了儿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儿子只活了他全部年龄的一半；儿子死后，他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4年，与世长辞了。问他去世时的年龄是多少？”丢番图研究过大量方程，包括多元一、二次方程和多元不定方程，这篇墓志铭实际上是一个方程式，既代表了他的生平，又是对数学家的最好纪念。假设这位数学家的寿命为x岁，则：■+■+■+5+■+4=x得x=84，因此，丢番图是33岁结婚，38岁得子，儿子寿命为42岁，在丢番图80岁时去世，他自己终年84岁。 为了纪念丢番图的功绩，后人把仅含加法、乘法或乘方，系数为整数的不定方程，称为丢番图方程。

3.开展有关数学史的课外活动。对于数学史的教学，除了教师在课堂适当的穿插外，也可让学生在课外自己操作，具体措施如下：

（1）在布置作业时，可挑选一些与课题有关的、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资料。如可以搜集勾股定理的相关历史及多种证法，使学生感受数学证明的灵活、优美与精巧，感受勾股定理的丰富文化内涵。经过实践，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2）组织学生搜集数学史的材料出墙报并进行评比，如数学家的典故、古今中外的名题和难题等；如在讲解轴对称，密铺图形，图案设计时，可欣赏一些艺术作品中的对称，镶嵌，密铺，组织学生设计图案并参与评比。学生在设计图案的过程中，体会图形的变换，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进行数学美的欣赏和创造。

（3）组织学生撰写小论文，教师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写出研究的报告，并在同学之间交流，这个可以作为假期作业来完成。除此以外，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对有关的数学史内容作形象化的处理，例如，利用图片、录像、计算机等，这样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总之，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教材内容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数学史教学，会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或教育作用。

三、结束语

数学史作为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数学新课程的要求，使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和对自己来说是有价值的数学，使每一个学生在数学学习中都能获得文化的提升，应该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重视数学史的渗透。同时学生数学素养的提高也离不开数学史的学习，只有重视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康世刚，胡桂花.对我国“数学史与中小学数学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9，18（5）：65-68.

[2]蔡宏圣.数学史：从象牙塔到小学课堂[J].课程教材教法，2009，（2）：40-44.

[3]张晓拨.关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9，18（6）：85-87.

[4]燕学敏.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有效途径与实施建议[J].数学通报，2009，（8）：22-25.

（编辑：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