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中学互动德育”本质特征在于互动，以学生为核心，以老师、教材、学校文化、家长、社区为互动对象，强调道德认知能力。学校德育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和多方互动效果开始，可以使学校更全面充分地完成德育工作。从中学导师制切入，就导师制起因、育人模式、育人效果及存在问题反思进行探讨，寻求一种新的育人实践模式。

[关键词]育人模式；被动型；互动型；德育导师制

一、中学“导师制”的产生

高中新课程的改革，提倡让学生以人为本，提倡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发展需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适合社会发展的良好个性。这就要求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我们不能以压迫者身份去压迫学生接受千人一面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不能总让学生处在德育的被压迫者地位。

笔者所处的区域，沿边沿海，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而教育相对滞后。打开新生成绩册，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中考四百、三百多分为主体的“三流学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四五流学生”。低起点生源、地域性文化、生活环境、思想意识等的差异都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不同的影响，这些都注定了这个群体中存在着不稳定的、复杂的德育因素。针对地处沿边沿海，杂聚海洋文化、森林文化、农耕文化，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中德育出现的不同情况，针对学校、年级、班主任难以与学生一一结对做思想工作情况，我们想到了“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做法。

中学德育工作中，班级的管理一般是由班主任负责的，或说以班主任为主，虽然说科任老师也在教学工作中管教管导，但是，这种教育只是停于表面纪律，限于教师空间，实际上班级的学生管理还是班主任一人独自承担。由于班级人数多，特别是近年来，高中办学规模扩大，班额人数剧增，学生个性差异大，而班主任个人精力有限，对自己所带的学生，难以一一了解，难以因材施教。在中学里，班主任的日常工作很忙，负担很重。他们班额大，学生人数多，所任功课多，早出晚归。有的学校要求早晚六点半都要到位，甚至不少学校要求班主任“每天七到”，忙于奔命，忙于签到，忙于会议，忙于学生各种问题的处理，消耗大量的精力，加上家庭的各种负担，班主任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整天身心疲惫。没有生活质量，没有职业幸福感，长此以往，教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教育教学的质量只能处在“应付了事”。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在思考：一个班主任带七八十个学生，要因材施教，谈何容易呀，能不能分一点给其他老师，像大学教授带研究生那样，每人带几个学生，从思想、学习、生活去引导他们？于是模仿大学老师带导生的方法，尝试使用导师制。

二、关于中学“德育导师制”育人模式和工作内容的探讨

我们认为，普通高中的“德育导师制”是以学科老师为导师，以所分担附带的学生为德育对象，以减轻班主任工作负担、提高育人质量为目标，以个性化谈话、导生档案跟踪、汇报制度等为工作方式的互动式德育模式。一般来说，一个教学班有多少个教师就设多少个班主任。然后把每个教学班的学生按班主任人数多少分成若干“小班”（事实上还是同一个班）。这样班主任就真正地实现了“小班”管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导师，导师也可以直接选择学生。每位导师一般带学生不超10名，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学习的优秀程度不同，“因材施教”，强化个别化指导，进行“无为而治，有为引导”，中学德育导师制的导师“是学生思想上的指引者、学习上的辅导员、生活上的指导员、心理上的疏导者”，以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学德育导师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有经验的、威望高的科任老师才能担当，这叫“部分成员导师制”；另一种是全部科任老师参与，这 叫“全员德育导师制”。为了提高导师德育质量，必须进行“岗前培训”，从学科专业知识、育人方式方法、职业精神等方面要求导师不断加强师德修养，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以细心、爱心、 耐心、慧心跟导生进行“心灵的对话”，以老师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导生，不断提高威信，不断丰富的育人经验。

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一个教学班有多少个教师就设多少个班主任。然后把每个教学班的学生按班主任人数多少分成若干“小组”（也叫小班）。实行“大班教学”“小班教育”“小班管理”。导师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思想上引导学生走向积极健康的人生；在学习上引导学生走向积极进取，科学学习；在生活上引导学生勤俭节约、科学健美；在心理上引导学生走向健康快乐，阳光进取；在为人上引导学生宽容谦让，仁义善良，处事冷静智慧。主要以“导师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学生的对话、小组与小组的交流、导师与导师的交流、学生与家长的交流、导师与家长的交流”等多层次多时空的方式开展育人工作，形成“时时在育人、事事在育人、人人在育人”的互动德育格局。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了。

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教师每学期都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品德评定，然而评定的方法是否科学，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品德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这将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在很多教师还在使用传统的评价方法。传统的评价方法大概是这样的：一到学期末，班主任就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平时的大概表现，给自己的学生一一写评语作为品德评定。评语不例外是这样的：该生思想品德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勤奋学习，希望以后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如此千篇一律的评语往往使评价流于形式化、公式化，即不能对学生的品德进行客观的评价，也不能激励学生争取更大进步。这是每位德育工作者都感到比较为难的事情。

为解决如何更科学对学生品德进行评价的问题，我校经过几年的探索，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比较科学的方法——《操行月报》评定法。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步，学生每个月要填写一份包括学习、生活、纪律、思想方面的报表，对自己近期的表现进行总结；第二步，班委组成测评小组填写评语对同学进行评价；第三步，导师对学生进行评价；第四步，学生家长对学生在家的表现作评定，然后再反馈给学生。这种评价方法优势在于评价内容明确、标准统一，可操作性强；正确的主体定位，促使学生对品德评定认可，并产生良好的效应；学生良好的品德在一次次的评价和自我评价中慢慢形成；导师的评价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家长的评价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及品德评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导师与学生、家长与学生、导师与家长、学生与学生频繁而深入的交往，他们在为人处世、学习生活、心理保健等方面都会得到提升。

从导师制育人模式、导师职责、工作内容看，它改变了传统德育模式的单一性和学生只是一个受教育者的角色，变被动德育为主动德育。“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小组与小组、导师与导师、学生与家长、导师与家长的交流”，比较全面了解所带的导生各方面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家庭状况、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性格特征、学习动力和成绩等，了解导生思想、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困惑、困难，从而在精神甚至物质上给予帮助。以深层式谈心，用爱心换爱心，以真见换真诚，不做“教育的压迫者”，不做居高临下的说教者，以朋友身份与学生相处，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多肯定优点，多提出希望，积极鼓励，相信那句“优秀的孩子是鼓励出来的”教育名言，帮助导生鼓起挑战自我的勇气，改正不足，在思考中学习，学习中思考，在反省中处事，在处事中反省，鼓励导生做一名学习型、思考型、进步型的新时代中学生。

思想交流与观点碰撞，形成浓厚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心灵互动”，使学校德育研究向多学科角度和多方互动研究发展，使学校更全面充分地完成“互动德育”工作，从传统的“训话德育”向民主的“对话德育”转变，让育人模式从被动型转变为互动型。

三、中学“德育导师制”育人效果

中学“导师制”推行后，我们发现它的优势在于：1.有利于学校对学生进行更细致、更到位的管理。一个班主任只管十几个学生，还有什么做不了？这样做更能取信于民，使学校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2.有利于学校工作安排。人人有责，就没有理由可推卸了。3.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团结。义务、机会均等，矛盾、摩擦就减少了。4.有利于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同样的学生，但会有不同的管理。在比较对比中，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竞争。这无疑为学校注入了有生力量，使教师队伍永葆朝气。5.有利于学校发现人才，使用人才。6.有利于班主任减负减压。“小班”制度实施，定会让传统上的班主任彻底解放出来，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同时，人人都做了班主任，就把过去由一个人承担的责任转移到每个人身上，这才叫“同心同德，齐心协力”。7.有利于学生享受到最高程度的关爱和教育。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小了，那么学生得到的照顾就多了。同时，一个班有那么多“班主任”，这才是真正的资源共享。8.有利于学生的成才和冒尖。导师制就是为此而量身定做的。

中学“德育导师制”，全员参与育人，使学校育人模式从“单渠道”转变为“多渠道”，从“压迫式”转变为“互动式”，从被动德育变为主动德育。中学德育导师制是我们的育人模式在传统班主任管理模式上的一种创新和完善，让各科教师将教学中的德育和实践中的德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被压迫者教育”的德育状况，让育人模式从被动型转变为互动型。

四、问题思考及建议

中学“德育导师制”实施后，经过观察与调研，发现了下面的一些情况：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承认导师制的科学性；大多数停留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层面；一个导师名义上的导生数量有5～8个，但工作目标不具体带有盲目性，工作内容停留在纪律管束等层面，难以上升到学习成绩提高的层面；导师的责任心使命感还是欠缺，导师的角色还是管理，而不是育人；评价体系中评价者（年级主任、班主任、导生本人）责任不明或责任范围重叠、权力不够等原因，造成评价不及时不客观，评价无力，难以产生激励和鞭策的作用。

以上问题不少，实际上主要由于两个原因引起：一是导师育人涉及了导师的时间精力和导师的个人修养问题（敬业精神、育人水平），二是缺乏对导师的及时合理评价、适时指导交流、校本科学管理。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正确处理科任教师的教学任务和育人任务问题：推行育人导师制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教书”与“育人”彼此脱离的问题，要求科任老师管教管导，既要教给学生知识，又要教给学生道理，更要交给学生智慧，使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其次，我们要处理好担任德育导师与任班主任的关系。班级是学校年级的基本组织单位，班主任是这组织单位的管理者，推行导师制是减轻班主任工作的负担，提高育人的有效性，导师制是班主任制的完善和补充，不是取消班主任。所以，班主任要有自己班级的总体管理思想和系统的班级管理体制，让德育导师和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再次，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要明确年级主任、班主任、德育导师的职责，既要避免责任范围重叠又要避免责任区域的盲点以及出现权力不够等现象，及时评价和表扬优秀的德育导师，进而激励和推广他们的科学做法，让他们产生辐射作用。最后，还要对德育教师和班主任进行育人方法的培训，要求他们常常学习相关文献，经常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做一名学习型、思考型、学者型、专家型的育人工作者。

回到笔者所处文化区域，民族地区的学生来源较复杂，水平参差不齐，思想意识大多也较差，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难度。学校鼓励班主任认真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大胆地尝试不同的管理模式，找到适合校情、适合本校学生特点的管理办法，使学生成为一个自爱、自信、自强、自立的有健全人格的现代人，有着深远意义。

同时，要真正建立起与时俱进的、符合学生特点、受学生欢迎、成效突出的互动德育教育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期待中学互动德育模式的路子走得更阔更远。

参考文献：

[1]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蔡克勇.21世纪中国教育向何处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 张向前，钦国强.中学德育导师制：实践与思考[J].中小学管理，2001（1）.

[4] 杨碧君，陈鹏.中学德育导师制的探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2）.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秉承公民化、同质化的公民国族主义取向，还是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这个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事实上，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应当汲取两者之长，在国族认同建构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调整“族际主义”取向整合思路，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区域主义”与“位差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同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求同存异；价值取向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建构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各个民族的渊源共生、多元共存与和谐相处，奠定了我国民族关系安宁祥和的总体格局。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有所抬头，民族认同有所强化，一些跨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还比较模糊，少数民族以集体形式进行的族际博弈趋于明显。如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因时而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体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巩固与安全。然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整合的力度与尺度如何把握？整合的路径又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能达成共识，尤其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到底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1]学术界相互诠辩、相互驳斥，形成了“公民国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两种主义之争。本文试图对学术界族际政治整合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进行梳理与解读，探讨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应然之态，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国族主义的理念与诉求

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尽管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各有差别，民族国家建构却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是要逐渐解除民族成员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感，完成传统民族身份向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华丽转身。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必须将各个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民族进行整合，推动各个民族朝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形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完成民族与国家的两相契合。[2]公民国族主义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承担了同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个体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赖于国家后天的建构。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由于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的沉淀，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独特的族裔符号、悠久的文化习俗和炽热的民族情感，各个民族成员原生的对民族“感性的皈依”在一定程度上还压制着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理性的认同”，尤其是跨境少数民族还存在国家认同相对模糊的状况。少数民族的认同错位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统一的制度供给、一体化的政策安排、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和系统的国民教育，调适乃至重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全面开启。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在公民国族主义的理论视野里，是一种“政治化”整合路径，即国家在看待民族的过程中，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经过六十余年的“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少数民族民族寻根意识、民族认同意识，以及民族利益意识趋于旺盛，某些少数民族“族性飞扬”，“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由各个传统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解构性力量的冲击。”[3]104政治化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主要强调的不是“民族建设”而是“国族建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实体化的同时，国族建构存在空心化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传统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实现转型与重构，以便适应当前我国变化发展的了族际情境。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将各个民族共同锻造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任务就是推动各个民族在自身的认知体系中确立国族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相对于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只能是取向公民主义和国族主义。

在当代公民国族主义者的秉承者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理念又可细分为“公民化”、“求同论”和“文化化”三种理念。“公民化”理念的典型表述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整合，是通过建立公民身份认同完成的。现代国家内部结构的基础是公民身份，包括不同民族在内所有社会成员身份都是国家公民，[4]84各个民族成员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应淡化民族意识和观念，强化公民意识和观念；应淡化民族权利，强化公民权利。因为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保障了民族权利；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也就实现了民族权利平等。[5]在“求同论”者看来，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共处或共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形态。同质的社会身份和统一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存续与运行的基础。如果族际文化的异质性大于或者强于国族文化的同质性，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受到的挑战会增多并被强化。这样的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分裂的巨大危险。因此之故，族际政治整合必须谋求社会身份与政治文化的“同一”。与此同时，“求同论”也承认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并不意味着抹杀族际异质，而是承认族际异质，尊重族际差异，以制度和政策维护作为差异之体现的非主体民族的权利，但并不刻意强化差异，更不扩大差异。[3]98-101如果说“公民化”、“求同化”试图从正面建构国家的同质化，那么，“文化化”表达的就是一种“去政治化”从反面建构国家同质化的设想。“文化化”者认为，当代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存在“政治化”倾向，即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时，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但是针对少数民族整体的特殊扶助，也容易产生了一系列逆料之外的外溢效应。因此，“文化化”者主张，民族问题应该“去政治化”，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既承认其民族成员的某些共性，更注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际关系，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将各个民族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国家公民。对于他们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都应该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6]

关于民族多元和民族差异，公民国族主义认为，多元是一体基础上的多元。对于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长河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异质与差异，必须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并不能去刻意地、人为地强化这种差异，更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这种差异固化。如果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族际之间的差异，那么，至少会产生以下几个原初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

其一，民族认同的强化、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博弈的加剧。多元文化主义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思量，主张多民族国家在国家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以民族身份为分配依据，在制度设计、法律供给、政策输出、资源分配上，给予少数民族提供倾斜和优惠。在公民同质主义看来，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如此种种，使得民族成分这个原初只有民族“界别”意义的身份认证，政治化地附加了本来并不曾拥有的权益价值，刺激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为地强化了少数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为少数民族精英将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和民族博弈的利器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民族资源，也为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预留了组织空间。

其二，民族多样化异质的过于凸显会损害共同价值观，妨害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族际政治整合与国家建构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在公民同质主义者看来，多元文化主义虽然蕴涵着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的崇高而真诚的动机，但在事实上却导致了鼓励种族分离的灾难性后果。[7]158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统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是维系国家一体化的坚韧的文化纽带，而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的追求本身也容易形成一种自我封闭或对外排斥，它不仅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容易在国家内部筑起民族间的壁垒，形成一种‘新的部落主义’”。[8]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强调少数民族以“差异”为规定性的文化权利，实际上宣布的是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特性。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并有多民族语言的国家中，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的民族认异又容易成为“不能容忍、仇恨和灭绝其他人群的借口。许多人还利用‘差异’作为暴力政治斗争的借口”。[9]

其三，以先天的民族身份作为国家资源与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依据，是对现代社会“成就取向”的逆向而动，也是对主体民族个体公民权的逆向歧视。所谓现代社会的成就取向，是指“在资源分配上，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是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4]104如果仅仅只是依据先天民族身份就赋予其特别的权利，而不考虑少数民族个体在社会资源上占有的不同处境，如发达城市居民中少数民族与边疆农村社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同，这对某些主体民族公民个体而言是一种新生的不公平。而且，按照特定群体归属来授予权利在本质上具有道德任意性和歧视性，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一等和二等公民之分。[7]21

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多元文化主义的旨趣与担忧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政治整合同化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并摒弃那种坚持种族纯洁、文化同质的建国理想的徒劳努力。与此同时，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日益凸显和清晰，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和平等的政治诉求也日益高涨，在此种情境下，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深入反思了在一个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等社会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国家进行国家一体化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在民族问题治理的研究视野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演进和基本理论主张可以概述如下：多元文化是一种客观事实，各个族裔群体尤其是族裔少数群体具有多样性的族裔文化；在多元的异质性社会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必须承认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尊重、容纳和保护族裔少数群体及其文化的权利；为了解构主体民族的文化霸权，切实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多元文化建构了“差异公民身份”概念，即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立场保护每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认和包容族裔少数群体的身份和权益，赋予族裔少数群体以特别的政治权利；[10]在维护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基础上，族际政治最终走向一种“承认的政治”、“平等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和“对话的政治”。

与公民国族主义大异其趣的是，公民国族主义的逻辑起点在于“国家建构”，强调的是国家对民族的“吸纳”，它试图通过民族成员的公民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去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权益；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进路与公民同质主义相比，更近于一种逆向思维，它更强调的是民族对国家的“依附”，更加注重的是对民族差别的承认、对民族文化异质的接受、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对不同价值观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担当，它试图通过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增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全面的措施保存所有文化差异，而是在民主宪政框架之下，在维护社会完整性和政治屋顶同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共存。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一种强调不同特质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差异中创造统一，“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11]277-278

多元文化主义担忧，那种在公民同质主义指导下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虽然倡导公正平等，但是，以主体民族文化推进族际政治整合，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民族意志的浓重色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遭受忽略，那种“看似公正的个人权利标准，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公正，而隐含着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歧视和排斥，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那种追求一致性，拒绝差异性的‘公民化’模式，很容易蜕变为一种社会排斥的手段”。[11]280历史证明，那种简单的取缔少数民族集体化政治权力的“公民化”实践，既非宽宏大量，也不像其自我形象标榜的不偏不倚。[12]它不仅不能消除差异和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同，反而加大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动摇和削弱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及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违背了巩固国家统一、强化公民认同的初衷。[11]280“所谓的国民不过是一种为了达成民众同质性而无视把人们加以区分的民族的、人种的、语言的、宗教的、文化的、地位的、身份的和社会的各种价值差异而编织出来的虚构观念。”[13]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担忧，共处于同一政治屋顶之下的各个民族，由于发展起点、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传统文化、发展能力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国家仅仅满足于对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行“善意忽略”，[14]仅仅满足于在文化领域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对各个民族成员实行“公正的”、“无差别待遇规则”，而对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地位和权益缺乏制度性安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固化，最终即便是少数民族文化平等的基本权益都无法保障，“那个至高无上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可能会以自己的意志——通常是主流的价值侵蚀少数人的文化权益，使多数与少数处于文化上的不平等境地。”[4]104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别的群体权利，这种“少数群体权利不是不公正的特权，也不是不公正的歧视形式，而是对不公正造成劣势的补救，因此，符合公正，或者说，正是公正所要求的。”[7]21并且，更进一步地要求，“针对多民族存在的特殊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制定一套符合多民族社会要求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程序，以便杜绝某一优势民族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垄断和对公共资源的独占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压迫，保护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并为此制定和贯彻向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倾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而实现“族际政治民主化”。[11]280

三、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理念的再认识

公民同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在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上展开激烈的交锋，并且表达迥然相异的理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作为多民族国家曾经或正在奉行的两种族际政治整合思路，它们都有其内在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公民同质主义对各个民族公民化、同质化的努力，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民族差异的尊重，对民族权利的执著，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都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公民同质主义强调对公民进行同质主义的教化与训导之时，对各个民族在社会地位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不同境况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倘若少数民族没有国家主导的政治扶持，在社会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就会因不能恰当地享有公民权利，导致“民族理论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民族离心的渊薮。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在于，以民族身份针对弱小民族给予特殊的政策安排和权利扶助，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强化民族身份和激发民族意识为代价，造成少数民族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错位、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倒置，成为妨害民族国家建构的潜在风险。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族际政治整合悖论”：为了塑造公民身份、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族际政治整合要淡化民族身份，不能针对少数民族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而少数民族长久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利地位，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难以建立。然而，如果以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倾斜性政策安排，则又可能激发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也影响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

那么，“族际政治整合悖论”又如何进行破题和求解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推进公民同质化，塑造各民族对国家、对公民身份“理性的认同”目标导向下，如何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从事实层面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民族异质性，首先要求我们对民族异质性作进一步的考辨，这恰恰是公民同质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都有所忽略的地方。所谓民族异质性，从其形成来讲，有先赋性异质性和自致性异质性之分。先赋性异质性是指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演化与沉淀而外显出来的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感性化的民族特质，如体貌、语言、宗教、文化等异质性因素；自致性异质性是指现代社会中由社会结构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如因职业、阶层、教育等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公民同质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辩不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公民同质主义者往往强调要在公民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民族原生型异质性；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往往更着力主张以少数民族原生性异质性作为帮扶标准来消除或缩小族际后致性异质性。如果将两者的争论进行提炼和整合，那么，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公民主义的导向下，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标准，在强化其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给少数民族以特殊制度扶持和政策补偿，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权益、文化权益和发展权益。

这种制度扶持和政策帮扶的标准，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去考虑。亨廷顿认为，一个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要么被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代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5]

从横向维度来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际遇、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分层。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在国家权力分配、资源共享和文化共生中陷于边缘化的窘境，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权益所作的特殊制度安排，具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然而，为了避免重蹈制度扶助和政策供给激发少数民族意识的窠臼，关于少数民族弱势地位的矫正，我们要避免以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倾斜性分配标准，而应该以国家区域发展水平为标准，在国家治理的宏大视野下，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建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核心区域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制度设计，实行政策扶持、推行“差异化授权”，[2]实现边疆治理由“族际主义”向“区域主义”的转变。[16]

从纵向维度来看，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民族精英阶层与民族草根阶层严重的“社会位差”和“族层分化”的问题，针对少数民族整体做出的政策扶助，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切实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少数民族底层民众。因此，在此种意义上，对少数民族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的保障，可以采取“社会位差”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导向在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拥有的“民族身份”，而是因为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员“在社会生活居于不利地位”的缘故。这也与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该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7]的正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位差”取向的族际整合理念，一方面剥离了少数民族身份与资源倾斜性分配的内在关联，淡化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身份而带来的价值收益，使得民族身份仅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少数民族成员超越民族身份而认同公民身份的路障。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保障各个民族发展机会的公平、族际博弈能力的相近和族际发展结果的正义，这与族际政治整合实现民族平等、构建国族认同，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目标指向也是完全契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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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13YJC10023）。

作者简介：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边疆治理和民族政治；王砚蒙（1979-），女，云南蒙自人，社会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3篇

2、湘西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ＳＷＯＴ分析

3、论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

4、融合与创业：特色农业与区域旅游发展

5、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及路径选择

6、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7、论中国民族体育旅游现状及发展前景

8、少数民族地区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9、甘肃省旅游发展动力研究报告

10、侗族传统纹饰及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11、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12、大理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其策略

13、柳州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14、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15、少数民族妇女参与旅游扶贫问题与对策

16、论旅游业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17、乌蒙山片区旅游发展及扶贫模式研究

18、国内外旅游发展现状对培养高职高专英语人才的影响

19、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扶贫的现实障碍与路径优化

20、泰国旅游产业发展启示

21、曲靖市民俗特色旅游发展优劣势探析

22、社区主导旅游：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23、民族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2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扶贫研究分析

25、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中的应用

26、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策略

27、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

28、旅游产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博弈研究

29、国家公园: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创新

30、云南原生态文化旅游模式转型探讨

31、中越·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案例考察研究

32、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财税支持与投资机制研究

33、国内外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究进展及述评

34、全域旅游视角下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策略研究

35、基于旅游凝视理论的民族地区景观叙事与民族文化保护研究

36、由汶川看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

37、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行性与措施

38、日本旅游发展视域下贵州省“精准扶贫”旅游项目的开发对策研究

39、夏河县宗教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40、“微时代”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

41、贵州文化旅游创新区的新亮点

42、广西县域乡村旅游与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估

43、恩施州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研究

44、黔东南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45、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高职教育课程设置初探

46、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47、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资本要素分析

48、浅议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政府主导

49、绿色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初探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章阐释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创新之道。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语，渗透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学生语文知识运用能力，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生的语文学科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生语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中职院校;语文教学;创新措施

在中职学校教育教学中，语文教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科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适应社会进步的新形势需要。近些年，中职语文教学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面临的困难更多，挑战更大，这就需要不断创新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满足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一、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语言沟通存在障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都利用本民族语言交流沟通，没有普及普通话，部分学生会说普通话，但说得不流利、不标准，无法用标准的普通话将自己的思想流畅地表达出来。语言沟通的障碍是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的难题之一。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进行基本汉字的教学，又要教授语文教材的核心思想和情感态度等内容，语言障碍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的质量。

（2）学生学习缺少积极性、主动性。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背景比较特殊，受本民族文化影响非常大，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不重视语文学习，这种不积极的学习态度无益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质量。此外，中职语文教师仍旧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缺乏课堂驾驭能力，没有体现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学生觉得语文课堂枯燥，不感兴趣，学习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主动性。教师应该把握信息时代的新特点，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建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使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与提升能适应社会进步新形势的需要。

（3）教学环境有待改善。很多少数民族都生活在偏僻地区，经济不发达，有的中职学校缺少安全的校舍和现代化教具，尤其缺少多媒体教室，教育环境有待改善。教学硬件设施不配套、不完善，教师无法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对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影响。

二、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创新之道

（1）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中职生存在严重的厌学情绪，为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质量，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地投入教学活动中。教师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坚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放到教学的主体地位。教师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中职生明确学习语文的重要性，了解语文和专业学习之间的关系：语文是专业课程的基础，也是今后学习和工作重要的工具。学生在认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之后，才能端正学习态度，积极投入语文学习中。在学生对语文学习感兴趣之后，教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学生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都是以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

（2）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语。中职学生毕业之后要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中职生需要提高自身的口语表达能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方言氛围非常浓厚，母语和方言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发音习惯。教师可以通过演讲、诵读等形式强化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恐惧，实现流利地用普通话表达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讨论问题，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调动学生参与语文教学的积极性，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生间组织合作讨论，提高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准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利用课前五分钟，组织学生进行演讲，多途径、多种方式活跃语文课堂氛围，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质量。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校要开设普通话课程，在少数民族中职生中全面推广普通话，引导学生利用普通话交流，这样可以提升中职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3）渗透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学校有责任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融入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在增加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积累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本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如，《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狼图腾》等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教师都可以引入课堂，丰富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教师还可以组织作文比赛、演讲比赛等各种主题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展现当地的民族风情、民间工艺，增加学生对本地区特色文化的自信。

（4）培养学生语文知识运用能力。少数民族地区中职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从事的职业不同，对语文能力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要结合学生的专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落实各项拓展练习，不断提高学生语文知识运用能力。教师可以以课本知识为基础，为学生推荐更多优秀的书籍，要求学生背诵优美的文章段落，通过这种途径帮助学生积累词汇，获得对语言和文学形象的直观体验，在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活动中运用联想和想象，丰富自己对现实生活和文学形象的感受与理解，丰富自己的经验与语言表达，从而提高语文知识运用水平。在教学过程中，中职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其他学科熏陶学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比如，可以引入地理、历史等知识或向学生推荐有趣的书籍等。学生通过阅读可以进一步丰富自身语言知识，提升审美水平。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训练学生加强书信、通知、求职信等应用文的写作。学生可以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和不同的语言对象，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文明得体地进行表达和交流。教师要拓展学生的语文知识面，使学生的文化储备更加丰富，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

总而言之，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中职生的要求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使语文教学突出人文素养和职业特点以及民族特色，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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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凤莲.丰富教学内容增添”三少”民族文化色彩——以呼伦贝尔市中职语文教学为例[J].语文学刊，2012（17）.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学前教育是中国教育的起始阶段，中国学生往往在学前教育阶段开始自己的学习之路。目前学前教育融合信息教育是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方向之一。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的解决。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前教育专业，信息教育，信息技术，

引言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思想和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学前教育发展速度很慢，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在较早的年龄里没有办法及时接触到新的信息技术教育，这种情况不仅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与社会脱节，而且不利于他们未来的成长。相比较于其它民族的儿童，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接受的教育程度较低。

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存在的弊端

1.1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教育闭塞

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是汉族，汉族和其它民族主要生活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较为普遍，这片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较快，所以生活在这片地区的儿童很早就能接受先进的学前信息教育，他们从出生就可以接触到先进的电子产品，其家庭成员也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能力。相比较于少数地区的儿童，他们具备较好的学前信息教育环境。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而言，她们们天生缺乏接受些先进的学前信息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的。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分布在一些乡村或高山地区，这些地区大都与外界隔绝，外界的各种信息很难及时的传递到这些地区。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思想和教育环境都比较的闭塞。比如，在很多少数民族的家长看来，儿童不需要接受学前教育，直接越过学前教育接触小学教育即可，他们更倾向于让孩子接受一定的基础教育以后，尽早进入社会工作，养家糊口。

1.2缺乏信息技术教育专业教师

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十分匮乏，我国很多师范生毕业以后都更倾向于选择前往一些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教师。长此以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匮乏，他们的教师大都由本民族一些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员充当。但是这些人员并没有专业的教育教学知识，所以他们的教育方法并不科学，教学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学生学到的知识十分的有限。

1.3学前教育方式远远落后于其它民族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重视学前教育，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方式远远落后于其它多数民族。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园十分少，很多少数民族家庭不愿意让孩子去上幼儿园，他们认为学生上幼儿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为家庭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不如让孩子直接上小学，这样的话既节省了学费开支，孩子也接受了一定的教育。

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专业融合信息教育的手段

2.1通过一定的宣传方式，鼓励少数民族地区接受信息教育

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应该通过一定的宣传方式，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封闭的教育思想，鼓励他们勇敢的迈开一步，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接受先进的学前信息教育。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能够在黄金年龄接受一定的信息技术教育，不仅有利于他们努力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且也能够及时的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国家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些免费的幼儿园，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能够节省一笔学费开支。同时国家需要不断的采用各种方式，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员了解接受信息技术教育的好处，从思想上慢慢的改观。

2.2国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信息技术基础建设

国家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信息技术基础建设，国家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一加大财政投入，投资建设幼儿园，确保每一个幼儿园都有配套的信息技术教学设施和教室。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保证各片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高，每家每户都有能力购买一定的信息技术设备和电子设备，儿童能够及时接触到基础的信息技术设备。三学前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手段都应该融合技术教育，变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

2.3为少数民族地区分配一定数量的学前信息教育专业教师

国家应该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待遇标准，解决少数民族教师的生存难题。国家也可以出台一定的教育政策，鼓励我国优秀师范生毕业以后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支教，完成规定的支教年限以后，国家可以给予编制转正的奖励。尤其是学前信息教育专业教师，国家可以给予另外的优待措施，对于这些专业的教师，国家首先要给予一定的培养，然后鼓励他们前往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教育教学，对于努力完成国家教育要求的教师，国家可以给予这些教师足够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

三、结束语

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学前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备，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題。为了彰显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重视和教育公平，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都应该适当贡献自己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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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英语论文范文第6篇

2、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思考

3、借鉴“印度医保模式”完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保障制度

4、湖南省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5、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困境及对策分析①

6、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对策研究

7、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8、中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

9、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政策研究

10、对失地农牧民拆迁补偿与安置问题的思考

11、依法治教是发展民族教育的基石

12、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13、少数民族社区护理临终关怀生命教育模式初探①

14、新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研究

15、浅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16、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研究

17、边疆民族地区重大公共问题研究

18、四川省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19、甘肃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选择

20、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评析

21、治理少数民族就业难问题的法律对策

22、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应分析

23、论社会转型和新疆面临的社会问题

24、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

25、论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治理

26、基于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征地安置模式研究

27、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户致贫因素分析

28、民族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当务之急

29、贵州海坪彝寨社区治理中的资源禀赋分析

30、民族地区传播实践中的“场域”问题研究

31、青海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32、浅议钦州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33、少数民族大学本科生就业对策研究

34、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就业权的保护

35、2016年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前沿报告

36、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新型养老保障模式构建研究*

37、唱响主旋律把握新形势下民族报道的着力点

38、加强边疆民族地区认同建设应把握的问题

39、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苗族村寨养老问题研究综述

40、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保障探析

41、新时期加强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初探

42、浅议少数民族餐饮企业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43、推行民族政策 发展民族教育

4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

45、当前西部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新特点与对策

46、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畅谈“教育梦”

47、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48、党的民族政策在南宁的实践

49、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