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

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儒家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并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剖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以有助于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关键词： 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制度建设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因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对现实的正面反映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养民的思想。作为古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阶级治国的要略，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君主民从的既定关系为前提，讨论设君之道和治民之道，其最终去向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一）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

儒家民本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孟子之后的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视上，欢如父母”的“父母官”思想，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他比孟子更加重视教化，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

（二）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是“夫民之为言叶，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其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三）以人文关怀为导向

儒家民本思想对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儒家民本思想有其合理的方面，因而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表现在政治方面是重民意，在经济方面是重民生，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然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立足点仍然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其本质属性是主张阶级调和的封建统治理论。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在封建专制君主体制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儒家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上，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实行德政，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在当时封建集权的背景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二，在经济上，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制民于产，藏富于民，减轻徭役和赋税。孟子的民生主张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在思想上，重视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化，强调个人主观的道德修养。这对于改善当时社会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

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

三、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里孕育着一些朴素的人本和自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转变所必需的历史资源。然而，儒家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民”指的是抽象的人民大众，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其民本思想不能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治国理论。在当代社会，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与西方人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讲德治、重民本，与民主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延续历史的逻辑，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一）理论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中所提及的“民”，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阶级性和阶层性是民的实然属性。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境中所提及的“民”一般是指相对于“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具有较宽泛的群体性意义。然而，“民”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包含个体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民众的利益出现新的分化，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公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西方的人本思想作为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利益权利的思想体系，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衍生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颂扬，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儒家民本思想应吸收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益成分，将“民本”和“人本”相结合，完成其理论上的现代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基本涵义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来看，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也开拓了我国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1．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往往是在统治阶层看到漠视民众利益对统治秩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基础上产生的，是被动形成的，注意满足民众短期的、现实的需要，而就长期而言，实际上常采取愚民政策。而以人为本，不但要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对象，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科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主体，相信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能力。

3．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如果说在传统民本思想领域，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那么，在以人为本理念中，衡量一切制度是否合理、一切工作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是是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坚持用人民的意愿这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决策，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地融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它的目标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转化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对象由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其方法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政策。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完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理论上的转变。

（二）实践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这一点就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民主有客观的、外在的制度作保障，奉行让民做主，甚至是人民自主。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中，公民能够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政治目的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判断与选择，并且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实现了对政治国家活动的自控权。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自觉地去争取自由、人权，主动地去争取平等幸福。民主的基本信念“自由、平等、博爱”，是以占人口多数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尊重为前提，是靠法治而非法制，更非人治，靠规范化、制度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们之间的道德存在着差异性，人的活动自由受到为保护他人自由规则限制的天然界限只有法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民众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只能由统治者替他们做主。人民的幸福完全是依靠上天即明君的惠泽，缺少一个规范并且执行有力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做到“慎独”。换句话说，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而现代民主具有客观的制度即法律保障其实行。

“正义”本身可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儒家思想的民本主张本身是一种实质正义，而它的程序正义显然不存在，因为它更多地强调思想上的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希望以此来保障它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是，一个民本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来促成，民本主义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赖一套抽象的实质正义，它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法则去保障。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很快会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失去。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现代民主的这一有益的成分，运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自身理念的实现。

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它可以极大限度地解放人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社会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稳定的提高。小平同志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体现了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求，是人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的选择推动了制度的发展，而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不断解放人性。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其中民主因素是保持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素。因此制度在建设中不能忽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体现民主是首要目标。因此，当前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其所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其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国情。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总体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要增强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减少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践中，让人民加入到政治中来，让他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并且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其次，加强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大浪潮中来；最后，逐步健全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从而保障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在我国进行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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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对封建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在儒家德治文化的深厚底蕴中，立足社会发展现实，在扬弃、继承、创新、发展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并将持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关键词： 儒家 德治思想 现实创新 作用

中国德治思想始见于商末，确立于西周，经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碰撞中，由儒家集大成而成体系。在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吸收和借鉴思想界具有社会先进性的精华文化，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

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壮大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从先秦两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不同的历史时期，德治的含义主张与社会体现不尽相同。但因其一脉相承的传统性，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并未有大的变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德治的基础，历代统治者以儒家理论治世均体现了对民本的重视。《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表述的意思是：“人民最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认同的人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认可的人可以做官员。”未尽之意，诸侯和国家都可以更换改立，只有民众是不可变更的。所以，人民是最重要的。《尚书》中同样有“民为邦本，本固君宁”的表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影响深远，贡献巨大，“民贵君轻”的思想一方面对统治者施政起到了警醒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为民众接受统治起到了教化和安抚作用。

（二）仁政思想

儒家提倡仁政德治，提倡用“仁”的思想推行政治，用礼教统治民众，其目的是希望君主专制的统治可以获得充分的延续性与合法性，这表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是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维持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透彻的表述：“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可见，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得天下，推行专制统治的安定成为实行德治的最根本的理由。

（三）伦理思想

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和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道德伦理是君主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安定的决定因素，因此儒家德治提倡重伦理而轻刑法。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并警示统治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因此，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以道德伦理推行治国方针是建立社会安定秩序的最根本保障，只有施行德治仁政，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所以，尽管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排斥刑法对社会政治的约束功能，但是选择以道德伦理治国还是以法律刑名治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历代入世儒家，无论是贾谊、董仲舒，还是朱熹，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

（四）修身养性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要推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崇高品德修养，这个条件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依此前提建立的社会德治秩序，是包括从君主到臣工再到庶民，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产生的自然结果。孟子游说列国时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其目的是借先贤圣君之名，讲述自己仁政德治政治观点，并希望诸侯采纳，让君主成为圣人。汉唐宋明时期的儒家持续倡导德治，用意与孟子一致。可见，儒家德治社会的方向，是为人君者要有成圣人之志，为人臣者要有成贤臣之志，为人民者要有成尧舜之民的德性。朝此方向努力，则国泰民安，社会大治。

二、儒家德治思想在现代的创新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领导核心着眼于社会发展规律，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儒家德治理念进行了批判扬弃和吸收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治理论体系，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德治思想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和扬弃发展了中国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与中国革命形势和建设形势相结合，在革命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治途径和方法。其中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在此思想的指引下，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党员干部。坚持以德治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重视德育教育，提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德治思想

根植于毛泽东德治思想，邓小平冷静审视了“文革”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并结合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是邓小平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它深刻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向世界、立足国情、勇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宝贵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丰富和伟大创新。在邓小平德治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社会迅速摆脱贫穷与落后，逐渐平稳向小康社会迈进。

（三）“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

党的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着眼国际变化新形势，结合国民生产力发展要求，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充分把握战略发展机遇期，以邓小平德治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和德育建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发展，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儒家传统德治思想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为社会主义德治思想体系注入新的内容。“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现实，以民本理念为主流价值，以民生经济为施政重点，在此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发展迎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黄金二十年”。

（四）习近平德治思想及政治实践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其德治思想风格体现更具特色。在前四代领导集体奠定的深厚德治思想底蕴上，扬弃了传统儒家德治思想中怀柔和妥协的糟粕，科学地将内圣外王的理念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德治思想对内体现为大力反腐，澄清吏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外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展示责任大国的形象，民众获得感、民族自信心不断提高。

三、儒家德治思想创新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尤其近现代以来，经过西方政治学说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德治思想曾一度消沉。然而，毕竟是经历了两千年历史的考验和沉淀，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当今法治建设起步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传统的、仍具有感召力的道德对民众的教化和约束显得不可或缺，这使得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儒家德治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民众道德的典范。当前我国一些腐败情况与德治相违，这就需要加强民众道德建设，约束官员，抵制不正之风，弘扬道德正气，进一步获得人民的信任。

其次，儒家德治思想中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辩证结合的深刻内涵，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统治者正是推行德法并行的思想指导，以维系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法律严而终究有其适用范围，在法律不能发挥效用或法律约束不够的方面，只有道德来进行完善。因此，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在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再次，新形势下，我们已逐步认识到，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前提下，必须配合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从而治标治本。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强化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施政。

总之，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对儒家德治文化进行探讨与研究，并进行现实改良和创新发展，使之在新时代为社会建设实践发挥巨大的正能量，具有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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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丰富的文化内容构成了高校思政理论课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2017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任务。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融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加强和改进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路径，即改进课堂教学，转变教育方式。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

一、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不是凭空想象的问题，而是有其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依据。

首先，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必要性。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这就对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是大学生三观塑造与形成的重要地点，价值观正确与否对大学生未来人生道路的发展尤为重要。如今，高校思政理论课面临教育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教学氛围不够活跃、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诸多难题。因此，有必要为高校思政理论课注入新的活力，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融入能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带来新的契机，协助解决当前问题。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教育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不仅是先秦儒家生态思想和高校思政理论课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更是提升大学生生态素养的需要。

其次，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可行性。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在功能、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点、交叉点、结合点，这也是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可行性之所在。因此，我国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生态观的内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并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其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具体路径

路径，指“达到目的地的必经的道路，也比喻门道” 。课堂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大学生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也提出：“课堂就是一个小社会。课堂拥有自己的道德，这种道德与它的规模、各个要素的特征以及它的功能相应，这既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纳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纳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应在充分阅读了解掌握其精髓的基础上，挖掘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蕴涵的生态知识，建立与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联系。还需要对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以天人关系为主线来分析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道德，将这部分内容单独罗列出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来讲授。

其次，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与思政理论课课程紧密联系起来。《马原》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其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也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的阐述，虽然两者所处時代背景不同，但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关注，因此，可以采用比价分析的方法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深入讲解。《纲要》这门课在梳理历史、以史为鉴的同时，可以将建国以来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等加入其中，如制定的相关环保措施、出台的环境保护政策、组织的环保活动等，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可持续发展仍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先秦儒家生态思想对当前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学生通过对生态知识的学习可以提升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中，在最后一个章节的讲解中，可以向学生介绍生态方面的法律知识，普及保护环境的法律意识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毛概》这门课中，对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深挖，并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脉络融入进去，加深学生对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的认识。

再次，转变授课方式，采用线上教学、“翻转课堂”、“慕课”等教学方式，利用信息化的教学元素，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地位转变，让学生通过课下参与学习，主动获取理论知识，在课上进行交流学习，课下布置习题进行巩固。这种授课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优良习惯，更多地学会展现自己，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教育，具体来看，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举办一些环保设计大赛，鼓励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志愿活动等。通过以上这些隐性教育措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论知识。

目前，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形之下，研究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环保意识的提升关乎到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大业。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虽然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证良好效果的获得。为了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对大学生进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教育中，一方面师资力量要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课堂教学的渠道，发挥“大思政”的作用，拓宽高校教育途径，凝聚教育合力，帮助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把措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扈卓然.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39.

[2]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854.

[3]（法）爱米尔·涂尔干. 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5.

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儒家思想能够被统治者所采纳并不断被继承并非偶然。本文对于儒家思想何以正统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三个成因，即儒家思想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以及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关键词：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社会需求；创新性；传承性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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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新.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赛汉）

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明显的宗教性成分。孔子认识到人精神活动对信仰的需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其情感和行动方面都有宗教性表现。

关键词：孔子：儒家；宗教

文献标识码：A

儒家与儒教经常相提并论，且往往混为一谈，不做更细致的区别。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儒家与儒教》一文中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命题，阐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特征。一些西方学者更是习惯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认识与思考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从他们的一些著作标题上即可见一斑：如德国马克斯·韦伯的《论儒教与道教》，美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著作，如刘小枫著《儒教与民族国家》，李湘等编著《儒教中国》等。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著《生命的底色》，强调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寄托性，也就是宗教的功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般百姓以及帝王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当成圣人，把他的言论奉为人生的指南和治国的要义，是各种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两千多年来民间和官方祭祀礼拜的香火绵绵不断。这正是西方学者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但儒家与典型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相比。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儒家一般不信鬼神，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无彼岸世界等等。所以也有学者一直否认儒家是宗教。本文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非常丰富深刻。除了有关修身养性、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等，也有宗教的追求。本文试图从宗教的本质人手。来探讨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什么是宗教?为什么要有宗教呢?随着对自身的认识的深人，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人是有宗教的精神需要的，正如人有爱情、求知、审美的精神需要一样。宗教感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谬勒认为宗教具有先天的自觉性、普遍性和不可人为压制性：“那里有人类生活。那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解决理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用理性来反对宗教。但其实，人类正因为其理性的无力，才有宗教的需要。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绝对的根据和保证。对人类的理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了“物自体”与“现象”的概念，明确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人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无法认识世界本身。即”物自体”。而这也就给信仰留下了位置。而且单纯从理性来看，人生是悲剧，是苦难。如朝露一样短暂，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

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意义?纯粹的理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理性越深究。越发看到人生的渺小、苦难、虚无和荒诞。所以，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人需要给自己的生存找一个获得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要给人生以温暖、安慰、依托，使人生充实、温暖、超越乃至崇高。宗教就有这样的功能。给人以终极关怀。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形式。也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精神活动。人类的认识、审美、道德等都发源于原始宗教。在人与动物相揖别的时候，人首先寻找到的是神灵，借助于信奉神灵，人类逐渐走向了文明的繁荣昌盛。借助于宗教，人们超越了有限的现实生活，而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世界中；借助于宗教，人能认识到自己，认识到同时也克服了卑微渺小的感觉。从而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伟大和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宗教使人生充满着温暖、热情，克服了孤寂冷漠的状态，让人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寄托。

孔子的儒家思想关注人与社会，特别是对人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孔子认识到人的理性的局限。也认识到人有信仰这一精神需要。“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神”，人们一般理解为鬼神，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人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来证明孔子的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人世”。倡导实用理性，对于“鬼神”之类玄虚的问题不予考虑。这固然是一种理解，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孔子的这句话是在向人们指出语言、知识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用理性把握的“鬼神”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世界。关于鬼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这句话，同样可以有上述的两种理解，一般理解为对现世的重视，强调“人事”，忽略“鬼事”。而且还会援引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的话来做实用主义的解读。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更有深刻道理。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说“鬼”与“死”不可知，强调“人”与“生”的重要性，但前者与后者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相对比而鲜明，前者不正是因为后者的严肃崇高而愈显严肃崇高吗?孔子强调“人”与“生”，不也正是突出了“鬼”与“死”吗?况且崇尚“礼乐”的儒家，不正是以郑重的“祭礼”来维护崇高的精神领域，也就是宗教信仰的追求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相信有“鬼神”世界(信仰领域)的存在，而且要“敬”要“远”。要郑重崇敬，而不能“近而袭玩焉”。“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种“不可得而闻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对信仰领域的维护。在其他的宗教那里，也正是利用信仰对象的这种不可知性，来显示其神圣神秘、崇高威严，如基督教中上帝是灵，是无限的，没有形象。给上帝设像是罪。孔子还明确地把精神的信仰与祷告神灵获得实际效益的迷信进行区分。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论语》记载孔子重病。弟子子路向神祗祈祷，希望孔子早日病愈。孔子说：“丘之祷久矣。”可见孔子对有病祷神的消极态度。《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有疾，既不祭河，也不祷神把疾病移于令尹、司马。孔子赞扬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从文化的历史传承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的宗教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以传承古代思想文化为己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朝以及商朝的文化无疑首先是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对神灵的信仰、崇拜、祭祀、祈祷等活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事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铜文化是商周时代非常有特色的精神创造。青铜器主要是用作礼器，来祭祀神灵，而猛兽食人的饕餮图案是典型的装饰图案。威武凶猛、残忍嗜血的兽口中含着表情肃穆惊恐的人类头像，这正表现了商周时代特别是商代人们对神灵的恐惧和崇敬。为了礼拜神灵。人们经常以人献祭，求得神灵的保佑。史书记载天大旱。成汤祷于桑林，欲焚身献祭，求得天降甘霖。周代较商代进步，人的理性能力高，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识到民众的作用。虽然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周王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神灵

崇信。而且还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周王和商王一样，是有与神相通的本领的天子。周公制礼作乐也是要借助于祭祀等活动来巩固自己的神权，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

孔子“克己复礼”，不仅是恢复那些周朝的礼乐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涵的追求，其中有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对神灵的敬畏。孔子曾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只是玉帛钟鼓等的外在形式，更要寻求礼仪规范之后的精神内涵。而商周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原始宗教，是对某种最高意义的追求，是与神灵的交流沟通。不过。与商朝相比，周朝提高了人的地位，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人的因素更加突出的时代，诸侯争霸，兼并攻伐，以力争胜，弱肉强食。在这个时代，随着人的思想的活跃，欲望的增加，人也就离神越远，离心灵的慰藉寄托、安宁平和的状态越远。人离开了神灵庇护的精神家园。走上了一条在现实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征途。失去了身心的安宁。无法超越现实的喧嚣纷乱，迷失了寻找生活最高意义的方向。无所顾忌，亦无所依傍；无比强大。亦无比脆弱。野心勃勃而又倏忽即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重视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人们的生活寻找神性，为现世寻找彼岸的希望和关怀。他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更坚守崇高的精神追求。饮食男女是肉体生存种族繁衍的要求，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伦理道德规定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的行为，谋求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人类虽然比动物聪明了许多，但仍离现世不远，无法获得超越和永恒。人必然要努力摆脱动物的状态，去达到超越、自由、永恒和无限的精神存在状态。

孔子看到了人的信仰的需要，维护精神的神性，给人们划出了宗教信仰的领域。他还有自己的具体宗教观念。在宗教体系中“处于基础层面或核心层的是宗教观念(主要是神道观念)”。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如上帝、佛、真主等。这些信仰对象在宗教学上来说就是“无限存在物”、“精灵实体”、或“超世的”、“超自然的存在”之类抽象的哲学概念。孔子儒家的信仰层面的具体宗教观念是他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载。“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冒犯了天，就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旧天不可欺，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因上天自有明鉴。《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日：‘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莫知我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决定着人世的一切，人生在世都负有上天的使命，要努力去认识和完成上天的使命。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叫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可以说是孔子的宗教情感的体验，内心有信仰，就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进入到无限的领域中。所以忘记了生死，获得永生的满足。而这种永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精神上有了归宿和依托。有了这种信仰。就有了精神的保障，短暂的世俗人生就可以让人感到无限永恒、崇高神圣。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是指道义，而道义的最深层根据在孔子那里则是“天命”吧，是所信仰的冥冥中的主宰。孔子心中是有这种受命于天的宗教性崇高神圣感的，如前所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以虽屡遭困厄，但无所畏惧，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将他怎么样。即使是在当政者面前，孔子也并不卑躬屈膝，有时甚至当面教训他们：“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圣经》中诸多先知的形象，甚至耶酥基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这句话：“头上三尺有神明”。相信上天的力量。相信神灵就在眼前，监督着自己，所以才不做亏心事，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神灵要有敬畏之情。要庄重严肃。神灵的崇高伟大，也正是人的心灵的崇高伟大。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中，都强调对神灵要有敬畏之情，敬畏的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心理，孔子非常重视这种情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畏”字，有人释为惧怕，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有人释为敬畏，如钱穆《论语新解》等。李泽厚《论语今读》释“畏”为“惧怕”，记中却说：“此处三畏似均宜作‘敬畏’之‘畏’解。”“在孔子的时代，‘王公大人’虽已没有德行，但还是一种似乎是‘天’授予的崇高地位，赋有神圣的职责任务。从而足可敬畏，这是巫政合一的传统。”闭我们认为“畏”主要是“敬畏”，惧怕或害怕常指对某种具体的威胁或打击而产生的心理，敬畏则主要指对某种观念或精神的崇敬。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强调人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情，而不是仅仅对之产生恐惧或害怕。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害怕或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严肃崇敬。从而才事事认真，不轻慢狂妄，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许多言论和日常行为，处处都都表现出他的这种严肃认真、慎重崇敬的心理。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要坚强有毅力。因为“任重而道远”。“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死生固然大矣，对精神的追求却超越生死。《论语-乡党》章中有许多文字记载表现出孔子庄重敬畏的心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孔子都内心恭敬，严肃认真。这种态度让日常的生活有了充实沉重的意义，使得平凡庸俗的生活变得高尚乃至神圣。所以李泽厚说：“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敬畏’则排除了原始巫术、奇迹、神喻等具体仪式活动，而留下其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重要特征之一。”

超越现世的精神信仰领域、崇高绝对的“天命”观念、庄严敬畏的情感体验，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性，孔子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才更显伟大，被后世尊为“圣人”，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在孔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宗教性的体现，如对人的情感关怀、伦理道德的教化、四海皆兄弟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很不一样，但宗教性的本质相同。对于宗教，鲁迅先生说：“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嘲在民族复兴。儒家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有不蝎的源泉、强大的动力、崇高的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壮丽的画卷、辉煌的诗篇、宏伟的乐章。这需要从儒家文化中发掘这样的精神资源，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能给我们以裨益。不过。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怎样处理好儒家的宗教性与儒家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另外怎样处理好儒家思想与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儒家仁爱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研究蓬勃兴起。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之上，沿袭了西方的相关理念而来。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就已包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

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自然生命观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笔者将儒家从生命的角度对自然和万物以及人的认识，称之为“自然生命观”，以区别于大约同时代产生、流传的老庄道家“生命哲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基本意思是说，四季有规律地运行和更替，万物化生，是自然（“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孔子认为是自然之天生养了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其中一个“生”字暗含只有有生命的自然之天，才可以生育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的意思，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可以看出，孔子的天之“生”与人的“生”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天”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母和子的关系。到了孟子时代，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盛行起来。“天”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宇宙及其主导者，“地”则是指大地上的万物及自然生存的环境，“人”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划分较之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在时间、空间上的立体层次更加分明，其逻辑顺序一般理解为“天”主宰“地”和“人”，“地”则影响“人”。由此，以父母来象征天地的角色及其作用。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更进一步，提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这其中包含一定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提倡了要遵循寒暑时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老百姓安居乐业，君王将相才能称之为贤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从孔孟到荀子都秉持着遵循自然规律下的生命观念，这是儒家继续构建天人关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仁”不仅弘扬人的价值而且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要热爱生命并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为本，孟子则继承发挥孔子的仁爱思想，以“义”的范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对生态伦理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后掌握规律、顺应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达到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依然与自然“合一”的规律状态。也正是从农业生产出发，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相分思想虽有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上却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和谐观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体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为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密切相连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为“万物之本”。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生态系统论认识。

生态文明思想的归宿——“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儒家的思想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进行探讨和规范，在理论上的拓展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实践问题。

首先，要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根据《汉书》记载，汉代贡禹已经认识到采矿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并会导致严重的水旱灾害。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同时予以保护。《礼记》中有：“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本身是一首祭祀祈祷的咒语歌，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消除自然灾害的愿望。类似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在较早的时候就有了。《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并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反对竭泽而渔以及“覆巢毁卵”等破坏行为，都包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文明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守土之责不仅仅限于疆土的安全守护，还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职责。

其次，注意对自然界动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不仅有利用的权利，而且有保护的义务，按照这一生态规律办事“不失其时”“勿夺其时”，完全可以解决温饱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肥力、光照、酸碱度、含水量等要素分成十八类，并详细介绍了各类土壤和植物、林木之间的分布与生长关系。儒家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中国古代农业重要著作《齐民要术》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劝民农桑、应时而作、丰衣足食、天下之理的重农思想。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只是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而已。

再次，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平衡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的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还要求不可以专有独霸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当代有权享用，子孙后代也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人类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树之以桑”“养之以畜”，不应该将人类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开发和“剥削”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和自然也才能共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

（作者：潘俊杰，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露，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金蕾蕾